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主席、大姐！”刘九洲太激动了，竟还按多年前的老习惯叫着。
“小刘，咱们一块走走，好吗？”周总理笑着，边说，边揽住刘九洲的肩，向园中走去。
风和日丽，一行人缓缓地沿长廊走去，边走边谈，总理除了询问颐和园的情况之外，还问了许多刘九洲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后来，便沉默了。踱到万寿山脚下，他指了指佛香阁，说：“上去吧？”
顺着山坡一路上去。忽然，周总理在一株大松树下站定了，转过身来说：“今天天气多好啊！小刘，来，咱们三个人，在这里合影留念怎么样？”
刘九洲心中真有点惶恐——和周副主席、邓大姐一起照像！——他有些不知所措了。
“这是我多年的心愿了，总想和你一起合影留念呀！”周总理又说。
这更使刘九洲不安了，他并没有理解周总理这句话的深长含意。
这时，总理和邓大姐已站好了，刘九洲站在邓大姐左后。邓大姐回过身来，说：“这可不行，你要站在中间！”
说着拉着刘九洲的手，把他拉到自己和总理之间，刘九洲不安地后退了一步，站在总理和邓大姐中间“后排”。总理笑笑，拍着他的肩，说：“你的个子矮，站在后面照出来就更矮了。你应当站在前面，这样照出来，就和我一样高了！”
说着，总理把他往前推了两步，照片洗出来了，刘九洲站在总理和邓大姐中间的前面半步。
每当望着这张照片，想着总理说的“和我一样高”的话，刘九洲总抑制不住热泪，他是人民的总理啊！但是他始终没有想到，周总理为什么专程到颐和园来同他合影，为什么要说“这是我多年的心愿”。
直到一九六九年。
这年，刘九洲几经调动，到了前门饭店工作。那天，他站在饭店大门口迎接九大代表，忽见周总理从汽车上下来，他一时惊喜地愣住了。总理这时也看见了他，并且走过来握住他的手，说：“哎呀，你在这里呀！你原来在这里呀！”
刘九洲同志心情激动，嘴里只是喃喃地唤着：“周副主席、总理。”总理亲切地问他：“你做什么工作呀？”
“我是革委会主任。”
“唉？好啊！你没‘靠边站’吧？”
“没有。”
“真的吗？没有受冲击吗？家里人都好吗？”
“好，都好！”
“是真的吗？没有受冲击呀？”总理还是不放心，转过身问饭店的其他工作人员，“他真的没有‘靠边站’吗？”
同志们向总理解释，说刘九洲同志一九六五年五月刚从北京饭店调来，比较超脱，所以一直主持工作，没“靠边站”。当然有一点大家不提，那就是无论哪派，都听说他曾当过周恩来同志的警卫员，出于对总理的敬爱，也就都没有冲击到他。
经过这番解释，总理才放了心，笑了，拍着刘九洲的肩膀开心地笑了。接着，又感叹道：“三十多年了！”
说着，对身边的陈锡联同志说：“你一定要认识一下他，三十多年前，劳山遇险，他为了掩护我，身负重伤。”边说，边又紧紧地握了握刘九洲同志的手，“九死一生啊，是个好同志！”
刘九洲的眼圈红了，他忽然明白了，一九五一年，周总理为什么专程来看望自己并且合影留念。
“周……总理，”刘九洲哽咽了，“我只不过做了一个警卫员该做的事！”
……
那还是一九三七年春天。
为了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周副主席去了西安。当时刘九洲只有十七岁。周副主席说：“小鬼，你太小了，留下来吧。”
他带着另一个警卫员陈有才走了，刘九洲留下来照顾邓大姐。
一九三七年四月，周副主席准备再度去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关于红军改编的问题。这一次，他决定带陈有才和刘九洲一同去。
这次去的人很多，准备了三辆卡车，军委各局、处的负责同志，比如红军副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参谋处的孔石泉同志以及财经方面、粮食供给等各方面的负责人。还有一名译电员，公开名义是记者。这样，需派一个警卫排跟随。
五月初的一天，全体人员都已到齐，准备出发了。清晨，车辆在发动，人员静静地集合，却不见周副主席和张云逸同志。
此时，他们正在毛主席的窑洞里，已经整整工作了一夜，尚有许多细节没有最后商定。
这时，陈有才进来，告诉主席、副主席人已到齐，请示出发时间。
周副主席和毛主席交换了一下意见后，命令道：“这样吧，不要等了，先走两个车。每车一个警卫班。排长、副排长留下，我的这个车明天走。”
“是！”陈有才转身向门口走去。
“等一等。”周副主席又叫住他，“告诉他们，注意安全。”
“是！”
整整一天，周恩来同志和张云逸同志一直在毛主席那里，除了吃饭由警卫员送进去之外几乎没有休息，一直讨论到清晨。
天亮了，毛主席送周副主席出来，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嘱他路上小心，注意休息。
早上七八点钟，一车人出发了。
车上坐了一个警卫班，由警卫排副排长带领。张云逸同志的警卫员温太林和周恩来同志的警卫员刘九洲，并肩坐在紧靠驾驶室的位置上。两个小鬼都是第一次坐汽车，没想到车子跑起来那么快。
“喂，小温，这家伙跑这么快，有情况怎么打枪？”刘九洲一边四处张望，一边问温太林，“打得准吗？”
“不好打。”温太林憨憨地答道。
和刘九洲一同负责周副主席警卫工作的陈有才看着他俩笑，也不说话。
车从延安出发，向南过了三十里堡兵站，就是劳山。
卡车挂上一档吼叫着上坡，车速并不快，到了山卡，从马鞍形的缺口过去，就该下坡了。司机换了档，车速骤然加快，忽听见“啪”地一声，好像是放枪，一时也辨不出是从哪个方向发出的。
“什么声音？”副排长紧张地问。
“好可疑哟！”温太林边说边摸枪。
刘九洲却已拉开了枪栓。
“这个呀，是放羊人的鞭子声！”一个小战士笑嘻嘻地说。
