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虽然没有点名批判彭德怀，但讲话的锋芒是针对彭德怀的，并且将一九五六年反冒进问题重新提了出来，联系起来加以批判。他说：我们有些同志想把国家搞好，忧心如焚，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会议讲过，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的动摇不戴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现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与右派不同，他们要搞社会主义，只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要反冒进。但是，那个时候反冒进的人，在这次风浪里头站住脚了，比如恩来同志，他就站住脚了。恩来算不算代表啊？他这次的劲头很大，是个乐观主义者，因为受过那次教训。至于陈云同志情况如何，我不知道，我看他也会站住脚的。现在是那时批评恩来同志、陈云同志的部分人，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这些同志就是不讲冒了，不讲反冒进，但是味道就是反冒进。譬如讲“有失有得”，“得”放在后，“失”放在前，这都是斟酌了的。他们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
毛泽东讲话以后，庐山会议的气氛和方向顿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神仙会”变成了批判会。从七月底开始，会议转入批判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周恩来对彭德怀的信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彭德怀的信印发之初，周恩来曾认为“没有什么”。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讲话以后，随着会议气氛的变化，周恩来也逐渐地把彭德怀的信看成了政治问题。七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召集国务院部长、副部长座谈会上提出要明确政治方向，要求他们在小组会上表明立场，划清界限。他本人还从政治、经济和精神等方面细算小洋群的得失帐，来批判“得不偿失”论，论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政治上“完全正确”。他规劝彭德怀要认识“错误”，并以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错误”现身说法。他说：一九五六年计划过大是事实，我急于要回答，说是“冒”了，就犯了错误。这是方针性的错误，但是那个时候确实焦心如焚。跟我共事的人知道，我是把自己放在群众运动之中，不是站在局外；我是想解决问题的，所以才敢于跑到八届二中全会上讲那么一通。那时，总路线正在形成过程之中，那次动摇使总路线的确定受到了影响。这次看问题就比较全面了。他对彭德怀还说：今年你替代我了。因为你不是总理，所以你没有像我作那么一个大报告，你写一封信。有鉴于我，就说了句路线还基本正确，不写“冒进”，但是我那个时候说话也是这样说的。你指出的错误，可能不少都是对的，可是你站在局外，指手画脚，是旁观者态度，这就是个方向问题了。你还没有到反冒进的那个程度，但有那么一个趋势。你停止了，认识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应该吸取教训，站在局内，帮助解决和纠正新发现的缺点错误，这才是拥护总路线。他希望彭德怀尽快认识“错误”。
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提出召开中央全会，主要议题，除修改一九五九年计划指标外，就是讨论路线问题。他说：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七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算是中央全会的预备会议。
八月二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百四十九人，列席十四人。毛泽东发表讲话说：初上庐山，七月上半月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闲谈一顿，没有什么着重，没有紧张局势。后头才了解，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就是认为松松垮垮不过瘾，不得要领。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毛泽东指出：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印发的他的一系列批语，为八中全会错误地开展所谓“路线斗争”，揭露和批判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所谓“反党集团的分裂活动”定了基调。
八月三日到十日，全会连续举行小组会议批判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全会的批判比七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时的批判进了一步。那时主要是批判彭德怀七月十四日的信及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调子也比较温和。这时的小组会，就批判内容来说，除了继续进行上述的批判外，更多地引导到揭发和批判彭德怀等同志参加革命后在党内历次斗争中的缺点错误；就批判的调子来说，上了“路线斗争”、“反党活动”、“搞阴谋”、“搞分裂”的纲，把已经解决了的历史是非翻出来“老帐新帐一起算”；就批判的方式来说，已不是对不同意见的商量了，而是责令彭德怀等同志交代问题，既要交代历史上的问题，也要交代在庐山会议上他们彼此间的交往和谈话。这样，会议的气氛是异常紧张的。
