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获悉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后,心情非常悲痛。他们表示,从他们接触周总理的印象中,周总理确是中国一位杰出的领导人。特别是他们都经历过黑暗和苦难的旧中国,对周总理致力于中国革命,为新中国的诞生和繁荣强盛贡献了一生,表示非常敬佩。
69岁的赵泮说:“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省港大罢工期间,我是一名工人,因此,也参加了罢工,还在罢工委员会纠察队任小队长。那时,我经常在广州的农讲所听周总理讲课。后来,我们有好几百人被编入国民党的财政部缉私卫商团,当时,周总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军人通常在星期天都放假休息,但周总理却不辞劳苦,每星期日下午都在省农会为我们军人作国际政治形势报告。周总理对政治形势的分析非常精辟。但令我最难忘怀的,是他在一次讲话里对我们说:‘现在你们出嫁了,将来你们在国民党当官时,千万不要忘记你们的老家’。他的意思是说,虽然工人纠察队被迫编入了国民党里工作,但工人们却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阶级,必须饮水思源,时刻记着为中国劳动阶级的前途而奋斗。这反映了周总理从年轻时起,心中所想的,是怎样为祖国和祖国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他确是中国一位伟人,值得中国人民的景仰。”
70多岁的叶尚真说:“我当时任罢工委员会纠察队队长和训育员,在广州期间,我曾多次见过周总理。后来我被派去担任国民党第四军政治指导员。因为我是担任政治工作,因此,经常有机会跟周总理见面。周总理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所有与他接近的人,都非常敬佩他,甚至被国民党派去暗杀总理的特务,私下对总理也很佩服。这是由于他大公无私,一心为革命。”
72岁的阮峙恒说:“省港大罢工时,曾在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见过周总理。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周总理曾来到香港。接着,广州起义爆发了,我担任工人纠察队训育员,起义失败后,我也到香港来。来港后,我曾到石塘咀保德街12号二楼的共产党联络站见周总理。周总理对形势的分析非常准确,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回去,要改派我们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因此,周总理给我的印象是精明能干,确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
70岁的罗锡宝和69岁的陈伯康表示,他们当时在黄埔军校任交通员,经常替周总理送文件。来往于黄埔与广州农讲所之间。罗锡宝说:“周总理与夫人邓颖超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对工农群众非常热情,对待我们这些职位低的交通员,也像兄弟一般。”
70岁的包少庭说:“我也是省港大罢工时期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队员。当时,周总理经常到东园纠察部来视察工作,并参加开会。由于他对工人非常热爱,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我经常见到总理。他当时的生活艰苦朴素,衣着简单整齐。”
香港记者:坦诚、庄严,热情、勤劳
【香港《新晚报》1月12日报道】英文《南华早报》今日影印刊登了该报记者朱树洪所珍存的一张周恩来总理的手书。
在附刊的专文介绍里,朱树洪忆述了1938年在汉口一个国际学生会议上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情形。他说,当时没想到这个看来显得年轻的人,有一天会成为国际上的杰出人物。但那时他已经深感于周总理的风度,因此请求他在纪念册上留字。
周总理答应了他,在他的纪念册上疾书:“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军阀,保卫世界和平!周恩来,二五·五(即5月25日)。”
朱树洪说:“这张手迹是我最珍贵的收藏。”
他谈到对周恩来总理的印象,说他“坦诚、庄严、热情和勤劳。”“他可以连续多小时演讲。在招待会上,他谈到八路军的力量,他们的全心全意和对抗日所获得的胜利。他甚至领导与会代表高呼共产党和红军的口号。这都表明他是深信自己的理想的人,8年后我在重庆见到他,仍是如此,他会把握机会向参加谈判的外交人员宣传共产主义及其对中国的好处。”
朱树洪说:“他始终是那样子。穿着整齐,讲话富说服力,论点冷静而有逻辑。”
香港木工:魁伟而随和
【香港《文汇报》1月12日报道】香港同胞深切悼念周总理的逝世,连日来,同胞们都关切地注视有关周总理丧礼活动的消息。不少同胞相见时都交相赞颂周总理忠诚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人民对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推崇周总理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
40多年前,周恩来总理在南昌起义之后,曾路过香港,位于香港荷里活道的一间木楼之内。当时,住于东楼内的木匠工友没有人知道他就是周恩来同志。总理很平易近人,同木匠亲切交谈,后来没有几天就离开了香港。直到很多年之后,报上刊登了周总理的照片,木匠工友才恍然大悟,知道这位与工友一起的魁伟而随和的人就是周总理。解放以后,周总理在接见赴京参加观礼活动的工联会长陈耀材时,一再询问荷里活道那座木楼还在不在,并请陈耀材代向当年住在那间木楼的木匠工友转达他的问候。这些天来,不少木匠谈起这件事,都表示工人们对总理有深厚的感情。
新加坡诗人:他活在人民的心中
【新华社讯】新加坡报纸1月刊登署名椰玛的长诗《悼周恩来总理》。全文如下:
人固然不免是要死的,
大家都祈望他活得更久。
当那不幸的消息从北京传出,
全中国的江河都为他悲哭,
全世界的海洋都为他哀恸。
在八亿中国人民的心中,
激起了深切的悲痛。
他的骨灰已撒遍,
伟大的中国大地,
从此以后,八亿人民的悲痛,
埋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
这悲痛将化为春天的耕种!
