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路线错误的批评，同时竭力推举毛泽东为我党我军领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
周恩来严于责己，从不文过饰非，自封一贯正确。他在发言中就军事指挥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责任。所以，会议仍对他给予极大的信任。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后常委进行分工时，还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为什么开得成功？毛泽东的卓越贡献是无可非议的；但正如毛泽东讲过的，这个账不能记在他一个人身上。所以，早在遵义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在接见红一师领导时就说过：“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起了重要作用。”聂荣臻对此也指出：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四十八）一次医疗奇迹
长征时，党中央成立了一个“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秦邦宪）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与计划的执行。长征一开始，敌人就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行军作战十分艰苦。恩来同志出发时，个人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条被单和作枕头用的包袱，里面装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灰绒衣。他平时身穿军装，脚穿草鞋。在急行军中。他经常将他的黄骡子给生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他常利用行军小休息间隙或防空时间，找机会和战士们拉家常，讲战史。一到宿营地，便抽空到部队看望指战员，查看地形，调查行军路线。到达驻地以后，就叫人马上架起电线，接收电报并阅读电文，观察地形图，研究敌情，起草和下达作战命令。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白天却和部队一起行军，吃同样的伙食。
十一月十四日，在红军通过敌人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战斗空前激烈，这是红军在长征途中最艰苦激烈的一次战役。周恩来一直坚持在湘江东岸渡口，指挥部队抢渡，同时向后方交代任务。
过湘江后，全军的实际指挥工作已由周恩来担当。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曾主持在黎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后，由朱德、周恩来负责部署执行，使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避免陷入困境。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红军占领了贵州的第二大城市——遵义。十五日至十七日在遵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常委。会后不久，建立了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由于采纳和执行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路线，周恩来亲自具体指挥，终于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顺利地进入川西地区，取得了红军在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其后，红军又抢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夹金山），直至六月十二日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但是，以后在执行已定的战略方针时，却不断遇到张国焘左倾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干扰破坏，使红军面临极其严重的困难局面，周恩来为此耐心细致地做了大量的艰苦复杂的工作。就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至六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之后，周恩来因疲劳过度，营养不足，再加上自然环境恶劣，终于病倒了。
在那个时期，红军中主要流行四种疾病：痢疾、腹泻、疥疮和下腿溃疡，很多病都与上述因素有关。周恩来从八月初就开始腹泻，大便中有脓、血和粘液，体温从三十八摄氏度上升至四十摄氏度，全身逐渐发黄，神志不清以至到高烧昏迷，病情发展快，病势重，红军中的主治医生化验了大便，发现有阿米巴原虫，中央决定将我从长期患病的王稼祥身边调来，给周恩来治病。我（即王斌——编者注）给他做了身体检查，发现肝脏肿大，下缘竟达到右肠骨窝，右侧下胸及上腹肿胀，胸围右侧比左侧大四横指。我认为，周恩来患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是无疑的了。幸而西药箱中还有依米丁注射液，就给他每天肌注一至二支，治疗了两周左右，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当时红军中医药条件极差，穿刺抽脓或开刀都不可能，但是万一脓肿破裂到胸腔或腹腔，得到了化脓性胸或腹膜炎，肯定有生命危险，我只好让人到六十里以外的山上，找些冰块来放在周恩来的肝区上缘冷敷，每天从早上十时敷到下午六时，使脓肿不致于向胸发展。同时由组织决定，把邓颖超从干部休养连接来，一起护理恩来同志。
