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点，这架中国民航专机稳健地昂起它的机头，升上蓝天。开始了中国民航的首次国际远航。它的目标，是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但是，沿途将经过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在数个国家的机场起降加油。机组人员在离开北京的时刻，耳边又一次响起周恩来总理的话：“中国民航不飞出去就打不开局面，我们一定要飞出去！……”
周恩来曾感叹地问：“什么时候我坐我们自己民航的飞机出国？”他对专机机组人员说：“我和你们一起去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民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很快开通了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的多条国内航线。虽然西方国家在对中国实行经济、政治封锁的同时，也实行空中封锁，但是，中国仍然早在五十年代就开通了南到越南河内、缅甸仰光，东到朝鲜平壤，北到苏联某些城市的国际航线。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这是极为不易的。
尽管如此，一些西方国家人士仍讥讽中国民航是“没有翅膀的雄鹰”，不能飞远程国际航线。这些话，重重地打在中国民航广大干部职工的心里。的确，建国以来，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中国领导人周恩来、陈毅、宋庆龄、郭沫若等人多次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出国访问。最令他们痛心的是，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万隆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被台湾特务放入了定时炸弹，起飞后不久便在南海上空爆炸，造成机毁人亡的后果。幸好周总理临时改去缅甸出席小型首脑会议，没有乘坐这架包机。但这一教训，深深地刻在了中国民航工作人员的脑海中。
在新中国打破西方国家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封锁的努力中，中共中央决定，要尽快培养我国自己的飞行队伍，发展中国民航，飞出国门。六十年代初，周恩来多次指示中国民航，“一定要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进入六十年代后，随着非洲国家的相继独立，并纷纷表示愿意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新中国也进入了第二个建交高潮期。可民航的落后状况，制约着外交局面的打开。一九六三年底至一九六四年初，周恩来和陈毅出访亚非欧十四国，前后七十二天，行程十万八千里，他们戏称：“正好是孙悟空一个筋斗！”然而，这个“筋斗”却是租用荷兰航空公司的“波罗的海”号飞机去“翻”的。尽管周总理与这些外国机组人员进行了最好的合作，可那毕竟是别国的飞机。周恩来和陈毅都有同感：老坐着别国的飞机出访，心里总觉得缺些什么似的。
这次出访回国后，周恩来感叹地问中国民航总局的负责人：“什么时候我坐我们自己民航的飞机出国？”他鼓励他们说：“要有雄心壮志，和我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人员来往也增多，需要我们想方设法多开辟国际航线。政治上要动员，提高大家的认识，人员要训练，提高职工的素质，要掌握国际通航知识。”他还提出了改革民航体制的要求。这些话，中国民航的同志们牢记在心中，他们下定决心，加紧了“飞出去”的准备工作。
一九六四年底至一九六五年初，在中国民航机组人员为首次国际远航进行大量的、充分的、细致的准备期间，周恩来总理多次乘机离京，远距离来往于国内、国际航线：十一日四日，飞往上海，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十一月五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典；三月一日，率中共代表团飞往河内，与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会谈；三月七日，陪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元帅飞往杭州、上海等地访问；三月二十二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往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乔治马-德治的葬礼，后又飞往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联、巴基斯坦、缅甸等国访问；四月十六日，又和陈毅飞往雅加达，出席纪念万隆会议十周年庆典，后又飞缅甸访问；……直到中国民航首次远航的前几天，还专程飞往广州欢迎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博士。这一系列的远距离飞行实践，为中国民航的同志们提供了丰富的飞行经验。但遗憾的是，稍远一点的出访飞行，仍然是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专机。
