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对群众性的业余测报也很重视。一九七○年一月五日，云南通海发生七点三级地震。周恩来同志在当天听取震情汇报时得知，震区有的群众在震前曾观测到一些宏观现象，采取了预防措施而减少损失。不久，在全国第一次地震工作会议期间，他三次讲话，明确提出地震工作要象对地方病那样以预防为主，从预测到预防。要依靠群众，不仅要有专业队伍，还要有业余群众队伍，团结在专业队伍周围。
周恩来同志对每份震情简报都仔细阅看，有的还作了批示。例如，一九七一年八月四川马边地区发生五点八级地震。事先凉山地区因观测到某些现象，采取了预防措施而减少损失，但没有将预测情况通知马边。周恩来同志在这份简报上批示说：也要通知周围专区，不应局限自己管辖地区。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江苏省溧阳县发生五点五级地震。江苏本来是少震区，突然发生破坏性地震，这是一个新的情况。周恩来同志立即又在《震情》上批示给国务院有关工作同志：“请随时过问，随时上报。”一九七五年二月五日，辽宁省海城发生七点三级地震，由于作出了预报，采取了预防措施，大大减少了损失。此时周恩来同志已病重住院，还亲自批准由国务院通报表扬了这次作出预报的有功单位，这对地震战线全体同志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二月十日，周恩来同志又看了普及地震知识的科教片《地震》，并在一封信中写了很好的意见：“我今天看了地震科教片，虽然中间还少了些震前的征兆（我于一九六六年邢台地区两次地震都看了不少征兆和记录），但还是一个好片子，可以在国内多印拷贝进行地震知识教育。”他在病中特别牵挂京津地区的安全。一九七五年三月的一个深夜，当他得知北京通县麦庄公社发现一条地袭缝的情况后，立即让办公室通知国家地震局连夜派人去调查，弄清是新出现的还是过去已有的。还批评说，这么紧急的事，为什么非等到明天？晚上看不清，难道不能解决照明问题？这是周恩来同志最后一次对地震工作的指示。
二十二、心系祖国江河
（一一四）领导治水，造福人民
“其功不在禹下”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还不到两个月，周总理接见了以当时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为首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部分代表。总理说：“战争尚未结束，国家正在草创。”他用“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故事，勉励水利工作者要为人民除害造福。总理对水利工作者的期望，使大家看到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在草创国家的蓝图中，治水将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这项决策不是偶然的。就在人民政府成立的前夕，一九四九年夏季，长江和淮河的堤防决口，江、浙、沪的海堤在台风袭击下几乎全线崩溃，千百万灾民嗷嗷待哺，全国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作为中国革命胜利后第一届人民政府的总理，将如何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呢？
一九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讲话《建设与团结》中，全面答复了这个问题。他说：“在国家建设计划中，站在科学家的岗位上，我们开始做些什么呢？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谈到基本工作，他着重谈了农业方面。他说：“首先是实行土改，解放生产力，然后求得发展。中国本不是缺粮的国家，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的农村经济。现在进行的土改，就是要使农民从旧的生产关系桎梏中解放出来。这项工作需要两年左右时间。配合土改，我们要着手做以下几件工作。第一，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总理最后鼓励科学家们：“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周总理的分析是有科学根据的。由于中国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与治水分不开的。至今，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约有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依靠江河湖海的堤防保护，经常处在水灾的威胁下，而这些正是我国人口最集中、工农业最发达、各大城市所在的地区。旱灾更是普遍威胁全部国土。因此，在我国历史上，治水往往成为能否安邦定国的重大课题，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反映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要求和愿望。
