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人心弦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周公馆里，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副主席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了。
招待会上，副主席那铿锵有力，带点儿淮安口音的普通话，至今仍回响在我们耳际，遥远，然而清晰。
他指点着地图，面对挤满会场的百余名中外记者，满腔义愤地揭露蒋介石在各个地区挑动内战的详情。他分析形势，讲我们必胜的根据。有时讲得慷慨激昂了，就离开翻译章文晋同志，一面指着作战形势图，一面直接用英语讲起来。翌晨，翻阅英文报纸时往往可以发现，外国记者在报道时，常喜欢特别说明哪些段落是“周将军”亲口用英语讲的。副主席就这样努力通过中外记者之笔、之口，向全国、全世界阐明事实真相和我们党的立场。
周副主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之激动人心，还因为这种场合往往要与国民党特务面对面斗争。
招待会在周公馆一楼大客厅举行。但因到会的记者太多，大客厅里坐不下，还有许多人要坐到一楼平常用来吃饭的廊厅里。因此副主席总是站在大客厅通廊厅的门中间，一半身子在客厅，一半身子在廊厅。大门敞着，以便让尽量多的记者来参加。这样，便可以从大门外望见站在客厅与廓厅之间的周副主席的半边身子了。一次，副主席正在向中外记者发表讲话，管保卫的同志悄悄告诉他，大门口站着好几个带枪的特务，请副主席站进客厅里，不要让半边身子暴露在外。副主席一听大怒，干脆走到直通大门的平台上，大声向门外带枪的人喝斥道：“你们谁是特务？站出来让大家看看！我是你们的政府请来谈判的，你们竟敢对谈判代表采取这样卑鄙的手段！”副主席这种凛然正气和大无畏精神，竟把那几个特务给吓跑了。
“周公馆”里的座上客
我们后来称之为民主人士、爱国人士的，当时他们自称为“第三方面人士”，意为既非国民党一方，亦非共产党一方之“第三方面”也。迨一九四六年底，马叙伦先生在上海《文汇报》撰文《再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指出：自国民党当局公然推翻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非法国大之后，中国便只有民主和反民主两个方面，不容许在这两个方面之外还有个第三方面，因此“第三方面”这个名词以后在争取民主时期应不再出现。马叙老这篇宣言性的文章发表之后，才基本上不再见有人自称或被称“第三方面”。
周副主席是做统战工作的模范。他尊重、理解朋友们，这些朋友们也很尊重他，信赖他。他有时同朋友们聚谈，讨论，有时做耐心的解释。
我们素所敬重的孙夫人宋庆龄先生曾与副主席在上海多次会面，亲切晤谈。我们也曾见宋庆龄先生亲临周公馆访问副主席。郭老那时是经常来的客人。他那时还不算老，身手还很矫健。一次，他一纵身跳过园子里的一汪雨水，随即向同来的几位老先生吹说：“看！我一个箭步就过来了！”
张澜、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谭平山、柳亚子、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陶行知、周建人、梁漱溟、许广平、沙千里、史良、包达三……这些后来参加了政协、人大或人民政府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也经常或有时在周公馆里看到。“混入又混出”的青年党人，那时还混迹于“第三方面”，有时也出现在我们的大客厅里。后因参加伪国大而被民盟决议令其“退盟”的民社党领袖张君劢，在“动摇”过去之前，也常来作客。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民主战士、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突患脑溢血溘然长逝。周副主席遽闻噩耗，是多么悲痛啊！他含着眼泪说：在韬奋去世之后，我们党又失去了一位最知心、最可靠、也最可贵的朋友！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这真是我们党、我们人民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他当天在致党中央电中称誉陶先生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并关照在上海工作的潘汉年、伍云甫等同志，要对进步朋友多加照顾。
周副主席一向很重视文化界的工作。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和电影戏剧演员经常应邀来座谈。其中有田汉、阳翰笙、胡风、夏衍、于伶、黄佐临、刘厚生等，还有电影明星白杨、秦怡、张瑞芳、丹尼等。
一天，我们正出门，看见门口徘徊着一位身穿黄丝绸长衫，头戴礼帽式草帽，腋下夹着一根手杖的约有四十多岁的男人，他一见有人出来，忙摘下草帽，用夸张的京腔京调，一板一眼地问：“请问，这儿是周公馆吗？”这样的衣着风度，这样清晰洪亮的舞台京白腔，实觉惊异！我们定睛一看，原来是京剧“麒派”创始人麒麟童——周信芳先生！后来知道，他是应副主席之邀，来周公馆参加文艺界人士的座谈的。
