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少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先后在该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失败了么？》等文章。
《少年》第二号（一九二二年九月一日出版）上刊登了周恩来撰写的三篇文章。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周恩来批判了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阐明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他写道：“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也只有他，方说得起变更，因为他是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而加以顺势的变更，并非加以抑止，加以修正，加以和缓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私有制不消灭，任何改革都归于无效，而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为打破私有制，建立共产制。他得出结论：共产主义“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目前在中国“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中，周恩来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把共产党人的信仰比作宗教迷信的言论，指出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迷信的区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实时时监督其行动！”在《告工友》一文中，周恩来针对旅法华工在华侨教育经费问题上与勤工俭学生之间存在的误会，指出：双方“同是现社会的被压迫者，只有无条件的携手，不当有丝毫的误会，协力进行，才好图工学前途的发展。”他还指出：华工之所以“沉沦于人类困苦的最下层而无法解脱，原因即在于缺乏“声势浩大”的“有团结有组织”的斗争。
在《少年》第五号（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上，刊登了周恩来撰写的《十月革命》一文。文章分析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指出十月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是由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文章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真实完成总是要先见于工业发达之国的。但并不是说，工业后进国必须等到资本主义将国内实业发展够了的时候才去革命。相反，工业后进国在共产革命发生后，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本来发展实业，其成效当超过有产阶级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后进的许能赛过先进的早成为工业极发达之国。因此，把握无产阶级易于革命，易于夺取政权的时机是不容忽视的，只有这样才能更易促成全世界资本制度的崩坏，全世界革命的实现。文中写道：“俄罗斯现在已是这样地一个领路者了，工业后进之国焉得不从而效法？又焉得不看清马克思学说的真实价值？”
在《少年》第六号（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上，周恩来又发表了三篇文章：《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评胡适的“努力”》。在《论工会运动》一文中，周恩来论述了工会的性质、组织、工运目标，特别强调了共产党对工会的领导作用，认为共产党“只是要做成劳动运动的先驱、社会革命的向导来率领劳动群众。他本应除掉工人利益而无其他利益，他的行为如能获得工人的信任，则工会对他自不论政治的经济的策略都能一致接受。”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前，工会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宣传无产教化，散布革命种子，是“预备破坏”旧制度。在掌握政权后，工会则参与社会经济管理，建设新社会。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一文中，周恩来批驳了由旅法中国青年中无政府主义团体——工余社主办的《工余》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这篇署名“三泊”的文章攻击俄国十月革命，并认为俄国施行新经济政策是“共产主义在俄国试验失败”的佐证。周恩来在文章中写道：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决非能作共产主义失败的佐证，相反它是完成共产革命促进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他认为：一国一种的民主革命，如法国革命、美国独立都是经过极长期的血战争斗才得使共和奠定，更何况无产阶级的共产革命，须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进行世界革命呢！“且俄国今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会议掌握政权，从阶级争斗的根本见地来解共产主义。只有说他是成功，何得反谓之失败？”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周恩来批驳了胡适宣扬的“好人政府”主张，指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的中国，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而想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他在文中还强调了革命军队的重要，说：“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从一九二二年八月创刊，到一九二三年底终刊，《少年》杂志共出十三期（以后改出《赤光》半月刊）。周恩来发表在《少年》上的许多文章，不仅对加强旅欧党团员的思想教育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起了重要作用，也反映出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已有了明确而深刻的认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观点。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个特点，即周恩来等人当时的注意力还着重放在共产主义学理和建党基本原则的探讨上，没有来得及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作更具体的研究，这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期的历史特点，也与他们身处海外的客观环境有关。
