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开始具体领导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同民主人士、各界代表共商团结建国大计。
五月下旬，周恩来、李维汉代表中共中央分别同在北平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救国会、上海团联等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频繁接触，商议通过成立新政协筹备会来进行各项筹备工作的问题。经各方充分协商，六月十五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宣告成立，提出了起草以建设新中国为主题的共同纲领的任务。
十六日，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指出：起草共同纲领是新政协筹备会的一项主要任务，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会上，周恩来当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副主任和第三小组即起草共同纲领小组组长，许德珩为副组长。
十八日，起草共同纲领小组成立。周恩来在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布置共同纲领的起草问题时指出：由我们小组负责起草的共同纲领，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也是各党派各团体合作的基础”。这项任务很繁重，很紧迫，我们“必须加紧工作”。这次会议决定，委托中国共产党负责共同纲领的草拟工作。随即小组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和其他等五个小组，分别就有关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并写出具体条文，供起草人参考。
六月下旬，周恩来亲自动手，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专心致志地起草共同纲领。毛泽东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篇著作成为起草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共同纲领草案五易其稿后，于八月二十二日前夕形成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铅印稿。这天深夜，周恩来将铅印稿送毛泽东审阅。
《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分为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两部分。这个草案初稿已经把重点放到国家建设方面，而且具备了在宪法颁布前作为新中国的根本大法所应包含的基本内容。至此，共同纲领的基础已经奠定。但是，从行文的形式来看，有必要按照法规行文的一般要求，使纲领更加明确、简练、规范和条款化。
随后，毛泽东、周恩来、胡乔木等立即对《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进行技术性的结构调整与修改工作，经过十余天的紧张工作，九月五日，形成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初稿。
这以后，中共中央将这个《纲领（草案）》初稿正式提出，并由周恩来先后主持或指导召开了七次会议，其中三次共同纲领起草小组会议、二次政协代表会议和二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议，集思广益，广泛地吸收各方面的意见。
同时，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又先后对《纲领（草案）》初稿进行了若干次修改。九月十日晚九时，周恩来等在毛泽东处讨论修改《纲领（草案）》初稿，工作到次日晨七时。
经过以上充分的民主协商，沟通思想，反复讨论修改，使《纲领（草案）》日臻完善。
九月十七日，周恩来主持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他在会上代表常委会做关于三个月来筹备工作的报告。会议通过这个报告，并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提议将新政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将政协会议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作为正式议案，提交即将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审议。
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草案）》，既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又完整地规定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项政策的基本原则。至此，历时三个月的筹备工作胜利结束。
政协会议召开
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出席开幕式的有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华侨代表和特邀代表等共四十六个单位六百六十二名。推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八十五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主席台布置得庄严大方，中央悬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照片，上面悬挂着中国人民政协会徽，两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大会宣布开幕后，军乐队齐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场外鸣放礼炮五十四响。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长达五分钟。
接着，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听到这些鼓舞人心的话，与会代表心潮起伏，长时间热烈鼓掌。
会上，周恩来代表筹备组做了题为《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为了完成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伟大任务，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形成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它的最好的组织形式。”