周副主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早上，往往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刻。那时，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等各位老朋友往往早早就来了，他们到得差不多了，副主席就依惯例叫于产（于土当时名于产）把当天早晨所有英文报纸上关于他头天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的报道，关于对我们党的反应、评论，当场翻译给他和这些客人一起听。什么报，写消息的记者是谁，他讲的哪些话报道了，哪些没报道，哪些话报得真实，哪些歪曲了，都要一一介绍清楚，否则他就要问。有时，连当日有什么有影响的外国人士过往上海、南京，周副主席也要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外事组对外联络组工作任务的一部分。周副主席和客人们边听边谈论，那空气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记得当四平激战时，有少数民主人士曾劝我们主动“让出”四平。当我们主动放弃张家口时，也有少数民主人士以为我们顶不住了。还有的责怪我们的土改政策“损害”了“群众”利益。甚至认为我党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的战略方针，不过是“战败”的遁辞而已，等等。当时我们这些年轻同志中有不少人对此很气愤。但周副主席却一方面向这些民主人士指出：在谈判桌上，蒋介石还没敢向我们提出“让出”四平街的要求，想不到我们的朋友竟向我们提出了，另方面又以事实，从道理上耐心说服他们。他还教育我们这些沉不住气的青年同志说，不要着急，等将来我们实行大反攻了，他们就会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想法的。
事实的发展果然如此。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民盟严正宣布拒绝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之后，副主席曾总结说：民盟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这是八年抗战和最近一年来谈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着我们这条路走了。
形势发展很快。周副主席离开上海前，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夜写给郭老、于立群夫妇的信中曾说：“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到了一九四八年秋冬，前线上早已见分晓了。这些老朋友从香港坐船去东北解放区的心情已与在上海时完全不同了。
这里，我们觉得有必要提一提一位“洋”座上客——加拿大著名和平人士文幼章先生。
文幼章先生算是周公馆的老朋友了。他和周副主席谈论形势，和家康等人谈论事务，还帮助我们年轻同志润饰英文稿。在周公馆里，他像在家里一样。
美国著名女记者、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她前往延安之前，副主席曾在上海周公馆里会见她。那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领导上告诉于产，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来上海了，住百老汇大厦（今称上海大厦），要于产立即带些吃的东西先去看看她，向她表示热烈欢迎。她若提出什么要求，尽量都答应，因为她从没提过不合理的要求。
于产遵照领导的指示去拜访她，表示热情的欢迎。她提出的唯一要求便是：会见周恩来将军！
于产当即回答：我将立即报告将军。我认为将军会很高兴见到您的。具体时间、地点，由将军和您共同决定好吗？斯特朗很通情达理：“完全听周将军方便吧！”
第二三天，于产就又去百老汇大厦，去接她来周公馆与周副主席会面。后来听乔木、文晋同志说，副主席就着一幅新绘制的战场形势图，不厌其详地向她介绍了国民党军队进攻我解放区的情况，以及我必胜、蒋必败的根据。
斯特朗女士在上海会见了周恩来将军后，很快就取道北平飞延安采访毛泽东主席去了。
“周恩来瘦了”
邓大姐一九四六年七月在回答上海记者们的问题时说：周恩来为中国的真正和平而忙碌不堪。午睡根本不可能，夜间也睡得极少，而且寝不能安。周恩来瘦了，不像往日那样健壮了。这时，我们也都发现我们的副主席消瘦了。
他怎么可能不瘦呢？
健壮固然健壮、可人毕竟不是机器人呀。在那些处于“突击”状态的日日夜夜里，中午从不见他午睡，晚上，按一般情况，总要工作到翌日清晨四时左右才能休息，而早晨七时半左右起来，立即又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工作。这样的生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一天晚上，都下一点了，家康转告于产，副主席要于产立即整理一件特急材料给他。于产整好，已经快凌晨四点了，便从自己所在的二楼，蹑手蹑足下到一楼周副主席办公室兼卧室。一看，辛劳了一整天的周副主席还坐在桌子前，戴着眼镜，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上面写满了极小极小字体的材料呢！
我们工作当然也忙，但都有明确分工：管内部工作的只管内部工作，管外事工作的只管外事工作。除有时需作必要的协作外，一般互不涉足他人工作范围。但副主席就完全不同了。他什么都得管。作为中共中央南京局书记，他还负责指导我国南部国统区地下党的工作。在实践中，他把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党内与党外既严格分开又紧密配合，工作有条不紊。许多党员，许多情况，他都很熟悉。他经常接见地下党的同志。
