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稿传到江青手中。江青提出：要中央再讨论一下。结果，这一通知就在江青的“讨论”中被压下了。
九月初，周恩来又亲自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其中在红卫兵串连问题上，强调要保障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要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挠”，红卫兵不要到这些部门去串连，“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生产不致停顿”。《意见》还强调，必须向广大红卫兵讲清楚这些政策。九月三日，周恩来对《意见》作了最后定稿，立即召集政治局碰头会讨论通过。
会上，陶铸、陈毅等大多数人对《意见》表示赞同，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对红卫兵讲清楚具体政策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但是，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却有恃无恐地否定了《意见》。康生说：这十个问题（注：《意见》一共包括十个方面的具体政策）需不需要讲？我看不需要讲。这个文件如果发下去，就有“包办”、“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戚本禹说：发通知，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这一文件又未能走出中南海。
在欲以正式文件试图对运动进行限制、匡正的努力受挫后，为了维护起码的铁路交通，保证最低限度的生产建设物资运输任务的完成，周恩来又通过有关具体负责同志在具体工作中贯彻他的一些意图。他找到当时调任国务院协助他抓经济建设口子的余秋里、谷牧，要求他们花大力气精心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并对他们指示说：“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他还忧心忡忡地说：“多拉一些学生是有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和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你们可得帮我把住国民经济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周恩来一再努力，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于生产领域之外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工矿企业和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邪火也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一些工人、农民也纷纷离开自己的生产岗位，四处串连，大批的领导干部被当作“黑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揪斗，各级生产业务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针对这种态势，九月七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强调在搞好文化革命的同时，也要保证生产，并要求各业务部门成立一个专抓业务生产的领导班子。
就在社论发表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接见外地来京串连的红卫兵大会和在中国科学院辩论会上，都强调要好好学习这篇社论。在中科院辩论会上，周恩来指出：我们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又要推动其他的两大革命——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就是今天的《人民日报》社论所写的《抓革命，促生产》。我们不能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许多重点实验像现在这样放在一边。凭我的责任来说，我不能够继续看着这种情况下去，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使我们最紧急最需要的业务受到影响。
几天后，一份由秘书整理的《要事汇报》放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上面记录了黑龙江双城县人委的情况反映和提出的一些问题：县委和县委书记都被斗跨了，全县二十一个公社已有十一个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揪斗，不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陷于瘫痪，生产无人负责。目前秋收临近，怎么办？
这样的情况，绝不仅仅是黑龙江存在，全国好些地方都频频告急。
周恩来心急如焚。他立即召集中央碰头会。会上，拟定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进行，学生和红卫兵均不能到县以下各级机关的社、队去串连，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秋收秋种，“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县以下各级领导班子有些陷于瘫痪的，应迅速调整干部，加强领导力量，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
与此同时，鉴于工矿企业也出现了混乱现象，周恩来找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人商量，拟定了一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指出：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生产业务工作的正常进行。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和科学研究单位的职工，应当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外出串连，以免影响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工矿企业单位凡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在党委的领导下，迅速成立抓革命和抓生产业务两个班子；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而生产任务又重的，文化大革命可推迟进行。领导班子已瘫痪的企事业单位，应迅速成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
这两个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尽可能将文化大革命的邪火阻于工厂和农村之外，以保证工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的正常进行。周恩来对文件作了最后的审定后，连同反映农村、工矿生产的有关材料送毛泽东阅批。九月十四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下发了这两个文件。
为了减少红卫兵大串连对工农业生产领域的冲击，周恩来还抓住一切机会，耐心反复地向广大学生和红卫兵做劝说解释工作，强调生产业务部门与学校不同，不能放假闹革命，要求他们不要去影响工人、农民的正常生产。
九月十日，周恩来对即将去全国串连的首都大专院校的红卫兵说：你们去工厂参观，不要妨碍工人的生产，不能硬闯入生产车间。农村，现在正是秋收、秋耕、秋种季节，我们应该积极支持这个“三秋”工作，不要妨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十六条讲了，是文化教育机关和党的领导机关，工厂、农村、服务性行业不能像学校里一样，放假闹革命。你们也不要像在学校里一样，强行冲进去，否则，生产秩序就要受影响。
