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最多，加上我们党内的同志有三十多人。这一批北上的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著名人士。李济深先生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人物，我们与他有密切联系，美国方面和香港当局也同他接触频繁，国民党有些政治势力还想竭力争取他。如白崇禧就亲笔写信派一桂系大员赶到香港邀他到武汉“主持大计”，实际想拉拢他，打他的旗号同我们“划江而治”。对此，党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频繁来电，指示也更加具体周密。
因为第二批北上的船只未能在大连登岸，这一次周恩来特地事先打电报给在大连的冯铉（冯当时负责情报工作）和我，指示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要安排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负责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具体指定了座位座次）；还指示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鞋等御寒衣物。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我们都一一按指示作了准备。
周恩来在给大连电示的同时，也给香港钱之光处发了电报，指示说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钱之光等按照指示，经过仔细研究，确定把第三批民主人士离港的时间，安排在圣诞节第二天的深夜。因为人们都在欢度圣诞节，注意力分散，这是行动的有利时机。由于有过去两次秘密护送的经验，这一次更加慎重。民主人士离港时，有的是从家中转到朋友家以后再上船，有的则先在旅馆开个房间，停留一些时候再离开，他们都不随身携带衣物，因此一点看不出有要出门的迹象。
李济深先生等一行于十二月二十六日登船离港，由李嘉仁陪同，龚饮冰、卢绪章等随行，徐德明随船护送。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上午才到达大连。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从哈尔滨到大连迎接。当时参加国际工运会议回到哈尔滨的朱学范先生也赶到大连来迎接。迎接的还有大连市委的欧阳钦、韩光、李一氓等。这一批民主人士下榻在大连最高级的大和旅馆（现大连宾馆）。当天中午，在关东酒楼以丰盛的宴席举行了欢迎会。
我们按周恩来的指示，事先设法买了御寒的皮货，他们一到，我们的同志就送去獭皮帽、皮鞋、貉绒大衣。他们收到这些物品，十分感动，有的人要付款。我们解释说：解放区实行供给制，衣帽鞋都是送的，这是周恩来指示我们办的。他们连声说：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这样好，真是太感谢了。这批民主人士在大连逗留期间，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然后乘专列经沈阳前往哈尔滨。龚饮冰、卢绪章等在我们那里住了一段时间，经周恩来电示，他们乘火车去天津、石家庄。卢绪章以后到上海参加接管。
第四批民主人士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从香港出发的。这时北平、天津已经解放。这一批北上的有黄炎培先生夫妇、盛丕华先生和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姚维钧、俞澄寰先生等。他们由刘恕护送在天津登岸。三月二十五日到达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前往迎接。
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原定在哈尔滨召开，由于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人们的预料，一九四九年六月，就改在北平召开筹备会。九月份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式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国家领导人，从此，新中国犹如初升的太阳，在东方升起。
一九四九年四月底，我们应召回到北平。五月初，周恩来约我们去汇报这一阶段的工作。他高兴地说：你们做了很多工作，接送民主人士和开展对外经济贸易，都是做得好的。其实这些工作，都是在周恩来亲自部署指挥下进行和完成的。
从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发动内战、镇压民主运动，民主人士遭受迫害，在党组织协助下相继转移，到一九四八年秋我们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又把大批民主人士接回解放区筹备新政协，这一段历史，充分表现了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我们党一起为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而坚持不懈的并肩战斗，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这里面，周恩来同志卓越的组织领导是具有重大作用的。
（八十九）北平和谈
中共统帅部进驻北京不久，瞩目已久的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就开始了。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宣布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为代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正式通知国民党政府，谈判从四月一日开始，地点在北平。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是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和聂荣臻。
国共两党所以能举行和平谈判，主要是双方力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蒋介石当年敢于推翻政协决议发动内战，靠的是他手里的武装力量和美国的援助。那时他有正规军四百三十万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数的三倍半。武器装备更是精良得多，自以为几个月就可以消灭人民解放军。但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战争中，情况完全改变了。经过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的兵力，连后方机关在内，只剩下二百二十万人，正规军只有一百多万人。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却由一百二十万人发展到四百万人以上，并且很多已用缴获的武器装备起来，实现了美械化。
