谢伟思：他全神贯注于你
【洛杉矶时报新闻社1月13日电】（作者：谢伟思）
（原编者按；谢伟思出生于中国，父母是传教士。他在40年代曾经是美国外事官员和附属于美国陆军的中国问题专家，1951年麦卡锡时期被国务院解职，后来最高法院为他恢复了名誉，并复了职。他在1962年退休，现任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刊物的主编。）
几乎凡是亲自会见过周恩来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他身上有一种富于魅力的活力。长得英俊固然是一部分原因，但是使人获得第一个印象的是他的眼睛。在浓密的、向上翘起的黑眉毛下边，他的眼睛炯炯发光，凝神看着你。你会感觉到他全神贯注于你，他会记住你和你所说的话。这是一种使人立即感到亲切的罕有的天赋。
1941年，我在重庆第一次会见他时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他当时是延安共产党人派去的准外交代表，那时共产党人的力量越来越大，但是许多人还没有认真地把他们看作蒋介石的争夺全国权力的对手。我当时是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年轻的官员——三等秘书，这是在外交上等级最低的官员。30年以后的1971年，当我在北京同这位长期任中国总理的人会晤时，情况仍然同以前一样。看来唯一的变化是：他的往上梳的黑发不再有“非中国式的”波浪了，并且花白了；他过去的那个常常文雅地坐在安乐椅上的身躯由于年迈而显得有点不灵活了。
在1941年的那次首次会晤以后直到1945年4月，我曾有很多机会见到他，从而加深了那次动人的首次会晤获得的印象。
在延安、在中国西北部——那个岁月共产党总部所在地——的讨论是重要的。这在共产党内部是如此，因为通过讨论可以消除分歧，估计不断变化的中国政治力量对比，并且使他们的政策适应他们预料将来会出现的局面的需要。进行讨论是重要的，这在他们对待少数在那里的外国人方面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特别是我们美国人——那时是战时中国内部政治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中国的不肯定的前途的一个重要部分。
例如，美国在支持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中国政府方面承担了多大义务?当时在周为党执行的几项任务中，同美国人谈话显然是重要的一项。他为此贡献了始终是充沛的精力和无穷的耐心。
在那些年月里，他会见了许多美国客人，有地位高的，也有地位低的；有文职人员，也有军人；有非常通晓中国问题的，也有对中国问题完全不了解的，当他会见这些美国客人的时候，我对他进行了观察。可是看来他并没有因为有人无知而感到吃惊，也没有把任何问题看得过于繁琐或不相干而不予理睬。确实，不管情况多么使他感到为难，我从来设有看到他表现出厌烦、烦恼或疲倦。
当时（像后来在北京那样），无论白天或夜晚，时间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延安的许多人住在山坡上的窑洞里。在延安那种俭朴、不拘礼仪的生活中，他有时走到我和美国陆军观察组组长戴维·巴雷特上校同住的陈设简陋的窑洞里，或者在我到河那边党的总部里的周的窑洞去访问时，他的可爱的妻子、长征和毕生革命的伴侣邓颖超就给我泡茶，并且要我留下来吃便饭。
并没有任何行政上的时间表把谈话打断。谈话是自然而然进行的，参加谈话的人想谈什么就谈什么。令人吃惊的是，这个习惯也一直保持到他在北京活动的晚年，这时他作为政府的行政首脑所担负的重任必定会把比较平庸的人压垮。
在亨利·基辛格在尼克松访问中国前于1971年10月对北京进行第二次访问后离开北京的第二天，也是联合国投票接纳中国的第二天，我的妻子和我突然被请去同他会晤。我们感到吃惊，觉得这一天似乎是最不应该侵占总理时间的一天。尽管如此，这次谈话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了3个小时。
想想吧，曾经有一次谈话被打断，勉强算得上打断。在谈话当中，有一个青年妇女端着一个小盘子走到房间里来，轻轻地走到周的椅子旁边，小盘子里有一杯水和两片药。他喝了一口水，把药片吃了下去，皱了一下眉头，然后又接着谈了下去，他的思路并没有被打断。
在重庆和延安同周进行的谈话一向是很费思索的，但却是非常愉快的。他温文优雅、心情愉快，机警而不紧张不安。机智诙谐而没有讥讽或恶意。他令人吃惊地迅速领会了你的想法，但从来不在你结结巴巴努力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表现出不耐烦。他头脑敏捷而不滑头，聪明机灵而不夸夸其谈，他总是愿意开门见山地谈问题，而又总是去寻找共同点。
人们看到他头脑机敏，意志坚强，教养有素，思路井井有条。当然，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辞、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知识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责怪。
