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浩说，丈夫和她别后，一直有信给她。她相信他正在广州等候她回来，说到这里，她笑了——这时她笑得不像矜持，显然她心里是甜丝丝的。
这是一段真实而曲折的故事。
火车向广州开来。
嵯峨浩陷入了一种不可梳理的困扰之中：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的第三天，伪满傀儡政府分崩离析，嵯峨浩随同皇室家族逃离长春“皇宫”，跑到通化大栗子沟。狼狈万分的溥仪、溥杰双双成了苏军的俘虏，而她们，四处流离，几经辗转，嵯峨浩最后被遣返日本……
广州，身材瘦小的溥杰正引颈相望，他不知分离十余载的妻子现在怎样，他想起了三个月前……
一九六一年除夕之夜，周恩来以他自己的名义，邀请皇室家族成员到他家里作客，高兴地以中国北方迎新年的传统，用饺子款待他们。
饭后，周恩来请大家来到会客室，斟上了热腾腾的碧螺春茶。他微笑着说：“今天特意请你们来，也是同你们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以你们的名义，邀请溥杰的日本爱人回中国来？”
这句话，一下子暖热了皇室家族成员的心。自从溥杰获释后，家族里就考虑过这个问题。
溥仪，是坚决的反对者，提起日本，他心中有无形的烈火，他要溥杰与妻子一刀两断。
溥杰，他留连的不仅是和妻子的绵绵情长，他凭自己的良心，深深内疚，妻子为自己受尽苦楚，在日本拉扯大了两个女儿，而流逝了十六年宝贵的青春时光。
意见如此分歧，现在该怎样解决，怎样回答周恩来呢？
碧螺春茶冒着缕缕清香，座位上的家族成员一个看一个，面面相觑，沉默无言。几个人借着上厕所，悄悄离席了。
周恩来叫住了他们，幽默地说：你们都去，我也去。
“轰”的一声，大家乐了。
周恩来问了溥仪，又问了他的弟弟金友之。金友之心直口快：“这是中央的关怀，我想嫂子回来了，大家一定会做她的工作，帮助她进步。”周恩来又一一问了溥仪的六妹夫王武贤、七妹金志坚，还有其他人，都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
周恩来缓缓地说：“我看过嵯峨浩给溥杰的信，她有做中国公民的愿望。过去，她入过伪满的‘国籍’，伪满是让我们解放的，所以我们可以批准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一直闷闷向隅的溥杰，抬起了头，他万万没有想到，周恩来说出了这些话。
他泪水纵横。
周恩来继续向在座的人说：“有不同意见，我们也可以试试嘛，让她回来，如果住的不习惯，不舒服，要回去，也没有关系。”
溥杰沉浸在后来的幸福中。他按照周恩来的嘱咐，给远方的妻子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请她带着女儿，回来看看。同时，由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亲自出面，邀请溥仪、溥杰的三妹金蕊秀、三妹夫郭布罗润麒、五妹金韫馨、五妹夫万嘉熙五人，给嵯峨浩用日文写了一封代表家族的邀请信。
广州车站上，嵯峨浩正在向溥杰扑来，他们重新聚首了！岳母嵯峨尚子的眼眶里滚动着泪珠，女儿嫮生叫着“爸爸！”他们百感交集。
时过境迁，溥杰谈起这段事还是那样激动，他不时摘下眼镜，用手绢拭着眼泪。他说，当我和浩会面时，溥仪也是情感纷纭，他之所以不同意浩子回来，是有着历史原因的。
溥杰找出了《我的前半生》，指着上面的一段记载说，这不，上边都有呢。
溥仪在他的一篇回忆中写道：
溥杰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从一九三五年冬天起在长春伪禁卫队步兵团当排长。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鼓吹让他和日本女性结婚。我和他对日本人的企图也有所察觉。有一天，我对弟弟讲：“你如果和日本女子结了婚，往后可不好办了。”
溥仪为了不让日本关东军包办溥杰的婚姻和觊觎爱新觉罗的“皇位”，很快就把“皇后”婉容的一位亲戚找来，打算撮合溥杰和他的女儿结婚。不料伪满皇室“御用挂”吉冈闻讯后公开干涉“御弟”的婚事。后来，日本方面又由“九一八事变”的罪魁本庄繁和陆军大臣南次朗直接插手，为溥杰选定了对象，这就是日本华族嵯峨实胜侯爵的长女嵯峨浩。
婚后一个月，日本关东军即起草了《帝位继承法》，规定：“皇帝死后，由其子继之；无子时，以其孙继之。无子和孙时，以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溥仪没有子嗣，可见，溥杰的这桩婚事，不过是为培养有日本血统的继承人，耍了一个“政略婚姻”的手腕。
这在溥仪的思想深处，埋下了对日本的切齿痛恨。
然而不管怎样，嵯峨浩重返中国，溥仪到底明白了周恩来的良苦用心，自己也知道关心弟媳妇了。感情融洽，交往随之十分频繁。
嵯峨浩时隔十六年回到中国，而且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新世界，她显得陌生；日本的宣传使她对中国不甚了了。六月，周恩来接见时，一眼就看出了她的心理。
周恩来谈起了中国一出京剧《平贵别窑》的故事，对她说：“王宝钏与薛平贵等了十八年才相会，你等了溥杰十六年。薛平贵后来当了皇帝忘了本，溥杰现在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嵯峨浩明白了周恩来话中的寓意，她不时地点点头。
接下来，周恩来意外地提到了溥杰夫妇大女儿慧生的一件事。