这悲痛将化为秋天的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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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光明媚的芙蓉国里,
从此土地更加肥沃,
花朵更加绚烂,
山河更加壮丽。
在春光明媚的芙蓉国里,
每一阵春风都有他的温暖,
每一条江河都有他的声音,
每一寸土地都有他的脚印,
他光辉的生命,
和中国的山河一样万古长青!
*[][][][]*[][][][]*
他还活着,
他还活着,
他同社员一起播种,
他同工人一起劳动,
每天清晨,
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看着东方升起的红太阳,
让第一道绚烂的霞光,
映在他满怀笑容的脸上,
他沐浴在阳光下,
让晨风抹去他一夜的疲劳。
他还活着,
他还活着,
活在大地的江河湖海,
活在大地的崇山峻岭,
活在每一个工厂农庄,
活在每一个矿山林海,
活在每一个革命人民的心中!
*[][][][]*[][][][]*
敬爱的中国朋友!
请进一把泥土给马来亚人民,
这一把含着他的骨灰的泥土,
也包含了马来亚人民,
对他的深切怀念和崇敬。
让我们把这份珍贵的纪念品,
撒在马来亚的矿山胶林!
让我们跟兄弟的中国人民一起,
永远铭记着他的英名!
埃塞俄比亚读者:历史将永远尊敬他
【《埃塞俄比亚先驱报》1月18日报道】读者来信,题为《一位伟人》,摘要如下:
我们不能不说当我们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我们是多么悲伤。这的确是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极大悲伤。
周恩来是缔造新的中国历史的中国伟大的领导人之一,历史将永远钦佩和尊敬他。
周恩来不仅是创造一些事态和运动的卓越的历史人物,而且是一位执行着使中国变得伟大的巨大任务的领导人。因此,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失去了他,而且是全世界失去了他。
瑞典旅游者:从一瞬看到了他的一生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月17日电】瑞典《快报》最近以《在北京饭店里的半分钟》为题,刊登署名阿马斯顿的作者写的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1973年1O月某一天的上午,我曾在北京饭店富丽堂皇的前厅里等候电梯。突然,从侧厅里走出一些中国人,他们从我面前匆匆而过,走向在门前等候着他们的汽车。走在前面的是一个身材不高、消瘦、迈着矫健的步伐、腰板挺直的人。
当人群走过后——已经晚了——我才醒悟到,我刚刚见到了世界上最有力的、最杰出的政治家:周恩来。
这时候,他和他的同事已走出了饭店,乘上汽车,很快消失在通往天安门广场的大路上——去出席另一次会议。他可能刚刚结束了一次有关最近蓬皮杜总统访华的讨论,也可能马上将出席有关北京大学新兴起大批判运动的会议——几个月后,将开始反对孔夫子、反对林彪的巨大运动。
这一刹间的见面,使我强烈地感觉到,某一事物正在发展。那急促、充满着信心的步伐,那严肃的面孔——一刹那感到气氛严重——说明巨大的,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
这一暂短的见面,实际上给我留下了周恩来的典型形象;时刻活跃、勤恳工作、不得空闲的人。他是日理万机的行政管理家、谈判家、策略家和外交家。他是在毛主席身旁的实践、执行的力量。
他工作能力非常巨大,已接近不可相信的程度。他每天上午10点开始工作,经常是第二天早上5点钟还不停止。
他就这样进去一年,又迎来一年,度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他在星期三逝世了,终年78岁。但以其工作衡量,周恩来却度过了极其漫长的生命。以他的影响和意义而论,他将在许多个世纪里活在世上。
在这半分钟里,我目睹了他那非凡勤奋工作的一生。在这短短的一瞬之间,在北京饭店的前厅里,中国历史从我眼前一闪而过。
四、记者的评论
秋冈家荣:为提高中国国际地位而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
【日本《朝日新闻》1月9日报道】前驻北京记者秋阿家荣发表文章,题为《悼念周恩来总理,在国际政治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声誉,革命外交路线的实践者》,摘要如下:
周恩来总理,在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方面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增强发言权,同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在世界政治中所占比重之增大,形成了一体。1971年,戏剧性地实现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此举也是在第三世界的发言权增强这一伟大的时代潮流下实现的。中国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形势,坚决表示自己不谋求霸权,也不允许别人谋求霸权,并同第三世界一道,对抗美苏的控制。中国外交的是迫切的目标之一,是防止新的美苏战争。
