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抢救国民党政府面临崩溃的危险，制止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以便拖住更多的日军军事力量，成为美国十分关注的问题。从一九四四年九月开始，美国介入国共谈判问题。赫尔利在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曾经这样概括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作为他的来华使命：“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这五条的重点是“支持蒋介石”和“统一所有中国军队”，其根本目的在于造成一个以蒋介石为代表的符合美国统治集团利益的统一而稳定的中国。为要做到这一点，解决国共之间久已存在的矛盾，就成为必要的前提。
什么是“国共之间久已存在的矛盾”呢？关键问题是能否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
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开始，就不断向全国人民指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毛泽东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就已提出了有关联合政府的基本构想。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了组织联合政府的呼吁，得到了全国人民广泛热烈的支持。虽然蒋介石对联合政府的主张不断进行抵制和反对，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以极大的耐心与努力来争取其实现。其间，在美国人的居中斡旋下，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曾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和一九四五年一月两次去重庆，与国民党商讨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
一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下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赫尔利将军从重庆飞到延安。赫尔利将军的到来，受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欢迎。
十一月八日上午，中美双方正式开始会谈。中国方面参加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美国方面参加的是赫尔利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赫尔利首先表示，美国无意于干涉中国的内政，而只是打算做那些可能有助于最后打败日本人的事情；他已经征得蒋介石的同意，由美国调解代表团来促进民主，“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以便加速打败日本。赫尔利还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蒋介石准备承认共产党和各少数党派的合法地位，允许共产党以某些形式参加军事委员会。他在会上宣读了一个事先拟好的文件，题为《为着谈判的基础》，共五条，基本精神如他所谈的内容。
当赫尔利读完这个文件后，毛泽东问道：这五条代表了谁的思想？赫尔利说，这是他自己的观点，不过是我们大家制订出来的。包瑞德提醒他：毛主席是想知道蒋委员长是否同意这些观点。赫尔利回答说：他已经同意了。
八日下午，会谈继续进行。毛泽东首先说明，中国必须有一个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他详细地列举了由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以及腐败机构所带来的国民党统治区出现的种种严重危机，他强调改组国民党政府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还指出，国民党军队在日寇面前完全丧失战斗力，却用不少兵力包围和进攻坚持抗日的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需要改组的正是这些国民党军队。周恩来提议，谈判的协议草案要加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和人身自由。九日上午休会。下午继续商谈，中共方面首先提出了经过修改的协调草案。赫尔利看过后表示满意，他说：这个方案是正确的，他将尽一切力量使蒋接受。会议又按他的具体意见作了点修改。这个经过讨论后的协定草案是：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民政府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十日上午，双方继续会谈。毛泽东说，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重庆，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赫尔利也说，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然后，根据赫尔利的建议，毛泽东和赫尔利分别在协定草案上签了名，并且在上方给蒋介石留出了签字的地方。
十日中午，赫尔利和周恩来同机飞离延安，同行的还有包瑞德上校。