“这深山？这秃岭？不会吧？这不会有放羊的！”陈有才皱着眉头说。
这时，车速加快，向山下冲去。陈有才的话音刚落，后面山卡上就炒豆子似地响起枪声来了。真是枪声！大家都明白了，也不再讲话，只是自动地做好了战斗准备。
车行至山脚下，有一个大弯道，盘旋着伸开去，弯道处路边是沟，沟的左手有一片小树林。前面路当中竟挖了一道工事，一挺轻机枪迎着刚刚转过来的车头扫射。车猛地停住了，司机扑倒在方向盘上，副司机一下子扑到周副主席身上……这时，左边树林里也响起了枪声。
“下车，散开还击！”周恩来同志打开右侧的车门，一边跳下车来，一边下命令。
这些战士，有许多人是第一次坐汽车，也不知道该怎么下车，跳下来的，翻下来的，滚下来的，怎么下的都有。有的人已经牺牲在车上了，也有的在犹豫之中就被流弹击中了。
温太林、刘九洲和副排长三人，在车的右侧向正面工事里的敌人还击。虽然年轻，仗还是会打的，只照着冒出的头，一枪、一枪稳稳地打。
孔石泉同志和张云逸同志就在他们的掩护下，从右侧的茅草地转移到山上。周副主席下车时，刘九洲一个翻滚从车帮上跳下来，站立未稳，就去推周副主席，要他转移，自己却跌倒了。这时，随团的译电员奔过来，二话不说，拉着周副主席就向山上跑。
周副主席不放心地回头看了一下，刘九洲、温太林他们已经不顾一切地卧倒射击了……
副排长的大腿先负了伤，任血流着，仍一枪枪地射击，直到动脉血管的血突突地流了一大片，才回头看了一眼尚在茅草地里没有脱险的张云逸和孔石泉，心头一紧，牺牲了！
温太林急于掩护首长，动了动身子，加紧射击，不幸也中弹倒下。只剩下刘九洲了，他头也不敢回，只是计算着副主席和其他首长转移需要的时间，一个劲地放枪，拖住敌人！
……
他好像一直在放枪，几乎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失去了知觉。隐隐地，他感到身边有人走动，似乎是梦境。他听见一个粗野的声音说：“周恩来！”
血一下子涌上头，清醒了许多，但身子不听使唤，动不了，他使劲地转过头，向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
几双脚，围着一个躺倒的人，他穿着呢子外套。他们弯下腰去翻他的衣兜：“真是周恩来！”
他们从他的兜里掏出一张名片，是周恩来的名片。
“周恩来死了！”那几个人嚷着，“行了，他死了，撤！撤！快点撤！”那些脚，纷纷地离去了。
躺倒的人是陈有才，刘九洲看见他那苍白的脸，风掀动他的呢子外套。他是作为周副主席的替身牺牲的。
“这么说，副主席已安全转移了！”刘九洲想着，心头一松，又失去了知觉。
在三十里堡兵站。
周副主席的车刚驶过去不久，忽然听见劳山方向枪声大作，大家心里一阵紧张，他们一方面向延安报告，另一方面组织力量救援。
直到毛主席派出的骑兵飞驰而来，与兵站组织的队伍一同到达劳山。周副主席等已返回兵站，看看人数，分两路撤回，仅余四人，张云逸和孔石泉、周副主席和那位译电员。
这时，兵站值班的同志，忽然回忆起一个细节。当天清晨，从延安方向，陆续过来几个农民打扮的人和商人模样的人。当时只是奇怪为什么今天过往的人多些，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看起来，这些人恐怕是奸细。
救援的队伍赶到出事地点，将牺牲和负伤的同志抬回来，这时，才发现只有温太林、刘九洲和司机助手三人还活着，其他的同志，大约十三四名，全都牺牲了。有的甚至还没有下车，枪的保险还没有打开，就牺牲了。陈有才看来是刚下车就牺牲了，身上已被人搜过了。
刘九洲被抬到一辆独轮小车上，身下垫着一个背包。小车吱吱地叫着，他透过眼睑，看到一线天空，头昏昏沉沉的，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只是任凭那车在山道上颠簸，却并不感到疼痛……
恍惚之中，他忽然感到一只手温柔的触摸，那动作和气息十分熟悉，十分亲切，然而他的眼皮很重，于是他喃喃道：“周副主席……”
“小鬼！”
这声亲切的呼唤，刘九洲一下子清醒了，他睁开眼睛，看见周副主席关切地俯身向着自己：“您没事吧？”他想到自己的职责，是保护副主席，可现在……
这想法，使他挣扎了一下，但一阵彻骨的疼痛立刻漫了开来。
“我很好！”周副主席边说，边用手轻轻地按住刘九洲的肩膀，刘九洲却流出了眼泪。他才十七岁，没有被这么重的伤羁绊过，他把头靠在周副主席的手臂上，就像靠在妈妈怀里一样，一哭开了头，就越发哭得不可收拾。十四岁离开家参加长征，到延安后就调到周副主席身边工作，周副主席就是自己的亲人呀！
看到刘九洲抽抽咽咽地哭，周副主席十分心疼，这小鬼很机灵，从车上滚下来就推着他转移，为了掩护他，小鬼趴在车轮旁边阻击正面工事里的敌人，打得很顽强。九死一生中，负了重伤，还是惦记着他。于是，他拍了拍刘九洲的脸：
“别哭，小鬼！你很勇敢，回延安以后，很快就会好的！”
于是刘九洲被送回延安军委医务处，后转到中央医院治疗。而周副主席和劳山遇险仅存的那几位同志，几天以后，又出发了。
这就是周恩来后来常常谈及的“劳山遇险，仅存四人”的经过。
周副主席劳山遇险，毛主席非常重视，为了坚决消灭这伙土匪，陆续派了一些侦察员进劳山。
他们侦察到，这股土匪分两个连，一个是手枪连，一个是步枪连，手枪连的连长，从前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名排长，到延安后，开了小差，混土匪饭吃。可是他却不同意打红军。出事那天早上，拉出队伍之后，知道是要伏击周副主席，他就反对，但是这股土匪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了，根本不听他的，于是他带领手枪连撤了回来，那天的事是长枪连单独干的。
了解到这些情况，侦察员首先策反了手枪连，又化装假称入伙，打入长枪连，最后寻机消灭了这股土匪。
