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同意派周恩来参加国民政府，就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一职。周恩来也表示，“原则上决定干，惟须将政治工作纲领起草好呈蒋批定后，始能就职，否则统一思想、言论、行动诸多解释、殊为不便。”
政治部下设四厅：总务厅；第一厅，管军中党务；第二厅，管民众组织；第三厅，管宣传。除第三厅之外，其它各厅厅长早已安排就绪，均为国民党重要官员把持。周恩来分管宣传工作，因此，把三厅建成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就成了摆在他面前的重要问题。
鉴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不充实、不完善、不巩固的统一战线的现实，周恩来以及董必武、博古等同志集体研究决定，利用三厅这点政权机构体现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把它建设成为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动员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来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构。为达此目的，周恩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耐心说服大家认识组建三厅的意义和作用，在人事安排上充分体现三厅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机构的特点和优势。国民党组建三厅的计划是在大势所迫、事非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因而他们在指导思想上既想适应形势作出点改革的表示，但又不愿放弃一党专政的主张和作法。基于此，他们在组建三厅时，独断专行，企图由国民党实际操纵三厅，从而使三厅成为他们一党专政的工具。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有些同志不愿在这样一个复杂的阵营中工作，他们认为，过去是同国民党在战场上作斗争，现在要坐在一条板凳上，感到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思想准备。针对上述思想，周恩来及长江局的同志反复向大家说明：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努力工作，“三厅是个政权机构，政权机构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不能小看它。”“我们可以利用它为全面抗战作很多事情。”
在三厅人事安排上，周恩来利用政治部副部长职务推荐和敦促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把抗战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切实掌握起来。在副厅长人选问题上，经过周恩来、郭沫若、阳翰笙等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蒋介石被迫作了让步，撤走了派往三厅任副厅长的特务头子刘健群，由无党派学者范寿康和国民党人、司法行政专家范扬分任副厅长，国民党妄图架空郭沫若、控制第三厅的企图落空了。
关于三厅各处的人事安排，根据动员抗日民主力量共同工作的精神，经过各方面的反复讨论和研究，最后由周恩来集中有关各方的意见作出决定：管一般宣传的第五处，由救国会以及东北救亡总会负责，处长为胡愈之；管艺术宣传的第六处，处长为著名的戏剧家和诗人田汉，其中第一科科长为著名剧作家洪深，第二科科长是国民党人、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第七处分管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由范寿康兼任处长；三厅主任秘书由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活动家和著名作家阳翰笙担任。三厅三百多名成员，大都为社会名流、文化精英，可谓人才荟萃，群星灿烂。名单报上去，蒋介石很高兴。他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团结了社会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团结了思想界、文艺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社会贤达，组成了坚强的阵容。
第二，拟订宣传纲领，作为三厅开展工作的依据。由于国民党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共产党，因而他们确定的宣传大纲的指导思想仍然是以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为核心的一党专政的思想，这显然是同当时全国人民要求开放民主、改革政治的愿望相背离的。周恩来及长江局有关同志经研究决定，不理睬国民党提出的法西斯主义货色，而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代表人民意志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到抗日的斗争中来。一九三八年二月，周恩来致郭沫若函称，应“速将宣传纲领起草好”，“呈蒋先生批准，便可便利我们工作”。郭沫若于六月中旬撰写了《战时宣传工作》大纲根据动员全国同胞投入抗日战争的总精神，阐述了关于宣传工作者之修养以及言论宣传、艺术宣传等有关问题，阐述了对民众、士兵以及对敌人和对国际宣传的有关问题。大纲经审定后，由政治部制订了实施宣传办法，令各地按照宣传大纲的要求进行宣传工作。宣传大纲的制订和颁发，为第三厅及全国各界开展宣传工作提出了共同奋斗的目标及应当遵守的准则。