一九六五年四月底，周恩来从缅甸出访归来后，中国民航“飞出去”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民航总局向周恩来总理递送了一份关于国际通航准备情况的报告。周恩来仔细地审阅了这份重要的报告，并在批示中列举了国际通航需要注意的十二个问题，其中包括空中导航、通信、气象、指挥、机场、起降、供应、修理、运输、饮食、住宿、飞行安全等等，预计将要遇到的问题，都一一点出了。
五月份，应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的邀请，周恩来决定将于六月初出访这两个国家，一个在南亚，一个远在东非。周恩来毅然决定乘坐中国自己的民航专机出访。恰在这时，一架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不幸在位于非洲的开罗近郊失事，机上乘客全部遇难，同机的中国人也未能幸免。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对此事非常重视，专门打电报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对中国死难者家属表示“衷心的哀悼”。飞行的安全问题，又一次给中国民航将要出征的开拓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参加完有关会议后，特意约中国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研究中国民航专机首次国际远航的有关事宜。晚八点左右，邝任农等人来到福建厅。周恩来亲切地说：“要认识你们工作的重要，要有雄心壮志，要给毛主席争光，要给祖国争光。”他鼓励大家：“中国民航不飞出去就打不开局面，我们一定要飞出去！”周恩来的话，鼓舞着中国民航干部、职工的斗志，增强了大家的信心。
就在六月一日这一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周恩来在飞机上还满面笑容地对机组人员说：“你们大胆飞吧，我和你们一起去实践。”
跨越天险，冲出国门，飞向南亚。千里冰霜脚下踩，一片丹心向阳开
从位于亚洲东部的北京出发，到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巴基斯坦，几乎跨越了从东到西的整个中国。巴基斯坦北部为喜马拉雅高山带，与中国新疆相邻。飞往巴基斯坦，必须通过被誉为飞行天险的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这一带平均海拔四千至六千米，气候严寒，山峰终年积雪，冰川广布。如此险要的地势和恶劣的气候，对中国民航专机机组人员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按事先安排，当天（六月一日）下午，专机飞抵新疆和田机场。在这里，飞机需要保养；出访代表团需要休息；而周恩来本人，却有安排不完的工作。
到达和田以后，周恩来出席了和田专区干部大会。他风趣地对辛勤工作在祖国西北边陲的干部们说：“我今天过路从和田到国外去，新疆第一次来。既来了就要‘上税’，同大家见面，讲几句话……”他称赞“新疆是个好地方”，“这几年工作有很大成绩。”还要求新疆的干部、群众进一步做巩固的工作，保证祖国边疆的安全。
再往西，就要飞出国了，代表团成员和机组的同志们在和田安安稳稳地枕着国土睡了一觉。
六月二日一大早，天公好像知道中国总理要从帕米尔高原经过似的，特意放晴。专机迎着朝阳飞向蓝天，飞向南亚。当飞机升到最高点时，俯首望去，脚下就是天险喀喇昆仑山，皑皑白雪，千仞冰峰，万里碧空。正在这时，从帕米尔高原的丛山峻岭中，发来清晰的导航信号。周恩来知道，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驻帕米尔高原红其拉甫山口导航站的官兵们发来的。周恩来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立即嘱咐机长张瑞霭，给导航站的全体指战员发一封嘉勉电：“你们在高山辛勤工作，不畏艰险，克服了重重困难，望你们继续努力。”国家总理发来的这封二十七个字的电报，对长年驻守在祖国最西端、海拔最高处的导航站的十八位指战员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安慰和鼓励。在这里，他们每日都要克服高山缺氧，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环境恶劣等等困难；此刻，他们内心感到无比的激动和幸福。后来，他们这样回忆当时的心情：“当时，我们望着远去的专机，心情无比激动！敬爱的周总理呀，您日夜为国家建设和国际事务操劳，您有多少事情需要考虑啊。可是，您却想到了我们这个小小的导航点，亲自给我们发来嘉勉电。这不仅是对我们十八个同志的关怀，也是对守卫在祖国边疆的千千万万个革命战士的关怀，是对全军广大指战员的关怀。”
今天，随着飞机设备的先进，自身导航技术的高度发展，再也无须像红其拉甫这样的地面导航站导航。但是，对中国民航专机首次国际远航来说，红其拉甫导航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专机顺利地跨越喀喇昆仑山，在朝阳的照耀下冲出了国门。周恩来为了活跃气氛，减轻机组人员的心理压力，起了个头，领着全机人员引吭高歌《红梅赞》：“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一时间，穹宇中回荡着中国代表团和机组人员的歌声。再往西南飞，不久便可抵达巴基斯坦临时首都拉瓦尔品第。
