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说，我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这是比马林诺夫斯基的道歉还要高级的道歉。波德戈尔内说，我们和马林诺夫斯基划清界线。周总理指出，美国、法国、英国的通讯社都在八号那天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林诺夫斯基敢于这样胡说八道？他们说，马林诺夫斯基是胡说并已经道歉，这个问题已经结束。周总理说，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勃列日涅夫说：“那当然，那当然”！
马林诺夫斯基公然在苏联国庆招待会上号召推翻毛泽东的领导，这不仅对尚未正式开始的中苏会谈设置了极其严重的障碍，也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长期难以治愈的创伤。
周总理早就把我们同苏联新领导进行接触、了解情况、寻求中苏团结反帝新途径的意向通知了苏方。如果苏联新领导真有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就应乘此良机，同中方坦诚相见，表明自己团结对敌的意愿，主动说明中方最关心的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政治原因。但事实却不然，从十一月五日我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至十一月九日双方第一次正式会谈前，不论周总理如何多方向苏联新领导探询，他们始终守口如瓶，讳莫如深。第一次会谈开始，周总理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仍然搪塞，说可以在下次再谈。这不会妨碍我们研究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设性办法。他紧接着说，我们积累的问题很多，今天只提出某些问题，建议开始讨论停止公开论战，并围绕这个问题寻找其他步骤。其实，苏方很清楚，首先挑起公开论战不是别人，恰恰是赫鲁晓夫。从一九六三年起，苏联公开攻击我们的材料何止几千篇，煽动和胁迫其他兄弟党攻击我们的材料更不可胜计。到这次高级会晤为止，我答复苏方攻击我们的材料为数不多。现在勃列日涅夫又提出讨论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但却对赫鲁晓夫首先挑起公开论战，对苏共中央对我们进行那么多的攻击，对我党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一概避不作答，那么，对他提出的这个议题如何能够讨论？
由于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解职的政治原因执意不谈，周总理料到再就此提问也无用，只好暂时搁置一边。但周总理没有接过勃列日涅夫的议题，同他们讨论停止公开论战，而是向他们提出关于召开国际共运会议的问题，以便从中寻找苏联新领导究竟和赫鲁晓夫有多少差别，希望了解在我党同赫鲁晓夫存在严重分歧的这个关键性问题上，同苏联新领导有无商量的余地。周总理说，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十月革命庆祝会上的讲话中说，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条件成熟了，依我们看，条件并未成熟，还要创造。勃列日涅夫说，只有开会才能消除分歧，别无他途。周总理问，你们是否不再提你们过去决定在今年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那个起草委员会？勃列日涅夫回答得很坚决，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委员会。周总理说，采用兄弟党协商的办法，找出一个途径，达到最后的目的，即召开兄弟党的会议，这是一回事。坚持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信中通知召开的十二月十五日的起草委员会，起草一个兄弟党会议的文件，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下的命令，这是另一回事。如果把兄弟党会议同赫鲁晓夫下命令开的那个起草委员会联在一起，就没有谈判余地了。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回到赫鲁晓夫问题上来了。勃列日涅夫说，开会是你们党的决议，是建议，不是命令。周总理说，八月三十日我党给你们的信中已答复，你们召开的那个会议是分裂会议，我们主张开团结的会，反对开分裂的会。如果你们一定要开，我们坚决反对，决不参加。这是我们党的决议。勃列日涅夫企图把我们党对他们的复信说成是命令，周总理立即据理反驳说，我们的信是我们两党来往的信，是建议。你们是由一个党决定，通知其他二十五个党参加开会，不来不行嘛！即使有一部分党不参加也要开。这不符合兄弟党协商的愿望，也不符合一九六○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周总理还指出，我们从多方获悉，早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二日，苏共中央就背着中国党向各兄弟党发出了一封反对中国党的信，号召对我们党进行“反击”，并且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到了七月三十日，赫鲁晓夫就下达了开会的通知。显然，这是个有预谋的反对中国党的分裂会议，怎么能指望我党参加呢？周总理还告诉他们，迄今为止，已有七个党决定不参加十二月十五日那个会，如果你们要开，那就是分裂。但是，不论周总理怎么劝他们不要把兄弟党的会议同赫鲁晓夫七月三十日下的命令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执意不改。我们建议另辟途径，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商，开个团结的会，他们坚决不干。他们采取的是决不妥协的态度，也不讲任何道理。倒是米高扬比较坦率，他说在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米高扬的发言最后证实了苏联新领导还是坚持要搞赫鲁晓夫那一套。他们所说的团结，是要我们牺牲主权，屈从苏联领导指挥棒的团结。这是无法接受的。