周总理在任的二十七年中，他亲自领导我国的水利事业，指挥我们治水。他的足迹，遍及我国的江河。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总理亲自主持审定。在“文革”前，每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他都要另外安排时间，听取水利工作的汇报。他说：“水利计划很复杂，要专门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总理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时做出正确决策。由于他的领导和支持，我们才有条件克服各种干扰挫折，避免一些重大失误。现在，我国的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具备一定标准的防洪体系，灌溉面积从解放初的二亿多亩发展到七亿亩，水力发电从解放初的十六点三万千瓦发展到二千七百多万千瓦，机电排灌设备从解放初的九万多马力发展到八千多万马力。可以说，江河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改观。人民政府确实解决了百余年来历届中国政府所未能解决的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蓄泄之争
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衡的，河流输送的径流量也是不均衡的，这在全世界都如此。在我国，由于受季候风的影响，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更加显著。旱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治水就有蓄泄之争。传说中，鲧是主张堵水的，失败了；其子禹改用疏导，将水送入大海，成功了。
一九五○年淮河大水之后，毛泽东同志作了根治淮河的指示，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对一条河流提出根治。如何达到根治？在周总理主持的治淮会议上，就发生了蓄泄之争。总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作为治淮的方针。因为，单纯地蓄或单纯地排，都不能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要求。蓄泄兼筹的方针，准确地表达了治水的自然辩证法，结束了治水的历史争论。对淮河适用，对其他河流也适用，这本来是很容易为大家所理解和接受的。
但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在“左”的思想的弥漫下，淮河流域个别地方领导提出，为了除害兴利，应当把水统统拦蓄起来，并总结为“蓄、小、群”的“三主”方针（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甚至提到两条路线的高度，把根据蓄泄兼筹方针制定的治淮规划，戴上“排、大、国”（排水为主，大型为主、国家举办为主）的帽子。这种错误提法，被当作治水的唯一正确方针，在全国推行。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执行的结果是，在淮北平原和冀鲁豫平原上，片面强调蓄水灌溉，不注意排水，甚至层层堵水，造成了严重的涝碱灾害和地区间的水利纠纷。到一九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个矛盾激烈地暴露了出来。这时，周总理责成我们一些有关负责人亲自去现场查勘，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回京向他汇报后，总理召集了有关的省委书记开会，纠正瞎指挥的错误。总理尖锐指出：“我问过医生，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会中毒。土地也是这样，怎能只蓄不排呢！”接着，他把违反科学的“满天星”、“葡萄串”等等水利措施，都作了科学的澄清。在周总理的主持下，经过大量的艰苦工作，才逐步纠正了前一段时间的瞎指挥，使水利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基础上，周总理又引导我们进一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思想上和工作中的片面性。我们在一九六五年八月提出了水利工作二十条讨论稿，向他汇报。当时的情况是：以蓄为主的片面性，已在实际工作中得到纠正。为了避免在治水方针的提法上引起混乱和争论不休，我们提出一个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水利的工作方针，建议为“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加强管理”。这是为了纠正当时实际工作中重大型、轻小型，重骨干、轻配套，重兴建、轻管理，重工程、轻实效的“四重四轻”的偏向。总理肯定了这个方针，并在最后加上“水利工作要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这个方针在一九六五年九月的全国水利会议上讨论通过后，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大家简称为“大、小、全、管、好”的“三五”方针。大家以为，今后可以一心一意地向前进，再不纠缠于“三主”方针的争论了。
谁知在“文革”中，蓄泄之争又重被挑了起来。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认为我们是以“三五”方针抵抗“三主”方针。一部分好心但不了解过去历史经验的同志，要求我们恢复“三主”方针。总理指示当时水电部军管会的同志：“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要展开辩论了。”以后，在一九七○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文件中，周总理将“蓄、小、群”的三主方针，改提为“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这个文件报经毛主席批准后，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去。