溥杰从苏联解到抚顺管理所不久，慧生就背着母亲和全家人，用中文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求允许她和父亲通信。周恩来亲自阅办了这件事。从此溥杰和他亲属之间鱼雁频传，成为伪满战犯中的第一例。周恩来说：“我很喜欢这样勇敢的女孩子，青年人是需要有勇气的。”
这件事，连溥杰和嵯峨浩两人都蒙在鼓里，他们几年频频通信，却不知晓是周恩来和他们女儿联系的结果。溥杰哽咽着，而嵯峨浩则流下了更多的泪水。
他们无法启口告诉周恩来，他们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聪明貌美的慧生，已于四年前离开了人世。
慧生生活在战后的日本，在东京的贵族学校读书。她结识了同学大久保，相互爱慕。溥杰在和她通信中知道了此事，只是含混地告诉她凡事要多听听妈妈的意见。谁料，妈妈封建思想流毒太深，坚持要女儿等将来有机会回到中国，找一个满族青年结婚，以延续爱新觉罗家族的香火。终因双方家族的反对，一场悲剧出现了。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末，在东京附近伊豆岛天城山的一个幽谷里，这一对恋人双双扣动扳机，殉情身亡，成了轰动日本四岛的一大新闻。
溥杰夫妇将永生以之为憾。嵯峨浩告诉周恩来，她已决定留在中国，也想把小女儿嫮生留下来。
可是，嫮生从小住在日本姥姥家，她仍想回日本去。
周恩来听了后，亲切地对嫮生说：“你母亲是个日本人，和你父亲结了婚。你是个中国人，也可以同日本人结婚嘛！但是，你姐姐去世了，你父母就你一个女儿，你应该常来看望他们。我许可你常来常往。”
嫮生默默地往肚里咽着泪水，告别之际，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跑到周恩来跟前，鞠了一大躬，深情地说：“我从内心里尊敬您！”
一九七八年三月，嫮生终于和丈夫福永健治一起，带着四个孩子回国探亲。她带来了一束花，请有关部门一定要转交给邓颖超，以表达她对周恩来的怀念。
溥杰的叙述，深深拨动着我的心弦。溥杰一家的团聚，难道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团聚吗？不是，决不是。
溥杰也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周恩来专门请我们一起观赏了京剧《杨门女将》，他意味深长地对我岳母说：“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两国人民要将五十年来的不愉快的事情消除掉。”
十多年后，中日两国终于现实了关系正常化。
（一二八）斯诺的印象
一九六四年，斯诺第三次来到中国。他对人说：“像周总理这样的人真了不起，有用不尽的精力，有刚强的意志。一九三六年我去保安的时候，就受到他的影响，也可以说受到了他的某些‘传染’。当我后来回到北京以后，在头六七个月，我也感到自己的意志坚强起来了，并且看待一切事物都很乐观。”
斯诺：一九三六年我去保安时，就受到周恩来的某些“传染”
一九三六年六月，北平，沉沉的午夜。
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埃德加·斯诺，挎着电影摄影机和一架普通照相机，在北平火车站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西行列车。
斯诺此次西行，完全是出于新闻记者的冒险和猎奇，目的地是属于共产党的“红色世界”——陕甘宁边区。
斯诺在中国革命进入低潮的一九二八年来到中国。刚到中国时，斯诺对中国共产党还颇有微辞。
但是，随着对中国社会政治的进一步观察，斯诺却改变了看法，不再相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宣传了。他说：“谁能相信，只对杀人和抢劫有兴趣的一些土匪，能够对抗南京的全部军队达十年之久？一定有一种强有力的因素支持了他们。”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党？他们的领袖——蒋介石悬赏巨额买他们头颅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他们是怎样的人？
带着这一连串的问号，斯诺踏上了他西行的旅程。不过，他当时无论如何也料不到，此次行程竟影响了他的一生。
斯诺进入“红色世界”后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领袖就是周恩来。
这天斯诺刚进入百家坪，便看见有一个穿着旧布军装，戴着一顶褪色的红星军帽，长着中国人少有的浓密大胡子的瘦削的红军军官迎了上来，举手碰了碰帽沿，潇洒地行了个标准军礼，并用流利的英语招呼说：“哈罗，你们想找什么人吗？我是这儿的负责人周恩来。”
斯诺心中不由一阵欢喜，想不到刚进入“红色世界”便遇到了共产党和红军的一位重要领袖，而且，这个被国民党称为“赤匪”的领袖是那样的温文尔雅，他那一脸的大胡子也盖不住那种文质彬彬的军人气。
斯诺一边打量，一边赶忙趋前同周恩来热情握手，作自我介绍。
“欢迎你们平安到达，一路上辛苦了。”对斯诺要到陕北红区来采访，周恩来早已知道，并指派了沿途部队一路加以暗中保护。
随后，周恩来交待身边站着的那位戴眼镜的红军军官李克农安排好斯诺等人的食宿，并邀请斯诺第二天到住的地方去商量访问计划和日程，便匆匆告辞了。当时，周恩来正忙于负责指挥红军东面各军及地方部队，抗击进攻的国民党军队，布置中央及军委向西迁移。