对于劳山遇险中牺牲和负伤的同志，周恩来始终怀着深厚怀念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事过多年之后，他还要特意去看望刘九洲的原由。
卷四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殊使命
抗战开始后，我与朱德、叶挺将军去武汉，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划定作战地区。朱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我亦去山西，与阎锡山谈判合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去武汉。从武汉撤退到路过长沙时遇长沙大火。后去桂林，一九三八年底去重庆。
——周恩来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南方局书记，负责领导除西北以外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工作。他长时间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广泛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一九四五年六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八月，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他和毛泽东一起为制止内战同国民党谈判。《双十协定》签订后，继续率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同国民党谈判。
十四、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
（五十九）“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一个共产党领袖，一个地方军阀，泾渭有别，难能一聚。但是，这两人却曾坐在一起交谈，亲手拉开了山西抗战的大幕。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东洋日本国的军政界出了那么几个战争狂人。他们异想天开，不仅要灭亡中国，还要称霸世界。为“扶大厦之将倾”，共产党人力倡团结抗战，对蒋、阎之流不计前嫌，以友相待。这就是周恩来与阎锡山那一段交往的历史背景。
一
一九三七年八月夜，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一间房子里，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在邓颖超面前哭鼻子，他不愿意脱下红军的军装，换上国民党的军装。邓颖超慈爱地对他说：“小同志，不要伤心。换军装是为了工作需要，你衣服换了，人没有变，你还是红军战士嘛！”这个刚满二十岁的福建籍战士，刚刚随彭德怀来到西安，他叫廖其康。一路上，他不知道彭德怀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到了西安，才知道是组织上调他在周恩来副主席身边作警卫工作。此时，周恩来正准备从这里动身到山西去见阎锡山。
夜深了，还在紧张工作的周恩来又一次催促警卫员：“小廖，明天还有任务，不要等我，快去睡吧！”警卫员去睡觉了，周恩来继续伏案工作。这个时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但其巩固与发展，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形势的变化，使得一年前还在战场上与红军厮杀的老对手阎锡山，这次就要成为周恩来在谈判桌上的新对手了。
山西军阀阎锡山，二十八岁任督军，把持山西军政大权已达二十余年。这个反共老手，曾派兵到陕西“剿共”、进攻刘志丹所率红军，又曾与东渡黄河的红军抗日先锋军刀兵相见。为了保住他经营多年的独立王国，他煞费苦心，不时地变换策略。当红军东征时，蒋介石乘机派兵开进山西，赖着不走，阎锡山曾哀叹：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为了自保，他逐步改变了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态度，邀请薄一波等共产党人以个人身分到山西作抗战工作，允许彭雪枫在太原设立了我党的秘密联络处并同意架设秘密电台。抗日战争中，他又曾说过：我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一个也不能踩破。面对这样的一个谈判对手，周恩来既要在谈判桌上争得我军在山西抗日战场上的主动权，又要达到团结抗战的目的，自然是要费一番运筹的。
九月三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对与阎锡山谈判的内容又一次作了说明，同时将周恩来、彭德怀等入晋的时间电告在太原的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彭雪枫。