上午八点，专机准时飞抵拉瓦尔品第机场。机组人员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总算完成了南亚非第一站的飞行任务。当周恩来走出机舱时，数以万计的拉瓦尔品第市民在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率领下，在机场迎接中国贵宾。随同阿尤布·汗总统前来欢迎的还有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西巴基斯坦省督、东巴基斯坦省督、外交部长、中央内阁各部部长和省政府各部部长，以及国民议会议员和当地的知名人士。这样的欢迎阵式，对经常出访的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成员来说，已是司空见惯；但对于年轻的中国民航专机机组来说，却是第一次，在停机坪上，五星红旗和“中国民航”几个字，显得格外的耀眼，一种荣耀感，在机组人员心中油然而生。
在机场，周恩来发表了书面谈话，感谢阿尤布·汗总统、巴基斯坦政府及人民的热情接待。他说：“近年来，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有了显著的发展，我们两国的合作是富有成果的。加强我们两国的友谊和合作，是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愿望的，是当前国际局势中的一个积极因素……”
的确，中巴友谊日益加深。仅周恩来与阿尤布·汗两人的会面，在上半年这已是第三次。第一次是阿尤布·汗总统三月份到中国访问，周恩来专程陪他游览长城，访问杭州、上海等地。第二次是四月二日周恩来访问卡拉奇，托阿尤布·汗在访问美国时给霸道的美国政府转告四句话：（一）中国不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四）如果美国狂人滥施轰炸，中国决不会坐等待毙，他们从天上来，我们就要从地上行动，轰炸就是战争，战争就不可能有界限。
从拉瓦尔品第机场到总统迎宾馆，由阿尤布·汗总统亲自陪同，沿途都有群众载歌载舞，有的人还站在屋顶上和公共汽车顶上欢呼：“巴中友谊万岁”、“欢迎周总理”、“欢迎中国贵宾”。当天上午，周恩来和阿尤布·汗就第二次亚非会议等问题举行了会谈。
六月三日上午，周恩来等人在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和首都建设局局长法鲁基的陪同下，参观了正在兴建中的巴基斯坦新首都伊斯兰堡。这里距拉瓦尔品第十一公里，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曾来参观过，那次也是布托外长陪同。周恩来在乘车观光中发现，这座新首都的建设，比上次来时已有较大的进展。他兴致勃勃地在这里种下了一棵象征中巴友谊的树，还在一个留言簿上写道：“中巴友谊万岁。”一旁的布托外长很受感动，因为这种友谊既建立在两国人民之间，也建立在两国领导人心中。布托曾多次访华，他的女儿贝·布托在随父亲访华期间也与周恩来很熟。
当日下午，周恩来在布托外长的陪同下，再次登上中国民航的专机，飞往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卡拉奇。中国客人将从这里出境，前往坦桑尼亚访问。
在周总理专机上服务，讲的是先宾后主，先女后男的礼仪。专机途经古老文化的首都，在文明古国间架起了友好桥梁
中国民航的专机是在拉瓦尔品第机场上乐队奏响的乐曲声和群众的欢呼声中，离开拉瓦尔品第的。机上的服务员注意到，周总理在飞机飞离机场跑道后，还从机舱的窗口向下招手致意，但机场上数千群众和阿尤布·汗总统的身影，已经模糊不清了。机上的人感佩周恩来总理谦逊的作风和周到的礼仪。
专机服务员准时为周总理端上茶水，可周恩来却把手优雅地一摆，微笑地示意服务员先给机上的女同志和其他代表团成员上茶。机组人员早就听年长的服务员讲过，在周总理专机上服务，遵循的是先宾后主、先女后男的原则，总理从来没有领导人和大男子主义的架子，更没有大国沙文主义的架子。每次只要有外宾同机，周恩来从来都是让服务员先照顾外宾。他还经常把机组服务员介绍给同机的外国领导人，让大家感受到平等、和睦。只要有空隙，他便与服务员们拉家常。对机上人员的工作、生活、家庭情况，他都很了解。他还很关心专机服务员将来的工作出路，说：“你们现在是服务员，应搞好服务工作。可是，不能干一辈子。将来不飞了，干什么呢？你们不是有飞机修理厂吗？可到修理厂去学一点技术，过几年可以当个小技术员嘛。”总理的理解和尊重，使大家感到在机上服务很幸福……
不久，专机安全地在卡拉奇机场着陆。卡拉奇南濒阿拉伯海，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九年十几年间，曾为巴基斯坦首都，它不仅是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而且是最大的港口城市。同时，卡拉奇机场也是国际上最大的航空港之一。在这样的机场起降，无论是飞行规程还是技术要求，都能反映出一个国家飞行水平的高低。中国民航专机人员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和必胜的信心，稳稳当当地把周恩来总理的专机安全降落在跑道上。陪同前来的布托外长露出赞赏的笑容。在卡拉奇机场，周恩来只作了短暂停留。他把布托外长送下飞机，感谢他专程陪同前来。在机场上，周恩来还与前来迎接的卡拉奇区专员以及军、政、议会等各界知名人士见了面，接受他们所献的花环。这时，虽然机组大部分人员没有离开专机，但他们从舱内可以看到，机场许多建筑物的平台上都站着当地的人民，“中巴友谊万岁”的呼声由远而近传过。机组人员又一次体会到中国的魅力、周恩来总理的魅力！
欢迎仪式过后，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离开卡拉奇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和热情友好的巴基斯坦人民，乘专机前往坦桑尼亚访问。
