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调查国情励精图治
（一○二）反冒进与反“反冒进”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开始转向抓经济建设工作了。但是，他抓经济建设的思路沿袭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促进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思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央负责人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要利用目前的国际和平时期加快发展，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按常规走路，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还指出：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根据这个指导思想，经济建设的各个部门和行业，贯彻反对右倾保守精神，争先恐后地扩大建设规模，加快建设速度。
首先，毛泽东亲自抓农业发展速度来树立样板。这年十一月，他主持制定《农业十七条》。一九五六年一月，又将《农业十七条》扩展为“四十条”，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到一九六七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亿斤，超出主管部门原来设想的指标近百分之八十；棉花产量一亿二千万担，超出原设想的一倍多。农业发展的高指标，带动工交、文教各部门相应地修改原订指标，并据此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如钢要求再加六百万吨，达到二千四百万吨；煤再增五千万吨，达到三万三千万吨。不少部门还表示准备提前三年至五年完成原定一九六七年的指标。这种急躁冒进情绪使正在编制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受到严重干扰。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基本建设投资一再追加，最后由原定的一百一十二亿七千万增加到二百多亿元，即增加了一倍多；而全年的财政收入才只增长百分之九点二九。各个部门都急于扩大生产能力，大上基本建设项目。到一九五六年四月，形成各条战线齐头并进，各行业大干快上争“先进”的形势，造成资金供应紧张、建筑材料与机器设备严重不足，生产和基本建设秩序混乱、国民经济顿时出现全面紧张的局面。这个紧张局面具体表现在三项指标上：一是基建投资多用了二十多个亿元；二是由于职工人数猛增，工资福利多开支了十个亿元；三是由于支持新成立的高级社，农贷多发了几个亿元，最后导致一九五六年出现赤字十个亿元。现在看来，这些数字算不了什么，但在建国之初，财力单薄，难以承受，是“一五”计划以来从未有过的。
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对于这样严峻的经济形势，显然不能坐视不管。他对于毛主席的加快建设速度，反对右倾保守的指示，最初也是赞同的，对于全国出现的“生产建设高潮”也欢欣鼓舞，没有感到是“急躁冒进”。只是到了一九五六年初召开国务院各部专业会议才感到，这样不断追加指标，扩大基本建设不行，即“基本建设一多，就乱了，各方面紧张”。于是，才和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一起研究反冒进。当初，他根本没想到反对冒进就是反对毛主席的主张，只是认为这是属于纠正实际工作中的缺点的正常措施。也正因为没有思想顾虑，才有反冒进的鲜明态度和果敢决策。
下面是周恩来努力防止和反对冒进的时间表：
一月二十日，周恩来在中央知识分子会议上指出：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在全国二届政协二次会议的报告中已提出要防止两种倾向的问题。他说：“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这虽然是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的思想，但在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将侧重点由反右倾保守改为反急躁冒进了。
二月六日，周恩来与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在国务院召开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压缩指标问题，指出：现在各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有冒进急躁现象”，要“压一压”。
二月八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在这里，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指导原则，那就是“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
四月十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采取制止经济形势恶化的应急措施。他指出：“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搞生产要联系到平衡”，并指定有关负责同志抓平衡工作。会后，他到鞍钢和太钢等大企业进行实地调查，一方面鼓励下面想办法完成计划指标，另方面也了解到生产部门完成指标的困难，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五月十一日，周恩来根据十二个月全国的实际状况和他本人实际了解到的情况，在国务院第二十八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中央在这个月开会，讨论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预算报告，明确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他指导起草的预算报告贯彻了这个精神，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
六月一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一九五六年计划指标和编制一九五七年计划问题，指出二月会议压缩后，三月份下达的基建投资一百四十七亿元仍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六十八，“增长这么大的数字不可能完成，因此要好好计算一下。”
六月四日，中央召开会议，讨论预算报告初稿，周恩来介绍了上半年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提出要继续压缩基建投资和紧缩开支。
六月五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预算草案。会议提出“剃一次平头”，大家都减百分之五。投资总额由一百四十七亿减到一百四十亿。周恩来予以肯定，提出“这次人大会议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六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三十次全体会议上，针对有的同志提出开展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与去年以来开展的反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不一致的说法，指出：反保守“也带来了一些不切实际的主观主义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去年十二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在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努力下，全国人代会贯彻了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的方针。在预算报告中后来还加上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这样比较尖锐的话。在《人民日报》六月十六日《读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社论中还明确点出：预算报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这是总结了过去半年中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的经验得来的结论”。为了动员全党力量反冒进，刘少奇还指示中宣部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冒进情绪》一文，经过中央一些负责同志修改审定，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于六月二十日发表。这篇社论深入阐述了开展反对两种倾向斗争的重要意义，并且指出：“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的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这篇社论影响较大，是反冒进的重头戏之一。