次日一早，斯诺由一个儿童团员带路，来到了周恩来的住处。那是一个农家院落的几间窑洞，门前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斯诺很惊奇，蒋介石悬赏八万银元捉拿的周恩来就住在这样几间简陋的窑洞里，而且，门前只有一个哨兵。
斯诺进了窑洞后，看到屋子里陈设很简单，但非常干净、整洁，周恩来正盘坐在炕桌前俯身阅看电报。
周恩来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公正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
稍顿，周恩来又说：“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他的话听起来太理想了！”斯诺心中暗自叹言。
周恩来把小炕桌上的那堆电报推到一边，提笔替斯诺起草一个访问日程。
周恩来写完后，把一张纸递给了斯诺，上面开列着为时共需九十二天的访问旅程。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周恩来说，“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
对斯诺来说，遇上周恩来，机会难得。在百家坪，斯诺不失时机地向周恩来提出了许多问题，周恩来为此与斯诺作了两天的长时间谈话。
周恩来与斯诺的对话都是用英语进行的。虽然有些地方还不是表达很流利，但措辞和发音都还准确。
周恩来略带歉意地解释说：“我已经五年不讲英语了。”
斯诺大为惊讶。对于一个并非专学英语的中国人来说，隔了五年没摸过英语还能保持这样的水平，其记忆力确非一般常人所能比的。
百家坪谈话后，斯诺在他的笔记中对周恩来作了如下的描述：
“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
“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
“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的‘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
周恩来：我们已经开始了第二个长征
一九六○年，经过顽强斗争，冲破了美国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斯诺终于以“作家”的身分，实现了他重访中国的愿望。
一九六○年，是中国经济非常困难的一年。三年自然灾害，再加上“大跃进”的瞎指挥、浮夸风，使中国国民经济陷于全面危机。七月五日至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对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作为国民经济的“总管家”，周恩来正没日没夜地忙于如何制定和贯彻国民经济的调整政策，使国家经济从危机中摆脱出来。
九月三十日，难得稍有一点空闲。周恩来决意抽出一天时间，邀斯诺同游新近竣工的密云水库，一来放松放松自己疲惫的心身，二来借此机会回答斯诺提出的一些问题。当然，也是让斯诺看看新中国的建设与变化。
在开往密云方向的专列上，斯诺握住周恩来的手，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眼前的周恩来就是二十四年前在百家坪遇到的那个满腮蓬乱的胡须、身材纤瘦、穿着一身褪色布军装、骑着一匹瘦马的所谓“赤匪”首领？斯诺想起他同周恩来初次见面的那次长谈。当时周恩来曾经预言：“抗日战争开始之日，就是蒋介石走向灭亡之时。”真的让他言中了。如今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岛上去了。世事沧桑，人事盛衰，变化真快啊！
周恩来对斯诺说：“十几年了，你今天才重访中国，真是拖得太长了。”
斯诺苦笑着摊了摊双手，表示无可奈何。
到达密云水库后，周恩来与斯诺同乘一艘游艇，泛舟于环抱在风景秀丽、群峰高耸之中的宽阔湖面。
周恩来向斯诺谈到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困难。但新中国完全有能力度过难关。他凝视着蓝色的湖水，沉思地说：“对我们而言，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刻是在长征时期。特别是当我们横越西藏附近的大草地期间，我们的情况已濒临绝境。我们不但没有食物，而且连水都喝不上。然而，我们却继续生存下来，并且赢得了胜利。”
“那么，与长征比起来，以后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斯诺说。
“容易？没有一件是容易的。千万不要认为我们的事情是容易解决的。十年前，全中国开始了第二次长征。我们已经迈开了第一步，只是第一步。”在周恩来看来，新中国的建设，其难度决不亚于二万五千里长征。
周恩来把一则世界特号消息告诉了斯诺，并交给他一张绝密照片。斯诺惊叹：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照片恐怕会惊动世界
斯诺为了亲自实地了解中国人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所取得的成就，在一九六四年十月，第二次访问了新中国。
轿车把斯诺从北京饭店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精神饱满，气色俱佳，与斯诺亲切握手。
