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治和抢救全国大量的浮肿病人，周总理指示卫生部要有专人负责。卫生部立即建立了防病治病办公室，掌握疫情，组织交流防治经验，每周向周总理作一次书面报告，紧急情况随时向总理办公室电话汇报。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努力战胜了严重灾害，度过了困难时期，数以万计浮肿病人得以治愈，众多干瘦病人免于死亡。这条战线的总指挥就是我们的周总理。
五
周总理对科学技术人员一向非常关怀重视，把他们看作革命和建设不可缺少的力量，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从政治上关心他们进步，业务上鼓励他们成长，生活上给予殷切关怀，尊重他们的劳动，理解他们的心情。周总理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又是科学技术人员的知心朋友。周总理在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李德全同志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战士，党的忠实朋友。解放前，她拥护党的主张，为争取和平民主和妇女解放作了很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了第一任卫生部长，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她殷切期望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向周总理表达了她的入党要求。周总理对她的入党问题非常关心，指示我和张凯同志要很好地帮助她，做她的入党介绍人。经过一定时期的考验，她终于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周总理重视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指示我们要重在表现，积极培养吸收那些合乎条件的高级医药卫生科技人员入党。
周总理对医药卫生战线的科技成果，总是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鼓励。一九五八年九月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同时举办了展览会，展示医药卫生方面的科技成果。周总理在百忙中抽出半天时间，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他边看边问，特别对中医中药部分和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以及上海广慈医院抢救烧伤钢铁工人丘财康（他烧伤面积百分之八十九点三，这次抢救的成功在当时世界烧伤治疗方面居于领先地位）事迹的展览部分，问得很仔细，对这些成果表示赞赏。一九六三年上海钢模厂青年工人王存柏，在生产中不幸右手被机器完全轧断，被紧急送往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对这种完全断离的手，当时中外医学界尚无接活的先例。如按一般惯例，只有将断肢消毒缝合，痊愈后再安装假手。这既不违背医疗原则，也不担什么风险。但骨科主治医师陈中伟、外科副主任钱允庆等由于平时深入厂矿工地，对工人兄弟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决心要千方百计接活这只手。在院内外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终于创造了世界上首例断手再植成功的奇迹。周总理当时在上海，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欣慰，他和陈毅副总理亲切接见了有关医护人员，周总理勉励他们继续努力，争取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周总理回到北京后，又让秘书向卫生部传达他的指示：这次断手再植成功的经验是很值得发扬的。一条是基本功，一条是经常下厂接触工人群众，一条是三结合，这是红专结合的典型事例，同意给予奖励。同时查一下，治疗丘财康烧伤的人员，曾否给过奖励，如果没有也可补奖。根据总理指示精神，我们先后对上述两个单位的有关人员以及其他在医疗、医院管理工作上做了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分别进行了表彰与奖励，并号召医药卫生人员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广大医药卫生人员对周总理的关怀和指示，深受教育和鼓舞，有力地促进了医药卫生人员的成长和医药科学的发展。
一九五三年我国著名医学专家、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张孝骞，因骑自行车摔了一跤，周总理知道后非常关注，随即指示我们，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一定要保护好，不仅要发挥他们精湛的医术防病治病，还要运用他们的学识经验培养人才，如果他们的健康受到损害，将是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周总理还指示，对这样的专家上下班要派车接送。周总理的指示，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专家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关系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大问题。周总理深切了解医学专家关心事业发展和接班人问题的心情，对为中西医专家配备徒弟与助手问题非常重视，曾指示我们一定要选派基础好、肯学习，专家和本人都同意的人当助手，务求把专家的学识经验继承下来。一九六二年他还指示我们对此问题进行检查，要求逐个落实。
周总理工作繁重，身体劳累，右臂早年还受过伤。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医研究院骨科专家、著名老中医杜自明为周总理做按摩，常于上午十一时左右到总理住处治疗。周总理对杜老关怀备至，常留杜老共进午餐。困难时期，邓大姐送炖好的肉鸡给杜老营养身体。在当时物资供应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周总理、邓大姐自己生活十分艰苦，对杜老如此照顾爱护，感人至深。因杜老年过古稀，为了尽快抢救他宝贵的临床经验，所以出诊必有徒弟随从学习和照顾杜老。周总理和邓大姐常询问徒弟是否虚心学习，希望杜老培养更多的徒弟，也叮嘱徒弟要好好向老大夫学习。在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关怀督促下，杜老的《正骨经验概述》于一九六○年出版，并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杜老正骨手法的影片，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提供了宝贵资料。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八十四岁高龄的杜自明老中医因病逝世。周总理深为哀悼，十六日下午亲自去友谊医院向杜老遗体告别，并亲视入殓，十八日在嘉兴寺举行公祭，周总理再次亲临参加，向家属表示慰问。周总理对老专家的关怀，充分体现了他对知识分子尊重爱护的一片深情。