九月四日，周恩来抵达老潼关，来到黄河边。黄河正在发大水。周恩来深情地注视着波涛汹涌的黄河，默然不语。在日寇大军进攻之下，这中华民族摇篮的黄河似乎也愤怒了，咆哮了。渡船在激流中颠簸摇荡。周恩来对警卫员说：“小廖，你怕不怕？”“不怕！”廖其康挺着胸脯，响亮地回答。周恩来特意关照他：“你把紧船杆，要小心！”船靠上北岸，就到了山西的风陵渡。周恩来、彭德怀一同乘上了阎锡山方面派来迎接的小火车。同车的还有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一二○师副师长肖克、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等。车到候马站，聂荣臻等下了火车，率部队北上。
九月五日中午，周恩来等抵达太原。
二
秋夜，静悄悄的。灯光下，周恩来正在起草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文。他已经见过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秘书长贾景德等，但具体问题他们都不能解决，必须与阎锡山当面交涉。当时，阎锡山不在太原。几天前，为了作出抗战的姿态，阎锡山到设在雁门关下的太和岭口前线司令部去了。九月五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他将立即出发到太和岭口去见阎锡山。
汽车的马达声在夜幕中震响。农历八月初一的夜空，只见星火，不见月光。周恩来和彭德怀连夜赶赴太和岭口。在他们身后，成千上万的八路军正在开向抗日前线，他们必须赶在前头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妥八路军入晋后的有关事宜，并从事实上确立我党与阎锡山的统战关系。
阎锡山满脸堆笑，在他的司令部院子里迎候周恩来、彭德怀一行。
阎锡山与周恩来虽是初见，却不能不对他的这位客人刮目相看。他知道：早在二十年代，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的时候，二十几岁的周恩来就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多少年来，周恩来一直是声名赫赫的共产党领袖人物之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获蒋介石之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亲自到西安说服张、杨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一个周恩来，一个彭德怀，这样的谈判对手，阎锡山不敢等闲视之。
“周先生，彭先生，二位一路辛苦，休息一下再谈如何呀？”阎锡山边由梁化之搀扶落座，边对周、彭说。
“谢谢阎先生关照，请不必客气。”周恩来说着，欠了欠身，接着又说，“我们的军队正在开往前线，许多事情需要立即与阎先生商谈。”周恩来看看阎锡山，继续说，“八路军属于第二战区战斗序列，我们全军愿意受司令长官节制，以后还要请阎先生多多指教。”
“好，好。”阎锡山显出一副极为高兴的神气。
“不过，阎先生，八路军基本的作战原则，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周恩来特意加重了“独立自主”几个字的语气。
阎锡山半张着嘴，看看周恩来，轻轻点了一下头，“嗯”了一声。
“阎先生，从战争开始的这一阶段看，日本军队来势凶猛，整个形势目前是敌强我弱。但是，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必然是敌人一天天弱下去，我们一天天强大起来。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发动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周恩来用了较长的时间，详细分析了抗战形势，解释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阎锡山听了，频频点头。在周恩来提到刘汝明和汤恩伯在南口的失败时，阎锡山突然来了兴致，随口吟出他的一首新作：“南口之役失权衡，准备毫无守何成。八万精兵损半数，致使雁绥枉经营。”阎锡山是惯于推卸责任的。周恩来听了，客气地报之一笑。
“阎先生，我们进行抗战，有一个最有利的条件，这就是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广大群众是要抗日的。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要保卫山西，保卫华北，就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
听了周恩来关于要发动群众的一席话，阎锡山忙接过来说：“我早就知道这是重要的工作。前年在南京开会时，我首先提出的就是武装民众五百万，到现在尚未得到指示。在这紧急时候，我们可以在第二战区首先试行。”
周恩来看看身边的彭德怀，对阎锡山说：“我们赞同阎先生的意见。请阎先生考虑，战地群众的动员问题是否应该有组织地进行？”
“对对对，我们有了牺牲救国同盟会，总动员实施委员会，战地动员可以再成立一个组织。”
经过反复商谈，最后商定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由中共、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共同组成，第二战区高级参谋续范亭任主任委员，并由中共主持拟出工作纲领，经阎锡山同意后实行。
