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强耐着性子听着。在座的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岗诺维奇等苏共领导对周恩来的这番话很是感动。他们对赫鲁晓夫过分强调斯大林的错误，把斯大林的功绩全盘抹煞的做法颇为反感。
在谈到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时，周恩来指出：维护兄弟党的团结，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大国主义。特别是各国、各党内部的事，应由他们自己去处理。有意见可以商量，不能搞外部压力，干涉别人内政。赫鲁晓夫同志，在波兰问题上，你们处理得不够好。我们认为波兰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波兰完全有能力自己解决。我们不赞成派苏联军队进驻波兰。波匈事件的发生，你们有责任。
周恩来的批评是真诚而又善意的，中国共产党方面真诚地希望赫鲁晓夫能克服他身上的某些缺点，以提高和巩固他在苏共党内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地位。这也是当时国际对敌斗争的需要。
然而，赫鲁晓夫听不进去了，他“炸”了似地弹起来，粗鲁地指责一些东欧兄弟国家的领导人，甚至他们的夫人，说他们要了苏联的金子，还要骂苏联，同西方勾勾搭搭，他们是“狗屎、坏蛋”，“像驴一样”。
周恩来当即严肃地反驳说：“赫鲁晓夫同志，对兄弟党的领导人不能这样。有什么话当面讲，不能在背后随便怀疑别人，这不利于兄弟国家的团结。”
赫鲁晓夫怒不可遏。此时的赫鲁晓夫，其性格中无赖的劣根性全部泛了上来。他瞪着那双牛一样的眼睛对周恩来说：“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
这一招，是赫鲁晓夫惯用的伎俩。一九五九年理屈词穷的赫鲁晓夫对批评他的陈毅也咆哮着：“比军衔，你是元帅，我只是个中将，但我是苏共的第一书记！你这样对我不礼貌！”
周恩来听了赫鲁晓夫的话后，脸色也严肃起来。他巧妙地回敬了赫鲁晓夫一句：“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出身工人阶级，我出身资产阶级。但是，你我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赫鲁晓夫无言以对。但他马上又转移话题。说：“据说，在越南、柬埔寨、老挝，中国人很多。”显然，赫鲁晓夫是在暗示中国也有大国沙文主义。
周恩来说：“不少。国王的祖父是中国血统的。访华的代表团中也有几人是中国血统的。”
赫鲁晓夫还不甘心：“西哈努克说，他们那里中国人很多，他担心中国的影响太大。”
周恩来说：“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主义，使他们安心。五项原则加上一条反对大国主义。我们对各兄弟党、各兄弟国家是平等的，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赫鲁晓夫听到这里，显得十分尴尬。
然而，争吵归争吵。周恩来此行的目的不是争吵，而是极力想帮助赫鲁晓夫认识错误，希望他的错误不再继续发展了。因此，周恩来还是通过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对赫鲁晓夫进行规劝、说服。
一月十八日，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前往阿富汗进行友好访问。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等送行。在去机场的路上，周恩来劝赫鲁晓夫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他说：斯大林的部分错误，你们也有责任嘛！你说肃反扩大化了，你们每一级都有三人小组，赫鲁晓夫同志你那时是乌克兰第一书记，你管这个事嘛！你怎么能只责备斯大林，而不作自我批评呢？为什么当时你们对斯大林肃反扩大化不提出意见呢？可见你们当时也是觉得斯大林是对的，你们自己做得也对。现在你们觉得错了，应该批评自己，不要只批评死人，这就公道了嘛！
心直口快的米高扬说：如果当时我们反对斯大林，除非把斯大林捉起来。
赫鲁晓夫瞪着米高扬说：你胡说，我们当时要是反对斯大林，是我们被捉起来，不是你捉了他。
赫鲁晓夫又对周恩来说：你们那里的党好办。
周恩来说：我们犯了错误可以自我批评，我就犯过路线错误，经过自我批评，还是一样可以得到大家的谅解，让我在工作中学习锻炼。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呢？都是马列主义的政党嘛一
赫鲁晓夫说：“你们那个党可以自我批评，我要是这样搞就垮台了。我年龄大了，快七十岁了，还有几年呀？还容许我作自我批评？”
赫鲁晓夫这是在向周恩来告饶。
周恩来不再说什么了。在这样的政治无赖面前，沉默往往是外交家的最明智选择。
后来，周恩来在回忆和赫鲁晓夫的这段对话时说：那时没有记录，现在说他也不承认。这样的流氓，他什么手段都可以跟你来。
一九五八年，周恩来巧妙地处理了赫鲁晓夫提出的一个外交难题。中国向赫鲁晓夫交了八千二百万卢布的“学费”
一九五八年九月，赫鲁晓夫在他的度假地克里米亚的雅尔塔突然召见了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
赫鲁晓夫对刘晓说：“美国插手台湾海峡，使台湾海峡局势骤然紧张，苏联政府不能坐视不管，应当帮助中国应付这一紧张局势。美蒋的优势主要是在海空方面，我们认为应在空军方面加强这一地区的力量，以便对美蒋的海军起到威慑作用。”
刘晓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反应。
