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在南开毕业之际，周恩来写了一篇长文，题为《本社之责任观》。这篇文章总结了《校风》的办刊经验，提出了办刊的基本责任，并对如何办好《校风》提出了许多建议。周恩来认为，作为由学生自己主办的校报，应当担负起学生对于学校的责任，“则学生于学校之责任，舍读书励行健身之外，尤有建议之义务。”周恩来还认为，今日之学生是未来社会中心之人物，只有在学校期间养成关心学校、热爱集体的优良作风，才能担负起对未来社会的责任。周恩来提出，办好校刊要依靠全校师生，他写道：“优劣之权，固不在《校风》主事者，而在吾千人师生之掌握矣。不仅师生，而并在校外阅者，诸君子提倡与否卜之焉。”“未来之兴腾荣耀，固以吾及千人师生阅者诸君子负共同之责。”周恩来对南开学校和《校风》周刊充满依依不舍之情，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对《校风》新的编者与读者赠言：“愿董吾《校风》之事者，勿苟安，勿自诿，勇往直前，百屈不挠。勿临渴掘井，勿缘木求鱼。预备于先，持久于后，为《校风》谋与校俱长与日俱存之念。勿囿于目前，致贻事后之悔。勿姑息俯就，致弊重而难返。发扬增长非诸公之力莫措，精美丰富非诸公之力莫致。今日辛勤，图《校风》巩固，他日觇学校精神者，追论中兴人士，固亦非诸君莫属矣。阅者诸君子乎，吾愿各本其责任之心，扶持掖助，使《校风》稿件日益盈，经费日益充。存相与共始之念，勿存相与偕终之心，则《校风》之增长赖诸君以传之无尽，而诸君之精神亦赖《校风》扬之永久。异日论《校风》维繁之功者，又舍诸君其谁与归哉，其谁与归哉。”
一九一七年六月，周恩来以优良的成绩在南开学校毕业，并以“国文最佳者”获得学校特别奖。
三、大江歌罢掉头东
（六）东渡日本
一九一七年六月，周恩来从天津南开学校毕业，结束了四年的南开学习生活。经过一番慎重的思考，周恩来选定了毕业后的去向——到日本留学。他的选择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想学习一些救国的道理，了解日本明治维新后富强起来的原因，从而思考如何拯救贫穷落后的祖国。一是由于家境贫寒，难以支持他在国内继续求学深造，而那时中日两国之间有一个由日本政府指定学校为中国代培留学生的协定，中国学生凡能考取指定的日本大专学校之一的，可以享受官费待遇，直到学成返国为止。
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周恩来筹集到一笔最低限度的赴日路费。行前，他北上奉天探望已由天津调回奉天任职的大伯父周贻赓，并回奉天母校同老师、同学相见话别。他为同学郭思宁题写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临别赠言。一九一七年九月，周恩来由天津登上东渡的轮船。登轮前夕，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一首抒发救国救民志向的七言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天津南开学校毕业生在日本留学的相当多，其中不少是周恩来的好友。一些先期到达的同学，还在东京组成了南开同学会，初到日本的周恩来，得到他们不少的帮助和照顾。
日文是在日本生活和求学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也是周恩来遇到的最大难关。一九一七年十月，刚到日本不久的周恩来就进入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他深知到日本求学之不易，为自己制订了紧张而周密的学习计划，并在日记中勉励自己“时时刻刻去用功”，“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在准备考试的同时，周恩来还尽力对日本社会进行观察和了解，他经常阅读日文报纸，并注意从接触的实际生活中去学习知识。他在日记中写道：“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周恩来对日本社会的认识有了变化。在国内时，他曾受到社会上一种流行看法的影响，认为中国太弱了，日本那样的“军国”道路未必不是救中国的一种办法。到日本实地观察之后，他得出了新的认识。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也是行军国主义的国。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两个军国主义的政策碰到一块儿，自然是要比比谁强谁弱了，而且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将来欧战完后，德意志的军国主义保怕难保得住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不知又教谁打呢？军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上我看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在探索中国出路的过程中，周恩来不断发现和摒弃着谬误，正是这种精神推动着他一步步接近了真理。
一九一七年底到一千九百一十八初，由于个人的境遇和家庭的景况，周恩来一度陷入了严重的思想苦闷之中。首先是学业上的进展不顺利。他的日文基础较差，虽经努力却进步缓慢，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想我现在已经来了四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还没有，眼见着高师考试快到了，要再不加紧用功，不要（说）没有丝毫取的望，就是下场的望恐怕也没了。”考期一天天临近，周恩来不免焦急万分。恰在此时，他又接到堂弟的来信，告诉他在家久病的三叔父周贻奎去世了。接踵而至的不如意和不幸，使周恩来情绪十分低落。他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及其后几天的日记中写道：“我身在海外，猛然接着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的一样。”“想起家中一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指周贻奎）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老病，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的呢？简直说是穷死了。”他还写道：“连着这三天，夜里总没有睡着，越想越难受。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四伯（指周贻赓）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够立时回去帮着四伯、干爹（指周劭纲）做一点事儿。如今处着这个地位，是进不得也退不得。”