（二十二）国共合作的先期倡导者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很快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首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统治，完成民主革命，而这个艰巨的任务的完成，只靠少数人不行，应当联合一切爱国的民主的力量共同奋斗。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正式提出要同“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同年八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原则确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党的“三大”在广州举行，会议决定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很快传到了旅欧党团组织。一九二二年九月一日，《少年》第二号上发表了张申府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宣传国共合作的主张。一九二三年初，孙中山派王宗歧到法国筹备组织国民党支部。王宗歧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后因参加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同蔡和森、李立三等一起被强行遣送回国。他重到法国后，周恩来立刻同他取得了联系。三月十日，周恩来主持旅欧共青团常务会议。会上，大多数人同意加入国民党或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四月二十五日，王宗歧致函国民党本部说：“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共八十多名。月来探其组织颇称完善，而其行动亦与吾党相差不远。”并报告了旅欧共青团要求加入国民党的事。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和尹宽、林蔚等一起到里昂与王宗歧商谈合作问题，双方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全部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此后不久，国民党总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后称巴黎分部）筹备员。
八月，周恩来在写给将要回国述职的王宗歧的信中，谈到了旅欧国共两党合作问题，说：“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对如何实行合作，他提出了切实的建议：“我们能和国民党人合作的，在现时在欧洲大约不外下列三事：一、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的工作。本着上述三种原则，我们可随着时势变迁而计划我们当前所要做的工作。”
由于旅欧共青团的加入，国民党旅法支部在成员扩及法国以外的德国和比利时。因此，国民党总部将旅法支部改为旅欧支部。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里昂召开了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大会。会议选举王宗歧为执行部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讯处处长。王宗歧回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部长，主持旅欧国民党组织的工作。在这次会上的讲话中，周恩来着重批评了国民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说：“挂名党籍不负责任者，此类人实居吾党最大多数”，“是真令人痛心疾首而不得不认为本内部伏莽之患。”
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的主持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通过了大会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议消息很快传到法国，周恩来在二月十五日出版的《赤光》第二期上发表《革命救国论》一文中写道：“我们知道国民党近来已起首改组了，我们且深信此次改组后必有可观。但我们最切望而且不惮重复中说的，便是国民党今后当注意于国民运动中五派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体和引导，千万再不要误认新旧军阀的四派势力之调和可以得到那骗人的和平统一！”为了回答国家主义派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种种污蔑，周恩来在六月一日出版的《赤光》第九期上又发表了《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一文。他写道：“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周恩来在文章中表达了他对国民党改组所寄予的希望，论证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概括了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这些文章也显示了此时周恩来已经具备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和研究中国问题的能力。
周恩来以旅欧共青团负责人的身分，在推动和领导旅欧国共组织合作的工作中，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七月二十日，周恩来即将归国的前夕，他还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对国共合作后的工作开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二十三）“临城劫车案”引起的波澜
