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会延续了五个多小时，茶话会场上始终洋溢着热烈欢欣的情绪，极大的感染着人们，催人兴奋、向上、战斗。一直到朗颂诗和“孩子剧团”歌咏完了两个文娱节目，朋友们才依依不舍地相互告别，相互勉励着散去。
四
在党中央的部署下，十一月十六日这一天，延安、桂林、香港等地的进步文化者也都举行了同样的庆祝纪念活动。
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为庆祝郭沫若的诞辰五十周年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将郭沫若所著的《凤凰涅槃》编成大合唱演出。周扬写了庆贺他寿辰的长篇论文——《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发表在十一月十六日的《解放日报》上。
香港的百余位文化界著名人士也欢聚一堂为郭沫若祝寿。大会主席团里有柳亚子、茅盾、邹韬奋、杜国庠等。负责筹备的有夏衍、茅盾等多人，香港各报自动出纪念特辑，登载了文化人士对郭沫若的祝贺和敬仰的文章诗词。茅盾撰写了《为祖国珍重》的文章发表于香港的《华商报》上。他写道：“沫若先生二十五年的文艺活动，在中国文艺发展的各阶段上，激起了‘狂飙突进’的影响，这在今天看来是更加明白而确实了的。”
从这些情况看，这次祝寿纪念活动是非常成功的，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应该说，这不是一般的“祝寿”，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借此机会向反动黑暗势力作的一次示威。它显示了国统区进步文化界团结战斗的力量，它的成功胜利首先应归功于周恩来同志的令人叹服的政治领导艺术，同时这次庆祝纪念活动的本身，也充分表明党的领导人与文艺战士之间的革命情谊是深厚的，关系是极为融洽的，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如果说在这以前，郭沫若的二十五年战斗历程是为大家所目睹和一致称道的话，那么通过这次纪念活动和朋友们的赞扬，特别是周恩来的那篇精彩而深刻的文章，明确了郭沫若是新文化运动中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旗帜。从此，这面色泽鲜艳的战斗旗帜，在暗无天日的国民党统治区里，将更加有力地鼓舞着、团结着、召唤着文化界的战士们奋勇前进了。
（七十）只身勇赴“鸿门宴”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严密监视设在重庆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和曾家岩的周公馆，限制周恩来的行动，不准出重庆市区，更不准离开重庆回延安。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情况独立处理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国民党将此事作千载难逢的机会，叫嚷既然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共也应解散，并阴谋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
中共中央利用这个机会，提出“共产国际解散，党中央将讨论中国的政策，请周恩来即回延安”。蒋介石欣然同意。
重庆和延安的陆路交通断了三年，国民党又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今后国共关系前途未卜。周恩来决定将老弱病残和不必要的干部，以及能带走的人都带回延安，只留下董必武，刘少文等少数干部坚守重庆，领导中共南方局的工作。留下的人做好坐牢的准备，走的人做了周密的安排，以防中途掉队或被扣。
六月七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说：“我要走了，请你写几个字，我带回去。”蒋介石用铅笔写了一封信。
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邓颖超、方方、孔原等率一百多人，乘坐五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由于下雨，路面泥泞和车辆损坏，特别是沿途屡遭盘查。车队走走停停，于七月八日才到宝鸡。因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不下这么多人，大队伍暂留宝鸡。周恩来，邓颖超等三人乘火车于九日到达西安。到西安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安排车队通过西安，平安回到延安。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指示周向胡宗南交涉制止其向边区的军事进攻。
当时，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奉蒋介石的命令，秘密部署部队准备闪击延安。妄图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预定进攻的日期是七月九日。但是由于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是秘密共产党员，将此情况密报延安。因而七月四日朱德致电胡宗南点破他的进攻部署。胡见事机败露，不得不于八日下令鸣金息鼓。这个情况，当时中共中央，周恩来并不清楚。但是胡宗南不甘心，决定给周一个下马威，以解心头之恨。
九日，周、邓到达西安，一下火车，特务、警察就围上去，叫嚷着要进行检查。
周恩来正颜厉色地说：我是中共代表周恩来。
特务故作不信，仍坚持要检查。
周恩来发脾气了：“你们不相信？！这是蒋委员长给我们的信！”说着就从口袋里将蒋的信摔出去。
特务慌了神，赶忙弯腰拾起信，连连道歉。