在思索解脱苦闷方法的过程中，周恩来曾考虑能否用当时在日本流行的佛教“无生”思想来摆脱痛苦。摆脱与世间凡事的关系。但是，宗教教义自欺欺人的说法，对周恩来这样一个对祖国、对亲人怀有浓厚感情的青年来说是完全无济于事的。他很快就抛弃了这一想法，并从苦闷中勇敢地走了出来。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一日，正是农历戊午年的春节。周恩来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接着他写下了自己在新的一年里的三项打算：“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常识要真切。”
以后的几个星期，周恩来集中精力投入了东京高等师范入学考试的准备。三月四日至六日，他参加了日语、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博物八门课程的考试，还进行了口试，结果没有被录取。这次考试的失败，对周恩来自然是一个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精神沮丧，而是准备全力以赴投入下一次的考试。他为自己制订了严格的计划：每天读书十三小时半，休息和其他事三小时半，睡眠七小时。
（七）《新青年》的巨大影响
《新青年》杂志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一九一六年九月，更名为《新青年》，早期主要由陈独秀一人主编。该刊以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为主要内容，成为发起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在当时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具有极广泛的巨大影响。当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的时候，《新青年》早已出版，他虽在书铺里买来看过，但不过是随便浏览了一下，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他在旅日日记中记述这件事说：“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什么特别的去注意。有时候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在周恩来从天津动身赴日本求学的前夕，一位朋友送给他一本《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他将这本杂志带在身边，赴日途中开始阅读，渐渐对它喜欢起来。
到日本东京后，正在周恩来由于学业上的不顺和家庭景况恶化而感到内心苦闷、情绪一度低落的时候，他在朋友严智开那里借到了《新青年》第三卷的全份。《新青年》上的文章，有些他从前也读到过，但此时重读，却感到颇受启发，其中宣传的新思想使他感到眼前变得豁然开朗，他在日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从今后要按着二月十一日所完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那几天的日记中，周恩来连续兴奋而激动地记述着他的这次“大领悟”，他写道：“我自前天忽然的醒悟，将从前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我这时候的思想与这句话一点也不错。我这时候的喜欢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宗教家常说人要信宗教就是‘更生’‘重生’。我觉得我这回大领悟，将从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实在是同‘重生’‘更生’一样子了。”“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他还用两句诗来记述这次的思想变化：“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新青年》宣传的新思想使周恩来树立了新的信念。他开始认识到，世间万物都在合乎自然地、永不停息地进化演变，每个人的思想、学问和事业都要不断弃“旧”求“新”。在《新青年》的巨大影响下，周恩来的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八）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动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政府为阻遏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及扩大其在远东的势力，寻找借口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提出了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要求，妄图直接控制中国的军事基地，并准备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以镇压俄国革命。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正按照自定的学习计划，埋头用功，准备迎接七月间进行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大约是在四月初，中日间即将签订军事协定的消息在报上披露后，立即在留日学生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周恩来也马上注意到此事，他四月三日的日记记载：“阅英文报，知日政府又提出二十条要求于中国矣。”五月二日，他又在日记中写到此事：“观报多时，国事益坏矣。”
为表示对日本政府无理要求的强烈抗议，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首先行动起来，号召全体留日中国学生罢学回国，他们的主张很快得到各地留日学生的一致响应。五月五日，留日各省及各校代表会议“以外患紧急，祖国危殆，群议组织团体，共图挽救之法”，成立了“大中华民国救国团”。第二天，正当救国团成员四十多人在中国饭店维新号楼上举行秘密会议时，突然遭到日本警官和侦探的突然袭击，将全部到会学生双手反缚，押解到西神田警署。留日的中国学生得知日本警方逮捕救国会学生的消息后，立即赶到中国驻日公使馆门前举行抗议活动，结果又被日本军警以武力驱散。五月十日，报上登出了著名报人彭翼仲本月二十日从轮船上蹈海而死的消息，周恩来十分震惊。尤其是彭翼仲的绝命诗中“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更贪生？”两句，使他受到很强的刺激，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录下了这两句诗。
