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谈判已持续了三个多星期，仍未取得进展，再这样拖下去只能徒然浪费时日。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会上愤怒地指出：“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自西安事变以来即一贯如此。”他坦率地说明客观存在的事实，“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何能将军队、政府交与一党政府。因此政府今日欲求达到统一全国军政之理想，必须采取民主之方式，循一定之步骤，而非可一步登天，一蹴即就。”
极力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的赫尔利，也找毛泽东谈话，要求中共交出解放区，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毛主席沉着地回答：“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为了打破僵局，中共再一次提出：“解放区重新进行县级民选，选出县长与县参议会；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由县参议会产生省参议会，省参议会选举省长与委员，呈请中央加委。”即使这样的让步也被蒋介石拒绝了。他愤愤地对他的美国朋友们说：“对于中共的新方案，我不答应！民选要待宪法颁布，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的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这是我们昨天召集智囊团会议彻夜商定了的，没料到他们还是这样沉着，硬是不肯破裂！”
赫尔利进谏道：“委员长不必着急，拖延对我们有好处。”
蒋介石急不可耐地问道：“我想了解，我们的部队和你们的海军陆战队，是不是运得差不多了？如果前方已经开火，那干脆再拖几天。”
“不，不！”赫尔利说，“最好还是按计划进行；谈判是要谈的，运兵是要运的，这才显出我们手法高明。如果谈判由我们主动破裂，甚至把毛泽东在重庆解决，那都是下策！为逞快一时，会打乱整个战略部署。”
“我是同意拖下去，不是谈下去。”蒋介石说，“不过，过去我围剿中共十年，骂他们是土匪，今天却同他们面对面坐着谈判，欢迎会上还和他们碰杯，真是冤家路窄啊！”
赫尔利呷了一口茶，笑眯眯地说：“对于蒋先生的心情我们是了解的。不过，你可以放心，用不到今年年底，你的精锐部队可以动员到一百万人进攻中共；而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呢，魏德迈将军早已向你保证过，至少有十一万人参加作战。你想，你以前十年内战，曾经有过这么庞大的队伍，这么多的新式武器吗？”
“因此，为了让士兵与民众完全站在你这一边，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要做得大方点，不可小气。”不等蒋介石开口，这位美国大使又说，“这样才证明委员长阁下很有远见，是我们美国可以合作的好朋友。我代表我们政府告诉你，今后对你的援助还多着哩！”
蒋介石乐哈哈地说：“好，好！我再答复中共，继续谈判，决不在此时此地破裂，请你们放心好了。”
经过二十多天的谈判，由于中国共产党方面为了谋求和平，表现了极大的克制和一再做出巨大让步，而国民党方面却不顾现实状况，一再使用高压手段，这些事实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中间力量，包括国民党内一些正直的爱国人士，也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已做到仁至义尽，为它感到不平。鉴于照这样谈下去已难有成效，二十一日会谈后，周恩来、王若飞不得不中断同国民党代表的谈判。周恩来并向各党派、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文化界、新闻界、产业界、妇女界等，广泛解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说明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的真相。蒋介石已经看到，一味施加高压是无法使中国共产党屈服的，而这次谈判已为举世所瞩目，如果谈判破裂或无结果而散，他向国内外都难以做出交代。这样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在美国方面的“规劝”下，在谈判中断的第三天，国民党代表又主动找中共代表要求重开谈判。在这以后，谈判气氛在表面上也较前有所缓和。
在军事问题上，中共方面再次表示在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的条件下，愿将它所领导的军队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国民党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的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至于军队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双方并商定：为具体计划解决军队整编有关问题起见，组成三人小组，中共方面代表为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代表为军政部次长林蔚和军令部次长刘斐。