这一关闯过去了。刚到七贤庄又接到胡宗南宴请周恩来、邓颖超的邀请信。这明明是鸿门宴。周、邓商定，周只身赴宴，邓称病不去。一旦周恩来被捕，由邓向中央报告并出面交涉营救。
胡宗南怕周恩来不来，派熊向晖坐他的专车到七贤庄接周恩来，熊向晖利用此机会用英语告诉周：“请小心，提防被灌醉。”周不露声色，紧紧地握了一下熊的手。
到了小雁塔荐福寺，果然场面不凡。胡宗南在院内恭候多时，趋步上前，亲迎周恩来下车，称周恩来为先生（胡是黄埔第一期学员）。
走进宴会厅，三十多位将军和夫人起立行注目礼。这些将军都是黄埔六期以上上将级军官，个个能言善辩暗藏杀机。周恩来环视一周不仅认识一些人而且还记得他们在学校的表现。他胸有成竹，态度自若，和胡交谈。
胡的政治部主任率先敬酒，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光临。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
周恩来不慌不忙起立举起酒杯，面带微笑，说：“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
一语惊四座，大家都怔住了，全场鸦雀无声。周恩来仍微笑着：“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敬酒免了罢。”说着放下酒杯，转身同胡谈论局势问题。
过了片刻，十几位夫人举杯走向前，说：“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
周幽默地问：“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的对，我就同谁干杯。”
顿时，这些漂亮的夫人睦目结舌。胡宗南打圆场：“今天只叙友情，不谈政治。”
周和他们寒暄，几句话讲得他们笑逐颜开，欢喜而归。
隔了一会儿，十几位将军列队成行向周敬酒：“当年我们在黄埔军校学习，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我们每人向老师敬一杯。”
周恩来泰然自若地说：“刚才胡副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这位将军提到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说到这，他问胡：“这杯酒该不该喝？”
胡心中十分气恼，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话对答，只好说：“他们没有政治头脑，酒该他们喝。”将军们遵令干杯，周恩来彬彬有礼，和他们一一握手。
将军们面带笑容回到座位，其实，个个心如急火，宴会的时间已过了一半，胡副长官布置的任务还未完成，绞尽脑汁想着祝酒辞。一批夫人交头耳语后起身祝酒，其中一位看着稿子说：“我们敬周夫人一杯酒，祝她健康，回延安一路顺风。请周先生代她分别和我们干一杯。”
不料，周恩来神色严肃，说：“这位夫人提到延安。前几年延安人民连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仍然很艰难。让邓颖超喝这样的好酒，她会感到于心不安。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他举起茶杯和他们一一碰杯。一饮而尽。
周恩来不温不火，不卑不亢，巧与周旋，举止符合身分，礼节符合常规，宴会的气氛一直友好。酒会结束时，周举杯致词：“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胡副长官告诉我，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向大家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被日寇侵占的中国山河土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说完他一饮而尽，起身告辞。
胡宗南面带笑容，客客气气地送周恩来上了汽车，派熊向晖代表他送周回七贤庄。汽车开动了，胡注目敬礼。汽车开出大门，胡仍呆呆地站在院子里……
（七十一）为焕章先生祝寿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过从甚密，在交往中逐渐加深了相互的了解。在冯玉祥的眼中，周恩来是一位“识大体、明大义，同时又很能忍耐”的人。他认为在大敌当前，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局势下，“为国相忍就是救国家”。因此，周恩来一直是他极为敬重的朋友。
一九三七年八月，国共合作大局已定，周恩来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邀请飞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就两党关系与蒋介石进一步谈判。冯玉祥听到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接待。周恩来在会议期间特意抽出时间拜访了冯玉祥，两人热烈商谈了合作抗日的问题，彼此有了初步了解。
年底，随着战局的推进，周恩来与冯玉祥先后到了武汉。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已经有了公开活动的机会，他经常拜访国民党中的一些爱国将领，同他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冯玉祥在武昌千家街福音堂的住所也成为周恩来经常出入的地方。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四日，周恩来和王明到福音堂看望冯玉祥。那天，他们两人都穿着八路军军服，这使身为军人的冯玉祥感觉特别亲切，忙请他们到会客室坐下。
当时，日寇主力已向徐州逼近，他们准备打通津浦路，进而夺取武汉。这引起国民党内消极悲观情绪滋生，军队中思想也极其混乱。因此，谈起抗战局势，冯玉祥甚为忧虑，向周恩来请教办法。