五月十六日，段祺瑞反动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一卖国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北京等地发生了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活动，留日中国学生更是义愤填膺，许多人以罢学归国来表示抗议。
周恩来在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面前，胸中激荡起满腔的爱国热情，他再也无法静下心来按照原定的计划准备入学考试。周恩来全然不顾地投身于爱国运动。为救亡图存奔波。他参加各种集会，散发爱国传单。五月十九日，周恩来参加了留日学生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并在入会仪式上发表了一篇讲演。他说：“我们中国所以如此的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泰西的文明所以能发达的原由是因为民族的变换、地势的迁移，互相竞争，才能够一天比一天新。中国的民族是一系的，地位是永据的，所以无进步而趋于保守。文化不进则退，所以旧的也不能保了。再说我们二千（年）的历史，思想学术全都是一孔之见。泰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多。他们要是主宰中国，决不能像元、清两朝被中国的民性软化了。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岂不叫比着外人强万倍不止了么？所以我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的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新’字，中国才有望呢！”
新中学会的成员主要是留日的天津南开学校和天津法政学校毕业生，该会会章规定：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会员每星期日上午举行座谈会，讨论国家大事或个人学习心得。他们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企图，谴责国内军阀政客的分裂卖国行径，探求挽救祖国危难的方案。从周恩来当时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积极参加了新中学会的许多活动，这些活动对他的思想发展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参加爱国运动和新中学会的活动，使周恩来复习课程的时间大大减少，结果他在七月二日至三日报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考试中成绩不佳，又一次未被录取。他心中自然感到很难过，下定决心准备明年再考。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利用暑假离东京回国探亲。
（九）“二十年华识真理”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十月，在列宁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特别会议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十一月七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举行武装起义，次日宣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工农苏维埃政府成立，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到一九一八年二、三月间，俄国各地起义不断胜利，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周恩来初到日本的时间，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前夕。他不断从报刊的消息中了解到一些有关十月革命的情况。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晚，他到东京堂去买书时，在《露西亚研究》杂志中偶然看到一篇论述俄国党派情况的文章。这篇文章给他的印象很深，也引起了他相当的注意。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凭记忆写下了文章的概要，他写道：“政府越压制的利（厉）害，国民想改革的心越发坚固。百折不挠的精神，一直等到去年的春天居然把俄罗斯皇帝的位子推翻了。”“一个叫做社会民主党。这党中分做两派，一派是‘过激派’，他的主义是主张完全的民主，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实行用武力去解决一切党纲。他的行为大半与社会革命党很接近，党魁就是现执政的赖宁（即列宁）。还有一派是温和派，他的主义是民主如办不到，仍主张君主立宪，资产阶级的破除须与有资产的人接近。”“俄国现在的各党派除了保皇党少数人外，大宗旨全不出于‘自由’‘民本’两主义。按现在情形说，君主立宪的希望恐怕已没有再生的机会。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
一九一八年九月四日，回国探亲的周恩来又返回了东京。就在他离开日本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发生了席卷全日本的米骚动事件。事件的起因是由于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后在国内大量收购军米，引起米价暴涨，严重影响人民生计的维持。从七月下旬开始，一些生活无着的人民开始骚动，他们袭击米店抢走粮食。这场骚动迅速波及全日本，五十七天内，全国共有三十三个县，四分之一的人口卷入。最后，日本政府出动军队以武力平息了这个事件。这样大规模的社会骚动在日本是前所未有的，它充分暴露出日本社会内部的尖锐矛盾，同时也给各种社会学说，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周恩来为日本这场巨大事件感到震惊，他逐步认识到，过去他和许多留日学生都把日本看作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其实日本社会的发展道路并不是那样理想。