在棘手的解放区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上，双方申述了各自的立场。二十七日，周恩来说，解放区问题，鉴于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可暂时维持现状，即现在各省政府所能治理之地，由省府治理之，省府不能治理者由解放区治理之。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原来提出三项主张，即：重选国大代表，延缓国大召开日期，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国民党方面表示：国大已选代表应为有效，但名额可增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中共方面声明：“中共不愿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双方同意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会议解决。
鉴于全国人民十分关心国共会谈情况，中共方面建议将一个月来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解人民之渴望。国民党代表表示同意。十月五日，周恩来将他起草的《会谈纪要》提交讨论。这份《会谈纪要》写得很有特色，不仅把双方已一致同意的内容在文字上确定下来，并且对没有取得一致的问题也分别说明双方各自的看法，在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上还说明了中共方面先后提出的四种方案和双方目前争执所在，表明了继续商谈的愿望。双方就《会谈纪要》又进行了两次讨论，并作了修改。但对《会谈纪要》在什么时候发表，又发生争执。这时，进犯晋东南上党解放区的阎锡山部队被解放区军民击败，毛泽东又提出返回延安。于是，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在十月十日下午由双方代表签字、公布和群众见面了。
《双十协定》的发表具有重要的意义。毛主席说：“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为了争取和平，为了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间人士的同情，以击破国民党反动派造谣污蔑，中共在谈判中虽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但这些让步都是有原则的，并无损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在涉及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中共则不惧任何威胁，始终坚定不移，毫不退让。而且在谈判期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对国民党的阴谋作了必要的准备。正因为中共一方面参加和谈，一方面又准备自卫，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双十协定》虽然签订了，但蒋介石丝毫也不打算遵守。《双十协定》于十月十二日公布，十三日蒋介石就对其部下颁发了“剿匪”密令，命令他的将领，要遵照他所订的所谓《剿匪手本》，对解放区发动进攻。
（七十六）“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偶然事件”
在和平谈判中，张治中当然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但他始终是希望国共合作共同建国的。他对毛泽东、周恩来都很敬重，为表示对毛泽东的欢迎和欢送的情意，于十月八日晚在军委会大礼堂举行了盛大的宴会。邀请了国民党参政员，党政军要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各方人士五百多人参加，盛况空前。
张治中先致词，他高兴地向大家报告，这次双方商谈的大原则大前提完全一致。如在民主、和平的基础上建国，在蒋主席领导下实行三民主义，这是毛先生提出来的。大家都认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是今天中国所必须遵从的大原则。在抗战结束后，我们要向和平建国的途程迈进。他也指出，还有些问题双方还有距离，还要继续商谈。他还很自豪地宣布：毛先生来重庆是他和赫尔利大使去迎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他本人伴送去延安。
毛泽东也讲了话。他感谢蒋先生的邀请和招待，感谢张先生及夫人举行这盛大的宴会。他高度估价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人民获得了光荣的胜利，我们中国尤其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他说：“我们双方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的问题，具有异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商谈的结果，“大部分问题得到解决，还有些问题亦将继续商量解决，而且我们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外，其他的打算都是错的”。他又说，“困难是存在的，我们大家不怕困难，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大原则下，在蒋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我们这次的商谈，不是暂时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合作；不是一时的团结，而是永久的团结。我们互谅互信，共同一致，克服困难，一定可以建设新中国。”毛泽东光明磊落的讲话，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宴会充满着和平、团结的气氛。