邓颖超从长征开始之前就患肺结核，经常发低烧，痰中带着血丝。她来到周恩来身边时，周恩来已昏迷不醒，睡在木板床上。邓颖超就在地上铺上点草睡，她将周恩来脱下的灰色毛背心拿来看看，捉到了一百七十多个虱子，虱子的血把手都染红了。在这生死关头，周恩来却神志逐渐清醒了。他不断地呻吟，说肚子痛。在八月十一日的上午，邓颖超和医生把他扶起来大便，竟排出半盆棕绿色的脓。这是由于肝脓肿已和横结肠粘连在一起，脓肿破后，脓从肝脏通过肠子排了出来，他的高烧也慢慢退下来了。
周恩来清醒后，看到邓颖超在身边，感到有点意外，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来的。他刚刚苏醒过来，就惦记着给一、三军团发电报，督促作战计划的执行，其后，周恩来的病情日渐好转，但身体非常虚弱。八月二十日未能参加在毛尔盖召开的会议，八月二十一日就开始北上过草地了。
这时，彭德怀下令，请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负责组织担架队，由陈赓担任队长，兵站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同志组织担架，向那荒无人烟，充满沼泽的泥潭的大草地进发。周恩来不愿看到同志们双肩磨破，步履艰难地抬着担架，几次挣扎着要从担架上下来自己走。然而，他已衰弱不堪，身不由己了。周恩来病愈恢复以后，我又回到王稼祥外任保健医生，周恩来由戴济民负责照顾。
回忆起周恩来五十多年前九死一生的医疗上的奇迹，如果当时肝脓肿不是和横结肠紧密粘连，脓肿破裂后不是穿入肠内而是穿入腹腔，那么按当时的医疗条件，周恩来是不可能被救治的。记得周恩来在临终前曾对身边的医生和我说：“你四十年前对我的救治，使我多活了四十年……”
（四十九）失火·搓稻谷·在党小组里
失火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份，我们红一方面军进入广西苗族地区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驻地不断起火。苗族同胞的房屋都是用木头和茅草搭成的，所以，一烧就是一大片，甚至整个村子都被烧成灰烬。火，不仅威胁着红军的安全，而且在政治上给我们造成了损失。这些现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精神，部队加强了对敌情况的调查，并组织了许多人做防火、救火的工作。
一天，我们在龙坪镇宿营。夜里十二点钟左右，我（即魏国禄——编者注）被哨兵“失火了”的叫喊声和“噼噼啪啪”的着火声惊醒，翻身下床一看，只见周恩来副主席住房后面已是一片火海，大团大团的浓烟、一道道火舌正从周副主席的房门口、窗口往外乱窜。我顺手操起一条毛毯，快步冲进周副主席的屋里，模模糊糊地看见他正在呛人的烟火中往外摸，就把毯子往他头上一蒙，领着他跑到屋外。一瞬间，房子就被大火吞没了。周副主席出屋后，对自己的安危全然不顾，立刻指派我去看望其他首长，了解部队的情况。
我刚要走开，刘伯承、张云逸等首长却赶来了。周副主席便和他们聚在一块，研究起失火的问题来。
这时候，街上人来人往，闹声熙攘。有救火的，有找人的，也有帮着老乡从火里往外抢救东西的……还不时听到议论声：“是哪一个不小心，引起这么一场大火？”
“我看这火有来头……”
“……”
周副主席叫我去找作战参谋，让他命令部队提高警惕，加强岗哨，把没有事情的人员集合起来，待命行动，不要乱跑。
我从参谋那里回来以后，见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也到了，正和首长们一起，站在露天开会，周副主席分析了几次失火的背景后，斩钉截铁地说：“是的，可以肯定这火是敌人放的。万恶的反动派企图用这种卑鄙手段，来证实他们那种‘共产党杀人放火’的可耻谣言，来挑拨、破坏我们与群众的关系。”听到这儿，我心里顿时一亮：要不是周副主席讲的那样，为什么这火总是跟着红军呢？刚想到此，又听见周副主席说：“……我们一定要把放火者查出来，彻底揭穿敌人的阴谋。”周副主席的态度坚决，话语铿锵，使我心里瞬时充满了信心，长了劲儿。
当天夜里，便在龙坪镇查出三个坏家伙。经保卫部门审讯证实，他们是国民党收买派遣的特务、地痞和流氓，伪装成红军，专门混到我们红军宿营地，乘人不备时放火。
抓到了放火者，查清了着火原因，第二天国家保卫局便在龙坪镇召开了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讲解了红军的性质和政策，揭穿了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老乡们个个气愤得咬牙切齿，挥动着拳头，齐声要求严惩放火者，于是，就把那三个坏蛋当场枪毙了。
会后，周副主席又指示供给部，要他们给受难的群众一些救济。当老乡们领到救济的物品和钱时，都纷纷称赞红军是一支爱护百姓的好军队。
从此，敌人的放火毒计，再也无法施展了。
搓稻谷
十二月间，红军长征到了贵州边境，吓得国民党反动派又是加紧造谣诬蔑，又是指使地方反动势力进行破坏，并强迫老乡席卷粮食、生活用品等到深山里去，就连脱米用的石臼、水磨等也隐匿起来。所以，红军每到一地，不仅很难弄到吃的，就连人影也很难见到几个。阴险的阶级敌人企图用这种恶毒办法，来饿死我们长征的红军战士。
有一天宿营以后，部队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一些稻谷，但是，没有找到脱米工具，眼瞅着稻谷吃不进嘴。同志们走了一天路，十分疲劳，有的索性不吃，倒头便睡了。周副主席看到这种情况，立刻召集干部们开会。他急切地说：“一定不能让同志们饿肚子，我们要想办法让同志们吃上饭。没有东西磨稻谷，就动员大家用石头、瓦片搓。就是用手搓，我们也要把米脱出来。”……经过周副主席的一番动员，大家一致决定：每人都要想办法，脱出够三顿吃的米。