周总理不仅教育我们团结国内医务工作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还热情欢迎在国外和港澳地区工作的医学专家回来工作。侯宝璋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病理学家，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较高声誉。当时在香港大学医学院任病理科主任。一九五六年七月，中华医学会召开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邀请了侯宝璋和其他十二位在港澳和印尼工作的中西医学家来京参加。七月二十八日周总理接见了他们，对他们表示欢迎，希望他们对我们的工作多提意见，还说愿意回来工作的我们也欢迎。周总理亲切指出，知识分子的学问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学问也是很宝贵的。我们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但学问，尤其是医学，我们是不反对的，并且可以用来为国家建设服务。周总理还特别问到侯宝璋的工作情况，子女情况，称赞他做了不少工作，有很大贡献。这使侯宝璋深受教育和鼓舞。他对周总理诚恳、直爽、没有架子和善于听取大家意见的民主作风十分钦佩。他对接待人员说：“中国人民有这样伟大的领导人是很幸福的事”，“今天的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他们把知识分子当宝贝”。侯先生对总理给他的评价特别感动，他说：“我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一个政府真正关心过我，想念到我。想不到总理对我这么熟悉，知道我这么多事情。”他表示“我是爱国的，我愿意回来多为国家做一些工作，我愿将我的余生献给祖国”。由于他和香港大学订的合同还未期满，暂时不能回来。一九五九年他又回来参加过一次国庆观礼。经过充分的思想酝酿和准备，这位年过花甲的著名病理学家，终于在我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的一九六二年初偕同夫人一起回到北京。根据周总理指示，我们对他的工作作了妥善安排，任命他担任中国医科大学（即现在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尊重他本人意愿，主要还是从事研究工作，并为他解决了助手、经费等问题。生活上住房、用车、副食品供应等更给予特殊照顾，他深感党的关怀和祖国的温暖。
周总理尊重爱护医务人员，还有一件生动的事例。一九六一年邓大姐在协和医院作了一次手术，周总理为了表示对参加手术的医务人员的感谢和慰问，自己出钱在中南海紫光阁请了五十多位中西医专家、医护人员和平日做保健工作的医务人员聚餐，并邀请卫生部、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几位领导干部参加。事前，工作人员在起草参加聚餐的名单时有化验主任，没有化验员，周总理亲自加上了化验员的名字。聚餐时，周总理首先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中西医务人员表示深切的感谢和慰问，还谈到保健工作要合情合理，不要特殊化。席间周总理以四菜一汤款待大家，大家无拘无束地和周总理、邓大姐亲切交谈。周总理还要大家表演节目，有的唱陕北民歌，有的唱京剧，气氛十分热烈。周总理还亲自指挥大家一起唱《洪湖水，浪打浪》，大家的心情也像洪湖水一样激荡，久久不能平静。最后，周总理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当大家正为前后坐次互相谦让时，周总理亲自把蒲辅周老中医搀扶到前面说，您是我们的老师，应在前面。这次聚会，体现了周总理和医务人员心心相印，亲如一家。
（九十九）和各族学员欢度“五一”节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这天，云南民族学院校园呈现出一片节日的景象。天刚亮，师生们不约而同地把校园打扫得干干净净，学院大门的门楣上装上了耀眼夺目的彩灯、插满迎风飘扬的红旗，大门外两侧摆满了各种盆花。在迎接周总理的中心场地正面那宽大的石阶上方，摆设了最舒适的沙发、茶几。殷切希望各族人民敬爱的周总理一天工作之后，能在这儿好好地歇息片刻。
傍晚，校内外华灯初上，一轮明月在上空望着欢乐的师生们微笑。各族师生穿着艳丽的节日盛装，排列在插满彩旗的甬道两侧，翘首等待着幸福时刻的到来。九点钟，“周总理来了！”有人大声兴奋地喊。慈祥、和蔼、朴素的总理在省长郭影秋的陪同下，微笑着向各族师生走来。当他向各族师生挥手致意时，一群手捧鲜花的女同学簇拥而上，将一束束鲜花献给周总理。司乐的同学使劲地奏着自己民族的乐器，站在后排的同学伸长脖子，将幸福的笑脸从前排人们的肩上探出。总理神采奕奕，同各族师生们一一握手、询问。他那亲切的声音使同学们振奋、感激。“站在前排多好啊，我真不该站在后面。”站在后排的一位哈尼族同学神情懊恼地说。他正想往前挤，突然看到周总理已经来到面前，把手向他伸了过来。握着总理热乎乎的手，这位哈尼族同学感到有一股暖流通过手流向全身，他的心在“怦怦”跳动。总理一面和他握手，一面问道：“你是哪个民族？家住在什么地方？”哈尼族同学睁大眼睛，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我实在不相信自己会有这样的时刻，当时我以为是在做梦呢。”事后他这样对人说。
热烈的掌声把总理迎上石阶。民院负责同志请周总理坐在学员事先选中的一只弹性特好，柔软适度的沙发上。大家看着加倍用力地鼓掌。“同志们，大家都坐到一起吧！”周总理满面笑容地挥着手，热情地呼唤大家，话音一落，他已坐在石阶上了。
周总理的言行举动，使各族师生万分感激敬佩，又异常不安。我们的好总理是党和国家一位伟大的领导人，但又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怎不使人振奋、鼓舞、敬仰！但总理已经上年纪，石阶又硬又凉，大家担心总理身体受不住，急切地希望总理坐到沙发上去。“我和你们一样啊，来，都坐到一起吧！”总理好似看穿了大家的心思，爽朗地笑起来招着手说。
欢乐的人群从两侧，从四方拥到周总理的周围，十几级的宽大的石阶坐得满满的。数百双敬仰的眼睛，注视着那和蔼、慈祥的面容，聆听总理谆谆的教诲。“不要我自己说，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吧！”周总理谦逊地开导大家发言。周总理挽着藏族学员曲美都吉的手，坐在他的身旁。曲美都吉心潮翻滚，涌起了千言万语要向总理述说，可是他哽咽了，什么也没有说得出来，用了最大的力量才说出“周总理……”几个字。
民族学院的校园响起了一片欢乐的声音，欢迎晚会开始了。各族学员立刻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以十分愉快的心情演唱傣族、拉祜族、哈尼族、傈僳族、苗族、景颇族、纳西族及彝族等民族优美的歌舞。他们把这个称作是象征各民族永远团结的舞蹈。
德宏地区傣族的一只“孔雀”伴着象脚鼓的鼓点，轻盈展翅，翩翩起舞。名传中外的孔雀舞优美动人。坐在周总理左侧的傣族学员范成明无心看他平时最喜爱的舞蹈，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周总理，他不断地想着：“今天晚上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我不仅参加欢迎周总理，而且还并肩坐在周总理身边，怎能放过机会，不多看几眼呢？”“这是你们傣族舞蹈吧？”周总理指着正在表演的孔雀舞问他，接着说：“傣族的孔雀舞象征着吉祥和幸福吧？”傣族同学本来很想回答周总理，但是激动使他一时答不上来，只是重复地说：“是的，是傣族的舞蹈……”。“毛主席很关心大家，党的民族政策要帮助各族人民发展自己的文化。”周总理像知道他的心情似地这样告诉他。
