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进一步挖了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他说：“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些问题上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周恩来还检讨了政府在指导发展国民经济工作中采取的所谓机械的和静止的平衡方法。他说：“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建设跃进中曾经发生了一些个别的缺点，给我国经济生活带来了某些困难。这些一时的困难，本来是不必大惊小怪的，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思想，依靠党和群众，相信地方，放手发动群众，继续坚定不移地发展生产建设，这些暂时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生产也会得到更大的发展的。半年多来我国经济大跃进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当时我和担任政府工作的某些同志们却错误地认为，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速度太快，因而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并且出现了许多不平衡的现象。当时为了稳定市场，保持平衡，就采取了机械的静止的平衡方法，企图以缩小建设规模、压缩消费的办法，只从分配方面去求平衡。这是‘削足适履’的办法求平衡，不但不能起促进生产的作用，反而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害怕这种不平衡，实质上就是不敢促进事物的发展和前进。现在各地在生产大跃进中，用落后赶先进、先进更先进的办法向前发展，就是最有力地宣告了机械的静止平衡论的破产。”
周恩来还检讨了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他说：“除了前面所说的认识上和方法上的错误以外，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过去一个时期，政府工作特别是财经建设工作，重业务，轻政治，务‘实’不务‘虚’，政治空气淡薄，事务主义严重，抓小不抓大，主次分不清。有些重大的工作问题，没有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报告，更没有经常地系统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即使请示了，报告了，也不是‘毛毛细雨’，而是‘倾盆大雨’，材料数字一大堆，使中央对于需要做出决定的问题，来不及进行仔细地分析研究。对于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缺乏认真地研究和讨论，领会不深不透，因而就不能正确地在政府工作中加以贯彻。在布置各项工作任务的时候，常常是通过政府各业务部门条条下达，没有充分依靠全党，依靠地方，没有贯彻执行各级党委统一领导的原则。”
在检讨中，周恩来最后表示要“向毛主席学习”，认真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遵循毛主席不断革命的思想，善于预见形势的变化，及时地提出新的任务，引导人民不断前进。”
周恩来八千言的检讨，作为大会发言材料印发给了与会代表。
（一○三）制订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提出了党的任务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现代化的国防”。“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首次写入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今天略有差别的是，“四化”中没有明确提出“科学技术现代化”，但提出了“党必须努力促进我国的科学、文化、技术的进步，为在这些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
之后，举国上下掀起了“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学习运动。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召集全国科学技术专家学者，制订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力求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全国各行各业自然科学技术工作者应邀会集北京西郊宾馆，共聚一堂，为我国制订科学技术规划而努力工作。规划工作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由聂荣臻、黄敬、李强等同志直接领导；由范长江（前国家科委副主任）、安东（少将）同志主持日常工作，首先分析国际科技形势，进行科学技术对策讨论。
当时我国各方面都显得落后，我国要实现现代化，科学技术是个关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新兴的科学技术发展起来：火箭技术勃起，洲际弹道式导弹出现，正在发展人造卫星技术。电子计算机已经问世十年，日益显示它的作用。半导体技术和晶体管使各种电子设备小型化、轻量化、省能化。由于电子技术飞速发展，以雷达为核心的半自动化防空系统建成。出现了黑白电视机和磁带录音机。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射电天文望远镜出现，进一步取得宇宙的新信息。飞机喷气技术已从军用转入民用，喷气式客机出现，大大缩短了洲际旅行的时间。原子能由军事转入民用，原子能发电站建成，改变了能源的结构。由于大量开发廉价的石油，石油成为能源的主要来源。交通结构也在改变，汽车成为主要短途运输的工具。铁路的动力从蒸汽机车变为内燃机车和电气机车。自动化的数控机床使机件加工从刚性生产转为灵活性生产成为可能。大量塑料出现使材料的结构改观。大量人造纤维出现使服装原料结构改观。出现了各种抗菌素，使医疗改变了现状。出现了静电复印机，突破了过去铅字印刷技术，使信息传递和复制增加了一个新的手段。这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科学技术研究再已不是少数人的事，已经成为大规模的活动；科学与技术与生产结合更加紧密，转换为新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新兴技术的出现产生了一些新兴的产业。在这种国际科技大背景下，我国怎么办？
