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周恩来对身边的一位老同志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个行业开展起来后，全国的混乱已经使国家的经济和政府的威信遭到严重的破坏。周恩来既要应付“文革”带来的种种冲击，又要应付各部门各地方“造反派”的种种纠缠和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同时还要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他常常一口气工作三十或三十几个小时，有时忘了吃饭；有时一边继续工作一边喝几口稀饭就一点蔬菜。
周恩来除关心当时的政治形势外，还十分关心经济工作，他曾对余秋里、谷牧等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着重讲到：“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周恩来一再嘱咐：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采取了许多措施来稳定经济领域的形势。
十月，针对林彪发出的关于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工作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的批件所引起的全国范围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周恩来一再讲经济建设要尽可能设法继续进行，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以此作为尚方宝剑，同“停产闹革命”的论调做斗争。他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十一月十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提出：“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各生产单位的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周恩来曾语重心长地说：“不搞好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初的工交座谈会上再次在谷牧根据周恩来的精神写出的修改稿《十五条》上重申了“业余闹革命”的精神。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但没过几天，陈伯达搞出一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下达全国，规定工人群众可以建立“革命组织”，可以串连等。十二月十五日，林彪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达全国。至此，全国普遍大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到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使经济陷入全面混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工农业生产水平迅速下降。尽管周恩来想尽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制止生产下降，甚至每天阅读《铁路运输日报》，亲自拟电文、打电话，直接抓生产、运输调度工作，但终因动乱的全局而无法挽回经济上的混乱倒退的形势。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周恩来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开始后非常混乱，到十二月二十七日，仍然没有结果。周恩来感到非常疲惫。他忧虑地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三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后来，只好要余秋里先搞一个明年第一季度的计划安排方案，提出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下达。在一九六九年第一季度快要结束时，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讨论一九六九年度计划纲要。周恩来亲自审查修改，并到会上作报告。其中针对林彪、江青等人搞的形式主义，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语录已发行了七亿多册，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已做了二十二亿个，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作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
这期间，周恩来费尽力气同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行动做斗争。一九六九年七月，周恩来出面制止了林彪要将一原子能工厂从一线搬迁到三线的可能会导致毁灭性灾难的破坏性计划。一九七○年二月，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合理的规章制度还是要，废除了不行。那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三月份，他又重申了这一观点。一九六九年起，全国工农业生产状况稍有好转。但“左”的错误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盲目冒进的倾向相当严重。
到了一九七○年，党内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复杂。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于是，图谋提前接班。
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三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上林彪一伙突然打乱会议原定议程，提出要讨论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的野心充分暴露。这个问题成了一个十分紧要的问题。周恩来再次在党内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又开始了紧张而繁忙的工作，有一回因连续工作达三十六个小时之久而昏厥过去。苏醒后他又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他主持华北组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的问题。随后又投入更为紧张的工作，最终粉碎了林彪的夺权阴谋。
一九七二年，周恩来被查出了膀胱癌，一直拖到一九七三年才治疗。这之后，周恩来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没能认真地停下来治疗疾病。在医院里还不断地找人谈话、听汇报、作指示。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月间，周恩来在一次手术后对他的老卫士乔金旺说：
“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听之令人心酸。
在总理病重住院之后，江青一伙再次对他发动了围攻。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代的儒”。在天津，江青说：“批现代的儒”、“批党内的大儒”是重点。她给一个社员改名“周克周”，露骨地说要“用我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其用意十分明显。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议重新起用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于是邓小平又再次成为江青一伙的围攻对象。江青利用“风庆轮”事件发动了攻击。周恩来又一次被他们推到了“绞刑架”上。