这次大会通过了《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政协组织法》，并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改名为北京。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五十六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会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
卷六总理国务呕心沥血
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周恩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部长，还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等职。一九五六年九月，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他为处理党和国家各方面的日常事务承担了繁重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前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几个五年计划都是他主持制定和组织实施的。在统一战线、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等工作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十九、出任共和国总理
（九十一）出任共和国总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正式成立了。”顷刻之间，在天安门广场上三十万人的海洋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这一天，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这个任命，反映了全党同志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对他的高度了解、信任和支持。一九四八年春，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曾向中央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刘少奇、朱德等汇报了应该赶快抓经济工作的问题，并提出了若干建议。但是怎么个搞法，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的研究。朱德说：“快啦！咱们的周恩来同志快来了。他是个管家的，管这一个家。他会把这个事情办好。”并且加重语气地说道：“他这个人，历来是管家的，是个好管家。”这以后，周恩来便把精力集中到了筹组政务院及其所属机构以及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上。
政府机构的人事安排是一件急需解决的重要事情。在筹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一直在研究需要量很大的政务院机构的工作人员从哪里来。最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商议决定取消华北人民政府，把这个班底拿过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基础，并参照华北人民政府的经验组织政务院。同时也从其他大区陆续抽出一部分人特别是负责人来充实、加强政务院，如陈云、李富春就是从东北调来的。
在人选问题上，政务院以及下属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有许多是周恩来提名，同毛泽东慎重商议后，经政治局审定，再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
对民主人士的安排，是周恩来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鉴于民主党派在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周恩来认为，各民主党派的主要人物都应有所安排。但是怎样平衡，却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由于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时间比较久，对各党派民主人士的情况比较熟悉，经验积累得也多，因此民主人士的任职名单，基本上是周恩来提出来的，并且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在平衡中，值得一提的事有这么几件：
首先是对傅作义的安排问题。当时，中央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其中包括了程潜、张治中、龙云、傅作义这样一批国民党著名将领。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北京有着特殊贡献，这是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的一个大功劳，一定要再给他安排一个部长职位。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工作。这样，周恩来又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并安排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李葆华到水利部当副部长、党组书记，协助傅作义工作。周恩来很尊重傅作义将军，在酝酿配备水利部领导班子时，他请傅推荐人选，并对李葆华等人说：“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很快，傅向周恩来推荐两位民主人士，一个是张含英，曾是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比较负责的技术专家；一个是刘瑶章，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秘书长。不久，张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刘被任命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同时，周恩来委托薄一波每年请傅去作一次客。
二是劝说黄炎培担任公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旧中国曾多次拒绝旧政府的高官厚禄。一九四九年来到解放后的北平也无意做官。经过周恩来深入细致的工作，黄炎培终于同意接受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职务。这时他已经年过七十了。他的这一行动，使他的子女也感到难以理解。任职后不久，他在回答自己子女提出的疑问时，详告了周恩来向他动员的经过，并严肃地解释道：“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呵！”