在治水工作中，周总理曾不止一次地引导我们，排除“左”的干扰。一九五八年浮夸风盛行时，有一个省的领导宣传已解决了全省的水土流失问题，周总理带领我们，坐直升机视察了一段路程，看到下边荒山秃岭依旧，他感慨地对我们说，看水土保持，要坐飞机看全貌，不能光看典型。在“大跃进”中，由于忽视质量，一座大水电站工地发生事故，总理针对当时一些地方的瞎指挥风，嘱咐我（即钱正英——编者注）说：“你是共产党员，应当做到又红又专，遇到这种情况，别人不敢讲话，你应当讲话。”一九五九年秋，在“反右倾、鼓干劲”的高潮中，我们也头脑发热，在十月召开的全国水利会议上，曾设想提出在三年内基本解决水旱灾害的口号。当我们拿着文件草稿向总理汇报时，总理哈哈大笑说：“三年内要基本解决水旱灾害？太积极了一点。”经周总理再三说服，我们修改了这个口号。
改建三门峡
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它从中上游的黄土高原，每年挟带十几亿吨的泥沙，部分输送入海，部分在下游河床淤积，使黄河下游形成高出地面的悬河，全靠两岸的大堤约束洪水。在历史上，黄河经常决口改道，洪水泛滥所及，北至天津，南至淮阴，不但造成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并且淤塞破坏了北岸海河、南岸淮河的水系，因而被称为“中国的忧患”。
为了控制黄河洪水、开发黄河水利，新中国成立后，聘请外国专家协助，在一九五四年编制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并建议三门峡水利枢纽为第一期工程。国务院据此在一九五五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经审议通过。由于我国当时缺乏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经验，三门峡委托外国设计。当时的规划思想是，黄河泥沙采取拦蓄为主的方针，首先以三门峡巨大的库容拦蓄，同时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设想能大量减少泥沙来源，从而维持干支流水库的寿命。根据这个规划，三门峡的设计蓄水位是海拔三百六十米，相应库容六百四十七亿立方米，水库的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原需大量移民。
三门峡虽已于一九五六年开工，但是它的设计方案越来越引起疑虑，陕西省同志要求重新审议。一九五八年四月，周总理约请彭德怀和习仲勋同志，在三门峡工地重审设计。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拦泥措施不可靠，对淤积的预计没有把握，移民任务太大。为了充分留有余地，周总理果断地决定把原方案改为：大坝按三百六十米设计，三百五十米施工，初期蓄水位降为三百三十五米，以限制回水末端的影响，并减少移民数量。
一九六○年，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实践证明，修改原设计是完全必要的。泥沙淤积情况比原设计要坏得多，淤积部位迅速向上游延伸，形成“翘尾巴”。虽然已降低了蓄水位，但如任其发展，仍有可能威胁西安。这时，各方面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全盘肯定，认为应按原规划继续在上游支流修拦泥库；有的全盘否定，认为只有废除三门峡枢纽甚至炸掉大坝才是出路；有的提出了各种改建方案。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周总理亲自主持，在北京召开治黄座谈会，邀请持有各种意见的专家参加。总理每天与会，倾听大家的发言和辩论，并多次找王化云等主管同志，个别征求意见，酝酿研究对策。会上多数同志认为应将三门峡彻底改建，但又顾虑政治影响不好。周总理教育大家，要有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有了错误就要彻底改正，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最后，总理批准了三门峡工程的第一期改建方案。这个方案对原设计作了根本修改，改原来的蓄水拦泥为滞洪排沙，即在大坝左侧增建排沙隧洞，汛期多沙时如无防洪需要，应完全打开闸门，排水排沙，冬季少沙时为了协助下游防凌（汛）可适当蓄水，并拆除原来的高水头水轮发电机，改为低水头发电。这个方案简称为“蓄清排浑”。一九六八年完成了第一期改建，效果显著。一九六九年起进行第二期改建，于一九七三年完成，基本上解决了三门峡库区泥沙淤积“翘尾巴”的问题。
周总理为了研究三门峡工程的有关问题，曾三次去现场调查研究。当我们被交相指责的时候，总理和我们一起承担困难，并鼓励我们：“历史是发展的。黄河在旧中国不能治理。我们要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好。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在治黄座谈会总结时，总理要我们送给与会同志每人一本《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希望大家学习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分析和解决治黄问题。确实，中国的泥沙专家们，通过反复试验研究，反复实践总结，大大提高了对泥沙冲淤规律的认识，并创造了一套在多泥沙河流上控制运用水沙的方法。一九八○年在北京召开的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和一九八二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大坝会上，我国学者的论文受到世界同行的重视。一九八三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决定在北京与我国合办国际泥沙培训中心。我国的泥沙研究已走在世界前列。