在探讨过程中，出现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不发达，主要是基础科学太差，科学家太少，应该按照科学家的专长来开展工作；总之，是按学科和专长来制订发展规划。另一种意见是：中国科学技术差，更应该瞄准世界先进水平，补齐缺门，基础科学要重视，但技术科学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更有直接的影响，应以此为重点。总之，要按照国家需要，逐步建立起与国民经济相适应的各种科学技术研究机构，重点加强与生产的衔接工作。两种意见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总理意见：科学研究不能只为促进科学发展而发展，应该面向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总任务。
周总理的决断成为科学规划的指导方针。大家按国家需要，划分为若干门类，收集国际发展情况、国内现状，拟订十二年发展目标和分类课题，落实承担课题的单位和应该建立哪些科研机构、以及彼此如何协作，分别起草成为五十七个分科规划。这个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规划送上去，共五十七大本。周总理看了以后说，这么多不同的学科，总要有一个重点才行。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于是大家重新讨论科技发展重点。讨论中出现重大分歧。一部分同志认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是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基础是钢铁，科学技术的发展应以此为重点。另一部分同志认为，要实现“八大”提出的现代化总方针，重点应放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上面，以此来带动传统科学技术和传统工业的改造；对我国来说是缺门的学科，也要及时建立，否则和先进国家的差距还要拉大。
两种思路两种对策，提请周总理决策。周恩来认为，现代科学新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水平的标志，选定航天技术（当时叫做喷气技术）、核技术、半导体、计算机、电子学和自动化为重点。当时，这些学科除电子学、自动化外完全是一片空白，从头建立，谈何容易！参加的同志面有难色。周恩来亲自召集会议，从选定建设科研单位，抽调人员出国培训，到引进技术，拨给资金，以及近期任务的确定，他都一一落实。当毛主席在怀仁堂接见参加规划会议的科学技术专家时，周恩来和陈毅、黄敬同志特意到计算机和半导体技术学者专家中，和大家交谈并鼓励大家，不畏困难，勇往直前。大家对周总理这种细致深入的工作深为感动，更加勤奋努力进行工作。
一九五六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成为国家科学技术政策和管理的领导机关，以后由黄敬同志领导。
党的“八大”开创的政治局面，周恩来的远见卓识、果断得力，使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取得惊人进展。科学院、电子工业部门联合筹建的研究所很快建成，一九五八年我国第一台电子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第一枚探空火箭上天；一九五九年我国研制成功半导体晶体二极管和三极管。以后，科学院和电子工业部门各自建立了不同的科学研究和产品研制研究所。一九六五年，我国研制成功第二代晶体管电子计算机。一九六八年研制成集成电路。在核工业部门的努力下，一九六四年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当时，有一个代表团访问西德，在汉堡期间，不少侨胞和华裔到代表团祝贺。有一位老侨胞说，过去他开的饭馆，由于警察看不起中国人，经常找他们的麻烦。这次原子弹爆炸后，警察见了他伸起大拇指，表示中国了不起，核技术超过了德国，以后也很少找他的麻烦了。祖国的强大，海外赤子最敏感。
在航天部门的努力下，一九七○年我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至此，可以说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提前完成。最使世界震惊的，正是周恩来总理英明决策所选定的那些新兴科学技术。直到今天，这些新兴技术还在左右世界的前程。
（一○四）从“大跃进”到调整
从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连续不断地批反冒进，实际上已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作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的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周恩来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一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他的内心里觉得自己跟不上毛泽东。他有很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尊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决定，维护党的领导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清醒头脑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共产党人，在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上又要尽可能地使之健康发展。对一些过头的做法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又不便于公开地在方向和方针上提出不同意见。在当时的地位和形势下，他唯一能够做到的，说是根据实际情况，把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认识，试图使事情的发展更符合实际的可能。