散会后，周副主席叫我给他找来两块瓦片。自己领来稻谷，就在瓦片上搓起来。周副主席要考虑那么多国家大事，工作那么忙，怎么能耽误他的时间，让他自己搓米呢？于是我恳求地说：“首长，你不要搓了吧！我们保证按组织规定，搓够每人三顿吃的米。”
周副主席反问了我一句：“为什么？”
“你是首长，还有重要的工作。”我蛮有道理地解释说。
“正因为我是首长，才更应该搓哩。”周副主席见我显出一副不愿意的样子，便换了比较温和的口气说：“我提出让大家动手搓米，自己怎能不搓呢？再说，搓米是为了吃饭，谁能讲吃饭不重要？”
自打我给周副主席当警卫员以来，就见他事事都以身作则，保持着我军官兵一致的革命传统，所以，经他这么一讲，也没什么话可说了。
这时找瓦片石头的、领稻谷的干部战士，从我们面前走去走来，看到周副主席亲自搓米，都深受感动，一个个都很积极地搓起米来：有的用瓦片对着瓦片搓；有的用石头对着石头搓，搓得手上起了血泡，还是不停地干……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劳动，我们每个人都超额完成了任务，解决了当时的吃饭问题，打破了敌人经济封锁的阴谋。
没几天，红军买卖公平、纪律严明、说话和气、不打人骂人的事实经过个别老乡的口，一传十、十传百地颂扬出去后，老百姓都纷纷从山里回村。国民党反动派的毒计和造的大量谣言，便不攻自破了。
在党小组里
六月，长征的红军到达了两河口一带地区，休整了几天。乘这个机会，总部机关党组织进行了整顿，改选了支部委员会。接着，各党小组又选举新的党小组长。
我们这个党小组有周副主席、张云逸和司令部几个参谋。一次小组会上，张云逸提议选我当小组长。周副主席点点头，含笑望我，说：“很好。同意！”别的同志也纷纷表示赞成。
这一来，把我闹得很难为情。上有周副主席，下有几位参谋，我是个小小警卫员，怎么能当小组长领导他们呢？我红着脸说：“我干不了。最好还是选别的同志。”
周副主席劝我说：“大家选你当小组长，就相信你一定干得了。我们既然同意你当，就会服从你的领导。今后小组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来商量嘛。”停了停，他又问我，“怎么样，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见？”
我看那个形势，晓得不当是不行了。民主嘛，少数服从多数，只好答应试试看。
选完小组长以后，根据支部的指示（当时支部书记是康克清同志），还要研究小组的任务。讨论时，周副主席发表意见说：“现在是长征，我们小组应当保证没有一个掉队的。都要走到抗日最前线去。因此，在行军中，要发扬阶级友爱的精神，互相帮助。同时，要遵守纪律。”大家都很同意他的意见，就决定把“保证一个也不掉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作小组今后一段时期的任务。在后来的行军中，由于周副主席的模范作用和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这个小组确实做到了没有一个掉队的，都胜利地到达了陕北。
在长征途中，周副主席的工作多么繁忙啊！可就在那样紧张、繁忙的战斗、行军中，他始终重视过党的组织生活。有一次吃饭时，他忽然问我：“小组长同志，我们为什么很长时间不开党小组会呢？”
“开过了。看到首长很忙，我没有通知首长。”我漫不经心地回答。
“哎，那怎么行呢？我是个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如果确实有事不能参加，我自己可以向你请假。你不通知我，是你的不对呀。”
在我看来，周副主席有那么多军机大事要处理，少开次把小组会，算得了什么？现在，周副主席却把它当成一件大事，这么郑重其事、严肃认真地批评我，我有点想不通。周副主席见我不吭声，又用很亲昵的口吻说：“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你明白吗？以后开会，可一定要通知我啊。”
接受了这次教训，后来每次开会，我都通知周副主席。他只要有时间，每次都参加，而且每次都很认真地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还记得到了陕北后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擦桌子，周副主席从外边进来，一边摊开文件准备办公，一边问我：“小组长，这个月的党费我还没有交吧？”
“已经交了。我代首长交了五分钱。”
“你交是你的。党费怎么可以让别人代交呢？”
“首长集中精力忙国家大事，我们代交还不是一样吗？”我蛮有道理地争辩说。
“国家大事重要，交党费也重要。因为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说着，周副主席就找出五分钱，十分认真地交到我手上。
我一共干了半年多党小组长的工作。在这期间，虽然谈不上对别人有什么帮助，但我自己却在这个小小职务上，受到了许多深刻的教育，尤其是在党性的锻炼上，周副主席总是处处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确确实实为我们树立了十分光辉的榜样。
（五十）智救廖承志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长征途中，当中国革命面临夭折的危险时刻，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坚决支持毛主席，拥护毛主席为我们党的领袖。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张国焘把中央派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杀了不少，包括同李克农、钱壮飞一起对保卫上海党中央的安全做出决定性贡献的胡底，也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了。被害的还有曾中圣、邝继勋等人。张国焘还把四川省委派进川陕苏区的干部几乎杀尽。