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莫洛托夫发言，支持南日外务相所提六项建议，并提议由所有与会者发表一项共同宣言。他宣读了宣言草案：“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各国业已同意：在等待朝鲜问题建立在一个统一、独立、民主国家的基础上最后解决期间，不得采取任何可能足以对维持朝鲜和平构成威胁的行动。与会者表示相信，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将为了和平的利益依照本宣言而行动。”
参加“联合国军”的十六国并非铁板一块。由于南日的六项建议和莫洛托夫对与会者的建议确实客观、公平、合理，与会者出现了骚动和议论。美国代表团慌了，忙召集“十六国”和南朝鲜代表利用会议休息时间开了四十分钟的秘密会议，“统一思想”，协调行动。休息后第一个发言的就是美国代表史密斯，他根本不提南日外务相的六项建议，只望着莫洛托夫说：“我拒绝莫洛托夫外长所提出的关于共同宣言的建议，因为朝鲜停战协定早有规定，没必要再搞。”
接着，澳大利亚、菲律宾、比利时等国代表相继发言拒绝南日外务相和莫洛托夫外长的建议，他们发言时虽然神态各异，但有一条是看得清楚的：没有或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任何独立想法，完全充当了美国的应声虫。比利时代表斯巴克的发言是最有趣、最有代表性的。他面无表情，平淡地宣布：“不接受这一建议的理由就是因为刚才美国代表反对这一建议。否则，这一建议本来是可以接受的。”
史密斯直瞧斯巴克，不满地皱眉头，但又不能说什么，何况斯巴克还要宣读“十六国宣言”呢。这个宣言明确宣称会议继续考虑和研究朝鲜问题“不会有什么用处”。
周恩来全神贯注地倾听发言时，浓眉下的一双大眼睛闪烁不停，留意着每个发言者的表情语气。他明白会议已到了面临破裂的关键时刻，但十六国不是铁板一块，还可以做最后一次争取，争取不到协议，至少可以争取人心，而人心是最可贵的。他在那短短的时间里，以其聪明智慧马上提出一个方案，他语调平缓，却充满了真诚的感情：“我完全支持莫洛托夫外长关于与会各国发表共同宣言的建议。很遗憾的是，就连这样一个表示愿望的建议也被美国代表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了。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周恩来说到这里，目光扫视一遍会场，把声音又放低沉缓慢些，因而也更显出份量，“我提一个两句话的协议草案……。”
会场陡然静下来，不少代表都一眨不眨地眼望着周恩来。两句话的协议？这似乎不可能，可是，周恩来已经一字一板地口述出来：
“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
会场静了几秒钟，跟着泛起骚动和私议，迅即又恢复肃静。几乎所有与会者都紧紧盯住周恩来，那目光有惊讶、感动、赞赏，也有惶恐、不安和窘迫。
周恩来浓眉耸动一下，提高声音，显出庄严激昂：“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态度，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为不良的影响。”
会场一阵嗡嗡声，与会者无一例外地动容动情了。南日外相首先大声表态支持。这是意料中的事。然而，大出美国代表团意料的事随即发生了。那些曾经紧跟美国，亦步亦趋的国家忽然“叛变”了，或者说“哗变”更确切。嘈杂声中，比利时、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代表居然都表示赞同周恩来的建议。发展到后来，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也“造反”了。担任会议主席的英国外相艾登，开始是频频点头，最后居然宣布说：“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应当受到最认真的考虑，如果没有不同意见，我将宣布周总理的建议成为会议双方的一致意见。”
南朝鲜代表急了，一边举手一边尖着嗓子喊：“比利时不能代表联合国军十六个国家，也不能代表南朝鲜！”他气急败坏，竟忘了几十分钟以前，正是比利时代表他们发表了“十六国宣言”。
喊声一落，南朝鲜代表立刻眼巴巴望着美国代表史密斯，像溺水的人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各国代表都把目光从周恩来身上转移到史密斯身上，会场出现短时间的寂静。
史密斯摇动屁股，好像下边有大头针在扎。他耸耸肩，又皱皱眉，又转身和本国代表团成员低语几句什么，然后掏出手绢用双手捧着在鼻子上沾了沾，可能是出汗了。大概他从没遇到过这么进退两难的境地：表示同意，将违反美国政府命令使会议破裂的指示；表示反对，美国将陷入完全孤立的可悲境地。
时间拖得太久了，越拖压力越大。史密斯干咳一声，终于硬起头皮说：“在未经请示我国政府的情况下，我只能拒绝这项建议。”
会场又是一阵骚乱。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国际政治会议上，从未陷入如此孤立狼狈的境地。而中国和周恩来的声誉，在那一刻得到极大提高。
艾登向英国政府报告：“联合国不能指望在没有得到中国和两个朝鲜同意的情况下来解决朝鲜问题。”
两天后，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达成两国互相派遣外交代办的协议。
第二天，英国外相艾登在日内瓦宴请周恩来。
艾登是个很有趣的人。他身高大约一点八○米左右，典型一副英国绅士的样子，会议上倾听发言时喜欢把铅笔咬在嘴里，显然是不良的老习惯。他坐的汽车是英国的老式车，远远说不上豪华，但是他的司机是非常漂亮的年轻女郎。英国代表团的司机全是女的，清一色绿制服、白手套，个子都在一点七○米以上，大概是在全英国“选美”选来的，引得许多代表团成员总要朝她们多看几眼。
