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毛泽东提的是反对右倾保守。这口号周恩来起初也是赞成的，但是接触到实际工作，随着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暴露出了很多问题。条条战线不断向他反映情况，提出了建设规模和我国实际能力的矛盾。
这时，陈云提出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周恩来支持陈云的主张，李先念也同意。
五月十一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反保守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这个月，他同李富春、李先念交换意见，要再次解决订得过高的国家预算，并指导起草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报告稿。报告稿中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地区都已经发生。”
六月四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这个报告稿。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有关冒进情况和半年来经济建设所引起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经费的意见。会议决定制止急躁冒进，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六月十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四日中央会议的决定。
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
但是，毛泽东对这一年的发展速度不满意。
一九五七年九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一九五六年这个纠正冒进的方针，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这是“右倾”，是“促退”，是向群众泼冷水，打击积极性。
一九五八年一月，他在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会上，他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话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后，又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这是方针性错误。他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五十米远了。
南宁会议召开时，周恩来在北京正忙于接待也门共和国太子巴德尔。十三日，他赶到南宁参加会议。毛泽东发言猛烈抨击反冒进。十六日上午，毛泽东还在会上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一B五，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
当时，毛泽东是有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为总理的设想的。虽然没有正式提出来，但是以周恩来的敏锐，当然是感觉得到的。周恩来是从不计较个人的上下得失的。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觉得应当向人民负责。总理是由主席提名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既然自己被认为是错误的，他可以不再当总理。但如果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辞职，容易被误解为进一步顶抗，因此，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委婉地提出说，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
（一○六）关于粮食问题的一百一十五次谈话
一九五八年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泛滥。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致使我国国民经济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处于困难时期，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粮食库存急剧减少，粮食局势非常紧张。在这个极端困难的时期，周恩来总理统筹全国粮食的全局，果断决策，亲自抓每一起难度较大的省、市、自治区间的调拨，保证各方面的应急需要，从而使我们国家和人民比较顺利地渡过了困难。
一九五八年，粮食工作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对粮食产量逐级虚报浮夸，估产过高，以致上下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高估产，造成高征购。一九五八年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公布的当年粮食产量将达到六千-七千亿斤，比上年增产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九十。到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粮食预计产量又夸大到八千五百亿斤。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一千三百斤左右，造成我国粮食已经过关的假象。一九五九年继续受浮夸风的影响，粮食产量各地上报到一万亿斤。当时周总理明确指出，产量没有那么多，有虚数。后来，落实的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仅三千三百多亿斤，只有原估产的三分之一。在高估产的影响下，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三年平均粮食征购占到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三，其中一九五九年达到百分之三十九点七（正常年景一般占百分之二十多），超过了农民负担的能力，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一九六○年秋，全国当年产粮数字暂时搞不清，有些放过“卫星”的人又不肯承认粮食少了，一时众说纷纭。