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陂战役白军两个师被红军歼灭后，中路敌军为挽救其颓势，陈诚将三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原第一纵队只剩下肖乾的第十一师了），进攻战术由“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两个纵队以梯次形式取道新丰、甘竹，继续向广昌方向发动进攻，急于从中间突破红军阵线，占领广昌求得政治上的影响，使粤、闽左右两路军前进，收到合围的效果。
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仍坚持“各个击破”的原则，先以红十一军钳制和吸引敌先头纵队向新丰、甘竹、广昌迅速东进，然后截断敌人后纵队的两个师（第十一师和第九师），相机歼灭。右翼红五军团、红十二军及宜黄两个独立团，隐蔽在广昌北面的东陂草台冈南侧地区；左翼红一、三军团，红二十一军及独立五师隐蔽在东陂、草台冈西侧一带山地。三月二十日，敌先头纵队已到甘竹，后纵队的九、十二师刚抵草台冈、东陂之间的霹雳山，两队前后相距九十里。
围歼敌人的时机已经成熟。三月二十一日凌晨，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红军乘着大雾向敌军发起攻击，激战一天，将敌人第十一师大部消灭，只剩一团人，师长肖乾重伤毙命；第九师消灭小部；五十九师残部亦消灭殆尽。这次战役为有名的东陂战役。其余敌人乘夜溃退黄陂，敌人先头部队也仓皇退向南丰，向临川方向撤退。
黄陂、东陂两战胜利，共歼敌三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一万多支，并缴获三百挺最新式机关枪，四十门大炮。敌人第五十二、五十九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用最新式的法国造“哈齐克斯”轻机枪和德国自动步枪装备起来的；第十一师也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这三个师几乎全军覆灭，全被缴械，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基本上被粉碎了。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实践，完全证明了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提出的战略原则是正确的，体现了无产阶级军事家周恩来、朱德卓越的军事才能。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称赞这次战役是一次“大胜仗”；在延安他还对埃德加·斯诺说过，南京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这次“围剿”结束后，蒋介石在给他的“中路总指挥”陈诚的“手谕”中，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确是一个不易应付的对手，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陈诚在接到蒋介石的“手谕”后，也垂头丧气地说：“诚虽不敏，独生为羞！”
（四十三）年轻的“胡公”
周恩来于一九三一年底已经离开上海党中央，化装经过广东、福建秘密到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为便于化装成富豪迷惑敌人，周恩来在进苏区前就蓄了长胡子，到瑞金后一直留着，所以有人叫他“胡子”，但大都尊称他为“胡公”。这个代名一直沿用了几十年。直到建国后一些老同志私下谈到周恩来时，仍称“胡公”，尽管他的胡子在西安事变后就剃掉了。当时，红军中大多是十几岁的“红小鬼”，把长胡子的都看成是老年人，我（即童小鹏——编者注）认为周恩来一定也是老年人。
一九三二年八月，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那时我在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政治部工作，一直在前线，没有机会看到总部首长。同年十月，中央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调回瑞金主持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后来才知道，是受“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批判，排挤他对红军的领导），周恩来代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以后就叫周恩来为“总政委”，但私下里仍常常称他“胡公”。
一九三三年二月底，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在江西乐安、南丰之间，打了大胜仗。先在黄陂附近，一举消灭了向中央苏区进攻的蒋介石嫡系五十九师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师长李明因伤被俘，五十二师师长陈时骥被活捉；三月下旬，又在草台岗消灭敌十一师大部，从而胜利地打破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当时毛泽东虽然被临时中央调离前线，但朱总司令和周总政委敢于坚持正确意见，改变中央攻击敌人坚固据点南丰城的指示，仍运用毛泽东集中红军主力，运用大兵团伏击运动中的敌人的作战方针，因而取得这次伟大胜利。这使红军中的高级干部们认识到周恩来不仅是个政治家，也是个军事家，他在红军中的威望更高了。
