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挺身而出拯救危局
最高军事会议之后，杨虎城派代表到潼关和顾祝同谈判，准备接受南京的条件，和平解决，少壮派极为气愤，以为是王以哲、何柱国坚持主和的结果。他们一方面策划屠杀主和派，主要对象是王以哲、何柱国；另一方面，准备派武装人员截留杨虎城派去潼关的代表，又包围于学忠，要他营救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作战。西安已被恐怖气氛所笼罩。
二月一日晚上，应德田、孙铭九、何镜华等主战军官就酝酿杀王以哲、何柱国的事。
二月二日一早，东北军一批主战军官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何镜华等十几个人，到孙铭九家里开会，应德田和大家商定即刻派人将王以哲、何柱国两个主和的军长枪杀，要孙铭九派卫队营的人去执行。孙铭九派卫队营连长于文俊带二十个卫士去杀王以哲，于文俊手持驳壳枪，闯进王的住宅，进入卧室，对王以哲说：“军长，对不起你了”，随即连发几枪，王以哲就死于血泊之中，当天，他们还杀了原王以哲的副官宋学礼等几个人，制造了“二二事件”。
孙铭九同时又派卫队营营副商同昌带人去杀何柱国，这时何已有所风闻，躲到杨虎城新城公馆的客厅不出来，孙铭九又带人找到杨公馆，由于杨虎城的保护，他们杀何柱国的企图没有得逞。事后，何柱国给杨虎城送了一个银盾，上面刻有“再生之德”四字，以表示对杨的感谢。
这天上午，我正到大街上买东西，回到金家巷路口，看到警卫森严，架设了铁丝网、路障和轻机枪，几个警卫营士兵持枪守卫，气氛很紧张，不知发生什么事情。我往张公馆走，卫兵把我拦住，问我哪里的？我说是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才放我过去。张学良公馆也加了哨兵，围墙上架了轻机枪。同志们正在议论纷纷，神情黯然。这时我才知道是少壮派杀了王以哲。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异常气愤，立即要李克农和刘鼎追查是什么人干的。
孙铭九等杀了王以哲后，杨虎城也很不满，立即在新城和街道加强警戒。弄得人心惶惶，有人指责应德田、孙铭九不该这样乱来。当苗剑秋把周恩来生气的消息告诉孙铭九时，孙铭九知道他们犯了错误，就同苗剑秋去张公馆东楼向周恩来承认错误，并跪下请罪。周恩来要孙铭九站起来后，很严肃地责问孙：杀王以哲是谁搞的？孙说，是应德田和我，还有何镜华等。我做错了，请宽恕！周恩来气愤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正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在周恩来的严厉斥责下，孙铭九、苗剑秋都低头认罪。周恩来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要他们回去找应德田等商量怎样处理善后。
这时周恩来心急如焚。为了表示对最早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对建立红军和东北军亲密合作关系作出贡献的王以哲的悼念，为了抗议少壮派的错误行为，他不顾安危，带着李克农和刘鼎，赶到王以哲家中吊唁。这时王家正乱成一团，周恩来慰问家属，使王的家属和在场的人深受感动。当时西安谣言纷纭，有人恶意挑拨说，少壮派是受共产党指使行动的。周恩来以实际行动，解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解，使东北军官进一步认识周恩来关心东北军团结，反对分裂行动的明确立场。
周恩来从王以哲家出来，立即到新城杨虎城办公楼商议，杨虎城派他的代表李志刚到潼关继续同蒋介石的代表顾祝同等谈判。周回到张公馆后，立即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今天发生的事情和处理经过，晚上，中央回电同意继续进行谈判，用一切办法制止东北军内部互相残杀。中央对代表团的安全十分关心，嘱要提高警惕，防止意外，并说已电告云阳前总，情况紧急必要时，派部队到西安保护。
王以哲在东北军是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被杀的消息传到前方，激起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愤慨。二月三日早晨，东北军前线部队调转枪口，撤出渭南防线，渡过河开到高陵。刘多荃的部队开回临潼，声言要开回西安为王以哲报仇。中央军开进渭南，逼近西安。周恩来当即派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刘澜波到渭南，向前方将领说明中共对事件的态度，表示中共坚决反对杀害王以哲的错误行为，少壮派原以为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和中央军决战，救回张学良。哪知道事与愿违，出现了这种局面，少壮派和许多主战的人都惊惶失措，气焰也顿时消失。
二月三日清晨，周恩来和杨虎城、于学忠等商议，认为少壮派的严重错误可能导致内部分裂，必须严肃对待。但他们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杀王以哲的动机是为了拯救张学良，不能随便处置他们，他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毅然决定，派刘鼎把应德田、孙铭九和苗剑秋三人送到云阳红军总部，以免他们再闹事，也使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失去了打击目际。同时，也商定将孙铭九指挥的卫队营撤出西安。四日下午，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三人，由刘鼎等陪同，送到了五阳前总，从而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但是东北军元老派将领刘多荃等，为了泄恨，令人把杀害王以哲的凶手于文俊杀死，并破腹取心去祭奠王以哲，更错误的是，把最早沟通中共和张学良关系的高福源旅长枪杀，误认高参加了“二二事件”。