对那一部分即将去上海串连的红卫兵，周恩来告诫他们：上海是一个大城市，那里的生产关系到我国的建设，关系到大小三线建设和国防工业建设。上海担负着很大一部分物资出口业务。还要供应全国需要的东西，生产任务很重。希望你们不应该做的事就不要强加于他们。
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串连的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周恩来、林彪陪同接见。
接见大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强调红卫兵串连不要干扰正常的工农业生产。他指出：“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红卫兵和学生“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闹革命。”
然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在会上却发表了另外一种基调的讲话。他非但只字不提生产之事，反而以极富煽动性的口气对红卫兵说：“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显然，对于那些无政府主义思想浓厚的红卫兵小将来说，林彪的讲话更迎合和挑动了他们追求绝对自由、绝对民主的狂热，那些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红卫兵也不难听出林彪与周恩来的讲话是如此的不和谐。中央文革一伙借机在背后指使攻击周恩来的这个讲话是“大毒草”。
对此，周恩来愤然反击。九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指出：有人说我九月十五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我的这个讲话是经中央研究过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不能丰产不丰收。伊春木材不就减产了吗？东北还有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呢？农村“三秋”到了，不抓秋收怎么行呢？现在运输量因学生串连大大超过了，而货运量却大大减少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影响国家的建设了。工人、农民不能因文化大革命而不搞生产，不能放假搞运动。周恩来还对在场一些各部委负责人说：运动中要有两个不怕，一是要挺身而出，敢于和学生见面；二是遇有违反政策的我们要敢说，要敢于解释党的政策。
“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十月初，林彪令全军文化革命小组起草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看了《紧急指示》的草稿后，认为还不够，又加上“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一条。十月五日，中共中央向全国批发了《紧急指示》。随后，江青一伙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别有用心地说《紧急指示》不仅适用于军队单位，而且适用于一切单位。此后，“砸烂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国。党政机关及一些生产业务部门的绝大部分领导干部被“炮打”，被揪斗，更多的生产单位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工人也像学生一样，离开生产岗位，四处串连。国民经济形势急剧恶化。
而这时的林彪、江青一伙，经过从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到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这短短几个月的经营，已经攫取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以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这张“底牌”也十分清楚了。
周恩来的处境越发艰难了。他自己所发出的“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正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他必须从总体上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一到具体问题上，他又难以表示赞同。另一方面，他还必须面对林彪、江青一伙向他施加的种种压力。中央文革一伙公然污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说“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
但是，周恩来抱定“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决心，紧紧扭住国民经济这个大关，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顽强抗争。
十一月九日，上海一些工厂的工人在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操纵下，以上北京“告状”为名，脱离生产岗位，在上海北郊安亭站卧轨拦截列车，制造了使沪宁全线交通中断三十一小时的安亭事件。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愤慨。他当即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决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车站的上海工人，义正辞严地指出：“你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竟背着中央，置周恩来的电告不顾，与王洪文、陈阿大等“造反派”头头串通一气，公然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并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上海市委。张春桥在与工人座谈时说：“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上海的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好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工人同志的行动“完全是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同意了张春桥的处理。
此后，“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迅速向广大工矿和农村的纵深蔓延。
就在安亭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会上，他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中断停滞的重要性，严辞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愤然指出：“不搞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国家怎么办？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
王力提出：“社论稿是不是请江青同志看一下再定？”
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就这样定稿，送主席批阅后明天立即见报！”