经过人代会的广泛讨论和《人民日报》的大力宣传，反冒进开始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重视。从一九五五年底产生的那股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被遏制住了。它使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总的说来还算健康。
但是，周恩来的反冒进斗争到此并没有完结。这只是走了一半的路程。还有一些工作需要他继续坚持反冒进精神，即一是压缩“二五”计划指标，二是编制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因此，在下半年，周恩来投入了更为巨大的精力。
七月三日到五日，周恩来连续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计委报送的两个“二五”计划草案。本来，左一九五五年八月，他主持编制了一个“二五”计划草案，指标比较求实，但随着反右倾保守斗争的开展，这个草案被冲掉了。由计委重新编制的这两个草案，周恩来批评为“第一个方案冒进了”，第二个方案是“不可靠的”、“危险的”。他特别强调降低农业生产指标和钢铁生产指标，指出：农业指标“算高了”，其他一系列指标“都受到影响”，农业指标一旦达不到，必然危及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他也不赞成把钢产量当作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唯一尺度，主张压低钢产指标，钢少一些，煤炭生产指标和基层投资相应地都可少些。他强调，“现在要精打细算，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
七月十七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再次指出，计划必须“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能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他条件”。整个七月，他同计委负责人一起反复计算各项指标的可能性，指导计委编制新的计划方案。
八月三日到十六日，周恩来、陈云在北戴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计委新编方案，对部分指标作了调整，并将草案说明中讲的“多、快、好、省”一语删了，致使尔后一年多没再提这个口号。因为这个口号提出后，人们往往着重多和快，忽视好和省，是造成盲目冒进的思想原因之一。这个口号在理论上作为对立统一的相互制约作用，在实践中没有发挥出来。为了继续贯彻反冒进精神，保证一九五六年计划顺利执行，以及使“二五”计划更好体现实事求是原则，周恩来等删掉这个口号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并没有想到这冲撞了毛泽东的思路。
九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贯彻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精神，强调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二五”计划是一个既积极而又实事求是的计划。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慨地赞扬过：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
十月二十日到十一月九日，周恩来连续三周主持召开了十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一九五六年计划执行情况，研究一九五七年计划控制数字。国家经委在七月编制的控制数字指标居高难压。周恩来认为，一九五七年全部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则是把过高的投资额压下来。因此，他对这个计划很不满意，对秘书说：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我要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有关问题。在十月二十四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他针对一九五七年计划数字偏高的情况，强调指出：现在“主要应该批‘左’”。十一月九日，他继续指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又落后，搞建设，要注意人民生活。目前这样的发展速度“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采取“退”的方针，“目的是保持平衡”，“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
十一月十日，八届二中全会开幕。周恩来作了《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他对经济工作中的问题作了比较透彻的说明，认为“一五”计划，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这主要表现在“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他提出一九五六年后的经济工作应作小调整。适当放低一九五七年的速度，恢复某些失去平衡的比例关系。他指出，一九五七年计划的方针是，在继续前进的基础上，“保证重点，适当收缩”。二中全会接受了这个指导方针。陈云根据这个指导方针修订了一九五七年经济计划。在这个计划指导下，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稳步发展，成为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最好年份之一。这也是周恩来等领导人一九五六年坚持反冒进的丰硕成果。
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毛泽东的思想有一个认识变化过程。一九五六年五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会议，确定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人民日报》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在发表前送交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审阅时，他批了三个字“不看了”。他对于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有保留，但由于在中央领导层赞成的居多数，他不便公开反对。八月以后，忙于筹备八大。他主持修改审定八大的全部重要文件，并亲自动手反复修改了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周恩来的“二五”计划报告和邓小平的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些报告都贯彻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他服从了政治局的大多数，服从了中央已定的决议，赞成这样写，并对这些报告作了较高的评价。周恩来的“二五”计划报告，关于粮食指标，有人有不同意见，主张到一九六二年达到五千二百亿斤。周恩来说，这在北戴河讨论计划时与陈云反复研究过以五千亿斤为宜，最后毛泽东赞同了周恩来的意见，定为五千亿斤。这说明，在八大期间，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取得了一致，这是保证八大能够胜利召开的思想基础。当然，他对个别文件的提法公开表示了不赞成的意见，这主要是八大决议讲主要矛盾时提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这个提法不妥。后来在多次讲话中进行了批评。