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全会上再次发表讲话，从所谓世界观上对彭德怀等同志进行批判。他说：他们的世界观同方法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而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比如彭德怀同志，我就感觉到他这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他的世界观没有变动过。这些同志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他们是积极的，但是在方法上也常常搞错。实际上，他们是党内的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挂着共产主义的招牌。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精神准备，对于灭掉中国的剥削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是没有这样的决心的。这十年，对于他们是突如其来的。现在人民公社一来，就闹翻了。他们的看法跟资产阶级右派很接近。他们提出的问题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他还指出：要估计到他们那些同志的两面性，要记起他们还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还要批判他们的反动性。
八月十三日和十四日，由中央常委分别主持大会，继续错误地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同志进行批判。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以《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针对彭德怀等同志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的批评，指责他们不能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成为“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又写了一段“批示”，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按照毛泽东定的这个调子，全会在这一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定。根据会议决定，彭德杯、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工作岗位。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说：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是很好的一次会，是一次胜利，避免党的分裂，及时地阻止了党的分裂。毛泽东号召全党反右倾、鼓干劲，做好一九五九年的工作。
在八届八中全会上，周恩来同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完全赞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他也没有能够超越当时的历史。八月一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彭德怀同志的信是一个纲领性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东西，他打着所谓的无产阶级旗帜，实际上打着资产阶级旗帜，向着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实际上向党的总路线进攻，向党的领导进攻，向着无产阶级领导进攻。尽管如此，周恩来对彭德怀认识错误还是寄予了希望。八月十三日下午，他在主持批判彭德怀的大会最后讲话说，今天许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今天的讲话表示不满意、不放心，向他提出了很多的批评和问题，但是他今天讲话开头已经表示，还不能完全认识这个错误，这次检讨可能不深刻。这说明他的门没有关死，我们希望彭德怀同志好好地彻底地想一想。
在八届八中全会期间，周恩来的主要工作仍然是抓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和生产的落实。他说：这回主席再三说，要我来抓一下今年这个计划生产建设。陈云同志还病着，小平同志还病着。这个时候我把这项工作抓一下，也希望大家一道来抓。会议期间，周恩来贯彻“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一项一项地落实计划指标。他会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研究了一九五九年下半年的工业生产、基本建设、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粮食购销以及手工业生产等方面的工作，并促成会议制定了相应的文件。
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后，“反右倾”斗争在全党铺开。许多对一九五八年的缺点错误提了意见的同志，都被当作所谓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加以批判。一些领导干部还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八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四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介绍彭德怀等同志的政治历史表现，并对他们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八月二十四日和二十六日，周恩来还分别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第二届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传达全会精神，作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
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从政治上看，它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支持了浮夸、说假话的不良倾向，破坏了党内各级组织的民主生活，发展了党内斗争的坏的传统，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的个人崇拜现象。在经济上，它打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前些时期得到纠正的“左”倾错误重新蔓延开来，从而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一○九）一份工作日历