他如此繁忙，还时刻关心每个同志的安全。
周公馆的同志们不是为了工作是不随便外出上街的。一天，单独外出工作的广东籍年轻干部关振群同志（因为长得象，大家都叫他“莫洛托夫”）到晚上十点，过了预定回来的时间很久了还没有回来。副主席知道后非常着急，亲自在一楼用作饭厅的廓厅里把大家召集拢来，在作了分头去找的部署后，一直在廓厅里焦急地踱来踱去，当着大家的面批评有关负责同志不该让一个刚来上海不久的年轻同志晚上单独外出工作，若有必要也得有人陪伴，去前要说明所去地点和预定返回时间。
副主席正说着，那个小广东自己回来了。原来，他在回来的路上，发现有人跟踪，他花了好大力气才脱了“梢”回到家。他一进门，看到周副主席正为他的安全问题那么焦急，他感动得涌出了热泪！
上海工委青年组组长刘光同志，因病，化了名，填了友人家的住址，住进了上海第四医院。副主席忙成那个样子，竟曾三次亲往医院去探视。七月十六日晨，刘光同志终于永远停止了呼吸。副主席和邓大姐闻讯急速赶到医院，他悲痛得说不出话来，邓大姐则抚尸大哭。每一个同志，哪怕是青年同志，是多么牵动着副主席的心啊！
周副主席工作繁忙，吃饭极简单。在家里，他总坚持和大家同桌吃一样的饭菜。那时，管炊事的陈姐对日理万机的副主席，总觉得饭菜太单调了，于心不忍，有时就偷偷炒盘鸡蛋端上。细心的副主席一看另外一桌上没有，就告诉管行政的同志，以后不许对他“特殊”，并把炒蛋推到桌子中央，要大家一起吃。
附带说一句，副主席瘦了，我们大家绝大多数也并没有长胖。试想，副主席那么忙，每天做那么多事，他的那些秘书，以及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谁又能不踏着这快速的节拍起舞呢！
多么辛劳的日日夜夜啊！可是，我们多么渴望再过过这种虽然辛苦，但却没有扯皮，没有歪风邪气，真正全心全意扑向工作的日日夜夜啊！
人鬼之间
一度，领导上传达说：据地下党可靠情报，国民党C.C.派特务机关，计划派出大批特务，并雇佣一批流氓、打手，打着“苏北难民”（苏北的还乡团、逃亡地主之类，国民党就叫“难民”）的旗号来我周公馆“请愿”，对我土改政策进行“抗议”，并在混乱中趁机砸周公馆，杀害我方工作人员。传达中还说，国民党特务新制订了一系列暗杀手段，其中包括：伪装一般车祸，伺机用汽车将我方人员撞死在大街上；跟踪我方独行人员，于僻静处予以绑架；制造个人原因的死亡假象，对我方某些人员实行枪杀，等等。虽然我们都是正式登了记、办了户口的中共人员，于理是不能加害的，但国民党一向反共不择手段，它哪管什么理不理！
为此，副主席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愤怒地指出：从沧白堂扔石子，校场口打伤人，到捣毁《新华日报》，到处进行暗杀，现在竟发展到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这一连串事件都是有计划的，其严重性不亚于内战，因为这是打击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工业家、新闻记者和文学家，这真是无耻之极！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列有许多民主人士，准备逮捕、殴打、绑架和暗杀他们。民主人士的名字都在陈立夫手上，更不要说我们共产党人了！副主席大声疾呼：现在已经不是抗战以前的时候了，我们要伸雪！我们要控诉！希望记者先生们用笔和口来控诉，以制止这些卑鄙无耻的暴行！
一次，副主席乘车外出，发现后面有一辆中统特务汽车紧紧尾随。副主席的车停它也停，车开它也开。周副主席叫司机停车，自己下来走向特务汽车，大声斥道：我周恩来是你们蒋委员长和美国马歇尔请来谈判的，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快给我走开！那几个特务只好灰溜溜地掉头开跑了。事后，副主席还曾当面向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提出抗议，要他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吴国桢只好作了保证。
自国民党撕毁政协会议决议，悍然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片面召开非法的“国民大会”，最后关死和谈大门，而完成了教育人民的一课。周副主席于这年十一月十九日飞返延安之后，周公馆改称“中共代表团上海联络处”，由董老坐镇，国民党对我们的骚扰迫害，更加变本加厉，明目张胆了。
“民主死不了！”
先后惨遭国民党特务枪杀的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的追悼大会，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上午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现名劳动剧场）举行。领导上派我们二人前去参加大会，并观察情况。
会场附近，“民主死不了！”的大幅张贴画赫然在目，一下子攫住了大家的心！会场大门口，架着两排美制机关枪，从大门一直排到楼下内门。会场四周的军警宪特，一步一岗，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他们守在门口盯着进入会场的每一个人，一一检查入场证，就连新闻记者，也不准自由入场采访。