粮食部预计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二千八百多亿斤（年终实际数二千八百七十亿斤），缺粮的问题十分严重。粮食部党组经过慎重研究以后，如实报告周总理。他明确表示：农业生产的情况如何，可以各说各的，但全国粮食收支计划必须按粮食部门的数字安排。总理还把北方各省的负责人和一些县、社的基层干部，一并请到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会上，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提出了全党动员，发展生产，控制消费，低标准、瓜菜代，艰苦奋斗，渡过暂时困难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周总理还指示，每月要召开一次北方粮食厅局长会议，主管农业的中央负责同志要听取汇报，亲自部署，精心安排。会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为了核实粮食产量，合理安排粮食的购、销、调指标，总理同意并支持了粮食部提出的对全国农村生产队的粮食实行过秤入仓的办法。通过对一九六○年产量的逐步核实，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了。一九六一年以后的估产就比较接近实际，并留有余地，这对合理安排粮食购销和调整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在“大跃进”中刮“共产风”，农村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让农民在食堂吃大锅饭，加剧了农村粮食紧张的矛盾。一九六○年春天，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同志回到福建长汀老家，看到当时说假话之风盛行，名义上是保证每人每月吃三十斤稻谷（折粮二十一斤），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大食堂都无米下锅，吃的多是煮青菜。童小鹏同志将了解的情况报告周总理，周总理很重视，指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并让童写信给福建省委，引起了省委的重视。之后，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先后亲自到农村调查，向党中央反映社员普遍不赞成办公共食堂，“供给制”害处很多。到一九六一年夏收后，全国各地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普遍解散了农村公共食堂，口粮分配到户，社员都高兴地回家做饭吃。
一九五九年，国内粮食紧张情况已开始露头。这一年的春天，在国务院会议厅讨论当年外贸进出口计划时，正式开会之前，赵发生同志同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同志正在研究出口多少粮食合适，两人争论得比较热烈。总理一进门就问，你们在谈论什么？赵发生同志讲，外贸在表上列的出口粮食数，我们认为多了。总理当即表示，不用争了，定下来吧！为了偿还苏联债款，维护国家信誉，自己有点困难，另想办法克服。为了保持中国人民的志气，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带领我们节衣缩食，如期还清了苏联的债款。
一九六○年底，粮食紧张情况加剧，估计到第二年春青黄不接时，粮食情况将更加严重，总理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曾反复研究解决办法。陈云同志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总揽全局的总理权衡利弊得失，毅然决定进口粮食。在总理亲自督促下，不到两个月，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决定，增加粮食进口。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每年进口粮食五百万吨左右。这占我国粮食产量比重虽然很小，但在国家的粮食调度上却起了重大作用：既可以减少产粮区的调出，又可以保证重灾区的粮食供应，避免了京、津、沪、辽粮食脱销的危险，还补充了部分国家库存。
一九六一年，总理出差到东北，看到东北粮食困难，提出向苏联交涉，从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随后从进口粮中归还。这样做了，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四川省原是粮食调出省，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上了五百万人，产量减少，又调出部分粮食，造成粮食紧张。总理了解这种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外调粮食，由省里内部自己调剂。一九六二年初，四川粮食告急，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心里难过，他立即提出支援四川。总理把李先念、陈国栋和杨少桥同志找到他的办公室，要大家算算帐。经过计算，总理决定在当年二季度调给四川粮食二亿五千万斤，使他们顺利地渡过春荒。
为了安排好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总理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从一九六○年六月到一九六二年九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总理就有关粮食问题的谈话达一百一十五次。总理十分关心粮食情况，及时阅看粮食报表，他亲自一张一张地审阅粮食计划表，精心计算粮食的安排。从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现仍保存的三十二张报表中，总理的笔迹计有九百九十四处之多。例如在《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总理用红蓝铅笔作标记一百四十五处，调整和修改数字四十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六处，批注数字七十处，批注文字七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的留下了总理的手迹。这些报表，现已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由有关部门妥为保存，它生动地记载了总理在困难时期，为了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付出的心血！