蒋介石也承认这个仗已经打败了。不仅主力军被消灭了，而且国民党统治区的财政经济亦已崩溃。物价的飞涨有如脱缰的野马，到一九四八年八月间已比抗战前夕上涨三百万倍。国民党政府宣布以金圆券代替法币，结果使经济更加陷入绝境，国民党政府已无法统治下去。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被迫发表“求和声明”，提出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他一本正经地说：“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倘若共产党不许和，“责任皆由共党负之”。为了回答这个虚伪的建议，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等八条作为和谈的基础。毛泽东强调，只有按着这八条，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随着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发展，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特别是蒋介石同桂系之间的矛盾急速发展起来。蒋介石不得不在一月二十一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但南京政府一切实际权力，仍牢牢掌握在蒋介石手里。
李宗仁在宣布任代总统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二日，即发表文告称：自今以后，“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争取和平之实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次日，他派黄启汉、刘仲华飞往北平，表示“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并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暂时停止进攻。二月一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真、叶剑英电，要黄启汉、刘仲华告诉李宗仁：如果他有反蒋反美、接受八项条件的诚意，就应该迅速同蒋介石分裂，“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经过多次接触，中共中央表示，愿于近期在北平同国民党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
中共确定和谈日期之后，国民党方面便组织了代表团，以张治中为代表团长，但张治中在了解了蒋介石的底细后，却留在兰州不肯南下，这使李宗仁大为着急，每天不是长途电话促驾，便是十万火急电报询问，而张治中仍无下文。三月底某日，李宗仁又挂一个长途电话：“文白，你如果真的不肯来，我要到兰州接你回南京了。”
“不必，不必，我真的不能当代表。”张治中说，“不瞒代总统说，我已决心不回南京，决心不参加国内和平商谈！”
“文白，”李宗仁急道，“你再固执，我真的要到兰州来了。你如果怕不可靠，我可以文书具结，放在你身边，这样行了吧？”
“不是你的问题，”张治中说，“溪口对我的态度，对和平谈判的态度，你不是不知道。”
李宗仁说：“文白，他是他，我是我，我现在是国民政府的负责人，我们大家要和，他没办法；除非他重新出山，要我下台，他不能不要和谈，他自己说过的。”
第二天，张治中被接到南京后，他又向李宗仁说：“目前的问题在于是否有诚意。如果有诚意，我就去；没有呢？绝不去！有人抨击我们在利用和谈拖时间，以便训练好新兵卷土重来，如果真是这样，我没法干！”
李宗仁又极力劝说：“代表团是非去不可！如果不谈，就无法解决具体问题。”张治中沉痛地说：“今日之下，耍花腔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得人心，战败了，共产党胜利了，这是事实！如今的问题，绝非同中共讨价还价，更不是我们报上所说，因为我们宽宏大量才同对方和谈，而是对方的气度不凡才肯同我们坐下来谈，如果这一个基本观念不澄清，本党中还以为自己是三头六臂，那才糟哩！”
“对于和谈，至少我是有兴趣，有信心的！”李宗仁说，“不过，话说到这里，我也不能不说我的心里话。你知道，中共的答复来了以后，我们受到了不断增大的压力！”
张治中说：“事实摆在面前，只要我们真的肯同他们一起为新的中国而努力，中共对我们不会太难堪，傅作义便是个例子；但这样便牵涉到一个古老的所谓忠贞的问题，蒋先生只希望我们为他个人而死，国家放在其次，这一点本党不少重要人员都不否认，引以为憾。那么一旦和谈过程中出现了使他不痛快的事情，你说该怎么办呢？如果有些问题牵涉到代总统，你对我们又怎么看法呢？”
“这个嘛！”李宗仁沉吟了好久说：“文白兄的顾虑是事实。不过我早已说过，一切得从和谈中解决。”
李宗仁这时虽对和谈一再表示“诚意”，但还是希望通过谈判达到“划江而治”。他曾对刘斐说：我想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蒋介石所以让李宗仁出面“和谈”，其实只是一种缓兵之计，想借此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以便将残余军队全部撤至长江南岸，组成若干兵团，防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并在江南准备最后决战。
鉴于这种情况，张治中在临到北平前，又在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陪同下，到溪口跑了一趟，一来是进一步摸底，二来是劝蒋出国。但蒋介石一听就气炸了：“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我的家乡！”
张治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率代表团前赴北平的。四月一日起程前，他在机场发表谈话说：