周总理说，既然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没有不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米高扬企图为自己辩解，说他讲的是思想上的分歧。但他们又强调是集体领导，党的决议和纲领都是集体作出的，没有什么赫鲁晓夫的一套。那么，他们和赫鲁晓夫究竟有何区别，又说不出来。
周总理这一着很灵，从召开兄弟党会议这个具体问题上终于揭开了苏联新领导守口如瓶的瓶盖子，露出他们和赫鲁晓夫在对华政策上完全一致的真相，勃列日涅夫和米高扬的发言终于堵死了此次寻求中苏团结反帝新途径的大门。
这次会谈后，周总理和代表团的同志仔细研究了几天来与苏联新领导以及其他兄弟党接触和会谈的情况，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周总理是这样表述这个结论的，现在情况弄清楚了，虽然新领导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但是他们仍要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即他们要当老子，别人只能当儿子。关于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问题也不会给我们讲什么了。我们继续留在此地已无益，但对他们的意见还应作个正式答复。答复中留个沟通的渠道，对中苏两个大国来说还是需要的。
代表团还讨论了可否同苏联发表个中苏联合反帝的声明，结论是不能这样做。因为苏联新领导在联合反帝问题上无任何实际行动，对我党亦无丝毫妥协的表示，发表这类声明，只会给他们以招摇撞骗的资本，而不能达到真正联合反帝的目的。弄不好，还会被他们纳入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轨道，成为他们棋盘上的棋子。
在十一月十一日的会谈中，周总理对他们的意见作了如下答复：
在赫鲁晓夫被解职，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派代表团来苏联祝贺节日的新气氛下，进行接触，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看看可否找到团结反帝的新途径，这就是我们的全盘计划。
现在情况清楚了，既然你们同赫鲁晓夫毫无差别，共同愿望就很难找出来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挑衅使新气氛也没有了。我现在正式表示几点意见：
第一点，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词和我的书面祝词中所表示的愿望，我们坚持不变。
第二点，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要在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绝不参加。如果你们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不过，我们要奉劝你们，不要走绝路，要悬崖勒马。
第三点，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周总理继续说，尽管如此，我们对兄弟党的门还是开着的。按照一九六○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准则，创造新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来确定共同愿望的办法还是有的，这就需要双方努力。如仍然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这种可能就不存在了。
苏联新领导为自己破坏这次高级会谈辩解，企图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遭到了周总理的坚决驳斥。周总理指出，第一，米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没有什么好谈了；第二，你们坚持召开七月三十日通知要开的会，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第三，马林诺夫斯基的挑衅，把谈判气氛也破坏了。
十一月十二日，中苏双方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按日程，由勃列日涅夫介绍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果真如周总理所料，没有谈出什么新内容。为了把球踢到中国一边，勃列日涅夫提出，苏共中央建议：只要中国方面准备好，就举行两国高级会谈，以便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也就是一步一步向前迈进，恢复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信任，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周总理表示将报告中央，并针对苏方的建议指出，正如我们昨天说过的，我们的门是开着的。
十一月十三日，我代表团乘专机离莫斯科回国。柯西金去机场送行途中在汽车上对周总理说，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周总理问他区别何在？他一直闪烁其词，避不直言。