一位身穿大褂，宽腰大袖，外加坎肩，腰系白褶围腰，下穿长裤，缀有刺绣精美的七星，肩两旁缀日、月的纳西族女同学引吭高歌：
亲人啊，周总理！
毛主席派来了慰问我们的人，
您带来幸福和温暖。
鱼不能离开水啊，
各族人民不能离开党。
您的品德像玉龙山晶莹的白雪，
永远留在各族人民的心坎上。
唱得多么欢乐啊，跳得多么高兴啊，
我们无法抑制激动欢乐的心。
掏出红心啊！献给周总理，
祝福、祝福、祝福敬爱的周总理健康幸福！
在皎洁月光和辉煌灯光的照耀下，这位纳西族姑娘歌手的脸上，流下两行热泪。总理听了，微笑着向她热情鼓掌。
多姿多彩的歌舞，周总理每看完一个节目，都很高兴，鼓掌欢迎。总理一面看演出，一面向坐在自己周围的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鼓励大家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每一个民族都有先进的和落后的东西，少数民族舞蹈就很好；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妇女不缠足都很好。各民族之间要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搞好团结。”总理又亲切地对汉族干部说：“从事民族教育工作，一定要学会一、两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我下次再来，要看一看你们是不是学会了。”许多汉族老师在总理的勉励和鼓舞下，刻苦学习民族语言文字，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服务。
晚会结束时，学员们刚想说：“谢谢您，周总理，您的深切的关怀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周总理站起身来，向四周的师生招手、鼓掌，就先说了：“谢谢你们，同志们！”
十点多钟了，周总理参观了大礼堂、教室；还惦记着各族学员的生活，亲自到学员宿舍看一看清洁卫生，亲手数数床位，亲手摸摸被褥，关切地问了大家生活情况，叮嘱同学好好学习，各民族要紧紧团结起来，把祖国的西南边疆建设得更好。
十点半了，周总理就要离开了，各族师生依依不舍地送别敬爱的亲人，载歌载舞地向亲人表达内心的激情，人们在歌唱解放后的幸福欢乐，歌唱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周总理看着彝族青年欢快地跳着《阿细跳月》，也随着短笛的旋律和大三弦的节拍，同大家跳起舞来。“再见，同志们！”周总理与各族学员代表及学院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向全体师生频频挥手告别。
（一○○）提出四个现代化
我们的国家，要在比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赶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这个目标，开始时提的是——工业化。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就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一九四九年六月，建国前夕，他又说：中国将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中也说，中国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一九五二年，我国的经济已经恢复，朝鲜停战也已在望，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准备制定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在这个草案里，提到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
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当时周恩来估计，“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
新中国的建设，开始时仿照苏联的模式，但是已经与苏联有所不同，例如，一九四九年周恩来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就是不同之一。经过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头两年的实践，建设中国的路究竟怎么走？周恩来在重新探索了。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的是自己的道路，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建设？中国也要本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探索走自己的路。这种探索经历了几十年，到了八十年代，邓小平归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周恩来尽管事务繁多，但是他并不埋没在事务中，他是一个思虑深远的政治家、战略家。周恩来从宏观上试图把握中国的未来，探索除了工业化之外，是否还可以有其他的目标，他提出了四个现代化。
一九五四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周恩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后，中国共产党全党接受了周恩来的提法，把它写入了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总纲：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周恩来一再地、反复强调地提这个目标，内容越来越完整、越来越科学，他的思想不断发展着。
一九五四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和现在我们说的四个现代化的内容略有不同，主要是现在不再把交通运输的现代化专门作为四化的一项内容，因为周恩来后来作了更改。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到二十日，周恩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一九五八年计划、预算和国务院的体制等问题。他在会上讲到工业的时候，讲明了工业是“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指出“交通运输是要先行的，但要全面安排”。因此，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包含在工业现代化之内，不再单独列出了。
一九五五年，经过上年的日内瓦会议和本年的万隆会议，世界局势肯定在趋向和缓了。周恩来说，这“才考虑把国防工业放慢一些”，这以后的几年间，国防现代化暂时不提了。这时只提工业、农业、科学文化这“三个”现代化。