“我们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平商谈，深感责任重大，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我们也知道在和谈进程中，当不免遭遇若干困难，但是我们双方商谈，似无不可克服的难题。我们当谨慎地秉承政府旨意，以最大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以慰全国同胞殷切的期望。甚望爱好和平的各界人士们，随时给我们指导、督促和支持。”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下午二时，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张治中发现中共和谈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未到机场迎接。张治中一行人走进下榻的北京六国饭店时，抬头见到一幅大标语写着：“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张治中顾问屈武说：“看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怀疑的。”过了一会，周恩来、李维汉等人到饭店来看望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周恩来对张治中说：“文白先生，很对不起，没有到机场去迎接你。我请问：你既然来北平是为了和平解决两党问题的，为什么你在事前还要亲到奉化向战犯头子去请示呢？”并又说：“这种由蒋一手导演的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张治中非常尴尬，连忙说：“恩来先生，这正是我的苦衷啊！我为了使和平工作不致中途夭折，就必须事先扫除实现和平的一切障碍。”
谈到和平问题时，周恩来问：“我们的广播（指三月二十六日的广播通知）你们收听到了，已经带来了为实施八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吗？对和谈有没有具体的意见？”张治中回答：“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们的。当然，是以八项原则为基础。”周恩来说：“这是前题，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个别谈话的形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在五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接着，双方还就其他问题交换意见。
晚上，周恩来在六国饭店接见李宗仁的联络官黄启汉。在谈到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的问题时，周恩来气愤地说：“你们的代表团并没有接受八项原则为基础。根据这两天来和他们六位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的情况，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因此，原定在四月五日开始正式会谈也推迟了。”四月三日上午，黄启汉动身回南京前，周恩来再一次向他重申了中共的立场。周说，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军主力部队已被歼灭殆尽，可以说内战基本结束，剩下的不过是打扫战场而已。但是，为了尽快地收拾残局，早日开始和平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我们还是愿意在八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和谈解决问题。周要黄转告李宗仁和白崇禧：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足够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一切和平障碍，李、白不应该再对帝国主义有幻想，不应该再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
四月三日下午六时，黄启汉向李宗仁详细汇报了在北京接触到的情况。他说：“临来之前，周恩来要我向代总统转达三条具体意见：第一，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可以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以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渡江。第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部队，应先撤退到花园以南一线。第三，希望代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军政大员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代总统的安全，希望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以防万一，如蒋一旦攻击，只要代总统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开进南京。”
李宗仁痛苦地摇了摇头。他苦心经营、寄予希望的“和谈”大局，竟让对方一眼就看透了。他已经日暮途穷，靠他自己那点桂系力量能干什么事？和，和不了，打，又打不下去。这使他犯难了。黄启汉还向他报告：“在我回京前，李济深和邵力子两先生还先后来饭店看我。他们让我转告代总统；务必当机立断，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决裂。他们认为，以蒋为首的死硬派是没有希望的。他们只希望桂系在武汉、南京、广西局部接受和平解决，站到人民这方面来。”李宗仁听后，两眼发呆，不知如何为好，眼前只是白茫茫一片。
针对李宗仁犹豫不决、动摇不定的情况，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新华社又播发了毛泽东所撰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重要评论。文章指出：“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评论继续说：“在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中，存在着三部分人。一部分人坚持地走第一条路。无论他们在口头上怎样说得好听，在行动上他们是继续备战，继续卖国，继续压迫和屠杀要求真和平的人民。他们是蒋介石的死党。一部分人愿意走第二条路，但是他们还不能做出有决定性的行动。第三部分是一些徘徊歧路、动向不明的人们。他们既不想得罪蒋介石和美国政府，又想得到人民民主阵营的谅解和容纳。但这是幻想，是不可能的。”