一九七三年，周总理在重病中看到三门峡改建成功的报道，还曾要人打电话问我是否属实。今天，当黄河治理开始走出一条路子，当我们制定下一阶段的治黄规划时，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多么希望您能再听听我们的汇报啊！
华北抗旱
华北的洪水和干旱，一直挂在周总理的心上。
一九五○年，在治淮的同时，总理主持批准修建永定河上的官厅水库，以控制永定河的洪水，并作为首都工农业的水源。一九五八年，周总理高瞻远瞩，根据北京地区日益增长的用水需要，亲自视察后毅然决定修建潮白河上的密云水库。在他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密云水库建得又快又好，仅用两年时间就建成蓄水，不但控制了潮白河的洪水，并且成为首都的主要水源。以后，又陆续在海河的支流漳河、滹沱河、大清河南支，修建了岳城、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等控制性水库。一九六三年，海河流域大水后，周总理亲自主持审定了海河规划，决定在下游开辟排洪入海的新河。这些规划深得群众的拥护，在“文革”中都没有中断实施。现在，这些水利工程已初具规模。
在洪水威胁缓解后，干旱成为华北地区的突出问题，仅仅依靠水库拦蓄地表径流，还不足以满足华北的洪水问题。一九六六年二月，华北旱情严重，周总理亲自主持北方抗旱会议，指出：北方抗旱是长期的事情，要做长远打算。会后，总理召集国务院会议，提出由各有关领导分别任各省抗旱组长，要求持续不断地把抗旱工作抓下去，并以抗旱工作推动整个农业的发展，解决北方的粮食问题。他和大家商量：“富春同志，你任辽宁省组长；先念同志任河南省组长；山西的旱情最重，谭老板（震林）去怎样？秋里去陕西；（林）乎加是山东人，去山东吧；我自告奋勇，任北京和河北省两个组长（当时天津属河北省）。”会后，总理就研究了北京的抗旱。当年三月，邢台大地震后，总理率队亲自视察了河北的旱情和正在施工的岳城水库，对治理海河和河北抗旱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可惜到五月以后“文革”开始，一切工作都停顿了。
一九六八年，当激烈动乱中刚出现一点可以工作的机会时，在周总理主持下，国务院全面部署了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并以此作为扭转南粮北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以后几年，不管政治形势多么动乱，由当时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具体安排，每年以三三十多万眼机井的速度持续建设。这是在华北平原上一项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国家在计划中给予资金补助，并提供设备材料，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现在，华北大地上已有近二百万眼机电井，一亿多亩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变了十年九旱的农业生产条件，加上化肥工业的发展，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扭转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南粮北调局面，并推动了农村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发展。
治理长江
一九五八年二月末，周总理率领大批干部和中外专家，乘船从武汉到重庆，视察长江，历时一周。同行的领导干部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湖北、湖南、四川三省的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一路上看了荆江大堤、三峡坝址，听了沿江地方党政负责同志的汇报，还在船上进行了治理长江和有关三峡的讨论。三月五日船抵重庆，六日总理在重庆做了讨论总结，这就是为中共中央成都会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所做的准备工作。
早在解放初期，长江荆江大堤的问题就提到中央人民政府的议事日程。荆江，是指长江出三峡后进入两湖（湖北、湖南）平原的河段。荆江大堤是指从湖北江陵县枣林岗到监利县全长一百八十多公里的长江北堤。在古代，长江出三峡后，洪水在北岸的云梦泽和南岸的洞庭湖，分流调蓄，然后进入下游。经过相当时期，长江洪水挟带的泥沙，使云梦泽和洞庭湖都淤出大片土地，人民就在这些土地上围堤筑垸，垦荒种植。到明代以来，北岸建成荆江大堤，云梦泽和长江完全隔断，逐渐变为江汉平原。洞庭湖虽然还保留调蓄作用，但由于淤积和围垦，容积也日益缩小。荆江大堤作为江汉平原的屏障，洪水威胁严重，形势十分险峻，清代曾多次溃口，造成严重灾害。一九五一年，在周总理主持下，决定在荆江大堤对岸修建荆江分洪工程，用公安县的一部分土地分蓄洪水。一九五四年长江发生大洪水，荆江分洪工程发挥了预期效益，荆江大堤得保安全。但在历史上，曾出现过比一九五四年更大的洪水，单靠荆江分洪工程还不能解决问题。
在长江两岸，受洪水威胁的土地共约九千万亩。一九五四年，除武汉市围堤、荆江大堤和其他少数围垸勉强保住外，全江受淹耕地四千七百多万亩，受灾人口一千八百多万，京广线一百天不能正常运行，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水灾。因此，长江防洪和黄河防洪一样，都是关系国家大局的问题。