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开放的毛主席纪念堂周恩来纪念室里，陈列着这二十多本工作日历中有一份是周恩来一九六一年在邯郸农村调查期间的部分工作日历。
一九六一年，我国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要大力倡导调查研究。周恩来在繁忙的国务工作中，挤出时间，于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十四日，带着工作组到河北省邯郸地区农村进行蹲点调查。
他于四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抵达邯郸，立即听取了有关同志的情况汇报，然后到武安县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谈话、开座谈会，还到一个农村食堂进行蹲点调查。
经过深入调查，周恩来对“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偏差，提出了正确的处理意见。现在看来，这些真知灼见，依然很有现实意义。
五月七日凌晨三时，他给在上海的毛泽东打电话汇报了调查的情况。下面是那一次电话的记录。周恩来在电话中说：
“我到邯郸之后，听了三天汇报，就到武安县伯延公社，现在已经有五天了。五天中，我找了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了话，开了座谈会。现在有下面四个问题简要地向主席汇报一下。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我明天还要看一个食堂，八日返回北京，帮助陈总解决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一些问题。以后再给主席写报告。问题解决了之后，我还要返回邯郸。
我到邯郸之前，已经派许明带领一个工作组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天。”
毛泽东看了这份记录，当天就写了批语：“此报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后，又在邯郸继续工作了八天。在这八天中，他白天进行调查，晚上处理公文。在此期间，他还抽身返回北京，帮助陈毅解决有关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一些问题。下面是他五月七日这天在邯郸调查的工作日历：
晨二时与汉夫就老挝问题通电话
三时向主席作口头报告
上午十时与许明、马列谈食堂菜地问题
十二时出发往涉县
下午三时到涉县县委谈话
三时四十分与堰头干部、社员谈话
六时参观食堂
七时五十分始返
像这样满满的工作日程，在周恩来的日历记录中不知有多少！在“文化大革命”前，他的大部分岁月就是这样度过的。
（一一○）组织指挥“两弹”的研制
经过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的努力，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许多重大技术难关还没有突破。周总理不止一次亲切地问我（即刘杰——编者注），美国的鲍尔和艾尔索普对我国核爆炸试验的推测，我们能实现吗？我想起毛主席说的：大局抓住了，有些事形式上看是冒险，实际是可以办到的。为了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加强军事力量，我于一九六二年八月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争取一九六四年至迟一九六五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奋斗目标。毛主席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接着，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会议，表示赞成这个规划目标，并指出，经过努力，即使一九六五年搞出原子弹来也是好的。小平同志说，你们的计划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了，路线、方针、政策已经确定，现在就是你们去执行。你们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讲话，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总理为主任，由副总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以及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加强对核武器研制和核工业建设的领导，以加速实现原子弹爆炸试验计划。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央专委成立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九次会议，及时解决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一百多个重大问题。
周总理主持第五次专委会审查批准二机部提出的进度计划和措施计划时，周总理在肯定了二机部前两年的工作成绩后接着指出：“‘两年规划’的完成，专委有很大的责任，但主要的责任还在二机部的领导上。二机部的领导自上而下都要具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计划科学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周总理的指示，为我们树立了工作的高标准。为了实现“两年规划”，我们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为目标，把各项任务加以分解，分系统、分方面、分层次，具体推算各个环节所需要的时间和工作进程，最后列出计划进度表，定人、定时、定任务、定措施，要各个单位层层落实这个计划，并要求各方面都来支援。这样，采取了科学的方法，按进度表进行工作，一环扣一环，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使我们的生产科研工作增强了计划科学性，保证了“两年规划”的实现。
