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是，敌人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华北敌后战场，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其占领地区进行建设和开拓富源，将重点放在政治进攻和施加经济压力上，迫使中国投降。“中国坚持持久战方针，必须坚决加强团结，反对投降与分裂，主张民主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敌后游击战，粉碎敌人妄图消灭游击队的活动，加强前线防御，阻止敌人进攻。”目前我们遇到一系列困难，主要是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和腐化现象，加上日本侵略者的诱降、英法的妥协活动，致使投降与分裂可能成为这一过程中的主要危险。
备忘录系统地介绍了抗战爆发以来两年半中日战争的情况：日本派往中国一百多万兵力，伤亡已达五十一万，日本政治上“以华制华”，军事上“以战养战”。中国为坚持持久战而斗争，中国农民的民族意识受到空前未有的锻炼，农民在殖民地革命运动中具有伟大作用。
备忘录还列举了蒋介石抗战以来的三次动摇。
备忘录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文中说，中国的统一战线没有正式的共同纲领，而参加的各党派也无联合组织，其中心环节是国共合作。按照毛泽东的分析，中国的统一战线是全民的和抗日的，其政治基础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参加的各党有自己的军队。统一战线是不平衡的；统一战线所处的状况是大部分人民尚未组织起来，处于新的国际形势之下，这些都是中国统一战线的特点。
备忘录指出，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基本思想是反共，要统治人民，不愿承认国共合作，所以统一战线将处于更加矛盾的发展之中。备忘录介绍中共在统战中的政策原则和策略方针是：一切服从抗战，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国民党进步、中共及其军队的巩固与发展是统一战线的保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与分裂，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争取在中国彻底实现民主共和国。备忘录第二部分还介绍了我党对国民党及其他各党派的政策。
备忘录第三部分系统地汇报了中共各方面的工作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中共除西藏和青海外，在各省都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有四个中央局（华北、华中、南方、东南），十个省委和区委。党员人数比抗战前增加了六倍，达四十九万八千多人。他特别指出：“中共中央从来没有像今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这样统一”。八路军由五万人发展到二十四万人。中共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方式和方法，顺应周围环境，合法开展群众工作。在大城市主要是情报工作和对敌破坏工作。《新华日报》是全国性的党的机关报，目前仅在重庆就发行二万份。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新阶段》发行更广，仅上海一地每本就发行十万册。
最后介绍“七大”的准备工作。一九三七年底已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秘书的准备委员会。准备一九四○年三、四月份召开。
周一边写，我一边译。我和林佛译完之后，把译稿交给季米特洛夫的政治秘书波诺马廖夫（后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压缩到二十页打印张，再由季米特洛夫将打印稿送交斯大林及国际执委看，翻译工作一直持续到周恩来出院之后。
周恩来在医院里住了两个多月，于新年的前几天出院。元旦晚上，他出席了共产国际举行的新年联欢会。
出院后，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机关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第一，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问题。首先根据备忘录向国际执委作了一次口头报告，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秘书长哥特瓦尔德，书记库西宁、曼奴伊尔斯基、拉科西、皮克、马尔梯、安东尼斯库、何塞·迪亚斯、陶里亚蒂、伊巴露丽等。因为是讲抗日战争，所以会议特地邀请冈野进（即野坂参三）列席。任弼时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还有工作人员。
国际干部处的马尔特维诺夫列席，徐介藩和我担任翻译。
会场上挂着地图和各种表格。周恩来连续讲了两天，周的报告每天长达四、五个小时，加上翻译的时间共约八、九个小时，比他的一百页报告更加详尽。