在黄河上可以修建三门峡水库控制洪水，在长江上也可考虑修建三峡水库控制洪水。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曾提出开发长江三峡水资源、改善长江航运的设想。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政府在美国专家协助下，提出修建三峡工程的方案。毛主席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周总理正是带着这个问题视察长江的。视察后的基本结论是，肯定三峡工程在长江流域规划中的主体作用，但由于规模特大，涉及防洪、发电、航运和移民等各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和修建条件，慎重决定上马时机。为了尽快地开始治理长江，在那次视察中决定先修建汉江的丹江口水利枢纽。汉江是长江中游洪水为害最大的支流，而且直接威胁武汉。一九三五年汉江大水堤防溃决，死亡八万多人。丹江口水利枢纽可以基本控制汉江的洪水，并有发电、灌溉、航运之利。这个工程于一九五八年冬开工，克服很多困难，于一九六七年建成。一千九百七十四和一九八三年，汉江都发生大洪水，由于丹江口水库将汉江洪峰流量削减了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六十，免除了下游的洪灾。
一九五八年以来，周总理受中央委托，一直亲自领导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的前期工作。一九七○年，在丹江口水库建成后，我们建议先上三峡下游较小规模的葛洲坝水利枢纽，以解决电力发展的需要。周总理主持研究后，同意这个建议，并认为葛洲坝工程可作三峡的实战准备。他把这个意见和当时存在的不同意见即先上三峡的意见同时报送毛主席，毛主席批准了先上葛洲坝的意见。但是，在当时那种动乱形势下，下边一听到毛主席批准，就自行放炮开工，根本没有报批设计，形成严重失控。我于一九七一年初从国外访问回来后，即受命去工地检查工作，发现设计方案还存在严重问题。周总理连续听了几次汇报，决定修改设计。但在边设计边施工的情况下，工作越来越被动，施工质量也发生严重事故。这种状况对于这样一个大型工程，实在是不能允许的，可是由于已经宣布开工，谁也不敢设想把工程停下来，真是骑虎难下，进退维谷。总理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抱病召集会议，听取我的汇报。从下午三时一直开到晚上九时，护士一次一次地给他送药，其他领导同志一遍又一遍地恳求他休息，但是问题没有议透，认识没有统一。最后，总理责成有关方面的九位同志，由当时不同意先上葛洲坝的同志主持，重新讨论葛洲坝应该上还是下，负责向中央提出报告。经我们九人充分讨论后，一致认为，葛洲坝工程的问题是没有按基建程序办事，勘测设计工作太粗，投资估计过低，施工准备不足；把上述因素充分考虑后，它的经济效益还是好的，也有把握可以建成，因此提议在做好设计的基础上继续建设。总理同意这个意见，果断地决定立即停工，重新设计，在批准设计后才能复工。总理指定上述九人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以林一山同志为主任，负责制定设计方案和解决建设中的各项技术问题。
一九七四年九月，在谷牧同志支持下，审查了设计方案，经周总理批准，葛洲坝于一九七四年底重新开工，从此工程进展顺利。一九八一年初截流成功，六月第一期工程开始通航发电，第二期工程从去年起已有五台机组开始发电。从一九八四年起，葛洲坝的年发电量已居全国水电站的首位，有力地支持了华中地区的经济发展。
当周总理批准葛洲坝复工时，他已经进行了癌症的第一次手术。当葛洲坝截流成功之时，周总理已永远离开我们了。实践证明，总理关于葛洲坝停工整顿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没有当时的停工，就不可能有以后的胜利。实践也将证明，周总理关于把葛洲坝工程作为三峡工程实战准备的决策是正确的。
（一一五）心忧荆江之险
心忧荆江之险酝酿分洪工程
长江流经湖北枝城至湖南岳阳附近的城陵矶这一段，被称为荆江。其中，又以湖北公安县藕池口为界，分为上荆江和下荆江。长江穿越峡谷奔腾而来，一到这里，由于地势平坦，河道弯曲，水流宣泄不畅，加之上游洪水又常与清江、沮漳河、洞庭湖及湘、资、沅、澧四水顶托，荆江汛期水位常高出堤内地面十多米。如果沿江大堤发生溃决，洪水便以高出地面十米以上的势头倾泄而下，不仅荆北广大地区尽成泽国，长江还有发生改道的危险，从而造成毁灭性的灾难。所以人们常说：“千里长江，险在荆江”。在一千八百六十、一千八百七十、一千八百九十六、一千九百三十一、一千九百三十五等年荆江曾数次发生大洪灾，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荆江大堤一度出现险情，心忧人民的周恩来在抓治淮的同时，开始了对荆江治理的思考。
一九五○年十月，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汇报了荆江分洪工程设计方案。毛、周、刘亲阅了工程设计书，并派人向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询问了一些具体情况。
两个月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六十七次政务会议。水利部长傅作义作了《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关于水利工作一九五○年的总结和一九五一年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指出，长江最近几年的治理，应以荆江防洪工程为重点，“荆江容量不能安全承泄川江最大洪水来量，应测勘研究分洪蓄洪方案，并推进准备工作”。会上，周恩来特别指出，长江的沙市工程，即荆江分洪工程，在必要时，就要用大力修治，否则，一旦决口，就会成为第二个淮河。
