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二月党中央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亲自抓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建设问题。一九五八年二月末到三月上旬，周恩来率领大批干部和中外专家，乘船从武汉到重庆，考察长江，考察三峡，一路上看了长江防洪重点工程荆江大堤、三斗坪三峡坝址，听了沿江地方党政负责人的汇报，还在船上进行了治理长江和有关三峡工程的讨论，三月六日在重庆做了总结，并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于同年三月二十五日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党中央通过的这个文件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十五年到二十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周恩来又领导制定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该报告在基本摸清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初步确定综合治理开发长江的总体规划方案，推荐一批可作为近期建设的工程项目，以便根据轻重缓急逐步实施。《要点报告》对几十年来长江的治理开发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六十年代初，周恩来对三峡工程的准备先后提出了“雄心不变，加强科研”和“有利无弊”的方针。在“文革”十年中，更谈不上上三峡工程了，但是有关三峡的研究工作并未中断。
“水利工程是与水打交道的，一点也马虎不得”
周恩来深知修建三峡工程的重大意义和艰巨程度，一九五八年以后，他一直亲自领导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的前期准备工作。为了尽快地综合治理长江，周恩来积极提议并得到中央批准，首先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它是综合开发和根治汉江的关键工程，具有发电、灌溉、航运之利。这个工程于一九五八年冬开工，于一九六七年建成。一九七四年和一九八三年，汉江都发生大洪水，由于丹江口水库的作用，使下游免除了洪灾。
一九七○年，周恩来主持研究建造三峡下游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葛洲坝工程是三峡工程的组成部分，位于三斗坪的三峡大坝拦蓄三百九十多亿立方米水量，在南津关下的葛洲坝建低坝，利用约十六亿立方米库容反调节三峡大坝下泄的水流，这样一大一小组成的姊妹枢纽，是综合开发长江三峡的好形式，是大河流域规划设计上的创新。
周恩来认为，葛洲坝工程可作为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可以起到练兵和积累兴建大型水利工程经验的作用，为将来进军三峡作准备。
周恩来说，葛洲坝工程是要“载入党史的工程”，说他对葛洲坝工程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要求参加葛洲坝工程的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都要抱着这种小心谨慎、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他说：“水利工程是与水打交道的，一点也马虎不得，马虎一点，马上出问题，这是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问题。要精心校正，精心设计，精心施工，要保证工程质量，方案要非常可靠。”
“三峡大坝研究成功也是对当代科学的重大贡献”
在三峡建坝，对于坝址的选择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一个是南津关，一个是三斗坪，还有其它方案。一九五八年二月末到三月初，周恩来带着这个问题亲临坝区视察，通过实地察看，直接掌握材料，并且亲自主持会议听取汇报，组织讨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周恩来在南津关考察时用地质锤敲下岩洞中的岩石，拿在手中反复审视、仔细观察，他还探身到一个支洞之中观察岩石的裂隙和斑痕。经过仔细认真的观察，周恩来说，看来在石灰岩地区建坝，的确要认真解决岩溶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又到三斗坪坝区视察，他对照地质剖面图，逐段逐节审视岩芯情况。这里是坚硬致密的花岗岩，不同于南津关易于溶蚀的石灰岩，这真是大自然的造化，上帝的恩赐，竟在西陵峡中给我们安排了一段花岗岩河谷，这是三峡坝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当周恩来听到专家和干部们汇报说“在这里的花岗岩上建高坝最好最理想”时，他为我国工程技术人员找到理想的坝址感到由衷地高兴，他高兴地拿起一截岩芯仔细审视着，并说这种岩石确实很好，并带走一截岩芯说要向毛主席汇报。同时，周恩来还向在场的地质人员仔细询问了花岗岩风化壳的厚度。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主持了北戴河长江三峡会议，会上，周恩来肯定了三斗坪坝区，这是三峡坝址选择上的重大突破。在肯定三斗坪坝址的同时，又提出：“在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时期，对美人沱和南津关两个坝址的继续勘测和研究，对一切主要的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探讨，都应当采用展开讨论、全面比较论证的方法，以求作出充分可靠的结论，某些重大的技术问题必须作试验研究。”以后，由中外人士多方面的反复论证，以至一九八六年以后由四百多名专家参加的历时两年多的三峡工程重新论证都表明，在三斗坪建高坝的地质条件是稳定的、可靠的、理想的。