一九二三年五月六日，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一列从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途经山东临城时被武装土匪劫持，乘车旅行的三十多名英、法、美、意等国旅客和二百多名中国旅客被土匪绑架，作为进行要挟的人质。案发后，北洋政府交通部连夜开会商讨对策，交通总长吴毓麟亲赴临城与土匪交涉。六月十二日，被劫持的外国旅客已全部获释。帝国主义列强却仍然在此事上大做文章，竟然提出了“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无理要求。帝国主义的霸道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共管中国铁路誓死保卫国家主权的斗争。
七月二日，法国《巴黎时报》刊载消息：列强鉴于中国五月间发生外国旅客被劫持的山东临城劫车事件，准备在华设立万国警察，共同管理中国铁路。旅法华人闻讯，无不愤慨。在周恩来、徐特立、袁子贞、许德珩等人领导下，旅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也开展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斗争。
七月三日，周恩来以《少年》杂志社代表身分，发起并出席旅法华人各团体代表为开展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斗争而在巴黎西郊华侨协社召开的集会。八日，周恩来等人又代表二十二个旅法华人团体在巴黎中华饭店集会。会议通过了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六项具体办法，决定召开旅法华人大会，并成立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临时委员会。会议推选周恩来为临时委员会中文书记。当晚十二时，周恩来以临时委员会的名义向上海《申报》、北京《晨报》拍发了《致国内各界公电》。公电指出：“铁路共管，等于亡国，旅法华人全体反对，望农工商各界速起力争”。次日，又连续发出《致中国旅欧、日、美、南洋工商学各界电》、《致中国驻外各公使函》，大声疾呼：“交通命脉，落入人手，民族一线生机，势将断绝，此而不争，何以图存？”
七月十五日，旅法华人大会在巴黎召开。这次大会参加者多达六百余人。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强调指出：中国的事情败坏到今天这样地步，完全是由于我们受资本主义列强和军阀的双重压迫。“吾人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会上还散发了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文中写道：铁路共管的借口之谈，是说中国的土匪猖獗，政府无能。然在事实上，土匪的来源，实由于变兵和游民之增多。军阀的互相争霸，虽足以直接造成变兵和游民，但间接的责任，却应落在勾结军阀榨压中国人民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身上。文中号召：一致起来，誓死力争，推翻扰乱中国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打倒妨碍中国和平统一的万恶军阀！当时，旅法华人各团体代表又集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经过投票选举，周恩来、徐特立、郭隆真、许德珩、袁子贞等当选为领导成员，周恩来仍担任中文书记。
经过一段筹备工作，七月三十一日，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巴黎二十四家报馆记者和一批法国进步人士出席。旅法各团体联合会的代表用法语宣读了演说辞，介绍了列强企图共管中国铁路的起因、真相、危害和中国人民反对共管的决心，并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次日，法国各家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报道，对旅法华人爱国行动表示同情和支持。
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各方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驻北京的十六国外交使团于八月十日向北洋政府提出的照会中，未敢正式提出由各国“共管”中国铁路的要求。这场斗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通过领导这场斗争，周恩来等人和旅欧中国共青团在旅欧华人中的威望增强，他们所团结的爱国民主力量也更广泛了。
（二十四）战斗的《赤光》
一九二四年二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少年》改组为《赤光》。这一改变是为适应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旅欧共青团工作遇到的新情况而做出的。《赤光》与《少年》的不同点在于，它将办刊的重点从对马克思主义学理的介绍和研究转向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和具体方针的探讨，即“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赤光》由周恩来负责主编，邓小平等人参加编辑和刻印等工作。该刊为半月刊，十六开本，每期约十二页，出版起来比较迅速和灵活。它的印刷份数比《少年》多，发行范围也比《少年》广。
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赤光》创刊号出版。在发刊词《赤光的宣言》中，阐明了该刊的宗旨：“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我们知道，我们远处欧洲的中国国民，对于我们故乡的政治经济现状常有隔膜而不谙内情的苦闷。为要使大家解此苦闷，我们不但要评论中国时事，且更愿为大家指出他的乱源所在和他的解脱之方。”
周恩来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赤光》上发表的文章多达三十余篇。其中较重要的有：《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革命救国论》、《国际帝国主义乘火打劫的机会又到了》、《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外交关系》、《华府会议的又一教训》、《这才是一个确实的“进兵”中国》、《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等。从这些文章中可以反映出，周恩来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和远景等基本问题，都已有了比较清楚和符合实际的认识，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赤光》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文章指出：“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才能救中国。并预言“国民革命运动亦将兴起了”，“如许多的革命潮头已渐涌起于冷静无波的中国民众海中，我们相信不久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均将会冲上前锋来做弄潮人”。这一期还发表了周恩来、王若飞合写的文章《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文章指出：继海关共管、邮政代管、盐税共管之后，有铁路共管、江河共管，不久将有无线电共管，最后财政共管一出，列强共管中国的阴谋便完全成功了。“到那时共管中国的事实便由这先画龙后点睛的手法中完全实现了。亲爱的国人！尚想酣睡到几时啊！”