按方向而言，由卡拉奇去坦桑尼亚，应沿西南方向在印度洋上空飞行。但考虑到伊尔-十八型飞机必须在中途加油以及航线等原因，专机先向西北方向飞去。晚七点多钟，天色黄昏，专机到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上空。巴格达机场打开了灯光，专机也打开灯光准备降落。在机场上翘首以待的，有伊拉克总理塔赫尔·叶海亚和外交部长纳吉·塔列布等人。就在飞机对准跑道放下起落架时，巴格达机场不知何故突然灯光熄灭，顿时一片昏暗，地面的景物变得模糊不清。领队机长张瑞霭和另外两位机长刘崇福、徐柏龄感到事情紧急，有些紧张。张瑞霭马上向周总理汇报了情况。是降下去，还是拉起来？降下去万一出问题怎么办？拉起来以后又该怎么办？周恩来镇静地安慰张瑞霭等人：“我相信你们有处置能力，会找到办法的。”机组进行了瞬间商量后，果断地决定降落。好在专机事先试航到过这里，机长们对该机场的地标记得比较清楚。在张瑞霭的指挥下，机长刘崇福和徐柏龄高度注视着昏暗中的机场跑道，抓住地标，靠平时的经验和过硬的技术，将飞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当五星红旗随着专机的安全降落出现在伊拉克总理叶海亚等人眼前时，伊方人员对中国民航的精采着陆报以热烈的掌声。叶海亚也是受阿里夫总统的委托前来迎接周恩来等中国贵宾的，他舒了一口气，为中国总理在此过境性停留没有出事而感到高兴。
当飞机停稳时，周恩来抬腕一看手表，正好晚上七点四十分。他走下专机，与叶海亚总理等伊拉克官员热情地握手。专机马上开始加油，等待再次起飞。周恩来则坐上了叶海亚的专车，前往总统府拜会伊拉克总统阿卜杜勒·阿里夫。
在车上，周恩来兴致勃勃地与叶海亚等人谈起了他们脚下这块土地，这块曾经也是世界文化摇篮之一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一起孕育了这里灿烂的文化和勤劳的人民。周恩来告诉叶海亚：“我在小时候念世界历史时，就念到过两河流域的文化。”见到阿里夫总统后，他除了谈一些国际问题外，又提起了对两河流域的文化的深刻印象：“我从小就在教科书上读到过两河流域的文化和尼罗河流域的文化。”半个世纪前，周恩来在中国东北的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小学和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中学时，就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他在读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时，不仅知道了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古老、灿烂的文化，而且深深地记住了在遥远的西亚还有一个古老的两河流域文化，东北部非洲还有一个古老的尼罗河流域文化。半个世纪后，周恩来终于踏上了这块土地。他向伊拉克领导人表示：“我很荣幸，第一次来到西亚古老文化的首都。”
遗憾的是，周恩来等人只能在巴格达作短暂的停留，他们还要继续赶路。当晚专机从巴格达机场起飞后，长时间进行夜间飞行。幸亏有三个机组轮番工作，保证了飞行的正常。但周恩来和代表团人员却只能在飞机上稍稍打个盹，非常疲劳。
从巴格达向西，专机飞往尼罗河流域的阿联（今埃及）首都开罗。在开罗机场，周恩来受到了阿联总理阿里·萨布里的迎送。飞机加油后从开罗一直往南，便是茫茫的非洲沙漠，气候更是复杂多变。专机在沙漠上空飞行，需要极高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稍不留神就容易出危险，更何况是夜间飞行。周恩来沉着冷静地对机组人员说：“一定要飞过去，要有信心。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都不怕。我很信任你们，你们都是很有经验的。”总理沉着冷静、泰然自若的态度，给机组人员无穷的力量，增强了大家战胜困难的信心。沿途，专机还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作短暂停留，受到苏丹总理哈利法的迎送。专机每飞经一个国家的上空，周恩来都要致电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表示诚挚的问候，并向这些国家的人民致以最好的祝愿。对专机作过停留的国家，周恩来还致电该国领导人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些国家，虽然周恩来这次没有正式的访问，但是，通过专机的过境，仍把中国和它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进一步连接起来。
友好的坦桑尼亚人说：“尊敬的兄弟周恩来，这里是你的家。”当专机就要离开东非这个“家”时，尼雷尔总统的老母亲也来送行
专机经过一昼夜的飞行，六月四日，终于抵达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在斯瓦希利语中，“达累斯萨拉姆”意为“平安之港”。它是坦桑尼亚最大的城市和港口。当周恩来、章汉夫、罗青长等人赶走旅途的疲倦，精神抖擞地走下舷梯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第一副总统卡鲁姆、第二副总统卡瓦瓦以及外长坎博纳等人，早已等候在机场上，宾主双方热烈拥抱，好像久别的亲朋。早在一九六三年底一九六四年初周恩来和陈毅出访非洲时，就曾打算找机会到东非国家访问，但当时未能如愿。这次，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进入东非国家，许多感受都是新鲜的。
两国领导人在二月份曾经在北京见过面，那时，尼雷尔总统带着夫人访问中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表示要援助坦桑尼亚的经济建设，并同意由中国帮助修建从坦桑尼亚到赞比亚的铁路；周恩来访问坦桑尼亚，也是在二月份商定的。
