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我们同埃及签订贸易协定，解决埃及面临的棉花出口和粮食进口的问题，两国建立了有外交豁免权的商务代表处。不久就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在这前后几年中，我国先后同尼泊尔、叙利亚、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柬埔寨等一大批亚非国家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和外交关系。
四、对外贸易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
一九五六年初，中央领导同志为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曾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听取国务院各工业、经济部门的汇报。外贸部的汇报因叶季壮部长在苏联谈判，就由李哲人和我一道汇报。汇报中，谈到对外贸易额，一位领导同志说，我们这个国家出口贸易应该达到百把亿美元（当时我国出口贸易包括香港才十四五亿美元）。汇报结束后周总理一再叮嘱我们，扩大出口的指示是很重要的战略思想，你们必须努力去做，同时一定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件事说明周总理最重实际，实事求是。对外贸出口额能搞到多少亿美元，他心中是有数的。
五、签订合同时，要十分慎重，要重合同，守信用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大家脑子都膨胀发热，周总理及时提醒我们：脑子不要发热。签合同要慎重，一经签约，就一定要履行。这不仅是外贸部的信誉问题，也关系到国家的信誉。七月，外贸部在上海召开全国外贸工作会议，适逢周总理到上海视察工作。这时“大跃进”热潮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来了，各地区、各部门都在盲目地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外贸部领导中，也有的受了“大跃进”思想的影响。周总理很担心外贸工作出乱子，提出要向参加全国外贸工作会议的全体同志谈谈外贸工作问题。在这次谈话中，周总理强调：外贸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强调要“重合同，守信用”。当时上海正在演出昆剧《十五贯》，周总理以剧中人物况钟实事求是和注重调查研究的故事为例，针对我国外贸合同执行率比较差的现状，强调指出：你们部长、各省市厅局长、司局长、经理一定要像况钟那样，下笔千斤重，不能随便大笔一挥签合同。合同一旦签订，就要保证履行合同。由于周总理再一次强调了“重合同，守信用”的方针，防止了在“大跃进”气氛影响下，不顾国内的实际情况和外汇的支付能力，对外轻率地签订合同。周总理及时向我们敲了警钟，使外贸部的工作才没有闹出乱子来。
六、进口也要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
由于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恶果，一九六○年就出现了全国粮食供应极端困难的局面，京、津、沪、沈等大城市粮食库存只够供应几天。甚至有的城市发出告急，市民只有一天的用粮了。在这种形势面前，经周总理、陈云同志建议，党中央决定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以渡危机。这年十二月底，我随周总理前往缅甸访问。行前，在飞机场，周总理、陈云、叶季壮同志还在商量进口多少粮食的问题。当时确定的进口粮食数量是一百五十万吨。到昆明后，外贸部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二百五十万吨了。我当即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总理后，他说，这件事我不知道。随后，周总理马上打电话问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才能渡过难关。周总理了解一向精细稳重的陈云同志都主张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足以说明国内粮食紧张的程度，心里非常着急，很久没有说话。在访缅期间还多次研究进口粮食问题。在访问结束前一天，周总理对我说，访问结束后，你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问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外汇支付问题？因为当时台湾海峡局势比较紧张，美蒋对我实行海上封锁，这样运输和资金显得特别重要。我到香港召集华润公司、中国银行等单位经过了解情况，进行研究，一致认为货源、运输、外汇问题可以解决。
回到北京后，我向周总理汇报了上述情况后，总理表现出喜悦而又怀疑的心情，向我提了许多反面的问题，经答复后，他的心里似乎才踏实了。
在货源、运输、外汇问题基本解决后，我们立即开始了购粮、运输工作。在大城市粮食供应状况仍在恶化的情况下，周总理为解决粮食问题付出了很大的力量，每天晚上都把我叫去向他汇报粮食订购、运输到货情况、船只航行的情况等等。周总理为了解决进口粮食问题真是日夜操劳，呕心沥血。
（九十七）为引进新技术倾注心血
周总理每天处理着那么多的党和国家大事，对我国从国外引进新技术，一贯十分重视，亲自过问，具体指导，倾注了大量心血。
一
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取得苏联对我国建设的技术援助，周总理曾两度访问莫斯科。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年二月。第二次是一九五二年八月至九月。两次访问，我（即柴树藩——编者注）都作为随员一同前往。第一次访问时，毛主席已先期到达，周总理就住在苏联为毛主席提供的斯大林个人那座有名的郊区别墅的楼上。我同几位同志去看望过周总理，亲眼看见他是如何工作的。那时周总理除了同苏联政府谈判之外，还协助毛主席通过电讯处理着国内国外的重大问题。在我们看望他的短短时间里，他不仅同北京通了电话，接见了苏联政府派往中国的新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还准备会见胡志明。这次访问，除了商谈和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外，周总理还就苏联对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给予中国长期贷款，向中国派遣专家，以及两国的长期贸易等问题同苏联政府达成了原则协议。