二
赫尔利将军来到重庆以后，带着五条协定草案忙于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代表，同他们进行商谈。
周恩来一面静待赫尔利的回音，一面紧张地工作着。他先后同民主同盟、救国会以及文化界人士广泛交谈，并同美、英驻华使馆官员和军事人员多次接触，向他们介绍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强调解放区的成绩及成立联合政府的必要。他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反映，寻求更多的知音和朋友。
蒋介石对在延安商定的那个协定草案并不积极。一连十天无消息。十一月二十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时曾预言：“蒋在目前至多只能接受联合统帅部，请客式政府，决不会答复协定。我们须以联合政府及解放区委员会去逼求，最后关键恐在华盛顿。”
事实怎样呢？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周恩来如约来到重庆赫尔利将军的办公室。此时，赫尔利正与国民党的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交谈。赫尔利送走王、张之后，又开始了同周恩来的谈判。
赫尔利首先拿出了国民政府代表刚刚交给他的三条协议草案，接着讲到这几天他与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是怎样难以谈通，说他们认为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是违反了孙中山的原则，他们也不愿意共产党参加中枢机构。他说星期日（十九日）和蒋介石谈了三个小时，蒋说共产党要搞掉他。赫尔利忽然转而谈到自己的想法，他说：“我的目的实际是罗斯福的意见，就是造成一个强大的中国，即是令中国来控制亚洲，如果中美合作，以美国的生产能力，加上中国的人口，那就无敌于天下了。”赫尔利似乎表现得不偏不倚：我们既不帮助国民党来打倒共产党，也不帮助共产党来打倒国民党；我和他们说过，这个谈判，是你们中国的事情，不该一切都要我这个美国人来办，我老了，我也疲倦了。”
当赫尔利主动讲完一大段之后，周恩来首先直截了当地问：“蒋主席对于联合政府的态度如何？”赫尔利回答说：“我同他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他怕你们插进一只脚，就把他们挤掉。”周恩来接着追问：“（政府）对于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是否承认？”赫回答说，蒋主席只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不愿意承认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周恩来听了赫尔利将军的一番叙述之后表示愿将这三条协议草案带回去研究，然后再与赫尔利将军商谈。
周恩来带回王世杰提出的三条协议草案回到住处，马上同董必武认真地作了研究和讨论。原来这三条协议草案的基本精神是，将中共的军队加以整编，并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然后才能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才能允许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对于联合政府的事只字未提。国民党顽固坚持其“军令政令的统一”，坚持一党专政，态度十分显明。
三
如今，调停者的态度有没有改变？是否仍然坚持赫尔利所签字的五条协议草案的精神呢？了解这一情况，对能否进一步推动谈判将是十分重要的。当日下午四时半，周恩来偕董必武继续与赫尔利会谈。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联合政府是赫尔利将军所赞成的。”接着，周恩来进一步表明，我们党愿在这个基础上求得中国的团结，求得战争的胜利和战后的建设。而国民党所提出的三条协议草案，没有回答这一基本的要求。因此，“我们表示不能同意和不能满意于这一协定的精神”。周恩来把话说到这里，并没有就此僵持下去。他一方面指出，我们仍然坚持联合政府的主张，并愿为实现这一主张而奋斗到底；另一方面，我们很感谢赫尔利将军代表罗斯福总统的好意，很愿意从这个协议草案上找到可以磋商的根据，找到可以经过的桥梁和必要的准备。
为了进一步明了此时赫尔利的态度，周恩来接连向他提出了四个问题。第一，赫尔利将军是否仍同意我们为实现中国团结必须以组织联合政府为前提的主张？赫尔利回答说，我不能使用同意的字眼，因为我不是谈判的当事人，我只是见证人；我认为你们联合政府的主张是适当的，但我并不处在同意的地位。周恩来又问，你是否认为联合政府是合理的，是民主的？赫答：毫无疑问是民主的，但你们的原提案也有可以改动之处；至于“联合”字样，他们一定不接受，所以我只能劝你们和政府取得协定。周恩来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赫尔利将军对于促使军事委员会委员能够行使权力问题，是否有更进一步的意见？赫答：最好设置一个同盟国的统帅。你们难于受国民党的指挥，国民党也难于受你们的指挥，有一个同盟国的统帅，便能以公平的态度指挥双方。周恩来提出的第四个问题是：国民党今天不肯承认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将来是否有承认的可能？他并且申明，这些党派都是抗日的，抗日的就应该承认。赫尔利只是说，蒋只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不肯承认其他党派。