“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基本上是第一部分人和第三部分人的混合物，第二部分人为数甚少。这个政府到今天为止，仍然是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的工具。”评论在历述了四月一日南京十一个大专院校六千多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残酷镇压，死伤一百余人的事件后指出：“四月一日发生于南京的惨案，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保护蒋介石、保护蒋介石死党、保护美国侵略势力的必然结果。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和蒋介石死党一同荒谬地鼓吹所谓‘平等的光荣的和平’，借以抵抗中共八项和平条件，特别是抵抗惩办战争罪犯的结果。李宗仁何应钦政府既然派出和谈代表团前来北平同中国共产党谈判和平，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条件以为谈判的基础，那末，如果这个政府是有最低限度的诚意，就应当以处理南京惨案为起点，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在南京上海的特务暴徒，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这个真理，难道现在还不明白么？”
评论说：“我们愿意正告南京政府：如果你们没有能力办这件事，那末，你们也应协助即将渡江南进的人民解放军去办这件事。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事，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逃难，免得再受蒋介石死党的气，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订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签一个协定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系统中开始愿意立功自赎的人们有利，对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有利，只对蒋介石，对蒋介石死党，对帝国主义者不利。不签这个协定，情况也差不多，可以用局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可能还有些战斗，但是不会有很多的战斗了。从新疆到台湾这样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国民党只有一百一十万左右的作战部队了，没有很多的仗可打了。无论签订一个全面性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而签许多局部性的协定也好，对于蒋介石，对于蒋介石死党，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一句话，对于一切至死不变的反动派，情况都是一样的，他们将决定地要灭亡。”
评论最后说：“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余地也没有了。”
李宗仁听了这篇措词强烈的广播，犹如五雷轰顶，他的“划江而治”的美梦，像肥皂泡似地破灭了。正在李宗仁发呆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进来了，劝慰道：“总统先生不必太悲观吧？据我所知，国防部已经向政府保证，长江天堑至少可守半年；而京沪线作战，也有把握打三个月到六个月。如果贵总统能够真正领导反共战争，我想美援还会继续，而且还要加强哩！”李宗仁闻言道：“实在太感谢了，如果贵国继续大力援助，情况就不同了，说不定我们这匹‘死马’真能‘复苏’过来。”
美国大使走后，李宗仁和他的智囊团研究再三，觉得不能太软，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便于四月七日晚十一点给北平去了电报。全文如下：
北平。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谅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现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为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已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再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
弟李宗仁。四月七日（卯阳）印
李宗仁的“卯阳电”可谓用心良苦，措辞美妙，既表示了“和平诚意”，又为战犯进行了解脱。“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话中有软有硬，软硬兼施。给人的感觉，李宗仁在“认错谢罪”，其实，口气之间，已经表示拒绝投降，希望取消八项条件中的第一项。难怪，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夸奖说“这个电稿拟得太妙了”。但是，这样的花招是瞒不过中共眼睛的。第二天，毛泽东对李宗仁发了复电。电文如下：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的而奋斗。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李宗仁收到毛泽东的复电后，随即召集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进行研究，并由何应钦出面，于四月九日给张治中发去了“卯佳电”，“卯佳电”根据国民党中常会的决议，要求张治中坚持以下各点：“一、为表示谋和诚意，昭信国人，在和谈开始进行时，双方应即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进行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其无谋和诚意，政府应即召回代表，并宣布和谈破裂之责任属共方；二、为保卫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以践履联合国宪章所赋予之责任，对于向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之外交政策，应予维持；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所有施行暴力之政策，对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之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双方互相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述第二、三、四各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