周总理第二次访问苏联的时候，我国正在起草第一个五年计划。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陈云、李富春等同志）就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和要求苏联援助的项目等问题，同苏联政府、斯大林本人交换了意见。九月，周总理归国，代表团由李富春同志带队，继续留在莫斯科谈判。一直到一九五三年五月达成了协议，确定了苏联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的项目（即一百五十六项）。这一百五十六项成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建设的核心。
当时朝鲜战争正在进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封锁禁运。受国际局势制约，我国只能从苏联取得技术援助，没有别的选择。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总理和陈云同志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组织了一百五十六项的建设。时至今日，从任何角度来看，一百五十六项的建设是成功的。值得指出的是，在对外经济、技术、文化关系上，周总理并不十分强调向苏联“一边倒”。他在“八大”的发言中说：“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周总理多次代表政府声明，我国愿同一切国家发展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从来主张广泛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有益的经验和有用的人才。他总是寻求机会，力争打破美国的封锁，打开与西方国家经济贸易的僵局。建国后，特别是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前后，周总理利用时机邀请和帮助一大批留在国外的爱国的专家学者，冲破美国的阻挠，辗转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批专家学者，后来为我国建立科学研究基础，突破核能、航天等技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
六十年代初，赫鲁晓夫突然撕毁了对我国进行技术援助的协议，撤回了全部专家。在国内，“大跃进”的破坏性影响，农业的欠收，使人民生活和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极度困难。同时，美国继续敌视和封锁我国，在印度支那发动了侵略战争。蒋介石还不断叫嚣反攻大陆。在这种困难情况下，由于周总理主持的外交工作的胜利，我国同许多亚非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同一些西方国家也保持和发展着半官方的贸易关系。
一九六二年，执行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方针已收到初步效果，当时最迫切的问题还是解决人民的“吃、穿、用”，即农业、纺织、轻工和化学工业的问题。面对这种形势，周总理认为，为了解决“吃、穿、用”问题，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长远目标，需要设法打开一条路子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周总理召开了有各位副总理、计委、科委、外贸部和各工业部门参加的一系列会议，并听取了出国访问的专家和外贸部门的汇报，这些会议和汇报反映的情况是：二次大战以来，虽然世界上局部战争不断，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都有了发展，国际贸易在不断扩大，尤其是西方的化学工业在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有机合成和石油化工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合成材料，如各种合成纤维、合成橡胶、新型塑料等，合成氨设备的大型化，使化肥工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外交和外贸部门的同志认为，尽管美国竭力阻挠，但从某些西方国家进口某些技术装备是有可能的。
在一九六二年十月的一次会议上，周总理提出，结合我国当前和长远需要，首先应当争取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制造化学纤维、化学肥料和石油裂解的成套设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以建立我国石油化学工业的基础，并逐步解决迫切的“吃、穿、用”问题。这次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化纤小组和一个化肥小组，总理指定由我任组长，钱之光和李苏分别任副组长。会上责成两个小组召集专家认真讨论。综合平衡，提出进口化纤和化肥成套设备的建议，然后向他报告。
当时，我国没有同资本主义国家作成套设备贸易的经验，也没有多少外汇可用于进口成套设备，所以对进口项目的选择必须十分慎重。周总理为讨论进口成套设备问题召开过十几次会议，并多次听专家和干部汇报。周总理在指导新技术引进工作中，充分体现了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对问题的各个方面总是反复周密考虑，倾听专家和干部的各种不同意见，然后作出决定。