周恩来对斯诺说：“你的这次访问计划，还在我办公桌上放着，我看了大部分，还有一点没看完。你的要求太广泛了。你要求见那么多人，当然可以见些老朋友，但是谈问题还是找那些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去谈好。现在世界上有两件大事情，赫鲁晓夫下台了，我们的原子弹上去了。”
周恩来是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者和组织者，他名副其实地掌握了原子弹的第一手材料。
颇有新闻记者职业敏感的斯诺两眼闪现出兴奋的亮光。他马上追问：“你今天所讲的，是供我作前景知识呢，还是可以发表？”
自从一九三六年相识以来，周恩来与斯诺形成了一种默契，每次谈话后，斯诺总要问明，他们的谈话哪些内容可以公开发表，哪些内容不宜立即公布。有时，斯诺还把自己整理的谈话记录送交周恩来审定。他完全尊重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也信任斯诺，谈话的内容也很随便，这常常使得斯诺可以获知一些其他驻华的外国记者难以得到的“内部消息”。那些外国驻华记者由此对斯诺羡慕不已，经常围绕他打听“内部消息”。
周恩来明确告诉斯诺：“你可以写文章。”接着他又故意逗笑着说：“恐怕不能等到写在书里吧？！”
斯诺高兴地笑了。这样的特号独家新闻，斯诺太知道它的时效性了。
“我今天和你谈话只有一个小时了，三两天内再找个机会和你谈。可是我得声明，是要在夜间十二点以后。”
斯诺哪有不答应的道理，他很乐意地连连点头。
“这次你回去，美国国务院一定要你向他们报告。”周恩来举杯向斯诺示意。
“不一定，可能又要在四年以后。”斯诺这样说是根据前次的经历。一九六○年斯诺访问中国回去后，美国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只漫不经心地与他谈了二十分钟。四年以后，新的国务院负责人才又重新找斯诺去谈他在中国的访问印象。
“这次不会，时代变了。”周恩来肯定地说，“美国国务院原来说中国爆炸了一个小的东西，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三四天后，就改了口气，现在又说这颗原子弹可能比他们扔在广岛的那颗还要先进。”
说罢，周恩来起身拿过一张照片：“我可以给你看这次爆炸的照片。龚澎没见过这张照片，他们这些在座的都没看见过。你今天晚上不要马上发电报出去。”
虽然爆炸的消息在国内宣布了，但具体一些细节还属于绝密。周恩来把爆炸的照片提供给斯诺，是斯诺的又一次“殊荣”。
临别时，周对斯诺说：“你要是需要摄影师，可以告龚澎为你提供。你要是想了解国际方面的情况，找唐明照，经济方面找勇龙桂，外交和新闻方面找龚澎，文化方面找陈忠经。剩下的问题我来谈，一是谈政治问题；二是谈技术问题，原子弹也可以算是个技术问题。”
在回北京饭店的路上，斯诺显得异常地兴奋。他激动地对陪同人员说，“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周总理答应把特号消息告诉我，还有照片。这照片恐怕会惊动世界。我真正想不通他怎么有时间看我的访问计划。我真有些难为情。真没想到他能在这么忙的时候挤出时间来见我。”
一九七○年，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周恩来又给了斯诺几条“独家新闻”
在斯诺一九六四年访问新中国的第二年，中国大地上一场持续十年的大动乱开始了。远在日内瓦湖畔的斯诺（一九五九年，斯诺携妻子儿女离开美国迁往瑞士日内瓦）焦虑地注视着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他急切地要求第三次访问新中国，他要亲自去看一看他所牵肠挂肚的这片大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经毛泽东批准，斯诺携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于一九七○年八月实现了他第三次访问新中国的愿望。
周恩来在百忙中依旧一往情深地接待了斯诺，并与他作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
在斯诺的眼中，七十二岁的周恩来还是同过去一样机敏。然而，与一九六四年相比，他头上的白发更多更密了，颧骨凸了出来，两颊凹了进去，深陷眼窝的那双眼睛流露出忧虑和凝重、刚强与坚毅。谈话中，周恩来告诉斯诺：中国在北面面临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联军队压境。
斯诺问：“如果中国寻求缓和，是同苏联谈判的可能性大呢，还是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大？”
“我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周恩来回答得很为微妙。
事实也是如此。一九六九年春天珍宝岛的阵阵枪炮声使中苏关系恶化到了战争的边缘。而过去一直紧张的中美关系出于双方各自利益的考虑，反倒开始趋于缓和。周恩来向尼克松敞开了谈判的大门，正密切注意尼克松的一举一动，就看尼克松说话算不算数了。
但周恩来向斯诺透露：中美可能在北京举行会谈。
虽然谨慎的周恩来只是说可能，但对于斯诺来说，无疑又是一条“独家新闻”，就像十月一日国庆周恩来把斯诺领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一同出现在观礼台上一样。因为当时中美关系的接触还处于绝对机密阶段。