在三峡大坝的选址过程中，周恩来曾两次提到萨凡奇。萨凡奇是美国著名大坝工程师、美国垦务局设计总工程师，一九四四年他曾到三峡考察，提出了在南津关建坝的建议并组织中外人士为兴建三峡工程做了初步的研究设计工作。一九五八年三月，周恩来视察三峡时曾对有关同志说：“萨凡奇做的三峡设计，你们有吗？萨凡奇虽然是美国人，但他是一位科学家，如果否定南津关坝区，也要有材料，三峡大坝是世界性问题，有了根据也可以说服萨凡奇。”一九五八年八月底，周恩来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说：“萨凡奇只搞了一个南津关坝区，可是他提出了问题，是有功的。为了否定南津关坝区也要多花一些力量，世界高坝应作些研究，科学家要摆问题，加以论证，三峡大坝研究成功也是对当代科学的巨大贡献。”这里，充分显示了周恩来这位伟大政治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待不同意见的科学态度。
“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
三峡这个世界超一流大工程涉及很多部门和地区，涉及很多科学技术问题，涉及国际国内的环境条件，是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以全面系统的观点来研究它，力求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早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周恩来就提出，水利工作“今后必须积极从流域规划入手”。一九五六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成立，具体承担流域规划工作。
在一九五八年中央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就提出：“长江流域规划工作的基本原则，应当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同时，需要正确地解决以下七种关系：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即有销路）；这七种关系必须相互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进行具体安排。”这些意见深刻体现了周恩来在长江流域规划上的系统观念和辩证观点。
周恩来反复分析比较了两种规划思想以后，确认：“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但要防止在规划中集中一点，而不及其它或以主体代替一切的思想。
在长江流域规划中，周恩来还提出，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洼地蓄洪排渍工程等，决不可放松。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为了便于沿江有关工业、农业、交通等基本建设的安排，并且尽可能减少四川地区的淹没损失，周恩来提出，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应当控制在吴淞基点以上二百米；同时，在规划设计中还应当研究一百九十米和一百九十五米两个高程，提出有关的资料和论证（新编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结论是：正常蓄水位一百七十五米，选定的坝顶高程一百八十米）。三十多年来，沿江的干部群众执行了周恩来的意见，库区两岸的大型建筑一律建在二百米海拔高度以上，以减少将来修建三峡水库的淹没损失。我们在万县市可以看到，下半城是陈旧的老街道，而将来不会被淹没的上半城建有许多高楼大厦，重要的学校、机关、工厂也在上半城。看到这些，人们无不赞叹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的远见卓识。
周恩来鉴于黄河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的教训，提出了兴建三峡工程要深入研究长江的泥沙问题，也就是要解决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他还曾表示担心葛洲坝航道的泥沙问题。中国的泥沙专家们，经过反复试验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及多年来对长江泥沙实测资料的综合分析，大大提高了对泥沙冲淤规律的认识，创造了一套在多泥沙河流上控制运用水沙的方法，并且较好地解决了葛洲坝工程运行中的泥沙问题。目前，我国泥沙的研究已走在世界前列。
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过程中，周恩来十分重视试验研究，他批准了三峡实验坝——蒲圻枢纽，他鼓励科技人员要本着科学态度，勇于实践，向世界高坝领域进军。
（一一七）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