周恩来详细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后，坦率地谈了自己的见解，他说：“今天，日寇对我国实行全面的进攻，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他看了看冯玉祥接着说：“不过，这需要国共两党真诚合作，共同努力。冯先生，您说对吗？”冯玉祥赞同地点点头。
周恩来继续阐述自己的意见：“但是，目前最高当局却缺乏民众的意识，把抗战只看成是政府的事，处处害怕和限制人民参战，阻止军队与民众的结合，这种做法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却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冯玉祥问：“周先生，您看抗战的前途如何呢？”
周恩来回答：“由于当前抗战还存在弱点，在今后抗战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许多挫败，因此要看到这场战争是艰苦的持久战。”
随后，他又向冯玉祥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这次谈话给冯玉祥很大的启发。周恩来渊博的学识，出众的才能使冯玉祥深为佩服，自愧不如，因此，第二天，他就在会客室里写了八个大字“吃饭太多，读书太少”，表达了对周恩来的钦佩之情。
临行前，周恩来又与冯玉祥商量了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事，想请正在冯玉祥门下做事的老舍出面主持，这些事情都得到了冯玉祥的热情支持。
此后，周恩来与冯玉祥的来往更为密切了。冯玉祥一有机会就请周恩来到家中做客，实际上是请他来谈谈时局。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冯玉祥总是派自己的车去接他。
冯玉祥是主张团结抗战的，因此，周恩来的每一次谈话都对他很有启发，增加了许多新的认识。这样，他在视察阵地，督练新兵，上台讲演时就有了许多丰富、新颖的内容。
冯玉祥的态度也很受周恩来的重视。平时他工作忙，分不开身时，常常请邓颖超或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去看望冯玉祥，加强对他和他的部下的统战工作。邓颖超、凯丰、李涛等同志都曾在冯玉祥为部下开办的学习班上讲过课。
有一天，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到福音堂看望冯玉祥和他的夫人李德全，正巧冯玉祥在会客。邓颖超在会客室等候时提笔写下了八个字：“精诚团结，贯彻始终”。这八个字不仅反映了周恩来与冯玉祥之间真诚的合作关系，同时也表达了周恩来对冯玉祥的殷切期望。
正如周恩来所期望的，以后，冯玉祥一直为团结合作，坚持抗战而奔走。无论是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中，还是在抗战结束之初内战重起的紧急关头，冯玉祥都给了中国共产党真诚的帮助。一九四六年校场口事件后，冯玉祥的革命行动和言论惹怒了蒋介石，他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给予的“赴美考察水利专使”的名义，远离亲人和祖国，去了美国，然而他的心却一直留在国内，当新中国即将成立召唤他回国时，他毅然拒绝了美国政府的引诱，投向祖国的怀抱。不幸的是他在回国途中因轮船起火而身亡。但是正如周恩来所说，他终于“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为一个民主的军人”，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对冯玉祥的最终归宿，周恩来早有顶示，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冯玉祥六十寿辰时，周恩来给他送去了亲笔写的祝词，这是一份相知甚深的人才能写出的祝词：
“焕章先生六十岁，中华民国三十年。单就这三十年说，先生的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持御侮，在在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其中尤以杀李彦青，赶走溥仪，骂汪精卫，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更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正是先生的伟大处，也正是先生的成功处。
“先生善练兵，至今谈兵的人多推崇先生。五原誓师后，又加以政治训练，西北军遂成为当时之雄。先生好读书，不仅泰山隐居时如此，即在治军作战之时，亦多手不释卷，在现在，更是好学不倦，永值得我们效法。丘八诗体，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嘻笑怒骂，都成文章。先生长于演说，凡集会，有先生到必满座，有先生讲话，没有不终场而去的。对朋友对同事，尤其对领袖，先生肯作诤言，这是人所难能的。先生生活，一向习于勤俭朴素，有人以为过，我以为果能人人如此，官场中何至如今日之奢靡不振！先生最喜接近大兵和老百姓，故能深知士兵生活、民间疾苦，也最懂得军民合作之利，这是今日抗战所必须。先生在不得志时，从未灰过心，丧过志。在困难时，也从未失去过前途。所以先生能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先生的德功，决不仅此。我祗就现时所感到的写出。先生今届六十，犹自称小伙子，而先生的体魄，亦实称得起老少年。国家今日，尚需要先生宏济艰难，为民请命，为国效劳，以先生的革命精神，定能成此伟大事业，不负天下之望。趁此良机，谨祝先生坚持抗战成功，前途进步无量！”
祝词对冯玉祥做了全面、中肯的评价，表达了周恩来对他的真诚祝愿，鼓舞了冯玉祥对此后生活道路的正确选择。
冯玉祥是在同周恩来的交往中认识了共产党，并同旧的过去划清界线的，因此，他的转变是同周恩来分不开的。