三是李书城任职的问题。周恩来提议李书城当农业部长，有些同志不明白，为什么提他呢？周恩来认为，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继之又投入了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党的一大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在我们党内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也做过有益的工作；这样做，体现了照顾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为此，周恩来派薄一波找李书城谈话，并对薄说：“他有这么一个历史，要照顾这个历史。你去跟他谈谈，说要提他为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的。
周恩来深谋远虑，费尽心思，在他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袖或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安排进来了。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的负责人中，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相当的比重：四个副总理中共产党员二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二人；二十一个政务委员中，共产党员十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十一人；政务院下属三十个机构的负责人九十三人中，共产党员五十一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四十二人。许多民主人士对此十分感动，称赞道：“周总理真不愧为‘周’总理啊！”这个“周”是周到的意思。政务院人事安排就绪后，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召集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了政务院成立，并作了题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他说明了政务院的性质，指出：“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他还强调：政务院既已成立，各部门都应该有一个组织法，现在由政务院先规定原则，再由各部门自己拟定工作条例、组织条例，以便依法办事。
政务院成立后，根据政务院第一次会议精神，周恩来又抓了《政务院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等条例的制订，促使新政府各部门的工作迅速走上正轨，适应了“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的需要。
（九十二）出兵朝鲜前后
建国前，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建国后，周恩来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副总参谋长。因为徐向前有病，一九五○年初聂荣臻被指定为代理总参谋长。这时朱德的身体也不好，医生再三要他休息，主持军委工作的是毛泽东、周恩来。
军事工作是十分紧张的。聂荣臻说：“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那里经常叫我去汇报、谈话或开会。这些会议大多是在晚上进行，而总参谋部的工作在白天，这样我休息的时间就很少了。每周总有几个夜晚不能睡觉，更没有什么星期天和节假日，这也是当时我特别劳累的一个原因。”
从这也可想见周恩来当时的繁忙程度，他既要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又要兼管政府的工作。
前方，解放战争进展神速，到一九四九年底，全国大陆除了西藏外，已经全部解放。一九五○年四月十六日到五月一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歼灭国民党军薛岳部队三万多人。剩下的战事不多了，而解放军的人数包括改编的原国民党部队，已经达到五百多万。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需要很大的财政支出。
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中央准备大量复员军队。
一九五○年四月间，周恩来在第二十八次政务会议上说：“一九五○年把军队数目从五百六十万减到四百万。”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定都南京后，搞裁军，用来排斥异己。周恩来说，我们复员，“不要惊动起义军队，因为过去一裁军便裁了杂牌军”。总的目标是减到二百八十万，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复员到四百万，减少一百多万。
五月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参谋会议上，对军队的整编问题提出意见，说我们的整编原则是使解放军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在近代化条件下发展。
六月五日，中央复员委员会成立，由委员十五人组成，周恩来担任主任，聂荣臻是副主任。六月二十日，政务院开扩大会议，布置复员工作。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报告，毛泽东也到会讲了话。
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说复员的是建立新中国的有功之臣，党政军民要齐心把工作作好，复员前要很好动员，进行评功、鉴定，复员时部队要欢送，地方要欢迎，妥善安置，要规定一系列的待遇，如发给粮食、布、现金，直至对婚姻纠葛的处理办法等。傅作义、张治中等也到会了，听了很激动。他们说：从旧社会来的人，最有体会，同国民党的裁军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措施”。
正在新中国准备大量裁减军队的时候，情况突变。六月二十四日，周恩来还在主持政务院会议，讲一九五○年准备再减少军队一百二十万。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北南双方爆发了内战。二十六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的空军、海军参战，支援朝鲜南方李承晚政府。二十七日，杜鲁门公开宣布武装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还命令他的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帝国主义武装进攻的威胁。
中国立刻作出反应。