同时，人们感到，周认为同美国人进行的所有这些谈话还有另一种价值。我们的反应和态度（不管这种反应和态度可能怎样），对他都有实际用处，因为对于在他们看来是遥远、不可思议和颇为陌生的美国可能执行的政策，他希望深入了解一些更为明确的看法。
这一向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他坦诚直率，他也希望别人这样。他并不因意见分歧而感到恼火（他也许料想会听到大量的不同意见），但是，人们发觉，如果你不能明晰地论证那些不同意见，他会感到失望。
因此，在周看来，我们是在探索如何更深入地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人，而用则是在通过在华的美国人探索如何了解美国。但是，这种互相了解并不对称；周比我们机敏，善于辞令，他是共产党的权威发言人；我们只是一些低级军官，我们代表的虽是远在华盛顿的决策人，但对他们的想法却了解得很少。
后来，历史开了个玩笑。对周和毛泽东提供给我们的那些权威性情况的重要意义，罗斯福总统和美国的决策者并不认识。周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从在华的美国人那里所能获得的印象——至少在美国新任大使赫尔利将军在中国呆了一段时间并与蒋介石勾结之前——证明并不可靠，因为我们远离华盛顿的决策中心，而且级别很低。
1945年1月，在美国政策还没有最后定下来的时候，周敏锐地意识到问题所在。他要求到华盛顿来，以便同罗斯福总统会谈，从而能从权威方面了解美国在同共产党人有关的重大问题上的立场。赫尔利大使使这一希望成为泡影。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怀疑周在那样晚的时候。访问美国能否改变历史的进程，她的这种看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要是他的访问计划实现的话，我们本来肯定会看到世界上的一位极有才华、极有说服力的外交家进行一次拿手的表演的。
相反，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罗斯福和斯大林却奇怪地发现，他们对中国所持的都是不现实的看法吻合了。于是有了雅尔塔协议，这个协议使中国的内战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在中国的内战中，美国毫无希望地把自己同蒋介石的国民党拴在一起，从而使美中关系在随后27年处于不愉快的境地，而这本来是不必要的。
周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这一政策已转变过来，并看到他很久以前曾谋求实现的同美国的关系的缓和有了开端。不幸的是，由于美国在履行尼克松总统4年前签署的上海公报方面拖拖拉拉，因而他没有能看到美中关系更接近于正常化。
贝却敌：既坚如钢铁又柔如丝绒
【新华社联合国1月16日电】美国《前卫》周刊1月21日一期刊登贝却敌的一篇文章，题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周恩来同志逝世》，摘要如下：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和政治家周恩来因患癌症于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的26年中，他一直担任中国的总理，是毛泽东主席的亲密助手。
宣布周逝世的讣告提到，“他一直坚持工作，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这番话最足以说明这位革命者中间的巨人的品质了。他醒着的每个时刻都在为中国革命进行战斗和工作。从他学生时代的峥嵘岁月直到他逝世之日，他总是站在进行着最激烈的战斗的前线。他的冷静而清晰的头脑、他的能够抓住事物本质的本领、他的明确而有远见的见解、他的庄重和纯朴的品质以及他在外交方面的无与伦比的经验（这种经验使他能够在看来没有希望的局势中获得成功），这一切使周恩来成为本世纪世界伟人之一，成为中国悠久历史上的永垂不朽的人物之一。
我第一次会见他是在35年前，当时他代表共产党八路军在重庆国民党总部执行极为困难的任务。那时正是蒋介石实际上瓦解了国共联盟的时期。（国共联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的：蒋介石的一名高级将领逮捕了蒋，因为蒋打内战而不抵抗侵略者。后来周恩来救了蒋介石的命日本侵略者的统一战线。）
周恩来在重庆的寓所被秘密警察所包围，他的每个行动都受到监视，他的生命处于千钧一发的境地，但是他还是留下来，以便保持某种微弱的联系。当时日本人刚刚站在纳粹德国一边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开始占领东南亚。