一九七○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庆祝活动。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喧声如潮。
当斯诺带着夫人洛伊斯·惠勒走出天安门城楼的电梯时，周恩来迎上前去，向他们夫妇问好。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吗？”斯诺棕色的眼睛闪着兴奋的亮光。
“毛主席让我请你来的，你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热情地说。
“三十四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你。你当时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我还记得我替你草拟了九十二天旅程，还找了一匹马让你骑去保安找毛主席。”
“你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周恩来马上将话接了过来：“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你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电梯又一次升上天安门城楼。身着银灰色中山装、身材魁伟高大的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缓缓走出电梯。
周恩来赶忙上前迎接，并将斯诺夫妇领到毛泽东跟前。
毛泽东一见斯诺，很是高兴。他亲切地握着斯诺的手，风趣地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周恩来又向斯诺介绍林彪。斯诺向林彪问好，并打量着这位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
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是斯诺始料未及的。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斯诺在给朋友张歆海的一封信中曾认为：“从逻辑上说周恩来应当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从我们的视野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能与周恩来的威望与能力相比的人了。”
“斯诺先生是毛主席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朋友，好朋友。”林彪不自然地笑着回应斯诺。
对周恩来为寻求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努力，林彪是不赞成的，他曾私下对人说：“周恩来与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
毛泽东握住斯诺的一只手，朝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向广场上的人海致意。摄影记者抓拍了这历史的瞬间。
周恩来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版面作了精心安排。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庆祝国庆典礼上的照片发表在头版的显著位置。这张向美国发出的含蓄而饶有深意的信息的照片，震动了整个世界。
十月十九日晚，周恩来与即将去外地参观访问的斯诺在人民大会堂又作了一次长谈。
斯诺说：“现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大。”
周恩来笑问：“是不是又有在北京的外国记者找你打听消息？”
斯诺说：“法国和加拿大的记者曾间接找我谈过，但在没得到总理的许可之前，我不愿意给他们谈什么。”
继一九六四年中国炸响了第一颗原子弹后，一九六七年，中国又成功地爆炸了一颗氢弹。这两声巨响确实震惊了世界。
斯诺问：“为什么相对来说工业不太发达的中国在试制出氢弹方面的速度要比法、美等国快一倍？”
周恩来说：“不光氢弹，整个核武器我们还在试验阶段，速度比较快的其中一个原因还得感谢赫鲁晓夫，是他撕毁了在原子能方面同我们签订的合作协定，是他在一九五九年撤回了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迫使我们自力更生解决问题。所以，在一九六四年，比我们原来预计的提前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但那么凑巧，正好成了把赫鲁晓夫送下台的一个礼物。赫鲁晓夫十五日下台，第二天我们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这完全是巧合，完全没有预计，我们怎么可能晓得苏联国内的政局到那么准确的程度？即使知道他要下台，马上爆炸，除非我们手里掌握了大量的原子弹，像放焰火似的。”
说完，周恩来和斯诺都笑了起来。
接着，周恩来询问斯诺的下一步访问计划，并嘱斯诺要注意身体。