一九六三年七月，当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正在进行时，周总理就指示我们，不仅要爆炸一个核装置，而且要进一步解决武器生产问题。同年底，他又指示我们：“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因此，我们在研制首次核试验用的核装置时就考虑到武器化的要求，核装置本身的水平比较高。而且，与此同时，就抽调力量开始核航弹和导弹核弹头的研制工作，从而缩短了武器化的周期。从首次核装置试验到核航弹试验，只用了七个月时间，到制成导弹核弹头，也只用了两年时间。
一九六三年底，当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接近过关时，周总理主持中央专委开会作出决定：关于试验工作的安排，地面试验放在第一位，并继续完成空投试验的准备工作，地下试验作为科研设计项目立即着手安排。我国核试验一直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根据我们自己的条件，不受“三国条约”的束缚，按照我国发展核武器的需要进行地面或空中核试验。在一九六九年九月条件成熟时就开始地下核试验，并于一九八五年宣布停止在大气层试验核武器。
高度的综合性是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重要特点，它涉及的科学技术范围和工业部门很广，因此，只有实行全国大力协同，才能实现既定目标。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有七位副总理和七位部长，形成一个权威性的空前庞大的协作体系。据统计，这个时期，共有二十六个部、委（院）和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九百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联合起来，扭成一股劲，共同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进行科技攻关、设备制造和材料生产，解决了近千项重大课题，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
全国大力协同，胜利一个接着一个，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获得了迅速发展。核武器研究所的理论研究人员于一九六三年三月正式拿出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实验科研人员进行了上千次的爆轰试验，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的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获得了成功。兰州铀浓缩厂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后，于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拿到了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对此，毛主席批示：“很好”。周总理批示秘书：“请转告刘杰同志，庆贺他们提前完成关键性生产和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仍望他们积极谨慎，坚持不懈地继续完成今后各项任务”。
此后，核燃料生产和核武器研制每个环节的进展都比预期的好。周总理亲自主持对气象等有关爆炸试验时间的问题研究以后，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他下达核装置就位的命令。十月十五日，周总理在电话上问我：“试验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我说：“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索，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最后我满怀信心地说：“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周总理叮嘱说：“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随后就把爆炸试验时间定在十月十六日十五时。
首次核试验，张爱萍同志担任试验现场总指挥，我在北京负责前后方与中央的联络。试验的当天，我在二机部的办公室里，守候在电话机旁；周总理在他的办公室，密切关注着这次试验。爆炸时间到了，我在电话里听到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参试人员的欢呼声。张爱萍同志报告原子弹响了。我立即向总理报告了这一喜讯。总理马上向毛主席报告，并传来主席的指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我立即转告张爱萍同志。他说，爆炸后的火球已经变成蘑菇云。我再次向总理报告了这一情况。主席指示，还要继续观察。总理要我们注视外国的反映，完全证实后再公布。试验场的同志立即核实情况。同时，很快得到了东京的反映，说中国可能在它的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但是，由于同时在海上发生地震，发生两个震波相混，因此，还要进一步检测方能确认。接着，收到了美国关于中国爆炸原子弹的广播。当天傍晚，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三千多名演职人员。总理向大家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会场立即欢腾起来，人们兴高采烈欢呼跳跃。总理风趣地对大家说：大家可不要把地板震塌了呀！晚上十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和详细阐述中国对于核武器问题的立场的政府声明。
我国首次核试验的成功，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全国人民听到广播，莫不欢欣鼓舞，兴奋异常。中华民族精神为之大振。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纷纷向我国表示热烈祝贺和同情支持，普遍认为中国有了原子弹，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从而使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得到了更有力的保障。