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三厅正式成立。
三厅的成立，既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又是与周恩来的领袖才能分不开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周恩来在与蒋介石的继续谈判中，从实现国内民主、实行全面抗战的方针出发，对蒋介石的局部改革及时地、真诚地予以支持，并在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正当地拒绝和抵制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限制和束缚，使国共合作在局部上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从而，使三厅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当权的政党具体合作共事的唯一政权组织，为党的统战工作开创了新局面。
把三厅建成战时宣传的司令部
三厅成立之前，负责抗战宣传工作的是十年内战时期成立的政训处以及抗战初期设置的军委第六部。由于国民党把抗战看作只是单纯的军事抗战，不注意宣传和发动广大群众，再加上政训处本身是适应内战需要而设置的，其声誉早已一落千丈了。因而抗战开始后，民众动员工作并无多大起色。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战地的民众缺乏组织，到处在流浪着，彷徨着。”“今天的后方民众，有许多还不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因此，三厅成立后，他特别强调抗战宣传工作的主题应该是：“唤醒和激发民众”，“动员所有民众力量，增强前方抗战的威力”，“巩固国民党与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团结，以保证和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宣传工作的对象，周恩来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即“扩大到前线，扩大到敌人的队伍中去，扩大到各城市、各乡村去，一直达到中华民族的总动员”。怎样才能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呢？周恩来提出了三点具体要求：第一，在文字宣传上，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第二，在口头宣传上，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第三，在艺术宣传上，要更加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
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领导下，全国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三厅成了名副其实的战时宣传工作的司令部。周恩来、郭沫若以“战时首都”武汉为重点，迅速打开局面，进而把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推向全国。从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起，三厅在武汉举行了抗日“扩大宣传周”活动，运用戏剧、美术、电影、演讲、歌咏等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台儿庄的胜利。经过几天的扩大宣传活动，整个武汉三镇的人都动员起来了。这次宣传周是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后的第一次大活动，也是抗战以来在国统区第一次举行的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随后，又接着搞了“红五月宣传”、“抗战周年纪念宣传周”等一系列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激情。三厅的宣传效果通过三厅举办的“七·七献金大会”得到了检验。五天中，武汉地区参加支援抗战献金的人达五十万人以上，献金和法币一百万元。“献金狂潮”之后，三厅在群众中的威望更高了，都说“三厅了不起”，以致群众只知有三厅，而不知政治部有其它的一厅、二厅。
接着，周恩来、郭沫若决定通过第三厅组织广大文化工作者到前线、到敌后、到广阔的内地乡村去，为宣传和组织广大群众投入神圣的抗战贡献力量。抗战爆发后，各类文化人纷纷到“战时首都”武汉寻求报效祖国、参加抗战的机会，但是，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害怕文化人接触群众，因而，文化人的正当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周恩来谈及这一情况时指出：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国共两党都有庄严的责任，可是国民党对抗敌宣传消极怠工，那么这份工作只能由我们担负起来了。