毛泽东批评反冒进，追溯起来，始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他对周恩来、陈云在会上继续反冒进，不高兴。特别是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出要修改八大建议数字和农业发展纲要的主要指标，这使他感到意外。周恩来说：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这两个文件经过我们研究以后，觉得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了自己”。还说：“冒”了的，就要收缩一下，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不然就站不稳，就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价、劳动工资等各方面。应该认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事件，几万人或者几十万人站在街上请愿，那问题就大了。周恩来的这些话讲得较重，在毛泽东听来很刺耳。
五天后，毛泽东发表讲话。他首先讲了一通“上马和下马”的辩证法，讲了“有进有退”的“波浪式前进”的道理。这不是无的放矢的哲学漫谈，实际上有为“冒进”、“上马”作哲学辩护与论证的味道。他也没有直接评论周恩来的观点，但谈到经济工作时，其侧重点显然与周恩来不同。他说：现在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即使犯一点错误也并不坏，错误也有两重性。接着，他提出“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要促进，不要促退，一促进就很快，“虽然毛病也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他也不同意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中“稳妥可靠”的提法，建议改为“充分可靠”。看来，这似是讲一些具体问题，没有正面批评反冒进，但却间接地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倾向性，与周恩来讲的不是一个“味”。实际上，他对这次会上反冒进很不满意。他后来批评说，这次全会是反冒进的“集中表现”。确系如此，周恩来等在中央委员会的范围内大讲反冒进，这是唯一的一次。
毛泽东直接评论反冒进，是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在一月十八日的讲话中说：“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农业部长泄了气，下面的负责干部也泄了气，“横直是不行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不算数了。”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话语之中已经有些“刺”了。
毛泽东在党内直接批评反冒进，是在反右派扩大化之后的一九五七年十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在十月九日的讲话中提出搞建设的“两种方法”问题。他说：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好一点。去年下半年刮起一股风，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又说：“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就说过，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这次会议对毛泽东关于反冒进的批评，没有展开讨论。但是这样的公开批评对随后召开的几次会议有重要影响。
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各地区各部门迅速贯彻会议精神，《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宣传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内容，批评右倾保守，批评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号召掀起工农业生产的高潮。毛泽东当时一直在考虑如何使国民经济的发展来一个大的跃进。十月十三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传达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再次提出钢产量是否可以五年翻一番的问题。还说：要发动全体农民讨论农业发展纲要，“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劲，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国要在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从苏联回国之后，十二月八日，毛泽东同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说明以十五年或稍多一些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是可能的。并且批驳了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陈铭枢批评他“好大喜功”的言论。毛泽东说，好大喜功要分类，有反革命的好大喜功，有革命的好大喜功；革命的还有合乎实际和不合乎实际的两种。合乎实际的功是可以好大的，否则帝国主义打不倒，蒋介石不能推翻！这以后，为了反保守、鼓干劲，毛泽东不断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讲。
周恩来一贯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在战争年代如此，建国以后也是如此。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夏天提出反冒进时，毛泽东虽然有不同看法，但并没有明确表示不能反。这样，他们才得以按照既反右倾保守又反盲目冒进的精神布置工作。对于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对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批评，周恩来也没有表示异议。在会议之后，他在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仍然积极地宣传和贯彻全会的精神。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后，党中央完全地接受了，并且由刘少奇在全国第八次工人代表大会的祝词中公开宣布。周恩来在一些会议上和同外宾的谈话中也宣传了这个口号。十二月八日，他在同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上还补充毛泽东的话说：我们要争取在十五年后，工业超过西方的英国，农业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超过东方的日本。同一天，他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十八个专业会议上作报告讲“建设远景”时，还对我国和英国、日本的情况，从各方面作了详细的比较，指出我国在十五年内，工业赶上英国，农业赶上日本是可能的。
尽管如此，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思想仍有距离。他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是个严重的事件，毛泽东的批评过去了两个多月，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都没有再论及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问题。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反冒进，是在一九五八年春天连续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这些批评使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质。