为了避免意外的损失，周恩来同博古、叶剑英商议，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等代表团大部分人员撤到云阳总部，周恩来自己坚持在西安，和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等共同维系“三位一体”关系，经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时，代表团驻地除周恩来外，仅留下刘鼎和警卫人员龙飞虎、杨家保。机要人员中朱志良、李金德去了云阳，留下我及两个报务员，日夜保持同中央和云阳总部的电讯联系。
二月四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和前总，指出：东北军因王以哲遇害愈加分化，张学良更难回来，东北军有东调安徽的可能。第十七路军一时不会分化，中共难以公开立足。国民党三中全会只能做到宣布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不能提出容共案。并提出党的方针是：坚持三位一体，团结到底，东北军开甘肃以避免分裂；欢迎中央军，避免对立；加强内部组织与团结。
这几天，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最紧张，最困难，也最危险的日子。他十分忙碌，经常夜以继日又一丝不苟地工作。要和杨虎城及东北军高级将领商谈如何对付复杂局面，要做少壮派的工作，既着眼当前，又展望未来，考虑如何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是舌敝唇焦，朝思夕虑。他的眼睛熬红了，鼻子常出血，十分疲劳时，就和衣在床上躺一会儿，连皮鞋也不脱。中央一来电报或来客人，就要叫他起来，不准不叫。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怕他的身体支撑不住，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好在当时他只有三十九岁，正当壮年，尽管遇到种种磨难，当他出现在各方面人物面前时，依然神采奕奕，谈笑风生。面临着这种混乱局面，大家也为他的安全担心。他置身危城，但毫不畏惧。他的伟大气魄，也深深教育了我们工作人员。他以一片真诚对待朋友，赢得了各方面的信任和友谊，使得他在惊涛骇浪中能够履险如夷。
由于周恩来坚持在西安工作，就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无论东北军和西北军或社会上的各界人士，都相信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正确的。中共是可以信赖的朋友。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诚意和国民党谈判，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从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二事件”破坏了东北军内部的团结，削弱了西安与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力量与地位。二月三日，东线的东北军刘多荃师自动撤退，使中央军得以进驻渭南。刘多荃和缪澂流等高级军官，又在高陵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他们拒绝接受中共代表团接受甲案，东北军仍留西北与红军靠拢的建议，宣布接受乙案，离开西北东调河南、安徽。接着，东北军骑十师师长檀自新、一○六师师长沈克联名通电投蒋介石。至此，“三位一体”的大势已去，南京又对西安方面施加强大压力，使杨虎城、于学忠不得不通知潼关谈判的代表，按照乙案达成协议。二月五日，杨虎城、于学忠发表和平宣言。二月六日，十七路军在西安的部队离开西安撤到三原，杨虎城也到三原去了。“三位一体”解体了。
二月八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率中央军宋希濂师和平开入西安。国民党特务人员在西安大肆活动，竟在大街上张贴标语，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攻击西安事变。周恩来毅然去见顾祝同，严词质问：“这些标语是谁贴的？想干什么？”逼使顾祝同不得不把政训处长贺衷寒找来，当面“申斥”，要他们立即刷去。第二天，满街的反动标语全部洗刷干净。顾祝同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联络处。
二月九日，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张冲到西安，我党派到南京谈判的代表潘汉年也到了西安。
当天，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全部由张公馆东楼搬到七贤庄一号，成立红军联络处，由于电台合法了，我们就启用更大功率的五十千瓦电台，架起天线，同延安的无线电通讯更畅通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周恩来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但任重道远，他又担负起国共正式谈判的艰巨使命。