一九三八年夏，第三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把先后到达武汉的五个救亡演剧队和一些进步戏剧团体改编为十个“抗敌演剧队”和四个“抗敌宣传队”，直属第三厅第六处领导。“抗剧”、“抗宣”队在武昌昙花林集训期间，周恩来给他们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明确指出演剧队和宣传队的任务就是“到各战区的前线去，为巩固部队、动员民众做文艺宣传工作”，他还向文艺工作者传达了毛泽东要求文艺者“到国统区去做统战工作”的重要指示，解决了不少只想“到延安”去的片面想法。周恩来反复告诫他们，“宣传方法和形式要合民众的口味，你们要随乡入俗，老百姓才能喜闻乐见，才能收到预期效果。”
第三厅以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名义，把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公开地、合法地派往各地。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在周恩来的亲自规划和领导下，分别下到各个战区。他们以文艺为武器，宣传抗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除了经常性的演出外，还举办抗日画展，到街头巷尾书写抗日标语，创办抗日报纸，教士兵识字，代写家书，参加救护伤员的工作等。为了扩大宣传抗日的队伍，他们还协同所在战区的各师政治部组织了许多军中剧队和各地民众剧团，并派出队员教这些新成立的文艺团体排戏，给予理论上的指导。经过短期训练，这些文艺新兵很快能独立演出了。据抗战三周年时的统计，如果把民间剧团计算在内，活跃在全国各战场的新演剧队伍，约拥有三万以上的戏剧兵。
广大文化战士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领导下，通过第三厅这个合法机构，还广泛开展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他们到达各战区后，经常和战区长官联系，汇报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持。抗宣三队到第五战区后，李宗仁听说是第三厅派来的，表示支持文化工作者的工作，同意他们到第五战区所属各部队和各县进行抗日宣传，并允许他们在群众中组织各种救亡团体。在李宗仁的支持下，抗宣三队在樊城城乡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了战时教育促进会、妇女会、抗日儿童团等进步群众组织，为支援抗战，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做出了贡献。抗敌演剧四队在湖北荆门驻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工作，张将军看了他们的演出后，召集官兵讲话，教育大家“要爱国就要抗日，这是军人的天职”。
由于三厅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更多的文化人士、学者名流集合在抗战救亡的大旗之下，为民族解放贡献力量。一九三八年十月，重庆话剧界在山城联合演出了大型反间谍斗争的抗战戏《全民总动员》，白杨、曹禺、舒绣文、陈白尘、宋之的、张道藩、张瑞芳、施超等著名演员与学者、教授、党政官员同台演出，可谓群星荟萃，盛况空前，挽救祖国危亡的共同志向把不同信仰、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结合在一起了。对此，曹禺深有感触地说：“让我们鼓起兴头来演戏，笑着演戏，更愉快地演戏。因为在不断的艰苦抗战中，我们的民族是有前途的。”
三厅还把加强对日宣传作为瓦解敌军、支援抗战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抓。他们编印了《对敌宣传须知》、《对敌宣传标语口号集》，分发给各级政工人员。三厅举办对日广播，前线喊话，号召日本士兵起义。同时还印制向日本官兵散发的传单、投降通行证以及日文歌曲《日本的兄弟哟》等。这些宣传品在前线被打死的日本士兵身上常常可以发现，足见三厅的对敌宣传工作确实是成绩显著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空军远征日本散发传单的事。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政府军委航空委员会命令空军某部远征日本散发日文传单。传单的制作任务则落在稍后成立的三厅头上，文字起草工作由冯乃超等人负责，最后由郭沫若修改定稿。五月十九日，中国空军一队八名勇士驾机飞往日本长崎等地上空，投下了《告日本国民书》、《告日本工人书》等各种传单一百二十万份，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震动。五月二十二日，周恩来与吴玉章、罗炳辉、陈绍禹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向胜利归来的空军勇士进行慰问并献旗，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国空军，确是个新的神鹰队伍。正因为他们历史短而没有坏的传统，所以民族意识特别浓厚，而能建树了如此多的伟大战绩，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敬意。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三厅成立前，南京国民政府由于执行片面抗战路线，没有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来，炮火连天的阵地更是一片宣传空白和文化沙漠，对敌宣传工作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展。自周恩来和郭沫若分管政治和宣传工作以后，三厅登高一呼，中国爱国的文化人纷纷聚集在抗战救亡的大旗之下，从狭小的城市天地走向战斗的前哨和广阔的农村，将视角集注于抗日救亡的现实，在组织和动员群众支援抗战、激发将士救亡图存精神、瓦解敌方斗志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三厅不愧为战时宣传战线的司令部。而这个司令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正是受人敬仰的周恩来同志。