宴会后，举行文艺晚会，观看名演员的精彩表演。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等正为演员热烈鼓掌时，一件震惊重庆的突然事件发生了：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廖仲凯的女婿）从曾家岩乘坐小汽车送柳亚子回沙坪坝，归来途中，被国民党的兵用枪击毙了！司机已把李少石送到市民医院。当周恩来在会场上听到新华日报营业部的来人报告后，内心很震惊，但他很沉着冷静，没有惊动毛泽东和张治中，不动声色地一个人离开会场到休息室，立即找到宪兵司令张镇和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周恩来用严厉的口气问张镇：“刚才听到报告，我的外事秘书李少石，从沙坪坝坐汽车回曾家岩的路上，被你们的兵用枪击毙了，你知道不知道？是否有计划暗杀？”张镇听了也大吃一惊，立即回答：“我不知道此事。”周恩来又说：“那请你立即负责查明真相。”随即要张镇和钱之光一同于八时五十分赶到医院看望李少石。李因弹中肺部，流血过多，已经去世。周恩来流下眼泪悲愤地说：“二十年前，廖仲恺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犹历历在目，不料二十年后，他的爱婿又遭到凶杀……”因晚会快要结束，周恩来又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立即对张镇说：“晚会结束后，请你负责保护毛主席的安全，他坐在你的车上，你亲自送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张镇立即答应照办。散会后，周恩来先把毛泽东送上张镇的车后，他才把李少石被杀的事告诉张治中，张治中也答应要调查。周恩来回到红岩，简要地向毛泽东报告后，又立即同王若飞、钱之光等研究调查李少石被杀的事，并通知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同志，此事正调查中，要提高警惕，防止意外，但仍照常工作，不要惊慌。当晚十二时，张镇派宪兵司令部官员查验受枪击的汽车和李少石尸体。
我（即童小鹏——编者注）背上照相机同钱之光一起到曾家岩陪他们，先对汽车检验照相后，又到市民医院检验尸体并照了相。
李少石遇难之事，发生在毛泽东在重庆的时候，又恰恰在红岩村附近的公路上，司机将李少石送到医院后又不知去向（司机是在重庆参加工作的）。这不能不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有意破坏国共谈判的阴谋。甚至有谣传，特务本来是要暗杀周恩来，因李少石的眉毛粗黑像周恩来，把李认为周恩来错杀的……但周恩来沉着应付，一面当面交代钱之光和陈龙、龙飞虎等加强对毛泽东的安全保卫，以防万一；一面催促国民党当局迅速破案，又亲自找新华日报营业部的有关同志详细询问司机同他们接触的情况，并派人到出事地点向在场群众调查。
经过反复查证，到十日案情已经清楚。事情的经过是：八时下午，国民党左派柳亚子到曾家岩周公馆来了解国共谈判情况，周恩来已经外出，由李少石接谈。约五时，柳亚子要回沙坪坝寓所，李少石出于对柳老的尊重，叫了办事处的小汽车陪着柳老回沙坪坝。车子回来经过红岩村附近时，有一批新兵正在路边休息，因车行过速，不慎碰伤了一个新兵，他们叫停车，但司机没有听到仍向前开。新兵排一个班长就举起步枪向汽车射击，子弹穿过汽车工具箱从李少石的后背穿入肺部。司机听到枪声又发现李少石受伤，立即加速把李送到市民医院，说明是八路军办事处秘书李少石，请医院抢救。司机熊维屏怕责任重大不敢直接向办事处领导报告，开车到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报告了此事，并带了两个同志到医院看了李少石。接着又将车子开回曾家岩车棚，自己跑到民生路，将汽车钥匙交给营业部，要他们赶紧向办事处报告，就称病逃跑了。营业部同志一面打电话报告办事处，一面到军委会礼堂向周恩来报告。
李少石被杀的消息传开后，震动了重庆山城。中共代表向国民党抗议，要求追查凶手和阴谋策划人。蒋介石得到报告后也很紧张，下令戴笠彻查。重庆卫戍总司令王赞绪、警察局长唐毅也派出专人调查，派法医验尸。
进步人士闻讯后都表示愤慨。九日上午，宋庆龄、邵力子、郭沫若、茅盾、刘清扬、张西曼等人士，都到市民医院向李少石遗体致哀。当晚遗体入殓，停医院太平间。十日上午，灵柩两旁摆有中国共产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社送的花圈。宋庆龄亲往吊唁并送鲜花，对李少石夫人廖梦醒、女儿李湄表示慰问。参加吊唁的还有许多知名人士。下午一时，灵柩和花圈装上卡车，周恩来、钱之光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的部分工作人员乘车送到小龙坎墓地安葬。周恩来回到城里，又亲自到医院看望受伤的士兵，表示慰问，深深感动了伤病员和医务人员。
毛泽东离渝前题了“李少石是个好党员”几个字送给廖梦醒作纪念，给了刚失去亲人的廖梦醒和李湄以极大安慰。这张极为珍贵的题字，几十年来一直挂在廖梦醒住宅的墙壁上。
为在社会上澄清事实真相，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于十一日发表钱之光处长的谈活，说明，“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偶然事件”，并“感谢宪警治安机关医院法院的努力及各方人士的关心”。谈话详细说明了事实的经过。并表示愿意负责受伤士兵的医疗费用，如果因重伤去世，愿负责殓葬与抚恤。
李少石事件自始自终都是周恩来亲自处理的。在那种斗争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沉着坚定又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风格，给我们同志以深刻的教育，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使国民党的军警人员也受到感动。我们曾在重庆工作过的同志，几十年后都不能忘怀。在西花厅工作时期，周恩来曾几次当面对罗青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和我说：“张镇当时是宪兵司令，但是很快查清了李少石事件的真相；亲自护送毛主席回红岩，做了两件好事，一定不能忘记。”对于个别同志写回忆录时，仍说李少石是特务暗杀的，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邓大姐对这样不实事求是的说法也很有意见，曾要我告诉这样写回忆录的同志，一定要改正。