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强调：“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一切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科学研究部门和农村，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坚决遵守、时刻遵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几天后，周恩来又找余秋里、谷牧谈话，要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力求把一九六七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然而，也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第三天，陈伯达把他代表中央文革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交给了余秋里和谷牧。其中写有“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陈伯达还胁迫余、谷二人在一个星期内提出意见，给他答复。
显然，陈伯达是代表中央文革向周恩来一贯强调的意见示威。
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谷牧就陈伯达起草的十二条规定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提出近日召开一个全国工交座谈会。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周恩来表示同意，并说：陈伯达的十二条拿到工交座谈会上让大家去讨论。
十一月十七日，有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等五个部和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哈尔滨等七大城市及各大区主管工业的负责人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会上，各地的负责人都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经使工交战线出现了混乱，许多大型企业面临停产的危险。他们对工厂出现群众组织和学生到工厂中串连都表示担心。刘澜波、吕东、吕正操等一些国务院的部长们更是拍案而起，对陈伯达的十二条规定进行了怒斥和否定。
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他指出：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特点，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进行，工人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擅自脱离工作岗位，不能搞跨地区串连。他还告诫大家：现在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大家要抱定这种精神，挺身而出，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主持会议的谷牧组织人对陈伯达的十二条作了修改，拟出了一个《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其中明确规定：工厂不能停产闹革命，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
对此，陈伯达大为恼火，他把余秋里、谷牧叫到他的住处，怒气冲冲地要余、谷二人读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文字：“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而后，又大发牢骚：“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
余秋里、谷牧从陈伯达处出来后，立即到西花厅把陈伯达的指责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说：“没有这么严重。”
次日，周恩来又与李富春一起到毛泽东处，把这次工交座谈会及《十五条》的情况作了汇报。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并要谷牧带一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工人的意见，对《十五条》作进一步修改。
会议桌前的较量
工交座谈会实际上是党内正义力量向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搞乱全国经济的邪恶势力发起的一个反冲锋。
这个反冲锋很快招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非难和攻击。十二月四日至六日，一向不关心过问生产的林彪却一反常态，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是要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
会议一开始，谷牧按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的《汇报提纲》，介绍工交座谈会和《十五条》的情况。还未等谷牧讲完，中央文革一伙就迫不及待地发难，大叫：“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张春桥站起来用手指着谷牧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
陈伯达也气势汹汹地指着谷牧说：“《汇报提纲》没有同我们商量，发这个提纲是搞突然袭击。”
很显然，张春桥，陈伯达对谷牧的训斥，其矛头是指向在一旁的周恩来。
这时，一直沉默不言的周恩来严肃地对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搞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
在六日的会上，王力跳了出来，更加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他说：“工交座谈会的这个《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过去对学校搞了许多限制规定，现在又拿这一套来对付工人。还有什么‘工业六条’和‘农村五条’（指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还适用不适用？如果这些适用，就走到压制群众运动，压制革命的道路上去了。”
为了保护干部，也为了今后的抗争，周恩来采取了暂时“退却”的斗争策略。会上，他作了“掩护”式的发言。他说：“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是极个别的，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交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进展。”
周恩来此处用“没有想通”是经过一番斟酌的，因为“没有想通”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是正常的。倘若“反对”就是敌我矛盾了。
周恩来对那些受到指责的干部们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大家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包括前面犯过‘错误’的同志，要负起责任来，既不要诚惶诚恐，也不能掉以轻心。”
会议结束时，林彪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说：“这次工交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能把文化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的。”