当时我（即廖承志——编者注）和罗世文、朱光等也被张国焘监禁起来。四方面军同二方面军进入甘肃、宁夏，到了黄河边，周恩来同志一路上打听一些同志和我的消息。最后，在往预旺堡的路上，周恩来同志碰到了我。我看到周恩来同志，心情万分激动，自广州一别，十年未和他见过面。十年前我见到周恩来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十年后再见面时，我已经是个共产党员了，但那时却是个被张国焘“开除”了党籍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见到周恩来，不知该怎么办。我心想：是躲开还是不躲开呢？旁边还有人押着我，如果我和周恩来打招呼、说话，我怕会给他带来麻烦，因为张国焘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我正在踌躇的时候，周恩来走过来了，看见我被押送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但同我紧紧地握了手，当天晚上，周恩来派通讯员找我到司令部去。我进屋后看见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同志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我：“你认识错误了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便留我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我。吃过饭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个礼就走了。周恩来考虑问题很周到，斗争艺术很高超，如果他不这样问我，当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脑袋，自从周恩来把我叫去以后，我的待遇明显改善，不久，我就被释放了。
十二、西安事变的谈判代表
（五十一）肤施会少帅
一九三五年冬，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这里东侧黄河，北靠沙漠，南临平原，西面荒凉，人烟稀少，道路崎岖。白军要四面“围剿”，也不那么容易。但是，当时的陕北，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站稳脚跟的红军得设法向外发展。如何发展？向南去，就要与张学良打仗，我党正在作东北军工作，不可采取军事行动。况且蒋军陈诚部在洛阳周围陈兵三个军，目标是对付红军。我军一向南动，便会把蒋介石嫡系大量引进西北。更主要的是，这时日本正在把侵略的魔爪由东北伸向华北。党中央、毛泽东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时局的基本特点出发，并结合西北和华北地区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苏区发展的方向和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不宜向南、向北或向西，而应该是东渡黄河，开辟吕梁山革命根据地。东渡黄河有很多好处，可以把抗日的主张直接扩大影响于华北，可以解决经费给养，可以扩充兵员，开赴抗日前线，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斗争结合起来。于是，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组成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总司令，率军渡河东征。
毛泽东率军东征之时，就安排周恩来坐镇陕北，作张学良的工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不仅是抗日的需要，也是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的一项重要部署，使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出师东征无后顾之忧，因为张学良当时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统帅着二十多万大军，布防在陕北苏区边界，作张学良的工作自然十分重要。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部署，首先派被俘的东北军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去与张学良会晤，转达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张学良提出要与共产党的正式代表会晤商谈，周恩来便派李克农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三日在洛川与张学良正式谈判。这次会谈是很重要的一步，是联合抗战的开端，双方达成了几项协议，其中一项是：中共代表请示中央，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与张学良当面会晤，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地点初步定在肤施，时间由中共决定。会谈中还确定由中共派一位代表常驻西安，以便于开展工作。李克农回来后，将会谈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立即电呈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毛泽东也即刻电示周恩来在适当时机会见张学良。党中央并决定派刘鼎作为党代表常驻西安。刘鼎到达西安后，与张学良开诚布公地进行了交谈，说得张学良十分高兴，于是，张学良对刘鼎也就肃然起敬起来，一定要留刘鼎住进他的公馆。这样，刘鼎便与他带的报务员，住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东楼的第一层东头南边的屋子里。刘鼎住进了张公馆后，与张学良时常见面，经常谈到抗日整军的问题，对东北军抗日运动和抗日准备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影响，刘鼎将张学良的态度随时报告中央。毛泽东得知张学良态度确有转变，才决定派周恩来赴肤施与张学良会谈，并电示了安全保卫工作。