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在收到何应钦的“卯佳电”后，无不摇头、叹息。他们心里清楚，划江而治的希望已经破灭，要求双方停火，实际上只是请求对方停止进攻。最大的困难是关于战犯问题，这一条得不到解决，则和平条款不可能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即使谈妥也无法签订，他们深知国民党已无力再战，希望中共让步，争取尽可能好的条件。
张治中来北平前，曾去溪口，劝蒋出国，到北平以后，更痛感蒋的留居国内，实为和平的最大障碍，所以又再去信，痛陈利害，摘录如下：
……默察大局前途，审慎判断，深觉吾人自身政治经济腐败至于此极；尤其军队本身之内腐外溃，军心不固，士气不振，纪律不严，可谓已濒于总崩溃之前夕。同时在平十日以来所闻所见，共方蓬勃气象之盛，新兴力量之厚，莫不异口同声，无可否认。假如共方别无顾虑之因素，则殊无与我谈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振旗鼓为作最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此非怯懦自卑之言，实由我方党政军内腐外溃之情形，积渐所致，由来已久，大势所趋，大错铸成。尤其既失之民心，今已不可复得。纵以钧座英明，亦万难将此腐朽集团重新提振有所作为也。倘吾人知彼知己，即以吾党北伐时期北洋军阀腐溃失败之经过事实而益可证明。职是之故，惟有钧座痛下决心，放下一切，毅然决然放下一切。能如是，则腐朽集团经受剧变之深刻刺激，唤起淘汰作用，产生新机，将来尚有重新提起之一日。而不然者，将使失败之中遭受更大更惨之失败，而无复再振再起之可言。此实从任何方面冷静观察，皆为必然之情势与现实，摆在吾人面前，显而易见，决非张大其词、危言耸听之意也！
前与吴礼卿先生到溪口时，曾就两个月来大局演变情形加以研究判断结果，认为无论和战，大局恐难免相当时期之混乱，而钧座虽引退故乡，仍难避免造成混乱之责任，此最大吃亏处，亦即最大失策处，惟有断然暂时出国，摆脱一节牵挂为最有利……职素以吾人应拥护领袖成功不拥护领袖失败为言为志，倘今此建议仍不蒙钧座采纳，而仍听信拥护领袖失败者之言，留居国内，再起再战，则非至本党彻底消灭、钧座也彻底失败不止。今请再将往者一切失败经过作一检讨，昔日一切建设献策者孰是孰非，无不晓然，目前之情势，岂非铁的事实证明乎？
这封信是由屈武带回南京托吴忠信转交的，蒋阅此信，大发雷霆，仍我行我素，毫无更张之意。
且说在北平，经过几天的紧张讨论，和双方代表团多次交换意见，四月十三日早晨，周恩来向南京政府代表团提交《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一份。晚上九时，正式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议一开始，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一概括的说明。他说：这个草案是根据毛泽东主席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而草拟的。他回顾了战争发展的历史过程，指出：事实是很清楚的，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言里明确这个责任。
接着，周恩来又对《协定草案》各个款项的具体内容逐项作了说明。关于惩办战争罪犯问题，他说：这次战争中主要战犯必须惩办。如果他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可以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四月十四日，南京代表团经过一天的研究，提出一个修正案。张治中以后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修正案和原草案最大的不同之点是：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也有若干的修正。”当晚，张治中把这个修正案交给周恩来。第二天，四月十五日晚上七时，周恩来把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送给张治中，并定当晚九时在勤政殿举行第二次会议。周恩来说；“如果我们没有最后定稿，就使南京代表团无以说服南京当局；没有这个最后的定稿，就不能使它考虑同意与不同意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结果。我们提的最后方案，南京代表团乃至南京当局都有他的自由，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
张治中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回到住处后，经过代表团郑重的研究，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我们所提修正意见四十余处的过半数，特别是关于战争罪犯一项删去“首要与次要”字样；原来把南京政府和所属部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一句也改变了，所以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解‘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的好。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并决定在十六日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带了文件回南京去，劝告李、何接受。”
果然，黄绍竑、屈武带着《国内和平协定》到南京后，李宗仁立即召集白崇禧、夏威等商议，白崇禧一看完《协定》，立刻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为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说完就站起来往外走了。
白崇禧出尔反尔，不满李宗仁向共方妥协，反而向蒋介石讨好。主张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在中原人民解放军四月一日在平汉路花园市西周家庙地区的战斗中，缴获的白崇禧发给国民党第三兵团司令张淦的密电中讲道：“吾人今日为爱护五千年历史文化，为保证人民自由的生活方式，应在三民主义共同信仰基础下，不分畛域，不问党派，团结一致，作殊死斗争。尤当支持中枢，作有效之决策。否则人自为谋，分散力量，古今多少失败惨痛的历史教训，转瞬落到吾人头上矣！”在关键时刻，白崇禧又和蒋介石站在一起了。
黄绍竑对白崇禧此举十分不满。在白走后，黄从公事包里掏出一张古色古香的信笺，将他在飞机上填的一首词《好事近》，拿给李宗仁看，上面写道：“翘首睇长天，人定淡烟笼碧，待晚一弦新月，欲问几时圆得？昨宵小睡梦江南，野火烧寒食，幸有一番风送，报燕云消息。北国正花开，已是江南花落。剩有墙边红杏，客里漫愁寂寞。此时遇着这冤家，误了寻春约，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飘泊！”