周恩来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被“大跃进”搞乱了，“建议”提出的指标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起不了约束的作用。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和一九五八年钢产量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的决议。这次会议对农业估计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达到六千亿斤到七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产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九十，据此提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中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有人发愁粮食吃不完，要缩小耕地面积，实行田园化生产。这年有了许多“大办”，包括大办农业。有的地方粮食放“卫星”，报告说稻子亩产几万斤。周恩来亲自去看，看了一块挂牌亩产十万斤的高产稻田。田的上空，像灯光球场一样，电灯通明，说是为了加强光照，旁边用鼓风机通风。实际上，这是将几十亩田的稻子移在一亩田里，是弄虚作假。因为当时有外宾在场，周恩来没有当场提出批评，但是回来以后，他心情十分沉重。七月十八日，周恩来到上海市郊马桥镇看高产田，听说“夜战”“苦战”，一亩地种了十二万穴，他当即指示，要合理密植，要关心社员的生活，要让社员吃好休息好。同月，周恩来在广州召集一些县的负责人了解情况时，对他们说：粮食产量要避免虚假性，要保证社员的口粮，千万不要讲大话，损害群众的利益。在大刮“共产风”时，周恩来到河南去视察工作，批评省委主要负责人，要他谨慎。
一九五八年的钢产量，原计划是六百二十万吨。五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把本年的钢产量增加到八百万至八百五十万吨。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钢铁翻一番（从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达到一九五八年的一千零七十万吨）后，掀起了全民炼钢、大办钢铁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河南省新乡市放出一天产生铁一百零二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来看到这个材料后，问身边搞过钢铁生产的秘书顾明这有无可能。顾明回答说：我们在鞍山钢铁厂，炼一吨生铁需要贫矿石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十多吨。一百零二万吨生铁，需要一千多万吨的运输量，所以这不可能是真的。周恩来就要顾明到河南去看看。顾明去后，把土法炼出的所谓生铁带了回来，实际上，其中最好的也不过是含铁成分较多的海绵铁。大批农民上山炼铁，许多地方分不清什么是铁矿石，把比较重的黑石头块当成铁矿，也弄不清一吨是多少，把一担当作一吨。周恩来为了减少盲目性，想加以引导，亲自每星期主持召开一次钢铁会议，还调了一万三千多大学生去各地帮助分析化验。到了冬天，中共四川省委工业书记陈刚向周恩来请示汇报，说四川还有几百万人在山上，既无寒衣，又缺粮食，钢铁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周恩来指示：立即下山。
大办钢铁，大伤了我国经济的元气。
“大跃进”是“以钢为纲”，当时冶金工业部的领导人是怎么看周恩来的呢？王鹤寿、吕东说：“纵观周总理在‘大跃进’前前后后的言行，在那股‘热浪’席卷全国的情况下，周总理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贯彻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路线”。他们讲到一九五九年春在“大跃进”高潮中，冶金部开“鼓干劲”会，请周总理来作报告，周总理抓住当时“两条腿走路”这个口号，大讲两点论，大讲辩证法，说：不仅中央和地方、大中小、土洋等并举是两条腿走路，而且一系列问题上都要“两条腿走路”。搞“群众运动”，一定要和集中领导相结合，一定要强化生产指挥系统，讲发扬民主，不可没有必要的规章制度；讲“突出重点，保钢保铁”，不能忽视综合平衡；当“促进派”，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他们说：“在‘大跃进’的热潮中，作这样的报告，真是用心良苦，寓意深长。”
周恩来的这种态度，不光是一九五九年春，一九五八年夏就有了；也不光是对冶金工业，而且几乎对所有当时发热的方面。
“大跃进”初始阶段的几个“大办”中，有一个大办工业。地方工业盲目发展，周恩来不可能从根本上来制止这些“大办”，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泼了冷水。一九五八年七月，周恩来故乡淮安县的副县长王汝祥到北京，想为办地方工业解决钢材问题，找到周恩来。周恩来关怀地询问了淮安的经济生活，但是向王汝祥建议：淮安县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农业上。地方工业除手工业和土法生产的以外，今年不宜搞得过多，而且设备和钢材都供应不及，倒不如集中力量先把铁木农具厂搞起来，然后再及其他。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当时未能引起全党的重视，而在大办钢铁、大办工业的思想下，在财政下放的体制下，各地互相攀比，办起了许多无原料、挤占国营企业原料的社办、县办工业。
一九五八年七月，外贸部在上海召开外贸工作会议。这时，在“大跃进”的热潮影响下，都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外贸部领导中也有人这样。周恩来马上找外贸部负责同志谈话，强调外贸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要“重合同，守信用”。
当时，文化工作中有的提出“人人作诗，人人画画，人人唱歌，人人跳舞”，要求文艺创作“放卫星”，“每县出一个梅兰芳，每县出一个郭沫若”。教育、体育、卫生等部门也有类似情况。周恩来就召集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部门的负责人陆定一、康生、张际春、周扬、杨秀峰、钱俊瑞、张子意、胡乔木、夏衍、陈克寒、林默涵、徐运北、荣高棠、吴冷西、姚溱等到西花厅开会，就文艺、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在高速度发展中的一些偏差，进行商议。他鼓励大家消除顾虑，敢于讲真话。周恩来指出，要承认共产主义的热情，但“领导干部头脑要清醒”。他还说：我们每个人的讲话如果不妥当，“完全可以驳，不要树立迷信的权威”。他认为教育方面在教授中“拔白旗”是错误的，要马上停止；文艺不能简单地配合政策，反对“文艺放卫星”之类口号……“周恩来同志的一番话，起到了‘降温’的作用，使大家头脑清醒过来，及时纠正了‘左’的偏差。会议结束，大家走出西花厅时，天空已经发白了。”
这年夏天，他到戏剧学院实验剧场看了师生演出的一个话剧。因受当时的影响，话剧中宣传了共产主义就要到来。周恩来看后，严肃地指出：“五年后就实现了共产主义，那么容易啊？！你们不要这样宣传，这个戏太浪漫，脱离了实际。”
当年的财政部负责人戎子和说：“我从周总理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一段主持召开的几次财政问题座谈会时的言行看，他是不赞成‘大跃进’的那些做法的。”