肤施就是延安，当时是东北军的防地，由党中央驻地瓦窑堡到肤施，途中要经过蟠龙镇和拐莫，约有两天路程，周恩来只带二十多个骑兵警卫，这一带蒋介石的暗探密布，大家都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
有人问周恩来道：“为什么不叫东北军的代表到我们这里谈判，要是他们翻脸怎么办？”
有人附和说：“是呀，上次谈判地点就在东北军防地，这次谈判他们应该上我们苏区来才合情理。”
周恩来爽朗地笑着说：“国民党没有这种气魄，不可能邀请各党派、各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应该积极采取行动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再说革命就是要担风险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的脚应该把肤施的路踩宽。”
又有人说：“那就多带些兵马吧！”
周恩来又笑了笑，说：“这是谈判，又不是打仗。昔日关云长单刀赴会，都安然无恙地回来，我有你们这二十多人马，谅他们也不会把我怎么样。再说我们也要相信张学良将军嘛！”
还有人接着周恩来的话茬说：“周副主席就是当年的诸葛亮，神机妙算，我们跟着周副主席，一定会走向胜利。”
周恩来说：“毛主席赛过当年的诸葛亮，他把敌人还指挥得团团转哩。我们跟着毛主席，才一定会走向胜利。”接着，他又问大家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要上南京去跟蒋介石谈判，同志们有什么想法？”
大家都笑着说：“跟着首长，什么地方都敢去。”
周恩来哈哈大笑，说：“只敢去还不够嘛，还要闹清为什么敢去。”
大家都说：“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祖国，我们哪里都敢去。”
周恩来说：“好，好，只要闹清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无所畏惧，以后上南京谈判我还想带着你们去哩！”
大家都高兴地拍起手来。
一切都准备停当，临出发前，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名义致电张学良和王以哲军长，通知我方代表行期，接洽地点和会谈内容，电文主要内容是：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和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起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到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商谈之问题，敝方拟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告为盼。
电文发出，当夜就收到了张学良的回电，同意所列的条款和内容，会谈地点定在肤施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里。
接到张学良回电后，周恩来带领李克农、高福源一行于四月七日起程。晓行夜宿，八日下午到达肤施城郊东北的川口村里。周恩来让跟随的电台与张学良联系，不巧电台发生了故障，一时联络不上，直到第二天上午，张学良才得到了周恩来到达川口的消息。这时张学良正在洛川，他一面急电驻守肤施的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准备盛情接待，一面亲自驾机带领王以哲等人飞往肤施。刘鼎也随张学良同机到达。
黄昏时分，周恩来、李克农由高福源引路进入肤施，走向谈判地点。天虽然有些昏暗，但彩霞亦然停留在天边。肤施的轮廓周恩来还是看得分明的，肤施周围是由，延河绕城流过。城东山上有雄伟的九级宝塔，城东北的清凉山上有万佛洞和四季长青的松柏。在这些山峦、宝塔的映衬下，肤施城显得庄严、美丽。
有一会儿，他们便走到了谈判地点天主教堂。这座教堂在肤施城里显得十分漂亮，它的大门是一列宽大的拱廊，四边有花环，饰以小像，两旁夹两条有壁龛的柱子，柱头是尖的。大门顶上有三条竖线花纹，竖线之上刻了一个抱着圣婴耶稣的圣母像。两侧外面有五个没有门洞的拱门，用花边描画出来。教堂四周有围墙，显得非常安静。周恩来看了一会，心想可能是因为这里无人打扰，便于保密；也许由于这是肤施最漂亮的建筑物，张学良才选择在这里会谈。
周恩来正在教堂门口观赏之际，张学良闻讯出来，立即握住周恩来的手，抱歉地说：“欢迎！欢迎！肤施是我军布防的边境，蒋介石的暗探颇多，所以，对周先生还不能大张旗鼓地欢迎，请周先生见谅。”
周恩来笑了笑，说：“所以，我们也只能在黑夜里交谈了，不过，肤施可是块宝地，我相信不久会大放光明的。”
张学良说：“对，对。肤施的确是个好地方，我相信有一天能像周先生讲的大放光明。”
周恩来与张学良携手走进了教堂。在教堂的中央，已经摆好了一张圆桌，圆桌上摆满了糕点和水果。一杯杯刚刚斟满的热茶，在五支蜡烛的亮光下，飘散着热气。
经过一番寒暄，主客坐定。周恩来与张学良以前虽互未见面，今天初次相会，却一见如故。张学良给周恩来的印象是少年英俊；周恩来给张学良的印象是威武，仪表堂堂。张学良心想：难怪人家都说周先生是美髯公，真是名不虚传！那胡子多美，又黑又长，活似关云长再世。