我在国民党的一个间谍的跟踪下拜访了周恩来，问他对局势怎么看。他用不流畅的英语讲话，但是非常仔细地选择他想使用的准确的字眼。他谈了这样的看法：远东的这场战争将主要发展成一场政治对抗，面不是发展成一场军事对抗，东南亚人民的作用将是决定性的。他说，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这一地区，把这一地区的防务交给“一小撮白人军队”是荒唐可笑的。他说，如果西方盟国不能够充分地激励当地人民保卫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些国家就会落到日本手中”。他敦促西方殖民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在菲律宾的美国至少让它们的殖民地和领地得到自治领的地位，让它们独立就更好了。他说：“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同胜利息息相关，他们就会抵抗日本人。”
他的谈话的另一个要点是，东南亚各国都可以建立游击队，中国已经有严密的游击队组织，在进行一场真正的抗日战争时，毛泽东可以把些游击队组织交给西方盟国使用。
接受这项建议的唯一国家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美国，它保证在胜利后让菲律宾独立，这是一项足以在菲律宾引起蓬蓬勃勃的抗日游击队运动的保证。
大约24年之后，我同周恩来又进行了一次难忘的谈话。那是1965年4月在雅加达庆祝亚非首脑会议召开10周年的时候。当时，美国刚开始直接插手越南战争，从1965年2月起连续轰炸北越，一个月之后美国第一批战斗部队在岘港登陆。
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欢迎参加庆祝活动的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宴会上，周恩来把我叫到一边，询问我对越南南方斗争的印象。那时我在第二次访问越南南方解放区之后刚刚回来。周恩来的一些助手很快走过来把我们同一些好奇的人分开，于是我向周总理谈了我的印象和结论，即认为民族解放阵线因为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因而是不可战胜的。
他向我提了几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接着说：“越南同志了不起。我们曾认为我们已经使游击战发展到某种完美的程度，但是我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使游击战发展到这样一个水平。”我趁机问他，他是否愿意把中国对越南战争的意见记录下来。对此，他答应我第二天照办。
在这次非常罕见的录像谈话中，他斩钉截铁地警告说，中国决心支持越南人民，即使这意味着同美国交战也在所不顾。他的措词不只外交官可以理解。
对美国的警告
他说：“越南南方人民绝不会停止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争。越南北方人民也下定决心，决不在美国的军事讹诈面前屈服。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决心永不停止对南方同胞的支援……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这一坚定的立场。像越南人民一样，中国人民决不允许美国的强盗逻辑得逞。如果允许美国以越南北方人民支持南方同胞为借口对北越进行轰炸，那末，美国不也可以借口中国支持越南人民而轰炸中国吗?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对此绝不允许有半点含糊。中国政府和人民在美国这一威胁面前决不后退一步……一旦越南人民需要，我们就准备派出自己的部队同他们并肩作战……要解决越南问题，美国必须停止侵略，把它的武装部队全部从越南南方撤走……
“越南南方问题只能由越南南方人民解决。越南的统一问题完全是越南人民自己的事情。必须保障越南的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不管美国怎么做，它决不能逃脱在南越必然要失败的命运。”
这是美国懂得的一项警告。在那以前的几星期里，华盛顿就发出不少说打算轰炸中国南方的空军基地的恐吓，据五角大楼说，那些基地是“北越战斗机的庇护所”。在美国电视台播放了周恩来接见本记者的谈话的情况之后，再也没有人听到这种威吓了。
周恩来可以坚如钢铁，但在情况需要时又柔如丝绒。在导致尼克松总统最终访问中国的“乒乓外交”开始时，我正在北京。美国乒乓球队一名“嬉皮士”队员格伦·科恩在周恩来举行的招待会上突然站起来要求这位总理谈谈他对美国的嬉皮士运动的想法，这个行动使美国乒乓球队领队大为震惊。
周总理连眼都不眨一下就抱着极大的同情心谈论了青年问题。其要点是说，在许多国家里，一般地说，青年人总是对他们的长辈所做的事情感到不满，应当让他们有寻求真理的自由。
周恩来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他最后提出忠告说，“靠近人民，就不会走错路。但是如果你发现走错了路，那就要及时回头。”