二十八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周恩来在百莽中，时时关心着朝鲜战事的发展。朝鲜是我国东北的紧邻，而东北，白山黑水，区域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当时中国仅有的一点重工业企业，基本上都在东北。周恩来注视着地图心想：战火会不会蔓延开来？会不会影响到我国东北的安全？
他同毛泽东商议了这件事。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七月七日和十日，两次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的问题。
十三日，周恩来书面报告毛泽东说：这两次会议商定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分别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第十三兵团、第四十二军和若干炮兵师、高炮团、工兵团，共二十五万五千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八月五日前到达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通化、本溪、铁岭等地。空军编成三个团在东北训练，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
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开会，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的准备工作。
会上，他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解放了华南、西南广大地区和海南岛、舟山群岛等。这期间重要的是建设，大家忙于政府工作，部分力量搞军事。今年对军队提出了生产任务和考虑复员一部分，只用部分部队进行解放海岛和准备进军西藏，而在生产和复员上却用了很大力量。朝鲜战争爆发后，给了我们新的课题。美帝国主义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它如果压服朝鲜后，下一步必然进攻中国。我们对于朝鲜，不仅看作兄弟国家问题，不仅看作和我国东北相连接有利益关系的问题，而且应该看作是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根据战争的情况，要设想战争的长期化。这和我们东北边防军的准备工作是有联系的。我们现在如果不抓紧时间积极准备，万一形势恶化，就会措手不及，陷于被动。
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讲到了将来如果出国作战，可以采取“换班的办法，轮流补充”，“用这种办法整补为最好”。
八月二十五日，在第四十七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也讲到：“现在看，朝鲜战争可能变成长期”，“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他讲了在北伐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和关内抗战，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中，都有朝鲜子弟参加，朝鲜民族与我们是血肉相连的。
朝鲜战争之初，朝鲜人民军六月二十八日解放汉城，七月二十日攻克大田，到八月中旬，解放了南朝鲜百分之九十的地区，把美军和李承晚军队压缩到洛东江以东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美军一面负隅顽抗，一面利用釜山港继续增援兵力。战争成了胶着状态。
我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在密切注视着，八月中旬连续开会，研究朝鲜的战争情况。总参谋部作战室根据朝鲜战场的状况进行了图上模拟演习，对演习的结果作了分析，认为美军的下一步行动最大的可能是在人民军的侧后登陆，进行中间截断。对于在什么地方登陆也作了分析，认为适宜登陆的港口有六个，可能性最大的是在仁川登陆，它的后果也最严重。八月二十三日凌晨，作战室的负责同志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个分析结果。周恩来很重视，带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后来，九月十五日，美军七万多人果然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在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下转入退却。二十八日，敌军攻占汉城，二十九日进抵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三八线”。
美军过不过“三八线”？如果过“三八线”北进，就是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这是一个严重的行动。周恩来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密切地关注着。
九月三十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作了《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
报告中说：“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的形势。”“很明显，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最后一句“也不能”三字下面“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是这一讲话稿的画龙点睛之笔，这是在定稿时周恩来亲笔加上的。
这个讲话，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用显著的版面公布了。
接着，十月三日，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美国军队正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这样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把这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我们至今仍主张如此。”这次约见的时间是在凌晨一点钟，这也说明了周恩来急迫的态度和制止战争扩大的心情。这次会见时作翻译的是浦寿昌，周恩来事先对他讲，要突出一个“管”字，把这字翻译成英文要有相当的份量。周恩来这次谈话，是因为中国和美国还没有直接外交关系，要通过印度政府给美国传话，让他们知道中国的态度。他知道中文的“管”字在英文中不大好翻译，特意要浦寿昌好好琢磨一下，以便在翻译时准备无误。
中国将会采取什么态度？美国政府当然是要考虑的。