这个时候，有可能向我国提供成套设备技术的西方国家都还未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英国是“半建交”）。一般说，这些国家的企业界是愿意同我们做生意的，但是他们的政府因受到美国的压力而顾虑重重。周总理说，“看来，进口成套设备，不仅是技术问题、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斗争”。又说，“我们从这些国家购买成套设备可以产生以贸易促外交，以民间促政府的作用”。周总理一方面强调引进技术对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又指出引进技术同外交斗争的紧密联系。在周总理看来，引进技术是政治、经济、技术的统一。
一九六四年，戴高乐坚决顶住美国的压力，宣布同中国建交，这是我国又一次外交胜利。戴高乐的目光是注视着中国这个有巨大潜力的市场的。
周总理一贯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认为引进技术能够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但是他在处理技术引进问题时处处表现了高度的灵活性。例如：
——进口成套设备延期付款问题。从西方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如果出口厂家能从国家银行取得出口信贷，则可以实行延期付款。讨论中有同志提出，延期付款等于借外债，要考虑中国不借外债的政策问题。周总理开始倾向于不搞延期付款。但在听取了各种意见之后，同意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就要按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做法和贸易惯例进行，既然延期付款是企业间的商业行为而不是政府间贷款，可以不看作借外债。周总理最后决定，只要有利于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利于进口更多有用的必要的项目，应当争取延期付款。他针对某些国家在技术贸易上对我歧视的情况说：“贸易应当平等互利嘛，为什么他们可以向别的国家提供延期付款，而不给中国？”一九六三年六月我国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取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设备的合同，相继又同英国、荷兰、法国、意大利等国签订了类似的合同。我国进口成套设备的局面初步打开了。当时也有的国家如西德，不敢违抗美国政府的旨意，不肯接受延期付款。鉴于这些项目（石油裂解和烯烃分离设备）是我国所急需，周总理同意灵活处理，采取现汇支付，但是价格要压低。
——厂址选择问题。中央有过原则规定，从西方国家进口的项目不得建在西南、西北和边防要地。在谈判过程中发现，有些项目还必须设在这些地方。例如利用天然气为原料的化肥厂必须建在天然气产地泸州。石油化工厂的厂址有过几个方案，最后认定以设在兰州依托玉门原油和兰州化工厂为合理。为了争取时间，把项目迅速建成投产，并取得最佳的效果，周总理全面权衡后建议中央批准这两个厂的厂址分别选在泸州纳溪和兰州西固。
——由于进口设备项目建在内地，这就产生了一个某些内地要对外国人开放的问题。合同规定，外国厂家要派出技术专家和工人到建设现场，负责设备的质量检验、安装、试车、投产的技术指导，并保证生产达到规定的指标。如果不允许他们进入内地，他们就不能履行合同的保证责任。经过讨论，周总理认为，应当让这些外国人进入内地执行合同，同时要做周密的工作，这就是：
一、允许这些外国人按规定的路线进入指定地点并划给一定的活动范围，便于他们执行合同。
二、通报各地党和政府，说明建设这些项目的作用和理由，要他们全面负责，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三、阐明政策。这些外国人都是技术专家、熟练工人和经理人员，这是送上门来的工作对象，要对他们做工作。我们应当表现出社会主义国家的风度，平等地、友好地对待他们。同时也要警惕其中个别的坏人。
四、做好群众教育工作。要各地党和政府负责对外国人工作的地点以及他们路经的城市、乡镇农村所能接触到的干部群众，都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工作，把政策交给群众，做到家喻户晓。
按周总理的指示，经过周密的部署和有效的工作，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对来华的外国专家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他们归国后的反映，一般是良好的。在国内，社会风气没有因为局部对外开放而产生消极作用。
周总理对这些进口项目建设的组织也十分关心。我们一般是采取类似建设一百五十六项那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建设方法，部门、地方都全力以赴。所以，“文化大革命”以前建成或基本建成的项目，都能按期建成，顺利投产，收到很好的效果。例如从日本进口建在北京的维尼纶厂，一九六三年六月签约，一九六五年九月建成，一次投产成功，生产运行正常，把合同进度提前了七个月，干脆利索，赢得了国内外的普遍赞誉。泸州化肥厂（合成氨厂及尿素厂）和几个较小的机械厂的建设都是类似的情况。
一九六五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新技术引进小组（前身是化纤小组和化肥小组）的规划，扩大了新技术引进的范围，增列了谈判成交、询价和考察的项目，其中仅准备谈判成交的有五十多项，其中包括了许多直到七十-八十年代才谈判成交的项目，如一点七米轧机、新的石油化工项目、电子工业项目等等。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同西方国家谈判成交签约的大小成套设备项目二十余项，合同金额约三亿美元，其中到一九六六年底前建成五-六项。这些项目的内容主要是石油化工系统的石油裂解、烯烃分离、合成纤维（维尼纶、腈纶、丙纶等）、合成橡胶、塑料（聚乙烯、聚丙烯等）、大型化肥厂和全循环法尿素厂、丁醇辛醇厂、铂重整厂等。此外还引进了氧气顶吹炼钢设备、石油勘探和深井钻探设备、先进施工机械、先进金属矿山开采设备等。这些项目多数碰上了“文化大革命”，有的拖了上十年，到七十年代后期才建成投产。