赫鲁晓夫不再拐弯抹角了：“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需要而提出要求的话，苏联可派一批带有导弹的图—16轰炸机到中国去，并配备苏联的飞行员，可借用中国的领海、领空，给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赫鲁晓夫要刘晓把这一建议转告给中国政府。
刘晓深感事关重大，立即将赫鲁晓夫的谈话电告毛泽东和周恩来。
周恩来接到刘晓的电报后，对赫鲁晓夫的贼心不死深为震怒。就在两个月前，为了便于同航行于太平洋的苏联潜艇舰队保持更好的联络，赫鲁晓夫曾专程来到中国，提出要在中国沿海港口修建一个长波电台。这是一个有损于中国主权问题的建议，被毛泽东愤怒地予以断然拒绝。眼下，赫鲁晓夫又提出苏联的轰炸机带着导弹到中国来，这又是一个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但是，周恩来又想到：图—16轰炸机是苏联根据能对西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成员国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战略轰炸的高音速中程轰炸机，其战术性能在世界上是比较先进的。这种轰炸机的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可达九百二十公里，能载九千公斤的炸弹在空中连续飞行七小时零二十分，中国方面这几年也一直想搞自己的图—16轰炸机，并向苏联提出过技术援助的要求，但苏联方面迟迟不给予实质性的技术资料，因此进展很缓慢。这次赫鲁晓夫提出要帮助中国对付美蒋海军虽然只是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但何不就势将他一军，要他提供一些有关图—16的技术资料，想到这里，周恩来立即叫人给赫鲁晓夫回了一个电报：
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好意……但我们觉得，目前整个斗争的形势不宜于这样做。因为我们目前并没有使用轰炸机出海作战的意图。同时，美国也在尽力约束蒋介石的空军，不许他们轰炸大陆。这样，就使图—16轰炸机没有作战的机会。相反，由于苏联空军在中国的突然出现，可能会使情况复杂起来。为了有效地加强我国空军的作战力量，根据你的建议，我们准备提前进行图—16轰炸机的试制生产，希望贵国能提供技术资料和样机，并派技术专家来华援助。
一个十分棘手的外交难题，就这样被周恩来十分巧妙地解决了。这就是周恩来独特的处理问题的方式。
中国政府在等待着苏联的反应。
十月三十日，赫鲁晓夫给周恩来拍来一封复电：
苏联政府原则同意你的要求，提前供给图—16飞机技术资料和样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开始提供技术资料，作为样机，可供你们最近出厂的、在部队中使用的两架图—16飞机。可以派遣必要数量的专家去中国。可以供应目前中国还不能生产和某些部件、锻件、模压件和半成品。
十一月十日，周恩来派出一个二十二人组成的工作组前往莫斯科谈判图—16的技术引进问题。经过谈判，中苏两国政府签定了一个协议书。协议规定，苏联负责提供图—16轰炸机的全套技术资料一千三百四十二项。为此，中国政府付给了苏联八千二百万卢布。
如果技术资料是货真价实，这高昂的代价也算不了什么。然而，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的赫鲁晓夫又岂能这样便宜“小弟弟”。实际上苏联后来提供给我们的技术资料仅占协议规定的全部技术资料的百分之三十七，而且，就是这套残缺不全的资料，也是他们早已淘汰了的。
八千二百万卢布，就权当是给赫鲁晓夫交的“学费”。
谁叫咱科学技术如此落后呢。落后就会被骗。
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对中国横加指责，周恩来谴责赫鲁晓夫是“文不对题”
一九五八年，是中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一九五八年以前，赫鲁晓夫为了进一步巩固他在苏共党内还不太稳固的地位，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故而对中国还不敢太放肆。一九五八年以后，赫鲁晓夫在苏共的政治地位巩固了，不再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了，他对中国也开始像他对待东欧兄弟国家那样颐指气使了，企图想把中国变成一个听任于他那根“指挥棒”的卫星国。对此，中国方面针锋相对，毫不让步。由此，中苏关系开始一步步恶化。
一九五九年九月底，刚刚在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会晤完后的赫鲁晓夫趾高气扬地走下飞机舷梯，前来我国参加国庆十周年典礼。
与其说赫鲁晓夫是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庆典的，还不如说他是来同中共领导人吵架的。
五天的会谈，是连续五天言辞尖刻的争吵。
赫鲁晓夫先是替美国说情，要求中国释放两名架机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方击落俘获的美国飞行员。然后又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指责中国现行的一些政策。
赫鲁晓夫要求释放两名美国飞行员，毛泽东一句话把他顶出了大门外：“这是不能商量的。”
赫鲁晓夫指责中共炮击金门，未同他打招呼。陈毅起而驳斥：“你回葛罗米柯，我是不是通知你们了？”一旁的葛罗米柯无言以对。
赫鲁晓夫像条疯狗。在印度收留叛逃的达赖喇嘛并制造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上，赫鲁晓夫偏袒尼赫鲁，指责中国与印度发生冲突极不明智，把尼赫鲁推向了西方等等。
周恩来义正辞严地驳斥道：“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是文不对题。达赖叛逃，怎能说我们放跑了他呢？中印边境冲突，明明是印度对中国的进犯。怎么说我们不该为了西藏那块‘不毛之地’和所谓的中立国交火呢？”