李宗仁看后苦笑道：“今日之下，我已经没有心情吟诗作赋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愿闻其详。”
“据我看来，蒋先生的的确确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我们广西人士应该清醒一些，另辟求生之道，再也不该替蒋先生效犬马之劳，否则糟不可言！我所以说：‘此时遇着这冤家，误了寻春约，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飘泊！’就是这个意思。”黄绍竑说到这里叹道，“广西如果在这个时候再失去机会，那昔日一番辛苦，今后全付流水，没法补偿！中共的条件虽然苛些，但不是不可接受，何况代总统已经答应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了！”
李宗仁面色如土，沉吟良久，然后说道：“难呀！即便这个协定签了字，没有蒋介石的认可，还是一张废纸啊！如今我这个代总统，是有其名无其实啊！”说罢，就托张群带着《协定》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一看，大发光火，拍着桌子大骂道：“文白无能，丧权辱国！”他对亲信们说，“可恶之极！我恨透了那批脓包！当年他们两万几千里行军，我们动员全国力量，竟不能把他们消灭干净，好，今天该让我们伤脑筋啦！”
四月二十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奉命复电张治中并各代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电文如下：
限一小时到。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张首席代表治中并转邵、章、李、刘诸代表钧鉴：黄代表绍竑、屈顾问武返京备述和谈经过，并携回中共代表团所提出之《国内和平协定》全文得悉。今日国家破残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在八年惨烈抗战获得光荣胜利之后，国际地位反一落千丈，此皆由于战乱之所致。但求能彻底消弥战祸，实现真正和平，使人民获得休养机会，国家进入建设途程，吾人自应不惜一切牺牲，以促其成，庶几毋背革命之初志；上可以对中华民族之列祖列宗，下可以交代后世子孙。政府方面，自蒋总统之元旦文告倡导和平，以迄宗仁、应钦等主政后之一切措施，无一非遵循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之意旨，以国家人民最高利益为前提，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开诚布公，苦心谋和。蒋总统之毅然引去，与宗仁前致毛泽东先生卯阳电，即在欲牺牲一己，以成大局，耿耿此心，宜为全国同胞所共鉴。乃纵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除兄弟阋墙之争端者，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希望中共方面确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对此项协定之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予以考虑……兹为培祥和空气，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之决心与诚意，俾和谈得以顺利进行。特电布达，希即将上述各项意见传达中共方面，并复为盼。李宗仁、何应钦卯号印。
历时二十天的和谈，至此宣告完全破裂。和谈破裂后，张治中在四月二十二日向南京和中共方面表示，定在二十四日回南京“复命”。他天真地认为，代表团是为和谈而来的，和谈既已破裂，理应回去复命。周恩来知道后，当天就到六国饭店去看望张治中。他向张治中表示恳切的挽留。他说：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或者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他情词恳挚地对张治中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在周恩来深情而坚决的劝阻下，张治中和南京代表团其他代表终于留了下来。
同南京政府之间的谈判虽然最后破裂了，但这次谈判中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对中共继续同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谈判，对和平解决绥远、湖南、新疆等地的问题，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九十）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指派齐燕铭等连夜赶到北平
一九四九年初，虽然中华大地仍然硝烟弥漫，炮声隆隆，但是由于震撼世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大决战，以雷霆万钧之力、摧枯拉朽之势，歼灭国民党军队一百五十多万的辉煌战绩宣告胜利结束，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任务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
鉴于这一历史新情况，在平津战役刚结束的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夜，周恩来打电话给住在平山县李家庄的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秘书处处长周子健、交际处副处长申伯纯等，要他们立即到西柏坡接受新任务。
齐燕铭一行抵达西柏坡后，已经是二月一日凌晨一点多钟了。仍在灯下孜孜不倦工作的周恩来，招呼他们坐定并嘱警卫员端来暖身的热茶后，便开门见山地说，叶剑英同志已来了电报，说和平解放北平的协定在一月二十日签订，三十一日人民解放军已经入城接管，平津战役宣告胜利结束。现在，你们要连夜出发，赶到北平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是首要任务。再就是在华北局和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协助下接收以下一些地方：一是接管中南海，成立中南海办事处，负责中南海的房屋管理和卫生工作；二是接管香山，将它作为党中央驻地；三是接管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德国饭店等大饭店，为接待各地民主人士云集北京作准备。他又说：同时请你们把住在李家庄的周建人、胡愈之、韩兆鹗、何惧、符定一等一批民主人士一起带去。事先，周恩来已经指定杨尚昆、金城为他们准备了几辆卡车。