（七十二）雾重庆的一盏明灯
在艰苦斗争的日子里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即原《新华日报》社的部分同志——编者注）每一个当时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之下，在重庆山城嘉陵江畔的红岩、曾家岩、虎头岩工作和生活过的人，每一个亲聆过周恩来的教诲的人，都知道他怎样亲自领导《新华日报》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初期，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的党报。它的出版是一九三七年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抗日问题时决定下来的。远从当年十月《新华日报》在南京筹备创刊时起，国民党反动派就是口头允诺，实际阻挠，一直拖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才在武汉正式出版。这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沦陷以后，报纸又继续在重庆出版，直到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勒令停刊为止。
《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就像茫茫长夜中的一盏明灯。国民党反动派对它十分害怕，又十分仇视。在报纸出版的九年零一个多月当中，国民党反动派使尽了一切阴谋诡计，对《新华日报》进行压制、封锁、迫害。但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它有如嘉陵江边的红岩，始终屹立在国民党统治的重庆山城，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报道解放区军民生产建设的情况和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英勇战绩，团结各民主党派与进步人士以及广大的工青妇群众与读者；同时，它又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阴谋，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恩来有编办革命报刊的丰富经验。早在“五·四”运动时他就在天津主编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日刊，每日发行二万份）和《觉悟》杂志。他深深知道党报能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革命喉舌作用的重要性。当时周恩来是我们党常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的代表和南方局的书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日以继夜地不知疲倦地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但他也从来没有一刻放松过对《新华日报》的领导。
周恩来对《新华日报》的领导，首先是着重政治思想工作。他经常（有时甚至是深夜）召集报社的负责同志开会，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和精神。每天都要亲自审阅报纸的社论和重要专论，圈圈点点一字不苟地修改稿件，还经常亲自动笔为报纸撰写社论、代论和专论。据统计，从一九三八年十月到一九四六年六月，报纸上就发表了周恩来署名写的文章三十七篇，此外在新华日报社出版的党刊《群众》杂志上，还发表过他写的文章十三篇。至于他亲笔修改的文章，就更不计其数了。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沦陷的前夜，周恩来亲自到汉口界限路的报社，为在汉口出版的最后一期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由他口授，朱世纶同志执笔，然后由他审定的社论。当时敌人包围了武汉，国民党反动派已经作鸟兽散，周恩来却泰然自若，召集报社的同志讲话说：“国民党已经撤离武汉，蒋介石也走了，但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冲锋在前，要坚持到最后的时刻才能撤退。”在二十五日深夜报纸印出以后，他送走了报社的最后一批同志，然后他本人才离开武汉。就在同一天，《新华日报》在重庆开始出版，中间从没有间断过一天。
对《新华日报》来说，一九三九年是个困难重重的年头。首先是“五三”、“五四”的两次敌机大轰炸，毁坏了报社的房屋，因此我们不得不迁移到离城十多里的化龙桥和更远的磁器口乡下的高峰寺去。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用重庆各报改出联合版的办法来控制新闻界，并借此来扼杀《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参加了联合版，同时在市内出版油印的四开《新华日报》小联合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报社同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先在化龙桥虎头岩下的山沟里搭起简单的草棚，临时编印油印的报纸，同时积极筹备，终于在当年的八月十三日复刊。这年冬天，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秘密颁布了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动包围和进攻；同时，又用新闻检查、控制发行、垄断纸张等手段，来限制、阻挠和破坏《新华日报》的出版与发行。