荆江分洪工程需要湖南、湖北协力合作，周恩来十分重视两湖的意见。一九五○年冬，他给邓子恢写了封信，谈到明朝一代名相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主张荆江分洪，认为长江水多不能向北淹，往洞庭湖流问题不大，并指出不能搞本位主义。他要水利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李葆华持他的亲笔信去武汉找邓子恢，请邓召集中南局会议征求意见，并向湖北张难先、湖南程潜等做说服工作。李葆华到武汉后，邓子恢很快就召集了中南局会议。会上，李葆华传达了周恩来在给邓的信中谈到的兴修荆江分洪工程，避免水淹武汉的意见。邓子恢根据周恩来的信，分别找程潜和张难先谈话，初步取得了两湖相近的看法。
召开各方会议调解两湖纠纷
长江上游来水在进入荆江河段后，每年均有相当一部分水量要经过南岸的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口分流入洞庭湖调蓄，与湖南的湘、资、沅、澧四水汇合后，复由城陵矶注入长江。因而形成了复杂的江湖关系，即一方面江水不能不通过洞庭湖调蓄，另一方面江水在入湖调蓄时所携带的大量泥沙必将导致洞庭湖的淤积和萎缩。近百年来湖区围垦又人为地缩小了洞庭湖的自然面积，减弱了洞庭湖的调蓄能力。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的荆江分洪工程方案，包括荆江大堤加固、进洪闸、节制阐、拦河土坝、围堤培修以及安全区等工程项目，分洪区位于荆江南岸，公安县虎渡河以东，安乡河以北。外围自太平口沿长江干堤至藕池口，折向西南抵虎东干堤，再沿虎东干堤至太平口，成一袋形，总面积九百二十一平方公里，有效库容五十四亿立方米。对上述方案，湖北持积极态度，湖南则有些顾虑。有人说，荆江分洪工程搞得不好，湖南出了力，就等于自己淹自己。一九五一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在修堤费里积了点钱，把分洪区原先群众修的老堤戴了个帽帽，加了个埂埂。对此，有的地方负责人就向毛泽东写信，力陈长委会的做法损害了洞庭湖滨湖地区群众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指示水利部安排两湖有关人员来京召开荆江分洪工程会议，以解决问题。
荆江分洪工程会议于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开了三天。会上，两湖对荆江分洪工程完成后既能保障荆江大堤的安全，也能减轻对洞庭湖的威胁，有了共识。但对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是否分洪，如果分洪，如何能免除对湖南的威胁，存在着争论。
二月二十日，周恩来亲自召集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技术委员会主任须恺等以及两湖来京人员开了一个会。周恩来反复询明各种情况后，先表扬湖南方面的有关同志曾经写信给毛主席，关心滨湖群众利益。紧接着即说：“荆江分洪工程是毛主席批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开工？”并严肃批评：“毛主席批的工程，中南局、湖北省委、水利部、长委会都置之脑后，不负责任。”这里体现了周恩来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不凡的领导艺术。如果当时对湖南采取简单粗暴的压服态度，显然只能激化两湖矛盾，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二月二十三日夜，周恩来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会议情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如遇洪水，进行无准备的分洪，必致危及洞庭沿湖居民，如肯定不分洪则在荆江大堤濒于溃决的威胁下，仍存在着不得已而分洪的可能和危险。这就是两省利害所在的焦点。”并说：“经反复研究并询明各种情况，得知中南对于这样大事于中央决定后只在政治报告会上做了一次传达，并未作任何切实的布置，亦未召集两省有关人员及负责同志开会商讨，便轻易地交给长江水利委员会去进行，同时两省负责同志对此事也未引起应有的注意，群众中除移民的部分外更不知道这件事”。周恩来还附上了由他主持起草的《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初稿，并说明“这一决定是我当场征求了各方有关同志并在会后又征求了养病中的袁任远的同意做出的，现送上请审阅，拟将此决定草案再电询子恢、先念、克诚等同志意见后再以正式文件下达”。
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仔细审阅了周恩来的上述报告，并作了如下批示：“周总理：（一）同意你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二）请将你这封信抄寄邓子恢同志”。
于是，中南局根据周恩来关于荆江分洪工程会议情况报告的精神和毛泽东的批示，开始积极行动起来。
发布工程决定规定完工期限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中南军政委员会作出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指出，根据中央指示，经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讨，“一致同意荆江分洪的计划，认为这一计划的方针是照顾全局，兼顾了两省，对两湖人民都是有利的”。