赫尔利最后说，我劝你们赶快参加政府。他所说的“政府”，已经不是在延安所签字的协定草案上所说的联合政府，用赫尔利的话说，“至于‘联合’字样，他们一定不接受”，而是周恩来所预料的“请客式政府”。
四
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董必武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的谈判在赫尔利的寓所进行。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也参加了。
赫尔利首先声明，今天我不说话，让我听一听你们的发言。在王世杰一番推脱之后，周恩来首先发言。他站在主动的地位，毫不吞吞吐吐，首先说明了这次谈判的目的，继而鲜明地指出，国民党方面的协定草案“我们是不同意和不满意的”，但由于中国人民的需要，友邦的好意，抗战反攻的急迫，我们一方面仍坚持联合政府的主张，并愿为之继续奋斗；另一方面，我们也愿意从双方的协定草案中找到共同点，来作初步的解决，以为民主的联合政府作准备步骤。为了试探对方的诚意，周恩来向王世杰提出：根据你们的建议中所提到的，政府准备采取哪些措施，使党派合法？王世杰回答：现在政府还没有具体考虑，这个问题，并无具体计划。周恩来接着又问，根据政府的协议草案，足以表示国民党并不准备放弃一党专政，王先生的意见如何？王答，这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在法律上，目前无从宣布废止党治”。周恩来提出，如果邀请中共代表参加政府，这种代表是属于观察者的性质，还是有职有权？王世杰支支吾吾地说，这一点我不能具体答复，因为没有讨论。坐在一旁的赫尔利，本来声明不说话的，此时却感觉憋不住了，他面对宋子文高声问：“子文！你听见没有？这是代表的性质问题，究竟有权没权？”宋子文只答了一句：“听见了。”周恩来说，我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参加军委会的问题，过去有许多军委会的委员，只是挂名的，不但没有职权，而且并不开会。如果共产党代表参加军委会，其实际职权怎样？王说，军委会每星期至少开会一次，有时两次。周恩来当即指出，这是汇报不是开会。第四是军队的指挥问题，也就是设立联合统帅的问题。王世杰说，我对军事布置，实在不知道。当日下午，周恩来、董必武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只是不着边际地说，希望得到延安方面的答复，做到大家重新合作。周恩来重申了这次出来谈判的目的，明确指出国民党不肯接受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而蒋介石却大言不惭地说：“我们革命党，就是为实现民主的，我做的就是民主。别人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让我做，那就不好了。人家说我不民主，我不愿辩驳，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周恩来当即指出：“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不称职就应该调换或改组。提到要求，一个政党总有自己的要求，当着形格势禁，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时，只有向人民公开说话。”蒋介石被驳得无言以对，只好连声说，是的是的。
五
经过一段时间国共双方代表的正式谈判以及同赫尔利等人的谈话接触，对于国民政府的态度已经完全清楚。中共中央指出，鉴于国民党的协议草案与我方的五条距离太远，说明国民党的态度至今未变，我们认为联合政府的联合统帅部是解决目前时局的关键，他们既不同意，则无法挽回时局。为此，党中央需召开会议讨论，请周回延。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将上述意见正式通知赫尔利。
赫尔利接到通知以后，急忙与蒋介石磋商，仍想按照自己设想的方案套住中共。于是在十二月四日下午，赫尔利（此时已任驻华大使）和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将军派包瑞德上校再次邀请周恩来赴美军司令部谈话。
一见面，赫尔利就故作热情地告诉周恩来：现在我们能够以武器、弹药甚至粮食借给你们，还可以派遣美国军官到你们的军队中去，帮助训练，帮助作战。他说，联合政府目前尚不可能，是要参加政府，参加军委会。他并且说，蒋委员长已经答应了。
于是，一场辩论就从这里开始了。
周恩来针锋相对地指出，联合政府本为毛主席在延安时向赫尔利将军所提出的，赫尔利将军也认为合理。至于参加政府及军委会之举，即令做到，也不过是去几个人做官，毫无实权，无济于事。周恩来很注意借助历史的经验，用事实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说，关于参加政府问题，我们素有经验。先拿别人的经验而言，白宗禧将军不止参加了政府，而且是军训部长，其实毫无实权。周恩来讲到自己从西安事变以来，八年中近七年的时间留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在做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时，每星期有三次参加军事汇报，但是有意见无法讨论，即令提出，蒋委员长也不过说：“好！好！”而已。他不无感慨地说：“我对这样做客，实在疲倦了。”
赫尔利带着一种似乎不解的神情问：“这次你们明明知道，只要参加政府，就可获得承认，就能获得物资的供给，你们拿到这些东西，就可以强大起来，为什么一定要谈改组政府问题？”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个救中国的问题，抗战不仅要军事，而且要政治。兵役、粮食供给乃至生产，都要政府来办理，政府不改组，就无法挽救目前的危局。”周恩来这种原则立场同合乎逻辑的推理巧妙地结合起来的论辩，使得赫尔利和魏德迈都不得不点头表示赞许，认为“这是真的”。