中国不认为,今天在国际上存在着缓和,并且警告说:把架空的东西拿来大肆进行鼓吹,把它说成是什么时代的潮流,这是美苏两国互相欺骗和麻痹对方,如果美国信以为真,就可能给苏联以可乘之机。
周总理在1972年恢复日中邦交以前,欢迎尼克松来北京,能给国际政治那么大的震动,是因为有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支持。毋宁说,周总理被评价为是一位毛主席领导的革命路线的出色的实践者。应当认为,在外交上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巧妙的配合,正是表现了周总理的能力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周总理的声誉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得到确立,是在同已故印度总理尼赫鲁之间发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以及通过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的活动。而且,周总理从那以后马上下决心举行了中美大使级会谈。从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推进这一路线的周总理的态度来看,我们切实感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周总理作为一位革命家也留下了巨大的足迹。周总理住院前,同外国客人的会谈常常是从深夜开始到天亮。对于一位高龄的人来说,显然是使身体过分劳累。但是,支撑他这样做的,难道不可以说是经过30年代长征考验的不屈的革命精神吗?周总理逝世了。巨星刻下的生涯,作为基于国际主义的伟大的爱国者的行动,将长久的名垂青史,这是确定无疑的。
关宪三郎:不谋求第一号的地位和权势
【日本《读卖新闻》1月9日报道】关宪三郎发表文章,题为《周恩来——罕见的革命家》,摘要如下:
享尽78岁的天年而结束了革命生涯的周恩来总理,将以唯一难得的革命家而名垂史册。他老早就被称赞为俊才并发挥了杰出的组织领导能力而在党内居于第二、第三的地位了。
他不谋求第一号的地位和权势,而一贯地在毛泽东路线的领导之下,为“党和国家的团结”发挥调停、说服、团结的作用而奔波,晚年则致力于培养新一代的“革命接班人”。这不是为了明哲保身,不是权势熏心的野心家,而是由于具有毫无私心的诚实而又富有客人的雅量的罕见的品格。
他赞成追求中国独特的革命道路的毛主席,把理论指导和决定路线完全请毛主席担任。毛主席则对他的政治、外交手腕和毫无私心的品格寄予全面的信任,把执行毛泽东路线和指导实践完全付托给他。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与林彪事件,“反毛泽东路线”的领导人相继倒台,在居于最前列的领导人中,只有毛、周的合作未受到磨伤而留存下来。只有这个合作才是一直推动中国革命的“车之两轮”。
可以说由两位革命家来分担理论指导与实践指导的先例恐怕是完全没有过的。在中国革命当中,一旦毛主席开辟了独特的道路,周总理就一步一步地加固了它的基础。由两人分担领导,在自建国以来的不到四分之一世纪中建成了“第三大国”。
周总理在亚非首脑会议上成为“万隆精神”的光辉的旗手。同时提倡同美国对话并接通了美中大使级会谈的渠道。但是,黄国没有解除“遏制中国”。随着进入70年代,转机终于到来了,实现了尼克松的访华。“台湾问题”虽未解决,但却让美国承认了“只有一个中国”。在联合国恢复了代表权。
可以说,世界已从“美苏两极时代”进入了“美苏中三极时代”。
周总理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中国失掉了一位罕见的领导人。
岩村三千夫:既同敌人针锋相对,又不回避必要的妥协
【日本《公明新闻》1月18日报道l中国问题专家岩村三千夫发表文章,题为《周恩来的逝世及对国内外的影响——内外政策不会发生变化》,摘要如下:
激烈斗争的历史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的干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国务院总理。他在全世界悲痛中,于1月8日结束了78岁的生涯。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虽曾有过几次变动,但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多的时间里一直担任国务院总理,事实上是中国外交的直接负责人。这说明他作为政治家,在国内外赢得了怎样的崇高信任。正因为他起的作用如此之大,所以,他的逝世对中国内外产生的影响也就引起了世界的注意。