《赤光》第二期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革命救国论》一文。文中写道：“凡稍明事理稍识事实的人，大都能承认中国已夷为列强的半殖民地，非革命不足以图存了。且就世界的情势，国际的地位来说，弱小的民族若不从国民运动企图国民革命入手，而仅右倾于振兴实业图谋救国，或竟‘左’倾于毁灭一切自由行动，则结果转不过为国内无可发展的列强资本主义延长其遁在屋闾的生命而已。有志气而不甘堕落的中国人，何能忍此！”文章还分析了中国革命中敌、我、友三方面的力量，指出：“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而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帝国主义列强、新旧军阀、封建余孽、官僚买办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海外华侨、工人阶级、知识界、新兴工商业家、农民阶级“是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若能合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下，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太为辽远。”
《赤光》第三期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一文。文章驳斥了将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诬为“排外举动极盛”、“拳祸将再发生”的谬论，强调指出：我们倡言救国运动“决非狭义的爱国主义运动”，“我们为救国而倒军阀、倒国际帝国主义，但我们心中却不容丝毫忘掉与我们受同样苦痛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亦即是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并且我们若认清事实，果想将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我们也非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来打此共同敌人不可”。
《赤光》第八期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北洋军阀的内哄》一文。文章分析了中国各派军阀间内哄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只有经过国民革命，才能结束军阀割据，拯救国家。文章还提出：“军阀内哄是他们自身的事，一旦国民革命派苟稍抬头，他们必会捐弃前嫌一致来压迫国民革命势力，正如资本阶级在彼此的竞争期中时刻会转来一致压迫工人阶级一般。”因此，国民革命派需要严密的战线，严防其敌人——军阀和其所勾结的帝国主义列强的破坏，才不致为敌所乘而打散革命派的集中势力。
周恩来在《赤光》第十期上发表的《太平洋上的新风云》一文中，通过分析战后日、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尖锐矛盾，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指出：“他们预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我们反抗帝国主义谋中国独立的战士，当兹风云起后，波涛涌起，切不要如欧洲大战时一般地逃避港中希图幸免。要切实地预备，预备乘机掀起太平洋上革命之潮，联合起各国被压迫的民众，携手冲上潮头，争先去做弄潮儿！”
此时，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国内革命运动以广东为根据地蓬勃发展起来，急需大批干部。旅欧中国共青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选送一批干部回国，周恩来也在其中。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召开的旅欧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了执委会，为选送干部回国作了准备。七月下旬，周恩来与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等人从法国乘船归国，转而投身到国内更加艰巨繁重的革命之中！
（二十五）介绍朱德入党
一九二二年十月，在巴黎开往柏林的国际列车里，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国人。他那宽阔的双肩、丰厚的胸膛、挺直的腰身，处处显露出威武的军人气概。浓密的剑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宽阔的前额上已经开始布下细细的皱纹，这是多年驰骋疆场刻下的印记。他时而沉思地望着闪过眼前的异国土地，时而同身旁另一位中国人轻声热烈地交谈。他讲一口乡音很重的四川话，语气刚毅、坚定，显然是位豪爽、勇敢的人物。他就是朱德。坐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好友孙炳文。
他们正乘车由巴黎赶往柏林，去寻访一位青年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周恩来。
朱德望着窗外，陷入了沉思。
他想起了自己走过的坎坷道路。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一日，他出生在一户佃农家庭里。一九○九年，他考进了云南讲武堂。在这里，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一九一一年，他刚从讲武堂毕业就参加了辛亥云南革命军起义，率领所部参加攻打云、贵总督衙门，活捉清朝总督李经羲，立下了战功。以后，在数不清的战斗中，他都身先士卒，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后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篡夺，他参加了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云南护国军，担任团长。一九二一年起先后担任昆明陆军宪兵司令和警察厅厅长。但是，长期的战争生活使他陷入苦闷：灾难深重的中国，依旧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哪里才有救中国的真理？他在苦闷和追求中阅读了马克思主义书籍，眼前豁然开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于是他毅然拒绝了四川军阀要他担任师长的邀请，到上海、北京去寻找中国共产党。