在建国初期，周总理就提出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设想。他说：“北京名胜古迹甚多，风景优美，但有山无水是美中不足。尤其十三陵这个名胜古迹，是外宾必游之处，有山无水是一遗憾。若能修个水库，有个大水面，就更加美了。”一九五四年夏，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向北京市规划局有关人员传达了总理的指示。继而，着手进行地质、地形勘查，并于一九五五年七月增设东山口水文站。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十三陵水库破土动工。总理曾多次来到工地视察、劳动。三月二十九日，总理听取了工地指挥部及水利专家的汇报，提出了若干问题同大家一起磋商，如工程进度、质量到移民、伙食及工具革新等，无不挂在心上，并指示工地领导一定要处理好。施工期间，适逢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议后的六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周总理的率领下国家机关、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各部长、司局长五百四十多人，先后分两批到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
总理每次到工地都带头劳动，不顾年逾花甲的身体，活跃在劳动队伍当中，有时排在行列中同大家一起传递石头，有时拉车，有时汗流浃背挑土、铲土，有时推车送石料，肩并肩的和群众一起劳动。他说，工地上的各样活儿他都要“学一学”。六月二十二日，他的手指头被石头砸破，流了血，别人劝他休息，但他仍然坚持劳动。在两批劳动开始时，总理都给大家作了亲切的讲话。他指出，在共同劳动中没有总理、部长、司局长等职务之分，在这里大家都是普通的劳动者。领导干部在一起集体参加劳动，共同生活，就是要创造出一种热爱劳动、上下间完全平等、大家互相协作和毫无隔阂的新风气。还说，在我们今天正紧张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同时，我们就要为共产主义的伟大未来创造条件，使全社会所有的人都热爱劳动，都能做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这正是建设共产主义的必备条件之一。我们一定要以身作则，努力创造出这种新风气，树立这种新风气。
总理和部长及所有的人，在第一天到达工地以后，就在集体宿舍中睡地铺，在一个食堂里吃大锅饭。下午三时，总理同大家一起迎着酷热的太阳，徒步八里去工地。下午六时许，大家都在工地上吃一些干粮和咸菜，共喝一桶汤。然后继续劳动，直到夜间十一时，才披星戴月地回到驻地。
工地的建设者们，听说总理和这么多的领导干部来参加劳动，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有时前来送绿豆汤，有时表演精彩的文艺节目，同领导同志联欢。二十二日，总理劳动一天后，虽然他已经很疲劳，可是他把个人的劳累置之度外，仍然在夜间十二时以后，到伙房去同炊事员亲切交谈，慰问他们，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总理的平易近人，工作深入的作风，给水库建设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支队伍在劳动中都表现了高度的自觉，劳动效率非常突出。工地指挥部原来给第一批劳动者的任务，是一星期备石料二百六十立方米，结果这支平均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上的劳动队伍，在两天之内就基本完成了。经过他们的请求，指挥部又追加任务三百二十立方米，最后他们还是超额百分之四十八完成全部任务。
斗转星移，岁月如逝。周总理劳动过的十三陵水库，如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光秃秃的蟒山、汉包山、豆角山等，已是苍松翠柏，郁郁浓荫；库岸垂柳吐丝，繁花似锦；坝下果园树木成行，生机盎然，给人以春华秋实之感；碧波荡漾的湖中，昌平八景之一——“天峰拔翠”的遗址，矗立一座高四十二点五米的九脊九柱九角三重檐的龙宫殿，游人络绎不绝；赫然立在公园内的纪念碑，镌刻着总理遒劲的题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四周被鲜花簇拥，见物生情，令人肃然起敬。十三陵水库建成后，坝基础渗漏严重，蓄水效益很低，遵照总理的指示，在一九七○年进行了基础防渗处理，基本解决水库渗漏问题。“为有源头活水来”，北京市政府批准了由白河堡水库补水方案，一九八六年全线通水，从此，十三陵水库有了第二水深，清流源源入库，基本保障了有一个大的水面。
（一一八）指导密云水库建设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刚刚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过劳动的周总理，不顾疲劳，乘吉普车向密云县疾驶，中途视察了即将竣工的怀柔水库工地。那天，天气酷热，烈日炎炎，总理一路走一路与汗流满面的民工们热情握手，亲切交谈。他对十三陵水库和怀柔水库的施工进度、工程质量，特别是对参加水库施工的各级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全体民工团结合作和高涨的劳动热情倍加赞赏。在连续一个多小时的现场视察之后，总理片刻不歇，又继续驱车来到密云县境内的潮河、白河河畔，亲自为密云水库勘选坝址。一路上，汽车颠簸，尘土飞扬。当车到达密云南碱厂村潮河河滩时，总理下车毫无倦意地大步向前走，全然不顾脚下滚烫的一步一陷的沙滩和凹凸不平的乱石堆，只专心一意地远望近观，察看地形。走到规划中的潮河坝址，他随便坐在河滩中的一根木头上，一边认真地看库区地形图纸，一边同大家一起研究方案。当他听取了水利专家们关于潮白河历史灾害情况和修建水库的规划设想的汇报后，又提出问题与大家共同磋商，经过仔细推敲，反复研究论证和优化对比，同意了潮河主坝与九松山副坝的规划坝址。他站起身来向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询问国外建库情况和现有的先进工程技术，然后他挥了挥手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一定要有敢于赶超国外先进技术水平的思想。他们有的，我们要有；他们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今天没有的，明天就要有。”