在三年暂时的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渡过粮食难关，安排好各地的粮食调拨，通常搞三道“防线”：先由粮食部长和地方协商；然后是主管财贸工作的中央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出面商谈；最后请国务院总理亲自定案。一九五九年以后，不仅年度粮食调拨计划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季度调拨计划也由党中央安排下达；到了一九六○年，有好多月度调拨计划也都由党中央通知各级党委执行。对粮食调拨计划的执行情况，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和先后主管调拨工作的杨少桥、赵发生同志，经常向党中央、国务院口头汇报，同时每旬（有时每五日）报送粮食调拨情况表。到了一九六一年，由中央安排调拨的粮食除了增加进口粮食外，又增加了一些列入中央开支的专项用粮，头绪繁多，原来的粮食报表已不适用。当时，周总理亲自设计了一张《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从这张表上，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间调拨和中央粮食收支情况。一直到现在，仍然使用这张表式安排中央粮食收支调拨计划，检查执行情况。
为了研究粮食问题，当时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同志一个礼拜要去总理那里好几次，一般都是晚上去，有时从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钟，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二三点钟才去。当时向总理汇报工作，一般不准带助手，有时只能再去一位副部长。杨少桥同志曾经同陈国栋同志一起去向周总理汇报粮食情况，总理请杨少桥打算盘，他自己用笔算，算了一省又一省，算了一项又一项，库存多少？每月销售多少？夏粮下来能增加多少？可调出多少？粮食存放在哪里？运输方便与否，等等。我们的总理，实际上是粮食调度的总指挥。
为了保证城市人口口粮最低限度的供应，一九六○年中央决定，除井下、高温、高空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外，城市人口每人减少一点粮食定量。对城市统销，除火车、轮船、飞机上的用粮仍免票供应外，城市的饮食行业、糕点和其他粮食制成品，采取凭粮票供应的办法。当时，北京只有少数高级饭馆高价销售和供应外国人用餐不收粮票。一九六一年，粮食形势更加困难，为了减少粮食销售，曾经设想对乘坐火车、轮船、飞机的旅客用粮，印制一种专用粮票，凭票供应，这可以节约粮食七千五百万斤。对于这个方案，周总理经反复考虑，认为国家虽然有困难，但不能增加旅客的麻烦。况且，火车、轮船、飞机上的外宾、华侨也较多，凭票供应，数量不大，影响不好。后经国务院会议决定，否定了这个方案。
总理十分关心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在粮食紧张情况稍有缓解时，他立即提出，要从煤矿工人开始，对高空、高温、井下、水下等重体力劳动者给予粮食补助，之后又提出对高级知识分子、十七级以上干部分别补助少量肉蛋和黄豆，以保证他们必要的营养和生活需要。
（一○七）电影工作要两条腿走路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有文字记载的周恩来总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谈话，是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部分全国人大、政协委员和北京市部分文艺工作者谈的十个问题。
可是，使得总理最早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我（即陈荒煤——编者注）认为还是先从电影界引起的。在“大跃进”中，电影界出现的情况比较严重。一九五八年三月文化部召开电影跃进会，就在当时文化部提出“放卫星”的口号下打擂台，各制片厂纷纷提出跃进计划，增加数量。提出来“人人放卫星”、“部部工农兵，片片满堂红”，要两三个月完成一部故事片。有的厂产量成倍增长，摄制组每天用电话向厂里报告摄制进度。五月创作思想跃进会之后，又提出向国庆献礼片拍摄的任务，的确搞得十分紧张。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上午，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周总理因患病住院进行治疗，要卧床二十四小时，他却利用这天上午的时间通知电影界来开会的几位同志去医院谈话，有陈鲤庭、沈浮、郑君里、赵丹、张瑞芳和我几位同志参加。
周总理说他一个时期以来，想到一些问题要找我们谈谈，说着从枕头底下掏出一张便条来。这时候，郑君里高兴地笑道：“我们真希望听听总理的指示哩。”
总理却不高兴了，说我不是叫你们听什么“领导指示”的，你们是我过去在重庆认识的老朋友了——荒煤倒是我回延安以后才认识的，今天是我找你们谈谈心的，要是讲什么“领导指示”，那我就不讲了。于是郑君里又像孩子般央求总理讲，总理这才讲了十二点意见。
这次讲话和后来五月三日在紫光阁讲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结合电影方面具体情况举例多一些，也有些不同的地方。
周总理开始讲到，他通过几次会议，发现我们工作中有一个问题，总是两条腿走不好。他认为两条腿走路这是个规律性的问题，而毛主席运用辩证方法来观察、处理问题是非常熟练的。
周总理指出：“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学会两条腿走路，都要设想一下对立面，否则就容易片面。尤其是艺术问题上，是精神产物，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就容易引起意见。一张画有几笔画坏了就很突出。而作品有几分之一的败笔就会看不下去。……艺术创作是为大多数人看的，就更要照顾到广大群众。”
周总理还强调了对艺术上的要求，讲了几个方面应注意的情况：
一、“艺术创作万一失败了，也是成功之母”。艺术上不可能每一次都获得成功，不是人人都能写诗的。举例说，毛主席写了许多诗，发表的并不多；建安七君子的诗也没有留下许多。因此，艺术创作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丧失信心，这样作家就不可能有很多创作了。电影也不能次次成功。