关于动员群众问题，周恩来接着说：“阎先生，要动员人民群众，就要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实行战时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
阎锡山沉吟半晌，没有吭声。梁化之接过来说：“我们山西在司令长官治理之下，嗯……国泰民安！”
周恩来瞥了梁化之一眼，笑笑说：“我们共产党、八路军要努力做到这一点，要动员群众抗战，就必须考虑并且实施给群众以利益，不能采取一种十足的绅士态度。”
“这个自然，这个自然。”阎锡山向后仰了仰了身子，脸上似乎闪过一丝不快。
“阎先生，关于八路军的活动地区问题，我们的设想是在灵丘一带地区布防，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知阎先生意下如何？周恩来等待了瞬间，接着又说，“这个地区是在太行山北端，向北可以伸入敌人背后，配合友军作战。”
阎锡山说：“我已经命令部队，要固守内长城防线，重点防守平型关、茹越口、雁门关一带，希望八路军给予配合。”
彭德怀接过来说：“我军可以开到五台、灵丘地区，配合友军布防平型关一带，于侧翼待机歼敌。”
“很好，”阎锡山表示赞同，“贵军可以在太行山北端进行游击运动战。不过，这个地区是山西、河北交界地区，河北方面的事情请二位与徐永昌、刘峙商洽才好。”
周恩来点头说：“我们准备去河北走一趟。这里的问题与阎先生谈妥了，河北方面谅不会有什么阻碍。”
周恩来、彭德怀又向阎锡山详细介绍了八路军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阎锡山很有兴趣地听完后说：“周先生可否把刚才说的内容写一写给我？”
周恩来欣然应允：“好，我明天就写好交给阎先生。”
“关于我军的装备补充问题，请问阎先生有何见教？”周恩来问道。
“嗯，装备补充……这么办，先给你们三十门炮，四千发炮弹，我下令兵站运输给你们。”
“我军在山地进行游击战，请阎先生考虑配备适用于我军作战的武器装备。”周恩来补充说。
“好的，好的，装备嘛，以后还要继续补充。我对贵军也有一个要求，希望贵军在山西省内不要更换所在县的县长。”
周恩来爽快地回答：“我军在活动区域内，只动员群众，不干涉县政。请阎先生令知各县县长对我军的抗战活动提供方便，并请将我军的活动地区与任务通知当地友军。”
阎锡山对梁化之说：“这件事你去办！”
谈判中，周恩来机智灵活，侃侃而谈，说得阎锡山时而口服心服，时而难以答对。
谈判完毕，阎锡山送出周恩来、彭德怀。望着周恩来的背影，阎锡山点了点头，自言自语地说：“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周恩来、彭德怀与阎锡山的直接谈判，使共产党、八路军与阎锡山方面的抗日统一战线进一步建立起来了。
九月九日午后，周、彭回到了太原。
几天后，周恩来又派南汉宸与续范亭一起，带着草拟好的“战区动委会”工作纲领，到太和岭口见了阎锡山。阎锡山亲笔对纲领作了几点修改后，批准了这个纲领。此后不久，“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正式成立，南汉宸、程子华、武新宇等共产党代表均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职务。
三
中秋节之夜，朱德总司令和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同志率领十八集团军总部在侯马上了火车。每到一站，当地群众都拥向火车车门和窗口，给八路军送月饼、水果。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堆满了慰劳品。经过两个夜晚行车（白天避敌机轰炸），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列车到达太原。
当天傍晚，朱德、周恩来同乘一辆小卧车到太和岭口见阎锡山。此时，毛泽东已经发出了改变八路军部署的电报，指示我军于适当时机实行部署上的战略展开，分别开进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等地创建抗日根据地。在山西境内做这样的事情不通过阎锡山是行不通的。
又是一整夜的行车。汽车摇摇荡荡，催人入睡。好难熬的长夜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者在求索着什么？他们在为国家的命运而求索，为民族的生存而求索。他们也是人，也能够感觉到苦和累。但是，在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面前，他们把个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了。
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汽车终于又开到了太和岭口。
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顾不上休息，立即会见阎锡山。这个时候，八路军在向北开拔，日本侵略军在向南进犯，眼看就要打在一处了。时间急迫，刻不容缓。
谈判首先由八路军的使用问题开始。阎锡山显然想用我军打正面。他有他的如意算盘。我军在正面迎着敌人拼上去，既打击了日寇的进攻，又消耗了我军兵力，一箭双雕。对于国民党方面想把我军推到前线正面，借日寇之手消灭异己的可能性，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已有预料。