张学良首先爽快地说：“不瞒周先生说，两年前我从意大利墨索里尼那里取回一本经，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主张中国应该有个领袖，实行法西斯专政，把朝野各党各派的意志集中起来，把全国各方面力量，统一起来，像希特勒之于德国，墨索里尼之于意大利那样，才能够抗击日寇，应付国难。但我现在已认识到国民党贪污腐化黑暗无能，远非德国的国社党（纳粹）、意大利的法西斯可比，是一个没有什么希望的大官僚集团。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分析，我认为我过去的那种想法是错误的……”
周恩来目光炯炯地静心听着张学良的讲述，脸上的表情是和善而庄严的。他对张学良说：“张将军既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于一身的，张先生处心积虑要雪国耻报家仇的心情，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你同情你，并会帮助你。可惜张先生把路走错了。什么是法西斯，简单讲，法西斯就是军事独裁。袁世凯搞过军事独裁，失败了。吴佩孚要武力统一中国，也失败了。这些张先生都知道，并经历过。谁想在空前国难中搞独裁，而不去抗日救国，谁就是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必然要失败。中国共产党人今天呼吁大家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枪口一致对外。”接着，周恩来坦率地对张学良讲了对当前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一些看法后，又诚挚地问张学良道：“张先生，你看中国的前途如何？”
张学良说：“中国的前途有两条，一是走共产党的路，一是走国民党的路。我过去总以为法西斯独裁可以救中国，因此曾提出拥蒋的口号，现在看来，好像不对了。如果中国内战不停，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呢？”
周恩来说：“张先生要是真想抗日的话，就一定要实行民主，走人民群众的路线。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也不要人民大众，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深厚力量，就不可能树立真正的抗日信心，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调动起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抗日力量，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的胜利，把中国引向光明。”
张学良说：“周先生讲得极是。对于蒋介石我本人和你们有不同的看法，在洛川已经和李克农先生讲过，意见未能达到一致，所以，特别约周先生亲自谈一谈。”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这很好嘛，多接触多谈，双方就会多了解多谅解。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很愿意听听张先生的意见，以便考虑。”
张学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他现在实际上还统治着中国。不仅中国的大部分地盘和军事力量掌握在他手里，而且财政金融、外交等也都由他一手包揽。我们现在想壮大抗日力量，为什么要把他掌握的这股力量排除在外呢？尤其是我们都是他的部下，如提‘反蒋抗日’，工作起来有实际困难。目前应当设法把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逼他走上抗日的道路。可以提‘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会与我们作对。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像在张家口对付冯焕章先生那样。蒋介石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为了自己他会一意孤行到底。”
周恩来沉思了一下，说：“张先生这个意见很有道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本人同意张先生‘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如果抗日战争争取不到蒋介石这个集团参加，将是一个大的损失，争取过来是有好处的。可是，蒋介石目下正像满清的西太后一样，‘宁给外人，不给家奴’。对日寇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残酷镇压，高叫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依靠出卖中国的主权来维持他的统治。不管他口头上如何诡辩，他实际上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忠实走狗。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抗日的，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现在，为了抗日救国大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愿意争取这个力量，但是，光让步是不行的。让步太多，会使不知足的人认为我们软弱可欺。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血的历史教训的。所以，要让步，还得要斗争。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张学良说：“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