赫尔利此时把头转向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麦克鲁将军，请他发言。麦克鲁叙述了时局的危机，讲到日本对于昆明志在必得。他接着说：“我们美国有句话，叫做舍身救火，现在一把火烧起来了，你们得救。”周恩来说：“不错，火应当救，但是要两只手能动，才能救火。现在请我们来做客。也只能坐在旁边看火。”赫尔利接过来说：“我们大家都清楚，如果你们在不满意的条件下，竟能参加政府，那就表示你们是最大的爱国者。”周恩来坚定地回答：“我们参加政府，就要替人民负责，现在我们参加进去，却不能负责。这样的政府，我要参加，就是不信上帝，我的良心也过不去。”
会谈的双方，彼此都意识到已经把话说完。坐在一旁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起身带着期待的口吻说：“希望周将军回延安之后，随原机打转，不要把谈判之门闭了。”周恩来爽朗地说：“门不会闭的，是开着的。但是出来的时间却不能定。”他含笑同他们告别。
十二月七日，周恩来和董必武飞返延安。
周恩来此行，同国民党的谈判并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谁是谁非不难判明。从这次谈判中，我们看到，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维护两党的团结合作，视为最大的民族利益，视为处理国共关系的准则。通过这次谈判，也使全国人民看到，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愿望是真诚的、坚定的，赢得了各党派以及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遭到了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反对，就连参与调停的美国人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不满，认为蒋介石“僵化了”。通过这次谈判，还使我们看到，周恩来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始终掌握大的原则，又努力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寻求解决国共之间矛盾的途径。同时，也使我们看到，周恩来的那种机敏、睿智、高超的谈判艺术，充分显露出他作为外交家的才华。
（七十四）陪同毛泽东到重庆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内部的矛盾发生了巨大变化，支配着中国形势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中日民族间的矛盾，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但不许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社会解放的愿望，反而把他们投入内战和破产的深渊。
对于蒋介石勾结美、日反动派，蓄意打内战，反共反人民，全国人民忧心忡忡，为了制止内战，挽救民族危机，中共中央于八月二十五日发布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
宣言指出，由于日本的投降，我全民族八年来所坚持的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地结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了！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但是，在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道路上，不是没有阻碍，没有困难，没有荆棘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还没有执行波茨坦宣言，还没有放弃使其侵略的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企图，他们还在放肆地施行挑拨、分裂与奴役中国的阴谋，他们在中国的走狗们，正奉行其日本主子的指示，摇身一变，取得保护色彩，以图继续挑拨内战，破坏团结，阻挠民主，他们的这种企图并没有遇到打击，他们的罪行并没有受到惩处。相反，他们还受到了鼓励，愈益横行无忌。因此，帝国主义走狗及其他反动分子们的各种危险活动，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中国人民必须严重警戒与击破敌人的阴谋。
为了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六项紧急措施。主要是：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权利，以昭公允；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中国共产党郑重声明：“我们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得到中国各个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
慑于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通过谈判、民主协商解决问题，蒋介石和他的心腹们，几经密谋，为了欺骗公众舆论，终于导演出一场“假和谈，真备战”的闹剧。为了表示对和谈的“诚意”，“蒋委员长”从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四日至八月二十三日，连续给中共发了三次“万急”电报，特邀毛泽东主席亲临陪都，共商国是。