二、对艺术创作的要求，要细致，不要粗暴，也不要求全。他认为有人有洁癖，不搞好不拿出来，实际这样反搞不好，还是要得到大家的帮助。
三、领导要与群众相结合。“不能说领导都对，而往往是群众的智慧超过领导。领导的本事是善于集中。想自己一鸣惊人是不行的。”这时他特别指出我写的《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那篇错误的文章，“就是没有同大家商量，被袁文殊攻了一下”。他还说，电影厂领导可以开各级干部会议，有牢骚的也可以吸收，“多听意见就会集中大家的智慧。因为群众的特长，是从自己最熟悉的角度提出意见。领导要善于集中，并且学会集中，不能集中就不能领导。人云亦云也不行。”周总理指出，两条腿走路要有主导的方面，就是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从领导和群众关系来讲，领导是主导方面。对艺术创作要求细致又不要求全，细致是主导方面。导演也是如此，要有自己的风格，又要坚持下去，吸收、集中群众的意见，就会更加丰富起来。
周总理在谈到国庆献礼影片的时候，反复强调“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不能搞得过分紧张。过分紧张，就会疲劳，疲劳之后就会泄劲，要一张一弛”。明确指出，“艺术不能和工农业一样地要求多快好省，要量力而行，不能勉强。是粗制滥造好，还是精细一些好？……宁愿好的影片不惜工本，明知不好的可以不拍，宁可上了马下马”。他说：“你们（指上影）献礼影片的九部中有六部好的我就满意。来个九部，四部不好，我宁可要六部好的。好的中间当然也有上中下。这样胶片也可以集中使用，人力不够的情况也可以好些。人力、物力都要留有余地，要打百分之二十的余地。”他还具体指出，不可能设想，“演员要她哭就能哭，舍不得花胶片。做什么事情过头了就变成了荒谬。好看的人脂粉抹得太多了就反而不好看了。这个扣子一定要解决，否则精神就不能舒畅。”
总理还特别嘱咐我，今后四个月不要催厂里交任务了，厂里也不能天天打电话催摄制组。必要的条件要给以支持，但影片搞不出来也别着急。国庆献礼片，有的到年底交出来也行。总之国庆献礼的任务，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
随后，周总理又在谈作风和工作方法时指出，在工作中既要理智又要热情，作为艺术家，这两方面要兼备。艺术家容易热情洋溢，但理智还是主导方面，领导要善于和群众商量，才能鼓舞大家的热情。既要敢想、敢说、敢做，又要有现实的科学根据，要加以科学的分析，敢想、敢说要和敢做连得起来。电影界的每件事也要做科学分析。
周总理还特别指出，“创作方面，要有独特的风格，也要兼容并包，但独特的风格是主导的方面。越剧近年来退步了，大概是别人批评它单调了，就把自己的风格抛弃了。话剧、电影都要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陈鲤庭、沈浮、君里都应有自己的风格。石凌鹤把江西弋阳腔演唱的《昭君出塞》搞得非常成功。有人说原来高腔戏这样好，我就感到其中有话剧的色彩。到后台才看到是石凌鹤搞的这个戏。他从重庆排《棠棣之花》到现在排《昭君出塞》都很成功。既是兼容并包又保持了独特的风格。”周总理因此指出，“从剧种到每部影片都应有不同的风格”。让我们在工作与创作中一定要想到对立的统一，想想主导方面和对立的方面。
最后，总理还是提出，国庆献礼片一定不要贪多，要注意质量和艺术性。他指出，拍摄影片的主导方面是思想性，但也要讲究艺术性。写出来的影片是十年的总结，要符合时代的精神。前两年的影片有些粗糙，说话太多，艺术性不够。影片还是要注意色彩和动作。
此外，总理还对创作人员的政治与业务学习、劳动、保健等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与后来五月三日关于文艺工作要两条腿走路的谈话的精神是一致的。
可是，周总理这次谈话，我向文化部党组汇报之后，并没有引起重视。我有一个印象，文化部党组当时的领导人有顾虑，怕这个讲话传下去，影响“大跃进”的情绪，也就没有向下传达。我也没有敢于坚持要向下传达。而上海的同志们回去之后，也未作广泛的传达，只让君里在二十多位主要创作人员中讲了一下就完了。这充分证明，即使是总理的讲话，而且是针对当时文艺工作中一些片面性、“左”的思想要予以纠正的正确意见，也仍然受到“左”的思想抵制，无法得到贯彻执行。何况不久又开始了反右倾运动。夏衍被列为文化部“重点帮助”对象，我也不断检查严重的右倾思想。
所以，周总理后来在一九六一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讲道：“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
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七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总理又一次明确提出，“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我在紫光阁讲了一次话，谈了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十个问题。今天讲话，情况与那次有点变化了。那次我的讲话，有些省市委就不肯传达。今天我看了上次讲话，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
由此可见，从一九五九年四月，总理首先对电影界提出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到一九六一年六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的讲话，以至一九六二年这次讲话，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可见这是他一贯的思想。为繁荣文艺事业，不断地纠正“左”的错误，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如何改进文艺工作领导等问题，并讨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
这时候，文化部也在新侨饭店召开了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也是为了贯彻八字方针，总结“大跃进”三年来的经验，改进领导方法，并讨论“文艺十条”和《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三十二条”）。