不久，我们陪总理看第一次核试验的记录影片，当看到原子弹爆炸火球光芒四射，一声雷鸣、蘑菇云升起的时候，总理高兴地鼓掌说：我们胜利了！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周总理问我对研制氢弹的安排考虑，我回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总理说：五年是不是太慢了。的确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那时法国已经研制了四年多，但还没有搞成功。各国对研制氢弹的技术都严格保密，只字不漏。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认真分析了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形势，认识到氢弹研制的技术难度虽然很大，但有利条件也很多：我国核武器科研人员掌握了原子弹的有关理论和计算技术，系统地查明了原子弹内部的物理图象和各种物理规律，为研制氢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研制原子弹时，氢弹的原理探索已经开始，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必须的装料氘化锂-六生产线接近建成；国产每秒五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已经开机，计算手段有了一定改善，等等。经过反复论证，二机部向中央专委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一九六五年二月三日和四日，周总理主持第十次专委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一九六八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广大科技人员下决心抢在法国的前头实现氢弹爆炸试验。
在一九六八年或这之前突破氢弹技术，就是说要以比美、英、苏都快的速度把氢弹研制出来，这个目标有实现的可能性，但决不是轻而易举的，是必须经过一番艰苦努力才能达到的。
由原子弹到氢弹的飞跃，关键是理论上的突破。周总理一贯强调处理好理论和技术的关系，主张给理论研究以重要位置，反对忽视理论研究的近视倾向。他早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就指出：“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当我们在《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中把原理探索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提出来时，得到了他的首肯。后来，正是由于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才有氢弹新设计方案的形成和付诸试验，并得到了完全胜利。
在氢弹研制过程中，周总理为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日的专委会上，他提出：“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作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周总理确定的这一方针，适合我国的国情，体现了我国研制核武器的根本目的。遵照这一方针，从一九六四年十月到一九八七年六月的近二十三年时间里，我国仅进行了三十三次核试验，试验次数是极其有限的。而美、苏几十年来分别搞了八百多次和六百多次核试验。由于我国核试验真正做到了“一次试验全面收效”，所以才能用较短的时间，花较少的代价，自力更生地研制成功了原子弹和氢弹，完成了武器化，装备了部队，并在新的核武器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总理还制定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指导方针。这十六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总理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试验的特点和规律。正是由于切实贯彻执行了上述方针，从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奇灾大祸和巨大的浪费。
我国导弹核弹头的第一次结合试验，囿于当时的技术状况，是采用带有核弹头的导弹飞行方式进行的，导弹的发射、路径、爆点都在本土及其上空，风险很大。在这次试验的准备过程中，周总理一再指示要“绝对保证安全”，指示七机部要保证导弹正常飞行，指示二机部要做到在导弹掉下来的情况下不发生核爆炸。根据总理的指示，二、七机部分别在导弹和核弹头上采取了多级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装置。但是，周总理对此仍不放心，主持召开了两次专委会研究两弹结合试验的安全问题，并指示进行两弹结合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的两项“冷”试验，然后根据试验情况决定是否进行“热”试验。国防科委、二、七机部密切配合进行了上述两项试验，进一步验证了两弹结合试验的安全可靠性，至此总理才批准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飞行爆炸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左右，核武器研制基地报告，首次热核试验用的热核装置有一个部件加工时出了一些质量问题，但不严重。当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我乘专机前往处理。当我对乘专机有些犹豫时，总理严肃地说：“飞机就是为了检查工作用的，你们就是要利用飞机争取时间。”我到核武器基地，实地观察加工好的部件，发现那不过是用放大镜才能看见的擦痕，经和科研人员研究，认为这不能算是一个质量事故，已加工出的部件可用，不会对爆炸试验产生影响。这样，总理才放了心，才批准按新设计方案研制的氢弹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十二时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氢弹研制的关键理论和技术问题都获得了解决。
这时候，已经被“文革”动乱严重干扰的周总理，在得知氢弹原理性试验成功的消息后，他立即把我和钱三强找去，在广大群众庆祝游行的锣鼓声中，为参与试验成功的全体人员祝酒，可见当时周总理是多么高兴。