单从电报的字面上看，蒋介石对“和谈”是何等“热心赤诚”、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啊！但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清二楚，犹如洞中观火。蒋介石所以这样做，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坚定不移的方针，而这时国内人民和国际舆论又都反对蒋介石进行内战，同时蒋介石也觉得他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好，还需要一些时间，以便把更大量的军队运到内战前线去。在抗战期间，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大多退到西南地区，要迅速开赴华北和华东一时有不少困难，至于东北就更不用说了，因此他决定要玩弄一次和谈阴谋。于是，这个靠内战起家，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居然装扮和平妖怪，竟在九天之内，连发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主席去重庆谈判“和平”。
这分明是耍的鬼把戏，应不应该理他呢？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有着真诚的愿望，对局势也有清醒的认识，初议，决定由周恩来先去谈判，毛泽东暂缓前去。八月二十三日再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认为：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我们应该去。如果我们不去，就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正是希望我们不去，以便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发动内战。因此，毛泽东主席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决定飞往重庆。
一听说毛泽东主席决定去重庆，延安和各解放区的军民都非常担心。因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鸿门宴”之类的故事，而蒋介石对待李济深、胡汉民等人的流氓手段，人们记忆犹新，人们为毛主席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一九二九年，蒋桂军阀战争前夕，蒋介石扣押李济深于南京之汤山。一九三一年因所谓“约法”问题的争执，胡汉民也在汤山遭蒋介石软禁。但是，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有强大的人民力量特别是解放区的力量作后盾，蒋介石是难于重演南京汤山的旧戏的。就在毛泽东快要起身的时候，范文澜的夫人还赶来对吴玉章说，请转告毛主席，我们劝他千万别去呀！毛主席知道后，笑了笑说：“谢谢他们的好意，我注意一点好了。”
八月二十七日，赫尔利和张治中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第二天上午，飞机从延安东门外起飞。八月二十八日清晨，延安机场上就集了上千名前来欢送的人群，有干部，有工人，有学生。当时许多人心里像压上了一块石头，点着一把火，又沉重，又焦急。有人说，要谈判就请蒋介石到延安来，咱们保证和“西安事变”一样，有来有去；谈不成不要紧，要打仗，战场上去见高低！更有不少老同志感情深重地说：自从上了井冈山，毛主席就没有离开我们一步！五次“围剿”，万里长征，八年抗战，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却要亲自去重庆，和他蒋介石谈判！但是，中央决定了，通知也说得清楚，这是斗争！在当时形势下，我党中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符合全国人民要求的。毛主席亲自去重庆，为了国家、民族利益，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大义大勇的行为，单是这一点，已大可以昭革命之信义于天下了。
这一天，毛泽东和往日不同，穿一套半新的蓝布制服、皮鞋，头戴深灰色的盔式帽。在人们的记忆里，毛泽东永远穿一套总是洗得很干净的旧灰布制服，布鞋，灰布八角帽。他的伟岸的身形，明净的前额，温和的目光和热情的声音，时时出现在会场上、课堂上，出现在人民群众中间。如今他站在汽车旁边，目光平视，望着全体送行的人，好像所有在场的人，他都看到了。这时他眼睛里露出一种亲切的、坚定的微笑，向人们点了点头，充满了无限的关切和鼓舞之情。然后，和大家挥手告别，登上飞机起程了。人们望着南方的天空，久久不肯离去。大家都在想：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我们的国家处在十字路口，处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定胜败的严重时刻，我们的党，我们的领袖，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毛泽东的降临，使重庆整个山城为之沸腾，使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们都充满了希望。无数的工人、学生、市民和民主人士热烈地欢迎毛主席，把毛泽东称为中国人民的救星。