当亨利·基辛格要我谈谈对周恩来的看法时，我回答说，“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我想，这是对他的品格的一个方面所作的恰当的概括。
罗德里克：不但能把朋友而且能把敌手争取过来
【美联社东京1月8日电】（记者：罗德里克）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一直担任这个国家总理和主张稳健并同美国搞缓和的主要人物周恩来久病之后，于今天在北京逝世。
这位在青年时期成为共产主义革命者的78岁的清廷官吏后裔，自1974年患心脏病以来，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医院里。
他逝世的消息是官方的新华社宣布的，日本的无线电通讯社星期五凌晨在东京收听了这一消息。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已证实了这则消息。
除了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之外，他是外界最知名的中国人物。
在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2月对中国进行一星期的访问时，有千百万美国人在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过他。周曾同尼克松的主要助手、后来当了国务卿的基辛格进行了似乎是不知疲倦的谈判，正是周在这种谈判中使中国的政策来了个历史性的大转变，由于这种转变，那次访问和中美关系的改善才成为可能。
周在整个患病期间仍然关心政治事务。他在医院的一套房间里会晤去访问的重要外国客人，并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但是，在1975年9月间，他的医生就不让他再会晤客人了，哪怕在像他过去曾进行过的短时间交谈也不行。基辛格在1975年10月第8次访问北京时，向他送了花束并收到了亲启信，但是没有会晤。
【美联社东京1月9日电】（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在阴沉沉的和常常是无生气的共产主义世界中，单调而一致是一个通则。但是，周恩来却是一个特出的人物，他才智过人，有吸引力，学识渊博，他不但能把朋友而且还能把敌手争取过来。
许多总统、国王、首相、总理或一般人，都被他那不知疲倦的精神、谦逊的态度和他的仪容吸引住了。
钦佩他的人有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钦佩他的人几乎还包括所有曾经会见过他的世界领导人。
本记者第一次见到周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地点是重庆，在马歇尔在那里执行使命期间，在南京、上海和共产党的窑洞首都延安曾多次见过周恩来。
周和蔼可亲。他愿意交谈，他谦逊坦率，这些使他赢得了报道谈判的大多数新闻记者的尊敬。他常常是中国宴会的主人，他有时用法语或英语讲话，不喝酒，但鼓励他的客人喝酒。
1947年我在离开中国之前最后一次在延安会见了周，以后不久延安就落到国民党手里了。我同周的以后一次会晤是在过了将近24年，地方是北京人民大会堂。
尽管好久没见面了，他在来访的美国乒乓球选手中认出我了。我当时被派去中国报道乒乓球队的活动。
他同我握手时说，“罗德里克先生，欢迎你再次来中国，好久没见了。”
后来，在接着进行的交谈中，他指着豪华的大会堂微笑地问，“罗德里克先生，这比延安怎么样？”我点头说，是比我们那时住的窑洞好。
然后，他在热情地力言美中关系打开了新篇章之后说，随后很快就会有人民之间的来往。他向前躬身说，“罗德里克先生，你打开了门。”
1972年9月，在日本首相田中访华时。我又在大会堂会见了周，时间很短。周伸出手来说：“看见你又来了，很高兴。”
周使外界人士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是藐视共产党的常规而谈谈自己。他毫不迟疑地摊到他出身于贵族家庭，而别的共产党人却谨慎地回避其资产阶级出身的问题。他如果错了，很快就承认，这种品质，他的同事是没有的，他们往往称他们是完全正确的。
1958年，他回顾了1927年上海起义，这次起义是他组织的，后来使共产党遭到了血腥的屠杀。他说，“那次我负责领导武装暴动，但是我缺乏经验，也不了解当时的政治力量关系。我是出身于封建家庭的一个知识分子。我没有参加过生产的经济过程，所以同工农群众没有什么接触。我是在国外投身革命事业的，那时只是从书本里得到很有限的革命知识。”
修斯多夫；一位十分有教养的人物
【新华社联合国1月11日电】美国《纽约时报》1月11日以《回忆延安时代的周恩来》为题，以《他从不使人感到局促不安》为副题，发表了阿道夫·修斯多夫（AdolphSuesdorD从康涅狄格州索斯伯里写的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原编者按；阿道夫·修斯多夫在中缅印战区工作了两年后，曾作为美国战时新闻处心理战小组的成员驻在延安，现在是纽约一家出版社的编辑都主任。）