蒋介石的四次“围剿”失败后，接着积极准备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我红军主力利用蒋介石准备新的“围剿”的间隙，在永丰、广昌之间以藤田为中心的地区，休整了一段时间。一方面总结作战经验，进行政治教育；一方面扩大红军，进行部队整编。为此，总政治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召集红一方面军全军干部大会，进行动员，朱德、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在这次会上，我和许多同志都是第一次看见周恩来。他和大家一样，头戴五星军帽，身穿退色灰军衣，腰围皮带，腿打绑带，脚穿布草鞋。对他的许多传奇故事人们早已熟悉，所以，他的到来格外引人注目，周恩来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主席台。他眉毛粗黑，目光炯炯，两腮和上唇、下巴都长着粗黑的胡须，英俊而又严肃，腰杆挺得笔直，一派军人的气概。从脸上的胡须看，像是五十岁的人，可是奕奕的神采又像是二三十岁的英俊青年。周恩来亲切注视着大家，就像一块强磁力的吸铁石，立刻把在场干部的目光都吸引到他身上来。台下都在惊奇地窃窃私议，这就是有名的总政委周恩来——胡公吗？
朱德宣布开会了。他知道许多干部都没有见过周恩来，就向大家介绍说：多年来周恩来同志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大革命时期，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南昌暴动的主要领导人，现在他是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我们请他作报告。台下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以洪亮高亢的声音作了长篇报告。他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从红军当前的任务，讲到部队整编的目的。一千多人的会场，鸦雀无声，人们都被他富有鼓动性的言词和从容不迫的风度所吸引，每讲到精彩之处，会场上则是掌声如雷。报告结束时，掌声经久不息。这个报告，对于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对于部队整编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六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进行整编。一军团取消了三军、四军的番号，编为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师；三军团则编为第四、第五、第六，三个师。第一师辖二个团或三个团。整编后，调整和充实了领导干部，补充了兵员，加强了战斗力。
六月三十日，中央军委决定以举行南昌暴动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七月十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批准了这个决定。
整编后，三军团执行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指示，组成东方军深入福建作战。一军团和五军团仍留江西苏区准备对敌作战。为了庆祝“八一”红军建军节，并检阅部队整编后的素质，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决定，一方面军七月三十一日在总部驻地东少陂举行运动大会，以团为单位进行军事、政治、文化等各项竞赛，军团和师直属队也参加政治、文化和演剧比赛。八月一日，举行阅兵、授旗、授勋等典礼。八月三日，运动会结束，给优胜单位发奖旗。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自始至终参加和主持大会，并做了总结。几天来，大家同周恩来熟了，逐渐解开了一个谜，听领导同志说，周恩来才三十五岁，难怪他那样神采奕奕呵！许多同志都觉得这样的年纪，竟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干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业，现在又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总政委，真是了不起的人才！
（四十四）反对洋顾问瞎指挥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前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了中央苏区，预示着一场灾难的降临。博古不懂军事，又对毛泽东、朱德甚至周恩来投不信任票；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又是他请到中央苏区来的，于是他对李德无条件信任，骄横跋扈而又无能的李德被捧成了中央苏区的“太上皇”。李德不仅操纵着对红军的指挥大权，甚至左右着中央政治局的领导，终至于铸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大悲剧。