尽管发生了李少石事件，但国共双方商谈和准备签订协议的工作，仍旧照计划进行。
（七十七）马歇尔未遇过的外交对手
从一九四五年以来，在将近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我曾（即章文晋——编者注）作为周恩来的翻译和外交部的干部，在他的领导下，参加了不少重要的外交谈判。在我的印象中，像一九四六年周恩来与马歇尔之间的谈判那样旷日持久，其对手又有那样声望的是不多见的。更重要的是，这场谈判直接关涉到战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同志以极其高超的谈判艺术维护了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利益，表现出他不仅是一位极为杰出的外交家，是党中央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同时也是一个善于把握瞬息万变的局势、制订符合实际的策略、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领袖。
“这个人令我想起史迪威”
马歇尔于十二月二十二日飞抵重庆。那天到机场欢迎他的有各界人士。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也到机场迎接他。当马歇尔走到周恩来面前时，周恩来上前与他握手，并对他作为特使来华表示欢迎。但马歇尔由于刚下飞机，听不清周恩来讲的话。当时的飞机隔音设备不好，噪音很大，坐久了便会影响人的听力。第二天下午，周恩来等三位同志又一起到马歇尔官邸拜访。一见面，马歇尔首先向周恩来表示歉意，解释昨天没听清周恩来讲话的原因。随后，双方的谈话进入了正题。
马歇尔表示，他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但非常乐于学习，以便了解各种情况。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他不仅要与政府方面会谈，而且要与各方面的人士会谈。他说，美国愿意努力促成中国的和平，因为这不仅是美国的愿望，也是实现世界和平所必须的一个条件。为此，他十分愿意倾听中共方面的意见。
接着，周恩来讲了话。他说：我们非常高兴马歇尔特使能来华促进中国的和平。特使刚才所说的精神是很好的。我们共产党人在战时和战后都是以这种精神来谋求中国的和平与团结。中国人民抗战八年，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已经十四年了，目前又出现了战争状态，这是十分不幸的。当前，我们共产党所主张的就是立即停止冲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周恩来又说，我们所要求的民主与美国式的民主颇为相似，但要加以若干的中国化。美国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学习，这包括华盛顿时期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主张的四大自由。此外，还有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工业化。
马歇尔来华后，中国能否走向和平的首要问题就是能否顺利地实现停火。当时，蒋介石已经宣布一月十日为政协会议的开幕日期，但直到一月九日国共双方仍未能就停火问题完全达成协议。国共双方最后争执的焦点是蒋介石硬要我军将业已占领的热河、察哈尔两省的赤峰和多伦两个战略要地交给国民党军。这是蒋介石企图从四面包围解放区，并切断我党从华北通往东北的重要通道的一大阴谋，而且根本违背就地停战的基本原则。这种无理要求当然不能为我方所接受，在谈判过程中。周恩来据理力争。他向马歇尔指出，蒋介石政府以中苏条约为借口企图占领赤峰、多伦两地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中苏条约载明国民党政府接收主权仅限于东北地区。他接着说，明天即是政协会议开幕之日，那两个地区已由我军解放，根据就地立即停火的原则当然应由我军驻守。在东北问题上，我们已向国民党作出了重大让步。而如照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停火将遥遥无期。马歇尔感到周恩来的讲话合情合理，表示愿意按照周恩来的建议，随即与蒋介石会谈，劝他不要因小失大，应同意让步。十日，在政协会议开幕之前，国共双方终于签订了停战命令。这样，周恩来同志在谈判桌上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争取到及时正式地达成停火协定，为政协会议按期开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气氛。
我们党同意接受马歇尔的调解是以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前提的。当时，周恩来同志曾向马歇尔强调，中共方面希望看到盟国关心中国的内争，但也要求盟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对此，马歇尔表示同意。具体的说，这就是要求美国的调解有利于促成中国停止内战，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联合政府和民主政治，同时，美国不得援助国民党以武力统一中国。这些是杜鲁门在马歇尔来华前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中所保证了的，也是检测马歇尔的调解活动是否公正的标志。在马歇尔来华初期，可以说他基本上是按照这些原则行事的。当时，周恩来与马歇尔相处得较融洽。周恩来觉得他尚较公正，较坦诚。在最初两次接触后，周恩来曾说过：“这个人令我想起史迪威。”