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九次政务会议，通过了《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的决定》。其中规定：“长江中游继续加强荆江大堤，以保证堤身的安全，并于汛前保证完成荆江分洪工程中围堤及进洪闸与节制闸。中下游其他地区仍应分段保证一九三一年或一九四九年的最高洪水位不生溃决”。周恩来还根据李葆华汇报的情况，对他原主持起草的《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进行了修改。
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送上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决定及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两个文件，请审阅批准，以便公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经李葆华与顾问布可夫去武汉开会后又亲往沙市分洪地区视察，他们均认为分洪工程如成对湖南滨湖地区毫无危险，且可减少水害。工程本身，关键在两个闸（节制闸与进洪闸），据布可夫设计，六月中可以完成，中南决定努力保证完成。我（即钱正英——编者注）经过与李葆华电话商酌并转商得邓子恢同志同意，同时又与傅作义面商，决定分洪工程规定修改如现稿，这样可以完全解除湖南方面的顾虑，因工程不完成决不分洪，完成后是否分洪，还要看洪水情况并经得政务院批准。至北岸分洪的根治办法及程颂云（程潜）所提意见，当继续研究”。这封信字里行间体现了周恩来对荆江分洪工程的积极慎重、认真负责的精神。反映出他在筹划过程中付出了大量心血。
《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是周恩来在与傅作义、李葆华、程潜、邓子恢等多次商量，反复斟酌，才最后定稿的。三月三十一日，《决定》正式公布。《决定》指出：“为保障两湖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在长江治本工程未完成以前，加固荆江大堤并在南岸开辟分洪区乃是当前急迫需要的措施”。《决定》对工程经费与人力安排、工程期限与质量要求、分洪的条件与审批手续、分洪区移民安置、北岸蓄洪区勘测、工程的领导与指挥等，一一作了具体规定，有力地保证了荆江分洪工程的全面开工与顺利进行。
政务院的《决定》中有四个字加了着重号，即“一九五二年汛前应保证完成两岸分洪区围堤及节制闸、进洪闸等工程”一句中的“保证完成”四字。这一规定体现了周恩来严谨的治水思想。第一，天时不可多得，两个汛期之间是完成分洪工程的最佳时机。一九五二年汛前完成工程，即使汛期荆江发生大洪水，既可使工程发挥防洪作用，又不至使工程半途而废，毁于洪水。第二，通过李葆华、布可夫的实地调查，证明汛前完成是有现实可能性的。这同那种脱离实际地下达高指标、高任务，结果欲速则不达的作法，有着根本的不同。第三，规定完工期限，使工程领导者和建设者能有一种紧迫感。荆江分洪主体工程完工后，周恩来在一百四十三次政务会议上说，对荆江分洪工程，我们决定了彻底搞，并限期一百天完工，结果七十五天就完工了。如果没有限期，就不会完成得这样快。
组建领导机构保证工程所需
周恩来具体抓水利建设，向来认为大型水利工程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领导与指挥机构。对于荆江分洪工程的领导机构，周恩来主持制订的政务院《决定》提出了如下原则：“为胜利完成一九五二年荆江分洪各主要工程，应由中南军政委员会负责组成一强有力的荆江分洪委员会和分洪工程指挥机构，由长江水利委员会、湖南、湖北两省人民政府及参加工程的部队派人参加，并由中南军政委员会指派得力干部任正副主任。工程指挥机构的行政与技术人员由各有关单位调配”。
根据政务院的要求，中南军政委员会于四月初发布命令，成立荆江分洪工程委员会和荆江分洪工程指挥部。荆江分洪工程委员会以李先念为主任委员，唐天际、刘斐为副主任委员，郑绍文为秘书长。荆江分洪工程指挥部以唐天际为总指挥，李先念为总政委，王树声、林一山、许子威、田维扬为副总指挥，袁振、黄志勇为副总政委。实践证明，这个强有力的领导与指挥机构对保证荆江分洪工程按质提前完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为保证荆江分洪工程能按期完工，周恩来设法从全国组织和筹集人力、物力与财力，以满足工程所需。三月七日，周恩来在给邓子恢的电报中说：“抢修南岸蓄洪区堤及两个闸所需器材，除中南可自行解决者外，尚缺何项物资须由中央调拨，望即作出详细计划，径电中财委请拨。如人力及其他尚有困难，亦请电告”。三月三十一日，公布的政务院《决定》指出，必须保证荆江分洪工程按期完成，“至于人力、器材、运输及技术等方面，如中南力量不足时，得提出具体计划，速报请政务院予以解决”。工程进行中，周恩来询问林一山缺少什么建筑材料，并说：“如有困难不及时提出，我就无法负责了”。当时，长江内满载着工程器材的船只往来如梭，数十万吨的器材物资，从东北、上海、北京、天津、太原、汉口、南京等地，源源不断地运到荆江分洪工程工地。两湖组织了近二十万的民工、工人、技术人员参加施工。周恩来还征得毛泽东同意，抽调六个师，其中包括水利、铁道、建筑方面的四个工程师，六万余人，参加荆江分洪工程建设。全部工程由中央投资七千一百五十亿元（折合币制改革后的人民币七千一百五十万元），其中主体工程即第一期工程实用经费四千一百四十二亿元（折合币制改革后的人民币四千一百四十二万元）。在当时百废待举、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央投入这么大的财力于荆江分洪工程是极不容易的。