周恩来是一位十分有教养的人物，他温文尔雅，心地坦诚，注意礼仪，但又和蔼可亲；他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但并不畏惧；在行使他的巨大的权力时，我认为他一般是稳健的。我认为，他最没有架子，最不爱搞图腾式的崇拜，十分自然，跟他外表的形象是完全一致的。
我虽然不能妄称非常了解他，但是在1945年有一段时间我作为美国观察组成员驻在延安，因而有机会正式地和非正式地会见他，同他谈话。我对他的记忆和印象仍历历如在目前。
见他并不困难。那时是1945年的头几个月。冬天的月光洒在陕西起伏不平的白雪覆盖的山丘上，当时人们普遍怀有这样一种希望：尽管蒋介石不肯让步，还是可以找出一种办法来使动机纯洁、纪律严明的中国红军与盟军一道对日本进行最后打击的。
在蒋介石先生统治的中国地区出现悲观情绪和贪污腐化现象之后，毛先生领导的中国地区则胸襟坦白和热情洋溢，令人振奋。美国人从延安政府的各级人士那里都听到直率的谈话、毫不含糊的回答，看到真诚兴奋的心情，因而感到很受鼓舞。当然，这些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固有美德，但可以由此看出延安的自信和干劲，而重庆却是萎靡不振的。
通过拨给观察组的4名译员中的任何一人都很容易安排会见。实际上这些译员是有点名望的党的助手。其中一位是周先生的私人秘书。另一位是黄华，即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
许多中国人当时确实在延安有名的山边窑洞里生活和工作，但是也有若干座独立式的土坯砌成的政府建筑物。周的办公室就在其中一座建筑物中，他在那里接见了我。他的办公室不算太小，但是陈设很少：一张桌子。一个书架，几把舒适的椅子——全都是粗制的，黄漆漆得发亮。一个小火盆发出带烟的木炭味儿，其热度仅能煮一点淡黄色的清淡的绿茶。上午的阳光把房间照得很明亮，但是很冷。周先生穿着延安的冬季制服，就是不论男女分发的那种半军装式的蓝色棉衣和棉裤。虽然棉制服使得每个人都显得臃肿，但是周先生却显得整齐，甚至是优雅。那时他大约47岁，是风华正茂的时候，那时他已是一位富有经验和才智的革命家，也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
虽然我相信他的英语讲得比他自己承认的要好，但是他宁可讲法语或德语。最后，我们通过一位译员用汉语和英语谈话。我的工作是从事心理战；他向我讲了一些延安的游击队在华北日本占领的前沿地区的情况和他们促使日本的农民出身的士兵投降的策略；我同他讨论了如果建立起全盘的军事和政治合作体制，美国的部队在这方面展开类似的工作的可能性。
当谈话转向一般性话题时，他略微推测了一下将来的情况。在延安，他们喜欢这样做。他们是走过了一条艰苦的道路不远万里来到延安的，事情尚未结束。但是他们确信，未来将会证明他们的方针是正确的，他们不辞辛劳地进行长征是值得的。最终他们从蒋先生手里，从日本人手里，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魔爪中夺得中国。这一切，他都是满怀信心但是又踌躇地说的。周先生丝毫没有重要人物的那种优越感。他从不使人感到局促不安。
我同他至少进行了另外一次会见和几次非正式会见。中共邀请观察组参加了许多当地的庆祝活动。我们在举行即席招待会时也邀他们参加，招待会上吃的主要是用奶粉做成的冰激凌和美军紧急口粮中的巧克力块。富兰克林·罗斯福逝世那天，他们涉过延安多石的小河来到我们住的院子，以朋友的身份作吊唁。
此后，出于许多原因，气氛变坏了。同延安的联系断了。随之而来的是激烈情绪和敌对，过了大约25年时间，理查德·尼克松才实现了我们在1945年本来可以实现的和解。我不了解周先生在鄂些年头的情况，虽然我始终认为，情况的变化不大可能使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当再次打开了通往中国的道路时，看到另一代的美国记者和观察家像我过去一样发现这位既温文优雅又坚决的人物的品质，我感到高兴。由于他对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大家都是受益者。
米尔克斯：既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又是彬彬有礼的人
【新华社联合国1月17日电】美国《亚利桑那共和报》1月11日刊载该报总编辑哈罗德·K·米尔克斯的一篇文章，题为《要是共产党人也有好人的话，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全文如下；
（原编者接；作者曾作为美联社记者在国外工作28年，在中国和苏联各工作过3年。）
要是世界上或世界以外地方的共产党人也有好人的话，那么我要指出星期四（8日）在北京逝世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
自1946到1949年将近3年时间内，我认识了和观察着这位谈吐文雅而热情认真的红色领导人。那时他一部分时间是领导共产党联络小组通过马歇尔将军同蒋介石谈判，力图结束中国内战而未获成功。
另一部分时间是在共产党的隐蔽的根据地延安。我曾在谈判告吹后同周和他的小组一起飞赴延安，他们是由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送回去的。