从延安带回的信息
一月二十七日，有关政协会议各项协议的讨论已基本结束。周恩来和陆定一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中央肯定了代表团的工作方针。三十日，周恩来匆匆返回重庆。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向马歇尔通报从延安带回的消息。周恩来说：毛主席特别向你致意，感谢你的帮助，并让我带来一个口信。毛主席认为，在这次处理停战问题是公正的。中共愿意在你所表现的这种公正的基础上与美国合作。周恩来接着说，作为共产党人，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但现在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今天我们还不打算而且不可能把它付诸实现。当前，我们所说的建国道路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中国要学习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中国。随后，他又讲了一段“插曲”。那时国统区传言毛主席的身体不大好，又说毛主席要去莫斯科休养。周恩来告诉马歇尔，毛主席听到这个谣言后觉得很可笑。主席说他身体如果不好，宁愿去美国休养，因为在那里也还有许多东西可学。
马歇尔很重视周恩来的话。他对毛主席捎来的话表示感激。他说，他相信中共的和平诚意，并相信可以根据中共公开宣布的愿望和政策劝说蒋介石在任何问题上与中共达成协议。马歇尔甚至私下还提出了他个人对如何迅速实现临时性联合政府的设想。在谈话即将结束的时候，马歇尔请周恩来把转达的毛主席谈话写成节略给他，以便直接向杜鲁门汇报。周恩来同意了。第二天就交给了马歇尔。马歇尔表示，如果毛主席要去华盛顿的话，他可以安排飞机，甚至可以赠送一架专机。
当天下午，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五个纲领性协议，明确规定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周恩来在闭幕会的致词中指出：虽然大会的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但这些协议是好的，是各方互谅互让的结果。中共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而奋斗。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党通报：政治协商会议的重大成果提出了中国有可能走上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前景。
那时，共产党人的确是真诚地希望中国能走和平民主发展的道路。但是，事情如何发展并不取决于共产党单方面的愿望，关键是国民党想做什么。
转瞬即逝的和平之光
政协会议通过五项协议之后，为了实现决议提出的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顾问马歇尔共同签署了一项整军方案。这个方案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成立联合政府之后，将中国军队统编为国防军，实现军党分开的制度。二月底，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离开重庆到华北、华中视察各地停战协定的执行情况和解决军队整编中的问题，以期巩固停战，为实现和平民主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三月四日晚，军事三人小组及随行人员飞抵延安，受到我党领导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人的热烈欢迎。记得当晚，毛主席还在延安大礼堂招待马歇尔观看文艺演出，包括《黄河大合唱》等节目。当时陕北的天气很冷，礼堂里也没有取暖设备。毛主席和马歇尔都靠在躺椅上，腿上盖着厚厚的毛毯、脚底下放着火盆。
三月初，三人小组返回重庆时，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东北停战。马歇尔来华时，我党我军已在东北占有相当的优势。为了满足人民实现和平的愿望，我党在政协会议所签署的协议中，对国民党作了很大的让步，同意国民党接收被苏军占领的大城市和铁路，同意让国民党军队整编后在东北与全国一样占有五：一的优势。当然，我们党也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国民党必须承认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合法地位，承认东北已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党中央那时曾明确指示东北局，要做好准备，在和平到来之后与国民党合作。在谈判中，周恩来也多次主动地向张治中、马歇尔提出东北问题。但国民党却极力回避。蒋介石显然看出，马歇尔对苏联与中共在东北的关系正存疑虑，他愿意让国民党在东北占优势。
三月十一日，马歇尔返美述职。临行前，毛泽东曾通过周恩来带话给他，希望他等到东北的局势安定下来再走，但马歇尔执意不肯。马歇尔走后，国共美三方直到三月二十七日才签订了向东北派出停战执行小组监督调处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此后，蒋介石又借口国民党军队开入东北是接收主权，而不受停火限制，结果派出的停战调处小组因受蒋方的阻挠而不能起任何作用。