在一九三九年“七七”抗战两周年时，党中央发表了著名的《七七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斗争口号。周恩来要求报社的同志，坚持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这三大政治斗争口号，敢于说出真理，善于说出真理；敢于对敌进行斗争；善于对敌进行斗争，要使得《新华日报》能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和号角，同坚持在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样，也能起党的一个方面军的作用。我们报社的全体同志在周恩来的鼓舞之下，就提出了“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的口号。
《新华日报》虽然是公开合法出版的，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法西斯统治，成立了新闻检查所，报纸上从社论、新闻、直到广告，每个字都要先行送审才能刊登。在几次反共高潮中，甚至连“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这些名词，都不允许见报。经过他们审查的稿件，不是“免登”，就是“删登”。甚至连“打××”，“加……”，“开天窗”，或是注明“奉令删登”都不能通过。如一九四○年一月六日，我们原来写了两篇社论：《论冬季出击的胜利》和《起来，扑灭汉奸！》都被扣压。由于来不及再写第三篇社论了，不得不在社论的地位上排了“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八个字来表示抗议。
我们当时在编辑方面，想方设法，开辟国内外新闻来源，编辑《新华副刊》，增设各种专栏，如《工人园地》、《青年生活》、《妇女之路》、《文艺之页》、《读者园地》等。一九四二年在周恩来的倡议下，又增加了《戏剧研究》、《时代音乐》、《木刻阵线》、《科学专页》、《书评专页》、直到《日本研究》等副刊，它们都深受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还在三版开辟了《友声》专栏，刊登爱国民主人士对团结抗战，发展经济的意见和建议，开辟了《边鉴》专栏，介绍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自力更生，增产节约，改善民生的方针政策。就在新闻检查的重重压迫之下，我们还是冲破封锁发表了毛泽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许多著作，同志们都努力做到把报纸“编得好”。在印刷方面，我们克服了敌机轰炸、电力供应不足以及土纸粗糙等种种困难，再三改进印刷技术，提高工作效率，真正做到了“印得清”的要求。记得重庆各大报纸举行排字、浇版和印刷技术比赛时，我们报社的排字和印刷工人得到三个第一，压倒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报纸。在发行方面，为了冲破国民党御用派报工会的控制，我们组织了自己的报丁和报童队伍，他们每天翻山越岭走几十里路，甚至上百路直接把报纸送到读者手上。尽管困难重重，报社全体同志在“一切为了办好报纸和提早出版”的总口号下，满怀信心真正做到了“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的要求，因而使报纸的发行量从开始的一万多份增加到后来的五万多份，发挥了党报的应有的作用。
国民党反动派对《新华日报》的压制和迫害，一直是有增无减。在武汉时，他们就纠集特务流氓捣毁过报社的印刷房；一九四○年二月制造了“高峰寺事件”，秘密逮捕了报社印刷厂林肖硖等十三位同志；随后又在成都制造了一个所谓“抢米事件”，杀害了成都营业分处的罗世文（当时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在重庆期间，他们又曾几次捣毁报社的营业部，拘捕和殴打我们的报丁和报童。日寇的轰炸也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先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乘“新升隆”轮从武汉撤退的《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在湖北嘉鱼附近遭敌机轰炸，死伤二十多位同志；一九四一年七月敌机轰炸成都时，成都营业分处的申同和同志遭难牺牲。在申同和同志追悼会上，周恩来沉痛地说：“我们追悼申同和同志，使我们不得不追念乘‘新升降’轮和成都营业分处的罗世文等同志的殉难，我们《新华日报》也付出了这些代价，来推动抗战的工作。”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新华日报》的全体同志，就是这样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之下，经受战争烽火和革命斗争的考验成长起来的。
围绕“皖南事变”展开的尖锐斗争