周恩来笑了笑，说：“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个力量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十分希望的。可是，他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雄厚力量。要用什么办法才能争取过来呢？张先生知己知彼，可以多谈一谈。”
张学良说：“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给他难堪，他也发过牢骚，心中忿恨。但他有个很错误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他要是在前方抗日，他不放心，这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据。”
听了张学良这一番话后，周恩来站起身来，愤慨地揭露了蒋介石窃取革命胜利果实、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投降封建军阀、血腥镇压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累累罪行。在座的李克农和刘鼎都觉得痛快淋漓，张学良也很激动。
周恩来稍稍停了停，说：“这些旧账，我们不愿意再算了。”
张学良连忙说：“对，对。抗日是当前迫切的大事啊！”
周恩来说：“我还是这句话：光让步是不行的，让步太多，会使不知足的人认为我们是软弱可欺的。要让步，还要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张学良听后显得十分兴奋，他说：“周先生说得对，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的。”
接着，周恩来详尽地阐明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问题，张学良听后十分赞成。经过这次会谈，双方达成了以下协议，这就是：一，南京政府必须改组，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必须取消，如果作不到，就另组国防政府，领导抗战。二，停止内战，先由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组成抗日联军，造成抗日的既成局势。三，红军主力取道绥远开赴抗日前线，张学良把傅作义说通。四，东北军的五十三军，现在保定、石家庄一带，已经派黄显声为该军副军长，将接替万福麟为军长，可以配合冀绥方面的红军抗战。五，张学良已经和新疆取得联系，不日新疆代表张在善就可到达西安。必要时，与新疆盛世才、甘肃于学忠、宁夏马鸿逵，在西北形成新、甘、陕、宁四省的抗日大联合，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其走上抗日道路。
周恩来与张学良开诚布公，侃侃而谈，直到拂晓时分。大自然使得每一个新的一天的到来，都充满了美丽而又庄严的气氛。东方，夜里浓郁的黑蓝色，逐渐变成了海蓝宝石色；海蓝宝石色又变成淡蓝色的柔和的微光，笼罩着大半边天空。这时候，张学良看了看表，觉得是该结束会谈的时候了，便对周恩来激动地说：“听了周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新的一天开始了，一个新的张学良也开始了。我的心情可以说是豁然开朗，不仅使我看到了东北军发展的前途，而且也使我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我一定要忠实于我们谈判的协议，永不毁约。”
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人说话历来是算数的，对于我们达成的协议，一定要执行到底。”
周恩来与张学良紧紧地握着双手。
这时，天虽蒙蒙亮了，但在深广微白的天空，还闪耀着几颗星星，四野都笼罩在迷茫的薄明中。这时候，周恩来一行跃身上马，离开肤施，向瓦窑堡奔去。
周恩来回到了瓦窑堡后，与在家的其他中央领导交换了意见，便亲赴东征前线，向毛泽东汇报与张学良会谈情况，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肯定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谈是成功的，对促使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会起决定作用。对于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毛泽东也认真加以考虑。
四月十五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在东征前线的山西省永和县赵家沟村，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在肤施与张学良会谈情况的汇报，批准了肤施会谈中双方达成的各项协议。并对当前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一致认为：“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值得采纳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主张。我军东征已取得了很大胜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打击了敌人，发动了群众，扩充了兵员，筹集了款项。为顾全抗日救国的大局，避免大规模的内战爆发，党中央断然决定：将“渡河东征，抗日反蒋”的方针，改变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并决定将这一重大决策通知张学良。