这次试验，无论从原理、结构，还是从达到的威力和聚变比等指标看，就是一次氢弹地面试验。因此，半年之后，即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我国便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三百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
我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提前实现了毛主席一九五八年作出的“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预言，提前实现了周总理提出的一九六八年进行氢弹爆炸试验的目标，实现了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第二次突破，为系列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和装备部队奠定了基础。
我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再一次震动了世界。我国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氢弹试验，其间不过两年零八个月，与美、苏、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从达到的威力等指标看，其技术水平也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一一一）三到大庆
一
周总理第一次到大庆视察，正是大庆艰苦创业、进行会战的一九六二年。当时，大庆全体干部群众住牛棚、干打垒，以五两粮加野菜保三餐，进行着艰苦的油田开发建设。
六月二十日晚上，在开往大庆的列车上，周总理和同来的邓大姐听取了关于大庆会战情况的汇报。汇报一直持续到深夜一点多钟，陪同总理的同志见时间太晚了，劝总理休息。总理笑笑说：“年纪大了，更应该多做工作啊！”
六月二十一日，千里油田，碧空如洗，芳草萋萋。十点三十分，总理乘坐的客车缓缓开进萨尔图车站。周总理敏捷地走下列车，与在站台上迎接的会战指挥部领导同志和干部群众紧紧握手，并深情地说：“同志们辛苦了。”我（即康世恩——编者注）和陪同的同志请总理先休息一下，总理说：“时间不多，要抓紧在大庆多看几眼。”
周总理和邓大姐首先来到正在打井的一千二百零二、一千二百零三钻井队。周总理健步登上钻台，和工人们一一握手问候。当班工人见自己手上满是油污和泥浆，不好意思地在衣服上猛擦，总理主动上前紧握钻工的手，和蔼地说：“没关系，我也当过工人。”接着他又亲切地和围在身边的同志拉家常：“多大年纪了”，“当了几年钻井工人”，“老家在哪里”，“冬天野外钻井冷不冷，穿的工服暖不暖，爱人接来没有……”他一面细心询问，一面耐心倾听大家的回答，不时深情地点头，发出爽朗的笑声。当总理听说国产钻机性能还不错时，非常高兴，一再鼓励我们要再接再厉，多打井，打好井。这时，总理看到一位柴油机司机紧守岗位不能站到近前，他马上从司钻操作处很窄的地方挤过去，一把握住司机那满是油污和老茧的手。那位司机激动得久久不肯松手。快要离开井队时，总理听说钻井工人想和他合影留念，便伸出两个胳膊，搭在身边的两位老工人的肩上，留下了难忘的镜头。接着我们陪同周总理来到大庆首先创立岗位责任制的试点单位北二注水站。总理详细地看了贴在墙上的各项岗位责任制度，边看边点头说：“好，你们这样做很好。”总理发现泵站流程图没有填写绘图时间，就嘱咐：“要把时间标上。”邓大姐也补充说：“记上日期，别人看着明显。”总理还对化验员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啊！”这个站的职工时时把总理的话记在心里，坚守岗位，一丝不苟，二十多年没发生过任何事故。
从泵房出来，陪同人员示意总理时间不短了。总理说：“来一次不容易，多看看高兴啊！”总理又来到附近的职工宿舍、食堂。在食堂，总理边和炊事员握手、问候，边拿起锅盖，用勺子搅了搅正在煮着的红高粱米粥，又亲口尝了尝另一个锅里的菜汤，深情而又体贴地对炊事员陈玉珍说：“你们很辛苦啊！”陈玉珍回答说，不辛苦。周总理环视了一下周围的同志们说：“艰苦是一个事实，说不艰苦是假的，人家卡着我们脖子要债，又遇上自然灾害，现在确实存在困难，但我们只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
从食堂出来，总理一回身发现二百米外一位家属从地窝子里出来倒垃圾，就朝地窝子走过去。我们劝总理不要下去了。总理却一个劲地向前走。家属杨德群又激动又担心。她对总理说，里面又黑又暗，首长就别进去了。总理说：“你们能住，我就能进。”周总理弯腰走进地窝子。在地窝子里总理深情地端详着躺在土炕上刚刚满月的孩子说：“同志们现在生活得确实很艰苦，但将来一定会好起来！”这时，照像机留下了总理走进地窝子的难忘镜头。
总理来到大庆视察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在油田上传开。但国事繁忙的总理，当晚就要离开大庆了。人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萨尔图车站，秩序井然地为总理送行。总理上了火车后，又再次下来，频频向群众挥手告别。
这次视察，周总理充分肯定了大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肯定了大庆注意取全取准资料，按科学态度办事的做法。对大庆结合实际情况，分散建设居民点、工农村也很赞扬。他热情地对我们说，像大庆这样的矿区，不搞集中的大城市，分散建设居民点，家属组织起来参加农副业生产，可以做到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对生产、生活都有好处。以后总理又把它概括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形成了大庆矿区的建设方针。
二
一九六三年，大庆原油产量达到四百三十多万吨，为实现我国石油基本自给做出了贡献。就在这一年，周总理第二次来到了大庆。
同上次一样，在由哈尔滨驶往大庆的列车上，周总理就向前来迎接的会战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同志详细询问了大庆一年来的变化情况。
六月十九日上午十一点，总理一下火车，立即改乘大客车直奔一千二百零三钻井队的井场。抵达后，他第一个下车，热情地与钻井工人们握手。在人群中，总理一眼认出一年前见过面的小李，便大步走过去，紧紧握着小李的手说：“你是李……”，“我叫李清明”，小李回答说。总理高兴地大声说：“李清明同志你好！”总理惊人的记忆，使在场的人们激动不已。然后总理又健步登上高高的钻台，把手伸向每一个当班的工人。当班的柴油机司机见总理向他走来，正要找东西擦手。总理赶忙制止说：“不用擦，你们很辛苦，整天和油、泥打交道，这是你们的光荣啊！”总理还询问钻井进尺多少，指标多少。当工人们回答说要用三年的时间打十万米时，总理高兴地鼓励说：“好！要有雄心壮志，要敢于创指标！”