与此同时，国民党还以种种手段破坏政协会议的各项决议。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是“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孰先孰后。政协决议的精神是先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然后实现军队国家化；而蒋介石坚持要先统编军队，对改组政府则毫无诚意。第二是宪法问题。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是建立一个内阁制的政府，总统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而蒋介石坚持制订一部实际维护独裁统治的宪法。这样，中国的局势便迅速恶化了。
针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我党代表团明确看出，只有在蒋介石的大打大斗政策受到重大挫折之后，才有可能谈判。周恩来向中央建议，我们必须在东北大打，不能对国民党方面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四月十八日，当马歇尔述职归来之时，正是东北的战斗升级之际。国民党军队对东北民主联军据守的四平发动总攻，而我军也在这一天进驻了长春。这个时期，虽然我们党采取了以打对打的方针，但目的乃是为了以反击促和谈。
“周是我未遇过的外交对手”
谈判初期，周恩来与马歇尔之间的会谈经常是每次会议一方的发言为主。马歇尔第一次来华时，大都由他发表长篇大论，谈美国对促成中国和平统一的设想。除去谈判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之外，马歇尔向周恩来介绍了英美政治制度、军队组织原则和训练方法。在我的记忆中，马歇尔讲解得最为详细的要数英美军队不干预政治的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他似乎很想以此说服我党放弃军队。作为一个谈判老手，当谈话涉及敏感的现实问题时，马歇尔喜欢使用谨慎的、试探性的措词，暗示周恩来不必立即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以免使谈判陷入僵局。即使遇到十分棘手的情况，他也不动声色。周恩来是位善于倾听对方意见的对手。为了推动中国和平民主的进程，也为了融洽会谈气氛，他认真思考马歇尔提出的每一项建议。对那些具有实质内容的建议，他还要提出简短的问题，以便弄清马歇尔提议的动机与关键之外。凡遇有重大问题，周恩来同志决不轻易表态，总是在请示延安之后，才作出答复。从四月份以后，这种在谈判中以马歇尔为主讲的情况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四月二十二日，周恩来与刚刚从美国回来的马歇尔进行了一次长谈。我记得约有三四个小时，几乎全由周恩来一个人发言。在我所参加过的那些重大谈判中，周恩来这种后发制人的办法在赢得主动权方面是很成功的。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开门见山地向马歇尔指出：在我们第一次相见时，我便已说明我们的要求是一个和平民主的中国。我也曾从你的谈话中得到一些民主的办法和民主制度的观念，并更加理解什么是美国的民主传统。我记得政协会议之后，你曾给我读过一篇富兰克林的演说词，使我最受感动之处是其中曾说到，尽管大家意见有不同，但大家一定要合作。在政协闭幕会上，我也曾强调，虽然政协的决定并不完全合乎我们中共的理想，但既然大家同意了，大家便都要遵守。三个月来，我们方面从来未要求任何修改，而国民党方面却闹得翻天覆地。随后，周恩来把马歇尔离华期间国民党政府破坏各项协议的情况做了十分详尽而准确的说明。周恩来开诚布公的声明使马歇尔无言以对。在打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马歇尔承认，国民党给了中共以指责他们的充分口实。
周恩来无懈可击的谈判才干显然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这次会谈之后，马歇尔对民盟的领导人之一罗隆基说，周恩来是他“从未遇过的外交对手”。五月中旬，在与无党派职业外交家、新任驻美大使顾维钧的谈话中，马歇尔更为坦率地道出了他自己的看法。马歇尔说，在他本人的经历中，他曾与各种人物打过交道，包括伦敦的一些非常狡猾的英国人，但是没有一位比周恩来更聪明。在他看来，周的谈判艺术似乎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根本不涉及共产党人爱谈的资本、土地和财产等问题。马歇尔还说，听说共产党人是不能信赖的，但国民党丝毫不比共产党人更值得信任。
实际上，一直到五月中旬，周恩来和马歇尔之间还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马歇尔承认，那时共产党的领袖确有执行协议的诚意，一般来说，来自上级的命令会被共产党部队的战地指挥员执行。相反，马歇尔常常感到与蒋介石打交道很困难，以致他有时会问周恩来，如何才能说服蒋介石作出一些让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歇尔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立场有所动摇。作为一个高明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当时已预感到，蒋介石一心想要采取的武力政策到头来不仅不可能消灭共产党，反而会加速国民党政权的垮台。这正是他劝告蒋介石不要搞军事冒险的根本动机。
“美国有两重对华政策”
五月，东北的战斗日趋激烈。我军原希冀在四平、长春能顶住国民党军的进攻，以期有利于赢来停战，但这个目的未能达到。二十二日，东北民主联军撤出长春，国民党军立即进占。第二天，蒋介石乘马歇尔的专机趾高气扬地飞到沈阳视察。临行前，他向马歇尔表示，愿意考虑在东北停战，还说他到沈阳去是为了控制局势。但他一到那里，就决定继续向北进攻，并向我党提出了新的更加无理的要求，作为停战的要挟。