周总理访苏的重大意义
周总理这次对苏联的访问，坚决而机智地执行了中央的出访方针，虽然并非由于我方的原因未能找到中苏团结对敌的新途径，但这次访问的重大历史意义不可磨灭。第一，了解到苏联新领导的政治动向，阐明了我们党和政府维护中苏团结的严正立场，和各兄弟国家领导人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第二，为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和中苏两党、两国和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同苏联新领导进行了面对面的坚决斗争；第三，捍卫了我党、我国的尊严和独立自主的权利，捍卫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
十一月十四日，当周总理的座机徐徐降落在北京东郊机场，周总理笑容满面地健步走下飞机的时候，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数千人的热烈欢迎。周总理随同毛主席绕场一周，向欢迎群众致意，并和首都民兵照了像，欢呼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二十四、广交四海宾朋
（一二四）会见“特殊”客人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首批特赦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战争罪犯大会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等地隆重召开。此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它对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对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
在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战犯一直没有进行正式审判，而是分别关押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他们在战犯管理所一边治疗伤病，一边接受党的政策教育，交代所犯的罪行。
对这批人究竟如何处理，党中央一直持慎重态度，研究过各种方案。最初，中央曾考虑对他们进行正式审判。经过反复讨论，权衡利弊后，还是决定采取慎重态度，对他们不判不杀，暂时放在那里。历史证明，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
一九五六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确定后，如何处理战犯的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号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最早提出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各方面情况做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已经具备了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当时国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提前完成，政治、经济稳定。从战犯本身的情况看，他们虽多是有过重大罪恶，但一般高高在上，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较少，不象直接压迫人民群众的恶霸地主那样，不杀掉一批不足以平民愤。再者，经过几年的关押改造，他们之中的多数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释放一批战犯，不仅有助于孤立、动摇、瓦解境内外敌人，并且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抱有疑惧的人的思想，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根据周恩来阐明的对台方针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国民党去台人员只要回到祖国，不管什么人将一律既往不咎。在这种时候，释放一批战犯，有利于加强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三月十四日，政协二届十九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周恩来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的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作了发言，具体说明这一重大决策的目的、方针和步骤。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说：“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我们觉得战犯的下场只是要杀的，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合。”