西安事变虽然以张学良被扣、杨虎城被迫出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被调动和肢解而告终，但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永熠熠生辉，不可磨灭。没有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蒋介石还要继续推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剿共”战争也不会停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将愈演愈烈，中华民族的存亡绝续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境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公开合法地走上政治舞台，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时期。
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在极端复杂、险恶的环境里，樽俎折冲于各方面人物之中，临危不惧，机智沉着，舍生忘死，力挽狂澜，表现出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也显示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他的功业是垂千古而不朽的。
十三、为国共合作奔走
（五十六）五次谈判
西安事变时，虽然蒋介石做了承诺，但是他一回到南京就背信弃义。经过中共艰苦卓绝的斗争，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直到九月蒋介石才同意建立国共第二次合作。其间周恩来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的五次谈判，同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二月西安谈判
西安事变过程中，是以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共产党联合为一方，共同和南京谈判，由张学良主持的。张送蒋介石离西安后，由杨虎城主持。为了谋求和平，杨两次派代表李志刚到南京、奉化（当时蒋介石在奉化休养）谈判。蒋为了防止在南京的何应钦插手其事，令在潼关的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和西安方面谈判。本来，东北军、十七路军派代表到潼关已达成协议，规定一月二十九日起东北军开始从渭河北岸撤兵，执行向甘肃西移的甲案。但是东北军少壮派坚决反对，于二十九日在渭南召开军官会议强行推翻成议。顿时，时局逆转，前途未卜。为了坚持和平，力争实现国共合作，周恩来通过东北军军长何柱国向顾祝同提出中共也派代表参加潼关谈判的要求。顾请示蒋介石，蒋电告顾：红军驻地陕北，南京每月给二十万至三十万元经费。周恩来派李克农到潼关后，又争取到顾祝同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二·二事件王以哲遇害后，李克农回到西安，中共代表团由张学良公馆——金家巷一号迁到七贤庄一号，设立红军联络站，对外称“第十七路军通讯训练班”。
二·二事件后，西安三位一体的局面不复存在。二月八日顾祝同率兵进入西安，翌日周恩来即与顾祝同、张冲开始谈判。不久，叶剑英也赶到西安参加谈判。
二月十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要求国民党实行下列各条：（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能够保证实行上列各条，我们为了团结全国一致抗日之目的，愿意向国民党及全国保证实行下列各条：（一）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二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根绝赤祸案》，决定四点：“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周恩来指出：“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这四条同我们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实际上相当接近，国共合作的原则确定了。
政治上总的原则问题基本解决了，国共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红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设不设总指挥部；苏区的地位，行政长官的人选；两党合作的形式及纲领，共产党公开的时间等问题上。
二月二十六日，参加了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张冲回到西安，开始和周恩来谈判。张冲首先通报了三中全会情况。周恩来对全会通过《根绝赤祸案》表示遗憾，保留将来声明的权力。希望顾祝同令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对徐向前指挥的红军西路军的进攻。张冲的态度比较好，建议中共让在苏联的蒋经国回国做蒋介石的工作。
周恩来提出红军改编成四个军、十二个师，上面成立某路军指挥部，设正副总司令，以保证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中共独立自主原则，保证中共对红军、苏区的绝对领导等原则问题是决不退让、决不迁就的，而在红军改编的人数上可以让步。因南京认为西路军基本已失败，不同意红军编为四个师。中共让步为编三个师计六旅十二个团，每师一万五千人，共六万人。双方决定由周恩来将一月来的谈判做一总结，写成条文，送蒋介石最后决定。谈判比较顺利。