这天前来机场欢迎的官方人物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将军，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还有各党派负责人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以及著名爱国文人郭沫若等。毛泽东下机后，应中外记者之请，首先和同机而来的赫尔利大使、张治中将军、周恩来同志等合影和拍制电影，然后向新闻界发表了书面谈话，再一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七十五）谈判桌上显身手
虽说蒋介石在九天之内接连发了三次电报，要求同中共和谈，但毛泽东一行抵达重庆后，国民党方面却毫无准备，这本来是一条奸计，如今却弄假成真了。
这几天，蒋介石显得特别烦躁，他实在不愿意看到毛泽东到重庆，他的好多亲信原来也估计毛泽东不敢来重庆。他单盼着赫尔利和张治中到达延安以后，毛泽东会变卦，那样，他蒋介石的如意算盘立刻打响，“讨伐令”就可以跟着颁发。如今，蒋介石等人的希望显然落空了。
蒋介石烦躁得无法忍受，抓耳挠腮，手忙脚乱，把为他献计的吴鼎昌叫去训道：“好，好！你出的好主意！现在娘希匹他们真的来了！你说，你说怎么办好！”吴鼎昌好在有张群在旁说话，只是挨了一顿骂，并未丢官。蒋介石却不知如何是好，毛泽东和周恩来真的来了，他委实不愿同中共进行谈判，但这次非谈不可。因此，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蒋介石虽然委派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为代表和中共进行会谈，但他们对谈判并无诚意，只不过成天地虚与委蛇，一切的提案都要由中共方面提出，他们只是消极地应付，并肆意设置障碍，蓄意破坏和谈。谈判在艰难进行。谈判在蒋介石“有恃无恐”的情形下进行。谈判在毛泽东、周恩来顾全大局、坚持和平的情形下进行。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住在红岩办事处。张治中看到红岩地处郊区，同各界人士交往不便，主动腾出自己曾家岩的住所“桂园”供毛泽东使用。毛泽东以桂园作为他在市内的办公地点，每天上午八时从红岩乘车到桂园，下午六时从桂园回到红岩。他在重庆除会客和处理谈判问题外，还继续领导全党和解放区的工作。具体的谈判由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的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进行。
会谈的最初四天，先就政治、军事问题作一般性商谈。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真正的诚意，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谈判方案。为了便于谈判进行，使谈判能取得具体成果，只好由中共方面先提出意见。
九月三日，周恩来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十一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它的要点是：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准）；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三、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六、重划受降地区，允许中共武装参加受降工作；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八、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
中共提出的第九项“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中，包括由国民政府召集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确定省县自治，实行普选。其中解放区的解决办法，提出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中共有权参加东北各省行政组织。
在第十项“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中，包括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分期实施，中共部队改编为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重划军区，实施征补制度，中共军队集中淮河流域（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即中共现驻地区）；设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中共有权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
中共提出的这十一项内容，是从实现和平、团结、民主的愿望出发，以国共两党现有政治军事力量的实际状况为基础，并由中共方面做出重大让步，包括军队的大批裁减和南方解放区的撤出条件下提出的。但是，国民党方面却连把这十一项作为讨论的基础也不接受。十一项提出的第二天，九月四日上午，蒋介石召集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四人开会，把他仓促拟出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他们。蒋介石的这个“要点”一开始便蛮横地说：“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第二条具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相矛盾者即不应提出。我方可根据日前余与毛泽东谈话之要点，作成方案，对中共提出。”蒋介石的“谈话要点”中最重要的，是强调“军令、政令之统一”，并严格控制中共军队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