八月间，杜鲁门曾经派阿弗里尔·哈里曼到东京见“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问他这个问题。麦克阿瑟表示不相信苏联有意于直接干涉，或卷入一场大战，他相信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九月二十七日，杜鲁门批准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的指示，要他“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并授权他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
周恩来的国庆讲话和同潘尼迦的谈话，迅速地传到了白宫，杜鲁门没有重视，认为这只是周恩来的“恫吓”。但是，杜鲁门觉得“中国对朝鲜的干涉的可能性当然不能不加以考虑”。他要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下指示。指示中说：“今后中国共产党要是不事先声明就在朝鲜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你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只要在你控制下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胜利，你就继续行动。”一方面，美国政府却放出空气，说是美军将停止在“三八线”上。
十月十五日，杜鲁门乘飞机到太平洋中的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保证：“朝鲜的战局是赢定了”，“中国共产党参加战争是不大可能的”，最多，他们可能派五六万人进入朝鲜，但是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南下到平壤，那一定会遭受惨重的伤亡”。“在南北朝鲜，抵抗都会在感恩节前结束”。杜鲁门给麦克阿瑟颁发了勋章，说：“这次会谈回来更增强了我的信心。”
十月七日，美国侵略军已经开始越过“三八线”，疯狂地向中朝边境进犯。
中国出兵不出兵？中共中央酝酿了多次。
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六日，又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是主张出兵的。周恩来也是主张出兵的，说：我们不想打，但是敌人逼我们，快到鸭绿江边了，不能见死不救，这是援朝，也是卫己，唇亡齿寒嘛！
四日下午，中央派飞机从西北把彭德怀接到北京的会场上，彭德怀也认为“出兵援朝是必要的”。会上决定彭德怀领兵前去。
十月八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央正式决定之后，周恩来受委派，在十月八日这一天，带了翻译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到苏联去商谈。他们坐的是安二型飞机，时速只有二百多公里，到莫斯科用了三四天时间。第一天到伊尔库茨克，第二次到新西伯利亚，接着又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然后才到莫斯科。
此时斯大林正在南方黑海之滨的休养地，因此，周恩来等又乘飞机到达斯大林的休养住所。
据当时同行的康一民谈：“周总理此行的目的是，告诉苏联领导人，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并且要求苏联给中国军事援助和派空军进驻东北及北京、天津、上海等沿海大城市。”
谈判中，苏联方面有了变化。
当年的志愿军领导人洪学智有一段回忆：“我们十三兵团已经做好了一切战前准备，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要中央一声令下，就立即向朝鲜出动了。就在这时，斯大林突然通知我们说，他们的空军还没准备好，要暂缓出动。后来我听彭总讲，斯大林说的没有准备好，并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斯大林对我们能不能打胜这场战争有怀疑。他看到我们真的决定要出兵了，而且美国准备宣布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他就犹豫了。斯大林觉得中国的军队虽然在国内战争中胜利了，但装备那样差，到底能不能打败美军，没有底。觉得如果他们出动空军掩护我军，一旦我们打败了，就把他们给卷进来了，苏联就会有与美军直接对抗的危险，甚至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苏联态度的变化，毛主席和彭总都感到很突然。”
在莫斯科，周恩来同样也感到很突然。他立即打电报给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
这时，前方的志愿军已经整装待发。毛泽东立即给彭德怀打电报：
“彭高、邓洪韩解：（一）十月九日命令暂不执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毛泽东，十月十二日二十时”
彭德怀十三日就赶到北京。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会后，毛泽东打电报给周恩来，说：
“（一）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要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一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当然，新中国才成立不久，人民已经打了十几年仗，军队的装备陈旧，要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的现代化军队打仗，困难是不小的，特别是空军还没有建立起来，作战时没有制空权，就会十分不利，所以中国决定出兵后，希望得到苏联在装备上的帮助，特别是空军的支援，结果发生了这一个曲折。
周恩来后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这件事，说：“他（指美军）逼近了鸭绿江，我们就下决心，去与斯讨论。两种意见：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这是斯说的。我们问：能否帮空军？他动摇了，说中国既困难，不出兵也可，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谈了一天，晚上就要决定，马上电问毛主席。”“毛主席电报去，觉还是出兵，先打李承晚军，把美军孤立，逐步想办法。”
又一次，周恩来谈到这件事：“抗美援朝时，我同林彪一道去苏联与斯大林谈判，说苏联是否出点空军，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了（指出兵过鸭绿江——作者），没有空军有困难。斯大林说空军不能派。林就很高兴。后来毛主席决定，即使苏不派飞机，我们还是出兵。”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周恩来同莫洛托夫等继续商谈，最后苏联方面同意中国出兵和给予军事装备的援助，并且同意派飞机帮助中国防空和训练，不过飞机只到沈阳。
（九十三）在抗美援朝中