周恩来关于几个现代化的提法和把交通运输现代化纳入工业现代化的主张，受到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重视和接受。一九五七年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他们的讲话中，都提过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九五九年底、一九六○年初，毛泽东在边读边议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时，讲到仍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就是要重新提出一九五四年周恩来提过的国防现代化。一九五九年，周恩来恢复了“四个”现代化的提法。这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在黑龙江省委组织的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说道“我们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需要加快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国家更快地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后来，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也恢复了“四个”现代化的提法。
三年后，周恩来又把科学文化现代化表达为科学技术现代化。
一九五六年一月周恩来曾说过：“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科学方面的最近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后来他在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它对工业、农业、国防现代化的重大影响，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一九六三年一月他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他在讲四个现代化的时候说，我们要正确地认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要使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一九五六年一月，他就说过：“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
对于这四个现代化，周恩来认为“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当然，这里所说的同时并进，是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的，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有缓有急的同时并进。
周恩来关于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设想，是开放性的。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在会见日本关西经济访华代表团时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又说：“要使经济技术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也需要进行国际间的合作。”
在一九六四年末到一九六五年初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概述了我国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说是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整个国民经济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他说：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他正式向全国完整地提出现在这个“四化”号召。
与此同时，周恩来提出要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这样提，有一个国际背景，就是当时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强调要什么“国际分工”，要中国只搞农业、轻工业，实际是卡中国。周恩来据理力争，主张建立自己的体系。
另一方面，这也是从“工业化”的提法发展而来的。
什么叫做“工业化”？
我国开始建设时依据的是苏联的经验。苏联的经验，实现国家工业化，标准是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全部产值中达到百分之七十。斯大林一九三三年对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作总结，就是说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全部生产中的比重已经增长到百分之七十，苏联已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了。
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恩来会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在谈话中他讲到：我们要实现工业化，至少必须争取使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达到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这里所说的这个百分比大体相当于苏联宣布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时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国达到工业化所需的时间并不用很久。根据一些材料估计，在抗日战争以前，我国现代工业产值只不过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一九五三年的统计，我国使用机器的工业的产值一九四九年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七左右。一九五二年是百分之二十八左右。一九五七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一千二百四十一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七百零四亿元，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一九五八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一千六百四十九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一千零八十三亿元，占百分之六十五点六。一九五九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一千九百八十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一千四百八十三亿元，占百分之七十四点九。所以，如果按照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要求来说，一九五八年已经达到了；如果按照苏联宣布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百分比要求说，一九五九年也已经达到了。