四月五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五月二十四日，水利部长傅作义代表中央到荆江分洪工程工地慰问，授予绣有毛泽东、周恩来亲笔题词的两面锦旗。毛泽东的题词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恩来的题词是：“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题词对荆江分洪工程全体建设者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六月二十日，荆江分洪主体工程全部完工，比规定的期限提前了二十五天。
寻求治本之策视察荆江大堤
一九五四年汛期，长江流域连续发生暴雨。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长江上游洪峰接踵而来，而中下游江湖满盈未及宣泄，以致荆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为了解除洪水对荆江大堤的威胁，经中央批准，先后三次运用荆江分洪工程，分泄了一万流量，使沙市水位下降近一米，保住了荆江大堤。这次大洪水若没有荆江分洪工程发挥蓄纳超额洪水的作用，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荆江分洪减缓了武汉洪水的上涨速度。当毛泽东获悉武汉人民战胜长江特大洪水后，题词祝贺：“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一九五四年长江大水，通过荆江分洪工程蓄纳超额洪水，虽然保住了荆江大堤、武汉市堤以及南京等城市的安全，但仍有耕地四千七百五十五万亩受淹，受灾人口达一千八百八十万人，死亡三万三千多人，并使京广铁路不能正常运行达百日之久。荆江分洪工程减轻了洪水为害的程度，但还不能根本改变“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严峻局面。
长江大水时，周恩来正在参加日内瓦会议并进行紧张的国事访问。回国后，他一方面认真组织救济灾民和恢复灾区生产的工作；一方面寻求长江水患的治本之策，决定全面开展长江流域规划工作。周恩来指示长委会一定要从流域规划入手。他还亲自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联系，要求派苏联专家来华帮助长江流域规划工作。一九五四年底，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在武汉至广水的专列上，专门听取了林一山关于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汇报。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周恩来在北京主持了治江战略要点问题讨论会。他明确指出，三峡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有着“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的独特作用。显然，周恩来把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看成是长江治本的千年大计。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周恩来头戴一顶皮帽，身着黑灰色呢子大衣，冒着鹅毛大雪，视察荆江大堤。他在堤上认真听取了林一山等的情况介绍，仔细询问了荆江大堤的历史沿革和抗洪情况。离郝穴不远的祁家渊是荆江大堤最险要的堤段。那里有一座一百七十年前为防止河岸冲刷而修建的导流顶坝。周恩来在那里察看得十分仔细。他指着顶坝赞扬说：“这是公元一千七百八十年建筑的，它充分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和古代水利专家的智慧。一百七十年前有改变水流方向的思想可不容易啦！”周恩来听取了林一山等人的看法，即修建三峡大坝，迎头拦蓄调节汛期上游来的洪水，从根本上防止洪水可能产生的大灾难。他指出，在三峡大坝没有修建之前，必须重视加高培厚堤防和分洪工程等治标工作；有了三峡大坝，也还要修堤防汛。下午，周恩来在沙市同荆州地委负责人座谈治理荆江和加固荆江大堤问题。
周恩来有生之年没有看到三峡大坝，但他继荆江分洪工程之后，又亲自抓了丹江口、葛洲坝两大工程，为兴建大坝做了实战准备。人们相信，按照周恩来铺垫的道路前进，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一定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一一六）关注三峡工程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日，周恩来为三峡工程题词：“为充分利用中国五亿四千万千瓦的水力资源和建设长江三峡水力枢纽的远大目标而奋斗”。
“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
周恩来说，长江是个不平凡的对手，可不能等闲视之啊！我们要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从长江的上、中、下游出发，以修建三峡大坝为主要工程，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使它永远造福人民。周恩来认为，“三峡有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的独特作用。虽然周恩来肯定三峡工程在长江流域规划中的主体作用，但由于它规模特大，涉及防洪、发电、航运、移民、生态环境等多方面问题，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和修建条件。因此，必须按照“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认真经过科学论证，慎重决定上马时机，为子孙后代负责，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