不料，三月上旬贺衷寒到西安后，情况逆转。贺、顾提出：红军改编成三个师，每师一万人，共三万人，要服从南京中央一切命令。政训人员、辅佐由南京派遣。陕甘宁边区改为地方行政区，分属各省。高级军队干部由中共推荐，经国民党中央派遣、任命，这就是说，南京当局要直接领导红军和苏区。周恩来坚决拒绝这种无理的条件，并向中央建议，关于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与顾、贺可以解决得了的。
中共中央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三月杭州与蒋介石直接谈判
三月下旬，周恩来在潘汉年陪同下到达杭州，直接和蒋介石会谈。
周恩来严正声明：中共为国家民族利益计，与蒋及国民党合作，但不能忍受投降、受编之诬蔑。提出：红军编为三个师，每师一万五千人，共四万五千人。三个师上设某路军指挥部。陕甘宁边区作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国民党不能派政训人员和辅佐。红军要增加防地。
蒋在大敌当前、人民强烈要求抗日、共产党坚持斗争的面前，不得不承认国共分家十年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入侵的局面，但不引咎自责。他说：你们不必提和国民党合作，只是与我合作。蒋表示，边区、红军改编都是小事，只要拥护他为领袖，一切好办。对合作的形式他却提不出具体方案。
蒋介石对于没有能消灭红军和共产党一直耿耿于怀，现在要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有平等地位，进行对等谈判，他是决不甘心的。因而提出与他个人合作，拥护他做领袖的办法，诘难中共，逼周就范。
周恩来巧妙地处理了这件事，他马上提出国共合作的形式可采用共同纲领的办法，实际上给蒋介石一个软钉子。
四月初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央对杭州谈判很满意，同意周恩来具体的方案，决定在中共抗日十大纲领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基础上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并具体研究两党合作的形式。
二上庐山
中共为推动蒋介石尽早抗战，六月四日周恩来风尘仆仆一上庐山，同正在避暑的蒋介石再次谈判。周恩来携带着中共中央起草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及准备讨论的十三个问题。这十三个问题主要有：两党合作的形式，联盟或改组国民党，要求释放政治犯、允许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办报、红军改编、承认边区等。中共不同意与蒋个人合作。
经过多次交涉，蒋最后表示：两党合作的形式成立国民革命联盟，国共两党各推相同人数的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对外行动的宣传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讨论，如进行顺利，同盟会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作之党，可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代替共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坚定联俄政策。他想以此将共产党溶化掉。
他提出红军改编，由中共发表声明，政府即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共十二个团，四万五千人。三个师之上仍只设政治训练处，政府委派参谋长、政工人员及辅佐。蒋公然提出要毛泽东、朱德出洋，南方游击队由中共派人联络，经调查后实行编遣，但是首领须离开。这是后来在八路军之外成立新四军的缘起。
对陕甘宁边区主席，他认为应由政府委派，中共推荐，副的由中共自己推举。政府释放在狱中的政治犯。中共可派二百四十人参加国民大会，但不能以中共名义。召开国防会议时，可容中共干部参加。
在谈判期间，国民党已派了考察团到陕甘宁实地考察，为决定给养、经费及改编等具体事项做准备。
在庐山，周恩来会见宋子文、宋美龄，再三陈述以政训处名义管理军队不妥，应在三师之上设立指挥部，希望通过他们和蒋具体磋商。但是蒋坚持己见，一意孤行。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声明回延安再行讨论。
谈判进入胶着状态。
六月十八日，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共中央开会讨论，为了推进统一战线的建立，打破谈判的僵局，及早实现两党合作，又做了让步。首先，在两党合作形式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是先确定共同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组织上，同意蒋介石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之决定权。关于同盟会发展趋势及与第三国际的关系，不加反对，保持共产党的独立组织和政治自由。