勘察完了潮河，汽车立刻又向白河驶去。正当来到白河河畔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雨。总理认为下着雨河里水流清晰，察看坝址更为真切，坚持要冒雨去白河河滩。此时，河床上遍布的河卵石被雨淋后又滑又光，走在上面极易滑倒。经大家一再劝说，总理才答应先避避雨。利用避雨的机会，总理走访了一户农民，并一一询问了村民的生活、生产情况和白河发水时的受灾情况。
看完白河坝址，又驱车从原路返回密云。雨后的土路一片泥泞，汽车被陷在泥里，总理跳下车，踩着泥和大家一起推车。离开密云回北京时已是傍晚七点多钟。
周总理回北京后不久，在他亲自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专门研究了修建密云水库的问题。会上决定把海河治理规划中拟定的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后期（即六十年代中）开始动工修建密云水库的计划提前到一九五八年汛后开工。
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具体安排下，这座坐落在京郊密云县城北山区，距北京一百公里，横跨潮白两河主河道，我国自行规划、设计、修建的华北地区最大水库，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正式开工了。周总理还特别指定钱正英、阮泊生和赵凡三位同志分别代表水电部、河北省与北京市组成建库三人领导小组，又指派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代表国务院协调中央和国家有关单位及各省、市、自治区，在人力物力上支援水库建设。
每当施工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总理总要亲赴现场做周密的调查研究，帮助我们解决重大问题，及时作出新的部署和安排。如果实在不能亲临现场，也要派人或电话询问建库进展情况，需要解决的问题等等。
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一年拦洪，两年建成”。拦洪是修建水库的重要阶段，对以土坝为主的密云水库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从一九五八年九月到一九五九年六月，要使水库能够达到拦蓄潮白河汛期大洪水的程度，就必须完成各类土石方和混凝土等的开挖、搬运、填筑，工作量达二千多万立方米，二十多万民工要把相当一座山样的土石移到一、二十里外的另一处去，而时间却只有十个月，这的确是件艰巨的任务。但是，能不能按计划要求拦洪，能否确保大坝经受渡汛的考验，是关系到首都安全，水库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安全的大事。一旦拦洪失败，不仅已建成的工程将被冲毁，而且垮坝瞬间形成的特大洪峰会将下游村镇席卷而光。周总理最担心的正是这十个月拦洪能否成功。在百忙中，他多次亲临工地，了解情况，组织和安排了抢工拦洪的重要事项。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九日，总理来到水库工地，首先到指挥部看了沙盘模型和各项进度图表，听取了工程技术人员的汇报。当他走到现场看到白河主坝的工作量几乎比潮河主坝大一倍之多，起步又比潮河迟的情况后，有点不放心了，想了想后说：“我给你们再调一万名解放军来支援白河，务必确保全面拦洪，你们看如何？”其实，对于白河主坝拦洪比潮河主坝更困难更紧张这一点，我们早就多次研究过，只是不好再向中央和省、市伸手要人，而总理却为我们考虑到了。
七月初，白河局部山区暴雨使小黑河洪流直下，冲毁了围堰，淹没了上游坝前施工场地，幸亏有一万名解放军及时支援，否则大汛之前，白河大坝是难以筑到四十八米高的拦洪高度的。
八月初，一场连续七天七夜的大暴雨使潮、白两河产生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洪流，严重地威胁着水库大坝的安全，各种险情不时告急，二十多万水库建设者彻夜不眠与洪水搏斗，抢工拦洪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此刻，周总理正在庐山参加中央重要会议，但他一直牵挂着水库拦洪的安危。他几乎每天都打电话询问情况，并一再叮嘱我们：“务必竭尽全力保护大坝安全。”我们按他的建议，采取了据开副坝的非常措施，度过了险期。当他得知上游洪峰被控制住，水库安然无恙时，他那一直悬挂不安的心才放了下来。
有一次在水库工地召开的座谈会上，总理举双手过头比喻道：“这座水库坐落在首都东北，居高临下，就如同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水，一旦盆子倒了或漏了，撒出大量的水来，人民的衣服都要被打湿的。”这“湿”字的含义显而易见是指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将要受到的重大损失。大家都牢牢记住总理的叮嘱，与其修一个坏工程还不如不修的好，一定要认真地坚持按设计要求和操作规程施工。民工们在填筑坝体的土料中，哪怕是一块小木片，一个小草根也要主动捡出来。