从一九四○年十月起，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当年十月十九日和十二月八日，国民党用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和白崇禧的名义，发表了所谓“皓电”和“齐电”，大肆污蔑英勇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破坏军令、政令”，无理地强令在黄河以南和长江南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我们党坚决地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严词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并且揭露了蒋介石企图投降日本，削弱共产党的阴谋；同时我们党为了顾全大局，同意将在皖南的新四军撤到江北，这也是防止皖南新四军在国民党可能发动进攻时遭受损失的措施。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新四军进行北移时，竟然对刚到达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的九千多人，进行突然包围和袭击。新四军的战士们英勇奋战了七个昼夜，最后终因弹尽粮绝，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同志被俘。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这时正是《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的日子。一月十一日下午和晚上，报社的全体同志在化龙桥的简朴的饭厅里举行了庆祝活动，周恩来和叶剑英都来到报社，并在会上讲了话。周恩来在讲话中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这时中央南方局的机要送来中央的急电，他立即用沉痛的语调向我们宣布了当时形势的严重。当大家怀着悲愤的心情凝神倾听时，饭厅里电灯突然熄灭了，过了一会才又亮起来。周恩来同志用语意深长的话来激励我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我们记得他接着又这样讲道：
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击破的，好像刚才的消息说到新四军最近在北移中被国民党反动派重重包围，但相信那些战士们是会冲破包围和黑暗的，因为他们有必胜的信心和艰苦卓绝的毅力！
但报纸在第二天发表报社庆祝创刊三周年的活动和周恩来、叶剑英的讲话时，却遭到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的无理阻挠。为了把国民党反动派袭击新四军的消息初次透露出来，我们不得不用“新×军”来代替“新四军”，但检查老爷们做贼心虚，竟强令我们要把“国民党反动派重重包围”改成了“敌寇重重包围”，真是横蛮无理至极！
接着一月十七日，国民党反动派就发出了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和下令向新四军部队进攻的反动命令。为了向国民党统治区和全世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破坏团结抗战，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周恩来和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同志和南方局的其他同志、《新华日报》的负责同志，晚饭以后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召开了会议。恩来、必武、剑英等对当夜和第二天以及国民党的命令公布以后的局势，从多方面作了分析并做出了对策，其中一项就是要《新华日报》刊登周恩来的题词，使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和驻华外国人从中知道国民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是怎么回事。会议一直到十二时后，周恩来才去考虑撰写他的含着悲愤的热泪急挥而就的名言。这天夜里，报社的全体同志都通宵未睡，大家紧急动员起来，警卫着编辑部、排字房和印刷房，严防反动派破坏。平常我们每天要把社论、新闻专送到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去审查，但十七日这天晚上十点多钟，新闻检查所的检查所长却一反常态，亲自来到报社，坐等审查第二天报纸的内容。不用说，新闻检查所不允许我们发表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社论和新闻。为了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立即向周恩来做了汇报。除了由负责同志章汉夫、于刚在会客室里同这位检查所长周旋；其他同志按原定的安排进行工作，即排好了两种不同版面的报纸：一种是准备印有周恩来亲笔写的抗议题词的，一种是应付审查用的。我们事先作好准备工作，在二、三两版上留出位置，好刊登周恩来的题词。深夜里我们派人翻过后山前往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取回了周恩来的亲笔题词，立即刻成木版，同时，又把没有题词的报纸先印刷了几份，交给检查所长。周恩来同志的题词刚一刻好，立即拼版，加速印刷。在报纸第二版靠中缝占六栏新闻地位的是这样的一句题词：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中华民国三十年一月十七日夜
周恩来（印）
第三版上靠中缝占五栏新闻地位的是周恩来题的一首诗：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周恩来
尽管题词和诗一共只有二十五个字，但它们揭露了“皖南事变”的实质，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向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
这时报社的同志都义愤填膺，黎明前就把印好的报纸包在铺盖卷里，装在箩筐里从后山偷运进城，送到广大读者手中。当国民党反动派发觉市面上出现印有周恩来亲笔写的抗议题词的报纸时，大批的报纸已经冲破重庆山城的浓雾传遍了全城。
