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等人被捕后，和原先被捕的学生代表一起被关押在警察厅的营务处，以后又被转押到警察厅的监狱。反动当局对他们既不交法庭“讯问”，又不释放，一直拖延了两个多月。四月二日，周恩来经过和狱中难友的秘密联络，决定发动一场抗议斗争。他们向警察厅宣告：被拘七十多天，没有受到正式审判，这是违背民国约法和新刑律的规定的。他们提出：限警察厅三日内举行公审，否则就全体绝食。四月五日，天津学联会派谌志笃、邓颖超等二十四人到警察厅，配合狱中斗争，提出“把我们二十四人留下，把他们二十四人放出去。”由于被捕的人当中不仅有学生，还有商人、教员，所以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加之天津各界爱国人士也在积极准备更大规模的斗争，以营救被捕代表，反动当局迫于压力，只好在七日将被捕代表移送检查厅。
周恩来等被捕代表被转押天津地方检查厅后，经过一番斗争，拘留条件有所改善。大家可以同住一处，相互间自由往来，准许购买书报杂志，并增加了探监次数。于是，周恩来和难友们开始了一种特殊条件下的学习和生活。他们商定：每天做早操，每晚开全体会，推举周恩来、马千里、于方舟主办读书团，带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星期一、三、五开介绍各种新思潮的演讲会。
周恩来积极热情地主持和参加了被捕代表们组织的各种学习和活动。由于他在日本时已对马克思的学说有所接触和了解，就担负了这方面的讲演任务。五月二十八日、三十一日，六月二日、四日、七日，周恩来分五次作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题目为：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竞争等，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等等。在当时的中国，能系统讲演马克思学说的人为数极少，这也说明周恩来是“五四”时期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
七月六日，检查官对周恩来等提起公诉，罪名是“骚扰罪”。刘崇佑律师在法庭上为被捕代表作了有力的辩护。但是，到七月十七日开庭审判，审判长宣读的所谓“判决书”仍以“骚扰罪”判处被捕代表徒刑，其中周恩来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个月。以羁押日期折抵，两日抵一日，于是，法官宣布被捕代表期满释放。
一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十七日，周恩来度过了半年时间的铁窗生活。这期间他重新认真思考了许多问题，对严酷的社会现实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周恩来在后来写的一封讲到自己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信中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他还说过：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出狱以后，周恩来逐步由一个爱国学生的领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在狱中，周恩来还根据个人日记和被捕代表的回忆，写了一篇《警厅拘留记》，对监禁生活和狱中斗争做了真实记录，并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卖国和镇压人民的罪行。此文于十二日在天津《新民意报》上连载。
（十五）初遇邓文淑
正是盛夏的炎热天气。鸣蝉在树上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人们手挥纸扇，汗水直透衣衫。
天津南开学校礼堂几百名青年学生却坐着动也不动地听着讲台上一位女同学的讲演。
她就是邓文淑，身穿白衣黑裙，头上梳着S髻，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热情地看着台下的同学，满怀激情地在讲着天津各界人士几次派代表团到北京请愿，要求拒签和约，收回山东主权；代表团在天安门前等了三天，总统拒不接见，代表们被军警包围，遭军警毒打和逮捕……她声泪俱下地说：“诸位同学，你们在家安眠之时，正是我们代表在北京受难之时……”说到这里，她哭起来了。在座的不少学生也悄悄啜泣。
这时，讲台旁站着一位神采英俊的青年学生。他中等身材，穿着一件蓝色长衫，虽然陈旧，却很整治。他脚穿一双白色胶鞋，乌黑的浓眉下，一双又大又黑又亮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看到这场面，显然感动了，拿起笔来，在一本练习本上飞快地写着、写着。
他悄悄问身旁一位学生，讲演的人叫什么名字？
那位学生小声回答：
“她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团团长邓文淑，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
青年学生沉静地听着，微微点头，在练习本上迅速写下：“邓文淑，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生，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团团长。”他抬起头来，看到了邓文淑又大又圆的眼睛，那眼睛因激情闪耀着奇异的动人光彩！
这位青年学生，就是周恩来。
他比邓文淑年长六岁，思想上也成熟得多。现在，他正以《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负责人的身分，来南开礼堂收集材料。
集会结束了。邓文淑和女师同学，正要离开会场，周恩来快步走上前去。