对于目前具体问题，决定七月份发展宣言，指定周恩来起草；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退一步可以用政治机关名义指挥部队，但必须有等于指挥机关的组织和职能，争取朱德为政治机关的主任，否则即于八月一日自行改编，除三个师外地方部队编一万人，总队三千人，军委改为党的秘密组织，领导全国军事工作；陕甘宁边区七月份自行选举，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择其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任副长官；力争朱德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原则上毛泽东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不去；着手调查狱中党员名单，宣言发表后蒋分批释放。为参加国民大会推行候选人。
一切工作着手进行。七月初中共中央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七月十四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再次上庐山将宣言交给国民党，并准备与国民党讨论革命同盟会的纲领，和蒋介石切实商讨国防计划、召开国防会议的时间等抗日事项。
虽然，七七事变已爆发，全国抗战已开始，蒋介石公开表示要抗日，十七日在庐山召开的全国教育、文化、社会贤达座谈会上发表讲演，宣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牺牲一切决心。”但是，却不准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出席座谈会，也就是不准共产党公开活动，不允许共产党有合法地位。所以蒋对中共送来的宣言不感兴趣，动手改了两句，又扣住不发。将革命同盟会一事搁置不提，纲领的问题也无从谈起。
蒋让张冲转告中共代表，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闭口不谈边区地位问题。十五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要求尽早公布宣言，指出：“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而张冲所转达的条件同六月来庐山谈判所谈“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恐碍以后各事之进行。”
十七日周、博、林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再次陈述，又经过宋氏兄妹做疏通工作，未果。蒋坚持：政治部主任只能转达南京的人事指挥，而三个师的经理教育，须直属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政治部主任只能用周恩来，毛泽东只能作副主席。蒋答应中日开战，即发表中共起草的宣言。
中共坚决反对国民党派人到红军来。周、博、林力争无效，因抗战枪声已打响，便采取如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判的方针，遂下山到上海等待时局的变化；并建议中共中央自行改编红军。随之赶回陕西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中共中央在陕西云阳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商定红军改编中的编制、干部配备等具体问题，同时和西安行营交涉，中共关于三师之上的总指挥部可让步为军部，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并设政治部。出动后集中作战。中共同时发表通电、宣言，要求立即实现国共合作，实行全国人民总动员，粉碎日本帝国主义新进攻。
二次南京谈判
七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华北危急，震动全国。抗战伊始，中央军就节节败退。为挽救局势，蒋介石急于要红军上前线。他要张冲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同时蒋准备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中共为了推动抗日，争取合法地位，决定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
八月九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会议，并与蒋进行第四次会谈。蒋介石一面侈谈“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一面通过德国驻华大使和日本密谈。在和共产党谈判中，他仍提出向红军派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
此时南京主战空气浓厚，刘湘、白崇禧、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纷纷和周、朱、叶会晤。实际上中共在南京已取得公开、合法的地位，给蒋造成很大的压力。