第二天传说着一桩笑话：那天凌晨，新闻检查所长回到上清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部长潘公展汇报他在《新华日报》的得意情形，呈上拿回的几张没有题词的报纸时，大家面带笑容，满意地以为他们监视《新华日报》的目的达到了。正要回家休息时，有人送来街上叫卖的有周恩来题词的报纸，潘公展看了脸色发青，怒斥那位检查所长是个大草包，慌忙要人赶快禁止再卖《新华日报》。
“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迫害《新华日报》。报纸上的社论、专论和重要新闻全被扣压，以致每天的报纸都无法出版。我们不得不在二月一日的报纸上发表了《本报重要启事》：“本报因奉令免登之稿件过多，难于编排，若勉强维持原有篇幅，既虚砂同人这精力，亦难副读者之雅望。因此，特定二月一日起，改出一半张，诸希鉴谅甚幸！”二月四日，国民党反动派殴捕报社的四名报童，无理没收报纸，周恩来就在当天傍晚找了国民党的负责人员，一同来到曾家岩十二小学附近扣留报纸和殴打报童的现场，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抗议，经过反复交涉，报童取回报纸。周恩来就把剩下的报纸当场发给周围的群众。这场斗争，大长了革命舆论的声势。我们在五日的报纸上发表《法纪何在！本报横遭压迫》的新闻和《我们的抗议！》的时评，但都被禁止刊登，只剩下了标题。但到了七日，我们终于迫使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在批复《新华日报》社的两份抗议信时，在两份批件上分别写下了“已分令宪警机关严切制止”和“已分令宪警查究，并对该报予以保护”的空文。三月七日，《新华日报》准备发表《中共参政员未出席本届参政会真相》的重要新闻，但又被扣压了，只好在版面上开了“天窗”。三月十日，周恩来同志指示：采取抗审的办法，不经过送审就出版了一大张增刊，用大字将有关中共代表团不出席参加本届参政会的全部文件公开发表，其中有以毛泽东为首的七位参政员致国民党参政会秘书处的电报和周恩来的信件等；抗议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新四军的处理，提出十二条善后办法，要求（一）制止挑衅，（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三）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等三人，（四）恢复叶挺同志自由等等，并抗议了国民党对《新华日报》所作的“只准印，不准卖”的反动规定。
从五月二十五日起，《新华日报》发行《星期增刊》每周出一大张。从那时起，周恩来每周为报纸写一篇“代论”，“代论”的题目和周恩来本人署名都用木版刻出。据统计，从五月二十五日到七月二十日，就写了七篇。它们的题目是《论目前战局》、《论时局中的暗流》、《论敌寇的两面政策》、《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七七’四年》、《团结起来打敌人！》。其间七月十三日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从当年九月起直到年底，周恩来又写过五篇代论。在这些文章中，周恩来分析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阐述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三大政治斗争口号，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战、真反共的阴谋。特别是在《团结起来打敌人！》这一篇代论中，周恩来这样指出：
[从中国抗战内部来说，也只有团结起来打敌人之一道。中国抗战的对象，是要驱逐日寇出中国，现在更加上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接一起。如此巨大任务，非团结起全中国人民、全中国军队，不能达到。
代论的结尾又说：
总之，今天的国际形势，今天的国内情况，都需要我们团结起来打敌人。不打敌人，我们没有别的出路。不团结起来，我们无法打败敌人。
我们号召全中国的人民，全中国的军队，全中国的党派，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前进，这就是：团结起来打敌人！
一九四二年恢复一大张前后，周恩来同志还经常出题目要报社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写各类问题的文章，多数发表的文章，都是经他亲自修改和提了意见后重写之后发表的。他还亲自写过几篇剧评文章。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亲自来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在到达当天的下午就接见了报社的几位领导同志，我们报社的全体同志真是感到无比的欢欣鼓舞！当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参加和谈，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会见，身负保卫毛泽东安全的重担，但他还是经常不断地指示报社的工作，要我们把报纸编得更好，出得更早，销得更多，及时地把毛泽东同志的活动和迫使国民党签定“双十协定”的胜利，报道给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全报社的同志，当时是满怀激情完成了这一光荣而又重大的任务。
难忘的谆谆教诲
抗日战争期间，在《新华日报》工作的一两百个同志，有年老的，有中年的，但绝大多数都是二十岁上下和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我们终身难忘的，是周恩来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诲！