斯诺说：“你工作从不休息。使全世界都感到惊奇的是，你多年来担负了这么重的责任，现在还在继续担任更重的责任，但却不显得老。”
“不能只从表面上看，透过表面看本质就看出老了。”说罢，周恩来从茶几上端起一杯咖啡，他另一只往咖啡中放糖的手有些发抖。
“你看，给你看到我的心脏反应了，看到本质了吧。因为睡得少，我的健康减弱了，近四年心脏有毛病。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
对政治颇为敏感的斯诺从周恩来的最后一句话以及他说这句话的语气和神态，看出了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态度。他心中暗暗一惊，这又是其他人难以获知的一条独家新闻。
的确，面对这场他很不理解但难以阻止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顾全大局，很少向外界流露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尤其是对外国人。
不过，这条“独家新闻”对斯诺来说太沉重了，沉重得使斯诺一时难以公诸于世。遗憾的是，斯诺没能等到公布这条“独家新闻”的时候便告别人世了。
第三次访问新中国回去后，斯诺在他的文章中对周恩来作了这样的几段描述：
尼克松总统将见到的周恩来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显然是世界上最干练的谈判家之一。他漂亮、富有魅力，七十三岁了，却不知疲倦。
据说，基辛格呆在北京的四十九小时里，同总理会谈花了二十小时。这不是什么希罕的事。我对周采访和交谈过几次。其中有一次从吃晚饭时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我已经疲惫不堪，他的精神好像依旧清新饱满。我含糊地说：“我该让你睡一会儿觉了。”他一仰头，笑着说：“我已经睡过了，现在我要去工作了。”原来晚餐前打个盹就算是他的夜间休息了。
一九七二年，病重中的斯诺感慨地说：“接到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信的美国人，想必只有我一个！”
一九七一年十月，国际事态以人们意想不到的速度迅猛发展。
美国总统尼克松也正紧锣密鼓地准备正式访问北京。斯诺打算在尼克松到北京之前先到北京去。他还希望单独去采访有史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亲自采访中南海里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谈。
然而，就在这时，死神却悄悄向斯诺袭来。一纸晚期胰腺癌的诊断书击碎了斯诺的所有计划。
近乎绝望的洛伊斯想到了中国，她鼓足勇气给马海德写了一封信寄往北京。
没过多久，两封贴着中国邮票、寄自北京的信被投到了斯诺的信箱中。一封是马海德的复信，信中说中国方面虽不保证有治愈的把握，但可以尽一切努力给予帮助，并要求斯诺考虑到北京去接受治疗，在那里可以得到一切照顾和关怀，可以用上能做到的一切医疗手段。
另一封信是周恩来写来的，其中附有毛泽东和邓颖超的嘱笔问候。
病重中的斯诺躺在床上仔细地听洛伊斯读着信的内容，枯黄而日渐消瘦的脸上现出了兴奋的异彩。他感慨地说：“接到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信的美国人，想必只有我一个！”
接着，斯诺激动地口授了一封给周恩来的回信。斯诺在信中说：
亲爱的朋友：你的热情和厚意的慰问和毛泽东主席、你本人和邓颖超女士对我当前困境提出具体援助之建议，使我极为感激。你在百忙之中，还为这样一件琐事操心，甚至派你的使节、我的朋友陈志方大使及其夫人亲自来转达你的问候和邀请，尤其使我感动，同时也使我感到不安。你邀请我去中国治疗或休养的建议，因为我目前情况无法考虑这一行动。我的身体仍很虚弱，现在正进行一系列化学疗法和试验……
当斯诺给周恩来回信的时候，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北京的日坛医院已准备好了一套病房；陈志方大使已和法国航空公司商定在他们的民航飞机上安装一张病床；去瑞士接斯诺的医疗小组也已组成。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国医疗小组在大雪纷飞中从北京飞往日内瓦。当他们出现在斯诺家中时，斯诺和夫人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然而，斯诺病情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医疗组原先的想象。如果把斯诺移往中国，很难保证他能平安到达。斯诺自己也坚持“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不愿意给中国增添累赘”。
周恩来根据斯诺的意见和身体情况，指示医疗组就地为斯诺进行医疗护理工作，并同意就近从阿尔及利亚中国医疗队调去癌症专家张锦坤和内科专家张贻芳，充实医疗组力量。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下，斯诺的家变成了一个临时的小医院。
但是，胰腺癌是一种很凶恶的癌症，发展到今天的医学仍对它无可奈何。无情的死神一步一步地向斯诺逼近。