八月十三日，日本进攻上海，战火烧到蒋的大本营，他才决心抗战，不再提向红军派人。十九日蒋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压力下，同意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担任正副总指挥。八月二十二日，南京政府正式宣布红军改编成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每师一万五千人，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朱德、周恩来在南京国防会议上几次发言，指出：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则要采取游击战。这些发言对于南京政府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积极影响。经过反复讨论，蒋介石、何应钦同意中共意见，红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和箝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决定红军改编后开赴山西——第二战区作战。这些谈判结果既粉碎了国民党分散八路军、听命于它的阴谋，又发挥八路军的长处，为日后八路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准备了广阔的舞台。
但是，有两个问题未达成协议，第一，陕甘宁边区政府，蒋介石仍不想承认，他对朱德说：“你抗战了还要边区！”他想给个总司令的名义，就可以取消边区。但是，边区的存在是客观事实，不是哪个人说一句话就可以取消得了的。
另外，没有发布宣言。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首先阐述了“国难极端严重”，在民族生死存亡绝续之时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共赴国难的重要性。然后宣布中共的政治主张：（一）发动民族抗日战争，（二）实现民权政治；（三）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重申了中共的四项保证。
蒋将“宣言”从庐山带回南京后，交邵力子、康泽看。康泽是顽固反共分子，提出要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全部删去，只留下前面共赴国难一段，以尽量缩小中共的政治影响，压低中共地位。当然遭到周恩来等代表的拒绝，表示：宁可暂不发表，也不能接爱康泽提案。蒋以此办法将《宣言》发表一事又压下了。
邵力子是主张联苏联共的，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周恩来征得了他对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报刊的同意。不久，邵签署文件，批准中共南京办事处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周恩来和朱德拜访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请他为《新华日报》题写版头。
八月中旬，为参加洛川会议，朱德、周恩来回到陕西，随后率八路军东渡黄河，到山西抗日前线，投身于抗战。
叶剑英留在南京继续和国民党当局交涉。
九月中旬，博古到达南京和叶剑英一起同蒋介石、张冲、康泽举行第二次南京谈判。谈判的第一问题是中共代表敦促国民党尽早发布《宣言》。康泽颈固地坚持前议。为此，博古同他发生激烈的争执。
由于博古、叶剑英的据理力争，同时华北各城纷纷失守，蒋介石需要中共和八路军的支持。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二十三日蒋发表讲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他是这样表达的：“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其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国御侮之必要条件，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以证明中国今日只要一个努力方向。”“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蒋的讲话正如周恩来分析的：“一方面是承认我们，可是另一方面，还是说要取消红军、取消苏区。他说我们是一个派，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党，强调要集中在国民党领导之下，还是以阿Q的精神来对付我们。”
《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但是，蒋介石要取消红军、苏区的一面，又为抗日战争中的反共行径种下了祸根。
谈判的第二个问题是边区政府主席人选问题。蒋介石认为中共推荐的张继、宋子文、于右任都不相宜，怕他们听了共产党的话。蒋和康泽商量后提出任命西山会议派的丁维汾。
中共认为丁是国民党的老右派，坚决拒之，并针锋相对地提出由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中共中央决定：只要《宣言》发表，我们已取得合法地位，边区即缓发表，无大妨碍，我们现正一切自行组织。
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取得大捷，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威大震。于是，南京行政院三三三次会议上正式通过承认了陕甘宁边区。
博古等在南京开始筹建《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群众》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创刊。《新华日报》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在武汉创办。