他先去上海，又到北京，都没有找到共产党。他又返回上海，终于找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书记陈独秀。他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样，向陈独秀表达了自己急于加入共产党的心情。可万万没有想到，陈独秀却给他火热的心上浇了一盆冷水。陈独秀说：像你这样“行伍出身的军人，没有资格革命”。这时候，孙中山劝他回家乡重整旗鼓，或者去美国留学，他都拒绝了，一心要奔往欧洲，奔往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去寻找革命的真理。
就这样，他和好友孙炳文一道来到了巴黎。他急切地四处打听消息，终于知道了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叫周恩来，住在柏林康德大街。
他一刻也不能等待，立即登程赶往柏林……
柏林到了。
朱德和孙炳文找到周恩来的寓所，在门前，他又犹豫了。他不知道自己将受到什么样的接待，会不会依旧是陈独秀式的一瓢冷水？
门开了。迎接他们的是一位面貌清秀、两眼有神的青年。他紧握住朱德的双手，热情地说：“我就是周恩来，有什么事需要我来帮忙吗？”
朱德的疑虑立即烟消云散。他激动地述说了自己生平的经历和革命志愿，表达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愿望。
周恩来细心地倾听他的讲述，为他的革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耿耿忠心所感动。他们在那间柏林的小屋里整整长谈了一夜。
周恩来坚信朱德会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毫不犹豫地介绍他入党。经过党组织的批准，朱德和孙炳文都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二十六）与“小超”盟订终身
一九二三年春天。邓颖超正在达仁女校小楼上她的宿舍里，和刚从上海来到天津的觉悟社社员谌小岑、李峙山夫妇，商量建立一个研究妇女问题的组织。
“邓先生，”门外响起一声清脆的童音，马千里六岁的女儿马翠官跳跳蹦蹦进来了，小手中扬起一封信，“您的信，门房叔叔刚刚收到，说是外国寄来的，让我赶快送给您。”
邓颖超一看信封上那挺拔的笔迹，便知是周恩来从法国巴黎寄来的。
“是翔宇来信吗？”李峙山、谌小岑也凑过来看信。都是觉悟社社员，海外来函一向大家传看。
邓颖超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印着油画的名信片。她不禁奇怪起来。以前，周恩来从法国、英国、德国给她寄过许多明信片，从来都是直接寄出，这次为什么加了个信封？
只见明信片上，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春光明媚。三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正迎风奔跑。明信片背后，是熟悉的周恩来的笔迹：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
打破一向的束缚！
勇敢地奔啊奔！
聪明、机警、热情、活泼的邓颖超，看了明信片，不觉呆住了。一股甜蜜的热烈的情感猛地攫住了她，震撼了她的心灵。
李峙山和谌小岑把明信片拿过去看了。看着、看着，李峙山噗哧一声，笑了起来：
“喔呀小超，你还不明白，这是翔宇在向你表示呀！”
“表示什么呀？”有点迟钝的谌小岑问。
李峙山瞪了丈夫一眼：“你问问小超吧。”
一向能言善辩的邓颖超，此刻心慌意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比邓颖超年长八岁、已结婚好几年的李峙山像大姐姐似地拍拍邓颖超的肩膀，笑着说：
“小超，这是翔宇在向你表示他的真挚情意啊！他要你打破一切束缚，勇敢地和他相爱啊！用了这样一种含蓄的方式，倒像他一向的为人，感情总是这样细腻深沉。你赶快给他回信吧，我和小岑先走啦。”
李峙山和谌小岑走了。整洁的小房里，邓颖超默默地看着那张不同寻常的明信片，沉浸在她和周恩来相识四年的回忆中。
她想起，四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天初识周恩来的情景。他英俊潇洒，浓眉下一双又大又黑又亮的眼睛，含笑看着她，他身上有着一种吸引人靠近他、相信他的力量。
她想起，他帮助她们排练新剧《安重根》和《木兰从军》，态度那么诚恳，又那么谦虚。
她想起，他带头组织觉悟社，那一次次内容深刻、条理分明的发言，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她想起，一九一九年双十节庆祝大会，他们被军警包围殴打，她受伤吐血，幸亏他带着宣传队乘卡车及时赶到。她想起，一九二○年一月三十一日他被捕，她和谌志笃他们背着铺盖要去坐牢顶替，警察厅花园里，她看到他苍白的脸上那双眼睛依然光采照人。她想起，北京陶然亭的聚会，他提起联合、改造、救中国……
后来，他远渡重洋，到了法国、英国、德国。越过万里波涛，他常写信给她。信中告诉她，他决定不上学了，而是留在欧洲，就近考察欧洲的社会情况、工人运动和各种政治派别和思潮，严肃思考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来拯救中国、改造社会。
后来，她收到他从德国寄来的一封很重要的来信。他告诉她，经过反复地学习、观察和思考，他终于作出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信仰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
这封信给她思想上极大的震动。她给他回信，热情地谈到她经过“五四”运动的实践、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阅读进步书刊，她同样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她非常赞同他的信念和理想，愿和他一起共同奋斗！
两颗心因共同的理想和信仰而更加贴近。
一九二二年秋天，到法国勤工俭学、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李维汉到天津看她，带来周恩来给她的信。李维汉告诉她周恩来在欧洲活动的许多情况，临走时笑嘻嘻地对她说：
“我常听恩来谈起你在‘五四’运动中，斗争十分勇敢，而且坚韧不拔。他对你的印象很深很深啊。这次，是让我当一回传书的红娘吧。”
她听了脸上一红，还以为他是开玩笑。
现在，这张不同寻常的明信片已透露了恩来对她的真挚情意。少女的心，第一次受到爱情的撞击，她禁不住心慌意乱。她还有些疑虑。她知道他一向标榜自己抱独身主义，如今怎么变了呢？她又知道他身边有一位共同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姑娘，她一直以为他俩会好起来。现在，恩来又为什么对她那样表示呢？
邓颖超回信了。信中首先征求他对她和李峙山、谌小岑要建立一个进步的妇女组织的意见。信的最后才说，明信片已收到，含蓄地问他：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的吗？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