救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周恩来很自然地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俄国，对十月革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周恩来利用当时日本思想界十分活跃，介绍各种社会学说的书籍较多，自己又能够阅读英文和日文书籍的有利条件，读到了不少宣传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先后阅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月》、河上肇的《贫乏物语》以及《新社会》、《解放》、《改造》等杂志。一九一九年一月，河上肇主编的《社会问题研究》创刊。该刊第一册到第三册连载了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介绍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河上肇在文中写道：“总之，唯物史观和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是涉及理论与实际两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原理。这三大原理是根本贯穿着一条金线，就是所谓阶级斗争学说。”第四册上登载了河上肇译的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全文。周恩来是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他细心阅读，认真思考，将其与其他各种学说进行比较，结果是思想上越来越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这一时期思想的发展和变化，周恩来自己是感觉欣喜的，他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就曾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十）京都诗情
周恩来到日本留学，原本是想通过亲身考察和学习，仿效日本社会的发展道路来寻求拯救中国的方案。然而，日本国内阶级压迫的严酷现实使他对日本社会越来越感到失望，加之十月革命开辟的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对他的影响，使他继续留日的打算渐渐有了改变。一九一九年三月，周恩来得知母校南开学校要创办大学部的消息，毅然下决心放弃留日深造，准备回国学习。
三月间，周恩来离开东京。临行前，他的好友，南开学校的同学张鸿浩等人设宴为其饯行。张鸿浩与周恩来在日本期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和友谊，这时，他已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好友即将分别，他请周恩来题诗留念。周恩来欣然提笔，将他第一次东渡时所写“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抄赠，并在诗后附言：“返国图他兴，整装待发，行别诸友，轮扉兄以旧游邀来共酌并伴以子鱼，慕天，醉罢此书，留为再别纪念。”周恩来还将自己十分喜爱的梁启超《自励》一诗，书赠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南开同学王朴山：“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一九一九年四月，周恩来回国途中在京都停留了一段时间，看望了在那里读书的南开同学。在此期间，他还游览了京都著名的岚山和圆山公园，写下了《雨中岚山——日本京都》（四月五日）、《雨后岚山》（四月五日）、《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四月五日）、《四次游圆山公园》（四月九日）四首诗。
《雨中岚山》全诗如下：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妍。
借景抒情，以诗言志。周恩来这首诗中所蕴含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只有了解他一年半旅日生活，尤其是他探索拯救中华道路的痛苦、彷徨和重新燃起希望的心路历程，才能够真正理解。置身于如画的秀丽景色之中，周恩来思索着自己思想上经历的许多艰难和曲折，回忆着一件件难忘的往事。他觉得朦胧的雨雾正像纷乱的世界，让人感到渺茫，感到失落，而那穿云透雾的阳光，正像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给人带来光明与希望。尽管他当时还不能深刻地理解和认识这个真理，但对真理的发现已使他精神振奋，感到格外欣喜。这首诗和其它几首诗一起，后来都发表在一九二○年一月二十日出版的《觉悟》创刊号上。
四月间，周恩来由神户乘轮船返回中国。在他随身的行李中，还带有河上肇写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
四、“觉悟”的先声
（十一）投身五四爱国运动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的思想界和爱国知识分子以巨大影响，也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觉醒了，中国的历史即将翻开崭新的一页。一九一九年一月，美、英、法、日、意、中等二十七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在美、英、法等列强操纵下，无视中国的战胜国地位，悍然决定将德国从中国山东攫取的权益转交给日本，而卖国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长期积压在中国人民心头的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站在爱国运动前列的是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正在这时，周恩来回到了中国。他先在大连上岸，去奉天看望了伯父，又到哈尔滨东华学校看望了南开校友。约在四月底，他回到天津后，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各种爱国活动中。