郭洪涛是当时的国务院交通办公室负责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去南方了解物资运输问题，回北京时飞机刚在西苑机场降落，周恩来就要他们去汇报。他们提出按照当时条件，要很大地增加运输量是困难的，难以适应各方面“大跃进”的要求。周恩来同意这个看法。郭洪涛说：“从这一次他听取我们汇报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虽然正在批评右倾，但他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需要极大的毅力，更需要无私无畏的党性，才能做到的。”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就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以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特征的前一段的“左”倾错误，提出社会主义时期不能消除商品生产，不能剥夺农民。接着，毛泽东又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在武昌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二十三日讲了一次话，提出要“压缩空气”，办事要有充分的根据，钢产量计划指标要降低，各部门都要把根据不足的指标降下来，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接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醒全党认真注意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原则，认真使经济计划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互相保持适当的比例。
这以后，周恩来就比较好讲话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讲话说：一九五八年这一年，经验有两点，一是高速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一是必须遵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
这时候，他已经在忧虑经过一九五八年的大浪费后，一九五九年人民如何生活了。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到河北安国县和徐水县视察，看了制药厂、机械厂、农业红专大学和一些新居民点。当看到把不够中学程度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学习，挂起大学的牌子，他心里很难过，感到这是把党的谦虚作风丢掉了，变成了浮夸。在回来的途中，他向陪同的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人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随便减少耕地，今年的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把共产主义庸俗化”了。他说，我对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有怀疑，吃太多对人的胃没有好处，人身体每天需要的营养是有一定数量的，到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要注意听老农的话：允许吃饱，但不能浪费粮食。
十二月二十五日，他看话剧《烈火红心》的演出。看后说：不能只用军事信心来对待工业，光凭信心，没有科学根据是不行的，我们军队打胜仗是有科学根据的。又说：光凭蛮干是不行的，干劲要有，但也得有科学根据。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他在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艺术界人士的座谈会上讲：跃进总要有个限度，有一定的可能性，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可能了。
一九五九年从年初到七月庐山会议前，周恩来都努力在这方面作纠正工作。他认为：一九五八年全民办企业，每个公社办一点工业，一个县办很多工业，把材料占用了，大企业反而感到材料不够了。他同中共石家庄地委、河北省委负责人研究生产时说：去年由于对农业估产高了，在估高的基础上生产布局多了，造成了市场的紧张，现在要落实，抓工业产量，抓农业生产、商品性生产和市场。“搞生产必须注意算帐”。从省委起，都要把重点放在农业上。对于工业，他作了分析：由于原材料不足，有些工厂不得不时开时停，停工待料；有些建设工程，安了柱子没有房顶，建成了房子没有机器设备，或者有了主要设备没有次要设备，不能及时投入生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基本建设摊子摊得多了，工厂、企业的增加超过了原材料增长速度。他说：有些农村原材料过去是供应城市的，现在农村也搞基建、办工厂，一个公社办一点，一个县就是不少的点，他们自己把原材料用了，就没有城市原有企业可用的原材料了。技术落后的企业有原材料，技术先进的企业反而没有了。
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周恩来坚持和宣传了上述的看法和主张。这种看法和主张，他在中共中央的会上也说。如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时，周恩来就批评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主观主义大发展”，“打破了客观规律”，目前农村中对农业的产量估计过高。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起，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前期，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十八个问题，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讨论和总结。周恩来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了“大跃进”的缺点和错误有以下几点：计划指标偏高，基建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权力下放过多；把战略口号当作了行动口号；工业上加工工业搞多了，原材料工业搞少了。他指出：只有这么多的米，只能做这么多的饭，九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这是一股革命的热情，付的代价很大。他主张进行调整。