周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奇怪习惯——他的英语相当好，但是他从来不在公开场合讲英语，除非为了纠正他的正式译员的错误。
一些美国记者在和谈期间几乎天天同周见面，他们发现他既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又是彬彬有礼的人。我从未听到过他像赫鲁晓夫经常在莫斯科表演的那样夸夸其谈。
红色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是在法国接受共产主义的，他在巴黎一家汽车厂工作时懂得了共产主义。他可以谈论而且经常谈论他的人民同美国政府之间的分歧，有时在他家边喝茶边谈，我的妻子和我是他家受欢迎的客人。
但是，这些谈论尽管范围广泛，却从来没有激烈争论。
马歇尔将军同这位谈吐文雅的周恩来会谈时间持续了好多个月，马歇尔有一次说这位身材细瘦、头发乌黑的共产党人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有才识者之一”。
他的个人生活很朴素，当和谈地点随着迁都而从重庆移到南京时，周和他的夫人住在一所小小的房子内。附近一个楼房是他的办公室和他的工作人员的宿舍。
在延安（位于中国中部偏北的深山之中），他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一起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轰炸而在山旁开凿的窑洞里。
我在马歇尔将军谋求和平的行动结束后（周的一些工作人员那时在延安非常隐蔽的机场上一下飞机后，几分钟内便脱下他们在南京时所穿西装而换上了游击队员制服），离开延安以来只见到过周恩来3次。
周在那3次见面时的举止说明了他政治上的机智敏锐。
第一次是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中立国家——即现在的第三世界——会议上。
我在那里见到了周总理，迎上去盼望得到热情的招呼。他的目光越过我朝前面看。
第二次，他在会后去新德里，当时我的新闻报道据点在新德里。他再次目光越过我而没有表示认识或打招呼。
第三次是两年后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厅里，周恩来是赫鲁晓夫总理的国宾。
周在向外交使节致意后从一群外国记者中认出了我，他离开赫鲁晓夫，匆匆穿过大厅伸出了手。
在热情地打招呼和互相问起对方夫人的情况之后，我提醒周恩来说，我在万隆和新德里都曾看到过他，并且温和地埋怨他没有招呼我。
周笑了，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肩上，通过他的译员说；“我感到抱歉，不过在那些会议上，要我招呼一位西方记者是不合适的。”
爱德华·吴：给普通人留下了温暖的印象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1月16日报道】香港分社记者爱德华·吴从香港发回文章，题为《回忆周——富有吸引力的革命家》，全文如下：
1946年的寒冷的春天和炎热的夏天，在中国国民党首都南京，当时担任共产党联络官的周恩来经常来往于闹市区梅园新村他的家（也是他的办公处）同宁海路5号乔治·马歇尔将军的总部之间，几乎天天都要同美国的和国民党的联络官进行会谈。
关于周先生在这些为了避免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在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而举行的这些会议上作为平等的谈判代表所表现出来的机智和才能，人们已经说了不少了。但是关于他每次来开会和会后离开时如何给普通人留下的温暖的印象，却记录得较步。
在这个时期里，常常在周先生到达或者离开马歇尔将军的总部的时候，我正因为办事情丽在总部的镶壁板的门厅里，所以我有充分的机会亲眼看到他的性格中的“如何争取朋友”这一面的实际表现。
我记得很清楚，周先生到了大门口之后，不是直接去会议室，而必定是先向当时刚好在前院或者门厅里的既非谈判代表也非官员的人问好、握手。
周带着他那诚恳的笑容和锐利而又友好的目光，走近每一个在场的美国兵、中国勤杂人员和工作人员。他的问候话很简短，但是握手却很有力。
离开时，同样十分热情地同大家一一道别，从来不马虎到笼统地打个招呼了事。周先生在南京期间一直细心地保持这一例常的做法，到马歇尔将军调解失败，他收拾行装回中国西北延安的窑洞的时候，他已给在马歇尔将军的灰砖楼房里工作的美国士官、看门的中国人、园丁和仆人中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第一次看到周正是在这个时期的这样的场合。我同他不怎么认识，大概他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过了大约10年，我在北京见到了他。那是在一个外交使团在一个大厅里举行的招待会上，我和其他客人一起站在离主宾席很远的地方。