在施工过程中，清华大学曾派出由教授、讲师和应届毕业生近百人组成的设计代表组常驻工地。周总理每次听取水库工程汇报时，都要征求设计组意见。他要求指挥部干部尊重和大胆使用这部分工程技术力量，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让他们在实践中提高。他特别要求设计负责人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对设计上的重大质量问题一定要亲自鉴定或签署意见。
每当遇到工程上难以克服的困难时，周总理总会亲自过问并帮助攻克难关。水库建设中遇到的一个最严重的质量难关，这就是白河大坝坝底河床沉积了四、五十米厚的砂砾卵石层，在河床上修建土坝虽能阻挡河床以上的大水，却解决不了水从坝底河床的沙砾卵石中渗流的问题。这样久而久之，渗流的水量就会危及坝基，导致大坝坍塌崩溃。可当时我国还没有解决这么深厚透水层使之不漏的技术。总理特别关心这个问题，他让指挥部工程技术人员都想想办法。水电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冯寅同志提出，采用混凝土防渗墙的办法解决这一难题。总理听了汇报后，认为这是符合科学道理的好办法，称赞冯寅同志敢于创新的设计指导思想，并立即召集工程技术人员共同讨论。他指出：对新技术在尚未完全掌握时，要首先摸索、消化。还说“对于密云水库这样重大工程，应当特别慎重，必须一切通过试验，有把握再正式施工。”总理回北京三天之后，便亲自调来两台冲击钻机，供我们试验用。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终于掌握了整个施工技术。试验成功后要正式施工了，到哪儿去找大批的钻机呢？总理很快委派齐燕铭同志从全国各地调来二百零六台钻机。大家都说，如果不把防渗墙尽快尽好地修成功就实在对不起总理了。现在水库已正常使用几十年了，最高蓄水位达到过一百五十三米高程，然而大坝下游地上地下，找不出丝毫漏水痕迹。难怪有人称誉密云水库是地上竖“铜墙”、地下插“铁壁”，这盆水是不会“湿”了首都人民的衣服的。
总理每次到工地，总是不忘询问民工们的生活和健康情况，一再指示要注意民工的劳逸结合。在一次民工支队干部会上，总理首先建议，为保证民工有充分的休息时间，要将两班制劳动改为三班制。他说：“民工两班作业，每天要劳动十二小时，休息时间太少。你们要考虑改成三班制，这样才能有劳有逸，有利安全生产，有益民工健康。”那天他还一再询问民工们的工资（生活补贴）发了没有，没发的赶快发到他们手里；冬去春来，民工们是否换上了单衣，没穿上单衣的要想办法尽快解决；要保证民工们的身体健康，生了病应该及时地给他们治疗。就连民工们多少天能看一次电影，鞋子破了有没有地方补，喜欢抽烟的人从哪里买烟等等细小事情都一一问到了。最后他说：“我建议除伙食费外，你们应考虑发给民工点零花钱，要把钱发到他们手里，任何人也不得借口克扣。”
一九五九年九月拦洪以后，周总理又一次来到水库工地。一下车，他先到工地现场看望，然后把参加施工的各民工支队负责人找到一起，说：“我这次来，是和大家商量事情的。现在水库能拦洪了，我们还要把农业搞上去，因此要撤一部分人回去。大家发表意见吧。”过了一会儿，见没人吭声，总理又说：“既然你们不发言，我就先说说我的想法。”总理提出让不受益县的民工先回去，受益县的民工后回去；河北的先回去，北京的后回去，密云县的民工最后回去。总理说完，还风趣地特别问了问身旁的密云县委书记：“这样行不行啊？”又问大家这么做是否合理。大家齐声回答“合理”。总理又提出，大家是不是要跟县委商量一下，和家里打个招呼？当大家说不用了，照总理的指示办就是了。总理连忙说：“不能叫指示，这是跟大家商量嘛。”最后他还建议，民工已经来了一年了，让准备留下的民工先回去休息十天，要撤走的民工再坚持一下，等休假的人回来再走。这样周到的安排，既保证了农业，又完成了水利工程；既照顾到局部利益、又照顾到全局的利益。在修建密云水库的两年里，周总理一直很注意兴修水利和农业生产的劳力安排问题。一再提醒我们不要贻误农业，搞水利本是为农业服务，一定要注意兼顾农业。
一九五九年五月周总理第二次来水库视察时，看到水库沙盘模型和图表上都没有移民的标记，说：“你们的模型图表中缺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修密云水库有五万多人需要迁移，你们对这五万人作了安排没有？你们这是见物不见人呀，是一条腿走路。”接着，总理又对在座的水库修建总指挥部副政委、密云县委书记阎振峰说：“你是县委书记，老乡的房子盖了多少？你要赶紧盖，不然老乡要对我们有意见的，也会影响他们的生产与生活的，以后我每月都要问你，你要是不盖好，我就月月催你。”一九六○年八月，总理又一次来水库，听说仍有一部分移民的房子还没有盖好，就有些不高兴，严肃批评说：“你们的确是见物不见人，你们不把移民的房子盖好，我再也不来了。你们什么时候把房子都盖好了，给我打个电话，我一定来看。”周总理就是如此地时刻不忘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领导之下，密云水库的二十多万名建设者，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实现了“一年拦洪、两年建成”的口号，终于建成可蓄水四十三亿多立方米、土石方工程量三千多万立方米的大水库。工期之短、工效之高、质量之好，堪称建国之后水利建设的楷模。
卷七非凡外交友谊四海
我们需要和平，我们需要朋友。
——周恩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一九五○年访问苏联，参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一九五三年底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四年率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一九五五年在亚非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出访亚非欧十四国，广交四海宾朋。