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全力抓调整这件事。七月十日到十二日，他三次召开财政问题座谈会。他在会上讲，陈云同志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目前急需抓综合平衡。七月十八日、二十一日，周恩来两次召集国务院各部的负责人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讨论计划工作。他在会上又强调要抓财政、物资、现金的平衡，指出要略有节余。他认为一九五八年全冲乱了，单生铁就补了十五亿元。继续跃进过分紧张，要抓好综合平衡，不能这样过日子。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召集副总理们开会，指出当前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综合平衡没有搞好”，指标太高，超过了实际可能”，没有留余地，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落实。（二）“产品质量下降，需要解决。他指出要“当机立断”，下决心调整指标，“缩短战线”，准备“明年把农业搞上去”。
就在周恩来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彭德怀上庐山，七月十四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陈述了他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大跃进”中的错误和经验教训的看法，指出了中肯的意见。十六日，毛泽东把这封信印发给了会议讨论。周恩来也看了这封信。
这时候，一位同意这封信内容的领导人，隐约地听到了不利于彭德怀的风声，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在七月二十日左右的一个舞会上，询问周恩来：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
周恩来回答说：那没有什么吧！
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的信，是一种正常的情况。而且，他的思想是和彭德怀相通的。他曾经对身边的同志讲过：彭总的信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不料，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上错误地批了彭德怀，认为这封信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转向了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周恩来原来进行的平衡和调整工作，自然地也就中断了。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还发出了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并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
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这期间，周恩来的心情非常沉重，很少发表意见。这次反右倾的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这三年“大跃进”，实际上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的三年大冒进。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一九六○年七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三年“大跃进”，经济上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过高，效益下降，在计划经济的情况下，挤垮了农业，挤伤了轻工业，重工业自身到了一九六○年底也掉了下来。农业生产大步倒退，总产值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下降百分之十三点六，一九六○年农业总产值又比一九五九年下降了百分之十二点六。粮食产量据一九六一年核实，只有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九百零一亿斤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六点四，跌到了一九五一年的二千八百七十四亿斤的水平。
“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重大失调，到一九六○年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人民生活愈来愈困难。粮食紧缺，副食品紧缺，生活日用品紧缺。这年七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来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一九六○年八月三十日到九月五日，国家计委党组四次向周恩来汇报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意见。国家计委原来提的意见是：“一九六一年是经过‘大跃进’后的一年，根据中央上海会议和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国民经济应着重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编制明年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改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不但补充了“充实”的内容，而且把“整顿”改为“调整”，使内容更加广泛，突出了扭转比例失调的含义，更切合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这个“八字方针”，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
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进一步提出：这三年的缺点错误最集中的表现是指标定高了，建设规模搞大了，调整首先是调整各种比例关系，当前调整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决定退够，留有余地；第二，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第三，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后来，他在一九六二年三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八字方针是“以调整为中心”，“是一个既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又为长远打算的积极的方针”。“在我国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一九六一年开始的调整，主要是把被破坏了的比例关系，特别是工业和农业、消费和积累两大战略性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