这位总理来了，他在同大厅那一边的客人们握手之后，便穿过大厅向我走来，就好像认出我来了似的。他说了声“你好”，同我握手，正是以前熟悉的那种握手。然后，他接着同其他客人一一握手。
安德森和惠顿：美国早该听他的话
【美国《华盛顿邮报》1月20日报道】安德森和惠顿合写文章，题为《为什么我们当时不听周的话?》，全文如下：
30年前，没有人愿意听周恩来的话。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使美国损失千百亿美元，并死了成千上万的人。
据我看，假如美国当时听了周的话，在朝鲜和越南的那两次辛酸的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至关重要的日子里，大多数美国人都听信蒋介石的话。美国驻重庆的大使馆认为蒋介石是中国有前途的人物。在蒋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记者们蜂拥前去参加。
由于我是战后驻在中国的地位最低的记者，所以就委派我去采访周恩来。我在一条泥泞的铺着鹅卵石的小巷的末端找到了他。他住在一所灰暗的房子的下层，它既是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团的办公处，又是宿舍。
在那时，周一再地说，假如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中国将愿意同美国发展友好关系。
周还争论说，蒋介石仅仅是靠了美国的支持才得以维持其统治的。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代价是触目惊心的。假如华盛顿当时听取了周恩来的意见，这种可怕的损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现在他已去世，华盛顿却在倾听周的意见，但是，已经晚了。
三、普通人的怀念
日本读者：他是中国的象征
【日本《公明新闻》1月13日报道】读者千叶县山本忠雄来信，题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全文如下：
周恩来总理逝世了。据说是癌症所致。实在令人惋惜。
我认为，恢复在联合国的权利、美中关系正常化、恢复日中邦交，中国从过去在国际上遭到“遏制”的状态下一跃而登上大显身手的国际政治舞台，作为其主角，周总理的贡献的确是巨大的。
我通过电视卫星转播，看到了周总理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首相田中握手以及在宴请客人时劝吃菜的情景，尽管高龄，但那种友好而充满信心的举止，使我为之感动。我甚至感到，在他的身上蕴藏着统治8亿人民的精力充沛的行动力。他的坚韧性和责任感时而在他浓重的眉毛、锐利的眼睛和轮廓分明的嘴角上流露出来。
中国给人的深刻印象是重信义的国家，是通情达理的国家。这多半是把通过周总理所获得的印象重合在一起了。正是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对宣扬现代中国所起的作用是伟大的。
周总理的心境肯定是认为，留给这个世界的工作是堆积如山的。决不急于求成的耐心，在同顽固的病魔的格斗中不是也加重了焦急不安的情绪吗?应该做的事做完了。总之，深感“巨星陨落”的不只是我一个人。
日本诗人：坠巨星犹燃大地
【日本《长周新闻》1月17日报道】“未知数”短歌会主持人大野光生悼念周总理的汉文诗，题为《悼周恩来死》。作者还写了一首同样内容的日文诗。这首汉文诗的全文如下：
坠巨星犹燃大地
大地燃酿沃土新
周恩来若学扶桑
毛氏常如水鱼交
东风遍压倒西风
南北战士蓬蓬起
凡是始长征文革
今成平和友好垒
（编者注：若：年轻时。水鱼交：关系亲密就像鱼和水一样。凡是：这一切都是。平和友好垒：和平友好的堡垒。）
日本记者：具有威风凛凛、压倒一切的风格
【日本《每日新闻》1月13日报道】记者唯写短文，题为《存小异》，全文如下：
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使我也感慨万分。1972年9月，我曾经随同充当日中邦交正常化先遣队的自民党小坂访华团访华，回国后，又立即随同田中首相（当时）再去访华，对日中建交的“历史瞬间”作了采访；那一天的情景，像走马灯一样，幕幕浮现在我的脑海。
周总理同小坂访华团会谈也是难忘的一幕。周总理邀请我们说：“记者们也请坐下来吧!”这是一次有同行记者团参加的破例的会谈。我离周总理很近，感到了他威风凛凛、压倒一切的风格。他以响彻会谈大厅的洪亮的声音强调说：“彼此说明能够取得一致的地方和不能取得一致的地方，才能求大同，存小异。”
他打着大的手势说明两千年来两国友好的历史，谈话一涉及过去黑暗的时代，他就极力强调说；“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50年里，中国遭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决不能让这样的事情重演。”他同记者团也一一握手，我感到这是坚韧的“革命家的手”。
每当我看到终日为一个党的利益和策略、一个派的利益和策略而奔忙的日本政党的现状，周总理强调“求大同，存小异”的这句名言，就在我耳边回响。