会场里布满了特务和“短衣客”（打手），臂上都一色儿缠着黑纱（凶手给殉难者戴孝，真是莫大的讽刺！）还有不少花钱雇来的流氓、无赖以及一些还不懂事的小学生模样的孩子。这些人把会场四周和后排的位子都占去了。据邻座的与会者介绍，这帮人清早六点就抢先来占位子，说好开会时特务一带头鼓掌，他们就跟着紧鼓掌，特务一带头起哄，他们就跟着大起哄，不许自作主张。报酬是除管一顿早点外，每人还发“五只角子”（五毛钱）。我们进会场时，这帮人正在补进早点——大嚼包子、面包。有个被哄骗来的女工对别人说：“叫我来，说是有好戏看。怎么还不列锣呀！”这帮人也真像是来天蟾大舞台看戏似的，从始至终嗑瓜子，嬉笑打闹，旁若无人。
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首先致词，接着上海市议长潘公展讲话，他们说什么上海是“全国民主与自由的楷模”，“允许人民发言，批评”，但“要有分寸”，“要负责任”，“要顾及对国家、民族、社会、世界之影响”，云云。特务带头，那帮人鼓了掌，稀稀拉拉。有趣的是，他们中有人可能以为在捧歌星呢，竟高呼“安考儿！”“安考儿！”（英语“encore”之音译，意即“再来一个！”有的则像听戏捧名角似地大喊：“哟，哟，好！”“哟，哟，好！”真令人哭笑不得！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一上台讲话，特务就带头鼓噪：“共产党的尾巴！”“共产党的尾巴！”那些被雇来的人也就跟着大吵大闹，乱成一团。但郭沫若、史良、罗隆基、楚图南诸先生的讲话，仍赢得了群众热烈的掌声。
就在郭老讲话的掌声未落的时候，忽见邓颖超大姐出现在讲台上了！她神态严肃、庄重、大声宣告：我谨宣读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亲笔书就的悼词：
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周恩来
邓大姐庄严的正义的声音震彻全场。她每念一句，台下就热烈鼓掌一次，只念了短短几分钟就戛然结束，从容走下讲台。这时，全场又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久久停不下来，我们见此情景，激动得热泪盈眶。
那些被特务雇来的人在此情势下，也跟着拼命鼓起掌来。过了一阵，几个特务才明白过来，忙打着手势大声喊：“错了！错了！不要拍手！不要拍手！”但是，一帮特务是扭转不了局势的，广大群众以雷鸣般的掌声，一直把邓大姐送上了汽车。民主与独裁斗争的这一重要回合，我们胜利了。
两天后，十月六日，周副主席亲自出席了在静安寺举行的对李、闻两烈士的公祭。人们望着李、闻两烈士的遗像，眼前总浮现着那幅巨大的招贴画：“民主死不了！”是的，这次追悼大会的情景证实，以后的历史发展更证实：民主是死不了的！
撤退前夕的不眠之夜
我们两人是当时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的干部中很年轻的两个，都是代表团的外事组（外事委员会）组员和外事组对外联络组组员。
在蒋介石最后关死和谈大门，我代表团人员被迫作紧急撤退时，哪些同志回解放区，哪些同志去香港工作，哪些同志留在上海转入地下，周副主席都是根据每一个同志的具体情况，和有关负责同志一起，一个人一个人地亲自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的。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四日晚上，我们外联组组长陈家康同志叫我们二人晚上不要睡觉，听候命令，随时准备出发。半夜里，他来通知我们准备去香港。我们马上把箱子里所有“土”的东西都拣出来，只剩些“洋”的。隔一两个钟头，又通知我们有变动，要回解放区。于是我们又把“洋”的全倒出，箱子里全装些“土”的。又隔一两个钟头，又通知我们还是要去香港，又把箱子倒腾了一番。到天已蒙蒙亮时，才最后通知我们：立即上船出发回解放区。这时，家康同志郑重告诉我们，这是副主席亲自下的决心。按我们的专业，理应去香港工作的，但副主席考虑到我们即将有一个小宝宝出世，怕在香港万一有危险不好办，才最后下决心把我们安排到回解放区的行列中。当我们得知敬爱的副主席在这样危急的时刻，竟为未来的一个小生命而通宵考虑再三；我们怎能不感动，怎能不感到浑身是力量？
翌日，十月十五日清晨，我们登上了由上海开往我解放区的登陆艇，顺利回到了山东解放区的烟台。
（七十九）震动山城的演奏会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冼星海同志因病治疗无效，不幸在莫斯科逝世。当时，周恩来正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当他得知这一噩耗后，决定领导重庆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和冼星海遗作演奏会。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没有一个文工团或音乐团体驻在重庆，从什么地方找演唱人员呢？周恩来特地把曾在“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过的钱远铎找来商量，要他与音乐院、分院的教师、同学联系一下，约请他们参加星海的追悼大会和遗作演奏会。
在这同时，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由著名老作家、诗人冯乃超先生出面，发动各界知名人士举行声势浩大的签名赞助，并把冼星海追悼大会和遗作演奏会的启事与签名，刊登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从而震动了整个山城。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在可容纳五六百人的江苏旅渝同乡会的小礼堂里，布置了灵堂，台中央放着冼星海的遗像，台上、台下整个会场布满了挽联、花圈。听众早已知道周恩来同志要在会上讲话，所以开会前两小时，上千群众纷纷入场，场内容不下，就挤到楼梯上，楼梯挤满了，便挤到楼下小客厅、过道、院子，连舞台前面的地上都坐满了人。