这一段的新技术引进工作，虽然规模不算很大，项目也不多，但是意义重大。它是我国的技术引进从单纯面向苏联，改为面向西方、面向世界的一个转变。有些项目的引进，填补了我国工业技术的某些空白，提高了我国工业，特别是石油化工的技术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这次引进为七十年代的引进和后来的对外开放政策准备了条件（物资、经验和干部）。
周总理工作细心是出了名的，但是他的工作细到这样的程度，令人吃惊。最近从档案中发现，周总理一九六二年对去日本考察维尼纶项目的报告的一份批件，他对考察小组的活动方案、人员名单、出国日期都亲笔修改核定，并指明要小组于年前归国。一九六三年四月的一个夜晚，周总理叫我到西花厅向他汇报从日本进口维尼纶设备的合同文本问题。我走到他的办公室，时钟已经指向十二点了。周总理正在灯下批阅文件，他抬起头来逐条详细询问了合同文本中延期付款的条款和计算方法等问题，最后嘱咐我通知李富春同志，以后要在长期计划中把进口成套设备的用汇打足，不要因为年度外汇出问题而对这些项目“刹车”。后来我才理解，周总理所以把这项工作管得这么细，是考虑为了今后大规模进口成套设备取得第一手经验。其次，他时刻关心着我国外汇的平衡问题。
三
“文化大革命”打乱了周总理的工作部署和经中央批准的新技术引进规划。林彪、“四人帮”煽动起极左思潮，批判所谓“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和卖国主义”，把矛头指向新技术引进，指向周总理。周总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地维持着国民经济的运行，保持着对外贸易不致完全中断，以维护我国的对外信誉。新技术引进，在周总理面前，暂时只能迫不得已地摆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在社会大动乱中，新技术引进工作停顿了。
作为“卖国主义”典型被大肆批判的一个项目，是一九六六年我国与瑞士苏尔寿公司签订的船用柴油机制造技术转让合同。这是我国与西方签订的第一个技术贸易合同。合同条款是国际上最普通的一种技术转让方法。在“四人帮”煽动下，上海有些人起来发难，说这个合同是出卖国家机密，出卖社会主义企业，是一个“卖国主义”的合同。并在报纸上宣传，上海已经自行设计和制造出八千八百马力的船用柴油机，再引进外国技术是扼杀我国的科技事业和造机工业。一千九百六十七-一九六八年在北京开过多次批判大会，批斗迫害科委、交通部、六机部的领导干部。鉴于合同实在无法执行下去，周总理只好通知外贸部门和瑞方商量，暂时中止合同的执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几年之后，六机部为了发展我国造船业，于一九七八年又报请李先念同志批准，恢复了与苏尔寿公司的合同。此外，还引进了丹麦、西德、法国、日本等国的柴油机制造技术，使我国船用柴油机制造业迅速改变了面貌，跟上了世界的发展。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我国技术引进工作被迫中断了。新项目的谈判考察完全停了下来，正在施工的项目或是完全停工，或是停停打打勉强维持着施工。按合同在中国兰州、太原等地工作的外国专家在“文革”的炮火中纷纷离开中国。这几年，恰恰是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和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几年，日本、西欧国家和亚洲“四小”正是借这个时机取得了最快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我国却丧失了时机，在经济上、技术上同世界的差距越来越拉大了。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头五年是技术引进停顿时期，那么从一九七二年到周总理病重逝世是技术引进重新恢复，而又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艰难前进的时期。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叛逃，毛主席指定由周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总理在处理一批迫切的军事、政治、外交问题之外，还趁机恢复了一大批靠边站的老干部的工作职务。在国际上，我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美国、日本和西方国家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
一九七二年二月，周总理取得毛主席的同意，批准了国家计委经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精心研究的关于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报告。报告建议利用当前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西方国家进口十三套大化肥、四套大乙烯（即石油化工厂）和一套一点七米轧机等重大成套设备，共需外汇四十三亿美元，所以称为“四十三方案”。这个方案的执行，一般说是顺利的，振奋人心的。对外考察、询价、谈判活动逐步展开。我就是在一九七二年四月由总理指名从干校调到外贸部参加“四十三方案”工作的。
“四十三方案”的项目，自一九七三年以后陆续签约、执行。此外，这个时期总理还批准了从英国引进斯贝飞机发动机制造技术。他乘尼克松访华的时机，从美国引进了我国急需的两个卫星地面接收站、飞机惯性导航设备，还购买了一批美国大型客机。在李先念同志倡议下，周总理还批准了交通部利用香港周转外汇购买外国二手船，几年之内形成了一个几百万吨载重的强大远洋船队。所有这些对外活动，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提高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七二年开始的技术引进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势头，到一九七三年底发生了逆转。周总理得了重病，他心力交瘁，强力支撑。林彪集团反革命阴谋的败露对“四人帮”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他们曾一度暂时退缩，盘算着怎么洗刷自己，可这时他们又重新集结力量，进行反扑了。“四人帮”发动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江青炮制的所谓“蜗牛事件”、“风庆轮事件”等等，掀起了批判所谓“爬行主义、洋奴哲学和卖国主义”的新浪潮。一切技术引进和外贸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下去，有的只能勉强维持门面。