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电影故事片创作人员思想最活跃、议论极广泛、讨论最热烈、心情最舒畅，也是充分发扬民主的一次会议。说是对“大跃进”三年来的总结，实际上是对建国以来电影界在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下一系列的错误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尽管对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和反右倾运动，当时还不可能得到澄清，但就创作中涉及到的问题来看，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已经暴露无遗。例如政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党如何加强和正确地领导精神生产的问题，如何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关于题材风格多样化问题……直到艺术规律、人性论、正面人物的创造、反映矛盾、创作人员的生活、学习等许许多多实际问题。普遍反映了创作人员顾虑重重，精神紧张，一怕“右倾”，二怕“不听党的话”，加上领导作风的简单粗暴，以致在创作中束手束脚，唯恐犯错误的心情。因此，许多同志对一九五九年总理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讲话没有向下传达，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甚至提出要追查责任。
周总理一九六一年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对一九五九年那个讲话的引申，而且根据当时的形势作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论述，更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归根到底，是指导思想与领导作风问题，是要求各级党委和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应改变“一言堂”的作风，尊重艺术规律，发扬艺术民主问题。
周总理这次在新侨会议讲得非常明确：“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
之后，在专门谈到领导问题时又反复强调，要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中心问题在于领导，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起来一句话，要实行调查研究。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论就是调查研究。”他强调“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希望你们回去也这样做。文艺团体的领导也要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解除包袱，框框就只有大的，没有小的了，辫子就不会乱抓了，根子就不会乱挖了，帽子就不会乱戴了，棍子就不会乱打了。就可以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意气风发，使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
在遗产与创造这个问题上，总理虽然谈得并不多，但是他在当时已经提出一个方向性的意见：一方面要相信“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另一方面，“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搞复古主义，“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这种溶合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在一起”。
周总理在新侨会议期间，不止一次亲自找我们去汇报会议的情况，指定我要把每期会议的简报当天送给他。他六月十六日晚间亲自到新侨饭店一间小客房里和许多电影艺术家们谈心，听说会议中对《达吉和她的父亲》有争议，为了展开讨论，我们在会议上把小说发给大家，总理就伸手向我问道：“能不能发给我一本？”后来把赵丹划了许多道道，还有批注意见的那本小说拿走了，说他想知道赵丹的看法。他看了小说之后，又把影片调去看了。
总理和我们一起听黄宗英讲书记挂帅搞创作的“经验”，三位书记和宗英讨论了一天，没有弄出一个提纲来。等到书记们有事都走了，宗英灵感一来，就一下子把提纲写出来了。总理听了和我们一起大笑。
在一次聚会中，总理听到上海电影界的同志反映了一些情况，突然问我：“荒煤，这是不是都是柯庆施的意见？”我稍微有些犹豫，总理就严厉地批评了我一句：“你这个老党员怎么也这样多顾虑？”
后来，我才知道，总理早就听说柯庆施宣布夏衍和我是“不受欢迎的人”了，希望我们少去上海插手电影工作。
也正因为柯庆施经常提出，“有些人就是听夏陈的，不听我们市委的”，所以有些人也不敢向我们反映情况，都只得向总理反映，总理也实际上比我们知道得多。后来张春桥在上海公开批评有些创作人员是所谓“通天干部”，实际上就是妄图制止向周总理直接反映情况。所以，周总理在这次讲话中反复强调领导不要搞“一言堂”，“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领导者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这些都是有所指的。
总理六月十九日在新侨会议讲话之后，二十五日又一次约请了各厂的一些编、导、演人员到西华厅他家里座谈，举行便宴。之后，又让总理办公室的许明同志打电话给文化部党组，建议会议不要开得太紧张，他愿意在七月一日党的生日和大家一起到西郊香山去休息一天。也就是这一天登山途中，赵丹像孩子般和总理发生“争论”，到底《达吉和她的父亲》是小说比电影好，还是电影比小说好。黄宗英同志在她一九七九年的一篇回忆总理的散文中作了生动的描写：“赵丹说：‘总理，您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总理说：‘影片的时代感比较强，场景选择得更广阔……’赵丹则说：‘那不过是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他们两个各抒所见，说个不停。最后赵丹语塞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总理略停微步，偏过头来微笑地看着他，那神情、那目光、那姿势，人们都熟悉，我找不出文字来形容，总理声音洪亮地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总理哈哈大笑，赵丹也嘿嘿地跟着笑，我们当然也笑了，连林中的鸟儿、花丛中的蝶儿，天上的云彩都笑了，都笑了！”
而这个赵丹，就是前几天在新侨会议上发言，有过一段“眼泪汪汪”的“趣话”：“要是给我一块免斗牌，我就什么话都敢讲了！”