艾登热情洋溢，每次上车下车都要站住向记者和群众挥动双手致意，有时到万国宫开会，周围只有一两个人，他下车后仍要煞有介事地好像面对千万名欢呼的群众一样举起双手招一招。
周恩来的魅力征服了艾登。艾登多次宴请周恩来。有一次，在等候周恩来到达时，一些记者围住艾登提问题，艾登很郑重地说：“跟中国的周恩来打交道，我当然乐意。要知道，他可不是平凡的人，你们早晚都会清楚，他是个不平凡的人。”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要比朝鲜问题复杂的多。法国于一九四六年前后对越南、老挝、柬埔寨发动殖民入侵。印度支那三国组成了印支联军进行了英勇抵抗，直到日内瓦会议召开时，老挝和柬埔寨尚未从印支联军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武装抵抗力量。越南人民在胡志明的领导下，已进行了八年的全国抗战，胜负未定。打了这么多年的印支战争直接涉及到东南亚各国的利益和局势。法国由于战争拖得很久，在经济、政治上都有困难，想从印支脱身，美国却想趁机介入。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当事国不止是一个越南，还有老挝和柬埔寨；不但有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的法国，还有阻挠达成任何协议的美国。
由于越、老、柬三国国内的敌我力量对比以及各自的政治情况差异很大，中、越、苏三方没能就这个国家的停火及调整提出具体的方案。而谈判的对方包括美、英、法等国则坚持不讨论老、柬两国的停火问题，只讨论越南停火，而且还不包括停火后的政治解决问题。
面对这一棘手的复杂情况，为了打破僵局，周恩来在与苏联代表团、越南代表团协商后于五月二十七日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核心是在确定印支三国同时完全停火和区域调整原则后，实施方法可以根据三国的不同情况而有所不同。这一建议绕开了中、越、苏三方未取得一致意见的具体方案问题，肯定了已有的一致意见即印支三国情况不完全相同这一点，推动会议于五月二十九日达成了谈判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实质性协议，即在坚持三国完全同时停火的原则的前提下，先研究解决越南问题，从而导致了法、越双方军事代表的直接谈判。
五月二十九日协议将越南问题交给双方军事代表去讨论，外长会议则继续讨论老挝、柬埔寨问题。谈判很快陷入新的僵局，问题的症结在于是否承认越盟军队进入了老、柬。六月十二日，法国拉尼埃内阁倒台，美国企图利用法国政局的混乱破坏关于印支问题的讨论。
在这种情况下，西哈努克亲王提出了一项比较好的方案，周恩来立刻看出其中的合理性。这个方案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不但在越南的法国武装部队和一切作战军事人员必须撤出，而且进入柬埔寨和老挝的其他国家或半岛其它地区的各种性质的战斗单位也必须全部撤出。凡不是在柬埔寨出生的柬埔寨人都应撤出柬埔寨。这里当然包括进入柬埔寨作战的越盟军队，这就解决了谈判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
然而，越南代表和苏联代表对此却表示异议。由于越、老、柬的抗法武装力量一直是并肩战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越南坚持这三个民族的团结互助。莫洛托夫出于固有的立场，对于中立国家在这种时候所能发挥的独特作用估计不足，未能表现出相应的灵活性。周恩来为此多次跟莫洛托夫交换意见，做了大量的工作，终于说服莫洛托夫将意识形态和国家关系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区分开，同意西哈努克亲王意见中的合理成分，为最终达成协议迈出了重要一步。周恩来还在休会期间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处理国家关系方面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中、苏、越等国的努力下，六月十九日达成了双方军事代表就老、柬军事问题进行直接谈判的协议。
尽管在解决越南和老、柬问题上，谈判双方达成了进一步直接谈判的协议，但谈判的过程却一波三折。
越南方面，在周恩来的直接参与下，经过中、越高层领导人的协商，于七月五日就谈判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案取得了一致意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以“七·五文件”的形式把文件发给了在日内瓦的范文同。但范文同接到指示后仍下不了决心按具体方案所要求的放弃十六度线以南的己方控制区来换取红河三角洲的敌方控制区，迟迟不按“七·五文件”精神向法方提出新建议。
而法国政府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势均力敌、相互攻讦，斗争也比较激烈。主战的拉尼埃政府在日内瓦谈判中故意拖延的做法引起了法国公众舆论的强烈不满和主和派的猛烈抨击，终于在六月十二日倒台。孟戴斯-弗朗斯于六月十七日组成新政府后，对谈判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他还在组阁时许诺说：“四周内若实现不了和平便辞职。”尽管法国新政府态度比较积极，但由于法国第四共和国政治结构极其脆弱，其处境十分艰难：美国对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与越盟直接谈判一事表示了不信任态度，拉尼埃、皮杜尔等人以反对派面目出现，攻击孟戴斯-弗朗斯将由于停战而破坏法国与美国的关系。他们的目的是拖过孟戴斯-弗朗斯许诺的期限，迫使孟政府辞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天主教派的舒曼或皮杜尔会重新上台，亚洲战争会从此扩大。