在蒋介石对他的代表团下达“指示”后，又同美国大使赫尔利和魏德迈将军进行了“深入之交谈”。美蒋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为破坏和谈，搞了许多阴谋诡计。
“大使先生，”蒋介石道，“毛泽东说他们坚决避免内战，他们的武装应该参加受降，他们的解放区民主政府应该承认，但被我拒绝了。我一口咬定要实行军令、政令之统一，说我是在实行独裁，我也不在乎！”
“你应付得好！”赫尔利又郑重地嘱咐道，“可是别拒绝得太快，破裂得太早，这样会影响我们的军事行动，让他们以为你真有和平诚意，那是最好！”
“这个我自有办法，”蒋介石得意地笑道，“当年我在上海对付造反工人，先麻痹他们，动手之前还雇了大批乐队，吹吹打打，挂红放炮，还到他们工会送匾去呢？在他们信以为真后，乘其不备我就动手了！”
“可是今天在你对面坐着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是当年那个上海工会主席，我们要特别小心才是。”赫尔利燃了一支烟又说，“说穿了吧，今天我们不得不有和平、民主、团结的伪装，是说明了毛泽东深得人心，中国人民希望和平，这点儿你可要当心啊！”
中共对蒋介石的态度早就料到的。对这个沾满人民鲜血的独裁者，从来不抱有任何幻想。在获悉蒋介石的“要点”后，当天晚上，周恩来、王若飞就同国民党代表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商谈。国民党代表张群等一开口就表示：“兄等此次所提条件，距离尚远”，“有数点根本无从讨论。”他们提出：现“亟须确定者尚是谈判之态度与精神。”
既然说起“谈判之态度与精神”，周恩来立刻作了一个长篇的回答，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谈判中所抱的和解的态度与精神。他先指出：具体问题的解决，不免遭遇困难，这自在我人意料之中。为了求得问题的解决，我方已作了尽可能的让步：“第一，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之方式，国民党既认为有推翻政府之顾虑，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党派会议。第三，国民大会之代表，中共主张普选，但雪艇先生（王世杰）与毛先生谈话时认为不可能，中共虽不能放弃主张亦不反对参加，现在亦不在北方另行召开会议。凡此让步，皆为此次谈话之政治基础，”“可保证此次谈判之成功”。
在周恩来申明中共的立场后，张群无法反驳，只好怯懦地说：“恩来兄所谈之政治基础，我甚了解。感困难的即为兄等昨天所提出之第九、第十两条。倘如兄弟所提承认解放区政权，重划省区而治，则根本与国家政令之统一背道而驰了，势将导致国家领土分裂，人民分裂。”真是无理赖三分了。
周恩来当即回答：“我党对国民大会之选举现已让步，此次所提解放区解决办法系为让步合作考虑，期使两党不致对立。不然，无论在国民大会席上或国民大会闭幕以后。国民党都是居于第一党，而我党政治地位尚复有何保障？所以我们坦白提议，要求政府承认我党在地区的政治地位。”
在蒋介石的指示和敦促下，国民党代表又要求中共把军队交出来，说是决不可再蹈军阀时代的覆辙，并称：中共此时如愿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则其在国家的地位与国民中之声誉，必更高于今日。周恩来爽快地回答：“兄等以封建军阀割据来比拟中共，我不能承认。我以为两党已拥有武装，且有十八年斗争历史，此乃革命事实发展之结果。今日我等商谈，即在设法避免双方武装斗争，而以民主之和平方式为政治之竞争。”说到这里，周恩来又直截了当地反问：“我们认定，打内战是国内外情势所不容许，只能以政治解决。本此宗旨，我党已提出解决问题之方案，不知政府主面对于此事之解决所准备之具体方案如何？”这一反问，把国民党代表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国共双方几经交锋之后，美方对中共的态度不仅惊骇，而且慑服。当着蒋介石的面，赫尔利和魏德迈都叫“头痛”，说毛泽东气魄不凡，远非重庆国民党人士所能比拟。特别对周恩来印象极深，他帮助毛泽东在谈判桌上和国民党代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舌战群儒，震慑敌手，在西方著名政治家中也极为少见！周恩来的特点，在于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能在不损害老百姓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采取异常灵活的战略。尤其见之于驳斥蒋方代表指中共“封建割据”，坚决拒绝蒋方要中共交出解放区和红军的要求时，使助蒋的美方也很难开口。因为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迫接受抗战而回南京前，早已看到和承认中共军队和解放区的存在，承认这是中国的现实，中共革命发展的结果。连国民党一些开明人士都说：“现在让中共放弃一切，等于宣统皇帝向孙中山索回政权，怎么也讲不通。”周恩来坚持国共两党地位要平等，反对国民党视共产党为被统治者，并以统治者自居，蒋方对此殊难坚持却又非坚持不可，其结果就显露了他们态度蛮横，穷凶极恶。
鉴于国民党阵脚混乱，在政治上完全陷于被动，于是蒋介石急忙召集军政心腹商谈对策。当毛泽东一行抵达重庆时，蒋介石只给了国民党谈判代表三条原则：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至于怎样解决问题？根本没有什么切实的方案。直到四日上午，才要国民党谈判代表根据他的“谈话要点”拟定方案。这自然不是一下子就能提出来的。于是谈判不得不中断三天。