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激烈战争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也是对来自外部的干涉进行斗争,在国内同半殖民地时代带来的经济落后进行斗争,作出了不断的艰苦努力。周恩来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同敌人针锋相对,并且首先依靠群众进行斗争,他就是一位这样的政治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坚决根据现实,不回避必要的妥协的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这两个侧面的统一不仅是周恩来的特征,也是他一贯尊为师表的毛泽东主席及其革命路线的特征。有些人从周恩来长期担任行政负责人,并在现实政治上留下了丰功伟绩,就把他视为现实主义的代表,同毛泽东主席所代表的革命路线分割出来,这完全是对现代中国政治的主观臆断。毫无疑同,现代中国革命的理论、实践两方面的最高领导人是毛泽东主席。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毛主席一直领导着整个党的工作,周恩来在置身于党领导中枢的同时,直接担负着行政和外交方面的工作。在国内建设方面,毛主席亲自领导农业的改革和贯彻工业化的基本方针,而在对外政策方面,基本方针虽然是毛主席决定的。但站在实践第一线的却是周恩来总理。
由于这种关系,在新中国的对外活动方面,同周总理的名字直接联系起来的功绩是颇多的。那有名的和平并处五项原则,在形式上也是周总理创议的。在万隆会议上大讲亚非团结的也是周恩来总理。直接接待尼克松访华的也是周恩来总理。提倡“积累”方式,区别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终于取得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也是周总理直接站在了最前锋。并且在这些对外的每一个活动中,周总理发挥了他的说服力,深深影响了对方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这是不可否定的。然而严密地说,这些对外工作也是根据中共党内事前集体讨论的,不能设想是同毛主席的领导分开来的。
寄希望于新人的活跃
因此,从周恩来逝世的影响而预测中国的内外政策会发生重大变化,那是错误的。无论周先生作为政治家是何等有才能,但决定中国政治外交路线的不是周先生个人。那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的领导集体。
可以这样说,周总理的逝世表明中国革命第一代的代表人物的逝世,从而不可否认地促进了世代的交接。革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结合也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步一个脚印地扎扎实实地前进。
周恩来逝世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然而中国的党对于不可避免的换班的准备,已从1973年中共十大以来就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想得如此周到也是毛、周体制的生动体现。
中苏论战将长期化
可以认为,中国同日本的关系也不会因周先生的逝世而改变对日政策。中苏关系如何发展是普遍关注的问题。但是,批判修正主义的论战会长期持续下去。然而这并不是说国家关系不可能有丝毫缓和。
周恩来逝世的影响确实很大。但中国的内外政策是在党的集体领导下执行的。这一点和资本主义国家改换领导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林慧儿:坚韧而灵活
【日本《产经新闻》1月9日晚刊报道】驻香港记者林慧儿的文章,题为《永别了!周总理》,摘要如下:
“坚韧而灵活”,可以说这就是周恩来总理的一生。他那钢鞭般的坚韧,已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国共合作、最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充分地反映出来了。灵活,这已被在多次国际会议上所显现出的敏锐和调整美中关系、日本复交时的“现代的超一流的外交家”的才能所概括了。中国在“天下大乱”这个最需要周恩来总理的时代失去了这个人。同时,这不仅仅是中国一国的损失。
“会见周恩来总理以后,不得不痛感到自己是多么的粗野”。这是1954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在会见了出席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周总理后所说的话。无论是中国,还是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都还是第一次出席国际会议,但是,即使是打折扣地说,“同莫洛托夫(苏联)、艾登(英国)、杜勒斯(美国)这三位外长相比,围住周总理的西方记者比谁都多。他那庄严的语调和有魅力的举止不能不吸引很多人。”(麦克·凯恩)