那么，如何实施这一决策呢？当时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周恩来主张后一种意见，他说：“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很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他提出：“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有效没有，放出后的工作也要循序渐进，急不得。”对战犯释放后的安排，周恩来也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第一步先集中他们在北京参观，然后再到各地去参观，允许亲友看望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的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周恩来表示，如果他不是总理，倒愿意跟这些人多谈谈。他还强调：“他们出去后，愿意到台湾的到台湾，愿意到香港的到香港，允许来去自由，允许言论自由，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泽东指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对释放战犯的时间问题，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在五月二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其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楚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有这个必要。”
经过上上下下地充分酝酿与讨论，对战争罪犯实行特赦的方针终于确定下来。
二
一九五六年初，为加强对战犯的统一，管理和改造工作，中央决定实行战犯集中。战犯中的二百名国民党高级将领被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管理人员向他们宣布，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待来访亲友。
为加强对战犯的改造工作，管理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采取了多种办法。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进一步清理思想。接着，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工业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管理所还坚持思想改造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安排他们到北京远郊五云山下参加劳动。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做说服开导工作。他们带去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并把周恩来的意思转告大家：今后谁愿意留在大陆为祖国建设服务，一律妥善安排，愿意去台湾或海外者，政府也给予方便，保证来去自由。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推动了战犯们的思想转变。从一九五九年六月至十月，这批战犯先后三次给中共中央写“感恩信”，除表示服罪外，还表示愿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廖耀湘在北京参观后说：“我虽是一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犯人，但我是一个中国人，对这种复兴祖国的伟大神圣事业，不能不虔诚地热烈拥护。”王耀武还建议组织工作小组，研究统一祖国的具体办法。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国庆十周年前夕，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九月十七日，二届人大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建议，决定在国庆十周年之际，对一批罪犯实行特赦。同日，刘少奇主席发布特赦令。
十二月四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首批战犯三十三名，其中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有十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陈长捷、曾扩情、周振强、杨伯涛、郑庭笈、宋希濂、邱行湘、卢浚泉。十个人中，除陈长捷、卢浚泉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十个人和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末代皇帝溥仪专门组成一个小组，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由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周恩来这样安排是有特殊意义的。因为，蒋介石曾任黄埔军校的校长，他的亲信多数来自黄埔系。而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同学中也深有影响。依靠这批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来联络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的确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批人刚刚迈出监狱的大铁门，就受到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周恩来深知，走出功德林的大门，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但他们所处的环境将更为复杂。他们能很快适应新生活吗？他们能抵御住复杂环境中的各种影响吗？他们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吗？显然，周恩来关心的不仅是他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