他彬彬有礼地向她们致意：
“你们讲得真动人啊！”
邓文淑抬头一看，只见面前站着一位英俊的青年，浓眉下一双又黑又亮含笑的眼睛。两个月群众运动的锻炼，已一扫她在女师学习时的羞怯腼腆，她大大方方地一笑：
“讲得不好，请多指教。请问先生贵姓？”
“我叫周恩来，南开学校毕业，《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记者。”
周恩来总是这样谦虚，明明是《会报》负责人，他却自称记者。
“周恩来，南开学生，”邓文淑眼睛一亮，调皮地笑了起来，“我们早就认识你了。”
周恩来十分诧异，浓眉微耸，轻轻说：
“对不起，我可是一点也记不起来。”
邓文淑的好朋友，胖胖的王贞儒格格地笑着说：“周恩来，周恩来，是的，我们早就认识你。”
几个女师同学，一齐笑了起来。
周恩来被这几个顽皮的年轻姑娘，笑得莫明其妙。他虽十分干练，当时毕竟男女社交刚刚公开，他不免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细心的邓文淑看出他的窘态，连忙说：
“我们认识你，你不会认得我们。两三年前，我们在南开礼堂，看过你演的新剧。”
原来，直隶女师的功课十分繁重，校规又严。她们最大的快乐，是星期六晚上，赶到南开学校礼堂去看新剧。
南开的新剧很有名。邓文淑和同学们看了周恩来主演的《一元钱》、《华娥传》、《仇大娘》。南开是个男校，当时男女不能同台演戏，女主角只能由男生扮演。周恩来生得俊秀，他扮演《一元钱》中的女主角孙慧娟，《华娥传》中的华娥，《仇大娘》中的慧娘，扮相秀丽，演技逼真。他演的“华娥”，赚得女学生许多眼泪。她们自然记住周恩来这个名字。
听到邓文淑她们看过他演的新剧，周恩来轻轻哦了一声，自然也就摆脱了窘境。
年纪虽小，心思却缜密的邓文淑忽然想起，女界爱国同志会要为开办平民女校筹措经费，准备组织游艺晚会。直隶第一女师同学正在排练新剧《安重根》和《花木兰》。她演主角安重根和花木兰，正担心演不好。善演新剧的周恩来正好在眼前，这不是现成的老师吗？
她见周恩来要走，连忙说：“我们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一向热心为大家办事的周恩来站住了。
邓文淑微笑着说：
“我们女界爱国同志会想办一个平民女校，免费招收一些穷苦人家的妇女读书。为了筹募办学经费，我们打算组织游艺会，义演两天。游艺会上有我们女师的节目。我们正在排练新剧《安重根》和《花木兰》。只是我们从未演过新剧，这次又是登台义演，实在很怕出丑。请你帮帮忙来指导我们。”
另外几名女师同学，也都一齐上前请求。
周恩来谦虚地说：
“指导，不敢当。帮忙完全应该。你们什么时候排练，我一定来。”
文淑说：“我们明天下午在广东会馆彩排，不知你可有空？”
“明天下午。”周恩来沉吟一下。他要赶回去写稿、发排，还要编辑和校对《会报》的全部稿子，赶着明天一清早出版。不过，既然答应她们，再忙，也要挤出时间。
他爽快回答：“明天下午，我一定赶到广东会馆。”
天津的广东会馆是一九○七年修建的，建筑雄伟。会馆里有一座精致的戏台和剧场，雕梁画栋，富丽堂皇。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果然赶到广东会馆，来到剧场。他没有坐在池座，也没有坐在包厢，而是悄悄坐在楼上后排，看邓文淑她们的演出。
舞台上先演《花木兰》，后演《安重根》。
邓文淑那双灵活的眼睛，扫了一下池座，没有看到周恩来。她又瞄了一下两侧的包厢，还是没有看到周恩来。她不禁生气了：这个周恩来，怎么言而无信呢？
她正在后台卸妆。
“你们演得不错嘛！”一声略带江苏口音的浑厚男中音，在她身后响起。
回头一看，周恩来一身整洁的蓝衫，潇洒地站在她身后。
她连忙站起，噗哧一笑说：
“你在哪里躲着？怎么没有看到你？”
周恩来微微一笑：
“我在后排楼座。想听一听，你们的台词，能不能清清楚楚，传到最后一排。”
邓文淑忙说：
“演得不好，请多指教。尤其是我，只怕表达不出刺杀伊藤博文的高丽爱国志士安重根和代父从军的花木兰的英雄气概。”
周恩来诚恳地说：
“你们初次演新剧，演得那样，很不错了。要说不足之处，你念台词就像发表演讲一样，慷慨激昂有余，不够自然。安重根和花木兰在日常生活中，并非时时在发表讲演。要掌握剧情和剧中人的身分，平时说话声调自然平淡些，到了节骨眼上，才需要放开感情，说得慷慨激昂。”
邓文淑和同学们听得入神，一个个点头称是。
“再一点，”周恩来停顿一下，接着说，“你们的吐字还不够清楚。念台词是要下功夫的。要念到每一个字，都能够清清楚楚地送到最后一排观众的耳朵里。”
他又对邓文淑说：
“请把《安重根》的剧本给我。我到舞台上试着念一下。你们请到楼座后排去听听。”
邓文淑把剧本交给周恩来，她和几个同学跑到剧场楼座最后一排。只听周恩来在舞台上朗诵剧本。他念得声调铿锵，每一个字，清清楚楚，传到她们耳中。
她们回到后台。邓文淑兴高采烈地对周恩来说：
“你念得好极了。我们听得可清楚啦。请你教教我们，怎样念好台词吧。”
周恩来告诉她们，怎样吐词运气，掌握台词的节奏，控制音量的大小高低。邓文淑生性聪敏，跟着周恩来念了几遍，果然大有进步。
周恩来又跑到楼座，听她们念了一段台词。
他轻快地走回舞台，高高兴兴地说：
“这回好多了。再练习几次，效果一定更好。”
他抬头仔细观看了戏台的圆形拱顶，赞叹说：
“这个圆顶结构太巧妙了，自然地起到扩音作用。”他对邓文淑说，“念台词不要过分用力，尽量说得自然。最重要的是你要体会剧中人的感情，将感情倾注到台词和形体动作中去。你演男角还有点放不开。你多想想马骏、谌志笃他们的动作。他们是当今中国的安重根呀！”
一句话，提醒了邓文淑。她苦于找不到高丽爱国志士安重根的原型，只凭自己的想象揣摩。现在，周恩来提到天津学生联合会正副会长谌志笃、马骏，她十分熟悉他们。谌志笃一次讲演时为了激励国人，曾剁下自己一截指头。马骏在北京天安门前英勇苦斗，得了“马天安”的外号。想到这里，她心中豁然开朗。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二十一日，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在广东会馆，举办了两场游艺会。
十五岁的邓文淑，主演《花木兰》和《安重根》。