毛泽东一批反冒进是杭州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起到一九五八年一月上旬，在北京开会讨论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十二月三十一日这天，乘车离开北京到了杭州，召集华东地区五省一市的书记们研究一九五八年的工作，以及一些工作方法和思想理论问题。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周恩来陪同外宾飞抵杭州会见毛泽东后，在三日和四日两天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情况，并听取毛泽东讲述工作方法十七条。毛泽东十分欣赏当时各地掀起的生产高潮，并对前几年的经济工作表示了不满。他说：治淮，十二亿人民币搞了七年，才搞了十二亿土方。安徽花几千万，一个冬季可以搞十六亿土方，超过七年治淮的数量。甘肃一千多万人口，劲头很厉害，值得去学习。毛泽东讲完这些后，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在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这个序言最早提出到一九六七年粮食和其他农作物产量要翻番，粮食要达到一万亿斤——引者注）。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在一九五六年，军队多了八十万人，工人学徒多招收了一百多万人，为什么要多加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话虽不多，但对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恼火情绪已很明显了。周恩来返回北京后，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二批反冒进是南宁会议。这是毛泽东召集的中南五省第一书记和其他各大区第一书记参加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参加人员名单是毛主席亲拟的。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周恩来于十三日赶到时，会议已开了两天。毛泽东在十一日、十二日两天的讲话中，对国务院的工作和反冒进问题进行了空前尖锐的批评。这次批评是从工作方法问题谈起的。他说：政府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有人说国务院只拿出成品，不让参加政治设计，我很同情。只给成品，不给材料不行。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这一次的报告也不准备看了，工作方法希望改变一下子。
毛泽东批评反冒进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要“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治淮河，六七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搞了十二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八亿，再搞八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反冒进”，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长了疮，多招了一些人，多用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和促进委员会。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骂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的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我准备在全国人代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发言，一九五六年六月到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有人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有多少？叹一口气的有多少？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和省委书记。五月间右派大鸣大放，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人提高了觉悟，这也是右派的“功劳”。我们要分清楚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看问题要从六亿人口出发，要分别主流、支流，本质、现象。毛泽东还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印发给会议参加者，借以批评反冒进是采用的古人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周恩来到达南宁后，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毛泽东将柯庆施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举到周恩来面前说：恩来，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上海有中国工人阶级在，反映了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才能写出这篇东西来。毛泽东还严厉地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毛泽东这样空前激烈的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许多与会者莫名惊诧，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对周恩来发这样大的火？
周恩来听到毛泽东突如其来的声色俱厉的批评，自然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他连续几天约请与会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谈话，征求意见，准备检讨。一月十九日上午，他飞抵广州会见泰国客人，下午四点返回南宁，晚上八时在会议上发言检讨反冒进的所谓“错误”。他说：反冒进是在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这段时间带方针性动摇的错误。发生这样的错误，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动员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表现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在检讨中，周恩来还说：反冒进的后果是严重的，它损害了三个东西：一是促进委员会，一是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是多快好省，使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虽然，去年增产节约运动和整风运动对生产和基建有所增长，但是如果不经过这一曲折，生产总值和基建投资决不止现在这个数字；并且最重要的损失，还在于方针一偏，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就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损害。这证明经济建设中有害的平衡论、绝对平衡论和后退的比例，都是以落后拖住先进求平衡，不是以群众中的先进经验突破暂时的平衡，带动落后再求平衡。因此，这个方针是与毛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是违背毛主席的方针的。越是没有自觉到这是方针性的违背，就越严重越危险。周恩来在检讨中继续讲道：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错误的思想根源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它表现在：思想上自以为是，经验主义；作风上好管事，形成揽权。这次犯错误的工作方法是事务主义。首先不会领导，只注意集体形式而缺少注意如何集中于中央，形成分散；只注意一般开会而缺少个人接触和请教。事多而乱，不会掌握中心。其次，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多数中委、省长和部长；与基层干部谈得少，下去得少，调查研究少。再次，不会学习，很少认真地读马列主义和主席的著作，更没有认真地读科学技术和文艺方面的书籍。周恩来最后表示：今后的努力方向，一改，照毛主席说的，认真地学，认真地做，并且经常反省；二帮，请周围同志批评和监督；三看，与同志们开展评比，经常进行检查，鼓起勇气，力争上游。