这两个素描大致上刻画出了周总理的长处,但可以说,生在江苏省淮安、长在东北沈阳(奉天)和河北天津,这也许给周总理幸运地带来了北方人有南方人性格、南方人有北方人性格这样一种兼而有之的坚韧与灵活的特性的机会吧。而且,有到过日本(虽然是短期的)和法国留学的时代,这些在人格形成时期经受的多方面经验,更与周总理的成长有关。再加上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动荡时期以及在成立之后必须着手从事建立国家机构和充实核心部分的工作。结果这些都进一步使周总理的性格更为炉火纯青了。
看周总理的一生时,他的坚韧和灵活是表里一致的。其业绩可以说是辉煌的,但其色彩是鲜明的。像周总理的简历所记载的那样,他的行动是有朝气的,这在很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也是出色的。
26岁那么年轻就担任了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以后又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等,都强有力的显示了“军人周恩来”的一面,另外,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又以一跃闻名于世界的主角而登场。在国共合作时代所显示出来的坚韧不拔的谈判能力,从后来作为总理或外交部长出色的周旋于东西两个阵营,便可看到他的姿态的一部分。
特别是1954年4月,中国同印度在北京签订了“中国西藏地方同印度之间的通商、交通协定”,而这个协定前言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直到现在。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求大同存小异”这样吸引人的警句,也许是如实地概括了周恩来外交独特的风格。而且,也确实可以说,把这种外交姿态作为周总理的“遗嘱”而继承下来。
根据毛主席制定的蓝图,罕见的务实家周总理铺路、架桥、建设村镇。
现在回忆起来,就是这位周恩来总理在1975年1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他临终前的隆重的舞台”上,指出了中国未来的宏伟蓝图,他说:“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并且,这已经成为对中国人民的遗嘱。
胡菊人:从未有过哪位中国政治家之死引起全世界人士如此痛惜
【新华社香港1月12日电】香港《明报》1月12日刊登胡菊人的文章,摘要如下:
周恩来先生的逝世,消息虽来得突然,但并不感到意外。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得了重病,多时不参预政务工作。三四年前,人们在电视上看到他日渐消瘦的样貌,已经为他的健康担忧。但是人们希望他能慢慢好转。并且,不情愿去相信他得了重病是真实的事情。这份人们心中的感情,是出于对他的敬也罢、爱也罢。总的说,是希望中国安定、希望中国能免于动乱,稳步建设。很多人认为,有他在,中国会多一分光明、一分希望。
一个中国政治家之死,所引致的全球人士的反应,如此强烈,又如此广泛。很多没有邦交的国家,自动下半旗志哀,有邦交的若干国家,全国下半旗之外,又定了他的死日,为国家的公众假期。在殡葬之期,以三天的时间,全国为他悼念。他的死,引起全世界人士的痛惜。这在中国以前各政治家或任何大人物,都是从来没有过的。
王恩:比诸葛亮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华社香港1月12日电】香港《天天日报》1月11、12日连载题为《试论周恩来》的王恩专栏文章,摘要如下:
朋友敌人交相赞誉
中共总理周恩来逝世,备受国人的哀悼和关注,举世也为之惋惜。无论是中共的朋友或敌人,即使思想和立场存在截然的分歧,除了极为少数之外,绝大多数的人士都在赞扬周恩来的为人和处世,更不用说他的为国为民的献身事迹。这不禁令人缅怀三国时代诸葛亮的鞠躬尽瘁精神,但周恩来比诸葛亮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论情操,谈气节,说才干,话气魄,涉及胸襟气度,温和谦恭,周恩来都是一个响当当的伟大人物。所以,周恩来逝世之后,西方报纸满篇伟大、赞誉、钦佩、痛惜之词,溢于言表。在中共的历史上,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位人物之受到举世友敌之尊崇,相信今后中共也很少有一位领袖能像周恩来那样备受爱戴。这是周恩来的生荣死哀,也是中国人民之骄傲。
中国人民丧失这样一位曾经为他们的前途和生活辛苦劳碌,奋斗折腾的领袖,自会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此心此情,也是可以理解的。笔者尽管不赞同中共的很多政策,也不欣赏共产主义社会,更为今日中国人民仍然陷于艰苦生活而不满;但是,笔者不能不为周恩来的风度、胸怀、气魄、才干、情操、鞠躬尽瘁的精神而感动,而钦佩;而对于周恩来之逝世,自必深为哀悼。
褒贬准则为国为民
笔者一直觉得,评论一个人物,尤其是褒贬一个政治人物,最主要的一个准则,就是要看这个人物对中国人民有什么贡献,对国家有什么贡献。
世界各国领袖或名人哀悼周恩来的赞誉,对我们了解周恩来这个人是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台湾反应没有贬词