她自小熟读《木兰辞》，一向钦佩花木兰这个传说中的女英雄。她的思想感情和花木兰一脉相通，演出惟妙惟肖，充分表达了花木兰的英雄气概。头脑中有了马骏、谌志笃的活脱脱的形象，她演安重根也演得活灵活现，只是身材显得瘦小些。
演出十分成功。她们的门票收入，竟得了七八百元。平民女校的经费有着落了。
邓文淑多么感激周恩来对她们的帮助啊！几十年后，她还对文艺界的朋友谈起当年周恩来怎样帮助她们排练新剧哩。
五、旅欧岁月
（十六）远航三万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留学的爱国教育家吴玉章、蔡元培等人，创办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号召中国青年学生到法国半工半读。“五四”运动爆发以后，爱国青年学生受到世界新思潮的影响，同时他们在斗争中愈来愈认清了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为祖国的前途担忧，渴望寻求救世济民的真理，于是全国各地有许多学生响应号召，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周恩来在天津监狱之中时，就萌发了赴法国留学的想法。一九二○年六月初，觉悟社女会员李愚如到狱中探望周恩来，告知她即将赴法勤工俭学时，周恩来写了《别李愚如并示述弟》的送别诗，其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
出狱后，周恩来立即又投身于各项革命活动中间。八月初，他主持觉悟社的年会，作了一年多来天津学生和各界救国运动的总结。他提出：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加以改造，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八月十六日，周恩来同觉悟社会员十一人到北京，邀请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和人道社四团体的代表共二十余人在陶然亭举行茶话会，商讨救国运动的方向。会上，周恩来对觉悟社提出的“改造”、“联合”主张作了说明。李大钊到会并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言，他认为确定“主义”十分重要：“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又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八月十八日，参加陶然亭聚会的五团体代表，又在北京大学召集会议，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改造联合约章》，其中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陶然亭聚会使周恩来受到新的启发，李大钊须标明主义的主张，使他更坚定了到巴黎公社的故乡去“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的决心。他开始为赴欧求学做积极的准备。
周恩来由于入狱已经失去了南开大学的学籍，但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仍然全力推荐他出洋留学，并资助五百元，供他做赴欧的费用。为了补贴旅欧期间的生活费用，周恩来还与天津《益世报》商定，做该报的旅欧记者，为报纸撰写通讯。
十月八日，周恩来与南开同学李福景同到华法教育会办理赴法证明。十月中旬，他离开了天津，到上海候船赴法。
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驶离上海。这是一艘两万吨级的巨型邮船，上下共分十层。周恩来和郭隆真、李福景、张若名等一百九十七人住在最底层的统舱里，他们是法华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
波尔多斯号的航程长达三十六天，经西贡、新加坡、穿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再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旅途中，周恩来亲眼看到了在英、法殖民地国家，人民遭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掳掠，过着苦难的生活。他也亲身感受到中国人在国外处处受人欺侮，中国的国际地位很低。由于航船的颠簸，同行者很多都在舱里静卧休息，周恩来却经常坐在船头的甲板上，手不释卷。他在航程中还写出了《〈检厅日录〉的例言》。到法国后不久，《检厅日录》全部脱稿，周恩来将书稿寄回天津，托马千里修正和补充，于一九二一年春连载于天津《新民意报》。
十二月中旬，波尔多斯号，到达法国南部的马赛港。登岸时，周恩来等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受到了留法法华教育会学生部干事的迎接，并帮他们换乘火车。第二天早晨到达巴黎时，李愚如等先期到达的南开同学在火车站迎候。
赴欧求学，是周恩来一生中又一次重要的抉择。周恩来为什么目的而去欧洲？他到达不久之后写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谈到了这一点：“主要意旨，惟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虚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周恩来在日本和中国已经接触到马克思学说，现在他在去马克思的故乡欧洲作一番实地考察，以寻求拯救中华的具体途径。
（十七）考察英国工人运动