但是，那时候周恩来多次对周围工作人员明确地说，他不赞成过早地宣布实现了工业化。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他在国务院的会议上说：“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为什么不要提出呢？周恩来经过了多年经济建设的实践，对工业化的解释已经在作新的考虑了。原来的单纯百分比的要求，显然太简单了。
一九五三年，周恩来已经认识到，以工业总产值占的百分比多少来计算工业化，以及只提“工业化”，都是不够的。这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在全国劳模大会上作报告，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口号，周恩来看到报告后认为不应孤立地只提工业化，提议他作些修改，说：“因为这个口号在我们这个过渡时期作为唯一目标来说是不完全的，其中没有包括农业集体化及利用和改造资本主义工业。”
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重点建设重工业来实现工业化，但是在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一九五三年，周恩来就说：“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不是说把一切力量都摆在重工业上，其他的都不搞了，农业不发展了，轻工业也不发展了。那是不行的，因为重工业还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时他已经看到苏联当年一味发展重工业的弊病，认识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全面地协调向前。他说：“要使各个方面都能全面地有配合地向前发展，才能保证我们计划建设的胜利。”
一九五六年九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对工业化的解释有了创造性的提法。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点，后来写进了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中。
“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就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内容充实和进一步发展了。
什么叫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中共八大上，周恩来曾经解释过。他说：“我们所说的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后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进一步说明：“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他说：“我们所说的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仪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但是，应该指出，基本上完整并不是说一切都完全自足。”
说到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周恩来的认识也还是在继续发展的。此后不久，他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我们的国家很落后，比起工业发达的国家，我们不仅经济上落后，而且生活水平以及科学文化水平也不高。要摆脱这种落后状态，就得很快地建立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这包括经济、文教、科学、国防、财政、贸易等各方面。”
一九六三年八月，在一次《中共中央关于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议上，邓小平提出，要“立足现实，瞻望前途”。周恩来表示同意，并且说：“必须瞻前顾后，有一个远期的奋斗目标。”他提出要基本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他说：过去的“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苏联就是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按照周恩来的设想，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当时他提出了到一九七五年的奋斗目标。
他认为，达到了这些目标，“就可以说基本上建成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了”。
在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认为，经过建国后十四年的努力，“我们已经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在一九六四年末到一九六五年初的三届人大一次会上，周恩来提出，不能孤立地提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同时还应当提出建立国民经济体系问题，要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建立工业体系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加速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程，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现代化和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出发全面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上，周恩来在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同时，也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它的内容和两步走的设想，当然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共同考虑和同意的。四化的内涵已经是现在所说的内容，而两步走的设想，表明了周恩来的思想又进了一层。第一步可以说是对工业化的思想的进一步深化，第二步则对四化提出了完整的要求。