日本老百姓：他几乎和每个阶层的人都有过接触
【香港《大公报》1月16日报道】题：珍贵的周总理名片
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日本各界友好人士莫不沉痛哀悼。在日本，熟悉周总理的人非常多，几乎每一个阶层都有曾同周总理会见、恳切谈话的人。难怪日本朋友说，中日两国能够恢复邦交，与周总理多年来不断从事于两国间友好事业、艰苦地积累两国人民友谊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9日的《读卖新闻》刊登出一张小小的名片，上面用楷书印着“周恩来”三个字，名片的下角有“翔宇”（周总理的别名）两字。
名片上还有用钢笔写着“东京神田区高等预备学校”字样，这是周总理青年时代亲笔写的。
这张富有纪念意义的名片的主人是元木芳子，今年77岁。
两年前，她的丈夫元木省吾去世。死前将这张名片交给芳子太太，要她仔细保管，务必交还给周总理。但是芳子说：“现在，这张名片不能交到周总理手中了，真是十分遗憾。”
她讲起她丈夫保存的这张名片的故事，那是大正七年（1918年）的事情。这一年的7月29日，在函馆商业学校任职教师的元木省吾，因事从东京乘坐到下关的快车前往香川县。上车厢后，在他前面坐着一位中国青年留学生，说是要回天津去的。他们在车上结识后就交谈起来。元木省吾记得当时的话题曾涉及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方面。
车到冈山县车站，元木省吾要下车了，两人便交换了名片，互相告别。后来，元木知道，这个青年就是后来背负中国重任的大政治家周恩来。元木省吾一次在翻检旧书时，从早年的日记中发现了这张珍贵的名片。
从名片上那行钢笔字来看，那是早年周恩来的亲笔字迹。
《读卖新闻》记者访问了周总理留学日本时代最早结识的、现在仍健在的日本朋友之一长岛宝雄。长岛与妻子住在保谷市。
他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不胜哀悼。
那是大正七年（1918）秋天，长岛和来日本留学的周恩来在东京牛込区一座小屋的二楼见面。当时，长岛的母亲照顾中国留学生的起居生活。长岛奉母之命，将一叠刚做好的衣服送到中国学生聚居的小客栈。
长岛说，那时，周总理穿着同日本学生一样的白色夏天制服，当时是20岁，比长岛大一岁，不过他当时端正地坐着，长岛说：“看来他比我大近10岁的样子。”他们交谈了起来。长岛记得当时他同周恩来，要怎样读书才能得到好成绩。周恩来答说：“不论是谁，都有自己的一些方面的长处，要抓着这些，拼命努力。”
长岛说，从那次之后大约七八年，他乘货船到了上海，在上海租界不期然地遇到了周恩来。
那是在永安公司的五楼，他正在观看明信片之际，忽然看到一个穿着中国服装的男子。长岛就上前打招呼，周恩来马上认出了他。两人就在永安公司内的餐室坐下。吃的什么东西，长岛记不得了。他说，周恩来那时已从法国回来，对他讲了些法国的事情。周恩来对他说，他很忙，并要长岛代问候他的母亲。
那天，长岛正要买13张明信片，还是周恩来付的钱。
据日本报纸说，周总理当年在日本留学时，曾住在东京新宿区一间家具店的二楼。今天东京的一些汽车司机也能指出当年周总理住过的地方。
周总理在日本朋友中，得到极高的评价，总理逝世消息传出的1月9日那天，赴中国大使馆吊唁的日本各界朋友，就达600人，这天发出的公私唁电1800多份。许多日本朋友回忆周总理接见时的印象。例如日中经济协会顾问冈崎嘉平太说；1962年以来，我曾23次见到周恩来总理。最初我是怀着会见中国总理的心情会见他的，但后来我却是怀着周总理是我的人生之师的心情会见他的。我的心情难过到了极点。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说：同周总理见过十几次面，从个人来说，也是很亲密的。他认真地考虑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丝毫也不含糊。20年来从事于文化、学术、体育等代表团的交流。还很关切日本内部发生的纠纷。
作家兼导演真山美保说；1957年我应邀访华时会见了周总理。我知道周总理很了解艺术，成了我最尊敬的人。这次听到他逝世的消息，实感悲痛。失去那样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无论对中国和日本，还是对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香港老人：所有与他接近的人都敬佩他
【香港《文汇报》1月15日报道】专访：永远难忘的周总理
中午时分，11名流露着哀伤的老人，踏着沉重的脚步，步出中国银行大厦。他们刚参加完周总理的吊唁仪式。
他们大都是70多岁了，最老的80多岁。20年代国共合作时期，他们在广州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其中一些曾在广州农民讲习所听过课。在广州期间，他们都见过周总理，有些曾是周总理的学生，有些还替周总理工作过。因此，这些老人对周总理都怀有十分深厚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