不久，周恩来收到曾扩情以学生身份请求“赐教”的来信。他认为这正是开展工作的很好机会，无论从旧情还是新谊来讲，自己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立刻通知有关部门安排会见。
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在自己的住所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这批特殊的客人。当周恩来出现在面前时，大家惊喜万分。后来，杨伯涛回忆说：“当时，能够见到周总理感到很幸福。但是，想起自己从黄埔军校毕业之后，走了一段漫长的反革命道路，成为罪行累累的战犯，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喜悦和羞愧之情顿时交织在一起。”
周恩来同客人一一握手，分别询问了每个人的学习、家庭、身体健康情况以及出狱后的感想。
当他走到黄埔一期毕业生曾扩情面前，叫一声“曾扩情”时，这位在大革命时期曾与周恩来共过事的汉子不禁泪盈眼眶。他想不到事隔几十年，周恩来还记得他的名字。周恩来握住他的手说：“我在黄埔军校时年龄还不到三十岁，当时感到压力很大。”曾扩情连忙说：“我那时已经三十开外了，我这个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哩。”当时，曾扩情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员。
转过身，周恩来看到了坐在一旁的溥仪。这是他第一次同溥仪见面，所以叙谈的时间较长。他同溥仪说起满族人的习俗礼节。陪同前来的陈毅在一旁风趣地说：“我当年在北京读书时，还是你的臣民呢！你出来时，我们还要看看你这个皇帝呢！”引起了一片笑声。
周恩来的目光又转向杜聿明。杜也是黄埔一期生。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淮海战役中被俘后，陈毅要见他，他态度顽固拒不见面，因此在今天的场合深感不安。他面带愧色地对周恩来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忙说：“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一席话感动了在座的所有人。
周恩来又走到郑庭笈面前。郑庭笈是黄埔五期生。解放战争期间，他任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辽西战役时被人民解放军俘虏。陪同前来的张治中在一旁介绍：“这是郑介民的堂弟。”郑介民在一九四六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周恩来说：“我知道！”接着他详细问了郑的家庭情况。周恩来为什么这么关心他的家庭问题呢？原来，郑庭笈的妻子冯莉娟在郑被俘后原准备去台湾。临行前，她听到郑在哈尔滨发表的一篇广播讲话稿后，决定留下来。一九五四年，她回到北京。因作为战犯的妻子难以安排工作，她提出和郑庭笈离婚。郑庭笈如实地把家庭情况告诉周恩来。周恩来听后沉思片刻，转过脸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这件事，郑庭笈以为周恩来顺便问问就过去了。没想到当他后来再次遇见周恩来时，周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复婚了吗？”郑庭笈激动得不知该如何回答。几十年后，郑庭笈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他说：“我至今还无法判断，周总理这样待我，究竟是由于他有超人的记忆力，还是有超人的情感。”郑庭笈出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后，在周恩来关照下，有关部门将他妻子调到他身边当打字员，促进了这对夫妻感情的再度结合。郑庭笈逢人便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的家庭也不会象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
一一询问情况后，周恩来招呼大家坐下，在祥和的气氛中开始了严肃的谈话。他说：“你们出来几天了，有些问题先谈一谈好。我们党和政府是说话算话的，是有原则的。我们是根据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来释放你们的。”谈话中，周恩来要求他们着重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即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包括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群众观点）、工作和生活问题、前途问题。