一九二○年底，周恩来第一次来到欧洲，眼前的一切都是陌生而又新鲜的。和他当初想象不同的是，他看到的并不是什么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而是欧战后各国社会生活的严重动荡不安。当时，英国煤矿工人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成为英国各界注目的突出的社会问题。发生这个事件的直接原因，是战后英国发生了经济危机，矿业资本家为转嫁经济损失，采取了降低工人工资和解雇工人等措施，引起了煤矿工人以联合罢工行动来反抗。
周恩来原本打算只在法国作短暂停留，他要转赴英国伦敦，准备在英国求学，并考察英国社会生活。因为生了一场小病，他就在巴黎住了半个来月。一九二一年一月五日，周恩来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到了英国首都伦敦。关于为什么要到英国，在他从伦敦写给堂伯父周贻鼎的信中说：“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唯此地是赖。”“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在不久后给表哥陈式周的信中，他谈到了自己的留学计划：“弟在此计划拟入大学读书三四年，然后再往美读书一年，而以暑中之暇至大陆游览。今方起首于此邦社会实况之考查，而民族心理尤为弟所注意者也。”
周恩来一到伦敦，立即被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运动所吸引。于是他开始对这个运动进行认真的考察。二月一日，周恩来为天津《益世报》撰写了第一篇旅欧通讯《欧战后之欧洲危机》。他在文中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他看到由于欧洲的社会组织是高度集中的，因此战争造成的破坏是全局性的，仅苏格兰一地即有失业者百余万。后来，周恩来虽然离开英国回到了法国，但他仍然继续着对英国煤矿工人运动的研究和考查。一九二一年四月以后，英国煤矿工人运动高潮又起，有上百万人参加了总罢工。周恩来对这次长达八十余日的罢工风潮进行详细考察，从四月十三日至六月二十日，他先后写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波折》、《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等九篇通讯，共约三万五千字，寄给天津《益世报》发表。这些通讯向国内介绍了英国工人阶级的顽强战斗精神，并指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而英国政府则“与资本家一鼻孔出气”，“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
对英国煤矿工人运动的考察和研究，是周恩来赴欧后所做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通过这次考察，周恩来的思想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认定：英国式的费边社会主义是空想，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道路才是正确的，才是真正能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周恩来在二月中旬就返回了法国，前后在英国仅居住了五周时间。初到英国时，由于伦敦生活费用太贵，周恩来曾准备到生活费用稍低的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大学就学。爱丁堡大学虽已同意他免去入学考试，只试英文，但考期在九月，还有半年之久的等待。当时在法国居住生活费用要低得多，加之留英学生仅有二百人，而留法学生达二千人之多，所以周恩来改变了留英的主意，又回到了法国。
（十八）“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产生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在爱国运动中逐渐与工人阶级的斗争建立了一些联系。这种初步结合使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成为一种客观的要求。一九二○年四月，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曾派维经斯基到中国，他与李大钊、陈独秀讨论了在中国建党的问题，并开始了建党的准备工作。八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十月，李大钊、张国焘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为书记。以后不久，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也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
与国内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几乎同时，在法国留学的周恩来也在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对各种主义的“推求”和“比较”，逐步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一九二一年二月中旬，周恩来从英国重返法国后，住在巴黎拉丁区，入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学习之外，他还进行社会调查，常常通宵达旦地为天津《益世报》撰写通信。但是，他这一时期放在第一位的仍然是“研究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益高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法国、英国共产党的报刊。