五月底，我党代表团判断，内战已临全面化边缘，但美蒋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矛盾。马歇尔担心蒋介石打内战将引起严重后果。因此，我党代表团向党中央提出了“逼美压蒋”的策略。在六月初举行的一次会谈中，周恩来坦率地告诉马歇尔，现实使他不能不认识到，美国政府对中国有两重政策：一个是好的方面，是罗斯福总统所留下的，世界各国要合作，中国各方也要合作；另一个是比较黯淡的方面，就是把中国实现民主化放在一旁，而积极帮助国民党继续搞独裁。周恩来列举了美国援蒋的大量事实，向马歇尔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内战是负有责任的。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美国是有办法制止中国内战的。他说，美国援蒋就好比从自来水管中放水，已经流出来的，自然收不回去，但至少不应该再放了。“把水笼头关上，美国是有这个权力的。”随后周恩来又分析了蒋介石所采取的策略。他对马歇尔说：你来中国代表了美国政策中好的一面。在你来华初期，蒋介石就不希望你的使命获得成功，现在蒋介石已在准备大打，想把你拖下水。
周恩来的这些分析是相当准确的。既要继续援蒋，又想抑制蒋介石打内战的欲望，这正是美国政策中的致命矛盾。周恩来的话确击中了马歇尔的痛处。原来马歇尔在来华之前，就相当担心蒋介石不一定会接受在他看来是合理的让步。为此，他曾向杜鲁门要了一张底牌。那就是如果蒋介石不愿让步而使得国共之间无法达成协议时，美国到头来是否还得支持蒋介石。对此，杜鲁门十分明确地加以肯定。而这一点恰恰很快就被蒋介石心领神会了。
六月份是谈判十分紧张的时期。月初，国共双方达成了一个停战十五天的协议。党中央决定，我们党的基本方针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的前提下“竭力争取和平”。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一时占了上风，在谈判中，他们的条件也不断升级，逼迫我们或则破裂谈判，或则作出重大让步。不过，由于国民党的军队也未做好全部进攻准备，实际情况是谈谈打打。
在与马歇尔的会谈中，每当说到国民党军队背信弃义，向解放区发动进攻的时候，周恩来的气愤之情总是溢于言表。每逢这种时候，马歇尔就拿起桌上的香烟盒子请周恩来吸烟，以此缓和谈判气氛。周恩来平时并不吸烟，这时却会点燃一支，吸上几口，继续从容地与马歇尔周旋。其实谁都知道，谈判至此已谈不出什么名堂了。不过国共双方仍不断地提出各式各样的方案和对案，美国人则提出一系列所谓“折衷”案。对我们来说，真正的困难是，既要设法避免谈判的破裂，又不能放弃原则。只有既坚持原则，又表现得合情合理，才更有利于为最后的决战争取时间，赢得人心。这种谈谈打打的局面一直维持了三个月。
“中国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
九月底，国民党军队分三路进攻张家口。周恩来马上致函马歇尔、蒋介石，声明：如果国民党军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的进攻，中共将认为国民党政府已公然宣告和谈破裂。十月十一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同时，国民党政府宣布即将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换言之，蒋介石明目张胆地显示要以武力消灭中共，并彻底埋葬政协决议。国共谈判已到破裂的最后关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终于开幕了。国民党内战独裁的道路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
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慷慨陈词。向国内外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义立场，并严正谴责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恶政策。十九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历时一年之久的，由马歇尔斡旋的国共谈判实际到此就结束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耳边依旧回响着周恩来最后对马歇尔所说的话：“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一切，我们不会屈服。中国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
（七十八）上海的“周公馆”
“周公馆”
一九四六年，在我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期间，上海马斯南路一百零七号（现为马斯南路七十三号）的大门上，钉有一块铜牌，上镌有三个大字：“周公馆”。铜牌下端还有一行英文字，直译就是“周恩来将军官邸”。
这所当时为中外舆论界十分关注的住宅，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的所在地。“周公馆”，是为适应蒋管区具体情况的对外公开名称。自一九四六年五月初随着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而由重庆东迁，一直到同年十一月十九日因谈判最后破裂而撤返延安，在这风云变幻的七个多月中，周恩来同志——当时我们（即于土、许真——编者注）称他“副主席”，外国人称他“周将军”——经常奔忙往返于南京——上海——南京之间，同国民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谈判。马斯南路一百零七号，就是他受党中央、毛主席之重托，在国民党盘踞下的上海指挥战斗的总部。