周恩来严肃的指出：“阎先生，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我军不可动摇的基本作战原则。我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在敌后。我们要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让敌人前边占，后边丢，永远摆脱不了后顾之忧，使敌人既没有一个安全的后方，又没有一条保险的后方运输线。我们这样做，比那种不顾主客观条件，在阵地上与敌人拼消耗的做法更有利于抗战，更有利于友军，也更有利于敌后的人民群众。”
朱德接着说：“在有利条件下，我们也同意我军配合友军进行运动战。”
阎锡山无言以对。沉默了一下，他说：“目前日军已经逼近内长城防线，希望我们双方的军队紧密配合，在这里阻住敌人。”
“是的，阎先生。我一一五师现已赶到灵丘一带，准备于侧翼待机歼敌，配合友军防守平型关战线；至于我一二○师，是否可以开到晋西北地区，向进攻雁门关之敌的后方出击，配合友军防守雁门关。”周恩来目光炯炯地注视着阎锡山说。
阎锡山答道：“就依周先生意见，请将部队迅速开进预定地区。雁门关方面的具体事宜可与杨爱源联系。”
朱德说：“我回去立即命令部队开始行动。”
谈判一直到下午才结束。阎锡山最后表示，同意我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谈判中对我军的游击地区、军队驻扎以及兵力使用等问题也取得了一致意见。
下午五点钟左右，朱德、周恩来要出发到五台去了。阎锡山特意关照：“到了五台请二位先到河边村看看，我通知当地人员在我家里接待二位先生。”
周、朱二人高兴地向阎锡山表示感谢。
当晚午夜过后，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赶到了五台县河边村，由当地地方官员陪同在阎锡山家里吃过饭，稍事休息，于二十三日拂晓到达五台县城。
当天，八路军总部向一一五师下达了进行平型关战役的作战命令。一二○师也于次日启程，赶赴晋西北神池地区。此后不久，八路军各部即在山西战场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四
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阎锡山回到太原。同日，他下令其部队从内长城防线全线撤退。
十月六日中午，阎锡山在太原召集黄绍竑、卫立煌、傅作义商讨忻口战役的作战部署问题，周恩来应邀出席会议。这是周恩来第三次会晤阎锡山。
晋绥军长城防线瓦解之后，日军直逼忻口。忻口距太原九十公里，是保卫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忻口一破，太原必失。蒋、阎军为保卫太原，决定集中兵力组织忻口会战。
日寇打进山西一个月有余了。阎锡山的部队节节败退，使得日寇长驱直入。如果再不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阎锡山在山西、在全国是交代不过去的。
会议决定，在忻口会战中，以国民党第九军、第十五军、第十七军、第十九军和第一九六旅约五十个团的兵力为中路军，守忻口正面；以第七十三师、第一○一师和新编第二师约十个团的兵力为右翼军；以第六十八师、第七十一师和独立第七旅约七个团的兵力为左翼军；以第三十四军、第三十五军、第六十一军、第六十六师和独立第一、第三旅约二十四个团的兵力为总预备军，居后策应。会议并决定，右翼军归朱、彭指挥，中路军归卫立煌指挥，左翼军归杨爱源指挥，预备军归傅作义指挥。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分别在右翼和左翼地区参与作战，作侧面配合。
各路部队限五天内集中完毕。
会上，阎锡山、黄绍竑提出，希望我一一五师主力稍向西靠，截击代县、繁峙、砂河间敌人。
十月十三日，忻口战役打响。一连数天，战况十分激烈，双方伤亡惨重。这次会战，一直进行了二十余天。
忻口战役前后，关于军事问题，周恩来还曾向阎锡山等提出过下列建议：
下令平汉退军转侧面作战，发展游击战；
立即派军增援娘子关，与八路军靠近；转变作战方式，实行机动侧击；
保卫太原须背靠山地在野战中求得胜利；
从速部署山西全省持久战局。
阎锡山没有、也不可能全部接受周恩来副主席的这些军事建议。蒋阎军们在继续溃败。但是，共产党与阎锡山在山西的抗日统一战线从此推进了一大步，晋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三大块抗日根据地从此开创并发展壮大、山西从此成为共产党、八路军抗日的重要基地，从而迎来了八年持久抗战的胜利！
几度春风几度秋。历史已经证明，阎锡山有一句话说对了：“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
（六十）为党做官