国际的同志对中国的事情不甚了解，更搞不清中国统一战线形成的来龙去脉和其中的某些奥秘之处。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他们才心中有了数。当时大家最担心的是中国抗战能不能坚持下去，中国人民能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因为这关系到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前途问题。
周恩来在报告中引用了大量数字，分析了一九三七年抗战以来战局的变化情况、中日双方的优劣势和强弱点，讲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武装英勇战斗的事迹，从而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结论是肯定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大家听了以后，都很兴奋。可是，外国同志对周恩来讲的阎锡山、胡宗南、鹿钟麟等，晋察冀、晋冀鲁豫等人名、地名搞不清楚，也记不住。散会时有个同志风趣地说：“恩来同志辛苦了，你讲的我们全知道了，但又全不明白。”西班牙的一位同志讲，周的报告使他更加相信，各国的事情只有各国人民自己才能解决。
这两天的报告都由我一个人口译。每次散会后，季米特洛夫就走到我跟前来，诙谐地说：你是活着还是死的，你的头不昏吗？同时他劝我好好休息一会儿，再喝一杯咖啡，可见工作之紧张。
周恩来将二十页的书面报告修改后，以《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机和目前任务》为题发表在一九四○年四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都很重视周恩来的报告，经过一二十天的研究、讨论后才作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
二月末，季米特洛夫将这个决议交给周恩来。季米特洛夫解释说：周恩来的报告斯大林看了，国际执委会关于报告的讨论情况，也向斯大林汇报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问题进行了极其严肃的研究和讨论，并且十分审慎地从各方面考虑了中国问题。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具有许多独特的微妙之处，且又在世界革命运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来斯大林很想接见恩来并面谈一切，但是，当时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不仅恢复了外交关系，而且往来甚密，这次周恩来是由国际接待的，如果斯大林接见周恩来，就不能回避接见国民党的外交人员，可是他又不愿意接见后者。所以，这次就不见面了，希望恩来谅解。这个决议是在斯大林主持之下讨论和草拟的，而且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慎之又慎地选择了措辞。因为既想把问题说明白，使中共能正确理解国际方面的立场、观点、态度和愿望，又不能因决议本身的任何一句话而束缚了中共的手脚，或伤害中共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季米特洛夫接着说，请你们先把《决议》研究一下，如有问题或意见，请提出来，我们再行商量。总之，我们要共同努力，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决议》文字不长，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国际执委会的意见，由我口译，恩来笔记，修改后抄正。后来由周恩来随身携带回国，交给中央，即一九四○年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
这个文件很重要，全文是以建议的口气写的，给中共中央很大的回旋余地。中心内容是希望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坚持抗战，争取胜利，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以往，国际发出的文件往往因不符合我们的国情，常常引起中央的议论，而中央对这个文件却不曾有过任何不同意见。毛主席在七大的报告中指出这次大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就是引伸和运用了这个文件的精神。共产国际所说的团结，是指党内团结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团结，毛主席讲的团结是党内团结，也包括与党外人士和人民群众的团结。
季米特洛夫很重视中共内部团结和领导层的一致。一次，他同周恩来单独会谈时问道，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如何？同毛泽东的关系怎样？他们合作得好吗？
恩来回答说，不够好，甚至有一个时期，王明跑到武汉，企图另外组织自己的班底。
这时，季米特洛夫立即说：“王明回国前，我们曾再三告诫他，不要以为自己是国际执行委员，又是书记之一，就可以翘尾巴，不听话，把自己凌驾于中央、毛泽东之上。须知，毛泽东是在人民群众中、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才是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党的真正领袖，而不是别人。希望王明回国后放下架子，服从党的统一领导。我和斯大林都曾这样告诫他，可是他竟然不听我们的忠告，把这些忠告当作耳边风，使人很失望。他看起来是个精明的人，怎么在实际中又这么愚蠢呢？”