二月八日，正在亚的斯亚贝巴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议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黄华突然接到北京发来的特急电报：“斯诺病危，周恩来总理嘱你赶往瑞士，探望斯诺并转达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朋友的慰问。”
当黄华怀着忧郁的心情赶到斯诺的床前时，斯诺像见到久别的亲兄弟一样高兴。他一手握住黄华的手，另一只手抓住马海德的手，微笑着用微弱颤抖的声音说：“咱们三个‘赤匪’又凑到一块了。”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正好是中国农历的春节。就在这天的凌晨二点十六分，躺在病床上的斯诺在熟睡中永远地闭上了那双深褐色的眼睛。
中国人民为失去这样一个真挚友好的朋友而万分悲痛。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都发去了唁电。周恩来在唁电中说：“斯诺先生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见证。……对这样一位老朋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卷八殚精竭虑支撑危局
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破坏活动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一九六九年四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七三年八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以非凡的工作才能始终为党和国家勤奋工作，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动乱带来的损失，为保护党内外干部，为争取全国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建立中美、中日之间正式外交关系的过程中，作出卓越的贡献。
二十五、殚精竭虑护精华
（一二九）一九六六——当狂飚袭来时
一九六六年，正当我国人民满怀信心地准备执行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建设计划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我国经济建设的进程。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野心家、阴谋家，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大肆宣扬“只要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挑动群众“停产闹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为了维系国民经济最起码的运转而不致于全面瘫痪，作为共和国经济“总管”的周恩来总理，在“苦海”（周恩来语）中进行了艰难的抗争。
“做梦也没有想到”
一九六六年的元旦，中南海西花厅，似乎比往年的几个元旦更具节日的气氛。周恩来也显出难得的轻松，步伐也更具弹性和韵律了。
想想前几年的国民经济局势和当前的国民经济形势，周恩来也该稍稍吁一口气了。到一九六五年底，我国已圆满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国民经济终于从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中摆脱出来，开始走向好转。一九六六年，国家将正式执行被推迟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此时此刻，周恩来的思维触角全都聚集于如何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上，更好更平稳地把中国的经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以实现他早就提出的“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一月，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内蒙、辽宁、北京等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出现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干旱。周恩来打算以抓华北农业为突破口，扭转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南粮北调，进而把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作用而又一直难以“过关”的农业抓上去，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月底二月初，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研究对策和措施。并当场点将，要李先念负责河南，谭震林负责山西，余秋里负责陕西，林乎加负责山东，李富春、薄一波负责辽宁。他自己则自告奋勇地担任北京、河北组的组长。