周恩来的回信很快来了，非常赞同他们组织一个进步的妇女团体；笔锋一转，回答了她的疑问，倾诉了他对她的热烈深沉的感情。
他对她说，他到欧洲后，认识到革命和恋爱并非对立，“独身主义”的主张已经改变。马克思和燕妮，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是理想的革命伴侣。在法国，他的好朋友蔡和森和向警予、李富春和蔡畅，都恋爱结婚了。朋友们也希望他能选择一个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他坦率说到，身边是有一位比较接近的朋友，他觉得她性格脆弱，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而他已决定一生献给革命，唯有勇敢坚强的小超才能和他终身共患难，同奋斗！希望尽早得到她的明确答复。
邓颖超被周恩来的情深意长的来信深深打动了。她对他长期纯洁的友谊陡然升华为美妙热烈的爱情。恩来确是她理想的终身伴侣。
她和相依为命的母亲商量。周恩来到过她家里，杨振德见过他，很赏识他的才华、思想和品德。只是，她自己婚姻上的悲剧，使她对爱女的终身大事，不能不极其慎重。
她对女儿说，等恩来回国后再决定吧。
周恩来又来信了，更加热烈而迫切地等着她的答复。邓颖超不禁笑起来了。一向沉着、冷静的周恩来，在恋爱中也变得沉不住气了。
她想，母亲的话并没有反对和干涉的意思。既然深深爱他，何必要让他在等待中焦急？
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给了肯定的答复：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发信后她告诉了母亲。母亲默默地点了点头，自然是默许了。
一九二三年五月，邓颖超在《女星》旬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
这些话，可以说是她和周恩来真纯善美恋爱的写照。从这时起，她和周恩来结成生死不渝的伴侣。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共同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惊涛骇浪，度过许多美好时光，也经历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终身相亲相爱，给人间留下永远传诵的佳话。
卷二激流险境展雄才
一九二四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一九二四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身分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
一九二六年冬去上海，做工人运动。上海工人为响应北伐军三次举行暴动，我主持其中的两次。
“四·一二”之后，中共马上变成了地下党。到了“七·一五”汪精卫便正式“分共”，实行宁汉的合作。接着我们就去南昌发动八一南昌起义。
我在一九二七年即离开南征军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止。
——周恩来
一九二四年秋回国，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不久，根据党的决定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一九二五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副党代表，参加了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作战。一九二六年冬赴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军委委员。一九二七年三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赶走了驻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五月在中国共产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因总书记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中继续实行右倾投降主义而进行改组，任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八月一日在南昌领导武装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一九二八年七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其大部分时间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人。
六、大革命激流的踏浪人
（二十七）“赤色黄埔系”
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周恩来回国后不久担任了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并以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的身分，直接领导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的工作。那时，我（即王逸常——编者注）在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习，后来到政治部任组织干事，并一直担任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委员，有幸亲自目睹了周恩来同志的伟大革命实践。
这年秋天的一天，我们几个支部委员到设在东皋大道的广东农民协会，听广东革命政府总顾问、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作报告。报告前，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招呼我们来到一间会客室里，张太雷、彭湃等，正围着一位同志说话。这位同志身着浅蓝色西服，浓黑的眉毛，炯炯有神的眼睛，十分英俊。见我们进去，他立即迎上来和我们握手，并主动自我介绍说：
“我叫周恩来！”
随着，陈延年告诉我们，党中央决定周恩来同志到黄埔军校工作。我们听了，都很高兴。
从次日起，周恩来穿起一套黄色军便服，每天清晨，披着羊城绚丽的彩霞，健步来到烟波浩淼的珠江“天字”码头，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来到政治部工作；傍晚，他迎着南海带着碱涩味道的暮风，兴致勃勃地离开“黄埔”码头，回到两广区委的寓所，处理党内事务。
周恩来一踏进军校的大门，立即为革命军队的建设而紧张地工作。他利用训练间隙，接近教职员、学生，亲自了解群众的心声。简陋的学生宿舍，嘈杂的小吃部，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那平易近人的风度，热情而风趣的谈吐，很快就抓住了大家的心，使大家在闲谈中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