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首先喊出了“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惩办卖国贼曹、陆、章”的口号。他们在示威游行后，火烧了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痛打了卖国贼章宗祥。北洋政府对学生运动采取镇压手段，拘捕了三十多名爱国学生。这一事件立刻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天津。七日，天津各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十四日，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成立。二十三日，十五所大中学校的一万多名学生罢课。二十五日，以女校学生为主体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天津的爱国学生组织讲演队，到公共场所作宣传，痛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经过，揭露政府的卖国行径，号召开津各界奋起救国。六月以后，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扩展。二十七日，马骏、刘清扬等十名天津代表在北京参加向总统府的请愿，要求政府拒签和约。二十八日，在全国人民和留法学生、华工的强烈抗议和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出席巴黎会议的中国代表，被迫拒绝了在和约上签字。
刚刚回到天津的周恩来，虽然还没有进入南开学校大学部，只有一个南开校友的身分，但他天天到南开学校去，与那里的学生领袖共同筹划救国大事，参加各种活动。五月十七日，他参加了“敬业乐群会”的茶话会。六月下旬，马骏、刘清扬等人赴京参加请愿，他前往火车站为代表送行。他还积极参与领导了南开校友共同反对学校接受曹汝霖捐款和让其担任校董的斗争。卖国贼曹汝霖在北京赵家楼的住宅五月四日被愤怒的爱国学生火烧之后，逃往天津，躲进了租界。他装出一副关心教育的样子，表示愿捐巨款给正在筹建中的南开学校大学部。此时校长张伯苓正在筹措大学部的经费，遂准备接受其捐款并聘其为南开学校校董。听到这一消息，周恩来和南开的学生领袖们感到问题严重，必须设法阻止此事，以维护学校的声誉。为了广泛联络已经毕业的南开同学声援这一斗争，周恩来很快给留日南开同学会去了信。他在信中写道：“南开的事体，我是不愿意冒昧说，冒昧管。现在我从各方面看，我说一句，实在是危险的很。”“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人要为社会所不容，而做的是为社会开路的事情，那还可以；若是反过脸来，去接近十七八世纪，甚而十三四世纪的思想，这个人已一无可取，何况南开是个团体。团体要做的事情，是为‘新’，倘要接近卖国贼，从着他抢政府里的钱，人民的钱，实在是羞耻极了，哪能谈到为社会的事实！”“‘新’的一线生机，仅仅在于学生。”留日南开同学会接到周恩来的信后，于五月二十一日将信节录抄寄给留美南开同学会。在周恩来等人的组织下，南开学校的毕业同学一致议决，如果张伯苓执迷不悟，就全体宣布与南开学校、与校长断绝关系。经过爱国师生的坚决斗争，最后校长张伯苓宣布拒绝了曹汝霖的捐款。
七月初，天津各学校决定提前放假，并推迟开学，目的是使学生分散，平息学生运动。为了将运动坚持下去，学联鼓励学生中的骨干搬进南开学校居住，集中开展活动。周恩来此时已经住进南开学校。七月七日，他和部分留日归国的学生代表一起，出席南开学校慰劳假期中在校坚持斗争的同学的茶话会，并在致词中对下一步的斗争提出了重要建议：“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
（十二）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一九一九年六月下旬，天津学生联合会为进一步唤起民众，把运动引向深入，决定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在南开学习时，曾先后主办过《敬业》和《校风》，他这方面的才能为许多人熟知。所以学联会长谌志笃和副会长马骏出面请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他当即表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非常必要的，要想学生爱国运动能坚持下去，必须注意爱国教育。我之所以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同学们既然需要我编辑学生会报，我愿与大家共同努力，负些责任是义不容辞的。”
创办一份报纸是很不容易的，没有经费，没有印刷厂，没有纸张，还要向警察厅立案。周恩来精心筹划，四处奔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在短期内做好了《会报》的筹备工作。
《南开日刊》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二日发表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这是周恩来在《会报》发刊前为扩大宣传而写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这次全国学生自动的事业，在世界上可以说很不希罕，但是在我们东亚，实在是不甚多见。日本的米骚动风潮，朝鲜的独立运动，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在东亚历史上增加些国民自觉的事绩。”文中还列出了二十条办报宗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本民主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对于政府的政策有指导同监督的责任；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等等。天津各报纷纷转载了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到《会报》创刊前一天，订户已近两万，其中不仅有学生，而且有铁路员工、邮电职员、爱国资本家和家庭妇女，不仅有天津的订户，还有北京、保定、南京、上海等地的订户。
七月二十一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恩来写的以《革心！革新》为题的发刊词，提出了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号召。马骏看后曾兴奋地说：这篇社论真带劲！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可有用得多！
《会报》最初为日刊，九月二十二日因警方干涉一度停刊，十月七日复刊后为三日刊，出了两期后又恢复为日刊。该报辟有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等八个栏目，而以主张和时评为重点。《会报》根据天津爱国运动和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提出斗争口号，引导人们关心和探讨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推动着爱国运动向前发展。