他在阅读的时候，认真地划重线，写眉批，记笔记。一本保存下来的周恩来当时读过的英文版《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教导》中，他在马克思一些话下划了着重线：“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一）阶级的存在仅仅因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周恩来还对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思潮进行了研究，并与觉悟社社员以通信形式多次探讨。他经过冷静的分析和观察，得出了结论：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除一切强迫和束缚，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发源于无政府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于等于梦呓”；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而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张申府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和刘清扬一起到达法国。张申府同周恩来在北京陶然亭聚会时见过面，他原是北京大学的讲师，研究哲学，在“五四”运动中十分活跃。刘清扬是觉悟社社员，担任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同周恩来很熟悉。刘、张结婚后一同赴法。临行前，陈独秀和李大判委托张申府建立海外组织，即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到法后，张申府首先介绍刘清扬加入小组。周恩来在巴黎与刘、张相遇，心里十分高兴，时常与他们往来，一起探讨问题。当周恩来了解到国内筹建共产党和张申府受托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后，立即表示了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要求。一九二一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一九八五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确认，周恩来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即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
周恩来确立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前后经历了三年多时间。他在日本留学时对马克思主义开始有所接触，以后经过“五四”运动和狱中的沉思，又到欧洲实际考察并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比较推求，才最后作出这个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从此，他把自己的精力和才华全部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由于德国的生活费比法国更低廉，一九二二年三月初周恩来和张申府、刘清扬又移居德国，住在柏林南郊的一个小镇上。到柏林不久，国内传来了觉悟社社友黄爱在长沙领导工人斗争中被军阀杀害的消息，周恩来无比愤慨。在三月间他寄给觉悟社社员一封信和悼念亡友的诗《生离死别》，表达了他的心态和悼念之情。信中周恩来又一次表示了他对于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十九）争取生存权、求学权
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有不少曾是“五四”爱国反帝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其中有些人在国内时已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到法国后，又自己组织起社团，开展各种活动，维护勤工俭学生的合法权益。经过一段时间，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活动逐渐形成了两个中心：一是巴黎南面卢瓦雷省的子城镇蒙达尼。这里的中国学生有一百四十多人，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向警予、蔡畅等人，大多是蒙达尼公学和女校的学生。一是法国中部的重工业城市克鲁邹。这里的中国学生都在工厂里做工，包括赵世炎、李立三、邓小平、刘伯坚等人。
一九二一年二月中旬，当周恩来从英国返回法国时，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斗争正在进入高潮。这场斗争的起因是，华法教育会一月中旬突然宣布同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对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停发维持费。留法中国学生三分之二以上都没有找到工作，维持费的停发，无异于将这些生活本已十分窘困的学生推入绝境。蔡元培等人向北洋政府发出请款救济之电，遭到无理拒绝。加之又传出法华教育会职员大量侵吞国内汇来救济学生的捐款的消息，更使这些学生忍无可忍。二月二十八日，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王若飞、蔡畅等人领导下，四百多名中国留学生前往巴黎中国驻法公使馆前请愿示威，学生们高呼争取生存权、求学权、工作权的口号，并提出要求：由政府发给学生津贴来解决入学问题，里昂中法大学和比利时中比大学应该任便中国学生自由入校。法国当局派上百名警察，出动马队驱赶请愿学生，并逮捕了学生代表。周恩来对“二·二八”事件的原委进行详细调查了解后，为天津《益世报》撰写了长篇通讯《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报道了这场斗争的始末。他在文章中对参加斗争学生的遭遇深表同情，同时也对他们的某些要求和做法提出了善意的批评。