赫鲁晓夫冲着周恩来说：“你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外交家，怎么也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
周恩来针锋相对：“我们对尼赫鲁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同他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他利用达赖反华，挑起边界事件，面对外来侵犯，我们忍无可忍，奋起自卫，这能说不讲团结吗？”
赫鲁晓夫理屈词穷，哑然无言。他又转变话题，对毛泽东说：“你们一九五七年派周恩来给我上课来了。”
周恩来当即指出：“我们不是给你上课，只是给你一个中肯的建议，而你接受不了，我们就不再说了。当时不是双方还发表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吗？”
周恩来不客气地点出了赫鲁晓夫背后咒骂兄弟党领导人，违反兄弟党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事实：“你们当时对兄弟党的确是不对的嘛，我们还是当着你们的面批评的嘛！而你呢，背着别人说别人的坏话。”
赫鲁晓夫企图赖帐。他说：“没有，我没有说过，我没有这样的态度。”
周恩来说：“自己说过的话怎能不承认呢？”
这时，周恩来的俄语翻译李越然站起来证明说：“赫鲁晓夫同志，你当时同周总理在克里姆林宫那间办公室谈话时，还有卡岗诺维奇同志在场，翻译就是我。你当时的确说了那些话。”李越然还将当时谈话的场景、参加人以及每人的讲话复述了一遍。
这下子，赫鲁晓夫给镇住了。他红着脸讪讪地说：“我说过吗？我记不清了，记不清了。”
会谈不欢而散。赫鲁晓夫恼羞成怒。
一九六○年八月，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合同，终止二百五十七个与华科技合作计划，撤走所有的在华专家，妄图以此来卡住中国人民的脖子，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周恩来说：“就是没有裤子穿，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核力量。”
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的最后一次交锋是在一九六一年十月赴莫斯科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期间。
这一次，赫鲁晓夫不但肆意攻击阿尔巴尼亚，还把矛头指向中国。在一次会谈中，他指责说：当我们在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时，中共代表团却在发言中捍卫和夸奖斯大林。我到北京的时候，还看到挂斯大林的像，这是反对我们党的。
对赫鲁晓夫的上述言论，周恩来进行了驳斥。他表示：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又一次反斯大林，这种做法，对苏联对国际无产阶级都无好处。对斯大林，我们不过分推崇，也不敌意贬低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周恩来还在大会的发言中声明：“我们认为，兄弟党、兄弟国家间如发生争执和分歧，应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以平等和协商的原则加以解决。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的。”
然而，在会上，赫鲁晓夫公开指责中国共产党，并含沙射影地攻击毛泽东。周恩来没等会议结束就提前回国，以示抗议。
（一二二）出访亚非欧十四国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中旬到一九六四年二月底，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亚非欧十四国。这次访问历时七十二天，行程十万八千里，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现名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现名斯里兰卡），处处留下了周总理的足迹，处处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这次十四国之行，是我国历史上具有世界意义的国际活动，也是伟大国际主义战士周恩来革命实践的丰碑。我作为代表团的成员随行，深深感到周总理这次访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我们做好外交工作、打开新局面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使自己受到一次最深刻的教育。