最后期限越来越近，谈判随时有逆转的可能。七月十二日周恩来回到日内瓦后，决定以越、中、苏三党中央共同的意见来与范文同交谈。当晚他与范彻夜长谈，以朝鲜战争为例说明美国干涉的严重性，结合中国抗战时期“皖南事变”的教训和日本投降后中共及时撤出苏南以加强东北和山东的经验说明了进与退的辩证关系，范文同最后表示同意第二天按“七·五文件”指示精神向孟戴斯-弗朗斯提出新建议。而周恩来又在范文同之前会见了孟戴斯-弗朗斯，说明让步是双方的，只要法国肯做出一定让步，越盟也会让步。
最后，法国放弃了以十八度线为分界线的要求，双方协议以十七度线以南、九号公里以北十几公里的天滨河为分界线。法国同意在协议中明文规定两年内通过普选统一越南。
越南问题一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也很快迎刃而解，会议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美国眼看达成这些协议，无可奈何又不甘心，最后宣布不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为其以后侵越留下伏笔，但也把自己完全放在了孤立地位。
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为新生的共和国赢得了巨大荣誉。美国对此极为敌视和不安。一个美国记者听到有人说：“从周恩来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信、乐观和组织能力，他们具有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这位美国记者听出其中暗含了对美国搞大国霸权的讽刺，便从鼻子里哼一声说：“在日内瓦是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的。”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指示新闻联络官熊向晖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一九五二年国庆节》，并出主意说：“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各邀请，一种不写名，就放在‘记者之家’，让台湾、越南、南朝鲜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放映时用英语通过扩音器作简单说明。”
影片放映时，全场爆满，有许多人是站着看的，银幕上一个接一个热烈的场面引来全场一阵又一阵热烈掌声和赞叹声，当地报纸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然而，美国记者却报道说：“我们感觉中国是在搞军国主义。”
“即使个别人这样挑衅，也值得我们注意。”周恩来对熊向晖解释说，“这好对付，我们是梅兰芳的大戏，什么角色都有，再给他们放一部梁祝悲剧看看。”
周恩来喜欢看各种民族音乐歌舞剧，尤其喜欢听越剧。出发时他特意点名让带上国内刚拍出不久的彩色越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看看。
“为了让外国人能看懂，我看把剧名译成英文《梁与祝的悲剧》吧。”熊向晖建议说，“再搞个英文说明，十几页的唱词……。”
“你们不要搞党八股么。”周恩来摇摇头，“不看对象，对牛弹琴。”
熊向晖噗哧一声笑了。
“你笑什么？”
“俗话说，给洋人看戏白搭功。”熊向晖笑道，“我觉得给洋人看这部电影才是对牛弹琴呢。”
“噢？”周恩来沉吟片刻，思考着说：“那就要看怎么‘弹’了。你搞十几页说明书去‘弹’，即是‘乱弹’。我们换个‘弹’法试试。”
“怎么‘弹’呢？”熊向晖没有立刻明白。
“你搞十几页的说明，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又不是听教授讲社会发展史呢。”周恩来信心十足地说，“你只要在请柬上写句话就行。‘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你试试，我保你不会失败。如果失败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
大家照周恩来的意见办了。“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果然引起了外国记者们极大的兴趣，放映场又一次爆满，而且观众果然入戏了，全看懂了。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全场一片同情的感叹……
影片结束，灯光复明，全场观众如醉如痴静默了一分多钟。突然，有人鼓掌，全场顿时沸腾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喝彩声经久不息。
莫洛托夫听说后，希望看看这部影片。周恩来特意为苏联代表团的同志们组织了一场电影招待会。按照周恩来的意见，中方特意安排了懂俄语的人分别翻译男女主角的对白。
两位翻译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莫洛托夫看后非常高兴，笑容满面地鼓掌。
（一二○）出席万隆会议
亚非会议，也被称作万隆会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也是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历史已经证明，这次会议是符合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的，它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基本人权；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会国家的人口超过世界人口总数的一半。通过与会各国代表的认真讨论，大家共同认识到促进亚非区域经济发展的迫切性；重申了各国政府要为在文化方面更密切地合作而努力的决心；通过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与会各国的领导人经过直接接触，互通情况，交流意见，加强了相互了解，促进了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团结与合作。