一九五六年主张反冒进的，还有其他许多领导人。但是，周恩来把反冒进的责任完全承担下来了。对毛泽东的不切实际的批评，周恩来没有解释，没有争辩。跟在延安整风时期一样，他相忍为党，顾全大局，严以责己，勿诿他人。这样，紧张的气氛才得到缓解。
南宁会议大批反冒进的结果，促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有些地区和部门刮起了“大跃进”之风。
毛泽东三批反冒进是成都会议。从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在四川成都召开了有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形势与任务方面的二十三个问题，让会议讨论。
他在讲话中继续对反冒进问题进行了批评。他说：我觉得反“冒进”的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中全会的报告有一种东西，敢说要说的话，迫不急待，非常之想讲，于是乎，说出了一篇话来。这一点我认为是好的，可喜的，虽然讲的是错误的。二中全会的报告，基本观点就是“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这两句，但是不敢说出来。毛泽东还批评说：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南宁会议为“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我没有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问题，是南宁会议提出的新问题，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还要注意反冒进。
周恩来在会议上报告了二月出访朝鲜的外交成果和这次开会前考察长江三峡的工作后，在三月二十五日作第三次发言时继续检讨反冒进的所谓“错误”。他的这次“检讨”主要是从总结教训的角度讲的。他说：主席说要尊重唯物论和辩证法，对本质问题、主流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这样，才能解决好一定时期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也才能不断地纠正我们思想中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以反冒进的错误为例，在当时就是没有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没有接触群众的实际，而只局限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更没有看清在所有制改变后解放了的生产力要求大发展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我们反而只看见了死的物，没看见生气勃勃的人；务实而不务虚。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就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周恩来还说反冒进的错误，主要不在于削掉多少亿的基建数字，少招多少学生，而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给群众生产高潮撑腰、想办法，反而对双轮双铧犁这样的机械化消极；对人口多，对分权给地方有顾虑；对工资福利太看重，于是对提出来的计划数字，就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这显然不合乎发动群众、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方针路线，而是一条脱离群众、少慢差费、大为松劲、甘拜下风的错误方针路线。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最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和发展生产看不到。
周恩来的这个检讨，虽然字斟句酌，努力跟上毛泽东的批评，但是并没有“过关”。
毛泽东四批反冒进是汉口会议。这是成都会议的继续，由听河南、安徽两省汇报，后来扩大为中南、华东十一省和上海、重庆两地参加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时间是四月一日至八日。在这个会上，毛泽东也批了反冒进，当然他的火气没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那么大了。他在四月六日的讲话中说：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至一九五七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人民。有此比较，是反面教育。反“冒进”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是两个高潮之间的一个低潮。一九五六年吹掉了三个东西，劲少了，这是普遍存在的。二中全会时国内外形势紧张，斯大林问题，波匈事件，我们不能开南宁会议。二中全会时，我是采取防御态度的。以后才逐步转过来，逐步恢复那三个被吹掉了的东西。四月七日，他还讲道：现在这么大的劲头，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防止反“冒进”，领导上要有精神准备。在措施上、在方法上都要有准备。有了，就不怕观潮派。四月八日，他在一次插话批评“稳妥可靠”的提法说：所谓稳妥可靠，结果是既不稳妥，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一些。对稳妥派，有个办法，到了一定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使他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是用“跃进”和“冒进”对立起来，这样他们才不好反对。现在要考虑：下半年会不会再来个反“冒进”？如果有大灾害，会有人来反的。要有思想准备。如果来了，首先要硬着头皮听，然后分析，对的接受，不对的顶回去。
毛泽东五批反冒进是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这是在成都会议闭幕时决定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是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的。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邓小平作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四次讲话，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创造精神，争取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大会正式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并且，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正式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八大二次会议继续贯彻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等反冒进的精神。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再批评反冒进说：反“冒进”这股风，是一九五六年六月那个时候开始的，十一月的二中全会没有能够挡住。这是一件坏事，现在转变为好事了，使我们有比较。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我们详细地谈了这个问题。在这次大会上，同志们有许多很好的发言。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问题，不要忘记这个关系。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就是忘记了这一点，没有加以具体的分析，没有本质上看问题，要取得这个教训。毛泽东还指出：犯反冒进错误的同志，在大风浪中间有些动摇，但是几个月之后，他们看出了问题，现在又认清楚了。这些同志也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要团结所有这些人，要保护这些干部。虽然有错误，但他们的工作是积极的，要坚决保护这些干部。这样，进一步明确了反“冒进”的人民内部矛盾性质。