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第二次大规模斗争，发生在六月至八月，是围绕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专使向法国秘密借款而展开的。六月初，北洋军阀政府派朱启钤为专使，和财政次长吴鼎昌一起到巴黎，秘密与法国政府商谈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由于法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事情在当月十六日的巴黎各大报上报道出来。周恩来看到消息后，立即和赵世炎、蔡和森等联络旅法华人各团体负责人，共商对策。周恩来还同旅法华工中的工学世界社社员袁子贞等，联络旅法华工会、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国际和平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会、巴黎通信社、旅欧周刊社六个团体，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发表《拒款通告》，揭露借款内幕，谴责军阀丑行，呼吁“同胞一致进行”，“以与抗争”。并将拒款决议案用法文印刷了千余份，分送法国各界，以争取舆论。
六月三十日，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陈毅、徐特立、刘清扬、袁子贞等三百多人在巴黎哲人厅召集拒款大会，宣读了旅法各地华人团体的来函来电，并通过宣言书，号召国内同胞和各国华侨“联名一致以反对非意之借款”，并请法人“赞助”。同一天，周恩来撰写了通信《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文章指出这次借款“是直一分脏之借款也。而担保品之重，又关系全国命脉。呜呼国人，尚在睡梦中耶？”“若是之借款，而欲吾国民之承认，吾国民苟非禁死断无予以‘可’字者。”文章认为，这次斗争与“二·二八”斗争相比，“两者均为对付官僚，而其性质则大异：一为生活问题，一为国家问题也。”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吴鼎昌避居英国，中法之间被迫暂时中止了对借款问题的讨论。到七月二十五日，《巴黎时报》又透露出中法借款合同已经秘密商妥草签的消息，旅法华人顿时群情激愤，于二十五日和二十九日两次集会，发表宣言通告，呼吁国人速起斗争，坚决反对这一卖国借款。三十日，周恩来撰写《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一文，详细报道旅法华人的斗争情况，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暗中勾结法国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
八月十三日，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旅法华人各团体举行的第二次拒款大会在巴黎哲人厅召开。会议要求驻法公使陈箓当众说明借款真相。陈箓本人不敢到会，派秘书长王曾思到会。王曾思态度蛮横，遭到愤怒学生的痛殴，被迫代表陈箓签署了反对中法借款的声明。声明中说，如此项借款成立或今后再举行类似的借款，公使和全体职员立即辞职，以谢国人。拒款委员会将此声明电告国内各大报馆，并送法国外交部一份。法国政府害怕事情闹大，只得宣布暂缓借款。延续两个多月的拒款斗争，至此宣告胜利结束。周恩来于十六日撰写的《中法大借款案之迫讯》向国内报道了这一情况。九月间发生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事件，把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斗争推向了又一个高潮。
里昂中法大学是华法教育会创办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一直要求进入该校学习，而校方却寻找借口不愿接受他们入校。校长吴稚晖公然宣布要在国内另行招生，并决定于九月二十五日开学。驻法使馆也因对勤工俭学生发动的拒款事件不满，在八月二十日布告停发在二月事件后改由使馆发放的勤工俭学生生活维持费。这两件事，使很多勤工俭学生感到求生和求学都看不到希望，实际上把他们逼上了一条绝路。
九月十七日至十九日，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对策，最后一致决定派学生去争回里昂大学。在讨论过程中，周恩来特别提出，对方逼我们陷入绝境，斗争是复杂的，要讲究策略，要做两手准备。他建议留下部分骨干负责后方工作和以后的斗争。这个提醒和建议的重要很快为事态的发展所证明。
九月二十一日清晨，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陈公培、张昆弟、颜昌颐、罗学瓒等一百余人组成的“先发队”，分别从巴黎、克鲁邹、蒙达尼等地到达里昂，冲进中法大学。但由于学校早有防备，将所有教室和宿舍的门都上了锁，无法进入。“先发队”的学生们只好在校内的草地上休息，并推选赵世炎为总代表同校方进行交涉。校方不仅拒绝与学生代表交涉，而且要求里昂市长以“逮捕匪类”的名义派警察前来镇压。第二天，法国政府派出大队武装警察，包围和拘捕了全部“先发队”的学生，押送他们到一座法国兵营囚禁。周恩来等人得知消息后，和聂荣臻、王若飞、徐特立一起，立即四处奔走，展开了营救活动，但未能奏效。