正当周恩来全力以赴组织华北抗旱工作之际，三月八日和二十二日，河北邢台地区两次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两次飞赴灾区视察灾情，先后到了五个县、六个公社，号召农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鼓励大家“家里丢的，地里找回来”。
三月中旬，周恩来赴天津坐镇规划华北经济的华北局会议。行前，他写信给刘少奇、彭真等中央有关负责同志，交待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处理事宜，告知自己准备下到河北、北京各地深入调查一个月。显然，周恩来是下了决心摆脱日常事务，全力以赴解决北方八省市区的农业问题。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思维触角却久久徘徊于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等问题上。他对阶级斗争的状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正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他决意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这种危险。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周恩来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之中。在以后的讲话中，周恩来多次声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尽管他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忍辱负重，审时度势，想方设法尽量减少运动对维持国计民生的工农业生产的影响和冲击。
当大串连的狂潮涌来时，周恩来组织起草了两个限制性文件。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全国各地学生可以免费乘车去北京大“闹”一场。
八月十六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外地来京串连的学生大会上对学生的串连行动公开作了肯定和赞扬。他说：“你们不怕大风大雨，到无产阶级革命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你们的行动很对。”八月十八日，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在天安门对来京串连的全国各地红卫兵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彻底打垮、打垮”。
陈伯达、林彪的讲话，无疑是号召全国红卫兵大串连的总动员令。此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离开学校，开始了“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大串连。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六六年八月份，仅到北京大学串连的外地师生就有二百一十二万四千人次。
红卫兵大串连的狂潮，给我国本来就严重不足的交通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困难，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客运量的突然猛增。严重的超载使运输工具和运输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火车车厢的底盘弹簧被压坏，列车不能按时运行。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铁路交通管理部门的职工也外出串连，停业闹革命。全国铁路交通一片混乱，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生产建设，一些工矿企业因得不到必需的原材料供应而不得不停工。
对此，周恩来深为焦虑。他担心大串连这样发展下去，会导致铁路交通的停断。而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随之瘫痪。基于这种考虑，周恩来试图制定一些规定，对运动作某些限制。
八月下旬，周恩来指示陶铸组织人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把铁路枢纽和站段、港务局和码头等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列为国家“要害部门”，强调对这些部门“必须进行坚决保护”，革命群众不应冲击这些要害部门，对不听劝阻者，应依法处理。通知稿拟出来后，周恩来批示送有关人核阅后立即发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