周恩来回国后，十月二十九日又同苏联顾问沙哈诺夫等会谈。沙哈诺夫对周恩来说，苏联方面又同意派苏联航空员驾驶喷气式到安东担任防空了。十一月十日左右，苏联空军可以移到安东。
十月二十四日，周恩来讲了当时形势：美国飞机已经侵入我国领空十二次之多了。我们国家需要恢复生产，我们的确也正在恢复。我们本想一九五一年减少军费，增加经济建设费和文教费，还考虑增加公教人员生活费，但是敌人不让我们这样作。美军在仁川登陆以后，我们想他是否会停在“三八线”？敌人占领汉城，印度尼赫鲁转告我们，三外长会议说好不过“三八线”。但是，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三外长会上决定的是和缓中国，过“三八线”，过了以后，再搞中国。我在九月三十日发表了声明。十月三日，敌军已过了“三八线”。我对潘尼迦讲不能不管。尼赫鲁转告英国贝文，贝文通过尼赫鲁表示到离鸭绿江四十英里就停止，当时已到平壤。现在已由平壤北进。显然，这是第二次欺骗。“敌人得寸进尺”，我们“过去做的已无效，只有力量的管才能起作用”。管的结果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给敌人以挫折，使它知难而退；另一种是它可能孤注一掷，因为美帝国主义有疯狂的一派，我们应有准备。我们并不愿战争扩大。周恩来说：“力争第一种可能”。
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在北京最后一次研究了志愿军入朝鲜后的部署和作战方针。十九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四个军和三个炮兵师一个高射炮兵团开始秘密渡过鸭绿江。这时美军和南朝鲜李承晚军队正迅速向鸭绿江推进。二十五日，两军相遇，开始了第一次战役，经过十三个昼夜的艰苦作战，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到十一月七日结束。志愿军把敌军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清川江以南。敌军坚持要占领全朝鲜，增强地面部队到二十二万多人，飞机一千二百余架，发动全面进攻，宣称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志愿军作好准备，进行第二次战役，共歼敌三万六千余人，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原“三八线”以北（除襄阳外）的全部领土，还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和延安半岛。这次战役震惊了世界。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乘胜发起第三次战役，经过九天连续作战，把敌人赶到三八线以南，解放了汉城，又歼敌一万九千多人。后来又经过第四、五两次战役，到一九五一年六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灭了敌军二十三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并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
美国统治集团被迫承认，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已经不可能了。一九五一年六月初，美国政府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透露愿意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中旬，又通过中立国的外交人员向我国试探，同时，军事上暂时放弃了实行全面进攻的行动而转入战略防御。六月二十三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根据中朝政府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立场，和美国政府表示愿意谈判的意向，提出双方谈判的建议。三十日，“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令发表声明，同意停战谈判。七月一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通知李奇微，同意派代表与美方会晤。十日，双方在开城开始举行停战谈判。
朝鲜战争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战争。“打一场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物力的竞赛”。战争的物资消耗十分巨大，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资保障，取得战争胜利是不可能的。彭德怀甚至讲：“三七开，前方功劳三分，后方功劳七分。”例如一九五三年夏季攻势中，一次二十多分钟的火力急射，就用了弹药一千九百多吨。金城战役一仗，消耗物资三万四千多吨。战争三年，仅主副食、弹药、油料等几项主要物资的供应，就近三百万吨。志愿军是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既要由国内筹集，还要冒着敌机狂轰滥炸运上去。聂荣臻回忆说：“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都向他请示。他抓得很细。”“总之，恩来同志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费尽了心血，作出了宝贵贡献。”
在一九五○年十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志愿军入朝作战时，周恩来说，要“有充分准备，一出手就胜”，在这样的战略意图下，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战争开始后，周恩来挑起了协助毛泽东组织、领导这次战争的重任。从志愿军的编组、装备、兵员补充，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保障以及作战指挥，他都亲自过问，运筹帷幄。为了保障作战物资的源源供应，他关心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码头等交通枢纽，指示在运输线上普遍建立“交通港”、“防空哨”，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一九五一年一月，东北军区召开后勤会议，研究志愿军的供应问题。周恩来要聂荣臻同他一起专程赶到沈阳听汇报，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如作战部队反映大盖帽不便于爬山、钻林子，周恩来立即指示改换解放帽。他了解到部队在山地作战，棉衣容易扯破，就指示在棉衣面上加绗线。当知道志愿军战斗紧张吃不上饭时，就要政务院向东北、华北、中南各省市布置，发动群众炒面。他还亲自到北京市的一些机关视察，同大家一起动手炒面。他及时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如一九五一年九月下半月到十月底，各种物资运上去需要一万二千个车皮，而按铁路运输能力只能上六千个车皮。周恩来知道后就指示主要运粮食、被服和油料，保障了前方最迫切的需要。