尽管一九七二年以后的国际环境十分有利，使我国具备了大规模引进技术和实行对外开放的外部条件，但是国内“左”的思潮甚嚣尘上，加上“四人帮”的破坏捣乱和无理取闹，所以一九七四年以后，周总理的工作处境更加困难。我国的国民经济步履艰难、进展迟缓，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个时期我国同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
（九十八）为开展卫生工作而操心
周总理对卫生工作的关怀重视，给我（即徐运北——编者注）很大的教育。周总理日理万机，但总是把卫生工作看作革命和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心中怀着全国人民，时刻惦记着广大群众的生老病死。他领导我们开展人民卫生工作，从新中国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的制订到防病治病的重大决策，医药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卫生队伍的成长壮大，医药科技人才的培养提高，以及人民群众的生儿育女……各个方面都在他的关怀之中。
一
一九五二年，美帝国主义向朝鲜和我国发动细菌战争。政务院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委员的中央防疫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细菌战的工作。在毛主席“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下，全国城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防疫卫生运动。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消灭了大量的苍蝇、蚊子、老鼠等病媒虫害，清除了“垃圾山”，填平了污水沟，广大人民革除陋习，精神振奋，城乡卫生面貌从此为之一新，取得了反细菌战的胜利，使一些传染病也得到了减少和控制。在运动中，充分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和智慧。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卫生部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总结防疫卫生运动的经验。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作报告时，对一年来防疫卫生运动的成绩给予高度的评价。
为了使这一群众卫生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中央决定把防疫卫生运动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作为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各级防疫委员会改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统归各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周总理仍兼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周总理十分强调领导的作用。一九五二年他曾对北京市卫生局一位负责同志说：“爱国卫生运动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领导搞不好要批评。你们可以来检查政务院的爱国卫生运动，如果搞得不好，就点我的名登报批评”，“市政府搞不好，就点市长的名”。周总理处处以身作则，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还不只一次地利用接送外宾的机会检查北京车站、机场的卫生。一次他在检查首都机场的卫生工作时，对在场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谆谆教导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卫生搞好了，能体现我国人民崭新的精神面貌，体现我国人民讲卫生、爱清洁的好传统，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和鞭策。一九六○年十二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亲自陪同西哈努克亲王等参观了南京市卫生模范五老村，柬埔寨贵宾对那里的卫生工作非常赞赏。
周总理反复教导我们，开展卫生运动一定要和生产紧密结合，为生产服务，不要搞形式主义。要把科学技术的力量和群众力量结合起来，突击工作和经常工作结合起来，要克服时紧时松的毛病。周总理非常重视用典型推动工作。一九五二年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就奖励了一批爱国卫生运动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一九五九年我生工作稷山现场会议。周总理指示我们城市也应该有典型。一九六○年，我们又在广东省佛山市召开了城市卫生工作现场会。这些典型单位的主要特点和经验是：从生产出发，配合生产，为生产服务；结合城乡建设工作，整治环境卫生；注意培养卫生工作积极分子，把卫生科学知识交给群众，使科学技术和群众的劳动、生活相结合，因而能做到经常化和不断提高。几十年来，爱国卫生运动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有起伏曲折，但在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下，卫生运动为生产服务，先进带动落后，典型带动一般，总起来看是不断发展前进的。
二