周总理这次访问的亚非欧十四国中，有十个非洲国家。这个时候，曾经被人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正在觉醒，非洲国家相继挣脱殖民主义的羁绊宣布独立。继一九五五年万隆亚非会议之后，一九六三年三十四个非洲国家的首脑召开了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大会。处在殖民统治下的非洲各国人民，为独立和自由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正在迅速地改变着整个非洲大陆的政治局面。新中国作为一个解放了的被压迫国家，作为非洲独立运动的积极支持者，这时首次派自己的领导人对非洲十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外交活动。这是一次伸张正义、扶弱抗强的壮举，它在非洲大陆上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通过这次访问，增进了我国同非洲国家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进了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开创了我国对非洲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我国的外交史谱写了重要的新篇章。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中旬，在访问非洲的第一个国家埃及时，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精神，周总理亲自拟定我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我国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他们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他们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这些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这些原则，是我国外交上的创举，受到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普遍欢迎，一直指导着我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往来。
这次访问的非洲国家，大都是刚刚取得独立，地位不高，发言权不大，被人看不起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去了，又宣布了这个伸张正义、体现友好的五项原则，对他们是很大的支持。各国人民以最热烈的方式，最高的礼仪接待周总理。访问中，无论到达哪个城市，都是万人空巷，倾城而出，男女老少都穿着大红大紫、大蓝大绿的民族服装，伴着非洲鼓激昂的节奏欢歌狂舞。老人、儿童争着上来摸摸中国客人的汽车，妇女按当地风俗脱下身上的花袍，铺在路上让中国客人的汽车碾过，好让她们心爱的衣服上留下友谊的印痕。到处有纵情的欢笑和激动的泪水，到处有热烈的掌声和绚丽的鲜花，充分表达了非洲人民对中国客人的深情厚谊。
在一九六三年的最后四天里，总理访问了摩洛哥王国。按照惯例，不管来访的是总统、国王或总理、首相，摩洛哥国王都一概不去机场迎接，只是等在自己宫门口，待人家来见他以后再回拜。这一次接待周总理，哈桑二世国王考虑到虽然不便破例，但要充分表达对中国客人的友好情意。因此，特地作了安排，将市郊的一座豪华的宫殿“和平宫”让给中国客人住。周总理到达那天，国王特地前去市郊，亲自站在“和平宫”门口迎接，引领客人们进宫，喝了茶，寒暄一阵，才告辞而去。外交大臣私下告诉中国客人说：我们国王这次是破例了，哪一个来都没有这样。
一月二十一日，周总理来到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好客的塞古·杜尔总统没让代表团住到欧美式的别墅里，却径直送我们住进了“美景别墅”。这是两幢修建在海边的非洲式草屋，里面有舒适的设备。屋外就是海滩。住在这非洲风格十足的草屋里，使客人们体味到深厚、浓烈的民族感和亲昵的友情。
就在这次访问非洲时，周总理提出了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原则。是经过总理深思熟虑、一再仔细推敲的，充分反映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周总理一直非常重视对外援助工作。这次来到非洲，总是挤时间亲自视察我国对外援助项目，了解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他也考察了超级大国的“援助”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恶果。他们进行“援助”的目的都是为了掠夺，为了谋求特权，是要加深受援国对它们的依赖。同时，周总理也总结了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的经验。马里是同我国建交较早的非洲国家之一，当时我国派到马里的专家较多。从加纳到了马里，周总理同凯塔总统谈得最多的，是对马里和非洲的经济援助问题。周总理怀着对发展中国家的无限同情，按照毛泽东主席关于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的教导，提出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在提出八项原则的头天晚上，他通宵未眠。八项原则的主要内容包括严格尊重受援国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援助对方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提供优质的设备，保证传授技术，我们派出的专家和当地专家同等待遇等。这些原则，体现了援助、支持是相互的，双方是平等的精神，同大国沙文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充分体现了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合作的真诚愿望，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开创了光辉的范例。