林彪还针对周恩来一再表明的“欲罢不能，势不可挡”的态度，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进入到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我认为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个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这次政治局会议后，由陈伯达等人搞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工矿、农村与学校、机关一样开展文化大革命，并否定了党委的领导。此后，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全面进入了广大工矿和农村。
在这样一种局势下，周恩来对国民经济这一大关非但没有放松，反而抓得更紧了。他继续着以各种方式进行抗争。
镜头一：中央文革小组会上，江青怒气冲冲地指着陶铸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在十月份下文件，叫农村和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
陶铸正色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没这个权力。”
江青跳了起来，向周恩来大吵：“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
周恩来反问江青：“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江青气得撒泼而去。
镜头二：十二月十日，人民大会堂会议厅。周恩来把被红卫兵揪来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二十多位省委书记召集在一起。省委书记反映说：农村层层揪“走资派”，一直揪到生产队长，冬季生产和春耕准备工作无人管。
周恩来严肃地说：“基层干部就是要抓好农业生产，不搞好农业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要制止他们到农村串连。搞乱了农村，农业这个基础就要动摇，国民经济就要遭到破坏。”他对派往各部门的联络员说：“告诉红卫兵，乱揪各省同志到北京，是不对的。各省的领导同志三天内回省，不许阻拦。”
镜头三：碰头会上，周恩来提出，“鞍钢乱起来了，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请富春同志去处理一下。”
江青火了：“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大怒：“你一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
周恩来也很激动：“你说的不是事实，除了文化大革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就是文化大革命，也还有具体事务。主席接见一千多万红卫兵，中央文革没住一个，都是各部、北京市、军队安排的嘛！”
……
（一三○）殚精竭虑护精华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从对人的批判而开始的运动，一些对这场运动持怀疑和反对意见的人不可避免地被推进被斗争的行列。林彪、“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周恩来自身也曾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但他始终巧妙地利用手中的权力保护一些同志。他提出应该避免延安整风运动初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做法再度出现。
“文革”一开始，最早遭受迫害的是吴晗，周恩来曾想为他调换一个工作，避免受到直接冲击。在工作组受到批评之后，他站出来保护性地说：“工作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在以后，周恩来又多次在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文件中强调指出：对干部队伍要区别对待。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倒；党内斗争是路线斗争，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应该正确区分。并多次发表不同看法，提出对犯了错误的领导同志不能一概打倒，不应实行体罚。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周恩来等所做的一些努力失去了对运动中狂热分子的约束，周恩来于是不得不采取一些策略对一些受到冲击的领导同志加以保护。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周恩来得知江青策动一伙人抓走了彭真、刘仁、万里等负责同志，焦虑不安，立即指示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把人迅速抢回来，“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照周恩来的指示，傅崇碧把人送到安全地方保护起来。周恩来又命令对罗瑞卿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在江青煽动下，戚本禹指使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等前往四川绑架彭德怀。周恩来立即向成都军区、北京军区和直接责任者做了如下指示：第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第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彭德怀到北京后，最初先被北京地质学院的造反派头头王大宾押去，后经好一番交涉才交给了北京卫戍区。这时，周恩来再次做出指示，对彭德怀“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逼供信”。但林彪、江青一伙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作出了逮捕彭德怀的决定。进入北京卫戍区营房后，实际就开始了彭德怀的监护生活。周恩来也就无能为力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批朱联络站”准备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批朱大会”，并准备把朱德拉到现场批斗。周恩来再次挺身而出，表示如果要批斗朱老总，他将前往陪斗。这次大会因周恩来的干预而流产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清华大学的学生上演了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闹剧。他们打电话给刘少奇夫妇说他们的女儿平平的腿被车压断，正在人民医院急诊室等待家长签字，刘少奇夫妇不顾周恩来不让他们离开中南海的忠告前往医院，到达那里方知被骗，王光美被“造反派”押往清华园。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处理，在他的亲自干预下，王光美才被放回。不久以后，“造反派”们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揪斗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周恩来始终坚持可以“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你们不能要求把他们交给你们”。在群众大会上，周恩来当听到有人高喊“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时，立即转过身背向听众，以示抗议。等他们改喊“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才转过身来。