（六十二）处理张国焘叛逃事件
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中部县（现叫黄陵驻在县）有座轩辕黄帝陵，当时属国民党统治区。西安的国民党政府绥靖公署，每年逢清明节就要组织在西安的国民党官员去那里祭陵。一九三七年，为了推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第一次去黄陵扫墓，我（即邱南章——编者注）也随同去了。从此，每年清明节我方都要去参加黄陵扫墓。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是清明节。四月一日，张国焘亲自去找毛主席谈，要求去黄陵扫墓。毛主席知道他内心有鬼，回答不同意，并对张说：“轩辕黄帝又不是共产党，我们也不必过分地去崇拜他，若是为了搞统一战线工作的话，边区政府派一个秘书去就行了。”但是，张国焘坚持要去。最后，毛主席说：“好吧！你去扫完墓就立刻回来。”张国焘满口答应说：“是！我很快就回来。”四月二日，张国焘就带着警卫员张海、陆秘书和一个警卫班乘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经甘泉、鄜县、洛川去黄陵。一到黄陵就看见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以及公署和西安的一些官员及宪兵队乘的汽车也到达了。四月四日祭陵一完，张国焘便对陆秘书和警卫班的同志说：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去吧！我还要去西安办事处，我有事找林祖涵同志（即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办西安办事处一些工作）研究……警卫员张海急忙对张说：“毛主席不是说了，叫你扫完墓就回延安吗？”张国焘不答理，由于张国焘早就和他们进行了密谋，就转身钻进了蒋鼎文的小汽车里。张海只好坐上西安公署宪兵队的的汽车随同去西安。张海到西安后，听说张国焘他们坐的小汽车在咸阳抛了锚，还没有赶上来。张海到公署仔细一问，才知道张国焘早已住在国民党的高级招待所——西京招待所里了。张海后来说：在他找到张国焘以后，看他鬼鬼祟祟的行动，很生气，就产生了怀疑。当时他心里想，张国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为什么到了西安不找林伯渠主席，也不到我八路军驻西安的办事处，却住到国民党的高级招待所呢？
两天后，张国焘办好了去武汉的火车票。七日，在临上火车的那天上午，他对张海说：“你先去车站给林主席打个电话，叫他到车站来等我。我马上就到。”张海打通了电话后，林主席很快就来了。张海一见林主席便报告说：“张国焘副主席说他有事来西安找你研究，怎么没见你的面，就办好了去武汉的火车票呢？”林主席点了点头说：“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张国焘来到火车站后，林伯渠也买了张站台票跟他上了火车。这时，张国焘对林老说：“林主席，我要到武汉去了。”林老即说：“中央批准了你去吗？”张国焘支支吾吾地回答说：“是我自己要去的，回头你告诉延安一声好了。”林老当面严厉地说：“你是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怎么能不经过组织领导批准擅自行动呢？你若有什么意见可以到八路军办事处或回延安去提。”张国焘说：“我要到武汉同蒋介石面谈统一战线问题，今天就去。”林老见他执意要走，也就不多说下去了。当林老走下火车来的时候，张海追过去问：“林主席，我怎么办呢？”林老想了想说：“你跟着他一同去武汉，要多长点心眼。”张海回答了声“是”，便上了火车。紧接着胡宗南派来护送张国焘的两个便衣特务也跟着上了火车，坐在张国焘的周围。
林老回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后，立即给延安党中央、毛主席发去电报，把这件事情汇报了。中央立即回电，指示林老打电报给在武汉的周恩来副主席，说明张国焘去武汉的时间及车次要周副主席派人去截住他。
一九三八年四月八日上午，周副主席要我找以下几个人到他办公室来：李克农（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童小鹏（中共中央长江局机要科长、秘书）、邱南章（中共代表团交际科长、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运输科长）、吴志坚（周恩来同志的副官）。周副主席问：“你们几个人中间有谁认识张国焘？”我回答说：“我认识他。”我先后三次见过张：第一次是长征路上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地区两河口会合时；第二次是毛儿盖的会议时；第三次是一九三六年秋天在保安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及红军大学组织的欢迎朱总司令的大会上。周恩来副主席说：“那好，现在张国焘从延安经西安逃跑就要到武汉来了，你们坐上两辆小汽车到大智门火车站去截住他。你们对他说，我请他到中共代表团及八路军办事处来住。估计他不会来，那就在外面找个地方住下来也可以，你们要紧跟住他，听候党中央对他的处理。”我们很快赶到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后，分别把守在车站的各个站口。可是接了两天站也没有见到他。当时吴志坚同志笑着说，我还没见过他的面，今天我得好好见识见识。我用手比划着说，张国焘是一个大个，背稍驼，肥头大耳，说话还带有江西口音。一列火车到站后我们都睁大眼看着从火车上下来的每一个人，但直到出站台的人都走完了，还没有看见张国焘的人影。嘿！这家伙到哪里去了呢？