二十三、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一九）在日内瓦会议上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美、苏、中、法及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的其他交战各方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和印度支那的停战问题。这便是著名的关于朝鲜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早在一九五四年一月，苏联在苏、美、法、英四国外长柏林会议上就提议召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以缓和亚洲紧张局势。英、法都倾向同意，美国被迫放弃反对态度。二月十八日，柏林会议闭幕时发表公报：建议由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关国家的代表参加。尽管美国坚持在公报上写明，中国参加会议并不含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承认的意思，但事实上这是新中国自成立以来首次以大国身分参加国际会议。三月三日，中国政府答复苏联政府，同意派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一行取道莫斯科飞往日内瓦。
四月二十六日，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联的所在地）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很多是当时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赫赫有名的外交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法国外长皮杜尔、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和南朝鲜以及参加“联合国军”的澳、比、加、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希、卢、荷、新（西兰）、菲、泰、土等国的代表。会议同意在讨论朝鲜问题时，由泰、苏、英三国首席代表逐日顺序轮流任会议主席；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时，由苏、英轮流任会议主席。
在长达两个月的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的交锋、措辞严厉的发言以及大会最后形成的文件，都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然而，那些谈判桌下的内幕，比如各代表团为一定的目的私下里纵横捭阖的动作；在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东西方国家，主要是中、美、苏等国在各个问题上的斗争与合作；那些既有着复杂情感而又肩负特殊使命的外交家们交往中那些鲜为人知的趣事；特别是被西方新闻记者誉为“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会上会下所表现出的智慧、品德、风度、才华和外交艺术等等，长久以来，同样是人们津津乐道、经久不衰的话题。
在整个日内瓦会议期间，东、西方的对立是非常鲜明的。苏、中、朝、越作为一方，表现得非常团结，会外频繁接触，会上紧密配合，在很多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上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锋相对。其中特别是苏、中两大国的代表团之间随时联系，互通情报，互相磋商，配合默契，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孤立了以美国为首的顽固势力，对促进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和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起到了重大的、积极的作用。
大会开幕式结束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当天就宴请周恩来。莫洛托夫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也是斯大林时代苏联党和政府的著名领袖人物之一。美、英、法等国领导人都称他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外交部长维奇斯拉夫·莫洛托夫”。这种评价无疑是从政治上而言。莫洛托夫一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战，资产阶级说他令人望而生畏，自然不奇怪。
实际上，莫洛托夫的样子一点也不叫人生畏。看上去，他倒更像一位哲学教授。他个子不高。银白色的头发总是梳理得整整齐齐一丝不乱，戴一个夹鼻镜，看人时总是带了一种专注的思索的神情。他用这种表情望着周恩来时，紧跟着的往往是愉悦的理解之情和由衷的赞叹。他用这种专注的思索的神情望着美国那位著名的国务卿杜勒斯时，情形就不同了，那是一种出击的姿势，以便抓住要害猛扑过去。
莫洛托夫说话有时口吃，特别是俄文中那个“c”（斯），这个字母经常成为他语言上的障碍。当他“ccc”地口吃起来的时候，一定会把夹鼻镜摘下来，于是便如释重负，可以“c”过去，继续往下讲。然后又将夹鼻镜拿起来戴好，以便能够保持他专注凝视的习惯。