这可急煞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立即派出特务跑来找江苏同乡会的经理，说房子是泥木建筑，恐怕受不起这么大的重量，还威胁说：“这都是共产党搞的，出了事，你们负得起责么？非停演不可……”经理无法，只好找来纪念演奏会的筹备负责人，要求毁约退租。事情传到了江苏旅渝同乡会的常务理事李公朴先生那里。他果断地责成经理继续履行租约，并说：“我们负责维持好会场秩序，不让大家乱挤乱动，保持肃静。只要不摇动，房子是不会出问题的。既然要求入场的人数这样多，为了满足大家的需要，我们再加演一场！”特务见实在无法刁难下去，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晚上七点多钟，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追悼大会和遗作演奏会正式开始。周恩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冯玉祥。文化界知名人士郭沫若、邵力子、陶行知、李公朴以及各界人士纷纷入场。先举行追悼会，由李公朴先生主持大会。首先由陶行知先生讲话，接着，周恩来在欢呼声和掌声中走上台讲话。他介绍了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的生平后，带着十分沉重而愤怒的心情说：中国人民的歌手聂耳先生正当年轻有为的时候死了，张曙先生被敌机炸死了，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任光先生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中牺牲了，现在冼先生又别我们而去，这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
在狂热的掌声中，周恩来结束了讲话。接着，演奏会便揭幕。演出的节目都是冼星海生前的著名遗作，共计十八首，如《热血》、《太行山》、《夜半歌声》、《茫茫的西伯利亚》、《生产大合唱》等，最后一个节目是冼星海生前最巨大的作品《黄河大合唱》。这些代表中国人民的声音，热切地激励着每个听众。为了满足听众的要求，演奏会决定再加演一场，共演出三场。
在三天的追悼会和演奏会中，周恩来共参加了两次，另一次因与国民党谈判临时改在晚上，所以不能出席。但是，周恩来特意派人向大会主持人说明了不能到会的理由。在国民党的统治地区，周恩来同志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卓越的领导艺术，出色地领导和组织了这次追悼冼星海的纪念演奏会。
（八十）空中遇险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周恩来从重庆飞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当时正在重庆召开的旧政治协商会议上的斗争情况。为了赶回重庆出席三十一日旧政协的闭幕会议，周恩来同志不辞辛劳，二十九日又启程从延安飞往重庆，但由于途中气象恶劣，飞机只好在西安降落，滞留了一夜。
一月三十日上午，周恩来又登上了飞机。这是一架双引擎的军用飞机，舱内有两排面对面的座位，可坐十三四人，每个座位上都备有一个降落伞包。同机的除周恩来的随行人员和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同志外，还有叶挺将军的小女儿叶扬眉。被同志们称为“花一样的小扬眉”当时才十一岁，一对明亮的眼睛，显得聪明机灵，惹人喜爱。今天她格外高兴，因为她是去重庆迎接她爸爸出狱的。叶挺将军在“皖南事变”时不幸被俘，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英勇斗争了整整五年。小扬眉一想到很快就要同日夜想念的爸爸、妈妈，还有那活泼可爱的小弟弟团聚了，她又是唱又是跳，使整个机舱充满了欢乐和生气。
飞机起飞不久，透过云层就能隐隐约约地看到横亘于西北和西南之间的壁障——秦岭山脉了。几分钟以后，飞机进入山区上空。低头望去，千山万壑，雪峰相联，犹如波涛汹涌的大海。正当我们在俯视这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飞机突然遇到一股强烈的冷气团，只感到飞机一沉，向下掉去。不一会工夫，飞机就被蒙上一层厚厚的晶莹冰甲，在它的重压之下，飞机也像被冻僵了似地失去了生命的活力，沉甸甸地向下坠落。飞机的高度越来越低了，一座座山峰在机翼下匆匆掠过。机长只好一面命令机械师打开舱门，把行李一件件扔下去，以减轻飞机的重量，延缓下降的速度；一面要大家背好降落伞，随时准备跳伞。于是大家纷纷紧张地开始背伞。周恩来从容沉着地背上伞包又帮助别的同志背伞。这时，机舱里突然传来了小扬眉的哭声，原来正巧她的座位上没有伞包，她不知如何是好，急得哭了。周恩来一看到这情况，立即从摇摆不定、站立不稳的飞机上几步跨到她的面前，迅速解下自己背着的伞包，以最敏捷的动作替小扬眉背上，并鼓励她说：“小扬眉不要哭，你要像爸爸那样勇敢、坚强，要与困难和危险作斗争。”声音是那么镇静、坚强，而又充满着慈爱。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周恩来给小扬眉的何止是一个普通的伞包啊，他是把生的希望给了扬眉，而把死的威胁留给了自己！
斧劈刀削般的巍巍群峰已近在眼前，飞机仍如老牛负重似地吼叫着挣扎着向下沉去，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飞机突然冲出了冷气团，在阳光照射下，蒙在机上的沉重冰甲融化了，整块整块地哗哗掉去，飞机宛如遒劲的苍鹰又恢复了搏击长空的活力，昂首飞向高空。飞机终于脱险了，机舱内一片欢腾！