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后，“反击二月逆流”的运动开始了，对刘少奇、邓小平的进攻日趋激烈，毛泽东指出：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时，任何公开表露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同情都是非常危险的了。周恩来虽然努力保护这些同志，但中南海内的造反派们已经行动了，不久之后，首先是王光美，再接着就是刘少奇、邓小平都被拉到大会上被批斗去了。七月十八日晚，北京一百多个组织，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在中南海墙外展开围攻。墙内刘少奇夫妇则分别被揪到两个食堂批斗。第二天，全国各地纷纷表示对“揪刘绝食”和“揪刘火线”的支持。周恩来非常担心墙外这些人冲进中南海。周恩来在门口出现紧急情况时，出面劝说。但江青、陈伯达却在背后做着煽动工作。有一次，上百个人喊着口号，冲进了大门，周恩来立即赶到，非常严厉地说：“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是不能冲的。如果你们一定要冲，就踏着我的身体冲过去吧！”摄于周恩来总理的崇高威信，这次风波冲击才平定下来。但不久后，刘少奇在中南海被软禁起来。一九六八年夏的一个晚上，刘少奇突然发烧，由于没有及时治疗，转成肺炎。此后，刘少奇的身体日益恶化。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动员说服了北京医院两名护士前来照顾刘少奇，但他无法护理刘少奇的精神创伤。
“反击二月逆流”运动开始后，除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升级外，对其他一些高级领导同志的迫害也逐步升级，特别是对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的迫害更加严重。周恩来的工作越来越困难了，他左支右撑，努力保护身边这些同志。周恩来把谭震林转移到安全地方，不让他公开露面。他又用蒙混、拖延的办法保住了财政部长李先念和石油部长余秋里。周恩来组织一个周密的方案来保护那些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其中一些人已经受到了红卫兵的摧残、殴打和侮辱。在“文革”最混乱的时候，周恩来曾在夜深人静时，带着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等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警卫工作。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造反派”在军委办公厅所在地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并通报给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傅崇碧等。周恩来与卫戍区领导人研究专门的保护措施，将老帅们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加强警卫，并研究了万一老帅们受到威胁时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十月，老帅们都住在西山，江青指使群众组织去搜山，周恩来知道后马上指示傅崇碧派两个团前去劝阻、警卫。
这期间，北京的“造反派”组织了许多“纠批联络站”进行迫害老干部的活动，在批判陈毅、贺龙、谭震林、李先念等人时，周恩来都曾亲自到场陪着，以便随时加以保护。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到次年一月，周恩来五次接见了外交学院的“造反派”，说服他们正确对待陈毅同志。传说，在一次红卫兵批判陈毅的大会上，陈毅站起来发言，按照当时的习惯，手拿“红宝书”，高声读道：翻到第二百七十一页。（注：语录本只有二百七十页）在会场一阵沙沙的翻书声和突然的静息之后，陈毅又高声颂道：“陈毅是个好同志！”当时在场的周恩来证实确有此话，平息了场上的哄闹。后来，周恩来感到政府的工作独力难支，许多部门的领导被揪斗不能脱身，长此下去，工作势必有瘫痪的危险。周恩来于是劝说陈毅带头做个检查，以便早日脱身。陈毅最初死活不肯，但后来还是被周总理所感动，同意用这个办法。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时，人民大会堂里，周恩来安排了一次群众大会。会上，陈毅宣读了经过周恩来亲自修改定稿的检查，周在陈讲完后做了总结，说陈毅“为党工作了四十年，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还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同志。”周恩来的讲话赢来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直到掌声停止，他又凑近话筒，说到：“感谢大家的支持！”语调诚挚深情。陈毅这样便成了第一个被解放出来的副总理。
“反击二月逆流”运动开始后，陈毅又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北京成立了“批判陈毅联络站”。五月十二日，周恩来向他们的代表明确表态：“不同意打倒陈毅”。八月十一日，在王力“八·七讲话”的煽动下，中央文革再次策动召开批判陈毅大会。会间，突然挂出“打倒陈毅”的标语，狂叫“打倒陈毅”的口号，甚至要上台揪斗陈毅。周恩来劝阻无效，愤然退出会场，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安全离开会场。后来造反派又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要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批斗陈毅。周恩来立即表示：“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在周恩来的坚决抵制下，此事方没能发生。此后，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陈毅又一次次避开“造反派”的围攻。
周恩来费尽心力保护一批又一批的干部，将他们接到中南海或安置在可靠的地方。针对各地、各部门对干部的迫害愈演愈烈的情况，周恩来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同志紧急商量后，提出名单，报告毛泽东批准。让廖承志、王震、余秋里、谷牧、方毅、姚依林等二、三十位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轮流住进中南海，并且把当时处境困难的宋任穷、李井泉、王任重、叶飞、江华、黄火青、王鹤寿等一些大区的书记和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安置了可靠的地方。江青一伙再三追问这些人的下落，周恩来严厉回斥道：“不管你们‘文斗’也好，小斗、大斗也好，我就是不允许。这比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厉害，逼死了人谁负责？你敢保证吗？”坚决顶回了他们的要求。
周恩来还多次出马解救那些被前来批斗的群众围攻的老干部，使他们脱离了危险。如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陈再道被诬陷为要搞兵变。陈再道与钟汉华等被通知到北京谈有关问题，周恩来让他们住在京西宾馆，实际上是保护起来。林彪、江青一伙煽动一伙人冲京西宾馆。有一天，七千多人突破了门外的警卫线，有几百人冲到楼上，情况非常紧急！周恩来命令傅崇碧等立即赶到现场，并指示：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抢走。按总理同意的方案，陈再道等同志被藏进一个不常用的电梯里，把电梯在八、九层之间停下，告诉他们只有听到指定人给的信号才能出来。周总理又将带头煽动的戚本禹找去，严肃地说：“人要是被抓走了，你必须向主席作出交代！”迫使他们有所收敛。