团结中西医，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是卫生工作中一项重要的方针政策。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同志对此都作过多次指导，尤其周总理在领导我们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一九五四年，周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有几十万中医散布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各级卫生部门应当认真地团结教育和使用他们，并且同他们合作来把中国医药中有用的知识和经验加以继承和发展。”一九五七年周总理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又及时告诫我们：在医药卫生人员中，还存在着不团结合作和彼此不尊重的现象，应该坚决克服这些缺点，更好地发挥中医的力量，加强医药卫生人员的团结，以保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遵照中央和周总理的指示，卫生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开展了对中医政策的学习，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纠正对中医政策贯彻不力的情况。在组织方面，根据不同情况，对中医的工作做了安排，有的吸收到国家医疗机构中工作。有的引导他们在自愿基础上组成联合诊所，有的采取个人开业，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推广中医带徒弟，使中医事业后继有人。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成立西医脱产或在职的学习中医班等。周总理强调西医学习中医要学而有成、学以致用。有一个西医学习中医的学员学后未能很好发挥作用，周总理知道后指示我们重新作了安排。
为了加强中医研究工作，一九五五年筹建中医研究院，在周总理的支持下，从全国各地选调了几十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各科名老中医，组成中医研究院的骨干力量。中医研究院建成后，卫生部要求中央领导同志为该院题词，周总理批：“请主席、少奇同志为他们题几个字。”毛主席批“请总理题”。周总理热情地为该院题写了“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题词，为中医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从题字过程也体现出中央和总理对中医研究工作的重视。
举办中医学院，培养具有系统的中医知识又有一定现代医学知识的较高水平的年轻的中医人才，是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工作也得到了周总理的启示和大力支持。一九五六年在筹建中医学院时，开始打算先办一所，周总理从全局考虑，指示我们在东南西北各办一所，于是决定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共办四所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由于上马仓促，准备不够，师资校舍等基本条件都很差，困难很大。我们曾打算搬到教学条件较好的南京去办，结果引起学生情绪波动，到国务院请愿。周总理得知后，专门召集会议，进行研究，批评我们办事不认真，分析了搬南京和留北京的利弊，认为在北京办虽有暂时困难，但是可以克服的，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决定仍在北京办，并交代国务院齐燕铭副秘书长协助解决校舍问题。周总理还对培养方针和办学经费等问题作了批示，使北京中医学院终于克服了困难，在北京建成。一九六二年调整精简时期，有关部门曾打算将各地中医学院大大压缩，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同志认为中医学院刚办起来，如果这样做对发展中医事业极为不利，特写信向周总理反映。周总理当即指示有关部门重新考虑，作出了中医学院不动的决定，使中医学院得以继续兴办和发展。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卫生部在河北保定召开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主要是为进一步端正思想，更好地贯彻中医政策。但由于我们对党的中医政策认识不全面，又犯了抬高中医，贬低西医的错误，引起了思想混乱。加之当时正值“大跃进”高潮，搞“拔白旗”，在卫生部九月份召开的“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上，康生一手策划了批判西医专家的运动，更加挫伤了一些医务人员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发现后，严肃批评了我们，为此周总理还专门召集卫生、文化、体育等几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开会，针对这几个部门当时出现的一些“左”的错误，研究纠正办法。对卫生部在中医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总理指示要采取正面引导的方法，写一篇全面阐述党的中医政策和文章，来澄清混乱思想。在胡乔木同志主持下由黄树则同志执笔，和有关部门反复研究写出了《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一文，由《人民日报》于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作为社论发表。文中提到，在我国卫生队伍中有中医和西医，在我国医药学术中有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这是我国医药发展的历史所形成的。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从我国广大人民防治疾病的需要出发，从我国医药科学发展的规律出发，必须既发展现代医学，又发展传统医学，中西医不仅要在政治上、防治工作上互相团结，而且要在学术上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忽视文化遗产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是不对的，认为可以离开现代科学来整理遗产也是不对的。随后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卫生部门学习这篇社论，纠正贯彻中医政策中的错误思想。周总理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指出，“应当团结中西医，组织他们共同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共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和发展医药科学”，同时对党的中医政策作了精辟的科学概括。