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万隆会议丰硕成果的背后，发生的种种不寻常的故事呢？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负责筹办亚非会议的印度尼西亚政府，由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打电报给我国的周恩来总理，正式向我国政府发出了参加亚非会议的邀请。二月十日，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回电，接受邀请，并且表明了我国政府对亚非会议的积极态度，高度评价了亚非会议的重要意义和对它的殷切期望。周总理在复电中说：“……亚非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为了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为了探讨和促进它们相互间的共同的利益和为了建立和增进友好和睦邻关系而召开的会议。这个会议的召开反映了最近时期以来在世界的这个地区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反映了亚非各国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以平等的地位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友好合作的日益坚强的愿望。这次会议的召开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得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亚非各国，在任何一国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不受另一国干预的原则下和平共处，并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贡献。”
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万隆召开，所以人们常常把这次会议叫做万隆会议，把这次会议所表现的亚非各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友好合作而共同斗争的精神，叫做“万隆精神”。
中国代表团由周恩来总理任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外贸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我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任代表。代表团事先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亚非会议所面临的形势：一方面，可以看到美国正在组织和扩展多地区的侵略集团，力图加强对亚非国家的控制，积极准备新的战争；与会国家中，有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有的参加了马尼拉条约组织，有的国家虽然没有参加美国控制的公开组织，但也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都受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压迫，都有过悲惨的历史遭遇。因此，与会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和平、要求独立、要求发展本国经济文化的共同愿望。
根据这些情况，我国代表团参加亚非会议的方针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一些亚非国家的关系创造条件，力求使会议取得成功。
在这样的形势下，特别是会前暴露出来的美国破坏亚非会议的具体安排和周密部署，各个与会国家在不同场合表示的对会议的看法和意见。可以预见到这次会议一定是极端复杂的、充满对立和斗争的。希望促使会议取得成功和企图使会议在争论不休中而中途不欢而散的两种力量，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较量。所以，会议的进程不会是风平浪静的。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上午，亚非会议正式开幕。印尼总统苏加诺应邀向会议致开幕词。他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在我看来，这个大厅不仅容纳了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领袖们，而且容纳了先我们而去的人们的不屈不挠、不可战胜的不朽精神。他们的斗争和牺牲，为世界上最大的两洲的独立主权国家最高级代表的这个集会开辟了道路。”
在提到战争危险的时候，他说：“你们并不是在一个和平、团结和合作的世界中齐集一堂的。在国与国之间，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我们不幸的世界支离破碎，受着折磨，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怀着恐惧的心情，担心并不是他们的过错，战争的恶犬会再一次被放出笼来。”