所以，后来有同志就和赵丹开玩笑，说赵丹经过总理批准，承认赵丹是“一家之言”，总算得到一块免斗牌了。
可是，谁想到，赵丹到了“文革”期间竟然成了“文艺黑线”上的一位“混世魔王”……
我还想起两件小事：一件是周总理到香山来的时候，又约请了三位来宾，许多同志感到意外，又感到高兴，因为看到了总理的细心，对凡是对电影工作有过贡献的同志，他也都记在心上。这三位客人就是王莹、舒绣之、孙维世。另一件是我能幸福地保存下来的周总理和全体创作人员合影留念的两张照片，没有一张照片能叫你很快发现总理在哪里的，他没有端坐在第一排，或站在前面显著的位置上，而是和许多创作家一样，站在后面，站在人群中，留下一个小小的头相。
（一○八）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虽然不断地注意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左”的错误，但是却没有机会对一九五八年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总结。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抓好一九五九年下半年的各项工作，党中央决定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邀请各省市委书记参加。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对国家形势有些议论。会前，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四省，认为一九五九年尽管有大春荒，副食品、日用品、工业品的供应较紧张，但形势正在好转。他对河南省委的同志说：整个形势，大家商量一下，究竟好不好？如果要亡国，就当作亡国的局面来办。现在又没有亡国，这个国家还是兴旺的。有那么几个小泥鳅掀了一点浪，就以为了不得了，我就不信这个道理。毛泽东主张继续提十五年或者较少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超过英国这个口号，还想把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指标提高一点来推动农业。基于这样一些思想，毛泽东在上庐山的途中提出了关于形势、今年的任务、明年的任务等十九个问题作为庐山会议的讨论议题。
庐山会议前期，“气氛比较好，大家轻松愉快讨论问题，晚上开舞会或看戏，的确是‘神仙会’”。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就他所提出的十九个问题谈了一些意见。他说，一九五八年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在这四方面的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公社的教训就是没走群众路线，刮“共产风”，触怒了群众。工业方面的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这是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说是两条腿走路，几个并举，实际上并没有兼顾。毛泽东指出：在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农业内部的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鉴于建国以来，特别是对一九五八年抓农业促工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和农业不好引起国民经济全面紧张的深刻感受，毛泽东提出要改变重、轻、农的次序。他说：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农业第一。这样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原则。因为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的生产问题。这几年的经验是，给农业多少钢材，给轻工业多少钢材，以后剩多少，再搞基建，比较实际。因此，毛泽东肯定了陈云提出的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本建设的方针，认为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对于后来调整我国的国民经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尽管对一九五八年的经验教训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但是并没有要从根本上改变当时“左”的指导思想的意识。他是在肯定“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来纠正那些暴露得较为突出的错误。他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的讲话中，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形势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七月十日，他在庐山会议的组长会上继续指出：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从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这一年经过了许多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讲清楚。毛泽东的这种看法代表了与会的大多数领导同志，包括中央各部和省市委的负责人的看法。这些同志认为：一九五八年的问题不是指导思想上的根本错误，只是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错误。经过郑州会议以来的一系列会议，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只要把一九五九年的指标降下来，把措施落实下来，可以把一九五九年下半年的工作做好，还可以争取一九六○年的大发展。当然，在这些同志中间，对于一九五八年的错误的估计和一九五九年形势好转的估计，在程度上也是有所不同的。