谈到立场问题，周恩来强调：“首先要站稳民族立场、热爱新中国。”他激动地说：“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经过将近一百二十年的斗争，中国人民翻了身，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事实连帝国主义也是承认的。这样的国家不爱还爱什么？”大家深为周恩来强烈的民族感情、爱国热情所感动。接着，周恩来阐述了民族立场的重要性及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等政策性问题。他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是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帝国主义还闹点别扭，他反对把台湾交联合国“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针对一九五八年夏，美国政府制造台湾海峡危机，想以退出金门、马祖来换取侵占台湾合法化的阴谋，周恩来说：“我们认为台、澎留给蒋介石比留给美帝国主义好，将来这些地方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怀抱。”正如章士钊先生所说：“现在真正支持蒋介石的是北京。”周恩来希望蒋氏父子与陈诚团结起来反对美国。他说，要坚持民族立场，祖国的领土是完整的，不容许帝国主义分割，损害我们的一根毫毛也不行。
谈到观点问题，周恩来充分肯定他们有做新人的愿望，但也指出还要继续树立和加强劳动观点、集体观点和群众观点，不要把十年改造所得抛于一边。
谈到工作、生活安排时，周恩来嘱咐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作出妥善安置。对准备与台湾方面联系的人，周恩来叮嘱：“可以做点工作，但写信也不要太急，不要挖苦，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工作要从长计议。”
最后，谈前途问题，周恩来向他们提出两点希望。第一，要相信党和国家，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多做贡献。第二，倘有不如意的事可以写信，可以与中央统战部联系，有话就要说，不要积少成多，结成疙瘩。对今后的去向，周恩来挽留他们在首都工作。后来，他们之中一些人因家庭原因未能留在北京。其他凡留在北京的除溥仪之外，都安排到京郊中朝友好公社劳动。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又陆续分配到政协文史馆等单位工作。
第一次会见，周恩来谈了整整三个小时，使大家如沐春风。杨伯涛把这份讲话记录珍藏至今，每逢遇到困难、挫折，常以此激励自己。他曾对人说：“这种对待俘虏的作法自古以来是没有的。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看到过国民党的兴盛，也看到过它的衰败。我为国民党做过十九年事，又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了二十多年，我感到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胸怀。而周恩来使我形象化地认识了共产党。”在周恩来关怀下，杨伯涛一直坚持做对台工作。多少年来，他经常对台湾方面进行广播讲话，劝导过去的同事或部下早日回到家乡来。他还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数万字的关于陈诚军事集团的兴起和衰落的材料，对了解台湾及陈诚的情况，制定相应的争取方针很有帮助。
（一二五）李宗仁归来秘闻
一九五六年四月，两位在香港报界的朋友又来到了程思远的寓所里：“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来去自由，并且保密。”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邀请”，程思远并不感到意外。他在近来日子里的沉思中已早早想“通”了。第二天，他当即回答，毅然北上。
程思远首次进京，立即就受到周恩来的宴请，而且晤谈了三小时之久。原来，“邀请”并不是李济深这位桂系元老的策动，而是周总理亲自决定的。
周恩来高度评价了李宗仁的《对台湾问题的建议》，“只有一条我不同意，”周恩来说：“他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是需要军队保卫嘛。”
周恩来还谈到白崇禧：“白崇禧一向很自负，号称‘小诸葛’，其实他在政治上没有远见，他竟听信蒋介石的话，被骗到台湾去了。”
大陆解放时，白崇禧的主力被解放军吃掉，残兵败将逃到海南岛。蒋介石看准处于内外交困境地的白崇禧心神不定，遂派李品仙等人在白周围游说，并以“国防部长”之职为诱饵。白经不住诱惑，终于从海口飞到台北。谁料，一进去就成了一件“摆设”，只要蒋介石要对海外的李宗仁等桂系“感诏”时，就让白出来传诏。后来李宗仁与程思远从海外回归大陆后不久，白崇禧便悻悻地无息而终。因为，蒋介石再不需要他了。
谈及这些往事，程思远说：“应该说，我的新的政治生命，是从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开始的。”
程思远首次北上回到香港，将此行经过函告了在美的李宗仁。不料，李宗仁大怒：这么关系重大的事，为什么事前没商量？！对台湾问题虽提出建议，但中间立场迄今没有变化！
如果换了其他人，对顶头上司的这番“怒斥”也许是要“诚恐诚惶”的了。但是，程思远和李宗仁之交却非同异常。程思远已做了李宗仁三十多年的政治秘书，参与过李宗仁和桂系高层的一切秘密。他与德公之交，不是“刎颈”，也可谓“莫逆”了。他知道德公此刻首尾两端的心境。
如果说前两次入京均是公开的“观光”的话，那么，第三次北上则是秘密地进行的。
一九六○年，年青气盛的肯尼迪入主白宫，仿佛给僵硬的美国对内对外政策，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人们普遍希望肯尼迪有所大作为。李宗仁似乎也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他在美国递给肯尼迪一封信，祝贺肯当选，并望在其任内，调整对华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久，他接到了白宫的复函，肯尼迪说，此事关系重大，将予以慎重研究。