周恩来从政治上关心我们报社同志的成长，向我们提出严格的要求，周恩来经常在百忙之中向大家及时地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为我们做政治报告，讲党史、党课，而且每次从延安回到重庆后，还为我们介绍边区的建设成就和前线的情况。他经常号召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我们要有坚持抗战到底和革命到底的决心；要重视保持革命气节，不断增强革命意志；要时时刻刻提高革命警惕性和遵守革命纪律；还要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周恩来几乎了解我们每个人的情况，他既能看出我们身上的优点，同时也深知我们身上的缺点，有错误就提出严肃的批评。
一九四二年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以后，我们报社也开始了整风文件的学习。由于周恩来的倡议，报纸上增出了《团结》专页，周恩来亲自写了发刊词，指出整风运动对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作者的重要性。他经常要求我们重视对世界观的改造。他常常以身作则，向我们谈起他的家庭出身、参加革命的经过和如何重视思想改造的情形，这对我们的教育极为深刻。
周恩来非常重视培养干部的工作，关心我们每个同志的成长，记得他曾经要求我们编辑同志，要培养多面手的能力，既能写社论、专论，又能编新闻；既能采访，又能编副刊；既能做编辑工作，又要学会排字、印刷等各种本领。对于报社的工人同志们，也要求他们努力学习政治、文化，参加报社的夜校和读书班，不断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周恩来又要求我们每个人要按自己的专长，向专业方面努力学习和发展。毛泽东来到重庆参加和谈的那一天，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来到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我们都站在礼堂前面的路上迎接。周恩来一一介绍了我们的名字，毛泽东当时很有风趣地说：你是哲学家，你是经济学家，你是国际问题专家，你是俄国文学专家……很关心和了解我们每个人的专长。当时报社出版过几本翻译的报告文学作品，周恩来还亲笔题写了封面上的书名，也是我们至今难忘的。
周恩来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和关心群众的生活。他经常在百忙中步行来到化龙桥的报社看望大家，指示我们的工作。他常鼓励我们说：“我们目前的处境，是黎明前的黑暗，只要大家坚决战斗，胜利是在我们方面，因为我们不是孤立的，有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支持。”记得一九三九年夏天，他有一次还冒着火热的太阳，从磁器口步行了十几里山路，来到高峰寺印刷厂。那天中午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周恩来走进开满了木槿花的院子。他刚坐下来，一边揩着汗水，一边就向我们问起工作和生活的情况。还同我们一道喝了同志们自己煮的粥。
当时我们在《新华日报》工作的同志，和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一样，都过着供给制的集体生活，吃大锅饭，同工作，同学习，同劳动，大家朝夕相处，亲如一家人。周恩来经常关照我们，为了把报纸办好，就要把报社的集体福利事业搞好，因此我们报社里成立了救亡室（俱乐部）、医务室、托儿所、合作社等。他又号召我们学习延安的大家动手、丰衣足食的做法，我们就自己种菜、养猪，生活得到不断改善。
我们的文娱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特别是一九四五年报社创刊七周年时，在新从延安来到报社的几位编辑同志的指导之下，大家学会了扭秧歌，举办了秧歌晚会，把《一朵红花》、《兄妹开荒》、《牛永贵受伤》等小型秧歌舞剧，介绍给重庆各界的广大观众，当晚锣鼓声响彻了化龙桥的山沟，入夜时的火把光照亮了虎头岩，欢乐的秧歌声传遍了整个重庆山城！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在周恩来领导之下工作的人，永远忘不了周恩来的为人光明磊落，作风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处处以身作则，他本人的生活更是艰苦朴素。周恩来对革命事业是无限忠诚，他始终是公而忘私，不知疲倦地日以继夜地工作。他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是克己俭朴。他夏天穿的是青灰色的制服，冬天穿的是棉军服。他每天和同志们吃普通的伙食，只有在留客人时，才特别吩咐炊事员同志加一盘炒蛋之类的菜招待客人。他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和曾家岩五十号的房间，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设备非常简单，布置非常朴素。总之，在各个方面，周恩来早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的榜样！
（七十三）为建立联合政府而努力
一九四四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此时，在太平洋战场上，日美之间的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在中国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已获得局部反攻的胜利，而国民党战场，从九月至十一月间，前方战事失利的消息却一一传来：日军步步紧逼，广西桂林、柳州、南宁等城市相继失守，日军在完成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行动后，于十一月侵犯贵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