周恩来在庐山会议上属于与会的大多数同志的这种思想状况。他是在六月二十八日离开北京的。六月二十九日在武汉与从韶山归来的毛泽东汇合。七月一日，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抵达庐山。邓小平因腿部骨折不能到会，陈云也请病假未到。这样，周恩来实际上负责操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具体工作。周恩来认为，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两大新的革命，在取得伟大成绩时必然会带来某些问题。他说：这些问题主要有三条，第一是速度问题，工农业生产在某些地区和部门可能增长较快，但设想每年翻一番不可能；第二是平衡问题，旧的平衡突破了，新的平衡没有建立起来，国民经济的各部门之间失去了综合平衡；第三是质量问题，在大跃进的数量增长中，部分产量的质量下降了。周恩来认为，这些问题在北戴河会议以后逐步地暴露出来，党在逐步地认识和解决，这次庐山会议就是要对这些问题全面地认识。周恩来主张把问题都端出来，采取积极的态度。大家不要互相埋怨、互相责备，而要互相督促、互相勉励、互相帮助，只有这样，才能找出解决办法，把事情办好。
在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开展工作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的。从七月十日到十二日，他接连三次召开财政问题座谈会。针对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出现的财政赤字，他提出了七条解决措施：即（一）国家要算帐，做到财政收支心中有数；（二）去年权力下放多了，中央要收权；（三）资金要归口，专款专用；（四）堵口，限额以下的基建项目要下马；（五）导流，对停办项目的人员给以出路；（六）增加生产，活跃市场；（七）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他认为，抓好了这几项，财政紧张的状况就能逐步好转。七月十八日和二十一日，周恩来两次召集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开会，讨论计划工作，研究钢铁、煤、木材、运输和市场等方面的问题。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召集在庐山的副总理们开会，介绍一九五九年计划没有安排好的情况，指出：在六月十三日会议的大帐中，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钢铁指标是满打满算，措施不落实。其他方面许多也不落实。如果不解决，糊里糊涂到年底，一九五九年的计划指标就完不成。七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两次召集国务院各部部长和副部长的座谈会。二十八日，又召集国家计委、经委和基本建设委员会负责人会议，继续研究一九五九年的计划问题。在这些会议上，他强调了落实一九五九年计划的紧迫感。他说：在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和六月十三日会议以后，我一直是不安的。我不安，不是对于总路线动摇，而是对一些同志懈懈沓沓、松松垮垮难以理解。八个月过去了，计划还不落实，真叫人着急。现在大家要同心同德，不埋怨，不泄气，不畏难，实干，苦干，巧干，努力做好下半年的工作。在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把全部精力都倾注于调整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工作上去了。当年参加会议的李锐谈及这一情况时写道：“当时总理日以继夜，集中精力调整当年计划，安排好基建摊子。”
从会议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庐山会议前期主要是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陈述自己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些看法。这以后，会议逐渐转入以政治斗争为主了。彭德怀在信中首先肯定了一九五八年的各项成绩。在谈到缺点时，认为大办钢铁补贴二十余亿，浪费了一些资源和人力，损失较大，“有失有得”；经济工作比例失调“具有政治性”的意义。在分析产生一九五八年的缺点错误的原因时，认为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存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而要“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还要困难些”。彭德怀的这些意见，是针对会上缺乏客观冷静地总结经验教训的空气和一些人存在怕多谈缺点的顾虑而提出的。他在小组发言中也讲述了信中的一些观点。他担心会议匆忙结束，不能真正记取教训，因而决心写信给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提出会上没有人得过的尖锐批评。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彭德怀的信，还加了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我们这个庐山会议，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怕挨整，明哲保身，怎么行呢？祸从口出，我今天是要闯祸的。两部分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听不得坏话的，一种是有方向问题的。你们不赞成，可以驳我。说我是主席，不能驳，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没有指名就是了。讲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对有些东西如获至宝呢？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还有一个总路线，总路线是虚的，见之于行动的就是一个工业、一个农业，工业是大炼钢铁，农业是人民公社。你们也可以分一点责任，但是主要责任在我。我是始作俑者，推不掉。但是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没有完全失败，也不能讲大部分失败，只是一部分失败，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动力，多付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我劝党内这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些同志在历史上的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不过还有三十公里，相当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