在周总理的关怀和具体指导下，我们在贯彻中医政策中开展了各项工作，并在工作过程中及时端正了指导思想，使中医工作健康发展。
三
周总理经常教导我们，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办事、想问题都要有全局观点，要想着全体人民。卫生事业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为全体人民服务，卫生事业的发展要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旧中国卫生设施十分薄弱，特别是广大农村，许多地方还处于无医无药状态。周总理十分关怀卫生事业的建设，他在一九五○年九月三十日所作的《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人民政府决定在最近几年内在每个县和区建立起卫生工作机关，以便改进中国人民长时期的健康不良状况”。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城乡卫生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卫生事业缺乏经验，当时许多医疗卫生机构是从旧社会接管的，许多制度做法还沿袭了旧的一套，在学习苏联中，也有生搬硬套的现象，因而在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上都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在城乡关系上，偏重城市，卫生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大部分用于城市，用于农村的比重则较小；在医疗预防关系上，防治分家，医院是卫生战线技术力量、物质设备等卫生资源集中最多的地方，却很少作预防工作；医疗制度上，从方便医务人员考虑多，从方便病人考虑不够，有的医务人员服务态度也不够好；在机构建设和设备标准上，缺乏勤俭办事业的精神等。这些问题，有的我们还未认识到，有的习以为常，熟视无睹，有的虽感到应当改进，却没有想到好的解决办法。周总理见到卫生部的同志常问到卫生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如当前多发的是哪些疾病，群众看病有些什么问题，农民看病是否方便，工人下班后看病怎么办，医院收费情况怎样，医院搞不搞预防工作等等，周总理经常关注和考虑卫生事业的发展。
一九五七年九月周总理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对医疗卫生工作作了五点重要指示：（一）为六亿人民（当时全国人口数）服务，城乡兼顾，扩大门诊，举办简易病床。（二）扩大预防，以医院为中心指导地方和工矿的卫生预防工作。医院和疗养院逐步交地方统一管理，党的工作一律交地方领导。（三）降低医院、疗养院的设备标准，适当降低药品价格，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实行少量收费，取消一切陋规，节约经费开支。（四）改革医疗制度，便利人民就医，加强医务人员教育，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医疗思想。（五）私人诊所不宜过早过急地实行联营。周总理的指示为医疗卫生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既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又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当年十二月我们召开了全国医院工作会议进行贯彻，使医疗卫生工作有了明显的改进。
一九五八年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卫生部门也出现了许多脱离实际的“大办”，急于改变所有制，把医生集体办的联合诊所，合并为公社卫生院所，有的不顾条件，把病人包下来，实行看病不要钱等。一九六二年调整精简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卫生工作不仅要考虑需要，还要考虑可能，要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根据当前经济发展情况，卫生事业要实行国家办、集体办和个人开业相结合。周总理的指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卫生工作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卫生工作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在保护人民健康，保护劳动力方面要走在前面，卫生事业发展则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要把需要和可能，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落后或超前都是不对的。我们根据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周总理的指示，对卫生事业进行了调整，使卫生事业适应经济的发展，从而稳步地发展。