抗美援朝有一段时间，形势相当紧张，美军很可能从朝鲜半岛中部登陆截断志愿军的后路。中朝双方及时采取了措施。
周恩来既要及时掌握前线情况，又要组织国内各方面支援和组织后勤供应运输，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不少指示，经毛泽东批发，如《关于轮番作战方针的指示》，决定组织第一、二、三批志愿军轮番上前线，使作战既有生力军，部队又能得到切实整补，保持了持久性和高度的机动性。甚至，他连志愿军司令部的安全也考虑到了。一九五○年十一月他听到前方回来的人谈到，志愿军司令部还没有足够的防空洞，那地方是著名的金矿区，附近有四部电台，驻扎已近一月。他立即写了中央给志愿军司令部党委会的电报：“为保证志司指挥机关及其领导同志的安全，中央责成志司党委会应形成决定，规定志司驻地应经常变动，电台应分散安置，防空洞必须按标准挖好，并布置地下办公室，凡遇敌机来袭，负责同志必须进入地下室，任何同志不应违背。”
停战谈判开始后，中国方面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央派李克农、乔冠华去参加谈判工作，一切问题随时向周恩来汇报。从谈判的议程、方针、策略直到谈判的地点、中立区的范围，周恩来都缜密地考虑到了。他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了大量电报，经毛泽东同意后发往前方，指导中方谈判代表的工作，仅一九五一年八月下旬到十月二十五日就有五十多件，总数约有一二百件。
美方是谈谈打打。它把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到朝鲜战场上，作战飞机最多时达到二千四百余架，舰艇三百余艘，运用了当时除原子弹外的最先进的军事技术，仅美国远东空军就出动了七十二万架次，投掷和发射了四十七万吨弹药。但他们始终没有能攻破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防线。最后，停战协定终于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签字。
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支付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中国军队装备的改进，特种兵跳跃式地发展。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全力支援前线，加强国内空防、海防、边防和地方治安的同时，加紧组建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兵和海军舰队等，突击训练，力争尽早入朝担任作战任务。其中，除了空军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开始组建，海军是一九五○年四月开始组建的外，其他各兵种的领导机关都在一九五○年八月到一九五一年三月间建立起来了，人民解放军由几乎是单一步兵，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并决定创办解放军军事学院。
当时，武器装备从苏联购买，部队的编组、训练请苏联顾问帮助，特别是成建制地接收苏军的航空师、坦克团，就有不衔接之处，如苏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没有我国解放军传统上的地位和职权，有些条令也不适用于我国情况。周恩来不照搬苏联的一套。一九五○年十一月，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朱德、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等都参加了。周恩来在总结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了一套优良传统，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当前志愿军和将来战争中我军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保证。这些好传统，主要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作风等。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要保持过去的优良传统。苏联有他们的历史和条件，我们有我们的条件，像党的领导、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等，要按我们的传统体现在我军中。
一九五二年七月，彭德怀从朝鲜回来，这以后，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就由彭德怀主管了。但是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总理，仍经常关心着军事工作。
（九十四）领导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一九五○年二月我（即萧克——编者注）接到军委命令，要我到北京出任军委军训部部长。我交代了工作，离开了第四野战军，回到北京。一到北京，我就向周总理及朱老总、聂帅请示。他们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要建设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不仅要有强大的陆军，而且要有强大的海军和强大的空军。所有军队，要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训练，统一的纪律。他们指示我立即办三件大事：第一，办各级各军、兵种正规学校（有些学校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大量训练适应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干部。第二，制定军队共同条令，即队列条令、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以统一全军的军事生活、纪律和制度。第三，抓好部队训练。因为这时新的海、空、炮、装各军兵种正在建立，都在设立编译机构，编译有关条令教材，并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制定训练计划，开始训练了。
经过这次谈话，我明确了工作方向，也增加了信心和力量。就奉令以军委原四局——军事出战局作为基础，从华北军大抽调了近百名干部，组成军训部，开始工作。军训部成立不几天，军委开了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讨论军队办学校问题。当即确定将战争年代各部队办的许多学校、教导团队，改组为训练现代战争的正规学校（其中一部分改为专业学校），没有现成机构的组建了机构。并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大学（次年一月正式开学，改名军事学院），我兼任筹备主任。陆军大学将来的主持人，大家认为刘伯承同志是最适当的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