李德来时正逢黎川失守。九月二十八日当天，周恩来接连向项英并中央局发出了三封电报，根据黎川失守后当前敌情之变化，提出了方面军新的战斗部署的意见。周恩来指出：敌占黎川，并“加紧构筑工事”，图巩固黎川防务并与资溪桥、硝石之联络，以全力完成北面由吉水到黎川对中央苏区的“全线封锁”。这说明敌军已进入对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的部署。因此，目前我军“必须以极大机动性处置当前战斗。正面迎敌或强攻黎川都处不利”。我们的战术不宜和敌人争夺城市，而必须注意发挥运动战的特长，着眼于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目前行动仍以先剪除赣敌左翼为方针”。周恩来提出了详细的作战部署：等东方军与中央军集中时，可以“一部佯攻黎川，吸引该敌”，“以主力突出飞鸢击敌之背，先击许（克祥）师与金溪南下之敌”，“并以二十八师突入金溪、浒湾之间，以调动敌军于运动战中给以各个歼灭”。“如敌或北退，则合东方军全力夹击之；如西退则逼使背河决战；如坚守黎城，则我以肖（劲光）支队监视周（浑元）敌，以东方军与中央局会合逐个消灭抚河移动之敌；如在东方军消灭许师之际，吴（奇伟）纵队全部东移，我中央军正好尾击其后，如宜黄敌向东移，中央军则相机截击之。”周恩来在电报中还特别急切地提醒：“此一大体拟议，与东方军主力集中方向和后方部署有关，须早决定，如有不同指示，请早电告，否则闽边大山，转移颇费时日，且暴露企图。”周恩来的这一拟议，瞻前顾后，周到细密，把各种情况都预计在内了，完全符合战场实际。如能照此实行，是有可能挽救黎川失守后的被动局面的。
但是，李德、博古和项英等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不同意周恩来关于集中一、三军团兵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拟议，而急于收复黎川城，以图保住“国门”，然后在国门之外来打击敌人。十月二日，李德以中央军委名义给朱、周连发两电，竟武断地认为：敌人“攻占黎川仅数日，当不能造成强固堡垒”，因此坚持命令“东方军要消灭硝石、资溪桥以及黎川附近之敌，才能贯彻这次战役的目的，开展战局，要在战术上作连贯的步骤，特别注意加速行动的时间。”并强调要中央军由永丰、东安地区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地区之敌，便于东方军的黎川决战。指示又不察东方军远途行军之艰难，竟专横地指责说：“彭滕……忽视上级命令，或将延误军机，战机紧迫，对于命令执行不容任何迟疑或更改，请注意。”这个指示，体现了标准的“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精神，一如以前，不让红军集中兵力，仍是要一、三军团“分离作战”，去进攻敌人的坚固阵地。前方只得按此执行。东方军昼夜兼程回师后，猛攻硝石和资溪桥，企图“逼退”黎川之敌，事与愿违，红军不但几战失利，而且陷入了敌人的碉堡群中。不是彭德怀当机立断，连电中央请准，迅速撤兵，红三军团就有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
此后，在李德的瞎指挥下，始终采取“分割作战”的方针，不让红军特别是一、三军团集中作战。这样，就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多次失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良机，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逐渐陷入困境。为此，周恩来曾多次抗争，直至对李德的瞎指挥直接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调大军入闽与十九路军作战。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日，敌第八纵队周浑元部奉命以一个师守黎川，三个师进攻黎川以东之团村。我红三军团得五军团第十三师之配合，在团村打了一个伏击战，击溃敌军十五个团。这一仗本来可以取得较大的战果，但由于一、三军团分开，红军主力兵团不集中，而第十三师战斗力不强，形成三军团独力撑持的局面。仗虽打胜，但缴获不多，只俘敌一千，未能全歼敌人，是一场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与此同时，蒋介石怕红军入闽与十九路军配合作战，派陈诚部罗卓英及李默庵纵队共七个师向东山、德胜关推进，企图截断红军入闽通道，与入闽军相呼应，并寻求红军主力决战。这又是红军在运动中歼敌的好机会。十二月十三日凌晨二时，周恩来与朱德联名向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兵力在东山、德胜关间同敌决战的请示》电。电报首先汇报了陈敌七个师推进情况；接着总结了前、昨两日东方军团村之战的缺点，指出由于实行“分割作战”，红军主力兵团不集中，不能“给敌以更大杀伤”，且常“付（出）过大代价”，团村战斗时如“一、三军团会合作战，战果必不至如此”。强调红军集中作战“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因此，周、朱“提议立刻调一军团及十四师准备会同三、五、九军团主力，甚至七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德胜关间与陈敌主力决战”。不如此“不易使东北暂归平静，而便我战略转移。”周恩来还特别在电报末尾加上：“豪注：我坚持丙项意见……我们从不与陈敌主力决战，但欲消灭其一、二个师，非一、三军团会合不可。”这一提议，体现了周恩来的非常胆略与卓越见识。周恩来敢于集中红军主力与敌“围剿”军主力陈诚部决战，当然不是摆开阵势与敌人打阵地战，而是坚持红军的基本战术，力求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此举虽属大胆，但却很有把握，因为在局部上红军已占优势，能消灭敌北路军一、二个师，虽不至将第五次“围剿”完全打碎，但必将给敌人造成极大恐慌，对福建十九路军也是个有力的支援。这无疑是一个好计策。但一贯主张冒险的“左”倾领导人和李德，有了和敌人决战的机会，却又不敢与敌人真正决战了。他们对于周恩来的提议置诸不理，却顾左右而言他，答非所请地于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四日连续四次给方面军总部发电，作了完全相反的部署，决定将方面军主力西调永丰地区，进攻敌人堡垒线，而不向东配合十九路军作战。且朝发令而夕改变，造成了前方的指挥混乱。