每当人们回想起抗战初期的武汉，都难以忘记身着军装，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更难忘记他为争取中国共产党的一席合法地位做出的巨大努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的炮声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民族矛盾的急剧上升，促使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共同抗日。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了拖延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但是，经过十年内战后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确与第一次不同了。它既无共同纲领的约束，也无一定组织形式的保障。蒋介石虽然口头上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但内心却不肯放弃一党专政的思想，不肯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更不肯让共产党掌握任何实际权力。中国共产党要改变这种状况还需要通过艰难的谈判斗争。
中共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把这付担子交给参加过第一次国共合作，富有谈判斗争经验的周恩来，由他来担任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进一步磋商两党关系问题。
这时候，国民政府的首都已经从南京迁到了重庆，而部分党政机关的重要人物，包括蒋介石在内先到了武汉。因此，武汉一时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十二月中旬，肩负重任的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奔赴武汉。
一路上，周恩来思绪万千，对他来说，同蒋介石打交道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十年前，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时曾与蒋介石共过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蒋介石叛变革命，下令通缉起义的领导人中就有周恩来。一时间，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因此，周恩来秘密离开上海，第一次到了武汉。不久，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周恩来告别武汉，踏上了南昌起义的道路。从此，他同蒋介石进行了十年的生死较量。对蒋介石顽固的反共本性、狡诈的伎俩，周恩来领教得最早，了解得最多，感受也最深。因而，眼前这付担子究竟有多重，周恩来心中最清楚。
十二月二十一日，是周恩来从延安到达武汉的第四天，他同代表团的王明、博古等去会见蒋介石。寒暄之后，中共代表团直率地对蒋介石谈了这次来武汉的目的，周恩来向蒋介石具体说明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建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等建议，王明、博古分别就抗战形势、共产国际的提议及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等问题提出了意见。显然，中共代表团是怀着诚意，有所准备而来的。这就使得内心对谈判抱着敷衍态度的蒋介石很尴尬，不得不连连点头，称赞中共代表团同志“所谈极好”，表示：“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
为了推动蒋介石进一步考虑中共方面的意见，周恩来等又多次去见蒋介石，由于国民党方面毫无准备，总是拿不出任何方案，因此在一次会谈中，周恩来主动出击，向蒋介石提出了关于两党合作形式的三种设想供对方考虑。他说：“第一，恢复（民国）十三年的形式，使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联盟，其他党也加入；第二，建立共同委员会，在中央各级共同讨论；第三，维持现状，遇事协商。”
对周恩来提出的前两种设想，国民党内基本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第一种方式如果实现，共产党就会像孙悟空一样钻进来，搞党中之党，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第二种方式，结果只能是两党平分政权，而国民党资格老，掌握全国政权，共产党才成立十七年，这也是不可取的。第三种方式，许多地方党部也是不赞成的。
蒋介石对前两种设想也不同意，对第三种设想也不情愿赞同，但是周恩来的提议是积极的、带有建设性的，在政治上始终处于主动。而从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获得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甚至国民党中一些爱国人士的同情，国民党如果完全置之不理，在政治上就会处于被动。因此，蒋介石反复权衡后，不仅勉强选择了周恩来所提的第三种设想，而且不得不做出一点改革的姿态，即采取局部合作的方式，在国民党政府的个别部门、个别组织内邀请共产党人参加工作。