这样，就把实现四化目标和成体系地进行建设，有机地联系了起来。战略目标是比较长期的，为达到目标，必须一步一步进行，有短期内的努力方向。后来，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也按照分步走的设想来指导全国为战略目标而奋斗。
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上宣布四个现代化目标之后，本来打算从一九六六年起，在建设上用“巨大的而又是稳重的”步伐开始迈进。但是，“文化大革命”打断了这个进程。
十年后，一九七四年冬，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代周恩来主持起草在四届人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把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经济部分的重点来写。当时的起草小组，包括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都是成员，邓小平主持。起草小组中对此争论很大，邓小平坚持了下来。周恩来同意这个报告稿。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八日，在四届一次人大会议上，周恩来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沉重的癌痛，以全国人民熟悉的激昂有力的声音，作了报告，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一报告使全场振奋，长时间地掌声雷动。他再次鼓起了中国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斗志。
（一○一）组织和审议“二五”计划
“二五”计划建议的形成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千九百五十三-一九五七年）执行得非常顺利。一九五六年年中。面对当时经济形势发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许多指标即将提前或超额完成的情况，党中央决定及早着手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以适应经济建设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并要求先在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审议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以便用于指导“二五”计划的具体编制工作。
一九五六年七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和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都在莫斯科，同苏联政府谈判援助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新项目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草拟，便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和组织。
周总理在组织草拟“二五”计划建议工作中，充分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个建议的草拟程序大体是：（一）先由国家计委提出建议初稿，报总理初审，然后根据总理初审意见修改；（二）把修改稿送交国务院各部委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并根据各部委意见再作修改；（三）召开国务院会议进行讨论，听取各位副总理和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对修改稿的意见；（四）报中央政治局讨论，根据政治局讨论意见再进一步修改；（五）提交党的“八大”会议审议通过。周总理非常重视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并要我们认真地、充分地加以研究，充实文件内容，提高文件质量。在文件最后定稿提交党的“八大”会议审议时，他还亲自把关，要我们把各方面的主要修改意见汇集起来送给他研究，并与修改稿一一核对，发现有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时，总理一定要问清楚是什么原因。如果讲不出充分理由，他就要求再作进一步研究，有时还指示要对文件作适当修改。与此同时，为了弄清情况，他还约请一些做实际工作、了解实际情况的同志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
在审议“二五”计划建议的过程中，周总理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既体现了他的革命胆略，又贯彻了求实精神。
周总理在分析经济形势时充分肯定了在“一五”计划执行中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工作中发生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要求在今后工作中努力加以克服。他要我们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在总结“一五”计划执行中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方针、政策和措施，以有效地指导“二五”计划的编制工作。
鉴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胜利完成，我国将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周总理提出“二五”计划期间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争取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鉴于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经济发展中已经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周总理指出，搞计划不能只从需要出发，而应当从实际可能出发，并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他还说，中长期计划指标要定得稳妥可靠，让年度计划在执行中超过。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二五”计划建议各项指标的测算，当时是先从国民收入计划入手的。首先研究计划期内工业、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可能达到的增长速度，计算出国民收入预期可能达到的总额，在这个基础上再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以及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然后进一步考虑投资总额和各部门的发展规划。这种计划方法，有利于把需要与可能、把重点和一般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国民经济能够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保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提高。