周总理反复教导我们，要重视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对旧有的东西要批判地吸收，学习外国好的东西，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他提出我国卫生事业建设要面向全体人民，城乡兼顾，医疗和预防结合，大中小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办相结合。要勤俭办卫生事业，改革旧制度，既提高疗效，又方便病人；既为经济建设服务，又要适应经济建设的可能，开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道路。
四
周总理和人民群众心连心，时刻挂念着人民群众的疾病痛苦，对防病治病工作经常亲自过问。他指示我们要抓住重点，对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要制订规划，有步骤地加以控制和消灭。血吸虫病是流行我国南方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种寄生虫病，患病人数约一千多万，受威胁的人口在一亿以上，是危害我国人民最大的一种疾病。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党中央决定，党内成立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领导这一工作。周总理对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同样十分关怀，甚至在接见外宾时，也惦记着如何解决这种疾病的危害。一千九百五十四、一九五五年他在先后接见印度和日本两个医学代表团时，亲自询问他们国家在防治血吸虫病方面有什么经验，并欢迎他们到我国流行血吸虫病的地方去看看，对我们的防治工作提出意见。事后，一位日本医学家深有感触地说：“一个国家的总理还谈到血吸虫病，真令人感动。”一九五六年周总理署名发表了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指出“消灭血吸虫病是我们当前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并提出：“为着根本消灭这一病害，必须实行积极防治的方针，采取综合性措施，切实掌握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防治工作和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坚决进行反复的斗争。”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在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我们遵循上述方针，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周总理对鼠疫、疟疾、霍乱等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严重疾病的防治工作也亲自过问，及时给予指示，经常督促检查，使这些疾病得到控制和减少。
“大跃进”时期，广大人民生产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周总理密切关注着各方面出现的新问题，及时和有关部门打招呼。一九五九年十月的一天晚上，周总理把李德全部长和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询问当前防病治病的情况，周总理指示；除应注意当前疫情，还应考虑集体化引起人们衣食住行的变化。要根据这些变化的情况，做好卫生工作，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周总理还指出：今年天气不太冷，气候干燥，容易发病。水利工地、钢铁工地、农业集体生产都是人员集中的地方，要组织工作组摸一摸情况，注意这些方面的卫生工作，他还谈到，农村妇女劳动强度大，有的过于疲劳，要注意劳动保护。周总理从衣食住行都替人民群众想到了，他对人民群众的关怀爱护，真是无微不至。
一九六○年冬河南省发生了“信阳事件”。由于自然灾害和一些干部严重的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强迫命令，以致群众吃不饱，劳动强度大，造成大批得病和死亡。中央组成工作团前往处理，周总理指示要我一同前往，并了解其他地区的情况。工作团到了信阳地区的光山、潢川、固始、商城等县，发现由于营养不足造成的浮肿病、干瘦病、妇女闭经、小儿营养不良等比比皆是。我又到了山东鲁西南菏泽地区，也到处是浮肿病人。我们回北京后向周总理作了汇报。这时中央也接到各省报告，陆续发现大量浮肿病人，死亡人数很多。周总理极为关切，即指示卫生部门要全力以赴防治浮肿病。一九六一年一月我们召开了卫生厅局长会议，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确定卫生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生产救灾、防病治病，配合有关部门安排好广大人民的生活，抢救重病人，保护劳动力。并确定在灾区专区以上的医药卫生人员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县区医药卫生人员百分之八九十投入防病治病工作，卫生部组织了二百多人的医疗队，由司局长带队，分赴甘肃、河南、山东等八个重点灾区协助进行防病治病和救灾工作。
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吃不饱饭和缺乏营养，病人之多是空前的，死亡率很高。中央的方针是全党动员，发展生产，低标准，瓜菜代，难苦奋斗，度过暂时困难。周总理为了安排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他亲自和卫生人员计算男女老少最低的营养需要，并指示卫生部门研制代食品，在周总理的督促下，卫生部组织专家协同有关部门进行科学研究，试制出小球藻、人造肉等代食品。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有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周总理带头品尝了这些代食品，研制出的代食品很快推广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