八月初，山东戍严司令、济南镇守使马良悍然宣布全省戍严，残酷镇压爱国运动。消息传到天津，爱国群众人人义愤填膺，学生运动重新高涨起来。八月六日，《会报》发表了周恩来写的《黑暗势力》一文，大声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倚仗的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国民自觉！国民自觉！现在就是时候了。”八月九日，《会报》发表《讨安福派的办法》一文，写道：“单靠打电报、发宣言、上请愿书，是不能去掉安福派的。”“我们当知道，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并且响亮地提出：“黑市！黑市！不纳税！罢课！种种的举动，那才真是足以致安福派的死命。”
八月二十三日，刘清扬、郭隆真等十名由天津赴京请愿的代表，和北京代表十五人一起被北洋政府出动的军警全数逮捕。消息传到天津，各校代表都异常激动，周恩来却冷静地说：“这正是掀起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
很快，《会报》的号外出来了。人们奔走相告。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天津学生三四千人，齐集总统府门前请愿示威。二十八日遭到军警驱赶毒打，请愿队伍的现场总指挥马骏等人又遭逮捕。周恩来等闻讯即率领天津学生五六百人赶到北京，同北京各界代表一起，连日在总统府外露宿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三十日，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了两次被捕的全部学生代表。
《会报》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恐惧。八月底，北洋政府内务部下令查禁《会报》。九月二十二日，天津警察厅派出军警，武力逼迫印厂不准承印《会报》。《会报》被迫停刊，周恩来写了紧要启事，说明真相，并宣布报社继续办公，力争继续出版。
经过一番努力，仅停刊半月的《会报》又于十月七日复刊了。在复刊的《会报》上发表了周恩来所写的《本报继续出版的布告》，宣布政府当局“不能禁止我们人民存在”，说明复刊后的《会报》将“集世界的大事，作有系统的记载”，并将“选择各种有关世界新潮流的讨论同主张，供给现在正求解放的中国。”社会各界对《会报》的斗争精神非常钦佩，对《会报》的评价也很高。南京的《少年世界》撰文说：“天津学生办的报有点价值的自然要算这报了。”上海的《新人》杂志撰文说：“《会报》的主张与评论两个专栏很有特色，“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
到一九二○年初终刊，《会报》共出版了一百多期。《会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大都由周恩来主笔。由于人手少，《会报》从收集新闻到编排校对，从印刷到发行，都由周恩来一人主持。为办好这份报纸，周恩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付出了超量的劳动。《会报》作为五四运动时期出版的在全国影响较大的革命报刊，对组织，联络京津等地广大学生参加爱国运动，推动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政治斗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十三）创建觉悟社
一九一九年八月底，为营救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而遭北洋军阀政府逮捕的学生代表，周恩来等率领天津学生五六百人赶到北京，经过与北京各界代表的联合请愿斗争，终于迫使军阀政府于三十日释放了被捕学生。九月二日，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谌小岑等人在胜利返津的途中开始酝酿成立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也就是后来的觉悟社。
在中国，由于封建习俗的束缚，男女学生不能同校，更不能在同一个团体中活动。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一直分成以南开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等男校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两大团体。他们在爱国运动中虽能相互支持，但没有在一起联合行动过，更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随着实际斗争的发展，男女学生的界限一步步被冲破，两大团体联合已成必然趋势。在列车上，周恩来等人总结请愿斗争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如何更好地开展学生爱国运动。郭隆真提出，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应当紧密合作，成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核心。张若名提出将两个团体合并起来。周恩来进一步主张：学习北京的经验，从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种刊物。周恩来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
回到天津后，周恩来立即着手和两大团体的骨干分子协商，筹备成立新的团体。经过十多天的准备，在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召开新的团体——觉悟社的成立大会，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的主持人，并起草觉悟社宣言。为了表示男女平等，觉悟社最早的会员男女各十人，合计二十人。他们中有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张若名、李毅韬、谌志笃、谋小岑、潘世纶、李锡锦、关锡斌、李震瀛等，都是在爱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会议决定觉悟社本“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社内实行委员制，并出版不定期的小册子——《觉悟》。觉悟社成立后，即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