根据这些原则，周总理在访问非洲的过程中，每到一个国家，差不多都要谈定一笔援助。虽然我国援助的数额，与超级大国的援助相比并不算多，却是真正用来扶助他们民族经济，帮助解决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比如，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米厂、皮革厂、卷烟厂等等。几内亚盛产竹子，但不会编织。总理就派我们的专家去帮助他们发展竹编业，使他们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马里人民爱喝茶，过去每年都从中国进口茶叶，中国便派去茶叶专家，帮助马里人民自己种植和炒制茶叶。宁可失去自己的出口市场，也要帮助友好国家发展经济，表现了友谊的真诚和无私。
这次访问中，周总理处处尊重东道国的安排，事事为东道国着想，为我们树立了平等待人，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光辉榜样。加纳是预定要访问的国家之一，一九六四年新年过后，正准备从阿尔巴尼亚出发前往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一月二日，加纳发生了谋刺恩克鲁玛总统的案件。面临这突然变化的情况，我们是否还去访问呢？问题不仅是我们应不应去，还有加纳的愿望和困难需要我们认真考虑，周总理经过认真考虑后，决定还是去访问，并要黄镇先去加纳直接了解情况。当时租用了两架荷兰的飞机，总理让黄镇乘一架先走。到突尼斯降落等候总理，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指示。总理到后对黄镇说：你先去吧，到加纳与黄华同志多商量，有什么问题马上电报联系。黄镇当天就飞到加纳首都阿克拉。记得当时还即兴在飞机上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一日飞行万里天”，就是指的这一天。黄镇同黄华大使一起去见恩克鲁玛，他脸上贴着纱布，缠着绷带，住在克里斯兴城堡里。黄镇同黄华一方面代表周总理对他表示慰问，一方面与他们商量访问的具体安排，并转达了周总理的建议：这次访问免去一切礼节，总统不要到机场迎接，也不要在城堡外面举行会议和宴会。这些安排照顾了恩克鲁玛的困难处境，他听了周总理的这些建议非常高兴，表示完全同意。当时刺杀事件发生不久，情况还未完全弄清，虽然黄华大使做了许多分析说可以去，但大家非常关心周总理的安全。中央也十分重视这一事件的发展和总理前去访问的问题，不时来电报询问情况。周总理决定去加纳访问这一决策是很英明的，对加纳及整个非洲都有很大影响。恩克鲁玛非常感激我们，他原来估计在这么动乱的情况下周总理不会去的。周总理从政治上大的方面着眼，冒着风险去了，在困难的时候支持了恩克鲁玛，体现了对一个小国的尊重。这样的事是世界政治史上罕见的。这件事效果非常好，影响非常大，中国的形象在非洲大大增加了光辉。
在访问中，周总理处处体谅被访国家的处境，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当时，埃塞俄比亚还未同我国建交，他们还受美国的控制。在向周总理发出邀请以后，他们还有些矛盾，感到为难。一方面，他们希望周总理去访问，另一方面又怕美国施加压力。迫于这种外来的因素，塞拉西皇帝提出，他不能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接待我们，准备在阿斯马拉市接待。按国际惯例，对一个国家的总理，如果不在首都接待是不礼貌的。美国报刊立即对此嘁嘁喳喳，说这是有意降低对中国人的接待规格。但是，周总理着眼于发展中非人民和中埃人民友谊，体谅了埃方的困难处境，仍欣然应邀往访。那时我们有些代表想不通，周总理却说：没有关系，美国对他们有压力，我们应该谅解他们。周总理同塞拉西皇帝会谈时，双方观点不一致，有了争论。后来，我们准备了一篇讲话稿，准备在宴会上讲。宴会前，周总理一直在考虑，许多观点都讲过了，是否有必要再讲。经过与代表团同志反复研究，总理说可以不讲，但要改变一下方式，使他们知道我们的意见。他让礼宾司长俞沛文同志把讲话稿送给塞拉西皇帝看，征求他的意见。塞拉西看后说，请转告周总理，他的意见，他的观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尊重他的，请他最好不要讲这篇稿子。因此，周总理就没有讲。他说，我们可以等五年、十年、十五年，直到对方方便时我们再建立外交关系。经过这次会谈，埃塞俄比亚不久便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新年过后，从阿尔巴尼亚直飞西非，其间距离一万里，需要在突尼斯加油。原来的访非计划中并没有这个国家，但突尼斯方面一再热情邀请。于是我们决定前往，并从停留一天加到一天半，最后又加到两天，使“停机加油”升级成了正式访问。一月九日，在中国客人到达突尼斯的当晚，布尔吉巴总统在国宴上讲话，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若干异议。周总理完全体谅各种朋友的疑虑和误解，当场即以“求同存异”的精神，给以具体、圆满的答复。后来布尔吉巴总统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第二天，突尼斯与中国便正式宣布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访问非洲的一个大收获，也是与某些大国外交斗争中取得的重要胜利。实践证明，中央同意我们到有些没有建交的国家去访问，是十分英明的决策，它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次访问结束以后，当年年底，刚果（布拉柴维尔）、坦桑尼亚、中非共和国、赞比亚、达荷美（现称贝宁）等非洲国家，相继同我同建立了外交关系。