第二天我们又来到出站口守候，还是没见到张出站。必有可疑！童小鹏同志说：“是否还在车厢内没有下来呢？”李克农秘书长说：“好吧！小鹏同志你在站门口盯着，我们三个到车厢内看看。”于是我们就上到列车厢中，挨个车厢查看，终于在靠稍后面的车厢里找到了张国焘。当时张国焘斜躺在座位上，两个便衣特务坐在他的两旁。警卫员张海坐在张的对面，他背的驳壳枪在上火车后已被便衣特务卸去了。他们到了汉口不下车，是正在等国民党方面派人来接。当时我走到张国焘面前大声说：“张副主席，你来了，李秘书长带来两辆小汽车接你，周副主席请你到办事处去住。”张国焘当时把脸一沉，色厉内荏地说：“我不要他请，我来武汉有事，我有地方住。”那两个便衣一见我们来接，便想溜走。当时张国焘也提起小箱子想往外走。我大声提醒张海从便衣手中拿回了枪。我们就这样截住了张国焘下火车出车站。两个便衣溜走了，张国焘也已知无法脱身了，便要在车站门口一个小茶馆停下来。按照他原来在西安和蒋鼎文的策划，等他来到武汉后即由胡宗南派人接他，先安排他在江汉关一个旅馆里，然后再引他同蒋介石会面。但由于我和吴志坚紧跟着不放，李克农去向周恩来汇报后很快就回到小茶馆，打乱了张国焘的安排。张国焘只好答应由办事处找地方住，但死活不肯去办事处。我们在办事处与江汉关之间的小街上找了几间平房，让张国焘临时住下来。几天之后又让他搬到太平洋饭店住。这些天都是我和吴志坚负责照料他，并与张国焘吃住在一起。原警卫员张海回办事处招待所待命。
晚上有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同志来到住地整整和张国焘谈了一个通宵。张国焘有时不多说话，有时大发牢骚，说什么中央对他的批评和处理太过分，让他当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不公道……周恩来义正词严地说：你对所犯错误的严重性，难道如今还没有点认识吗？你几乎毁灭了红军，毁灭了党。中央对你的批评和处理有什么不对！你若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中央提出来嘛！为什么你背着中央自由行动呢？你到了西安，不到我们的办事处来住，不和林老联系，就和蒋鼎文来往，你住进他们的招待所，还在他们的护送下来到武汉。来到武汉又不到办事处，你这种行为对吗？你这不是错上加错吗？你还有什么组织纪律呢？
董必武说：你是一个较早的党员，是党的领导人之一，你还不知道你犯过多少错误？如“左”、右倾路线错误，军阀主义错误，分裂党、分裂军队的错误，你认为这些错还小吗？大家为了帮助你改正错误，又有什么不好呢？你还向谁大发牢骚呢？
叶剑英在谈话时针对他的错误说：你在鄂豫皖发展这么大块地方不是丢了吗？到四川不又是发展了大块地区后又逃了吗？你还有什么可说呢？你的错误难道和你的领导作风无关吗？只能从中吸取教训嘛！不能再错上加错，你还在主观地认为自己高明。
李克农说：你是个聪明人，你背着党中央的领导，背着毛主席擅自跑到西安，又在人家的便衣护送下来武汉，你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还不愿住到办事处来，你知道自己站到什么位置上去了？你的行动对头吗？
秦邦宪在谈话时说：张国焘，你自己犯错误了，光靠人家帮助是不够的，自己应该认错改正所犯的错误才是，而你对党和同志们给你的帮助还发牢骚，对大家表示不满意，这种态度对头吗？为什么你到了武汉来连自己的家门也不进呢？
大家都是苦口婆心地说服他，说得张国焘无言以对，呆若木鸡。经过几天谈话之后，周恩来对张国焘说：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候中央的指示再说吧，你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可以提出来。张国焘顺水推舟地说：我有三个条件请答复，一是到上海去治病；二是回江西老家；三是在长江局工作。周恩来同志针锋相对地说：这三条都办不到，假如你愿意，下面几条倒可以实行。一是回延安；二是到苏联去学习；三是可以回到延安或去苏联看病或休息。张国焘摇着脑袋连声地说“不行”，周恩来见张国焘如此顽固，就说：“好吧，你先想想，以后再谈。”便起身走了出来，在临上汽车时他指示我和吴志坚说，“他到哪里去你们跟到哪里，看他要去些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我们办事处他不去就不去吧，让你们两个人给他值班，好好保护他。”
由于我和吴志坚的注视，张国焘无法与国民党特务直接联系，非常恼火。有次他冷冷地对我说：“你们老跟着我干什么？”我故意拉长腔调回答说：“是周副主席派我们保护你的，你是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嘛。”张国焘恼火地使劲瞪了我一眼。他认为无法摆脱我和吴志坚的监视，便狗急跳墙，阴谋对我和吴志坚下毒手。一天，张要到武昌去，我那天正巧有事出去了，只有吴志坚跟他去了。到了江汉关码头过轮渡时，张国焘走在前面先上船，待吴志坚紧跟上船时，船恰好开动了。心毒手辣的张国焘趁机将吴志坚使劲往船外推，企图将吴志坚推到长江淹死，自己好逃跑。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机警的吴志坚一手抓住船栏杆，一手抓住了站在旁边乘警的胳膊，才避免了这场灾祸。事后，吴志坚立即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件事，并问：以后能不能趁张推我们下水的时候，我们顺手将他也拉下去呢？反正我们会游泳淹不死。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共产党人，正大光明，不和他一样，不要这样做。我们要尽量争取他，他若是不肯悔改，不愿回头，你就是用绳子捆住他，他也不会跟着我们走。就是一同下水，将他淹死了，又有什么意义？他的思想行动坏了，我们不跟他一样，不要耍小孩子脾气。咱们共产党人做事要光明磊落。