觉悟社成立后开展的第一项活动，是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请“五四”运动中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到社演讲。九月二十一日，李大钊来到天津，和觉悟社的会员们亲切交谈，指导觉悟社的活动。他对觉悟社打破男女界限的组合和出版刊物等做法非常赞许，并建议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问题。此后觉悟社还邀请不少专家学者来社演讲，如请徐谦讲《救国问题》，包世杰讲《对于新潮流和感想》，周作人讲《日本新村的精神》，钱玄同讲《白话文学》，刘半农讲《白话诗》等。
觉悟社还经常召开各种问题的讨论会，题目先后有：学生的根本觉悟，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工读主义等。讨论的方法有全体会，分组会；有报告，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叫“忏悔”）。觉悟社会员的思想当时大都处于比较幼稚的启蒙时期，在众多的新思潮中艰难地探求真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尚未在国内出版，只是《新青年》等刊物发表过一些介绍性的文章，所以会员中像周恩来那样在日本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很少。讨论中各人的想法不同，对各种思潮和主义的认识也不明确，不肯定，严格说来仍缺乏同一的奋斗目标。但是，由于周恩来出色的组织才能，这些讨论会常常是既严肃又风趣，引起会员们极大的研究兴趣。觉悟社的会员还将各人的图书杂志集中，设立共同的图书室，由图书委员管理，备大家阅读。
觉悟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项工作是出版刊物。一九二○年一月二十日，由周恩来主编的《觉悟》第一期出版了。这本杂志有百余页，将近十万字。仅周恩来一人就在上面发表了《觉悟》、《觉悟的宣言》、《有什么分别》三篇文章和《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雨后岚山》等五首白话诗。当时觉悟社员用抽签的办法，决定代表各人的号码。在《觉悟》上发表文章时，姓名就用号码来代替。周恩来抽到的是五号，所以他的文章就使用了“伍豪”的代名。周恩来撰写的《觉悟》一文实际上是该刊的发刊词。文中写道：“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觉悟’，一切生物不能够‘觉悟’。‘觉悟’的起点，由于人能够知道自己。因着觉悟，遂能解决人生的人格、地位、趋向，向进化方面求种种适应于‘人’的生活。”在《觉悟的宣言》一文中，周恩来写道：“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产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
觉悟社的活动和《觉悟》杂志，很快受到社会各界的注意。北京《晨报》载文称觉悟社为“天津的小明星”，并说：“该社产生了三个月，会员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上海《新人》杂志评价《觉悟》杂志：“讨论的问题全是长篇而有秩序，为现在各出版物中所未有。”
一九二○年一月，在觉悟社领导青年学生开展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和抑制日货的斗争中，周恩来、郭隆真等人遭军阀政府逮捕，关押至七月。《觉悟》杂志原已收到四十多篇文章，准备出版第二期，也因周恩来被捕而停刊。八月间，在李大钊的指导和支持下，觉悟社一部分成员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以后，觉悟社的主要成员大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十四）铁窗生活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南开学校大学部开学，周恩来进入大学部文科学习。几天后，大学部决定改名南开大学，并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召开南开大学成立大会。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
九月份开学后，学生运动又迅速高涨起来。为继续声讨马良在山东的罪行，天津、上海、山东等地的学生代表于十月一日再度前往北京，到总统府请愿，结果全部被捕。周恩来这次也同代表们一起到北京，负责宣传和联络工作。七日，被捕代表获释。十日，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四五万人齐集南开大操场举行共和八周年的纪念会。会后的游行遭到大批军警的阻拦，冲突中邓颖超等十一人被毁伤。游行队伍继续行进到警察厅，推举周恩来、李毅韬等为代表，进警察厅提出质问。十三日，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宣布罢课四天，十七日又宣布继续罢课两天。由周恩来起草的停课宣言，揭露当局镇压群众的暴行，号召人民加强团结，奋起反抗。
十一月十六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又制造了枪杀中国居民的福州惨案，福建学生罢课抗议，各省市学生奋起响应，形成了抑制日货的高潮。十二月十日，由天津男女学生共同组成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号召抑制日货。十五日，周恩来作为新学联代表到天津总商会讨论抑制日货的具体措施。二十日和二十七日天津各界两次召开国民大会，当场焚烧日货，并举行了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
天津警察厅下决心对爱国运动进行更严厉的镇压。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学联调查员检查日货时遭日本浪人的毒打。各界代表向直隶省公署请愿时，当局非但不惩办日本浪人，反而派军警殴打学生，并逮捕了马千里、马骏等二十人。随后又查封了天津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会所。但是，镇压并没有吓倒爱国的学生。一月二十九日，各校学生五六千人集合后，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群众公推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名四人为代表去见省长，竟全部遭到逮捕。随后军警又冲入手无寸铁的学生队伍，用枪托刺刀横击直刺，重伤学生五十余人，制造了天津“一·二九”惨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