周总理提出“二五”期间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农业的发展同工业的发展互相协调，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并指出只有农业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才能安定，国民经济才能健康发展。他常提醒我们，我国人口多，交通不便，粮食需要量大，主要应靠自己生产，进口一些粮食只能是临时作点调剂，如果粮食上出了大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保证不了我们的需要。
周总理提出要迅速提高工业技术水平，把我国的经济逐步推进到现代化技术的轨道上，以提高效益，促进经济的发展。
周总理指出，要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必须加强对外经济联系，既要加强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国际协作，又要发展同不同社会制度各国的国际协作，扩大相互间的经济、文化、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以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
周总理指出，随着我国建设规模的扩大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我们在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等方面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在搞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搞好各方面的综合平衡，特别是要搞好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并要考虑留有必要的物力、财力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
周总理指出要正确处理和调整中央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各地方，各业务部门和各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并广泛动员群众的力量，以尽可能快一些发展社会主义建设。
此外，周总理还要求，文件要写得简明扼要，思路清晰，重点突出。国家计委原来提出的建议草稿，共有两万多字，经过几次讨论修改，最后提交党的“八大”会议审议通过的建议，文字压缩到一万字左右。
周总理的这些经济思想，后来都成了“二五”计划建议的主要内容。周总理审议“二五”计划建议是七月下旬在北戴河开始的。八月份回到北京后又集中反复研究审议、修改。周总理日理万机，白天要处理国务院的重大事务，每天晚上还在中南海西花厅他的办公室里，听取汇报。审议“二五”计划建议草稿，边念边议，讲思路，研究方针政策，审定重要计划指标，常常搞到第二天凌晨一二点钟，有时还搞个通宵。总理总是精力充沛，不怕疲劳，但他非常关心和照顾我们，十二点后，总让我们吃些点心再继续搞。我们边议边记，第二天再根据总理的意见，核实情况，订正数字，并作文字修改，晚上再把重印出来的修改稿送到周总理办公室。就这样，连续搞了二十天左右，我们虽然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但精神振奋，心情愉快，能够亲自聆听周总理的教诲，机会难得，感到非常欣慰和荣幸。周总理工作作风十分严谨，一丝不苟，考虑问题非常周密细致。他喜欢用毛笔阅改稿件，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对每个数字、百分比和标点符号，他都不轻易放过。有些重要指标，他还亲自核算，检验是否可靠，有没有算错。我们工作中的疏忽，如有些数字有出入，常常是他发现和纠正的。
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凝结了周总理的心血，集中了许多同志的意见形成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建议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的，可惜，后来经济的实际运行没有按照建议的精神办。一九五八年的年度计划原是按照这个建议精神安排的，当时定的钢的计划年产量为六百多万吨。但到下半年，“大跃进”运动开始，要求当年全国钢产量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于是，各地纷纷追加计划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盛行起来。“大跃进”搞乱了整个国民经济，打乱了一九五八年的年度计划，“二五”计划建议事实上也被抛弃了。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在“大跃进”的冲击下，经济工作继续出现高指标，经济运行处于无计划状态，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困难。鉴于“大跃进”的教训，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决定从一九六一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调整了一九六一年的年度计划指标。这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中的重要转变。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周总理在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了改变国民经济的“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的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四月，在中央财经小组讨论调整一九六二年计划的会议上，总理分析了当时的财政经济形势后强调指出：“一九六二年计划必须作大幅度调整。”因此，又制订了一九六二年更具体的调整经济的规划。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按“八大”所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执行，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肯定会顺利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