世界上,只有苏联及少数东欧集团国家,和台北当局,对周恩来病逝的反应保持冷淡。台湾方面虽然基于政治和党派的立场,对周恩来的执行毛泽东的政策加以抨击。但一般的观点都认为,周恩来仍是中共的一个重要角色,他“狐媚善变,令色巧言”他“广结派系,夙为一折衷调和的平衡力量”。而对于周恩来的个人品格或情操及私德,都没有什么贬词。跟周恩来打交道最多的国民党,在私底下应该是抱着敬佩的态度才对。当然,今日的台湾,无法公开表现对周恩来的悼念,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苏联集团,基于两国水火不相容的处境,对周恩来不置评,这更说明他们从心底深处也不得不慑服周恩来的伟大。从上述世界领袖对周恩来的评价,可以看出人心的向背在哪里,这也说明,周恩来确实有伟大之处。做人处世,能够做到连敌人都敬服,在近代历史上来说,周恩来可说是第一人。风范犹存、永垂不朽,周恩来的名字将在世界史册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是周恩来成功的地方。
盖棺论定伟大贡献
现在,我们再回过来说一说,周恩来对中国有什么贡献,对中国人民有什么贡献?作为一个独立,无党无派的中国老百姓,应该如何来评价周恩来的功过呢?笔者认为,从大处着眼,周恩来是可以盖棺论定的,他是一个为中国和人民作出很大贡献的伟大政治家。
周恩来对中国和人民作出哪些贡献呢?首先,我们应该说,周恩来这个人的情操是很高尚的,他可以说真正为国为民,达到无私的地步,而将一生献给信仰的共产主义事业,纵然他相信共产主义是可以救中国的。
巴特利亚:执政后仍然对人民忠心耿耿
【菲律宾《今日公报》1月13日报道】专栏作家巴特利亚发表文章,题为《中国领导人的基本动机》,转载如下;
在赞扬中国年迈的领导人时,我们不需要费尽心思为他们的成功作某些复杂的解释。中国领导人成功的基本因素是他们为人民谋幸福的献身精神。人们可能争辩说,许多别的国家的领导人也具有这样的美德,但是他们并没有赢得人民的相应的反应。
但是我们说,就各国领导而言,中国当前的领导班子是不寻常的。这些领导人或多或少都参加过20年代以来的无数次的斗争,
尽管时间在流逝,尽管1949年以来他们一直在执政,他们对人民的事业一直忠心耿耿,这是当代独一无二的。
这个年迈的领导班子中每个成员至今都保持着有助于他们的革命胜利的个人美德。例如,这些美德中有俭朴、努力、博学和诚实。
因此,人民没有理由怀疑这些领导人的忠诚。他们还一向力争做到他们属于人民。属于人民是这个领导班子的关键因素,因为反对旧领导的革命的根本起因是少数有势力的人压迫人民大众。
我们有限的看法是,任何一批人,只要能像共产党人一样,致力于民众的事业,都能取得胜利。
中国领导人间接地想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样板。在中国领导人讲话中含有必须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思想。
确实,中国的历史经历是特殊的。毕竟中国是一个文化最悠久的国家。
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只是最近年代的事,直到[935年一1936年的长征时,中国的许多省份都还受地方军阀的统治。在长征的过程中,共产党不得不要求某些地方头头允许他们通过。因此,可以断言,民族统一的实现比起领导人献身于人民群众的事业这一点来,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但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至今仍有所谓的自治区),假如领导人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不诚心诚意的话,这种统一就会是脆弱的。
希尔曼:历史不会忘记他
【土耳其《共和国报》1月11日报道】希尔曼发表文章,题为《为了周恩来》,摘要如下:
周恩来的葬礼将于星期四举行,5天的哀悼日也随即结束。但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都将不会忘记他。镇静而严肃的中国革命者将在历史上占据自己的位置。因为周恩来是改变了我们时代面貌的人物之一。他是始终紧跟毛的人。周恩来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机构的最前边,使新制度达到了今天的程度。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号人物,他坚决支持毛的行动,从不讲一个不字。
大家都知道,周恩来为之献出自己一生的毛所领导的这个国家,在亚洲成了变革历史的第一个传令兵。
大家都知道,留有周恩来足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那种坚持帝国主义和基督教的神圣原则,并为了能够贩卖鸦片而进行侵略的国家是格格不入的。
大家都知道,在周恩来任总理职务期间,中国公民们并不是夜游的鸦片鬼,而成了发誓与时间赛跑、要达到美好的光明的明天的有觉悟的、有钢铁意志的战士;上海已不是亚洲最大的藏垢纳污的巢穴,而成了一个充满建设热潮的地方;千百万中国人从饥饿和死亡中被拯救出来,享有人的尊严:这里都有周恩来的巨大的功劳。
大家都知道,即使再过很长的年代,当历史将用金字写下那些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同谋者而进行斗争的人们的名字时是不会忘记周恩来的。