他继续说：“王明本来是米夫的学生，也是米夫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同米夫共事多年。王明是很机灵、精明的，当他一嗅到米夫出了问题时，就立即转过头来同米夫做斗争，而且极力揭发批判他。这样，王明就站在了正确一边，同米夫划清了界线。王明是很机灵，很会转弯子的人。”季米特洛夫不禁苦笑一番。
第二，参加了国际监委审查李德问题的工作。国际监委佛罗林主席负责处理此事，他是德国人。共产国际是根据中国党的意见对李德进行审查的。刘亚楼等出场作证。
国际给李德作的结论是，有错误，免予处分。其理由是：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所以李德免于处分。从此，国际不再重用李德，分配他去作出版工作。
第三，看望在苏联的中国同志，并处理了一些有关事务。他首先去看望了中国党校的同志，还多次接见他们，个别解决问题。此外，他还到莫斯科郊区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看望了中国孩子们。
周恩来到莫斯科后，还特意了解了陈郁的情况，并把陈调到了莫斯科，准备带他一起回国。
第四，同共产国际的领导和部分执委们分别见面、会谈。这些执委都是当时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其中有：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西班牙的伊巴露丽，德国的皮克，法国的马尔梯，芬兰的库西宁，少共国际书记米海洛夫等人。会见时，双方交换了各自的情况和观点，加强了彼此的联系和了解。建国后我到东欧去时，碰见过这些同志，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他们对恩来是非常敬佩的。
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也非常尊重、热爱周恩来，很想见到他。其中不少人要我在周到国际来之前，给他们打个招呼。当他们看到周恩来标准的身材、潇洒的风度、稳重的举止时，都情不自禁地说：真漂亮，是个美男子。
特别应提及的是周恩来同经济学权威、理论家瓦尔加的会谈。周问：中国法币（国民党的币制）日益贬值，这使陕甘宁边区边币也发生贬值，继而又使物价不断猛涨，亦即使边区人民群众生活和我军的处境日益困难。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瓦尔加回答：我这样想，首先应使边币脱离与法币挂钩的关系，使自己独立起来，不受它的影响和牵扯；其次，边币不应成为银行钞票，而只应成为法定的流通证券（以维护它的购买力），并以边区的实物、财富（煤、食盐、石油等等）为保证，而不必以黄金、白银等作银行基金；第三、发展生产（靠自力更生），使边币（财富的代表）独立于内外货币的影响之外。对他这个意见，我们党是十分重视的。
工作之余，周恩来参观了几个博物馆，参加了几次晚会——驻国际各国党的代表组织的联欢会、联谊会。
周恩来离开苏联时，共产国际给我党若干资助（数目不详，据恩来讲数目不大），回国后，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留下一部分，其余的带到重庆。
此外，国际建议我们必须建好空中（电台）联络和陆上交通。这项工作由弼时负责。临行时，我跟着任弼时去共产国际机要交通室，室内挂着几道布帘，使来者不知道帘子那边有些什么人、在干什么事。后来在工作中才知道是交给弼时一个联络信号、电报密码本，供与共产国际联系时使用的。回国时弼时随身携带着这本密码，入境时，便放到周恩来的手提包里。因为周在抗战爆发之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过境时在两国都有豁免权，不受检查。
（六十七）惨剧，本可以避免
周恩来三月十五日离开新四军军部。他的云岭之行收到了明显的效果：陈毅的东进北上计划得到了周恩来的肯定，从军部回到茅山地区后，便更加放手地按照确定的计划大干起来；一九三九年五月，部队东进到太湖一带，突破宁沪铁路，一直打到上海郊区，一九三九年底，陈毅又先后组建了苏皖支队和苏北挺进纵队，向长江以北、苏皖地区发展，造成了新四军“足跨长江两岸”，向华中、苏北地区进军的有利态势。
但是，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的项英同志，拒不执行周恩来与之商定好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迟迟不肯东进北上，使新四军军部和许多部队长期拘守于国民党重兵控制的皖南山区，拘守于繁昌、泾县的狭小地区，直到时局变得更加险恶。
一九四○年七月十六日，国民党提出了一个企图限制和削弱八路军、新四军的所谓《中央提示案》。周恩来在与中央商定后，向国民党提出《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三种》：“（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按照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部队留在各地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敌。”这是与国民党的提示案针锋相对的主张。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国民党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将八路军、新四军由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并在电文中说：“至周副主任委员恩来所提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三种，其第一第三两种，决难照办，其第二种应俟开到决定地境后，再行酌办。”