一九三八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恢复了政治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任政治部部长，并要陈诚出面邀请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与此同时，财政部长孔祥熙也要宋美龄转告周恩来，请他到财政部工作。
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表面上的合作态度周恩来与中共代表团认为应该采取赞助的立场，与国民党开诚合作，以求达到有利于争取坚决抗战的分子和削弱亲日派的力量。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发布的关于共产党参加政权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已经做了规定，中共党员一般不参加政府工作，因此，中共代表团暂时只能采取推托的态度。
面对新的情况，中共代表团立刻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他们详细分析了到达武汉后国共两党谈判出现的新的进展，认为应该采取灵活的策略，具体来说，对孔祥熙的邀请应该谢绝，因为财政部属于行政范围，孔祥熙又为主和者。而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同坚持抗战和挽救危局有直接关系，参加进去可以从内部直接推动国民党抗战。意见统一后，中共代表团立即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去电报，报告了这些情况，并且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希望中央对这个问题重新考虑。
一月中旬，蒋介石又派人来催请周恩来走马上任，周恩来等经过慎重考虑后，再次向中央发了电报，报告了情况，并明确提出意见。他们在电报中指出：“如果屡推不干，蒋、陈会说我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参加进去可以扩大我们党的影响，推动军队政治工作的改造。”电报还强调，“要有条件地参加进去。”
不久，周恩来利用回延安参加中央会议的机会，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又详细具体地研讨了这个问题，终于取得了思想认识上的统一。
三月六日，周恩来回到武汉，正式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一席位在国民党看来并不算什么要职，但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却是抗战期间争取到的国民党军政部门最重要的职务。这是周恩来抓住蒋介石“开门请客”的机会，灵活运用党的策略的结果，它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动国民党发动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六十一）组建抗战宣传的司令部
抗战初期，国共再度合作。国内外一些舆论界人士怀着喜悦的心情，把这喻之为国共的“蜜月时期”。如果说，这一形象的提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抗战初期国共关系的话，那么，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成立，则可以说是这一“蜜月时期”的高潮阶段。第三厅在分管宣传工作的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及该厅厅长郭沫若的领导下，广泛团结了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爱国和有识之士，“以笔杆代枪杆”，为抗战救亡而呼喊，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里最活跃和最有成绩的部门之一。
把三厅建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
一九三八年一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抗战发展的形势，公布了经过修正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是：取消分管政治工作的政训处及军委第六部，恢复政治部的编制。蒋介石任命陈诚为部长，同时邀请周恩来出任副部长。蒋介石的这一决定，应该说是国共合作在局部发展上的一个积极成果。因为自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的合作虽然建立起来了，但由于蒋介石坚持所谓溶共政策，始终不愿以平等的态度同共产党合作，因此，双方尚未形成共同的政治纲领和适应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曾就此问题一再向国民党提出建议，同时派周恩来为代表就国共关系以及团结抗战等问题继续举行谈判。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蒋介石才不得不邀请周恩来参加国民政府工作，以表明他试图作些改革和改善国共关系的“诚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