另外，达成将大江南北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的协议。最早是五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西安向顾祝同提出要求派人和南方游击队联络。第一次庐山谈判时，蒋同意中共联络的要求，但表示要调查清楚后才能编遣。
这时，中共策略是力争得到国民党的承认，人多的编为省防卫军，人少的编为保安团。
抗战爆发后，形势大变，蒋决定国共双方分赴各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
周恩来抓住时机，利用国防会议之机，和何应钦商议安排中共党员郑位三、方方到南方具体办理。这时周又进一步安排，将南方游击队集中编为一个军。
关键是由谁出任该军长。周恩来首先想到的是叶挺，他到上海与刚从澳门回国的叶挺畅谈，请叶挺出面，这是组建新四军的关键一步。叶挺是大革命时的名将，他所统帅的独立团有铁军之誉，独立团当时隶属于第四军。大革命失败，叶挺率第十一军参加了南昌起义，后由于在广州起义时提出暴动后立即将部队撤离广州的正确主张受到共产国际的错误批判而脱离了党组织。但是，周恩来和叶挺相知甚久，知道他的心是没有变的。而蒋介石知道叶和中共的芥蒂，也认为可以接受的。由叶出面改编游击队为新四军，可将南方游击队集中，防止被国民党各个吃掉。
在八路军之外又成立了新四军，这是谈判的一大胜利。
第二次国共合作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酝酿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建立，前后费时二十二个月，周恩来始终站在谈判的第一线，为维护民族的团结作出贡献。
（五十七）延安机场的情思
在周恩来纪念画册中有一幅照片：中间穿飞行服的是周恩来，其左：彭德怀、林伯渠、肖劲光；其右依次为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稍远一点穿飞行服的便是我（即祝葆卿——编者注）。
这张照片由来，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那是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张学良将军只身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消息传来，古都哗然。东北军、西北军将士无不为之愤慨。特别是张学良将军一手培养起来的少壮派军官，更是痛心疾首，怒火中烧。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杨虎城、周恩来、于学忠、王以哲紧急研究营救张将军的策略，初步计划不打内战，速派代表赴南京谈判。不意，在二月二日请愿会上，少壮派竟以冷枪杀害了王以哲将军，东北军顿时陷于混乱之中，檀自新、沈克两师公开投蒋，加之蒋介石调军队分两路围攻西安。局势危在旦夕，内战一触即发。当时，身为中共代表团团长的周恩来，置生死于度外，以民族大业为重数度穿梭于西安与延安之间。
四月二日早晨，西安下着濛濛细雨，大街上行人稀少，一辆辆满载荷枪实弹的汽车呼啸而过，古都处在战前的紧急状态。我所在的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第七大队第六中队的全体飞行员们围坐在机棚里，等候天气好转，进行飞行训练。
七点钟刚过，我在机场内担任警戒，一辆旧式小轿车在机场门口停住，下来三个人。离我很远，我挥手示意：不准向前。另两位停住，其中一个人径直向我走来。他离我所在的哨位大约三百米左右处停住，这个军人三十七八岁年纪，着灰黑色的军装，腰扎一条宽宽的士兵皮带，浓黑的络腮胡子把五官端正的面孔映衬得更加白净，一双深蕴智慧的眼睛炯炯有神。他走过来和蔼地说：“你们这里谁是领导？”我遂把他带到机棚里副中队长陈又超面前。这人出示了一份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任杨虎城签署的手谕，上写：“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因急事回赴延安，请调机一架，即刻护送。”飞行员见此情景均未作声。因为当时我们这支部队是为了“剿共”而奉命进攻西安的。“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条件，六中队名义上归抗日联军指挥，而实权仍操在老蒋的实力派手中。谁出面把红军领袖、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护送去西安，实在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况且当时的政治气候极不稳定，一些飞行员怕祸及自身，先后借故溜走了。我则被这位士兵装束、赫赫有名的领袖人物的英武气概所吸引了，不由地投出了敬佩的目光。当陈又超以天气不好为理由不派飞机时，我忍不住插了一句：“副中队长，让我上去看看好吗？”陈又超见周副主席彬彬有礼，又持有杨将军手谕，便点了点头。我当即驾机升空，只见北方乌云层层，航线忽明忽暗，于是被迫降落。陈又超面带难色地对周副主席说：“在这样的天气下飞行，可能会有危险。”周副主席从容镇定地拍了拍我的育膀，非常信任地说：“小伙子，为了团结抗日，一致对外，为了祖国不受外人侵略，也为了祖国的和平，我不怕有危险。”这句话犹如重石入水，激起了我感情上的很大波澜，于是，我立即向陈又超请示：“既然周副主席要去，我就带他去试试吧！”陈又超同意了，并叮嘱道：“路上小心，乌云地带不能穿过就回来！”
我高兴地拉着周副主席的手，领他向我驾驶的新可塞-六百零四号飞机步去，一路上，周副主席问了我的姓名、籍贯，并高兴地说：“我们还是同乡呢！”他要求我多做一些于人民有益的事。