在兵营中囚禁二十多天之后，到十月十三日，法国当局又派出二百多名武装警察，将这批学生押送到马赛。中法两国政府相互勾结，决意驱逐被捕学生一百零四人，强令他们登船回国。赵世炎在别人帮助下借机逃了出来。
“先发队”被强行遣送回国后，周恩来很快含愤撰写出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向国内详细报道了中法反动政府对留法勤工俭学生的迫害经过。文中疾呼：“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和昂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为了团结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中的骨干，周恩来、赵世炎于这一年年底，（或次年初）托人带信约在蒙达尼的李维汉到巴黎的一家旅馆会面，商议成立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议定几方面分头做筹备工作。就这样，经过几场尖锐和复杂的斗争后，留法勤工俭学生终于走上了大联合的道路，旅欧革命青年即将团结在共产主义的组织中，更有力地开展新的斗争。
（二十）领导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一九二二年六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块小空场上，旅欧共产主义组织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十八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中包括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香年、萧子章、刘伯坚、傅钟、余立亚等。代表们之间有的是久别重逢，有的是初次相识，他们热情地交谈着，看起来好像是一次普通的朋友间的聚会。
会议主持人为赵世炎，他首先向代表们报告了组织筹备经过。接着，由周恩来报告了他起草的组织章程草案。最初，周恩来提议的组织名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但与会多数代表不赞成，主张叫少年共产党。周恩来还提议新成员加入组织时应当宣誓，也有些代表不赞成，认为宣誓是带有宗教色彩仪式。对此，他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约束的。他举了袁世凯的例子，袁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作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誓而讨伐他。会议共开了三天，通过了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人，即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赵为书记，周负责宣传，李负责组织。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由周恩来负责筹办。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党部就设在赵世炎的住处——巴黎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的一家小旅馆内。经常在党部工作的有赵世炎、李维汉、陈延年。周恩来会后返回柏林，向旅德党组织汇报了代表会议的情况，然后就着手开展在德发展组织的工作。就在这年的十月下旬，周恩来在柏林的住所里接待了为寻求真理和共产党组织而来的朱德。朱德陈述了自己的身世和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周恩来表示同意他的申请。十一月，周恩来、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赵世炎和周恩来在旅欧革命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两人有不少相似的优点：坚定、机智、待人诚挚，富有组织才能。当时正在法国的蔡畅曾多次说过：“恩来和世炎全身都是聪明！”
不久，从国内传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已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在广州召开的消息。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十月间，周恩来赴巴黎参加旅欧少年共产党召开的会议。会上举行了总投票，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尹宽、陈延年五人当选为委员。十一月二十日，周恩来和赵世炎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义写信给国内的青年团中央，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支部”。他们筹集了一年路费，派李维汉为代表携信回国，与团中央接洽。正当他们等待答复的时候，又得到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已抵达莫斯科的消息。他们立刻去信表示敬意，并说明已向国内团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请求。