莫洛托夫给所有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同志留下了庄严、敏锐、坚毅而又可亲的美好印象。莫洛托夫对中国代表团非常友好，他随时保持着与周恩来的联系，并在会议进行的前一段，经常主动给中国同志介绍情况，谈国际斗争中的各种外交策略。每到这时，周恩来总是认真地听，并时时提出一些问题。莫洛托夫对一些西方国家外文家们的背景、履历、禀性、优点、弱点很了解，他的介绍对周恩来无疑是重要的。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在共同战斗和交往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当时日内瓦各报大量报道周恩来，他成为日内瓦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对此莫洛托夫表现出由衷的喜悦，认为周恩来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外交家。后来，当一个美国人说莫洛托夫是个“很难对付的毫不妥协的谈判者”时，莫洛托夫告诉他：“如果你认为我很难对付，那么你等着周恩来吧，那时你才会懂得什么叫难对付！”
日内瓦会议期间，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的斗争对象是美国的杜勒斯，周恩来的谈判对手主要的也是这个杜勒斯。
杜勒斯是美国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他把和平演变“寄希望于中国的第三代和第四代”的言论，当时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他不像有些年轻人想象的那么面目狰狞，他总是保持着一种政治活动家的庄重、严谨。仔细看，你会发现他面目苍白疲倦，神情阴沉忧郁，戴一副夹鼻镜，两眼更显得深不可测。日内瓦会议上有人叫他“雷管”，这倒不仅仅是说这个人物危险，这里有双重含意——他危及别人，他自己也岌岌可危。因为他患了癌症，刚做过手术，胃里放了一支“镭管”，那是一种放射治疗的方法，镭管——雷管，这使杜勒斯的赫赫大名又增加了一层阴森的色彩。杜勒斯手术后，拖着虚弱的身体到朝鲜“三八线”视察，视察过前线又赶到日内瓦。他为他的资产阶级信仰而奋斗，也可算是全力以赴、鞠躬尽瘁了。
在日内瓦会议上，人们没有见杜勒斯笑过一次。他笑不出来。那时西方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日子都不好过。面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洪流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在世界范围内步步退缩。特别是朝鲜战争，美国和美国人所操纵的“联合国军”，伤亡极为惨重。据联合国在纽约公布的数字，“联合国军”方面的伤亡为一百四十七万多人，其中美军十四万多人，伤亡率为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日平均伤亡自开战之日起到十月末为七百六十三人”，“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初为九百六十二人”，“都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的武器装备损失也是极为严重的，其中包括飞机、坦克、舰船、汽车等等。自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来，美国第一次屈辱地在失败的协议书上签字。而且，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所激昂起来的士气和自信心，在朝鲜被中国人打得一落千丈。就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杜勒斯对中国及其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产生一种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敌意。
但是，杜勒斯绝不是那种大喊大叫歇斯底里式的狂人，也非赫鲁晓夫那种到联合国用鞋子敲桌子的粗鲁人。杜勒斯不善言辞，发表讲话也不流利，在人们的眼里，杜勒斯总是沉默寡言，穿一身死板的西服，阴沉沉地坐在会议室中，紧板着面孔读他那精心推敲过的发言稿，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每天开会，他一下汽车便低着头往会议室里走，一散会，又低着头往他那辆大型的福特车里钻，从不理睬新闻记者，也不向任何观众打招呼或发表讲演，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杜勒斯反共，敌视新中国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亲口下令：禁止任何美国代表团的人员同任何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握手。在会议期间，周恩来及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在走廊、在休息室曾几次与杜勒斯走对面。周恩来总是面色庄严而不失柔和，从容大度。杜勒斯则不同。每次相遇，杜勒斯苍白的脸立刻板紧，在远处时还恶狠狠盯一眼，走近时，便目不斜视平视前方，好像面前是旷野荒漠。但是，他的动作明显变得僵硬机械，肯定浑身不自在，在外人看来不免像小肚鸡肠的女人一样可笑、又可怜。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广泛流传着一个说法。据说一次开会时，周恩来与杜勒斯都早到了几分钟，两人在会议大厅不期而遇。周恩来大方而得体地将手伸向杜勒斯。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杜勒斯感到有些尴尬，他僵硬地摇摇头，转身离去。