上机后，周副主席坐在后舱，与驾驶室隔一层玻璃。飞机起飞了，我加倍细心地操纵着，瞬间便进入西安北郊的三原县上空。风雨阵阵袭来，眼前一片迷茫。我感到飞行实在困难，遂请示周副主席是否返航。只见他斩钉截铁地打了个继续前进的手势。飞机到了同官县上空，雨下得更大了，上下左右一片漆黑，难辨方向，只凭自己的感觉来操纵了。然而，这种办法只能维持片刻。这时，飞机失去了平衡，机身剧烈摇晃，像一匹脱缰的瞎马。不一会儿，飞机第一次发出了“昂昂”的怪叫声，飞机已开始急速下坠。我急忙改正过来，升高平飞。我额头上汗珠直冒，周副主席也露出了不安的神情。
不多久，在一股强大气流的高压冲击下，飞机第二次发出“昂昂”的怪叫，机身急速下坠，我一面稳住机身，一面向周副主席边打手势边呼喊：“不好了，快跳伞！”周副主席双手一摊，摇了摇，表示不会跳伞。在这生死考验的紧急关头，自己想到：坐在飞机上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自己仰慕已久的英雄。早在黄埔军校、杭州笕桥航校读书时，他就是我所敬佩的人，更何况他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不朽的功绩。他冒险急赶延安，一定又是十万火急。作为一个年轻的飞行员，若自己跳伞，那么周副主席将与飞机同归于尽。不！我把跳伞的念头抛到了九霄云外，终于使飞机改正平飞。这时，周副主席觉察到危险实在太大，便用红铅笔写了一张纸条从玻璃隙间递过来，上写：“祝飞行师，不要勉强！！不要勉强！！不要勉强！！！”一句苍劲红字后面的重叠的惊叹号，极像一个个千斤重锤敲在我的心上，使我顿时镇静下来。
约摸过了几分钟，在同官县东北角，飞机又一次下坠，机身又一次失去平衡，我死命抓住操纵杆。飞机已坠下云层，只见两边悬崖峭壁，原来飞机已坠进峡峪，我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赶快改正平飞，顺着下面的溪流缓慢地驶出了险境，到了洛川县境上空，云层渐渐稀薄，了望延安，依然云遮雾障，只得绕道返航，降落西安，周副主席跳下飞机，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叫你受惊了！”并邀我一同吃了午饭。
次日清晨，我奉命飞延安去接周副主席。昨天，周副主席已改乘汽车回到了延安。上机时，我特地多带了一套飞行服，为让周副主席机上御寒。这天，天气晴朗，我顺利地在延安机场降落。守卫机场的红军战士，个个笑脸相迎，与我就像老朋友似的，不多时延安公安局长宋裕如备军马来迎接。我跟随他到了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县城里。
在延安公安局里，我受到了热情的款待。由叶剑英、罗瑞卿、肖华等八位红军高级将领陪同入席。席上摆着各种肉类名菜、白馍、烧酒，十分丰盛。席间，大家谈笑风生。红军将领们为抗日救国满腔热忱，使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深为感动。我认识到延安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席间大家不仅问了我的生活情况，还问了我的家境。宴会上，说说笑笑，亲如一家，由于重任在身，不敢多饮。在这次会晤中，红军将领们那种平易近人的作风、礼贤下士的襟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仅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而且使我得到了更为深刻的启示：挽救中国的希望在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摇篮是延安。共产党的党群关系、官兵关系，与国民党的等级禁严、当官的不把士兵当人看的恶习相比，真是天渊之别。在延安，我第一次呼吸到了解放区的新鲜空气。
下午二点钟，风和日丽，阳光烂灿，我在宋裕如局长的陪同下，来到延安机场。这时已有几十位党政军负责同志在这里等候为我们送行。
宋裕如局长首先把我领到毛主席面前，介绍说：“这位就是毛书记长。”我怀着新奇而紧张的心情端详着毛主席：瘦削的面庞，浓密的黑发，炯炯有神的双眼，高高的个子，着一件打着补丁的灰白色的棉大衣。简直难以令人置信，他就是与南京打了十年仗的共产党的领袖，就是蒋介石曾拿出世界最高赏格——二十五万元要他首级的毛泽东。我恭敬地给这位传奇式的伟人敬了一个军礼。毛主席一手握住我的手，一手拍拍我的肩膀，风趣地说：“以前这种飞机是带着机关枪和炸弹来的，今天你是带着和平讯息来的，我们欢迎。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多谢毛书记长的关怀，将来我一定来！”我回答道。接着，宋局长又向我介绍周副主席。周副主席笑着说：“我们已是老朋友了。”我给他敬了一个军礼，说：“昨天老天不帮忙，今天我来补上一课。”
说完，我到机舱里拿出一套飞行服，送给周副主席，并帮他穿好。这时，毛主席笑着走过来，招招手说：“我们在飞机旁照个相，留个纪念吧！”摄影记者遂过来把这个动人的历史场面摄入了镜头。
飞机徐徐地起飞了。渐渐地离开地面，升入高空，我驾机在延安机场上空盘绕一周。毛主席等中共领导同志还在机场上频频向我们挥手。
下午四点钟，我们顺利地在西安机场降落。
整整五十个春秋过去了。每当我遭受挫折时，我总是不知不觉地捧起这张照片，顿时感到有无穷无尽的生活勇气。
（五十八）劳山的枪声
一九五一年的一个星期天，照例是颐和园保卫科长刘九洲同志最忙的日子。忽然有人跑来告诉他：“快到大门口去，周总理来了。要见你！”听到这个喜讯，他立刻三步并作两步向大门口跑去。
三十二岁的刘九洲，是江西于都人。长征开始时，他才十四五岁，跟着红军跋山涉水到了延安，就被派到周恩来同志身边作警卫员。一九三七年，在一次遭遇战中负了伤，他就离开了周恩来同志，一晃十几年，再也没见面。上个星期天，邓颖超同志陪客游园，偶然发现刘九洲在颐和园做保卫工作。一周后的今天，周总理就和邓大姐一同来看他了，他心里自然涌起一股说不出的喜悦。
迎出大门，只见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并肩含笑地站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