张国焘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有一天，他伏在桌子上写了半天信，写完之后就要送出去。我们怀疑他是给国民党写信，就赶快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同时，跟着张国焘一起去发信，看清了信封面的字样，看着他把信送进了邮箱。周恩来指示我们想办法把信取出来看看。于是我来到邮局，找到一个负责人说，我有封信将地址写错了，请他取出来改一改。那人看我一身军装，还很痛快，不过要求有证明或具保人。我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同志说明情况。周告办事处立即派人送来了具保人证明。我们取出信一看，原来张国焘是给他家里的一个大哥写的，信中充满了悲观情绪，说：“国民党没法救中国，共产党更没办法。”又说他活不长了，等等。看完后，我们又把信放进了信箱。从这以后，张国焘被盯得更紧了。几天后，张国焘提出要见蒋介石，汇报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的一些情况。先与蒋联系约定在四月十七日下午。我随同周恩来和张国焘去武昌蒋介石的官邸，周恩来同志领张国焘同蒋介石会面，我在副官室等候。张国焘一见蒋介石便以一副“认罪”的姿态，奴颜婢膝地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周恩来同志马上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不糊涂，共产党人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干革命是在世界有名的。”说得蒋介石和张国焘目瞪口呆。
回来以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针对张国焘的叛变行为，义正词严地向他提出三点办法：“一是改正错误，回延安去工作；二是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三是自己声明脱党，由中央宣布开除党籍。”张国焘的回答是：“第一条是不行的，可以在第二条或第三条中选择。”并允许他在两日内闭门考虑答复。
四月十七日晚十一点前后，胡宗南第八战区司令部的一伙特务开着两辆汽车停在张住的太平洋饭店楼下，几个人冲到了二楼。这时负责跟着张国焘的只有我一人，吴志坚有事出去了。几个便衣特务进房来二话没说把我死死抱住，其他几个特务抢走了张国焘。我一面挣脱一面喊道：“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抢走我们的张副主席，我要向你们的上面去抗议。”有一个家伙歪着脑袋得意洋洋地说：“上面，这就是受上面的指令干的。”然后特务们把张国焘接上汽车后吹了声口哨，从江汉关轮渡过江到武昌去了。我回到房间里看见桌子上留有一张张国焘给周恩来的纸条，上面写的是：“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我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去找，至要。”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张国焘就是这样的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
我当时在饭店先用电话向李克农秘书长报告了情况，并急忙回到办事处去向周副主席汇报详细经过。这件事好像在周恩来等同志的意料之中，他们都说，张国焘不肯改悔会走这条路的。当晚，我仍回到饭店过夜。第二天早饭后，我仍去武昌胡宗南司令部找张国焘。正巧，我在门口一眼就看见张国焘坐在里边东房内。站岗的一脸凶像，不让进去，还说这里没有张国焘。我把我的名片给了他，上边印的是中共代表团交际科长身分。我理直气壮地说，是昨晚你们用汽车去太平洋饭店接来的嘛，怎么能瞎说没有呢？我就用手指着说，张副主席就是在这里。没等站岗的说完话我就闯进去了。张国焘一见是我，抬了一下眼皮说：“你来干什么？”我说：“周恩来同志派我来看看你。”他说：“不用看了。”过了两天，为了解张是否转移别处，我便借口送毯子和其他用具又去了一趟，他正在写东西，好似心情烦闷，什么话也没说。四月下旬，张的老婆杨子烈及一岁多的男孩从延安被送到汉口，按组织上的指示，我将他们送到了张国焘那里。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武汉失陷之前，我八路军办事处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四川重庆。我们办事处住在红岩嘴（现改为红岩新村）。在后山顶上有个地名叫“大坪”，这里住的是戴笠办的别动总队特务训练班。一九三九年，张国焘就在这里当上了他们的政治教官，给训练班讲反对共产党的课程，变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
（六十三）长沙大火前后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的傍晚，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身着戎装，乘一辆旧式汽车自武汉来到长沙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他的到来，给长沙人民带来了抗战的光明和希望。
周恩来一到长沙，不顾旅途疲劳，立即召集中共湖南省工委负责人开会。根据正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抗战相持阶段的形势，详细阐述党的独立自主地领导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极端重要性。告诫省工委的同志，不要把抗战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国民党上层及其军队身上，不要把人民的命运寄希望于国统区的合法运动，不要跟国民党省政府逃迁到沅陵或耒阳去。而要到农村，到邵阳一带，以便于领导和加强湘西、湘南的工作及支援湘北前线。要把党的主要工作做到战区和敌后去，发动人民群众，团结抗战。