十三日晚方面军总部得军委关于“重新部署密令”，命令“五军团向德胜关附近集中坚守工事，三军团掩护伤员后移，准备西行”，即不让红军与敌军主力决战，而作西向永丰地区转移之准备。方面军总部只得执行，按军委“密令”给三军团、五军团下达了行动命令。但部署刚罢，十四日白天得军委第二电，改令“三、五军团先击敌左翼，后以三、五军团击敌右翼”。这又是要向敌人进攻的指示。方面军总部考虑后，认为只能击敌一方，不能击敌两方，乃下令“三军团西南移动，而以五军团协同动作”。但因十四日拂晓前六时，三、五军团已按第一电令出发先行，“不及追回”，方面军总部虽连电三、五军团指示改变线路，重作部署，然直至当晚，未得回复。十四日下午二时，军委第三电至，又否定第二电内容，命令“三军团南移侧击，五军团坚守”。方面军总部已不好动作。还未考虑成熟，当夜二十三时军委又来第四电，“又停止三军团行动，改为侧击敌左纵队，仍令第十三师守德胜关。”——由于军委电令屡作变动，弄得前方十分混乱。而红军两日无功，战机稍纵已逝，德胜关已牢固掌握在敌人手中了。
这种朝令夕改的瞎指挥，为历次反“围剿”战争所未见。为此，周恩来感到十分愤慨。十六日，周恩来直电“博古、项英同志”，指出：“连日电令屡更，迟至深夜始到，盖以天电大，发报难遂，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请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电报叙述了军委屡更电令造成的混乱情况：“五军团两日无电至，三军团整日移动，直至现在（十六日）三、五军团行动不明（五军团收我们电不答，夜中既动既不出），六师、十五师亦不知现住何地。”电报最后严肃地指出：“两日来命令屡改，最后部署仍回至我们的第一密令时部署一样，此对下级信用确有影响，务请仔细考虑。且更证明相当范围内职权似应给我们，否则亦请给相机处理之权给我们，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们不能不重申前请。”这封电报，看来是对博古和项英提意见，实际是对李德瞎指挥的严肃批评。而博古和李德是根本不会接受这些意见和请求的，以后的战局发展，证明在博古的纵容下，李德的瞎指挥是有增无减，更加肆无忌惮了。
（四十五）病中四十天
一九三四年，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了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了江西一带的革命根据地，仓促准备突围转移。当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城南五十里的地方。中央军委副主席、红一方面军政委周恩来，由于整日操劳中央和红军的大事，彻夜不眠，身体一天天的消瘦了，憔悴的面容看得出是劳神过度，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挂着血丝，陷进的深深的眼眶，每当警卫战士看到总政委这种面容（大家都习惯于称他总政委）心里都十分着急，我（即李佐福——编者注）这个军委直属队的卫生员，更感到问心有愧。
八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正在捡切刚从山里采回来的中草药。军委直属队指导员康克清焦急地走到我身旁说：“小李，我找你有事。”我急忙放下手中的活计，跟她来到宿舍。她严肃地说：“总政委病了，派你去护理，一定要设法照顾好。”
一听说总政委病了，我心里难过极了，深感到他的病一定是很重的了。当康克清指导员领我走进总政委的住房后，就见周恩来还是躺在原来只铺着草垫子和一条凉席的那张床上，陷进去的眼眶周围出现了一道紫圈，焦黄的面色带着很吃力的表情，抬起头来望了望我。笑眯眯的招呼我坐下。这时，我的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抽泣着发出了哭声。坐在床边凳子上的邓大姐说：“小李，不要哭，安静些，总政委在发高烧哩。”我急忙收住了哭声，擦掉了眼泪，按康指导员的嘱咐在周恩来的床边又支起了一张床，收拾好了我的被褥。从此，我日日夜夜守护在周恩来的身旁，每天送饭、倒水、煎药、热敷……。
周恩来患的是伤寒病，一连十几天不能退烧，他那难以忍受的样子，常常使我心如针扎却又想不出办法来，他看出我的心情后反而安慰我说：“不要紧，我能支得住。”有时，他常全身出汗，就说：小李子，给我擦擦汗。”我每次给他擦完汗后，总要用热手巾敷一敷他的额头。那时候，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实行全面封锁，粮食和各种物资十分困难，医疗卫生更是一无药品、二无器械，周恩来在病中基本没有西药吃、没有针打，虽说傅连暲医生每天来检查和看望他，但无法治疗，有时候只能搞一两支“奎宁”给周恩来退退烧，周恩来的病只好靠吃他岳母（邓大姐的妈妈）配制的当地中草药治疗，药是很苦的。我想能有点糖就好了，清一清他的火，吃药时喝一口糖水也就不很苦了。一天，我一连问了几十个人，大家谁也没有糖，我只好空着手回到了周恩来身边。周恩来笑着问我上哪儿去了，我只好把实话告诉给他。他批评我说：“现在一切都很困难，哪里有钱买糖呢？以后再不要这样做了。”后来，我才知道康克清大姐也到处想办法给周恩来找吃的东西。可在当时条件下，由于敌人的全面封锁，就连吃盐都非常困难，周恩来每天只能喝几小碗大米稀饭。后来通过地下工作者，总算给周恩来搞到了一瓶苏联炼乳，便成了他的营养佳品，每天吃一点，补补身子。