《皓电》发出，周恩来警觉地识破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他于十月二十四日报告毛泽东说：“蒋之宴会，何之报告，白之反共，汤恩伯、李铁军与马鸿逵等纷纷来渝，江南北部队亦在调动，对于华北进步报章之限制，对舆论反共之动员，对凡有共党左倾嫌疑者之加紧监视和逮捕，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周恩来并向中央提出，对《皓电》的原则和办法决不能同意，但是必须给以回答，不能置之不理。同时，又对新四军的行动问题，向中央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皖南新四军主动北移，让出江南，到江北坚持斗争。另一个是皖南新四军一部分转苏南渡江，一部分就地打游击。毛泽东向叶挺、项英等转发了周恩来的报告。周恩来的建议是产生了作用的，项英在一九四○年十二月间曾采取措施使部分部队向苏南移动，当时由皖南军部到达苏南并渡江到达江北的即有一千七百余人，使这一部分力量得以保存无损。这就是执行了周恩来建议中的第二个方案。也说明了周恩来所提方案是现实的，在当时是切实可行的。
十一月一日，周恩来又向中央报告了他对形势的分析，指出：“三国协定后，英美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史大林（即斯大林——笔者）电蒋，蒋亦喜。此正蒋大喜之时。故蒋于日军退出南宁，史大林复电之后，立往成都。此往，决非偶然。”“蒋现处于三个阵线争夺之中。他认为一身暂时兼做戴高乐、贝当、基码尔，最能左右逢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让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冯亲苏，以便他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周恩来并向党中央详细报告了重庆各方面对于时局的反映，各方面的意见普遍希望我党采取缓和的政策。周恩来建议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通电答复《皓电》。在复电中要向蒋介石表示，我江南新四军在有充分保障的条件下，可以移到江北；“特别要保证在移动中不许友军袭击”。党中央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在十一月九日复何、白的《皓电》中，一方面驳斥了《皓电》的造谣，另一方面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和退让的政策，这一态度在政治上赢得了广大中间力量的同情，对于后来打退国民党的这次反共高潮起了良好的作用。
十二月三日，何应钦上书蒋介石，提出“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十二月十日，蒋介石密令顾祝同“至期（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该军（指江南新四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并且秘密调兵遣将，阴谋聚歼新四军于皖南。与此同时，我党中央一再令项英迅速率军北移，并做好对付国民党发动突然事变的准备。但是，项英此时仍然迟疑不动。在重庆的周恩来，此时亦是十分关心皖南新四军的处境，他密切注意局势，随时将新情况和自己的分析报告中央，并在谈判桌上与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例如，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的谈判中，严正表示：中国共产党的让步是有限度的，如果国民党再不停止进攻，陕北封锁仍不解除，那末，发生内战的责任全在国民党。
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忽然约见周恩来，这一天是当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放回去的那个日子。蒋介石对周恩来说，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得见面谈话为好。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他假惺惺地说：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在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坍台吗？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十六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他说：你说河北太小，其实我为你们着想……要开到河北……可实现你们的抱负。蒋介石又说：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的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能成功。他还说：你们过，从皖北一样可过。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在谈话中，周恩来向蒋介石严正地申明了我党的立场，对蒋介石的挑拨及攻击当场作了答复，并对蒋介石的口蜜腹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立即将谈话情况向中央报告，指出蒋介石在“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了”，“蒋介石的保证是靠不住的”；蒋介石的“局部的‘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