在休会期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伴随下，又广泛开展对外活动，他们会见了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会见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会见了英、美、法、苏外交使节和中外新闻记者，进一步阐明中共维护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国民党的元老冯玉祥、于右任说：“中共的立场是得人心的，国民党再一意孤行，坚持独裁专政，会招致全国人民的反对！”
九月八日，双方继续谈判。周恩来首先指出：近日来，国民党的报纸纷纷攻击中共为“割据”。他慨叹地说：“似此理论之争，我方亦将强调结束党治，召开各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以相对抗。如此，谈判成为僵局，问题即不能解决。”他追问：“依据我方之建议，我党军队已裁去一半，地区亦已退出一半”，“其他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与自由问题等，我方皆已提出解决办法，皆未蒙答复。希望政府能够对此有所说明。”在周恩来一再追问下，张群才拿出一份《对于中共九月三日提案之答复》，共十一条，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基本要求都加以拒绝。从十日至二十一日，国共双方代表曾进行了六次谈判。十七日，毛泽东又同蒋介石、赫尔利进行商谈。国民党一直坚持顽固态度，致使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双方争执得最激烈的是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八年抗战中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解放区军队应该得到合理的编制。解放区现有一百二十万军队，在大量裁减后至少也应整编为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蒋介石却力图缩小并编散它。坚持不能超过十二个师。双方意见十分悬殊，相持两周，仍无进展。为了打开僵局，中共又作了让步。周恩来在十九日对国民党代表说，昨晚和今日上午同毛泽东讨论的结果：“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军与中共军队之比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先考虑，愿让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现有二百六十三个师，我方应编四十三个师’；“如中央军队缩编为六十个师，中共军队应为十个师；中央军队如缩编为一百二十个师，中共应有二十个师。”
关于军队的驻地，解放区的范围，中共也作了很大的让步。周恩来说：“我方拟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八个地区的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此为第一步。”“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三地区之军队撤退，而将中共所有之四十三个师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与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至于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
中国共产党即使作了如此重大的让步，国民党政府仍不肯接受。在二十一日会谈时他们表示：中共军队编制，至多亦不能超过五个军十六个师；即令要设置行营一类的机关，也只可由中央按照军事指挥系统，予以适当的名义，以便统帅指挥。至于解放区的民选政府问题，更是一口否认。对此，蒋介石还得意地对赫尔利说：“周恩来他们提出了‘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合法地位’的方案，我一口拒绝了。我说解放区在日本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也就是说，解放区该取消！全国政令必须统一。”
为了避免和谈破裂，中共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在解放区问题上再次作了让步。提出冀、鲁、察、热四省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由中共推荐；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之副市长，也由中共推荐人士充任；苏北、皖北、豫北之地区，中共军队撤退前，其专员、县长由中共委任；北平行营由中共主持，并仿东北行营例，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共负责。国民党代表仍不肯接受，说：“中共军队悉数撤退至黄河以北，而据有黄河以北之地区，岂非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中共方面如有何人堪任省主席，何人堪任厅长、委员、尽量开列名单，请中央量才任用，切不可指定何省应划归中共推荐何人任主席、厅长、委员。兄等所提华北四省主席应由中共推荐，省政由中共主持，此何异乎割据地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