苏加诺总统在致词中强调亚非国家应该联合。他说：“我们属于许多不同的国家，我们有许多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我们的种族是不同的。甚至我们的肤色也是不同的。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大家是由比表面上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更为重要的东西联合起来的。……我们是由对不论以什么形式出现的殖民主义的共同厌恶而联合起来的。我们是由对种族主义的共同厌恶而联合起来的。我们是由维护和稳定世界和平的共同决心而联合起来的。”
接着，当选为大会主席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发表了演说。他着重指出：殖民主义是产生今日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之一，种族主义是产生紧张局势的另一重要的根源。“我们的责任是对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做出坚实的贡献。”
十八日和十九日，各国代表团团长按照国名的英文字母排列先后在大会上发言。大多数代表团都表示了对会议的良好愿望，认为会议应该有助于世界和平、有助于消除殖民主义。但是，有几个国家的代表团相继提出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口号。他们声称：“共产主义的统治是一党专政和独裁，压制反对意见和宗教信仰；共产主义在其他国家进行颠覆活动。”我国一个邻国的代表甚至指名提出：中国设立傣族自治区是进行颠覆活动。
中国代表团对这些恶毒攻击和无理指责不能不作出明确答复和有力驳斥。但根据排定的发言次序，中国代表团在十九日下午闭会以前才能发言。在这种形势下，周总理毅然决定，把原来拟定的声明中国立场的发言稿印发给与会各国代表团，不再宣读。然后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针对某些代表团团长的挑衅，亲笔写了一个“补充发言”。
周总理在发言中首先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本来，对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
接着，周总理谈了三个问题：一、关于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他说：“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第二次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二、关于有无宗教信仰问题。周总理说：“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三、关于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总理说：“中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超过一百年。”“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要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在颠覆别人的政府，倒是有人在中国的周围建立颠覆中国政府的据点。”
周恩来总理最后说：“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总理的讲话刚一结束，会场里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显示着凝聚在爱好和平的人们心里的担忧被驱散了，人们对会议的成功又充满了希望。
当诬蔑和攻击强加在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头上的时候，会场内外好心的人们都感到一场对立和争吵势不可免。如果会场上出现这种局面，就可能使这第一次没有帝国主义参加的亚非会议无果而终。这正符合敌视亚非人民团结的帝国主义的愿望，而与亚非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周总理在第二天会上的发言，摆事实讲道理，态度中肯、谦逊，表现出对和平与团结的真实诚意。正是这篇讲话，为亚非会议的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
从四月二十日到二十四日，亚非会议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委员会分别开会讨论有关问题。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在讨论过程中，虽然也遇到一些不同意见和争论，但是经过协商和协调都比较顺利地达成了一致意见。政治委员会的讨论开始还是顺利的，通过了一系列有关人权与自决问题、支持民族独立和反对种族歧视的决议。
但在会议进行期间，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却背着与会国家在会外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声言台湾“应当在我们中间取得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提出“反对苏联殖民主义”等。在政治委员会上，科特拉瓦拉又把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挑衅、诬蔑之词再一次提出来。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当即表示：“我不同意科特拉瓦拉总理的意见，我要保留明天就此发表意见的权利。”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以印度总理尼赫鲁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反对在会议上进行讨论，认为这个提议“与会议的主题没有关系”，但是属于北大西洋公约和马尼拉条约组织的成员国都表示同意讨论。经过激烈争论以后，主席裁决，第二天讨论锡兰总理提出的问题。