尽管如此，周恩来从来没有把他的病放在心上，每当傅医生来看他、邓大姐的母亲送来草药时，他从不提自己的病情，朱德和毛泽东差不多每天几次进周恩来的房间看他（当时他们都住在一个院）。有一天，毛泽东来看望，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话，离开时，毛泽东对我说：“小鬼，总政委需要很好的休息。”对此，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就去问康大姐，康大姐说：“意思是，如果总政委睡了或在痛苦时，来人看望不要让进去。”从此，我就按他的话去做了。
红一方面军的团以上领导同志得知总政委病了的消息后，都先后来看望。他们每次来时总要带些刚从树上摘下的梨、葡萄、香蕉、枣儿之类的东西，周恩来对此总是耐心地劝大家说：“现在都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同志们比我辛苦，再不要给我带这些东西，还是带回去让大家都尝尝吧。”一次，一位首长知道周恩来不收别人送给的礼物，便把十几个熟鸡蛋顺手放在了不易被人发现的窗台角上。他走后被我发现了，拿来给周恩来吃。他只吃了一个，其余让我拿去分给班里同志们吃了。
周恩来的病情时好时坏，不发高烧时，他总是要看看电报，批阅文件。有时发高烧，连话都不能讲，但仍然操心党的大事，红军的大事。一天，刘伯承总参谋长来看望他，周恩来正在发高烧，不能说话，就让我把刘伯承拿来的电报念给他听。每遇到这样的事，如果我正煎好药让他吃，他总是说：“等我看完这份电报再吃。”过一会，我又催他吃药，他又坐在床上低着头全神贯注地批电报。我常常把凉了的药热了又热，总要反复热过好几遍。有时我实在没办法，就当着他的面向邓大姐和康大姐“告状”。邓大姐和康大姐都劝他说：“总政委应该按时吃药，注意休息。”他一听总是笑着说：“下不为例，听小李子的啊！”有一次，周恩来刚吃完药，就到办公室办公去了，我急得没办法只好去拉他。他还是坐在办公桌旁看文件，我不管怎么拉他、劝他，他总是说：“等一会，等一会。”我实在没办法气得直哭，康大姐看见后，才帮我说服了他。四十天后，傅连暲医生给他检查完病说：“总政委病还没有痊愈；还需要继续治疗、休息。”可是，他再也不吃药了，每天拖着虚弱的身子投入了紧张的长征准备工作。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六时，总政委带着没有好利索的伤寒病，和中央领导同志一起率领着红一方面军踏上了征途。
（四十六）指挥红三团的战斗
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遭致失败，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我们含着热泪告别了根据地的乡亲们，从兴国县乱石圩出发，开始了艰难的长途行军。那时，我（即肖锋——编者注）在红一军团一师三团任总支书记，我们团奉命为一师的先头部队。十月二十一日，在赣南信丰县金鸡、新田、固坡一带消灭了陈济棠教导师第三团一个多营，和兄弟部队一起突破了国民党在赣州小溪、王母渡一带布设的第一道封锁线。我们继续向西，越桃河，攻占了粤北长江镇和湖南汝城县，准备与二、六军团会合，在运动中歼灭“围剿”苏区的敌人。
部队向湘西前进，天空阴沉沉的，细雨笼罩着灰蒙蒙的山影，羊肠小道，泥泞不堪。干部战士都在想：离开根据地一个多月来，敌人怎么像鞋底上的烂泥一样总甩不掉？……
一天早晨，部队在广东归仁、长江圩北一个茂密的树林里小憩，周恩来副主席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来到了我们红三团。周副主席穿着一身灰色军装，披一件旧黄布雨衣，脚上穿着草鞋，从他那张消瘦的脸上，大家都知道他是够劳累的了。一看到周副主席，我就想起了二月十五日在红色首都瑞金城北的广场上，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亲自检阅我们红一军团的盛况，心情更加激动。周副主席详细询问了部队的行军、思想情况，当知道我们有许多问题想不通时，便耐心地给我们做了解释工作。他要求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前途，看到光明，提高信心和勇气，不要被困难所吓倒。他乐观地说：“敌人围攻苏区，挖筑了千沟万垒，妄图置红军于死地，但英勇的红军不是打出来了吗？大王山（大庾山脉一个高峰）看上去高不可攀，但我们不是也过来了么？革命本身就是同各种艰难险阻作斗争，我们要一切为着革命，奋勇前进！”他还告诉我们，国民党反动派已在粤汉铁路沿线布置了二十万兵力，企图将我军消灭在粤汉铁路以东，赣江以西。接着，他命令红三团迅速前进，赶到敌人布防之前攻占白石渡，掩护红军主力通过粤汉铁路，向湘西挺进。我们迅速把周副主席的指示传达给全团指战员，并提出了“一切为着革命”的战斗口号来鼓舞士气，指战员感到浑身有劲，加快了行军的速度。
周副主席、刘总参谋长交代任务后，就加入到我们团直属队的行进行列中去了。在急行军中，周副主席很少骑他那匹黄骡子，经常将骡子给害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他利用行军小休和防空时间，找机会同战士拉家常、讲战史。中午大休时，他也是边吃饭边回答干部战士提出的各种问题。一宿营，周副主席总是找机会到连队看一下指战员，十分关心战士的思想、生活。来到团部，他总不忘告诫我们及时查看地形，研究敌情，规定紧急集合场，调查行军路线。常常是他刚回到自己的住房，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一下，参谋人员又送来了电报、文件，团领导向他汇报，他总是边看文电，边听汇报，并迅速准确地加以处理。夜里，我们这些年青人一躺就睡着了，当半夜起来检查内外警戒时，可以看到周副主席屋里的小油灯还在亮着。周副主席跟三团行动期间，经常看到他通宵达旦地工作，却看不到他一丝一毫的倦意，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始终闪烁着充满精力的光辉。
经过三天的冒雨兼程行军，十一月十日午后四时，我们团进到白石渡附近，在周副主席亲自指挥下，消灭了何键所部两个连，攻占了白石渡。