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批评反冒进说：“在一九五六年的跃进中也曾出现了一些个别的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某些人员的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市场供应情况的某些紧张。这些缺点，比之当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来是很小的，经过全国人民在党的号召下进行了几个月的增产节约运动，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当时有一些同志不适当地夸大了这些缺点，对于当时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却估计不足，因而认为一九五六年的跃进是一种‘冒进’。在反对所谓‘冒进’的这种气氛下面，多快好省的方针，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竟然受到了某些人的怀疑。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一九五七年生产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但是不久，党就纠正了这个错误。在去年九月党的三中全会上，重申了坚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接着党中央又重新公布了经过修正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毛泽东又提出了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战斗口号。党中央的这些正确的指导，同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所造成的群众积极性相结合，才又在更大的规模上产生了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跃进。”这个工作报告还说：“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中央报告的以上论述，可以说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对一九五六年反冒进问题所做的正式结论。
这样，在一九五六年反冒进事件上被视为负有主要责任的周恩来等，不得不在大会发言中再作检讨。
周恩来在五月十七日的大会上发言，专门检讨反冒进的所谓错误。为了做好这次检讨发言，周恩来用了十多天的时间数易其稿，前后修改了十五遍。其中有七天他闭门未出，停止了一切外事活动。周恩来的思想异常苦闷。据他当时的学习秘书范若愚说：周总理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内心有矛盾。八大二次会议的检讨，最初写不下去。总理找不到恰当的词句来表达他想说的话，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
周恩来在检讨中首先表示拥护大会的各项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然后开始检讨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现在我谈谈自己的体会。”
周恩来着重分析了对反冒进错误的认识。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多快好省和少慢差费。这两种不同的方法也是两种不同的方针。犯了反“冒进”错误的人，就是按照后一种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同毛主席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相违背的。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减低了我国的建设速度，损害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和建设的积极性。“因此，它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一点，我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周恩来追述了发生反冒进“错误”的过程，把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一些正确意见都当作“错误”加以批判。他说：“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对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做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一九五六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适当收缩建设规模的意见。”“如果拿最近三年生产和建设的速度做一个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反‘冒进’的错误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对我国一九五七年建设事业的影响还是不小的，这在许多同志的发言中也曾提到。……这个事实，正是说明了两种方法所造成的两种结果。”由于毛泽东自杭州会议以来，几乎有会必举“六·二○”社论中批评的双轮双铧犁为例来批评反冒进，对此，周恩来也检讨说：“一九五六年对于双轮双铧犁，未经切实调查便肯定南方水田不适用，这不仅是官僚主义地对待新事物，而且也打击了改良农具的新风气。”
周恩来继续检讨说：“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还由于这种错误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同时也还由于资产阶级右派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因此，才使这个错误没有继续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错误。一九五七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反‘冒进’的错误，全面否定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就，把一九五六年跃进中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面冒进’，并且进一步否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因而在一九五七年六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抛弃了对一九五六年的建设‘冒进’的错误估计，坚决肯定了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转折点。这是从敌对方面得到的教训。而更重要的教训，还是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重新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四十条、‘促进派’的宣告，接着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整风。同时，我又接触了生产大跃进中的一些群众实际活动。这样才在整风和实践中真正认识到党的这条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无比光辉和无穷无尽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