周总理在埃及答记者问时说：“中国政府代表团到非洲访问，第一个目的是向非洲人民学习；第二个目的是寻求友谊。”他在这次出访中以身作则，花了极大的精力进行调查研究，对这些国家一切有益的东西都采取认真学习的态度。他还一再向代表团同志们指出：不要以为非洲受几百年殖民统治就全部落后，非洲国家有很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周总理高度赞扬非洲人民旺盛的政治热情，称颂他们反帝反殖的革命精神。访问苏丹期间，周总理多次讲到老牌殖民主义者戈登的可耻下场。戈登是英国殖民主义的刽子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曾参加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帮助中国清朝皇帝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七十年代他又当上了英国派驻苏丹的殖民总督。后来这个曾侥幸逃脱中国人民惩罚的殖民主义者，终于被英勇的苏丹人民起义军刺死在喀土穆。苏丹人民为自己报了仇，也为中国人民泄了恨。周总理多次向苏丹人表示对于苏丹人民的谢意，表示要向苏丹人民学习。
周总理非常重视学习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成就。六十年代的头几年，我们国内正在进行开发石油的大会战。周总理一路上非常留意参观一些非洲国家的炼油厂。他在摩洛哥参观了意大利、法国帮助他们兴建的、具有现代化设备的炼油厂，非常赞赏。他说，苏联帮助我们在兰州建的炼油厂，与这个炼油厂的生产能力差不多，但他们只需二百个职工，而我们却需要六千个职工。他在参观这个厂后在题词中写道：“这是一个很好的现代化的炼油厂，建设得很快，管理得很好，并且锻炼出不少技术人员，值得我们学习。”回国后，总理派石油部的总工程师专程前去考察摩洛哥炼油厂。在加纳，本来没有安排参观炼油厂的节目。周总理在乘车经过一家炼油厂的时候，还是征得主人的同意，停车进行了参观。这家工厂每年炼油一百二十万吨，总共只有三百名职工。周总理就要中国的有关部门把它的长处学到手。
周总理在摩洛哥吃的桔子是从中国引种去的。总理说，咱们中国是桔子的故乡，几十年来，由于管理不善，品种退化了，而摩洛哥人民经过科学种植管理，有了新的发展，比我们的桔子好吃得多。第二年，总理派西双版纳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和广州植物研究所所长一起去专门考察摩洛哥的桔子。
周总理的足迹所到之处，总是以真诚的情意关怀那里的一切劳动人民，他对各阶层人民群众的亲切感情和平等待人的态度，给非洲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加纳访问时，周总理要求尝尝当地人民的主食木薯。当主人感到犹豫时，总理说，“我就是要吃你们的家常饭”。无论在宾馆，在机场，在参观单位，还是在其他一切隆重的场合，他总要同在场的服务人员、司机、警卫人员、欢迎欢送的群众、非洲鼓手等亲切握手或交谈。在下榻的宾馆，总理总要见一见厨师和招待员，亲切地同他们握手、谈话，向他们表示感谢。和周总理接触过的劳动者都感到他平易近人，亲如家人。代表团离阿克拉前，周总理还在下榻的国家大厦专为招待代表团的服务人员举行了一次宴会，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亲自向他们敬酒。他们感动得流泪，用发颤的手举着酒杯，深情地说：“这样传奇式的故事，将永远流传在加纳人民的子孙后代中！”这次租用的荷兰飞机，机组人员的工作是出色的。他们对周总理率领的代表团的安全极为重视，总理经常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表示亲切的关怀，使他们极为感动。他们说，我们荷兰飞机差不多跑遍了全世界，但没有看到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像你们的总理这样平等待我们，他同我们握手、照相，对我们十分尊重。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后，本来应该另换一批机组人员。但是他们十八个人给荷兰公使写了一份报告说：我们决心为中国总理访问服务到底。他们的愿望实现了。访问结束到达昆明时，他们提出想到北京看一看。周总理就派我们的飞机送他们到北京，并同陈毅副总理一起专门招待了他们，还派人带领他们参观北京的名胜古迹。最后他们依依不舍地回国了，临行时诚挚地表示，总理以后有出访的任务，他们非常愿意再来服务，一定圆满地完成任务。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访问非洲十国的最后一天，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周总理提出著名的“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的论断。他向全世界指出：非洲已经不是十九世纪末叶或者二十世纪初叶的非洲了，非洲“已经成为一个觉醒的、战斗的、先进的大陆”。他深信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非洲是一定要出现的。非洲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总理的论断。
（一二三）最后一次访问苏联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至十四日，为了寻求中苏团结的新途径，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身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又一次访问苏联。这是在一个特殊的时刻，为了完成一项不寻常的使命而进行的一次不平常的访问，也是他最后一次访苏。
赫鲁晓夫下台为访问提供了机会