周恩来究竟有没有同杜勒斯握手的问题，且让历史学家们去证实吧，但此事却无疑说明了中、美之间隔阂之深重，关系之恶化，对立之尖锐。
杜勒斯是决定政策的幕后操纵者，加上身患癌症，会议开始一星期，他安排好一切便离开会场回国了。由他的副国务卿史密斯留下代理团长。
杜勒斯一走，经验十分丰富的老资格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抓紧时机来看望周恩来，向他传递信息。
“美国这位代理团长史密斯你了解吗？”
“不太了解。”周恩来答。
“二次大战时，他是艾森豪威尔麾下的一名将军。这个人跟杜勒斯还不同，史密斯来日内瓦之前我们接触过几次，他对美国现行外交政策有不满。”
“是这样吗？”
“在杜勒斯抵达日内瓦之前，我请美国代表团吃了一顿饭。在私下谈话时，史密斯认为美国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是不现实、不明智的。”
“看来，帝国主义阵营不是铁板一块，就连杜勒斯自己率领的代表团都不是铁板一块哟。”周恩来思索着点头说，“我们不应该放弃做工作的机会。”
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团对中、美关系十分关注，他们都在观察这两个代表团如何相处，有无来往。那些新闻记者更是到处打听，探寻中、美两个代表团之间有些什么事情可以做文章。
有个美国记者曾当面问过史密斯：“你和杜勒斯同周恩来有没有什么接触？”史密斯回答得很风趣：“如果有接触的话，唯一的接触就是我们在卫生间共用过一条手巾（这种手巾卷在滚筒上，要擦时往下一扯，后来者也照办）。”
会议快要结束了，有一天，中国代表团和其他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外国代表团成员等很多人聚在酒吧间里喝茶。这时，史密斯端着酒杯走过来，主动找周恩来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这是没有先例的。史密斯对浦寿昌说：“你的英文讲得漂亮，地道的美国音。你在哪儿学的？”他还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这在敌对的两个代表团来说是不寻常的。浦寿昌对史密斯这一举动很重视，回去后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找他谈谈。”在酒吧间谈话是非正式的，可以随便聊。
第二天休息时，当史密斯一个人走向柜台去喝咖啡时，周恩来便走了过去。这个动作立刻引起各国外交官的注目。事出意外，史密斯吃了一惊，众目睽睽之下，他急中生智，连忙把杯子捧到右手上。当周恩来走到他近前，伸出右手时，史密斯演戏一样似乎右手急切里腾不出，顺势用左手握住周恩来的右腕摇了几下胳膊。周恩来似乎毫未介意，用友好语气同他聊了一阵天。史密斯也笑容可掬地向周恩来赞扬了一通中国的古老文明、美丽河山，还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瓷器，在他家的客厅里就陈设着许多中国瓷器。
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又是休息时，周恩来正和别人聊天，史密斯微笑着主动凑上来同周恩来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他抓住周恩来的胳臂摇晃了几下，笑眯眯地走开了。
后来，周恩来在同尼克松会谈时，他对尼克松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杜勒斯的副手史密斯想同我接近，但又不好破坏杜勒斯的戒条，他右手端着一杯咖啡走到我的面前，又不好用左手跟我握手，就拉了一下我的胳膊。”引起大家哄堂大笑。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五日是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开始前两个星期，美国代表团就接到一定要使会谈破裂，不许达成任何协议的明确指示。美国代表团接到指令后，急忙幕后活动，采取说服和压制手段，终于使十六个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同意执行这个指示。当时的加拿大代表团团长朗宁，在他二十年之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经过。他写道：“周恩来的讲话和建议完全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可是美国却“阻止达成和平解决”。
这些国家拟定了一个所谓“十六国宣言”，由比利时外长斯巴克在六月十五日的会议上宣读。而当时，中、苏、朝三国不知道这些内情，仍然抱着善良的和平愿望，决定在六月十五日会议上为达成某种协议做最后努力。
会议在万国宫理事会厅正式开始了。这天大会主席是英国外相艾登。他宣布开会后，大批记者在二楼照相，会议厅里灯光闪烁，咔嚓嚓的快门揿动声响连成一片。抢过镜头，记者退场，赶往新闻中心等候各国代表团发言人在会后发布新闻和谈话。会场内，大会发言正式开始。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外务相首先发言，提出一个关于保证朝鲜和平状态的新建议，真诚地希望打开会议僵局。他一共提了六条建议，谋求“在成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接着是周恩来发言，认为南日外务相的六项建议提供了保证朝鲜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