战斗刚结束，周副主席站在白石渡南一个小土坎上，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说：“你们别看这是一个小镇子，可它是粤汉铁路的一个站，是敌人第二道封锁线的重要支撑点。占领了它，对挡住广东军阀陈济棠，保证我军主力胜利通过粤汉铁路，有很重要的作用。这一带是毛泽东同志发动秋收起义的地方，有些同志可能潜在地下。”我们向周副主席汇报，准备向南面的守敌反击一下。他想了一会说，不要妄动！转过身又询问参谋：党中央直属纵队情况怎么样？当参谋人员报告说，毛泽东同志和中直纵队正胜利挺进。听二师打下了汝城，三军团打下桂东时，周副主席分外高兴，眼里闪现着希望的光芒。这种情绪也很快地感染着我们每个人。晚上，我们用打土豪得来的肉食招待周副主席和刘总参谋长。饭后，在村子的祠堂里，多点了几盏油灯，挂上了地图，团政委林龙发、参谋长彭明治等几位团的领导干部围坐在一起，请周副主席和刘总参谋长给我们讲国际国内形势，并讲了许多部队注意事项。
第二天部队出发时，周副主席和刘总参谋长要离开我们了。他亲切地抚着我的肩说：“当前，我们在白区作战，困难很多，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加强连队党支部堡垒作用，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相信和依靠群众，搞好宣传工作，使红军走过的地方都播下革命的火种。”他指指行军队伍中战士背包上的识字牌上写的“站好岗”几个字，称赞说：“战斗不忘学习，这个办法好。我们工农现在打仗需要文化，将来建设一个新中国更需要文化。”说完就骑上马走了。我们团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精神，加强了战时政治思想工作，每到一地积极地宣传群众，仅在七里铺一带，七天就扩大红军二百四十名。发展了几处地下党的支部，组织了县、区、乡农会和游击队。
五天之后，我团奉命兼程抢占湖南蓝山县城。在行军中我们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天上几十架飞机日夜低空扫射，后面十几万国民党军紧紧追逼，战斗频繁，伤员增多，减员严重，一天走不了多少路。部队中畏难情绪又开始抬头，指战员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当部队经过临武城西关时，周副主席、刘总参谋长又一次来到我们团，亲率我团行动。他们召集团的领导同志进一步说明了攻占蓝山县的必要性。当他看到指战员们都带着疑虑的目光时，两道浓眉紧锁在一起，寓意深长地说：“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失去了几次可取得胜利的良好时机。不能说红军不英勇，也不能说地方的工作没做好。恰恰相反，毛泽东同志的查田运动把中央苏区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不然怎么会有红五月三万英雄儿女上前线的大好形势？”他特别指出，部队能否打胜仗，革命路线是关键。作为一个领导者，要认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绝不可盲目行动，当时我们虽然还不可能十分理解这些话的意思，但意识到，周副主席的话是有所指的。直到遵义会议后才明白党中央存在着路线斗争，三次反“围剿”后，“左”倾路线错误地排挤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红军失去了毛主席的指挥，总是打不好仗。周副主席和我们谈话时，有许多指战员也围拢过来听，大家都仿佛在寒冷与黑暗中靠近了一堆篝火，感到有无限温暖和光明。我看到，周副主席这次来比过去更加消瘦了，他两眼熬得通红，但却放射着坚毅沉着的光芒。他对我们说：“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很凶狂，但他们是腐朽的，不得人心的，终究要灭亡的。我们现在虽然还比较弱小，但广大人民在我们一边，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要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去扩大发展。”他的话语像春风一样，把战士们脸上的饥饿、疲劳、忧愁的神情一扫而光。一连三天昼夜行军，在十一月的最后一天，我们跑在敌增援部队之前，占领了蓝山县城，消灭了守敌保安团一个营，敌正规军一个营慑于我军威力狼狈逃窜。
打下蓝山，周副主席、刘总参谋长赶回了中央纵队，我们继续向宁远进发。我们十二月二十日晨进到道州城北门外，又见到周副主席。当时数架敌机正在低空盘旋。周副主席告诉我们，蒋介石调集了广东、湖南、贵州的军阀，用四十万重兵，在湘江两岸布置新的防线，情况危急，要抓紧时间，渡江西进，不然，随时有被敌人切断的危险。晚上，我们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从道州北抢过了潇水河，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兼程九十里，甩开了薛岳、吴奇伟纵队的尾追。