坦桑尼亚人民对中国领导人的来访，表示了极大的热情。机场上披上了节日的盛装，雷鸣般的欢呼声、鼓声和掌声响彻云霄。尼雷尔除了带来他的各部部长们、元老们及其夫人以外，还安排了许多民间舞蹈家、歌唱家、演奏家，在机场上尽情地歌舞、欢乐。他以国家元首的礼仪，给周恩来鸣礼炮二十一响。
周恩来在机场上发表了书面讲话，说：“在我们两国人民中间，早就存在着深厚的、战斗的友谊。我们两国相继取得独立以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又获得了令人鼓舞的发展。”他称赞：“英勇的坦桑尼亚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创造过光辉的业绩。勤劳的坦桑尼亚人民，在赢得独立以后，又在建设国家的事业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周恩来诚恳地表示：“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增进对你们的了解，并且虚心向你们学习。”
讲完话，周恩来在尼雷尔总统的陪同下，乘敞篷车从机场沿着长达十英里的大道驶向“国家大厦”。在通往市内的道路上，到处悬挂着两国国旗和横幅。横幅上用斯瓦希利文和中文亲切地写着：“欢迎我们尊敬的兄弟周恩来，这里是你的家”，“你来坦桑尼亚访问将加强我们的友谊”，“中国和坦桑尼亚互相帮助”等等。热情友好的坦桑尼亚人民在宽阔的马路上做了一些彩牌楼，把周恩来的画像挂到了牌楼的顶上以及商店、住宅楼的墙上和树干上。达累斯萨拉姆城的十多万居民倾城出来欢迎，更感人的是，有许多人是前一天从远地的城镇和乡村乘火车、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特地赶来欢迎中国贵宾的。有些人还专门跑到机场去观看中国民航二百零八号专机。中国人的友情和周恩来的魅力，已深深地打动了坦桑尼亚人民。
到了晚上，虽然专机安静地停在机场上，可是坦桑尼亚首都却是一派热闹的节日气氛。各主要街道上的许多建筑和牌楼都用五彩电灯装饰起来。周恩来将在这里访问五天，机组人员可以比较从容地欣赏非洲的夜景。
尼雷尔总统为周恩来举行了盛大的国宴，专机机组人员也应邀出席。进入宴会厅的大门，只见贵宾席上方悬挂着周恩来的巨幅画像，到处都体现出坦桑尼亚人民对中国客人的尊重。“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宴会就在这首《我们走在大路上》的中国名曲中开始，中国民航专机组的成员们感到格外的亲切。我们走在大路上，道路是宽广的；我们飞在蓝天上，天空是广阔的。机组人员还记得，当他们没有飞出国门时，国际上有人嘲笑中国民航“飞不出去”；当他们勇敢地飞出来时，有人又预言“飞出来也飞不回去”。周恩来一句话，给了他们莫大的鼓励：“让他们笑话去吧，我们一定要飞出去，并且还要顺利地飞回来。”《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正好表达了专机机组人员翱翔蓝天的自信、自豪的精神。
从六月四日至七日，周恩来与尼雷尔总统共举行了五次正式会谈。对空中、海上和陆地的交通问题，两国领导人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两国的空中航线，已经建立起来了，尼雷尔由达累斯萨拉姆乘专机去过北京；这次周恩来首次率中国民航专机远航，选择了东非的坦桑尼亚。这是个良好的开端。周恩来认为要进一步发展这种往来，以增进双方的了解，他表示：“我希望大多数还没有去过中国的坦桑尼亚部长都能去访问。”他还风趣地说：“中国有句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空中航行解决了，周恩来又关心起海上航行问题，他希望中国和坦桑尼亚海运公司很快建立起来，并充满信心地说：“大海航行必须先试行。我们都是独立国家，有权在公海上航行，我们的国旗必须受到承认和尊重。我们又不是到别国的大门口去航行，不会出乱子的。”尼雷尔钦佩周恩来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眼光，同意他的意见。他们又谈起了铁路问题，周恩来再次表明了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决心和实施方案。他说：“我们将在八、九月间先派综合考察组来，作初步勘察，除考察铁路干线外，还要勘察沿线的煤矿、铁矿、水文等等情况，因为采矿需要很大水量。同时，修铁路如不照顾到水文，即使修成了为了储水也要改造。”中国的援助是无私的，中国领导人早就明确过：坦赞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我们还要教会你们技术。这些承诺，尼雷尔甚为感动。
坦桑尼亚共和国，是一九六四年四月由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组成的。组建一年来，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中国客人在这里，到处都有“家”的感觉。六月六日，周恩来一行乘专机从达累斯萨拉姆起飞，越过桑给巴尔海峡，到达桑给巴尔访问。飞机停稳后，坦桑尼亚第一副总统卡鲁姆早已迎候在专机旁。周恩来在美丽的桑给巴尔岛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访问，下午，又乘专机返回达累斯萨拉姆。六月七日，尼雷尔总统亲自陪同周恩来访问了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总部。在这里，热情好客的非洲联盟元老特意穿上了鲜艳的民族服装，拿出了许多珍贵的礼物。元老专门为周恩来挑选了一件红、蓝花相间，配有和平鸽图案的民族服装，在尼雷尔总统的协助下，穿在周恩来身上。这件服装，左边披在肩上，右边让手臂露出，下边一直拖到膝盖以下，色彩艳丽，与周恩来庄重的中山装相配，正好相得益彰。周围的人兴奋地拍手叫好，笑得合不拢嘴。从非洲民族联盟总部出来，周恩来一行又到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和国家博物馆等地参观，他与学校师生们一起挽起袖子，参加劳动，愉快交谈，主人和客人、黑皮肤和黄皮肤，融为一体。