要进行调整，这在当时，中共中央有些人思想上是有阻碍的。他们坚持“左”的设想。如一九六三年陈伯达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工业的决定稿，就不提“调整”。周恩来批评说：“甚至连‘调整’都不敢说。不要讳疾忌医，因噎废食，我们在调整中做了很多的工作。”为了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当年的周恩来，排除一切阻碍，坚决地把国民经济重新纳入正确发展的轨道。
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并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
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
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周恩来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再禁不住党内的不一致和互相责难，必须齐心协力，共挽危局。
周恩来这样做的另一层道理，是为了替下面干部承担责任，使他们好进行工作。如果上层把责任向下推，群众又向上追究责任，夹在中层的干部就很困难了。正如周恩来对一次七个部门专业工作会议的代表所说：“要说责任，还在我身上，你们是负次要的责任。”“工作中缺点错误的责任在中央、国务院，还有国务院的各部。你们回去，可以向下面传达这一点，减轻大家的负担。”
周恩来在这时期讲过几种关系问题，讲到“公”“私”关系时，他说：“先顾公，后顾私；先为公，后为私”，接着又说：“对共产党员，一般要求作到先公后私，有的时候，要求作到公而忘私。”周恩来正是这么做的，他承担责任，完全是出以公心，有利于克服困难，渡过危机。尽管“大跃进”之前，他受到了那么严厉的批评，现在他仍然站出来，毫无怨言，全心全意地把所有精力用在挽救经济，挽救国家上。
面对严重的困难，周恩来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人成立生产调度十人小组，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第二天清晨传达指示。如动用国库解决短缺物资；组织增产节约；紧急调用车船抢运救济物资；甚至煤矿上因粮食供应不足，挤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粮问题，调度小组也采取特殊措施，加供粮食补助和每月的白酒。在周恩来领导下，为了渡过困难的岁月，这个小组作了许多工作。
困难时期，周恩来一方面是抓下一年的生产，而更紧迫的，是抓当时的粮食调配和口粮供应。这是燃眉之急。
那时候，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好几个省的农村饿死了人。农村中因为吃粮不够而浮肿病普遍，有的城市中也开始出现浮肿病。全国六亿人口，城市人口一亿二千万多，“大跃进”多了二千九百万人进城吃商品粮。国家需要有三百六十亿到四百亿斤的粮食库存，才能调配得开，保证正常供应，而一九六○年国家库存只有一百八十亿斤，除了供应城市外，农村还需返销上百亿斤粮。一些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如：北京、天津、上海、辽宁，从外面调进来的粮食不够销售的需要，粮库几乎挖空了。当时这些省市的库存粮食可供销售的时间，北京仅有七天，天津十天，辽宁八九天，上海粮库中几乎已经没有大米。试想：这些地方，特别是大城市中，人民天天要吃饭，如果一旦粮店没有粮食出售了，外边也没有粮食调进来供应，那会出现什么情景？
试想，如果几百万市民闹起来，党、政府还能不能站得住，国家会怎么样？
按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说法，我们国家到了“非常时期”。
党中央、国务院在中央机关抽调一万干部下乡做工作，陈毅在人民大会堂对他们作动员报告，称他们是“赴国难”，现在已是“国难”当头。
确实，尽管人们照常工作，市面照常开业，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人流照常在长安街上川流不断，但是，一股潜藏的极大危险，笼罩在中国的上空，它如果一旦爆发，就会像轰雷，像闪电，震动整个的党和国家的基石。
党和政府处在存亡危急之秋。国家和人民到了极为困难的时期。
重担落在了周恩来的肩上。
周恩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周要召开三四次会议专门讨论粮食问题。他的办公室的桌上放着写了许多数目字的纸张，上面写的都是粮食帐，这是他自己用毛笔或铅笔计算的。某城市的粮食能支持几天，哪个地方赶紧要调粮食去。每天晚上，粮食不落实，不睡觉。他要秘书制定了一张像“哈达”那样的粮食大表，上面记着各省、市的粮食数字。他对表上的数字记得非常清楚，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亲自决定向各地调拨粮食，并且下决心进口粮食、精简二千万人下乡，这些都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并作出决定。
当时的粮食部部长陈国栋，一个星期要被找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陈国栋说：“三年困难时期，总理直接抓粮食工作，为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付出了很多心血。”“当时全国人口六亿左右，城市人口一亿二千几百万，‘大跃进’多了二千九百万人进城，粮食供应数量大量增加，国家掌握的粮食负担不起。许多地方纷纷告急，形势很紧张。”“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在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钟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两三点钟才去。按过去规定，工作到半夜，就应有夜餐，三年困难时期取消了。但当我们工作到深夜时，邓大姐有时也端给我们一碗素挂面，那样照顾我们，是总理、邓大姐私人招待，公家并不开销。”
周恩来和邓颖超自己花钱待客，但由于每个人的粮食是定量供应的，还不免要向客人收粮票。例如，一九六二年四月二日，周恩来和邓颖超邀请前线话剧团负责人、编剧、导演和主要演员到家中作客，对他们创作的《霓虹灯下的哨兵》给予鼓励。吃饭中间，邓颖超说：“今天是我和恩来同志拿自己的薪金请客。现在粮食定量，很抱歉，还要请每人交三两粮票。”
那年月，中央经常召开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都是由周恩来出面的。所以李先念说过：管粮食、管吃饭的分三线。粮食部在第一线，由他们先同各省区协商，能够商妥的，就不上找了。第二线是李先念，粮食部商量不下去，就把李先念请出来。第三线是周恩来，李先念同他们商量不下去，最后就把周总理请出来。于是，周恩来就把粮食部领导人带上去拜访，一个省一个省地定。那时，调动五百万斤粮食，都要报告周恩来。