当总理来到大庆最大的油库——西油库时，他环顾四周的油罐群，遥望远处的装油栈桥和长长的油龙，语重心长地说：“这地方很重要，一定要搞好安全生产。”总理要上装油栈桥看一看。栈桥很高，大家劝总理别上去了，可总理还是踏着扶梯，登上了四米多高的装油栈桥。值班工人给总理做了罐车装油的表演。总理见栈桥上没有一点油污，满意地点点头，并关切地问当班工人：“冬天和雨天怎么办？”工人回答说，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坚守岗位，一丝不苟。总理听了赞叹说：“这是你们大庆人自己创造的严细作风，四个一样好，我要向全国宣传！”
登高远望，总理见远处站着很多群众，就一面热情地招呼让大家站过来，一面快步走下扶梯迎上去，全场顿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当总理听说身边的一位工人是湖南人时，亲切地问：“湖南人都吃大米，在东北要吃粗粮，你能习惯吗？”那位工人回答说：“总理，粗粮细粮我都能吃，只要为国家多产油，吃什么都行！”总理听了带头为他鼓掌。
总理所到之处，工人们都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亲切交谈，详细地询问他们生产、生活方面的情况。尤其是职工的生活，总理问得最多最细。
总理这次视察后不久，一大批文化艺术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受总理的鼓励，陆续来到大庆，深入生活进行创作，讴歌中国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创造性劳动。作家孙维世等同志在大庆创作了反映家属劳动生活、精神风貌的话剧《初升的太阳》。这个话剧于一九六五年冬在北京国务院小礼堂汇报演出时，总理不但看完全剧，还上台热烈祝贺，并在台上亲自打拍子指挥全场观众高唱《大庆家属闹革命》等歌曲。
三
一九六六年春天，周总理第三次来到大庆。五月三日中午十二点半，康世恩陪同总理乘坐直升机降落在绿草如茵的临时停机场上。总理挥动双臂，向前来迎接的油田的领导同志徐今强、宋振明、陈烈民等致意。
这次总理来大庆，住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吃的是高粱米芸豆饭、玉米渣子粥和大庆自产的萝卜、土豆、白菜加粉条做的大盆烩菜。因为总理有言在先：顿顿要有粗粮，餐餐不上酒，菜要吃大庆自产的。
午饭后，总理执意不休息，和我们大家一起坐上国产大轿车，看了南二区六排三十二井。对全部油井生产旺盛，保持自喷，表示满意。
当总理到一千二百零二、一千二百零五钻井队时，对这两个队力争在当年分别打井五万米，给予热情鼓励，说：“他们两个队，如果每个队打井上五万米，国务院要鼓励他们。”随后总理又登上正在打井的钻台，看了钻井大队长铁人王进喜同志亲自做的操作表演。总理关心钻井工人，钻井工人也没有辜负总理的热切期望，到年底，一千二百零二和一千二百零五钻井队双双登上十万米高峰。铁人王进喜带队进京，向总理报了喜，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观礼。
在炼油厂，总理对他们实行岗位责任制和搞技术革新的情况很赞赏。
这一天，总理从钻台到油井，从工厂到车间，虽然一刻也没休息，但毫无倦意，谈笑风生。晚饭时，总理还谈了自己的成长经过，并提示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五月三日的夜晚，是周总理和大庆的干部群众共同度过的一个不眠之夜。晚上九点三十分，总理召开座谈会，听取大庆全面工作汇报。对家属来矿的安置、农副业生产和计划生育等问题，他也很关心。临结束时，他一再告诫我们：“不能忘记一分为二的观点，任何时候都不能满足。”座谈会结束后，总理又邀我和徐今强同志谈了建设新型矿区、改革教育制度等问题。总理强调要办好半工半读学校，在油田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要坚持教学、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并谆谆告诫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汇报结束时，已是五月四日凌晨一点三十分了，可总理又到生产会议室看了生产模型、技术革新和油田建设图表。当大家一再请总理休息时，总理说：“你们怎么老是让我休息呀，我快七十的人了，让我多做点工作不好吗？”大家听了既感动，又心疼。这一夜，周总理只睡了两个多小时！
五月四日上午，总理到油田建设工地视察，对工地黑板报上工人的一首诗过目不忘，在场的人们，无一不惊叹总理的记忆力、感佩总理对工人的感情。总理走到一块较高的地方，了望广阔的油田，边看边说：“既要搞好油田建设，又要多种树，搞好绿化，尽量保护植被，建设新型矿区。”
接着，总理又视察了丰收村，并深入到食品作坊、理发室、卫生所、工人家庭，考察了解工人的生活、福利、医疗情况。总理与大庆家属们亲切和蔼地交谈、共唱革命歌曲的动人情景，至今传为佳话。
十一点多，总理不顾劳累来到大庆缝补厂。总理对一件用一百六十多块旧布拼成里子的棉工作服很感兴趣，看了又看，摸了又摸，高兴地说：“好，好，你们要永远保持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
这一天的午饭后，总理在出席欢迎外宾的大会上，看到一万三千多人的会场秩序井然，无一人走动，高兴地说：“工人也要有严格的纪律。”
周总理第三次来大庆视察，一共在大庆度过了二十八个小时，临回京前，他对我们说：“大庆是成功的，你们自己可不要忘了一分为二呀！”要分手了，我们说欢迎总理下一次再来大庆检查工作，总理点点头说：“有机会一定来。”
（一一二）率中国民航飞出国门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在中国民航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永载史册的日子。这天上午，天气晴朗，一架维修一新的伊尔-十八型专机稳稳当当地停在北京西郊机场停机坪上，正等待着一位伟人的到来。上午八点多钟，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穿着笔挺的中山装，面带微笑，以中国领导人特有的风度走进了机场，跟在他身后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柯华等人。前来送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朱德、邓小平、贺龙、陈毅、李先念、罗瑞卿、郭沫若等，邓颖超也怀着特殊的感情来到机场。人们清楚，周恩来总理的这次出访是非同寻常的。
这时，几个身着白衬衫、红裙子的少先队员，向即将登机的周恩来等人献上了鲜艳的花朵。欢乐、祥和、祝福的气氛，被摄入了镜头中。正在做准备工作的二百零八号专机机组人员看到这一场面，心情更加紧张，他们比场上的领导人还要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