六月八日上午，周恩来和尼雷尔在坦桑尼亚国家大厦签署了中坦联合公报以后，圆满地结束了对这一东非友好国家的访问。他对尼雷尔说：“我每次访问友好国家，深厚的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更感到我们的担子加重了。但我决不后悔，而是高兴地带回了这些担子。今后我们要负担更重的国际义务，这是不容推卸的。负担加重对我们是一种鼓舞和推动。”周恩来的真诚，深深打动了尼雷尔。当周恩来和其他中国客人将要登机回国时，尼雷尔又一次率第一、第二副总统、国民议会议长以及各方面的负责人到机场送行。更令人感动的是，尼雷尔把他的老母亲和夫人也带到机场来欢送中国客人，直到专机飞远了，他们才离开机场回家。
回程中周恩来又是二十几个小时没合眼。当专机飞向北京时，正好“东方红，太阳升”。周恩来称赞中国民航：“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次不是走得很好吗？”
二百零八号专机沿正北方向又一次开始了远距离飞行。原计划，专机回程时将在坦桑尼亚的北部邻国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机场加油。肯尼亚共和国自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独立后，第三天便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周恩来原以为专机在内罗毕机场降落、加油不成问题，没想到在坦桑尼亚期间多次与肯尼亚有关方面交涉此事，却遭拒绝。周恩来只好决定改在更北一点的国家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加油。虽然埃塞俄比亚迫于美国的压力尚未与中国建交，但一九六四年初周恩来访问非洲时，埃方曾邀请他访问过，中埃两国领导人之间有一定的了解。
六月八日下午，周恩来乘坐的专机飞抵亚的斯亚贝巴机场，这是中国民航专机首次降落埃塞俄比亚首都。上次周恩来访埃时，是乘坐租来的荷兰航空公司的专机进入埃领空的，且只在埃北部城市阿斯马拉降落和起飞。虽然这次来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与上次相比有着不同的意义和特殊的感情，但专机只能作短暂停留，回国的路还很遥远。在亚的斯亚贝巴机场，中国客人受到埃塞俄比亚外交国务大臣伊弗鲁的迎送。专机在加油的时候，周恩来与伊弗鲁在机场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一方面感谢埃方给予方便，另一方面共叙旧情。
专机加满油，继续北飞，很快进入苏丹领空。正飞着，飞机突然强烈颠簸起来，机舱内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情既紧张又沉重，不约而同地向周恩来望去，为总理的安全担忧。只见周恩来泰然自若，微笑着对大家说：“没关系，这类事情我遇得多了。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系好安全带。”机组的人镇静下来。判断这是赤道负荷线上的气流急剧变化所致。幸而专机飞行员们有这样的飞行知识和娴熟的驾驶技术，终于闯过了强气流，脱离了险境。人们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更加钦佩周恩来的胆识。
周恩来在中国领导人中是坐飞机最多的一位，屡次遇险，但他都以超人的胆量、丰富的智慧、充分的信心鼓励同机的人员一道克服困难，化险为夷。他曾跟机长张瑞霭半开玩笑地说：抗战期间，我经常坐老式的美国飞机奔走于重庆、西安、延安之间，有时半个身子都露在外面呢。张瑞霭也曾与周恩来开玩笑说：“总理，你是不是崇拜飞机——怎么那么爱坐飞机呀？”周恩来笑着回答：“飞机好啊！它快嘛。坐飞机能节省时间，办事效率高嘛。”可见，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多为人民办事，周恩来早已把危险置之度外。
专机战胜险情后，于当晚十点飞抵开罗机场，又一次来到尼罗河畔作短暂的停留。中国客人未出机场。周恩来在候机室同前来迎送的阿联副总理里法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顾不得欣赏尼罗河畔的夜景，不久专机又出发了。几个小时后，专机于凌晨飞抵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在这里将作三小时停留。一点十四分，周恩来前往总统府拜会叙利亚总统会议主席哈菲兹，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周恩来向哈菲兹主席表示了诚挚的问候。哈菲兹感到很高兴，虽然中国总理是过境性停留，但周恩来很尊重他，待人热情、友好、平等，富有感染力。哈菲兹表示：“我们把阁下这次短暂逗留看作是推进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已经可喜地存在着的牢固的友好关系的根本的一步。”当专机飞离大马士革时，两人又互相致电感谢和答谢。