飞机虽然脱险了，但秦岭仍然难以飞越，只好又返回西安。到西安后，周恩来要报务员与重庆保持联系，一俟天气好转马上起飞。午后，重庆来电说雾仍然较大，能见度很低，但根据平日情况，到傍晚时雾有可能消散。周恩来因急于要赶去出席第二天就要闭幕的旧政协会议，明知气象恶劣，路途艰险，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决定动身，直飞重庆。
这一次飞机顺利地飞越了秦岭。到达重庆上空，环顾苍穹，正值夕阳西下，彩霞缤纷，但低头望去，整个重庆都笼罩在浓雾之中。飞机盘旋几周，虽然和白市驿机场取得了联系，但就是看不清机场的位置。驾驶员向周恩来同志请示：“现在机场上空能见度很低，降落有危险，是否转飞成都？”他坚定地说：“如果你们能战胜困难，我还是希望在重庆降落。”驾驶员说：“我们可以尽最大努力试一试。”周恩来热情鼓励他说：“好，我相信你们经过努力，一定能战胜困难！”
驾驶员受到鼓励，增强了信心和勇气，他猛推操纵杆，飞机吼叫着一头从浓雾中扎了下去，一直俯冲到离地面很低的高度，未找到机场，又迅速把飞机猛拉起来，跃上云层。盘旋一周后，又猛地俯冲下去，还是看不见机场信号灯，又立即飞升起来。这时机场导航台告诉驾驶员说：“刚才我们已听到你们飞机的马达声，你们再飞低一点就可看到机场了。”于是驾驶员又作了第三次俯冲，快接近地面时才朦朦胧胧地看到了跑道，飞机在超低空绕场一周之后，对准跑道飘然着陆了。
在飞机作三次俯冲的时候，不少同志经不住如此激烈的颠簸俯仰，有的晕机，有的呕吐，有的不能动弹。飞机刚一停稳，周恩来同志立即站起来，精神抖擞，毫无倦容地走到每个同志面前，极其关心地逐一询问：碰着没有，受伤没有，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并鼓励大家说：“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些危险和困难，但和战场上的战士们流血牺牲比起来，我们这点困难和危险，就算不上什么了。”他的话，使每个同志都感到无比的感动和温暖。最后，他走到小扬眉跟前，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亲切而又深情地说：“你要像你爸爸那样，越是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候，越是不要害怕。干革命，总是会遇到各种困难和危险，但只要勇敢起来同它斗争，任何困难和危险，都是可以战胜的！”
（八十一）“杀人者终必覆灭”
一九四一年初，蒋介石策划了“皖南事变”，使我党军事力量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在白区也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昆明的地下党员，被迫纷纷转移。抗战初期一度活跃的民主空气沉寂了下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根据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提出“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要求地下党员学好业务，做好工作，广交朋友，密切联系群众，以便隐蔽和开展革命斗争，并指示云南地下党多方面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还派同志以教授身分到云南作社会上层的工作。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到一九四三年，昆明民主运动又渐趋高涨，先后举行了多次盛大的民主集会和游行，一时被誉为“民主堡垒”。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一”爱国学生运动，周恩来在延安指出：“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同时，周恩来同志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两次发表社论，高度评价昆明学生运动，认为：“昆明学生们的呼声与行动，不仅可以代表全国的爱国学生，而且可以代表全国人民。他们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意；他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的精神，表现着全国人民的力量。”《新华日报》还以大量的篇幅，持续报道了昆明学生运动的消息及各地声援的情况，给昆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在大举武装进攻解放区的同时，对其统治区内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民主进步人士也加紧迫害和摧残。流血惨案不断发生，白色恐怖笼罩着昆明。七月十一日，一个细雨纷飞的夜晚，爱国民主战士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暗杀于昆明大兴街口。周恩来当时在南京参加谈判，闻此凶耗，立即发来唁电：“惊闻公朴先生被特务暴徒暗杀，不胜悲愤。公朴先生之牺牲，必将激起全国人民反法西斯暴行及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潮，敝代表团誓为后援。兹先电唁，并希节哀。”