周恩来一次又一这地说服红卫兵和“造反派”要尊重宋庆龄等著名人物，要保护民主人士，并对一批上层民主人士直接采取了保护措施。如宗教界代表班禅，少数民族代表人士赛福鼎等等，以及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等。当时，有位在革命时期帮助地下党为我们党做出过特殊贡献的熊老板——熊谨汀和他的夫人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大老板。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特意记着他的生日，并带着两瓶酒前往祝寿。见到总理，俩人愣住了，“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呀！”总理说：“同事么，怎么能不来！我来看看你们，并给老板过个生日么。”“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总理马上接过来说：“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老板娘！还有炒花生米，这总有吧？”亲切的话语让这位老板娘流出了眼泪，她兴奋地说：“有，有，我这就去炒。”
在周总理的保护下，一大批为我们党、国家做出过贡献的民主人士、老朋友安全平稳地度过这场动乱。
（一三一）鞠躬尽瘁入苦海
在“文革”发动之初，对“文化大革命”的实质的认识还不十分明确。周恩来极力想在思想上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并努力想把这场运动引上正确的路线。他对社会上的无政府状况不能容忍，于是提出一系列对群众运动的限制性的具有约束作用的措施。并且他始终大谈抓生产。这些言行，同林彪、江青一伙的行动是完全相反的。于是，造反派们迅速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特别是在“反击二月逆流”运动开始后，周恩来被当作“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猛烈攻击。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苏东海等人贴出了一张题为《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公开表示反对周恩来，但他们立即遭到拥护周恩来的广大群众的反击。三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揭露和批判了炮打周总理的学生张健旗。但张健旗公开发表声明，坚持“炮打周恩来”的立场，声明“我没有错”，“三个月后再见”。这些人最后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而被迫暂时收兵。
时过不久，一九六七年五月初，北京大学出现了一个称为“五·一六兵团”的组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几个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出现了一个“火线纵队”，也以周恩来为斗争对象。五月底，张健旗正式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六月十四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五·一六兵团”头头刘令凯与张健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策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随后向周恩来及在其身边工作的同志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由于群众的强烈反对，他们的行动被顶了回去，中央文革也不得不派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五·一六兵团”只得暂时隐退了。
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姚登山在外交部夺了外交部长陈毅的权，并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周恩来领导下的一些政府部门受到了严重冲击。这一事件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关注，他认为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动。“中央文革小组”不得不表态，表示拥护周恩来。
此时的周恩来处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之中。并且他的身体状况也十分不良。
早在一九六五年冬天，就发现周恩来患有心脏病，并得出结论是劳累、紧张所致。大夫提醒总理要注意休息。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周恩来终究没法摆脱紧张、繁忙、劳累的工作。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的纠缠，也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一九六七年春天在广州，红卫兵要砸烂广交会，不许开。总理亲自出面做工作，轮流找红卫兵谈话。一连三十多个小时没睡觉，接着又连续七十多个小时没好好休息，极度的劳累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发作了。总理只得开始用药、吸氧。
随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到来了，周恩来也被卷入了可怕的风暴之中。周恩来频繁接见红卫兵，做说服引导工作，费心尽力保护老干部。他自己本身也多次受到围攻。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林彪、江青一伙挑唆“造反派”围攻周恩来，致使他连续八个小时不能吃饭休息。他还几次冒雨接见红卫兵，多次为保护老干部而亲自陪斗。
这期间，周恩来已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他明显地消瘦了。他的身体状况让人感到非常痛心。他身边的人被迫采取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提醒他注意休息。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他的秘书和警卫人员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大姐——指邓颖超加）情况，从而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南海的其他工作人员、医护人员，还有常到总理那里的中央领导同志，如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一共有二十多人签了名。后来，邓颖超又写了几条补充的具体意见，写成一个小条，贴在了大字报上面。这张大字报被贴在总理的办公室门上。总理看后微笑着在上面批了八个字：
“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但后来总理又无奈地说：“我不能休息，你们看，这么多的文件等着我批，这么多的事情等着我办，我能休息吗？”
周恩来除了许多工作要做外，还得随时应付来自林彪、江青一伙的攻击。江青曾说过：除了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外，都可以打倒。总理自然是在这可以打倒之列。
周恩来没办法去好好休息了！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革’要让我少活十年”。一九六七年夏，他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但仍坚持通宵工作。
九月二十四日，他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八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一年之后，总理办公室又被迫撤销，只留下两个秘书，大量的具体工作都得由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亲自动手。这样他更没办法好好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