在回国途中，专机再一次降落卡拉奇机场，周恩来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作了短暂停留。这是专机此次远行的最后一站，也是在国外机场的第十二次降落。到此为止，专机从达累斯萨拉姆回程飞行已连续了二十几个小时。眼看就要回国了，服务员劝周恩来利用飞机休整的时间休息一下。他已经二十几个小时没休息了。机器都要休息，何况六十七岁的老人？但周恩来却关心地对机组人员说：“你们科学地安排好时间，轮流休息一下。”说完又去工作了。在卡拉奇，他看望了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并接见了前来拜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秘书阿齐兹·艾哈迈德等人。几个小时后，周恩来又登上了二百零八号专机。
从卡拉奇机场北飞，下一站就是祖国的领土了。随行的秘书、卫士、工作人员轮番去劝周恩来在回国前还是先睡一会。在大家的劝说下，周恩来终于同意了：“好吧，我休息。”听说周总理要休息了，大家非常高兴，飞行员特意把下滑率调得最小，设法让总理多睡一会。可是过了不到两个小时，周恩来又起来投入了紧张的工作。飞机就要进入祖国领空，他睡不着。当天下午，专机终于飞抵祖国西北某地十四号机场。在返回北京前，周恩来和随行人员在这里休整了一个晚上，这一觉，可以说是出国以来睡得最美的一觉。
六月十日早晨，二百零八号专机载着周恩来、章汉夫、罗青长、柯华等人，划破西北某地上空的宁静，飞向北京。这时，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把整个机舱映得辉煌灿烂，下面的雪山也在万丈光芒下展示出壮丽的景色。周恩来激动地提议合唱《东方红》，大家簇拥在他身边纵情放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云霄里，九天外，回荡着这愉快的歌声，溢满了成功的喜悦。
中午，中国民航二百零八号专机圆满地完成了运送周恩来总理远航出访的光荣任务，飞临北京机场上空。从机舱里往下看，已经可以看到北京那熟悉的景物了，还有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正等候在机场上。这次航程四万四千三百六十一公里、时间八十小时多的远程飞行，即将结束，大家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由于这次成功，在中国民航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已经结束了我国领导人出访时租用外国专机的历史。周恩来对处在兴奋状态中的专机机组人员说：“你们这次远航组织得很好，准备得很充分，任务完成得很好。民航第一次飞非洲，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次不是走得很好吗？你们不仅飞得很好，服务也很好，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你们回去好好休息几天，过几天我们还要出去。”他还交代：“回去以后要与那些没有参加这次飞行的同志们交流经验，介绍情况，提高水平。”这些赞誉、鼓励、感谢、体谅、关心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中国民航搏击长空的机组人员。他们暗下决心，尽快作好准备，八天以后再次送周恩来、陈毅等人去开罗；让中国的雄鹰，从此翱翔在世界每一片蓝天上。
（一一三）邢台地震后的日日夜夜
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凌晨，当人们尚在熟睡的时候，地处华北平原的邢台地区突然发生了六点七级地震，这是解放以来第一次在人口较密地区发生的强震，损失相当严重。当天，周恩来同志在国务院会议厅召开了紧急会议，商定抗震救灾工作部署，并将紧急会议商定事项，以特急件报送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同志。这份特急件的主要内容包括：由国家科委与中国科学院为主，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科研力量，立即到地震现场进行探测、观察和研究，进一步判定地震范围、性质和方向；组成中央慰问团前往震区慰问、视察；有关部门组织医疗、物资供应以及工程人员等随同前往，协助当地进行救灾工作。
在这份特急件中，周恩来同志还写了这样一段话：“按地震研究单位的资料，河北以宁晋、隆尧、巨鹿为中心的地震区，自公元七百七十七年始，已有记载，直至一九六三年尚有小度地震，但地质学家对何故发生地震，范围多大，方向如何，尚无定论。世界科学界对地震预测预报也未解决。我们拟以这次损失推动地质人员进行各方探讨，求得一些结果。”可以看到，周恩来同志决心要推动我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自历史上第一次地震记载（公元前一千一百七十七年）到新中国建立的三千多年中，发生过千百次强烈地震，每次强震都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所以，对这一破坏性极大的自然灾害实现预测和预防，是灾区人民的愿望。解放以后，党和国家对地震工作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一九五六年制定的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中，已将地震灾害及预防研究列为国家任务，开始建立基本地震台，整理地震历史资料，绘制地震区划图，培养地震科研专业队伍，并开展地震波传播的理论、震源机制及地震地质的研究。但对于地震预测工作，因当时我国境内地震活动处于平稳阶段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限制等原因而未开展。国际上，在六十年代以前，虽然也曾有人提出过地震预测问题，但从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国外有的科学家甚至将地震看作是“不可预知”的，把地震预报视为“禁区”。当时这种思想对我国地震学界不无影响。