其实，这是不着边际的官样文章，可李宗仁却如获至宝，将复函寄予在香港的程思远，并嘱送周恩来处参阅。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恩来要程思远速速进京，就是为李宗仁信函的事。总理见到程，话并不多，主要就是要程设法去欧洲一趟，与李宗仁会面，劝他不要对美国抱有过高的幻想。总理说，肯尼迪上台后摆在他眼前的问题太多，改变对华政策，一时还不会列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总理切切叮嘱：德公再不要抱那些虚幻的想法了。
李宗仁决定出国赴美。行前在香港办理各种手续时，蒋介石派了两批人来港挽留他。李宗仁对之不置一词。他已完全对蒋家王朝绝望了。果不久，蒋介石原形毕露，操纵所谓“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罢免了李宗仁所任副总统的职位。
李宗仁赴美之前，特嘱程思远留在香港。程想，德公这是欲借香港这块自由港之便捷，作好伸缩进退之准备的。可以说，当年的安排今天果然派上用场了。
程思远自上次受周恩来之嘱后，一直在为去欧洲与李宗仁会晤一事而筹划。经过长期的辗转磋商，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终于有眉目了：双方约定十二月瑞士见。
行前，程思远又一次秘密上京，向周恩来请示。这是第四次北京之行。
十一月十五日，午夜，中南海西花厅。
刚从酣睡中被叫醒前来的程思远，看着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深夜仍精神奕奕，直叹“世所罕见，世所罕见”。
周恩来主要要他向李宗仁转述“四可”原则：即，李先生可以回国定居，他决心回来，我们表示欢迎，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再回来；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一句话，一切由德公自己决定，我们悉听尊便。
程思远当即将“四可”原则背诵下来。临别，总理迎着夜里的寒风，一直把程思远送上门外的汽车。
瑞士。苏黎士。
从美国飞来欧洲“旅游”的李宗仁夫妇，这些天明显地感到了自己身后的“影子”。两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从美国跟到葡萄牙，再从里斯本跟到苏黎士，现在又同时住进了李氏夫妇下榻的Savoy饭店。
难怪呀，李宗仁这次旅欧是他自一九四九年去美后的第一次外出。
幸好，如约而来的程思远无意中在罗马被耽搁了几日。这几日，李宗仁夫妇只得与他的一个亲戚出游宴客打发时日。这使两个精明的特务误会了：李的亲戚是一地道商人，与政治绝无关系。看到李此行仅是探亲，别无目的，于是解除了监视跟踪。
程思远心急如焚地从罗马赶到苏黎士时，两个特务刚刚离开。事后，程犹有余悸地回忆说：“我无意中的迟到，竟有那么大的妙用，实在料想不到。”
这一次传递信息的欧洲旅行成功地避过了世人耳目。程思远在夫人石泓的巧妙掩护下，竟使香港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知道他去了一趟欧洲。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宗仁从欧洲飞回纽约，对前来迎接他的亲友们则说了一句“难懂”的话：“好险呀！几乎赶不及回来过圣诞节！”
第五次北京之行是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八日。
十年之间，五上北京。这次是该收获的了。
程思远此行是为接李宗仁夫妇归来而赴京作最后的请示。
抵京之日正值周总理启程出访非洲各国。程思远领到一笔旅费。并得到保证，在苏黎士将有人助他一臂之力。
返港前，有关方面在统战部餐厅宴请程思远。虽然厨师摆出了这餐厅名闻京师的名菜——“烧方块砖肉”。可程思远归心似箭，却全然没有品出这道菜肴的滋味。
六月二十八日，程思远飞抵苏黎士，与早到那里的李宗仁夫妇会合。
行前，李宗仁变卖了他在纽约的房产，遂招来许多猜测和怀疑。此行困难大大增加。
幸好，北京的“一臂之力”及时出现了。有关方面根据翔实的情报通知滞留苏黎士的李、程等人：“立即离开瑞士。”
情报是准确的。李宗仁等走得好险呀！当他那位经商的亲戚从机场把他送走后回到家里，便见两个彪形大汉在等着他了。那两人手扬着一份电报，声称一定要当面交给李宗仁，李的亲戚对他们说：“李德邻先生和他的夫人到罗马去了。”
“那我们在这里等他回来。”
两个汉子往沙发上一坐，从此就将那位亲戚“软禁”了一段。直到李宗仁回到大陆的消息传出，他们才怏怏离开。
台北在这次行动中彻底地失败了。不仅仅是两个特务的扑空，不仅仅是最后关头仍发表“李不会去大陆”的荒唐声明，而且是几十年来以特务自炫于世的国民党当局的威风扫地。
七月二十日。北京，首都机场。
头戴礼帽、西装革履的李宗仁先生出现在大型苏式客机的舷梯旁，身后是旗袍裹身的夫人郭德洁女士、秘书程思远先生……
周恩来、彭真等到机场热烈地欢迎李宗仁先生的归来。首都机场，一片绚丽的阳光。
回国后不久，李宗仁即接到邀请：毛泽东在中南海等他。
中南海。游泳池边。
毛泽东迎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德邻先生，国民党骂我们‘共匪’，你回来就不怕上‘贼船’吗？”说得李宗仁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当人把程思远介绍给毛泽东时，毛用力地握住程思远的手，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人们不明白毛泽东今天的兴致为何如此之高。他与李宗仁没说几句，便邀之下池游泳。李推辞说不会。毛又邀程思远，程欣然应诺，旋即各自换了泳衣，与毛泽东在池子里把臂同游。
（一二六）李宗仁的记者招待会
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一九六五年六月离开长期居留的美国，取道欧洲（瑞士）返回祖国。