当天晚上，周总理与科特拉瓦拉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对他在会上提出的问题，说明了中国立场，并且系统地给他讲了台湾历来就属于中国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有关国际会议关于台湾属于中国的决议，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特拉瓦拉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不得不表示，他的发言只不过表示他自己的不同见解，并没有引起一场争论、把会议引向失败的意思。
在二十二日的会议开始时，缅甸总理吴努首先向与会国呼吁，“我们的会议已经沿着促进世界和平的方向迈进了积极的一步，不要让这种努力在最后阶段中被分歧的见解所摧毁。”
周总理发言时说：“我们的态度是要使我们这次会议和谐地达成协议。”“昨天锡兰总理发言以后，我宁愿在会后问明他的意图，而不在会上进行争论和答复。”他说：“我现在只要说明几点：
第一，我们不应该在这里争论各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
第二，对殖民主义的解释，那是各人的见解问题。
第三，我们是以合作的态度来寻找解决办法。”
周总理的发言使会议的航船越过了一个浅滩。
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缅甸总理吴努提出了提案，要求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宣布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来指导它们之间的关系。尼赫鲁总理和大多数国家的代表都表示支持吴努总理的提案与和平共处的精神。尼赫鲁总理在长篇发言中主张中立的政策，不同意土耳其代表和巴基斯坦代表分别为北大西洋公约和马尼拉条约所作的辩护。
当会议在一些问题上又出现严重对立和争论不休的时候，周总理再一次发言，提出了中国代表团以“和平宣言”为题目的议案。他说，这个议案的内容就是亚非会议宣布的：“我们亚非国家决心促进相互的共同利益，和平相处，友好合作。”我们采取了各代表团的提案中大家都能同意的东西，列成七条。这七条的要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互不干涉和干预内政，承认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的平等，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互不损害。
周总理对这七点都举出当时国际关系中的一些事例加以说明，并且表明了中国的态度。他说：“此外我们在提案中还加上一条，即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这是能得到大家同意的。”
周总理讲话以后，与会国家的代表似乎都松了一口气。
接着，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举行了一次宴会，应邀参加的有缅甸、锡兰、中国、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因为在宴会进行中对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进行了会谈，所以这次聚会也被叫做“八国会谈”。会谈中，周总理发表了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这个简短而明确的声明，把中国真诚希望通过谈判来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和积极态度，告诉了与会各国和全世界关心缓和远东局势的人们。声明表明中国是要和平的。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来自美国的干涉。尽管如此，中国还是不愿意打仗，愿意通过谈判来缓和紧张局势。这个声明改变了会场内外依然存在的悲观情绪，使会议又向成功靠近了一步。
在四月二十四日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与会各国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的最后公报。历时一周，代表世界半数以上人口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圆满结束了。
亚非会议会场内的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惧怕亚非人民团结的力量在会场外进行的阴谋活动更加阴险毒辣。我们的同志甚至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美国虽然不是亚非会议的参加国，但它害怕亚非人民团结起来打乱它的战略部署，在这次会议上把它作为声讨的对象。因而美国极力拉拢它的盟国，统一口径，并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千方百计破坏会议。在会议开幕之前，美国就放出消息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拟在会议前夕要求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新的援助计划，企图借此诱骗与会国。同时，美国还派出一个名义上由十五人组成的记者团去万隆。实际上，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聚在印尼的美国记者已达七十人，比任何一个与会国家的代表团人数都多。这些人像走马灯一样对各国代表采访，了解情况，交流意见甚至施加压力，临时拿了记者证的美国国会议员还举行了所谓的记者招待会。