我团继续西进，渡过灌江，到达全州东二十里的地方。这时，敌四十万围堵军分三路赶到全州附近，以一部兵力向北，压迫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肖克领导的第二方面军。敌主力以全州为中心，利用湘江，妄图置我中央红军于死地。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电令我们三团，在白沙铺界首北、灵渠河以西阻击敌人，坚守到十二月二十二日十二时前，保证我军通过湘江。我团连夜就地构筑工事，积极备粮，决心誓死坚守到二十二日十二时前，不让敌人进到白沙铺以南。但就在这关键时刻，“左”倾路线的主要领导者，面对敌人四十万重兵，不去组织部队迅速摆脱敌人渡江西进，却命令不足八万人的红军在湘江一线摆开阵势，与敌人展开决战。经三天浴血奋战，红军折损过半。我团在白沙铺以北山丘一带阵地上反复进行血战。二十二日，虽然将敌一个师打垮，俘敌三百，并将阵地推进了八里，但终因敌众我寡，我团同师部联系中断，失去指挥，全团陷入重围。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林政委身先士卒，端起刺刀，亲率部队向西突围，杀出了十二层包围圈，在师主力支援下，才摆脱了敌人。当我们到达红二团阵地，听到聂鹤庭参谋长讲，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所在中央直属纵队已安全渡江，中央机关和一军团大部都转移到西山上时，大家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我们团按周、朱首长电令，在白沙铺以南坚守到下午三时，消灭了很多敌人，也付出了五百多人的代价。活着的同志，想着刚刚牺牲的战友，不由得泪眼迷离。我们穿过丛林，伤口来不及包扎，满身的血迹顾不上清洗，提着带血的枪，继续前进。
突破敌人费尽心机布设的第四道封锁线后，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团向黔东急进，准备去袭占黎平。在通道渠水河畔牙主堡一个祠堂里，周副主席第三次来到了红三团。这次周副主席显得特别高兴，他连白开水也没顾上喝一口，就召集林政委等团的领导干部开会，讲明了袭占黎平向西北敌无设防区前进的战略意义，和我们一起研究行军路线，制定作战方案。大家看到他那愈加消瘦的脸庞显得更加刚毅，眼睛里闪烁着信心百倍的神采，人人都感到有了依靠和力量。他还兴奋地告诉我们，插向黔东的行动计划，是毛主席提出的。毛主席认为，在现在条件下，必须放弃到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转向敌人设防薄弱的遵义前进。
我们立即将这大好喜讯传给了行军中的全团指战员，几个月来被压抑的心情得到了舒展，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在周副主席率领下，翻山越岭，涉水渡江，尽管阴雨连绵，道路泥泞，但部队情绪高昂，日行百里。三天时间，我们穿过穷苦的苗胞地区，爬上入云的雷公山，一举攻下了黎平。
午饭时，周副主席高兴地对我们说：“占领了黎平，为我军打开了向黔东北前进的道路。我在这里等中央纵队，准备在这里召开会议。你团继续前进，攻占施秉、余庆，渡过乌江，袭占遵义。”
连日的阴雨已过，黎平城晴空万里，十二月二十八日，我们按照周副主席的命令，沿着通往遵义的道路胜利疾进。
十一、长征中的军委副主席
（四十七）“恩来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伟大转折。在这紧要关头，毛泽东做出的历史贡献是卓越的，无可比拟的。然而，在谈论遵义会议的功绩时，不能不特别提到周恩来。
一、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曾有执行博古和李德所制定的错误军事方针的若干失误，但长征初期他就开始认识，并积极推动遵义会议的召开。
周恩来在我们党内外历来享有崇高的威信，而且又是颇负盛名的军事家之一。第四次反“围剿”，就是在“左”倾路线取得统治地位并排挤了毛泽东正确领导的情况下，周恩来以大无畏精神，抵制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决策，排除他们那些脱离实际的瞎指挥，坚持正确的军事思想，使这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的。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中就称赞说：这次周恩来、朱德的军事指挥的胜利，是南京政府“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中，在军事指挥上周恩来有若干失误，但当时，他同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完全脱离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来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而周恩来则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的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据伍修权回忆说：“进行这些争论时我经常在场，有时由我从中翻译，有时周恩来直接用英语对李德讲。”还说，“他对李德的错误最了解，只是由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尤其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受到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对“左”倾路线的怀疑和不满。正如刘伯承说的：“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大家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用事实启发同志们的觉悟，让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周恩来回忆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当王稼祥最早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倡议时，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支持了这个意见，为推动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出了贡献。