十一月六日，周恩来出席省会抗日团体在长沙基督教青年会联合召开的欢迎会，作了《抗战第二阶段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精辟地分析了大敌当前的抗战形势，宣传《论持久战》的光辉思想，强调建立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号召优秀青年勇敢地到敌后去，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到会各界代表怀着“景仰之念”听取了这些“宝贵的经验和理论的指示”。七日晚上，周恩来又在电台对全省同胞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宣传了中共中央的抗战主张，使心存忧患的各界同胞在严酷的敌情威逼下看到了抗战希望的曙光。他利用各种机会，联络结交各界爱国人士。在他的推动下，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先生对国共合作抗战表现了更大的诚意和热情。十一月二日，周恩来等致函香港《救国时报》指出：我军在“神圣的对日战争”中，“展开血战，足令敌寇胆寒”，希望海外同胞支援我军“以最大的决心与日寇周旋到底。务达最后之目的，求得民族独立、自由幸福之实现”。周恩来还冒着敌机轰炸空袭的危险，到岳麓山一带湖南大学等单位宣传讲演，号召热血青年“到军队里去”，“到农村去”，“到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去”，夺取抗战的胜利。在紧张工作之余，周恩来还多次给“八办”的干部、警卫、司机讲《论持久战》，要求大家注意随时向群众宣传讲解，扩大影响。在周恩来指导下，政治部第三厅所属多支抗敌演剧队、宣传队活跃在长沙和湖南各地，广泛开展抗日演剧宣传。周恩来观看和推介湘剧队改编演出的抗日剧目。当时的长沙，“救亡的壁报到处可见，救亡的戏剧到处在排演”，在都市，在乡村，在街上，在伤兵医院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吼声”，更是到处可以听到。
十一月十日，日寇攻陷岳阳，长沙一日数惊，国民党官员争先恐后撤离。周恩来临危不惧、殿后指挥“八办”和三厅人员的安全转移。他在人员和行李多而庞杂、道路阻塞、缺少交通工具、敌情紧张的情况下，果断决定一部分身体健壮的同志步行去湘潭，另一部分改乘火车，并先拨一辆卡车把孩子剧团撤出去。他指定勤劳热情的剧作家洪深为撤退的具体负责人，与各路人员保持联络。他要八路军干部吴奚如先期赶到衡阳，找个旅馆把“八办”的牌子打出去，以便收容撤退的同志。随后又向周立波、夏衍交待有关方面的撤退工作，分配他们去沅陵、桂林继续出版抗日报纸，并对办报方针作了详细指示。周立波回顾当时周恩来忘我工作的情景说：“在危险的地方，危险的时刻，他心里想的尽是革命、工作、政策和他人，他自身的安危，完全没有担在心上。他是那样亲切，对同志是那样关心。忙乱中，他还把办事处的车子拨给我们用，而对自己眼前的危险处境，却一点也不在意。无私才能无畏啊！”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深夜，长沙“文夕大火”惨剧发生，八路军通讯处也在火海包围之中。周恩来在照料政治部最后一批工作人员离长后，和叶剑英等人尚留长，“当酣睡时，室中火起，初尚不知，旋经勤务唤起，火舌已伸入窗内，乃向江干遽避，随即沿铁路线南行。途中与由长南下之一部政工人员邂逅相遇，率同往下摄司”。面对这火光闪耀，烟火扑腾，难民拥阻，道路不通的惨况，面对惊慌失措的国民党政府当局，周恩来焦虑不安，深感拯救危难责任重大。他返回湘潭后连夜召集紧急会议，研究突变的形势和对策。一方面就大火的责任和善后问题，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另一方面，他又赶到衡阳亲自组织起两百多人的救灾工作突击队伍。
三天三夜的大火还未完全熄灭，周恩来就急匆匆地赶回了长沙。长沙只见断壁残垣，全城几成焦土，大街小巷一片死寂。路边檐下洞里沟中，挤满了受着饥饿和死亡威胁的伤员和灾民。登上天心阁废墟查看灾情的周恩来难过极了，他决心挑起救灾重担，解民于倒悬。他对那些逃之夭夭的平时口口声声“爱民如赤子”的父母官及其主子深恶痛绝，忿忿不平地说：“他们不要人民，我们要人民！”
他在余烬未熄的省财政厅内靠着微弱的烛光开始办公，策划和组织救灾工作。他在动员报告中指出，火烧长沙，对抗战对人民不利，而对日寇和汉奸有利。因此大家要全力搞好善后救援，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和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第一步的救灾工作在周恩来的布置下全面展开，抢救伤员、扑灭余火、掩埋尸体、抢救粮食物资、清理街道市容、恢复交通、开设粥水站、安置无家可归的难民、解决主副食品供应、做好宣传、安定人心……为了迅速解决城市居民的蔬菜副食供应，周恩来指示：要把乡下农友请“进城来卖菜，卖不完由我们全部收买，以便老乡们按时赶回家去”。周恩来亲自慰问啼饥号寒的灾民，听取灾民代表的意见和要求，并积极反映给政府当局尽量解决。他草拟了一份非常激动人心的《告长沙同胞书》严厉指责放火者的罪行，同时说明稳定后方、支援前线、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道理。得到各方面的拥护，把民众的抗日热情重新推向了高潮。