在进口粮食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操碎了心。
困难时期，即便有时候出差到供应比较好的省份，周恩来也很注意。如一九六二年六月，周恩来、邓颖超到东北的吉林省视察。吉林是农业生产比较好的省份，在长春，当地出于对周恩来、邓颖超的热爱，知道北京供应紧张，早已作好准备。到后第二天早餐，吃得很丰盛。周恩来、邓颖超即刻提出了意见。邓颖超亲自用红铅笔写了一个菜单：“山珍海味、名贵食品禁吃，肉蛋和油炸食品少吃，多吃面食和粗杂粮。”油炸品少吃是因为当时全国食油也很紧张。这个菜单送到了食堂，一位老厨师看了十分感慨说：“我做了几十年的饭，所见到的都是要吃高级山珍海味的菜单，从没见过这样的菜单……”
周恩来直接抓粮食工作，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的，大约一直抓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九六二年夏天周恩来给中央机关下乡调查人员讲话中，讲到我国当前政治、经济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十个问题，第一是农业问题，第二是国家支援农业问题，第三仍是粮食问题。等到这年秋收后，十二月周恩来讲话，才说过去三年是粮食紧，现在粮食产量已逐步上升，但是，棉花又最紧了，成为农业上的关键问题。粮食产量逐年回升，到一九六五年已回升到三千八百九十一亿斤，城市供应就比较好了。为了解决六亿人民要吃饭这个大问题，周恩来在那几年确实是费尽心血。几年功夫粮食问题逐渐解决了。
中国六十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正是国际上风云激变的多事之秋。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中印边境发生争端以致中方被迫自卫还击，美国疯狂扩大侵越战争，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为了反对国际上的霸权主义，支援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周恩来不得不经常忙于处理大量的紧迫的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调整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复杂，周恩来认为自己既然是政府总理，就责无旁贷。他在陈云、李先念等协助下，毅然地挑起了领导经济调整、亲自指挥调度的重担。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会议”后，恢复了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担任组长。陈云提出了大幅度调整一系列原则。不久，陈云因病休养，仍由周恩来、李先念负责调整工作。周恩来向干部们阐述多难兴邦的道理，号召大家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勤俭建国。一九六○年十月，他亲自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十一月间又参与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颁发执行，对于当时刹住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生产关系，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一九六二年一月讨论起草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书面报告时，周恩来对所有制问题提出，应该“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写进去”。这个思想，是对于多年来农业上的“左”的错误的总结和批评。
八字方针的内容，完全是为着解决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的，主要是解决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和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对这个方针，从提出到贯彻执行始终存在着争论，中心是调整是否必要。周恩来坚持了这八字方针，措施坚决，国家的经济回升得比较快。到一九六三年冬讨论一九六四年计划时，又有人提出说调整任务已经完成了，又可以开始跃进了。周恩来认为还要调整，要一直调整到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五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接近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九，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恢复正常，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经济工作走上了轨道，可以健康迅速地向前发展了。
（一○五）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上的一场激烈斗争
“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这是周恩来的重要思想。一九五六年春天，他指出：“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周恩来看到，经过压缩的一九五六年计划（草案），仍然是冒进的。他由此推论，不但年度计划冒了，就是已经规定的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期间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也冒进了，他认为，只要摸清了情况，就要反冒进，“要敢于抗大流”。
四月十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采取制止经济形势恶化的措施。他力主“动员生产，约束基建”，“为平衡而奋斗”，把精力放到了反对急躁冒进上。
这期间，周恩来发生了一次同毛泽东面对面的争执。
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一九五六年基建预算二十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在会上，尤以周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会后，周恩来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