十一天以后，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党中央和周恩来长期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国民党七个师近八万人重兵包围并伏击北移中的新四军，新四军九千余人开始了一场面对顽敌、众寡悬殊的殊死战斗。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一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收到了新四军被围的告急电，周恩来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指示《新华日报》将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阴谋透露出去。他直接写信给蒋介石，要蒋介石命令部队撤回、让路。周恩来为挽救皖南新四军，奋斗不息，直到这最后的时刻。
这一天也是重庆《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的日子，报社的全体同志在化龙桥的饭厅里举行了庆祝活动。晚上，周恩来、叶剑英来报社。周恩来在会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强烈谴责国民党的罪行。这时中共南方局的机要同志送来中央的急电，他立刻用沉痛的语调向在场同志宣布了严重的局势。当大家怀着悲愤的心情凝神倾听时，饭厅里的电灯突然熄灭了，过了一会，又亮起来，周恩来同志意味深长地说：“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接着又说：“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击破的，好像刚才的消息说到新四军最近在向北移动中被国民党反动派重重包围，但相信战士们是会冲破包围和黑暗的，因为他们有必胜的信心和艰苦卓绝的毅力。”
历史的事实证明，周恩来以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革命事业极其负责的精神，在皖南事变前夕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挽救危局，虽然在项英的错误领导下，新四军军部终于未能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歼，但是周恩来力挽危局的努力并非徒劳，他用自己正确的言行从正面更鲜明地衬托出了右倾机会主义指导思想的错误，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一个可以避免的惨剧为什么未能避免，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了这个历史惨剧的教训，增添了这个历史惨剧对后来人们的教育意义。
十六、重庆风雨
（六十八）急电释放胡康民
一九四一年秋，中国共产党颁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已在全国各阶层深入人心。鄂豫边区行署所辖的湖北黄陂县，也由二十七岁县长魏天一主持，以统一战线的原则组成了县参议会。
当时的县参议会的一个中心任务是动员地主、商人等有钱人，在乡村实行减租减息，使劳苦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促进边区生产发展，以保证抗日军队的后勤供应。
黄陂长轩岭附近的包家村，住有一位名叫胡康民的大财主兼地主，他也是黄陂县的绅士头子。包家村有一个地主、财主的武装“护庄队”，有人有枪，防范十分严密。在土地革命时红军部队曾三次未能攻破包家村的“土围子”。抗战后，边区行署或新四军第五师派出的工作队行经包家村，“护庄队”也公然阻拦，一次也不让进入包家村内。
魏天一县长血气方刚，对包家村这个傲慢劲儿很是恼火。有几次，包家村附近的贫雇农来报告包家“护庄队”的活动，想请县府派新四军或武装的工作队去“搬家”（即打土豪的别称）。魏县长同县委书记任士舜研究后决定设法整顿包家村一次。
于是，黄陂县委以县政府名义派了几名县参议员，去请胡康民来县府参加议政。当时，县参议会，按鄂豫边区行署规定的“三三制”政策，除了吸收知识分子、绅士参加议政参事的“县参议会”外，也吸收了一些有觉悟的贫雇农代表为参议员。包家村的“护庄队”不便阻挠“县参议员”，在县参议员们进入包家村后，胡康民便随参议员来到了县政府驻地。
魏天一见到胡康民，就笑着说：“委屈你了！你从今就住到这里吧！”胡康民没弄清为什么，就被县政府软禁起来：每天吃喝都是上等的，但是每天都有人来做说服工作，要胡康民必须在近日解决包家村各地主、财主的减租减息问题，以及解决让新四军及政府人员进入包家村正常开展工作的问题。
一关竟关了十天。
就在第十天的下午，魏天一突然被任士舜叫了去。魏天一脚未进任书记住室，耳边就听到一个熟悉的批评声：“小魏呀，你胆子不小啊！关押人能解决党和军队的信誉问题吗？”
魏天一十分清楚这是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的声音，立即按战时的规定，恭敬地行军礼。
“我不同你握手！你放了人，再说！”