七月十五日，另一位诗人、学者、民主战士闻一多，在昆明西仓坡又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杀害。一城之内，五日之间，竟至续演杀人惨案两起。周恩来无比悲愤，夜不能寐，一方面，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一针见血地指出，李、闻二先生被害，“是和平民主运动中的一种反动逆流，想以这种最卑鄙的手段吓退民主人士”；又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向国民党当局提交了抗议书，提出了严惩凶手等七项严正的要求。同时，他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与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等一道，联合给闻一多夫人发来了唁电：“惊闻一多先生紧随李公朴先生之后，惨遭特务暴徒暗杀，令郎立鹤君亦受重伤，暗无天日，中外震惊，令人椎心泣血，悲愤莫名，真不知人间何世！此种空前残酷、丑恶、卑鄙的暗杀行为，实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历史之纪录，中国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至此已暴露无余。一切政治欺骗，已为昆明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政治暗杀枪声所洞穿，中华民国已被法西斯暴徒写下了一个永远不能洗刷之污点。中国法西斯暴徒如此横行无忌、猖獗疯狂，实法西斯统治的最后挣扎，自掘坟墓。中国人民将踏着李公朴、闻一多诸烈士的血迹前进，为李、闻诸烈士复仇，消灭中国法西斯统治，实现中国之独立、和平与民主，以慰李、闻诸烈士在天之灵。”这份感情深挚、言词恳切的唁电，深刻地表现了周恩来和民主人士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血肉联系。十月四日，在上海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送了挽联：“为民主、为和平，为大众，成仁取义；反独裁，反内战，反特务，虽死犹生。”同时，周恩来又亲笔写了悼词：“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历史的发展，证实了周恩来一切杀人者终必覆灭的命运。
（八十二）一本《政协文献》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南京梅园新村十七号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周恩来亲自送给我（即钱小柏——编者注）一本《政协文献》。这珍贵的礼物，为我留下永恒的纪念。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并于十月十一日攻下解放区的张家口。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蒋介石，彻底撕毁一九四六年一月的政协决议，于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南京召开了一党独裁的伪国大。当时，我正在无锡一个地方报纸工作，报社派我到南京采访。为了揭露蒋介石搞假和谈、真内战的事实，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代表团驻地的礼堂（原是饭厅）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礼堂北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地图，周恩来站在地图前面，右手指着地图讲述了蒋介石搞假和谈，假民主欺骗人民和进攻解放区的经过，阐述了我党坚决与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谋求实现真正和平的立场，并发表声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坚决不承认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伪国大”。
声明发表之后，南京《中央日报》和《扫荡报》记者提出一些挑衅性的问题，周恩来当场作了巧妙的回答。例如《中央日报》记者问：“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可以在国民党地区重庆、桂林、南京出版，为什么《中央日报》不能到延安出版呢？是不是你们共产党还不及国民党民主？”周恩来说：“这事你们《中央日报》领导人也曾对我提过。我曾对他们说：‘你们想到延安出《中央日报》我们很欢迎。不过我们在延安出《解放日报》的机器和设备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把机器拆成了一块一块才带到延安装起来印报纸的，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够出版的。在延安纸张也很困难，我们没有白报纸，只能用当地灰黑色的土纸来印报。你们如果要到延安去出《中央日报》，你们必须先把机器运去，把纸张运去，因为我们是无法替你们解决的。而且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即报纸是要人看的，我们延安的人看惯了《解放日报》，不一定习惯看你们的《中央日报》，所以你们要预备亏本，你们要预备花了资金收不回来。’他们一想的确是这样，所以就不想去延安办报了。”