一九六五年九月中旬的一天，周总理要我（即吴冷西——编者注）和龚澎（当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张彦（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姚溱（中宣部副部长）三位同志到他的办公室去。
周总理告诉我们：李宗仁先生要举行记者招待会，请他推荐几位同志做参谋或顾问，他决定推荐我们四人去当顾问。总理说，你们几个人对中央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比较了解，有两位（指我和龚澎）还多次担任过政府代表团的发言人，有举行记者招待会的经验，可以给李宗仁先生提供一些帮助。但是，你们的任务是当顾问，只能从旁帮助，提供参考性意见，不能强加于人，不能强人所难，更不能喧宾夺主，一切均由李宗仁先生自己决定。这点你们一定要记住。
接着总理向我们谈了李宗仁这次回国的前前后后。他谈到：德邻（李宗仁字德邻）先生出国十六载，这次毅然归来，很不容易。德邻先生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回国定居的。周总理还谈到，李宗仁先生到达北京时曾发表一个声明，说他以“待罪之身”从海外归来，向人民交代他的两大过错：一是一九四九年和平谈判时他没有接受和平协议，“至今犹感愧疚”；二是他在居留美国期间搞“第三势力”，“一误再误”。周总理说，这样坦率交代也好，可以取得人民的谅解。但是实际上这两件事情也难完全怪他。总理接着详尽地分析了这两件事。他指出，当年李宗仁名为“代总统”，实则一无权、二无兵、三无钱，真是孤坐石头城上，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打也不成，和也不成，一切都由下野后隐居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摆布。李受白崇禧的影响，也没有接受和平协议的决心。至于搞“第三势力”，想依靠外国来取得政权，这说明他对美国有幻想，同时也是旧中国政坛显要的通病。
周总理说了这许多以后，强调我党的方针是三句话，即：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他说，李宗仁先生这次回国定居，我们就是一家人，既往不咎了。他接着算了一下，一九四八年我们曾经公布的四十三名首要战争罪犯中，程潜和傅作义都是起义将领，不但早已从战犯名单中除名，而且同我们一起共事十多年了；翁文灏和卫立煌五十年代回国定居，都是政协委员；杜聿明作战中被俘，十年后受特赦，现在也是政协委员。爱国不分先后，我们一律以诚相待。他们可以到国外去，去了还可以回来，回来了还可以再出去，这叫做来去自由。总理说，这三句话对李德邻先生都适用，对任何其他人都适用，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周总理说，他说了这些，无非是要我们对李宗仁先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次去当顾问，一切都要尊重李宗仁先生。只提供情况，如外国记者关心什么问题，可能提出什么问题。有疑难也可以坦诚相告。但他要讲什么，怎么讲，完全由他作主。讲话稿不用我们起草，因为他身边的程思远先生能说会写，曾长期当过他的秘书，文字表达会比我们更适合李宗仁先生的习惯和身分。
周总理最后交代：如果李宗仁先生一定要听听我们对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的意见，可以请他考虑：一，过去的历史旧帐可以不提；二，重点放在讲讲回国后，尤其是参观东北后的观感；三，中美关系可以谈，但以少谈为好；四，中苏关系可以不谈；五，对台湾方面以态度平和、留有余地为好；六，对记者当场提出的问题，可以据实回答，不必有什么顾虑。
从周总理那里出来后，我们就分头作些准备。过了两三天，李宗仁先生就叫我们到他住处去，商量如何准备举行记者招待会。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向他提供中外记者的情况和他们关心的问题。李宗仁先生也大致谈了他的打算，随后就要程思远先生同我们一起交换意见。
九月二十六日，李宗仁先生举行记者招待会，程思远先生和刘仲容先生陪同他出席。到会的有中外记者和港澳记者共三百多人，盛况空前。李宗仁先生先发表长篇讲话，随后又一一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前后两个多小时。会后李宗仁先生又举行冷餐会招待记者，出席的除中外记者外还有蔡廷锴、卢汉、刘文辉、邵力子、黄绍竑、翁文灏、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前国民党军政显要，末代皇帝溥仪和其弟溥杰也出席了。他们都是记者们有兴趣采访而又难得一起会见的新闻人物。结果皆大欢喜。这是周总理同李宗仁先生商量后具体安排的。
（一二七）接见嵯峨浩等人
凡是和末代皇族成员接触过的人们，只要微微留心，就会发现，在溥杰住屋的墙上都挂有一幅周恩来和他们会见的照片。
提起这张一九六二年六月拍摄的照片，溥杰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之情。
这张合影上面密密麻麻，共有三十五人之多。
溥仪，老舍，载涛，嵯峨尚子，周总理，嵯峨浩，……
嵯峨尚子？嵯峨浩？这不是日本人的名字吗？呵，不错，嵯峨尚子，穿着一身整齐的日本和服，而嵯峨浩，却是紧身的旗袍。
那是一份早年的报纸，微微呈现黄色，上面跳出一行醒目的标题：《末代皇帝日籍弟妇偕母女自由过港返北京与夫团聚》。
下面写着：
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弟妇、溥杰的日籍妻子爱新觉罗浩（闺名嵯峨浩），昨午奉母携女自东京搭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班机飞来香港，将于今天乘车赴广州，和他丈夫共返北京团聚。
她看来相当谦厚，谈话时始终保持谦逊甚至拘谨的笑容，语调温柔。她穿着一袭银色绣黑碎花的织锦旗袍，外罩同样的织锦短外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