（五十二）肩负重托赴西安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保安军委机要科接连收到刘鼎从西安发来的几个十万火急电报，说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逮捕了蒋介石和陈诚等一批高级军官。译电员朱志良立即叫醒机要科长叶子龙，叶即将来电送给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我（即童小鹏——编者注）和叶子龙等人同住在一个窑洞里，大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七嘴八舌的议论着。有的说，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屠杀了多少革命同志，又“剿共”十年，这个血债累累的“蒋该死”，这回真该死了；有的说，押到保安来公审；有的说，赶快枪毙，别让他跑了……叶子龙送报回来，看到大家争论不休，高声说，“你们争什么，一切都听中央和主席的。”大家笑着钻进被窝里。我和大家一样，兴奋得再也睡不着。叶子龙又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指示；三局和西安联络的电台，要加强力量，日夜值班；电报要随译随送。
电报又来了，张、杨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
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他两人二日才到保安的）等中央领导同志整日都在毛泽东的石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军委致红军各军团电报，告以蒋介石已在西安被张、杨扣留，各军加紧准备，待命行动。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张学良电，建议以可靠部队守卫蒋介石，以防意外；应全力团结好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红军即南下向东北军、十七路军靠拢，以应付各种事变。周恩来又起草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杨虎城复电，“恩来拟到西安面商大计。”
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发言说：根据情况的变化，有可能逼迫蒋介石与我们联合。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目标下逼蒋抗日。周恩来发言中，分析了南京政府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提出要努力争取冯玉祥及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孤立何应钦等亲日派。我们党应准备走上政治舞台，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运动，同时要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张闻天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他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会议肯定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推动抗日的。决定采取不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代表团去西安工作，电告张学良派飞机到肤施来接，并派李克农、罗瑞卿和杜理卿（许建国）等分批去西安工作。
中央连续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西安事变的真象和我党采取和平解决、逼蒋抗日的方针，同时打电报给北方局胡服（刘少奇）、上海分局允生（冯雪峰）、潘汉年和西安等地党组织，指示他们宣传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动员各界响应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
十四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表示坚决赞助他们领导的革命事变，建议立即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
有人说，中共中央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作出的，这不符合事实。西安事变后，中央即把情况电告共产国际书记处。十三日政治局会议后，又把新的情况和我党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逼蒋抗日的方针电告共产国际。十六日，共产国际发来电报，因电码错乱无法译出，中央要求重发。二十日，中央收到共产国际重发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复电。共产国际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中共中央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中央的方针是在国际来电之前就定了的。周恩来十七日到西安时，并不知道国际有电报，他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先后同张学良、杨虎城谈话，三方就一致同意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