《扫荡报》记者更险恶地问：“我们《扫荡报》上天天说苏北有很多难民大量逃过长江来，大家非常痛苦，有的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都说是你们共产党在苏北杀人放火造成的，不知有没有这种事实？”周恩来笑笑说：“有的，在苏北我们共产党地区的确有这样的事，但是我们杀的人都是那种为非作歹、欺压人民、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而苏北人民都拥护我们这样做的。关于放火，我们共产党并不提倡，因为房屋大家可以用嘛；但是由于人民对反动派，对恶霸地主、土豪非常痛恨，往往要将他们的房子放一把火烧掉。这也是人之常情，因为压迫他们的人为人民所痛恨。这样可以出一口气。我们共产党虽不提倡放火，但是也不能阻止他们，让他们在愤怒时好出一口气。”
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认为周恩来说得很有理，无不作会心的微笑，而《中央日报》、《扫荡报》记者只得灰溜溜地先走了。招待会结束后，还有许多记者留下来不愿离开，问这问那。周恩来指着放在地图下面他脚边的几包书说：“这是我们刚刚印好的《政协文献》。这本文献与国民党报纸上发表的不同，因国民党在报纸、刊物上发表的都是他们国民党人的发言和文告，而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发言往往不是修改、节录，就是不登，很难看到全文的。而我们这个历史文献社编选的这本书却是尊重历史的，凡是国民党的、民主党派的和我们共产党的发言和文件不但全部收入，而且都照原文发表的。所以，这里面有蒋介石的开会词，也有我代表共产党、张澜代表民主同盟、曾琦代表青年党、邵从恩代表社会贤达的开会词。闭会词也是如此。另外，大家作的报告也都全部收入。关于提案协议也是这样，并不只登共产党的，国民党等的提案也都收在里面，可作比较。最后我们还在这本书里收了中共发言人为保卫政协决议而奋斗的谈话和《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的许多社论，各位如果有兴趣，我可以送你们每人一本留作纪念。”许多人都拿了一本便走了。有些人不想要或不敢要，怕拿了以后会被特务追踪引起麻烦，也走了。当时我拿了一本。
当一部分人走了以后，我对周恩来同志说：“能不能请你在上面再题几个字，以留纪念？”周恩来同志觉得这个请求有点突然，就问我：“你是什么报纸的记者？”我说我是无锡一家地方报纸的记者，不过我过去是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又问：“那么你一定认识邹韬奋和金仲华的罗？”我说：“是的。在汉口的时候我们都在一起办公，那时我在《世界知识》当助理编辑，后来从汉口到香港，我就住在金仲华家里，一直在帮他编《世界知识》。记得在汉口时，我曾经听过你两次来生活书店作报告，一次你讲抗战形势和青年的责任，另一次是你讲了毛主席论持久战的精神，我们都深受启发，懂得了抗战的真正形势。”于是，周恩来说：“好，我替你写。”他从口袋里拔出一支圆珠笔，题写了“为真民主真和平而奋斗到底”几个大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周恩来写好以后还问我：“这句话的意思你明白吗？”我说：“这是针对国民党召开国大而提的一句中心口号。”他笑了笑。接着，我还请中共南京办事处发言人梅益题词，他为我写了“为人民服务”几个字。
这本书一直精心地保存着。据说这本书当时只印了一千本，存下来的已经非常少了，我这一本自然是一件十分珍贵的革命文物了。
（八十三）视察宣化店
一九四六年春，政协决议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调动数百万军队，围攻各解放区，积极部署发动全面内战。一九四六年三、四月份，国民党反动派首先向我中原解放区进犯。国民党军队二十余万人从信阳、罗山、光山、经扶、黄安、黄陂、孝感等处，向宣化店围攻。
宣化店，是中原解放区的中心。当时，我中原部队就以此为中心，在鄂豫边境集结。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攻，我军上下戮力同心，英勇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越来越严，处境十分困难，部队的衣食、医药、枪支、弹药得不到补给。指战员连草鞋都穿不上，大多数打着赤脚。党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对李先念、王震等同志率领的这支抗日有功的部队日日挂心。
当时，斗争形势是极其复杂的。毛主席、党中央为了使中原解放军实行战略转移，作了周密的部署。周副主席肩负着从政治上彻底揭露美蒋阴谋，以便为战略转移创造条件的重大任务。
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也就是周副主席从重庆迁到南京的第三天，就向国民党和美国代表提出组成三人小组去中原解放区视察的紧急要求，经过尖锐的斗争和反复交涉，美、蒋被迫接受我党代表团的建议，组成了三人小组去宣化店视察。
周副主席代表我党亲自参加视察。美国的马歇尔则大耍阴谋手段，不肯亲自前往，只派了一个低一级的代表，国民党派了军令部长徐永昌。周副主席一眼识破，美蒋对此次宣化店视察毫无诚意，但是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创造战略转移的有利条件，就必须迫使美蒋代表同去宣化店视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