迫于周恩来的强烈要求和社会舆论的很大压力，蒋介石当局不得不接受周恩来提议的三项善后解决办法，处决了三名放火要犯，调集民工处理善后，拨款五十万元赈济灾民。发放救济款是救灾工作的最紧张阶段。鉴于以前的赈灾都是贪官中饱私囊，灾民仅背空名，周恩来力主这次发款要由救灾工作人员经手发放，并给予具体指导。他对大家说：五十万元钱，直接分发给相当于十个师兵力的灾民，又是在露天发放，如果汉奸捣乱，敌机空袭怎么办？要做好应急准备，克服困难就有把握了。发款分别在教育会坪和协操坪两处进行，洪深传达了周恩来的指令：要打好发放救济款这一仗，一切行动听指挥，如果敌机临空，大家不准乱动。数以万计的灾民挤满广场，周恩来亲临现场指导。敌机飞来侦察时，周恩来安然坐在指挥台上，群众深受感染，全场秩序井然。五十万元全部发到了九万多名灾民手中，个别冒领赈款的公职人员当即受到了惩处。省主席张治中深受感动，曾撰文描述道：“这样一个巨大紧张的场面，幸而组织良好，工作人员得力，没有一点骚乱，没有发生一点问题。这种情景，使我不能忘怀。”灾民们打听到共产党人周恩来主持了这次赈灾发款，都说，难怪，只有他们才有这样的魄力！这真是赈灾史上绝无仅有的廉洁先例！周副主席在长沙济困扶危、排忧解难的品格和业绩，被称为“奇迹”广泛传颂。
结束了在长沙的工作之后，周恩来代表我党我军出席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与周恩来具体协商研讨，决定接受我党建议，由国共两党合作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并邀请我党派员担任教官。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出任副教育长。一九三九年一月，南岳游干班开学，一千多名学员接受抗日游击战略战术训练。这时，周恩来就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仍关心着游干班的教育训练。四月中旬，他视察新四军之后途经衡阳，特地赶到南岳，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分，检查指导游干班的工作。并应邀在圣经学校礼堂给游干班全体人员作了《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专题报告，附近驻军的许多军官也赶来听讲。他在详细分析了抗战的敌我态势和日中双方对于战争的政略与战略后，断言，无论日寇的政策与战略如何变动，它的冒险国策是其失败的根源；我坚持抗战到底的国策，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动力。他的结语是：抗日战争“必须是持久的长期的——我们要坚持；必须是全面的全民的——我们要发动；必须是主动的自主的——我们要争取；并且要经过困苦艰难险阻，我们不仅要忍受困苦（仁），而且要克服艰难（智），不怕险阻（勇），才能达到最后胜利”。周恩来的报告，给即将分赴各战区的游击干部以深刻的教育。这个报告在游干班印发，又很快被报刊转载或单行出版，对传播《论持久战》的光辉思想，增进军民同胞抗战必胜的信念和持久不懈的精神，起了广泛的作用。
周恩来在南岳期间，还接触了不少的宗教界爱国人士，如暮笳、演文、巨赞等法师，和他们讨论抗日宣传和宗教界救亡活动，引导和支持他们采取各自的方式参加全民族同仇敌忾的抗日斗争。他的亲笔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产生了巨大影响。南岳众寺二百多僧侣团结起来，“自从悟彻如来意，又向人间树战旗”，组成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投身抗日洪流。暮笳、巨赞等法师响应周恩来的号召，主编了《狮子吼》月刊宣传抗日，组织南岳、长沙等地的佛教徒走出禅房深寺，参加流动宣传和抗日活动，抢救被敌机炸伤的难民。宗教界人士的抗日斗争在湖南抗日救亡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周恩来还曾多次到湘南重镇衡阳指导抗日救亡工作。长沙大火之后，周恩来赶到衡阳组织救灾工作突击队。当时敌机轰炸频繁，溃兵和汉奸特务也时常捣乱。为安全起见，办事处的同志安排周副主席径直进城到驻地休息。当周恩来发现进城的路边堆放着大量战争物资，风吹日晒雨淋，又易遭日机轰炸时，便提醒同志们说，这些抗战物资是海外侨胞捐献的，前方急需，要疏散隐蔽好。并动手和大家一起搬运起来。晚上，他顾不上休息，召集在衡阳的党员干部开会，研究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发动农村和敌后游击战、使党组织成为湖南抗战的核心等问题，帮助各阶层人民树立抗战到底的信念。
一九三九年四月，周恩来从皖南新四军视察归来，路经衡阳。此时已是薛岳主湘，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和培养抗日干部的塘田战时讲学院先后被国民党当局武装封禁。周恩来洞烛其奸，预见到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加剧反共反人民活动的阴谋，把在邵阳的省委书记高文华同志等找到衡阳来，及时作了“转变党的组织形式与群众工作方式”的重要指示，要求省委进行严格整顿，巩固组织，对党员进行秘密工作教育。省委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开始清理组织，由半公开状态转入秘密活动，省委成员下基层，加强对县委的领导，调离干部，转移进步团体，清除异己分子，以防不测。高文华一九四○年向中央报告湖南工作说：一九三九年二月党代会至九月底，“党的任务是深入六中全会决议的传达与严格执行周恩来同志关于提高警觉性，加紧秘密工作之指示”，“秘密工作的教育，自恩来同志指示后是相当深入的，湘宁益阳的支部大多讨论过”。省委在周恩来的正确指导下，比较清醒地认识了当时还处于工作开展时期的斗争形势及其发展趋向，及时撤退转移了大批党的负责干部、公开身分的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因此，在年底到来的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逆潮中避免了大的损失，也为日后的斗争和其他地区的工作保存和输送了一批重要干部。
周恩来在湖南指导抗日救亡工作，前后持续不过半年时间，但他用一言一行铸造起共产党人的伟大形象，他在寻常和关键时刻都体现了高尚情操和献身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