“周公馆”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一底三楼独立式花园洋房。南面，隔花园与梅兰芳公馆相望。自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间我们一些先遣人员“顶”下了这所房子后，除面向梅公馆的这一面外，其它三面，都被国民党特务的眼睛盯上了。这里过去是法租界很安静的高级住宅区，没有店铺，更没有叫卖的小摊小贩。可打从我们一住进，门前突然热闹起来了。马路对面设了个从不见有人光顾的皮鞋修理摊。一些拉三轮的，装作候客总停在门口。卖香烟的小贩，剃头挑子，也在我们门前晃来晃去，一眼就看出是些最蹩脚的演员。周公馆周围有好几家房子，被特务机关强“租”下供作监视点。他们在对面思南路九十八号上海妇孺医院设立了秘密监视据点，并根据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的密令，黄浦分局派去的人每天要详细上报记录当天情况的《监视专报》。在正对我们大门的一间屋内，还设有摄影机，拍下进出周公馆的每一个人。
周公馆靠北的一面住着陈家康、徐克立（中共南方局妇女组工作）夫妇。他们窗外下面是一条僻静的小巷。这条小巷，也是有眼睛盯着的。我们的人从市区回来，首先看到的是家康、克立房间的窗台。为了安全计，我们在这个窗台上摆着一盆菊花作为信号。每当有敌特或他们雇佣的地痞流氓要来捣乱时，就把花盆撤掉。外出回家前要先打个电话问问，到家时还要先抬头看看这个窗台，见花盆还在，才能揿铃进门。
周副主席、董老他们极重视安全保卫工作。每当接见一些过沪的地下党员时，除了谈形势、谈工作外，总要详细地、具体地指导他们躲避特务盯梢的方法。有些相识的当时地下党的同志，日后和我们聊起这些情况时，深为领导同志对敌区干部这样的关切、爱护感叹不已。
和谈——“教育人民的一课”
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主要在南京进行，但副主席在短短的半年里四次来上海，在他的“公馆”里小住。有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时则住得时间长些。
对于旧上海，各式各样的评论多矣，什么“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滩”等等，都生动地表述了它阴谋、黑暗、无耻的一面。它是反动、黑暗势力的大本营，蒋介石就是在这里起家的。但上海又是中国工业和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它同时也是革命、进步的大本营，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文化、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地区。可以说，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都集中在那里。据当时看到的材料，那个时期国民党统治地区百分之八十的黄金贮存在上海，国民党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也来自上海。上海那时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命脉，也是我们党在国统区开展外事工作、统战工作、社会工作、宣传工作、文化工作等的一个重要基地。
周副主席来上海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即谈判斗争的需要。谁都知道，那时国民党蒋介石毫无和谈诚意，它只是利用和谈作为部署全面内战的烟幕。要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和平，就得向中外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揭露国民党假谈真打的阴谋。周副主席把这叫做“教育人民的一课”。他说：我们明知马歇尔、蒋介石是在搞欺骗，明知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不能不和他们谈判，因为人民不了解，我们不谈就会孤立。我们一定要通过事实，也通过我们的努力，完成这“教育人民的一课”。
国民党一方面在美国的全力帮助下，运用一切手段通过陆、海、空加紧运兵、运军火，蒋介石本人也特意飞往庐山牯岭避风，让下面将领放手大打，妄图造成以武力消灭我党我军的“既成事实”；另一方面采用政治欺骗手段，制造和谈空气，散布和谈幻想，企图冲淡其在军事上大举进攻解放区的严重事实，诱使舆论误以为它还是愿意谈判，谈判还是有希望的。
每当这种时候，恩来同志就从南京来到上海。他气愤地对我们说：我不能继续呆在南京，去客观上帮助蒋介石制造一种谈判还在继续，谈判还有希望的假象。蒋介石和美国方面在谈判中蛮不讲理，施加压力，以为我们是怕他们的，逼我们割地求和订立城下之盟。可我们偏不吃那一套。所以，我干脆离开南京了。我来上海，就是要让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和谈受到了挫折，正处于僵局、停顿状态。我一天不回南京，就表明谈判还没有恢复。
恩来同志在接见外国记者时曾说，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保证停战，他已暂时退出南京谈判，不再与政府及美方代表进行毫无意义之磋商。除非同意重开唯一有权讨论停战问题之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否则他将不返回南京。至于司徒雷登大使主持的五人非正式小组，讨论范围仅以改组国府委员会为限，值此内战正继续进行之际，此五人小组成就如何，实无任何实际意义可言。
那时，我们在时事政策学习中，曾争论过一个问题：蒋介石最终会选择战，还是和？
有的同志认为：对蒋介石来说，不打，还可以拖它若干年；打，则明摆着迅速导致彻底毁灭。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他总不至愚蠢到自找死路吧？
后来听乔木（即乔冠华，以下同）同志谈，副主席听到这个说法后，笑了笑说，不要替蒋介石设想他是打聪明些，还是不打聪明些。他是不可能按我们共产党人的逻辑办事的。他站在极端反动的立场上，只能妄想消灭我们，只能打。他在别的事情上可能是聪明的，但在这样历史性选择的大问题上，他不可能聪明，只能是愚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