赫鲁晓夫隆重庆祝他七十寿辰后不久，即前往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黑海度假胜地过起假期生活。但风云骤变，他的克里姆林宫的同事突然派专机将他接回莫斯科，并解除了他的一切党政职务，此事迅即成为国际瞩目事件。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凌晨，为赶在这项消息公布前通知中共中央，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紧急约见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他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全会鉴于赫鲁晓夫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根据他本人的请求，决定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十月十五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会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十月十六日塔斯社公布赫鲁晓夫下台的同一天，新华社公布了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完全是偶然的巧合。有人却说，我们选在这天进行核爆炸，意在向苏联显示实力。这当然纯属瞎猜。报道前毛泽东还担心不实，请周总理核实后再公布，怎么可能想炸就炸呢？
苏共中央究竟为什么要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新领导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将奉行的政策和他会有什么差别，人们难免猜测纷纭。对赫鲁晓夫下台大体有三种说法：一是由于他内外政策失败，引起党内不满；二是由于他主观片面，简单粗暴；三是两者兼而有之。对苏联新领导也有三种估计：一是换汤不换药；二是汤换了药也会有所不同；三是可能比赫鲁晓夫更难打交道。据友人说，根据他们几个月前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等人的接触，赫鲁晓夫对自己的政策表现“把握不定”，“想寻找出路”。苏斯洛夫等人对现行路线表现坚定不移，可能由于怕赫鲁晓夫动摇而将他撤职。要了解事件真相，唯有直接同苏联新领导接触。
抓住时机决定周总理访苏
毛泽东一向重视同苏联的团结。当他得悉赫鲁晓夫下台后，便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苏联政局动向和我们应采取的对策。尽管对情况还不甚了解，但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我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一贯方针，毛泽东和党中央还是迅速果断地作出决策，要抓住赫鲁晓夫下台的时机，采取有力步骤，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
十月十六日，周总理打电话告诉我（即余湛——编者注），毛主席指示，由，毛、刘、朱、周联名给苏联新领导发贺电，表示对他们寄予希望。嘱我立即拟稿报批。毛主席还说，贺电要发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三个人。这不是一般礼节性的祝贺，而是在重要时刻发出的重要政治文件。这份贺电当天即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徐明交给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并于当晚广播，次日见报。贺电表示：我们衷心希望兄弟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今后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中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接着，毛泽东提议并经中央讨论决定，由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四十七周年。周总理对我说，今年不是大庆，苏联也没有邀请，我们本可不派代表团去。但为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意向，寻求团结对敌的新途径，我们还是决定主动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并倡议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团去祝贺，借此机会同苏联新领导直接接触，交换意见。即使此行取不到预期结果，也可表明我党谋求中苏团结的诚意。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政治步骤。
周总理雷厉风行，日以继夜地接见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节，把我们党中央和政府的倡议通知他们，强调我们的目的是去寻求团结，请他们报告各自的党中央和政府。考虑到苏联已主动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党的关系和外交关系，周总理特别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了我们主动采取这一行动的意图，分析了不论这一行动的结果如何，对我们的共同事业都有益无害。除阿尔巴尼亚外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使节对周总理的谈话和解释都表现很高兴。他们的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倡议也都迅速作出了肯定的答复，苏联也很快给我们和其他兄弟国家发出了邀请。这表明我们的倡议是深得人心的。