二、周恩来在通道会议上，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为长征改道作了思想准备。
周恩来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说：“从湘桂黔分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当时争论的中心就是关于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已经判明中央红军将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所以，立即改变“追剿”部署，布置了一个口袋阵，企图将中央红军歼灭于北出湘西的路上。当时，中央军委没有按照已经变化了情况改变行动方针，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旬，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以后，在中央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改变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能够稍事休整，恢复体力和战斗力。据李德写的《中国纪事》记载，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了周恩来、洛甫和王稼祥等的积极支持。肖锋在通道会议的次日的日记中也写道：“周副主席高兴地告诉我们，插向滇东的计划，是毛主席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毛主席认为，在现在的条件下，要放弃在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北前进……扭转红军出征来的被动局面。”这一正确主张虽然得到与会的多数同志的赞成，但由于博古、李德不同意，未作出正式决定。
通道会议后，中华军委虽尚未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基本目标，但行军路线有所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以后的黎平会议确定正确的战略方针，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在这里，周恩来从争论一开始就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其他同志一起为酝酿和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黎平会议确定转兵，周恩来起了关键作用。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主持这次会议的是周恩来。在会议上争论仍很激烈，这时李德主张转入黔东，而毛主席则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会上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还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会上“说话最多”的是周恩来，他批评了李德。因为李德仍然机械地坚持原定计划，主张死打硬拼，什么人的话都听不进，周恩来有时“发脾气了”。周恩来对此也回忆说：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即确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再次否决了“左”倾领导者欲去湘西的错误意见。黎平会议的正确决定，既使红军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使红军放开手脚，机动灵活地打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黎平会议还决定，在适当时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从黎平会议的史料可以看出，周恩来坚定地、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李德进行了尖锐的争论。由于周恩来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李德因而大怒。他在《中国纪事》中讲道：毛泽东的建议，“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
黎平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战略转变的开始。长征改道就是从通道会议开始酝酿，而由黎平会议作出最后决定的。可以说，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从思想上、组织上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好了准备。
四、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是遵义会议胜利的重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