三月八日晚，在国务院会议厅听取中国科学院及其他单位汇报时，周恩来同志几次问及搞地震预报问题。有的同志认为这个问题比较难，国际上没有解决。周恩来同志说：“国际上没有解决，我们自己就不能解决吗？”当时，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同志是积极主张搞地震预报的。后来周恩来同志在接见邢台地震科学讨论会代表时还赞扬李四光同志，说他独排众议，世界上没有解决，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解决？
三月九日，周恩来同志向党中央、毛主席报送了书面材料，详细汇报这次震情、灾情及抗震救灾工作安排，下午即到达石家庄，当晚赶赴震灾最严重的隆尧县。他不顾疲劳，立即研究抗震救灾工作，指出要成立党政军联合指挥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安置好灾民生活；要总结战胜地震灾害的经验，记载下来，流传后代。三月十日，余震不断，大地不时抖动。他走进村寨，踏过残砖断瓦，慰问受灾群众，视察灾情及抗震救灾工作。他顶着寒风，在白家寨大队群众大会上讲话，勉励大家要“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这四句话十六个字后来成为抗震救灾的方针。随即他又分别对邢台抗震救灾指挥部同志和地震科研工作者讲了话。两次讲话，都强调要抓住邢台地震不放，研究地震规律，探索地震预报问题。他说，查了县志，一千二百年以前，这里已发生过大地震。我们的祖先只给我们留下记录，没有留下经验。我国历史上有不少地震记载，但没有对地震现象的观察和研究的经验。这次地震，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损失很重，必须从中吸取教训，不能依然停留在只有记载而没有经验的地步，要研究出地震发生的规律。虽然这是国际上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发扬独创精神，努力突破科学难题，向地球开战。
邢台地震后，迅速赶到地震现场的科研人员，第一次目睹严重灾情。失去亲人的幸存者向他们提出：“你们能在震前打个招呼就好了。”人民已经把地震预报这一问题尖锐地提到科学工作者的面前。周恩来同志亲赴现场的行动和讲话，更促使科技人员下决心搞好地震预报。
三月二十二日，邢台地区再次发生六点七级和七点二级地震。周恩来同志考虑到京津地区的安全问题，在二十三日听取震情汇报时，向地震科学工作者提出：“要为保卫大城市、大水库、电力枢纽和铁路干线做出贡献。”
四月一日，他第二次赴邢台震区，先后在宁晋县耿庄桥和东旺公社群众大会上讲话，再次提出四句话的抗震救灾方针，还引用群众的话说：“屋里丢的，地里找回来。”随后又去看望邢台地震考察队，还到他们的帐篷里看了仪器，鼓励他们加强观测研究，探索地震规律。他得知参加考察队的人员中有中国科技大学地震专业的同学，年纪很轻，便亲切地对他们说：“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从邢台震区返京后，周恩来同志又于四月七日、九日两次约见地震科研人员，商讨地震预报问题，反复强调地震预报的重要性，要大家好好地搞。他说，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有规律的，地震也是由小到大，不可能一下子就来个突变。他要求有关科研单位，包括地球物理、地质、大地测量等学科，必须加强研究，对邢台地震抓住不放，对地震的形成、发展趋势等问题，尽量探索规律，总结经验；对地震的各种现象，任何微弱的变化，都要记录下来，综合起来，用辩证的观点分析，也许地震预报能在这次找出头绪来。
地震科学工作者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把邢台地震现场作为科学研究的实验场，相继开展了测震、地形变、地倾斜、地应力、地电、地磁、重力、地下水及动物习性等多方面的观测实验工作，积累了很有价值的资料，发现了不少与地震有关的现象。在五月份的邢台地震科学讨论会上，周恩来同志接见了会议代表，勉励大家要把地震科学研究作为终身事业抓一辈子，我国石油工业已经放出异彩，地震科研工作也要放出异彩。
在邢台地震后的几年里，我国大陆又连续发生了几次强烈地震。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周恩来同志为减少那场动乱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日理万机，已经竭尽心力了，但是他仍然始终如一地关注着地震工作的发展，期望着在地震预报上有所前进。他向地震工作者反复强调：要搞好地震预测预报，必须深入地震现场，抓住现场不放，加强科学研究，锻炼队伍，孜孜不倦地寻找规律。周恩来同志特别强调，从事地震科学研究要多路探索，多兵种联合作战，共同探索地震规律，不能由哪一方包办。这些话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如果有地震部门以外更多的科学家和不同学科的专家支持与参加地震科学研究，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用在探索地震规律上，将会有力地推动地震科学的发展，以期早日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