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特有的远见卓识，登上大花厅的讲坛，用革命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觉悟。他所作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武力与民众》等讲演，精辟地分析了军队的来源、军队的阶级性、革命军队与反动军阀的根本区别，号召军队做“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为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冲锋陷阵”。他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很受大家欢迎。
周恩来还认真抓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他亲自组织政治学习，研究组织发展工作，参加接受新党员的会议。接收一期学生曹渊入党的小组会议，就是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里召开的。周恩来端坐在办公桌前，望着这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军人，语重心长地说：“曹渊在学校读书期间就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现在入党了，今后更要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政策，站稳党的立场，做党的忠诚战士，做革命军队的优秀指挥员！”曹渊同志入党不久，就成为军校教导第一团学兵营的党代表，后又调到叶挺独立团当第一营营长，成为革命军队的一名出色指挥员。
周恩来来到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后，很快把军校的政治工作全面开展起来。
他首先从第一期毕业生中选调了我和杨其纲、洪剑雄等，到政治部当见习干事。接着便召集我们研究政治工作计划。他在征询我们的意见后说：“过去黄埔军校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你们看，蒋校长办公室门前挂的是于右任为他写的‘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的对联，学生手中流传的是蒋校长主持编写的‘曾（国藩）左（宗棠）治军语录’，这样怎么能把学生训练成真正革命的军事干部呢？今后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真正在军校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接着他提议政治部要做好三项工作：其一是向新成立的军校教导第一团选派党代表；其二是建立“青年军人联合会”，出油印壁报《士兵之友》；其三是建立政治部正常工作秩序和政治工作制度。最后还进行了分工，制订了工作细则。
从此以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周恩来每日除了用少量时间浏览我们为他准备的报纸剪辑、工作日志、批阅来往函件外，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找人谈话和抓工作落实上。他思考事物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他经办的事没有不水到渠成的。
“青年军人联合会”是政治部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是对青年军人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组织形式。周恩来经常找该会的负责人蒋先云等研究情况，给他们出谋划策。在他的关怀指导下，“青年军人联合会”很快发展会员二千多人，活动范围由黄埔军校扩展到陆粤的陆军和滇、桂、湘军所设的军官学校。在同国民党右派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次，“孙文主义学会”在军校集会，宣传戴季陶的什么《孙文主义哲学基础》，硬把孙中山先生说成是周公孔孟的继承人，妄图扭转历史潮流，破坏国共合作。为了戳穿这种谬论的反动实质，“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设计了一幅漫画：戴季陶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疙瘩小帽，十分吃力地背着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塑像，朝着阴森破败的孔庙里走，旁边站着的洋人、军阀、党棍、财东，拍手称快。这幅漫画对国民党右派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揭露，很快贴遍了军校内外，反响强烈。
政治部出色的工作，得到我党和广大进步师生的高度赞扬，也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切齿嫉恨。他们诡称政治部是“赤色黄埔系”，“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的“御用工具”，破坏统一战线，甚至唆使“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教授部的官佐林振雄制造事端，殴打“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引起全校进步师生的极大愤慨。这件事发生后，周恩来十分气愤，他立即找军校的党代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在廖仲恺先生的支持下，将林振雄撤职查办，广大师生无不交口称赞。但人称蒋介石“第一只手”的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却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共产党人进攻，派人监视共产党人和进步师生。在一个个漩流面前，周恩来像一位老练的舵手，劈波斩浪，镇静自若。他主持召开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委员会会议，决定由蒋先云等出面，公开揭露王柏龄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当时蒋介石由于羽毛未丰，佯装公允，不敢公开庇护王柏龄，使得这个“教授部主任”威风扫地。从此，黄埔军校就留下了周恩来打断蒋介石“第一只手”的佳话。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出色工作不仅为即将开始的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做了思想和组织准备，而且也为我党独立领导军事斗争，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培养了干部，积累了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