一九二三年一月，正在莫斯科参加会议的中共代表团陈独秀复信给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建议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还对青年团组织在欧洲的行动方略作出了指示。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共四十二人，代表着在法、德、比三国留学的七十二名少共党员。在赵世炎的主持下，临时代表大会经过四天的会议，讨论了少共成立以来的工作，通过了改组案等二十项提案。会议正式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支部”，在欧名称定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其中规定：凡旅欧中国青年愿加入本团为团员者，必须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章程还明确说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这时，中共中央已决定调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等十二人到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会议选出了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为周恩来、任卓宣、尹宽、江泽楷、肖朴生五人，候补委员为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三人，周恩来任执委会书记。会后不久，正式收到了团中央一月二十九日同意他们加入组织的公函。三月十三日，周恩来起草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报告第一号》，向团中央汇报了二月临时代表大会的情况。其中写道：“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国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
一九二三年夏天，周恩来从柏林迁回巴黎，开始专门从事党团工作。他住在赵世炎原来的住处——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小旅馆三楼第十六号房间。这里也是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和《少年》杂志编辑部。
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正如赵世炎在到达莫斯科后向中共旅莫支部汇报的：“本党在西欧的活动无非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实际上都是在青年方面进行了工作。”“现在留在西欧的还有四五个党员。”聂荣臻也曾回忆说：“在整个欧洲，也只有一个共产党的小组，附在团组织里面，一切公开活动，都用团的名义，党组织从不出面。”
在写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周恩来谈到了旅欧共青团的主要活动内容。报告中说：团的主要任务“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谓‘学’，‘学共产主义’。为此，他们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组织旅欧青年学习马列主义的著作，用马列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来武装团员和青年，并在提高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团员。他们不但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进行工作，还通过袁子贞担任书记的华工总会，注意在旅法华工中间开展工作。
周恩来等人领导的旅欧党、团组织，团结了当时留法、留德和留比的勤工俭学生中的进步青年，培养了许多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战士，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斗争中成长为坚强的革命领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十一）《少年》撰稿人
一九二二年六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后，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六月会议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会后周恩来即着手刊物的筹办。
《少年》月刊创刊于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编辑部设在巴黎戈德弗瓦街十七号的小旅馆内，那里同时也是旅欧少共中央执委会的办公处。这个刊物最初为十六开本，每期三十页左右。从第七号起改为二十四开本，每期四十二页。第十号起，又改为不定期刊。《少年》作为旅欧少共的机关刊物，其任务是“为第三国际和国内共产党解释战略并传播共产主义学理”，以发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译文、探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以及共产国际、少共国际文件和消息为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