默齐亚米:第三世界失去一位自己人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中央机关刊物《非洲革命》报道】默齐亚米发表文章,题为《周恩来:第三世界失去一位自己人》,摘要如下:
世界革命和所有那些为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而努力的国家都在哀悼。这一哀悼诚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却极其令人悲痛,特别是在全世界的革命力量正投入解放进程之际,正当世界帝国主义及其在柬埔寨、越南、莫桑比克以及安哥拉的吃了败仗的奴仆在爱好独立和解放的各国人民的打击下正在垂死挣扎之际。
早在万隆会议上,我们今天全都为之哭泣的人物周恩来先生,在他代表英勇的中国人民发言的讲坛上,就突出地说明了人们通常地叫做第三世界的新生力量。
要谈论周恩来不是一件易于做到的事,因为这的确将是谈论中国革命的历史。周恩来的一生是一位真正战士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群众的理想服务,而中国人民群众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由世界帝国主义雇佣的国民党反动派时付出了沉重的牺牲。
在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周恩来自1927年以来直至逝世都是中央委员会成员——领导下,周恩来在这整个时期中是毛泽东主席的著名合作者。
他在长征中曾是毛泽东主席的主要战友之一,他曾数次执行重大的使命,即为了更好地为中国人民的神圣事业服务而抛弃一切个人考虑。由于这种无可否认的惊人天才和他作为同群众斗争直接联系的政治和军事实践,他成功地吸引了大量战士来为革命服务。
周恩来拥有无可否认的刚强的天性,他总是牺牲个人感情来为爱好正义和自由的事业服务,例如在1954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印度支那的会议时,人们看到当周恩来向美国代表杜勒斯伸出手时,后者却转身走了。正是同一只手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向明显的现实屈服,这就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几年后一一在联合国组织享有自己的位置。
他对中国根据和平共处和各国人民利益一致的不可改变的原则,同美国、日本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关系正常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中国革命之父的教导下,他曾致力于奠定一个国家的牢固基础,这个国家得以在仅仅几年之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大改变了面貌。他在这整个时期,善于在实践中体现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的伟大路线。
作为英勇的中国各族人民的惯有的谦虚和能干的特征的具体榜样,他是战斗终身和忘我精神的标志。周恩来将在全世界的人民群众中永垂不朽。
周恩来逝世的消息给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悲伤。但是他为之牺牲了青春和生命的那些成就仍历历在目,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这些成就势必将由新的一代来巩固和扩大。
通过使中国革命深化,通过发展中国所建立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国家,通过对社会主义的敌人采取严厉措施,中国兄弟人民在全世界各革命力量的支持下必将化悲痛为力量,而这一力量是死神对之也束手无策的……
伍德:树立了政治家风度的最高标准
【加纳《旁观者报》(周刊)1月17日报道】伍德发表评论,题为《周恩来之死,巨大的损失》,摘要如下:
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的目光越出了他那可爱祖国的地平线而看到世界政治的更为广阔的领域。在许许多多促进世界纷争中的各国之问的谅解的国际行动方面,他如果不是首倡者,就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发展中的国家确实将为他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倡议以及其他提高世界受苦难群众的尊严的类似行动而纪念他。
尤其是我们加纳人,对于周恩来同志对我国事务所表现的巨大关注记忆犹新,当时我们还只是一个为挣脱殖民主义枷锁而斗争的穷国。他访问加纳一事的本身就是划时代的。这次访问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因为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英雄的中国人民的象征。