接着，周恩来致电叶剑英，告以齐燕铭一行赶赴北平的任务，并说明了一起去的一些人的情况。
二月三日早晨四、五点钟，齐燕铭一行抵达北平，并根据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的指示参加了当天的人民解放军入城式。这一天，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和从各解放区汇集到北平的民主人士、各界代表数百人在箭楼上检阅了入城部队。部队从永定门进城，到箭楼分两路行进。检阅时间长达五个小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后不久，二月十四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东北局、华北局及平、津两市委电，明确指出：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即将前往沈阳迎接在东北的民主人士到北平。原到华北的民主人士多数已去北平，现将在东北的民主人士接去，是为了能集中起来“协商大计，准备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周恩来在电文中强调：在各方民主人士汇集北平之后，应召开一次欢迎大会，地点最好是在中南海。二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市军管会、中共北平市委、北平市人民政府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欢迎会，热烈欢迎由东北、天津、李家庄等地到北平及留在北平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与会宾主济济一堂，共四百余人。欢迎会由叶剑英主持，林彪、彭真代表中共中央致词，欢迎这些从各地区来到北平的民主人士。
随最高统帅部由农村转入城市
三月十三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作总结时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二十三日，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这天上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率领最高统帅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离开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西柏坡，朝古都北平进发。
临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兴奋地谈笑着。周恩来问毛泽东：“没休息好吧？多休息一会儿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很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风趣地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接过话茬，笑着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三月二十五日晨六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一行抵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自此，最高统帅部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在车站，毛泽东等同迎候在车站的林彪、罗荣桓、叶剑英、聂荣臻、李克农等见面，随后乘车到颐和园休息。
周恩来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稍事休息，就同叶剑英到西苑机场检查阅兵式的准备情况。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代表都到西郊机场欢迎。
下午四时三十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乘车从颐和园出发，五时抵达西苑机场。此时，军乐声欢呼声响彻天空，经久不息。叶剑英、聂荣臻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分乘敞篷吉普车，开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接受检阅的部队是清一色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一个炮兵师、一个装甲坦克师、一个骑兵师，共三万人。
紧接着，毛泽东等接见了北平市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各界代表，随后又来到一百六十多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欢迎行列，热烈地同张澜、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孙叔通等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并叙谈了半个多小时。最后，周恩来看了看手表说：“朋友们，先生们，谢谢大家来到这里欢迎毛主席、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天快黑了，诸位先生早些回去休息吧，以后有机会再谈，以后见面的机会多得很。”
检阅仪式完毕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驱车前往香山。自此开始，香山成为最高统帅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转移到北平时的最早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中共中央在这里完成了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解放全中国和筹建新中国的历史任务。
在勤政殿专心起草共同纲领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后，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相继解放，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制订一个以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为主题的共同纲领的时机，业已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