在会议刚刚进行到分组讨论实质性问题的时候，从华盛顿传出了得到证实的消息，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已经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拨款三十五亿三千万美元来执行共同安全计划，加速发展“从韩国和日本延伸到中东的自由亚洲广大弧形地带”，公开地把与会的不少国家划入它的势力范围。美国总统在咨文中说：“美国有能力，而且希望和关心在对自由亚洲进行友好的援助方面起带头作用。”换句话说，美国就是想用美元利诱和恐吓参加亚非会议的某些国家。会场上的这一次次恶浪、一股股逆流都与美国密切相联。
为了破坏亚非会议，谋杀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台湾当局的特务机关制造了一次谋杀事件。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包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航机，由香港起程飞越北婆洲沙捞越附近海面上空时，爆炸堕海。乘坐这架飞机的十五人同时遇难。其中包括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三人，记者五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一位工作人员，波兰和奥地利的两位记者，还有四位机组人员。
这次蓄意谋杀事件，震动了全中国人民的心，人们都在关心着中国代表团特别是周总理的安全。当时周总理还在昆明，他对代表团的同志们说，我们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为增加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来，即使发生了意外也是值得的，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周总理还提到，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就这样，周总理仍按原计划在仰光停留了两天，同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埃及总理纳赛尔进行了会谈。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后，周总理在繁忙的情况下，仍然关心着烈士们的后事。他说，烈士们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由的事业牺牲的。他还要亲自把骨灰盒带回北京。现在在八宝山“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的纪念碑上，刻着周总理的亲笔题词：“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中国代表团从十六日到达印尼的时候起，一直受到印尼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中国代表团经过的地方，“和平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万岁！”的欢呼声此伏彼起，掌声震耳欲聋。特别是在印尼的华侨，更是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自从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一个独立的、强大的新中国出现在亚洲的东方。长期受歧视的华侨在自己的亲人——祖国的代表团来到他们身边时，许多人流出了激动、喜悦的热泪。但在这欢呼的人群中，也夹杂着一小撮败类，他们与人民的愿望相反，咬牙切齿地妄图加害中国代表团。
敌人的阴谋活动，我们事先是有所耳闻的，并且向友好的印尼政府提出，中国代表团在印尼期间的安全，完全由印尼政府负责。印尼政府马上采取了紧急措施，临时拘留了一些嫌疑分子。
四月二十日，亚非会议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我国驻印尼大使馆收到一封署名“一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的匿名信。信中说，二十八名前中国国民党逃亡印尼的中低级军官，持美国大使馆发给的无声手枪，奉台湾总统府的命令组成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
代表团研究了这封信，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认为真实性很大，就一面通知了印尼政府，一面内部召开紧急会议。陈毅副总理在会上要求代表团的全体同志都做保卫工作。他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