魏天一见陈少敏严厉地盯着自己，正想仔细解释自己这么决定的理由。但是，任士舜已把一纸电文递了过来。
魏天一捧着电报，轻声念道：
鄂豫边区行署转陈少敏书记、李先念师长：
胡秋原先生是我党现阶段统战的著名人士之一，其子胡康民被软禁是错误的。必须立即放人；同时予晓以大义的器重，至少出任县参议员。既有影响于当地军政民，又直接有利于我党和军队目前抗日救国的具体政策之实施与发展。
急盼回覆。
周恩来于重庆
陈少敏走近面颊羞得通红的魏天一，说：“我是从会议上读了电报就赶来的。李师长也要我代表他来解决此事。周副主席正在重庆做国民党上层人物国共两党统战的工作，你们不迅速处理好这事，不是给党和军队难堪吗？胡康民我也清楚，本人对国家民族是抱积极态度的，不是抵制共产党政策那一类。胡康民能来县府议事不就证明他懂共产党政策，是相信我们的文化人吗？为什么用这样的错误办法呢？我明白你们想借禁胡康民而吓住包家村一群。可是，难道除了这‘下下策’的愚法，没更灵活、更聪慧良方？”
魏天一无话可说，立即下令执行周恩来指示，释放胡康民。
陈少敏、任士舜又分别以边区党委和县委领导人身分同胡康民交换了意见。接着，魏天一正式请胡康民吃一餐酒饭，表示赔礼道歉。席上，作陪的陈少敏、任士舜正式宣布边区暨县府的“紧急决定”：请胡康民正式担任黄陂县参议员。并请胡康民随陈少敏去边区政府所在地小悟山参加正召开的边区行署举办的参政议事大会。
几天后，胡康民由小悟山回到黄陂县府驻地。魏天一、任士舜遵照陈少敏的电话指示，专门同胡康民谈心一整天。经过耐心的思想工作，胡康民很高兴地接受了魏天一提出的办法：由胡康民率队，带领魏天一等县府要员正式巡视包家村。
这一天，包家村是组织“护庄队”以来首次接待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工作人员。各财主、地主、商人等，都尊重胡康民，很恭敬地对待魏天一一行。魏天一也特别高兴，当即以县长名义在包家村召开了“勤政抗日救国动员会”。会上，魏天一介绍了边区军事斗争需要减租减息来动员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他开诚布公地请包家村所有的财主能响应政府号召，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切为着抗日救国的军事斗争。这次，胡康民以县参议员身分也发表了演说。胡康民公开说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减租减息政策好的话，这是包家村的财主、地主意料不到的事。这话一讲，影响极大。当场，几位财主拱手对胡康民说：“胡家也出山啦，好，我们没有说的！”
胡康民由“阶下囚”变为“座上客”活跃于黄陂及边区政坛上后，感慨万端。尤其听家人说是周恩来发急电救了自己。曾在给重庆的父亲胡秋原写信时，专给周恩来写了封感谢信。
一九四七年六月，周恩来为解救被国民党反动派围困中原的李先念为首的新四军第五师部队，路经汉口，再行经黄陂县境时，曾回忆起此事专门对人讲：“毛主席说过许多关于党的政策就是党的生命的话，我们许多人不在意；可中间势力、敌对势力却反而听的很认真。胡康民事后给我党写信，胡秋原一家为我党做了有益的事，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
周恩来在湖北省礼山县（解放后改名大悟县）宣化店镇，同国民党、美国代表三方谈判的间隙，又对身边五师的一名科长邹作盛讲到统战政策的事，还再举胡康民为例，说“五师这几年，有成就。仅统战就很好嘛！多事地带能争取国民党内部阵线的军政民一方如此多的人，同你们坚决执行党中央一贯的统战政策是分不开的。”
（六十九）祝寿·团结·战斗
一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进步文化人士的迫害也日趋严重。针对这种险恶复杂的斗争形势，周恩来认为，为着随时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需要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团结战斗，更需要以百倍的勇气冲破敌人的种种阴谋限制，主动地打开局面，积极地开展抗日救国、反对投降的宣传工作。于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的雾都重庆，在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倡议和直接领导下，组织各民主党派、各进步人民团体和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开展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这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热情扶持、爱护关心文化战士的一篇脍炙人口的佳话，而彪炳于我国现代文学的史册。
对此，阳翰笙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有着清楚的叙述，他说：