周恩来同志无疑是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伟大领导人。作为在历史性的(差不多是传奇式的)长征中同毛主席并肩战斗的英雄之一,他对他的人民及其伟大导师毛主席的忠诚是从不动摇的,这一点有很大的意义。
他勇敢地领导他的人民顶住了西方的强烈反对,带领他们通过重重困难,建成世界上最伟大的共产主义国家之一。中国已从一个被封建主义弄得贫穷不堪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这是世界上技术先进的国家也不能不承认的。
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产生为他们的国家和全人类服务的伟大的领袖人物,这些人在他们的一生中都是典范的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灿烂的明星。在过去30年中,中国有幸产生了两位伟大的领袖,他们为人类所作的贡献改变了当代的历史。他们就是毛泽东主席和1月8日逝世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的一生先是在为中国人民服务、然后是在为全人类服务中度过的。他是一位革命者、一位献身的共产党人、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政治家。
他作为一位革命者而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岁月,并把自己锻炼得能够帮助领导他的人民经历一次成功的革命,这次革命完全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并且结束了人对人的剥削。
作为一位共产党人,周恩来同志在早年以及在以后他同赫鲁晓夫发生冲突的时候,都负责帮助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纯洁。
周恩来是一位献身的爱国主义者,当中国人民遭到日本进攻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设法劝说蒋介石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敌。
周先生将作为一位政治家而载入世界史册。
作为一位总理,周先生在担任总理期间和他同西方的交往中,都树立了最高的政治家风度的标准。西方的领导人们对他的明达磊落和政治家风度怀有最高的敬意,并不是偶然的。
就非洲而论,周先生将作为一个最伟大的中国人而受到追念,因为他为朝外看的政策奠定了基础,这项政策使非洲同中国发生密切的接触。周先生晚年很注意非洲问题,他总是号召中国人民慷慨地提供他们的经验和金钱来帮助非洲人。
第三世界失去了一位导师,一位领袖,但第三世界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斗争,它应当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
吉廷新:政治地平线上的恒星
【英国《卫报》】月9日报道】约翰·吉廷斯发表文章,题为《周恩来患癌症去世》,摘要如下:
四分之一多世纪以来中国国家和经济的最高管理者周恩来昨天在北京去世。
不管对不对,许多西方政府都把周本人是同1971年以来北京的“向西方开放”政策联系起来,并将焦急地注视政策变化的迹象。
但对千百万普通的中国人来说,这一消息将不会引起政治猜测,而是表示悲痛。虽然在中国从未有过任何歌颂周的半身石膏塑像,但只要大多数人能够记忆他,他就始终是一颗政治地平线上的使人放心的恒星,人们将真诚哀悼他的去世。
直到最近,在到国外访问方面和同到北京的外国来访者的面对面外交方面来说,他都是中国老资格的领导人中最显眼的。
他在1975年1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总理,尽管他的健康情况已经不好。据信,1974年夏初,他经历了第一次大的健康危机。从那时起,他一般总是住在医院里,只要他还能够进行工作,他就继续接见来访者,讨论国家事务。
自从文化革命中刘少奇和林彪相继失宠以来,周作为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一直未受挑战。但他的健康无疑由于那些困难年头所需要进行的非常大量的工作而受到损害。
他在全国各地进行过几次仓促的短暂视察,在互相斗争的红卫兵派别之间进行调解。根据官方文件,他在揭露林彪反对毛泽东的“阴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一直喜欢在深夜会见外国来访者,他总是机智和对国际事务的了解方面胜过他的客人。接替他的总理人选必须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选择,然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获得通过。但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人将急于做这件事。
威尔逊:中国和世界舞台的巨人
【英国《听众》周刊1月15日报道】迪克·威尔逊发表文章,题为《周及其以后》,摘要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