中央决定，我党政代表团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任副团长，参加代表团的还有有关各方面的负责人康生、刘晓、伍修权、潘自力、乔冠华、姚溱、王力等，我作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也参加了代表团工作。
中央还决定，在北京扩大庆祝十月革命节四十七周年。十一月五日，毛、刘、朱、周联名给苏联新领导发了节日贺电。十一月六日，首都各界举行了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中共中央委员、中苏友协副主席刘宁一在大会发表了讲话。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在招待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在伟大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十一月八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在不是逢五逢十的时候，这样隆重庆祝十月革命节也是破格的。
寻求中苏团结的新途径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中国党政代表团在周恩来率领下，乘专机飞抵莫斯科，受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首的苏联有关各方负责人的欢迎，当晚下榻列宁山苏联政府别墅。这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我国高级代表团住过的一座不大的建筑，有个不大的花园。晚饭后，大家在园中散步，但见庭园依旧，只是换了主人，不免有些感慨。有人想起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七言绝句《再游玄都观》：百亩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并将诗中的“刘郎”改作“周郎”，奉赠周总理。回国后和毛主席谈及此事，有人认为称周总理为“周郎”有些不恭。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还是“周郎”好。
周总理到达别墅后，无心和大家一起散步，稍事休息，立即开始夜以继日地紧张活动。对苏联各位新领导和各国代表团进行礼节性拜访，接受他们的回访，参加节日的各种活动，利用一切机会同苏联领导人和各国代表团接触，进行非正式交谈和正式会谈，了解他们的想法，阐明我团结对敌的愿望。每晚十点左右，周总理同各方面接触的情况，研究次日的活动，向中央报告请示。每到深夜十二时，周总理便请健康欠佳的贺龙副总理先去休息，自己则领导大家继续忙到次日凌晨三、四点。七时许，他复起床，开始又一天的紧张活动。
苏联广大干部和人民是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这个不平常的时刻来访的，但可以看出，他们表述这种感情的方式大都很谨慎。除因某种任务需要同我们接触者能同我们较自然地交谈外，许多苏联老朋友看到我们后，往往只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们，用不同方式悄悄地表达欢迎之意，有的激动得热泪滚滚。有的新朋友则就近同我们攀谈，表达对昔日中苏友好的怀念。但苏联保安人员却公然阻止这种接触，迫使他们只好默默离开。我们感到这不是好兆头。苏联新领导如有意改善中苏关系，怎么能这样不顾礼貌呢？事情的发展，不幸证明了我们的猜测。
我们到莫斯科后碰到的第一起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是发生在克里姆林宫庄严的苏联国庆招待会上。当周总理同苏联领导交谈后，便向苏联元帅们聚集的地方走去，准备找他们交谈。此时，迎面走来了马林诺夫斯基。他见到周总理后便胡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周恩来立即正颜厉色地顶了他一句：“你胡说什么？”随即转身拂袖而去。然而他却像发了疯似地，在周总理走后仍胡言乱语：“我们已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台了”。这时周总理和他的译员已经走远，未能听见。另一位翻译虽听见但已来不及找到周总理报告此事。马林诺夫斯基见周总理已走开，又跑到贺龙副总理那里继续挑衅。用不堪入耳的粗鲁语言辱骂斯大林和毛泽东，被贺副总理顶回。代表团的同志听说后，都极为气愤。迅即离开了宴会大厅。
周恩来回到我驻苏使馆后，认真地听取了几位翻译的汇报，仔细核实和分析了马林诺夫斯基挑衅的全部情况，考虑到苏联颠覆兄弟党的历史记录，认为决非偶然事件，是对我们党、国家、人民及其领袖毛主席不能容忍的侮辱，是公然煽动要推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
次日上午，苏联新领导到我代表团驻地回拜周总理。稍事寒暄后，周总理便就马林诺夫斯基挑衅这一严重政治事件向他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对方答复说，马林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现向中国同志表示道歉。周总理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并非酒后胡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动，而是反应苏联领导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以老子党自居的倾向依然存在。当众对中国党政代表团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采用过的恶劣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