那是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上旬的一天，我正在重庆天官府街郭老的家里。那时郭老是政治部文化委员会主任，我是副主任。当郭老和我正在商谈工作的时候，周恩来欣然而至。他是经常到这里来的，经常在这里向我们传达党中央文件的精神，布置任务，听取汇报，为我们解决困难问题。这天他来，面带笑容，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看了看郭老，然后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们提出，要庆祝郭老的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郭老很自谦地说：“我没有什么重大的贡献，不必了吧！”恩来同志说：“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我高兴地问道：“那么谁来负责搞这件事呢？”恩来同志说：“还是由你来负责搞吧！”我说：“我现在正在忙‘中华剧艺社’演戏的事，碰到的困难很多，行吗？”“行！还是你出来好！”恩来同志说。他又接着说：“我们这次要举行全国性的纪念活动。估计这事情问题不大，但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由各方面的人来参加筹备工作，不能单独由‘文工会’来出面”。
随后周恩来要阳翰笙代为起草一个中共南方局通知成都、昆明、桂林以及香港等地下党组织的一份电报，说明这次纪念活动的意义、内容和方式等，从此，各地展开了隆重的庆祝纪念活动。
问题是一个革命政治家何以要为一个文学家亲自主持、领导祝寿活动呢？确如周恩来说的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不单单是为了郭沫若个人，也不单单是周恩来和郭沫若之间的情谊。而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祝寿掀起的感情巨澜，像万川归海，像海洋翻腾，既深且广，这是周恩来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博大胸怀的生动写照，特别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历史条件下更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周恩来对郭沫若战斗业绩的重要意义及其在文化上的贡献，早就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有着重要的评价。在一九三八年的夏天，周恩来就向中共中央建议并由党中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同志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
庆祝纪念活动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很快就筹备起来。这就在当时的雾都重庆，在当时黑暗统治的魔窟里又放射出了一股强烈的光束。庆祝纪念活动规模之大，声势之热烈，是前所未有的。它动员了各民主党派、文化团体的所有著名人士，动员了几乎整个文化界和新闻界，像《新华日报》、《新蜀报》、《新民报》以及《商务日报》都参加进来了。
为把纪念庆祝活动搞得热烈火爆，重庆戏剧界还由著名导演和演员准备了两台话剧作为祝寿献礼。一台是由“中华剧艺社”演出的阳翰笙创作的《天国春秋》，旨在以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来斥责反动派同室操戈，破坏团结，破坏抗日的罪责。另一台是郭沫若创作的历史话剧《棠棣之花》，它取材于历史上聂莹、聂政姐弟不畏强暴、壮烈牺牲的故事。全剧充满着大义凛然的浩然之气，而又洋溢着激荡人心的诗意。
二
同年十一月十六日是郭沫若诞辰五十周年。这天重庆的《新华日报》、《新民报》、《新民报晚刊》，延安的《解放日报》以及香港的《华商报》、《大公报》等都发表了纪念活动消息和热诚祝贺郭沫若五十诞辰及创作二十五周年的诗文。尤其是在《新华日报》第一版上，刊载了周恩来为祝贺郭沫若五十诞辰而撰写的《我要说的话》，这更引起人们强烈的关注，给庆祝纪念活动增添了无限光彩。
《我要说的话》，是我国新文化运动史上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献。周恩来在文章里，精辟地论述了郭沫若的思想发展，走向革命的战斗历程，以及他在中国文化革命运动中的卓越贡献。对郭沫若作了全面的、深刻的、完整的评价。周恩来是第一个正确地把郭沫若和鲁迅并提的人。他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的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这就纠正了文化界一些人在将鲁迅和郭沫若相提并论时，“将无作有，将小作大，张冠李戴，歪曲事实，甚至分门别户”的错误倾向。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自然在并论鲁迅和郭沫若的时候，便不会发生不必要和不应有的牵联和误会了。他还分析了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主要特点是“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战斗生活”，并希望他继续发扬鲁迅“韧”性战斗精神，“前进，永远的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
《我要说的话》，也是一篇肝胆相照、辞恳情切、动人心弦的友谊诗篇。字里行间充盈着高山流水有知音的笃厚感情，同时也为郭沫若与鲁迅之间架通了友谊的桥梁，填平了被人夸大了的沟壑，廓清了许多纠缠不清的误会，因此这篇文章的社会意义是深远的，它对郭沫若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极大的促进，对妄图破坏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反动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除此之外，这天的《新华日报》还发表了邓颖超、董必武、沈钧儒、潘梓年、田汉，以及日本朋友绿川英子等许多友好人士，为祝贺郭沫若以笔战斗二十五年光辉历程而撰写的诗文。