在大会胜利结束那天，宣布散会以后，整个会议的大厅和走向大门的过道里，挤满了人群，几乎是水泄不通；会议大厦的门前、街上站满了人，甚至两边的矮房上都挤满了人，一眼望去，真成了人的海洋。周总理从里面走出来，无法通过大厅。我们代表团里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同志，担心周总理的安全，急得团团转。不知哪位同志说了一句：“找一些身高体壮的同志，保卫着总理出去。”杨奇清同志马上说：“对！”于是五、六个身材高大的中国同志，马上在周总理的前后左右形成一个围护圈，这时，大家脑海里闪现出那封匿名信所提到的谋杀阴谋，手挽手往前挤，眼睛像雷达一样扫射着周围的人群。如果发现任何人有异常动作，都会毫不迟疑地扑上去。大家一步步往外挤，一点点向前移，最后终于安全地把周总理护送到大门外的汽车上。当目送着周总理乘坐的汽车跟随在印尼政府派出的警卫摩托车后面缓缓离去的时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亚非会议结束了，但是代表会议成果的“万隆精神”却一直鼓舞着亚非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去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促进各国人民友好与合作。这次会议能取得成功，应归功于与会各国的共同努力，归功于亚非人民多年来不断地斗争，归功于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大力支持。此外还应该提到的是，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和其他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代表团紧密合作，克服困难，使会议能够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在几次事关会议成败的关键时刻，周总理的发言都使会议转危为安，度过难关，继续前进，一些友好国家的代表团一致承认中国对这次会议的成功作出了主要的贡献。
（一二一）和赫鲁晓夫的交锋
一九五七年，赫鲁晓夫在周恩来面前告饶，周恩来说：“不要只批评死人”
一九五六年，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来说，可谓是一个多事之秋。
二月二十四日夜至二十五日晨，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一次秘密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突然把他以前口口声声称为“父亲”、“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暴君”、“刽子手”，独裁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赫鲁晓夫的这个秘密报告事先没有提交大会主席团批准，更不要说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其他兄弟党打招呼了。苏共党内、苏联国内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为之一片哗然。
十月，又先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联的坦克开进了华沙和布达佩斯。波匈事件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赫鲁晓夫强烈的大国主义思想和对兄弟党颐指气使的老子党作风酿成的。
这样，赫鲁晓夫的声誉和地位无论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苏联共产党内部，都面临危机。尤其是在苏共党内，赫鲁晓夫已经是四面楚歌。
这时，赫鲁晓夫想到了在兄弟党中很有影响力的中国共产党，想到了在日内瓦会议上为各国使团所钦佩乃至为全世界所注目的大外交家周恩来。赫鲁晓夫需要摆脱危机，期望中共方面能为他做些工作。
十一月，赫鲁晓夫要他的驻华大使尤金向中国提出：要请周恩来访问苏联。
与此同时，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也把目光投向了周恩来，提出要请周恩来访问波兰、匈牙利，其中匈牙利甚至说到这样程度：只要周恩来接受邀请，哪怕只停留一天，也是对他们的莫大支持。
其时，周恩来已定好了访问阿富汗、尼泊尔等国家的计划。
从维护苏共党内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个大局出发，经中共中央讨论，周恩来决定先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
临行前，毛泽东交代说：“只要苏共领导内部稳定，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但还是要好好地批评赫鲁晓夫一阵。”
周恩来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
一九五七年，周恩来与赫鲁晓夫开始正面交锋。
一月七日，一架“图一百零四”飞机平稳地滑落在莫斯科机场。早已在此等候的赫鲁晓夫等苏联党政领导迎上前去，和从飞机上下来的周恩来、贺龙、王稼祥等人热烈拥抱。
对周恩来的这次来访，赫鲁晓夫显得异常亲热。在一次小型宴会上，赫鲁晓夫侧身悄悄地对周恩来说：“我请刘晓大使转告你们党中央，你们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我们《真理报》已全文刊登，并还将印发五十万册单行本。”
面对赫鲁晓夫这样一种刻意的讨好，周恩来只是点头表示知道。然而，周恩来并没有因为赫鲁晓夫的刻意讨好而放弃原则，赫鲁晓夫上台三年多来的所作所为，周恩来也认识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会谈中，周恩来首先批评了赫鲁晓夫在处理斯大林问题上的错误，阐明了中共对斯大林的态度。他指出：斯大林是犯有错误，但他并不总是犯错误。评价斯大林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观点，不能抛开具体历史背景孤立地评价一个人。斯大林一生的功过，我们认为是三七开，功绩是主要的。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