邓颖超在《为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与五秩之致庆祝》一文中，赞扬郭沫若“不仅是文学革命家，同时亦是实际革命的前驱战士”，他“以科学的态度与医学的论据，对妇女问题作了精辟的发挥，揭示了那重男轻女的谬见恶习。他举起锋锐的笔，真理的火，向着中国妇女大众指出光明之路。他吹起号角，敲起警钟，为中国妇女大众高歌着奋斗之曲”。
董必武的诗歌，题为《郭沫若先生五十大庆》。诗中写道：
雅言白话皆名世，
甲骨金钟自辟途。
著述之林君颇富，
百年刚半未为辜。
碧海黑鲵未掣时，
兰苔翡翠戏相宜。
游仙踪迹峨眉外，
弭节崦嵫宇水湄。
烽火连天家国恨，
虬松拔地栋梁姿。
他年驱逐倭奴后，
濯足扶桑共举卮。
就连当时中苏友协负责人之一、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坚决捍卫者、国民党的左派张西曼先生也热情地赋诗，称郭沫若为鲁迅逝世后的“又一个活的模范”，赞颂“他的认识坚定像廖仲恺；他的伟大同情像高尔基；他的文艺成就像歌德；他的热诚毅力像马雅可夫斯基”。
三
同日下午一时，重庆文艺界的著名人士，怀着火一般地热情在中苏友协举行了盛大的茶会。祝贺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人们集聚在一起，心情异常兴奋和激动，每个人感到此时此刻在愁云惨雾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重庆，自己并不孤单，并不寂寞，只要大家紧紧地靠拢在一起，在真理的阳光照耀下，就能够有信心，有力量穿云驱雾开拓出一个光辉烂灿的明天！
那时，人们走进重庆天官府街的中苏友协，迎面就会看到一杆硕大无比的毛笔，嵌着“以清妖孳”的四个碗口大的字。顶天立地的竖立在门前，它气势雄壮，闪烁着利剑般的锋芒！这是日本朋友鹿地亘和一批青年人，怀着仰敬的心情献给郭沫若的祝寿礼物。这独特别致的礼物，给郭沫若以极大的鼓舞，他曾怀着激动的心情和他的幼子汉英抱着巨笔留影。即使前来祝贺的人们，从这巨笔形象身上也汲取到一种精神力量，得到极大的鼓舞！
祝寿的人群挤满了中苏友协这个“文化之家”。签名纸写了一幅又换上一幅，在热烈的掌声中，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呼吁团结、反对分裂而著称的国民党左派冯玉祥将军致了开幕词，他说：“纪念郭沫若先生，要学习郭沫若先生，第一是郭沫若先生的革命精神，不论是‘五四’、‘北伐’以及当前的抗战里，都有郭先生这位伟大的旗手；第二是郭先生的忠心为国，他离别了异国的妻儿，毅然投入多难的祖国的怀抱；第三是郭先生永远的和青年们在一起，他不失‘赤子之心’，永远领导着青年们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奋斗不息。”
老舍先生接着报告说，要拿工作来纪念郭先生，成立研究所，设立奖学金，刊行郭沫若全集与选集，这一切都是计划中的事情。我们只有拿工作来纪念他，才有实际意义。
接着，苏联友人米克拉舍夫斯基致颂词，赞誉郭沫若的创作成就是属于全人类的。沈钧儒致词说，他的情绪一直还为郭沫若的《女神》中表现出的那种气势磅礴的革命激情所激动，因此特赋《女神》读后感诗一首，勉励郭沫若还要更多写些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诗篇，也希望郭沫若在当前澎湃的革命运动中，发出有力的民主号角。
掌声迎接着一篇篇热情激昂的祝词。在一片极为热烈的掌声过后，周恩来兴奋地站起来，闪烁着喜悦的目光向与会的文朋诗友们频频点头，致以衷心的敬意，然后用热切的赞语向郭沫若表示诚挚的祝贺。他勉励大家学习郭沫若的革命热情，研究的精神和战斗的生活。他说：“到会的老年、中年和青年三种人中，郭先生是无愧于‘五四’运动当中长大的这一代的，他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无论从他的著作和行动里，燃烧着那烈火般的感情，当‘七·七’的炮声一响，郭先生便抛了妻儿和十年研究的宝贵成果返国，这种对民族对祖国的热爱，是特别值得青年们效法的。他那一生战斗的生活，在反对旧礼教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有着他这一支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战斗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这些都是青年们应当学习的。”
随后周恩来很庄重地引用冯玉祥将军六十岁犹自称小伙子的说法。对郭沫若冠以“中少年”的称号，希望郭沫若继续领导着青年们前进，再来一个二十五年的光辉灿烂的创作生活。
此刻，郭沫若听完一篇篇热情洋溢的贺词，他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翻卷着情感的波涛，他以感激的目光环视了在座的诸位朋友、同志和战友，接着作了答谢词。他谦逊地说：
“如果说冯玉祥先生是个老少年的话，那么我简直还是一个吃奶的小娃娃，因为我有许多向国家向朋友去报德的事，没有做好，自己决计要坚强的活下去。这个社会对于我有如一根赶羊的鞭子，使我再不敢做落伍的懒羊。卢梭在晚年写过一本《忏悔录》，申述自己成功的渺小，鼓励别人天才更高的加倍努力，将来一定得到比他更大的成功。燕昭下诏求贤，郭隗献策应先筑黄金台来礼拜郭隗，然后才智优于郭隗者更纷纷来归，备受礼遇。后面这两件事也可以证明今天集会的意义，郭沫若这点成绩还可以得到如此的鼓励，才智更高的青年们将来岂不能得到更大的成功更大的鼓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