有一次，周恩来对一位前来探望他的烈士的子女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三二）保护贺龙元帅
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林彪一伙就诬陷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之后，康生、江青分别到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诬陷贺龙调兵搞“二月兵变”，煽动学生造贺龙的反。从此，我（即薛明——编者注）家就没有安宁过。家被抄，孩子们也躲到亲友、同事家里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体委造反派斗荣高棠那天，贺龙去接周总理一块去体委。见面后，总理亲切地握着贺龙的手说：“你血压高，我还是建议你休息。”我们深知总理是为了保护贺龙才提了这个建议的，但由于贺龙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起因不清楚，对全国乱成这个样子不理解，又感到不放心，觉得不应该休息。他说：我干了一辈子革命了，怎么怕群众呢？把我保起来不行，还是想工作。总理从贺龙犹豫的眼神中看出他心有疑虑，便诚恳地说：“工作我替你顶着，不要紧。你休息吧，保重身体第一。”体委的造反派对贺龙也是纠缠不休的，听了总理的指示不敢违抗，也就同意贺龙休息。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总理派人把贺龙和我安排在钓鱼台住。我们刚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早，就接到总理办公室来的电话，叫我们马上离开那里。原来康生、江青也住在那里。按总理安排，我们转到新六所住。但是体委、政治学院的造反派很快知道了我们的住处，又跟踪而来，整天闹得不可开交。东交民巷的家也被造反派进驻了。贺龙很气愤，说：“群众还不知道我呀，我也了解群众。我不怕，我要回去一趟。”我对警卫员杨青成说：“是总理安排我们住在这里的，要回去，还是告诉一下总理好。”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贺龙到西花厅见到周总理，讲明情况后，总理说：“你不要去，我顶着。”说着他马上把电话接到东交民巷我家里，严厉地对造反派说：“找你们的头头，我是周恩来。我是总理。你们到贺龙家里去，呆在那里，这不好吧？这不像样子嘛！你们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晚七点钟，我在大会堂接见你们！”总理讲话后，他们马上就撤走了。当时的天下要没有总理支撑真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呢！总理又对贺龙说：“不去，不管他，你不要接他们的电话。”
当时正是“一月风暴”，社会上很乱，总理对贺龙的安全放心不下，一月十一日凌晨，又安排我们两人住在他家西花厅的前厅。床是我们到后临时搭的。在西花厅住时，我和贺龙亲眼见到了总理日夜操劳的情景，他天天夜间出去工作。我和贺龙都睡不着，每天黎明前都趴在窗台前，盼着总理早点回来。当时正值隆冬，分外寒冷，每天天快亮时，才看见总理的汽车缓缓地从外边开回来。总理太疲乏了！太劳累了！看到这些，我和贺龙心里难受极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对老帅们采取冷攻，对总理是搞热攻，车轮战，使他不得休息。
贺龙住在西花厅，心情很不安，总觉得总理天天为国家操劳，他却躲在西花厅休息，很不是滋味。总理工作这么紧张、劳累，有时还抽时间到我们的住处看一看，每次来后，都对贺龙说：“你就安心住着吧。”有一次，总理坐着坐着，就说：“我就在这儿吃饭吧。”我便告诉服务员，把饭给总理端过来。总理的饭也很简单，两个菜。总理边吃边说：“我实在没时间。”接着又说：“薛明，你给我念念报纸吧，我连看报纸都来不及。你给我念念报道，或当天的社论。”又问贺龙：“你看过报纸了吧？”贺龙说：“看过了。”“那我们两人一块再听听。”我说：“我念得慢啊。”总理说：“我喜欢听慢的，现在年纪大了，念快了，记不住。你就慢一点念吧。”总理一边听我念报纸，一边吃饭。我边读着，边想，总理啊，你吃饭都没清静的时候啊！
“一月风暴”的飓风，也刮进了中南海。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周总理和李富春同志一起找贺龙谈话。总理说：“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主席不是也说嘛，要保你。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是两派，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你可能不习惯，也许过些时候就习惯了。你缺什么东西告诉我。”贺龙和我虽然并不了解周总理与林彪一伙斗争的内幕，但知道周总理的处境太难了。谈话结束后，周总理紧紧握着贺龙的手，难舍难分地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时我去接你。”稍停了停，周总理又说：“家里的事，我顶着。你就别管了，我已安排好了。你不要着急，杨德中护送你，夜间再走。”贺龙怎么也没想到，此去道路坎坷，荆棘载途。他更没想到，这次分手竟是和周总理最后的诀别！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凌晨三点钟，我和贺龙离开了西花厅，由杨德中和贺龙的警卫员杨青成护送，乘红旗轿车朝玉泉山驶去。天蒙蒙亮时到了玉泉山。后改乘小吉普车，这时车上就只有贺龙和我及护送我们的杨德中了。汽车一直开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这是建在山腰间的一所平房院落，里边的房子很不错。除了担任警卫的战士，就只有贺龙和我两个人。
我们走后，林彪、“四人帮”一伙到处打探贺龙和我的去向，多次闹着要“揪斗贺龙”，要“打倒贺龙”，都遭到了周总理义正词严的回绝。二月十八日，周总理嘱秘书告国家体委造反派，周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二月二十二日，周总理继续嘱告秘书向体委传达：“总理不同意召开大会批斗贺龙同志，因为中央至今未批准此事。”
刚到象鼻子沟时，杨德中不断代表周总理去看望我们，他每次来，贺龙都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放，问杨：“总理好吗？让总理放心吧。”杨每次都转达周总理对我们的问候：总理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嘱咐贺龙利用休息时间，好好学习学习，练练字，学学毛主席的著作。他还说，周总理估计你坐不住，不习惯这个环境，过一段会习惯的。你若有事，找总理。自此，贺龙真的练起字来了，练得还很认真。
一九六七年国庆节后，贺龙高烧至四十度，吃饭总吐。周总理知道后嘱速送三○一医院治疗，但遭到江青反对，只好送到二六七医院，安排住在传染科。二六七医院归警卫一师管。住院时，杨德中和警卫一师的人去探视他。出院后，杨德中又去看了贺龙，同时带来了周总理亲切的关怀和问候。周总理说，山沟里的温度底，比城里凉，要早烧暖气。周总理是怕贺龙再感冒。贺龙紧紧握着杨德中的手激动地说：“听到了总理这亲切感人的话，就好像见到了总理一样。”贺龙非常感激周总理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此后，我们和周总理的联系就中断了。
贺龙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林彪一伙更加紧了从政治上生活上对我们的迫害。实际上，他们不是在整贺龙一个人，是在整周总理。在临离西花厅时，我悄悄地把西花厅的电话号码记在了手心里，以备日后有急事时和周总理取得联系。到象鼻子沟后，开始杨德中常去，还没感到没电话的困难。自和周总理断了联系后，才感到没电话的困难。贺龙曾叫我悄悄地去看看哨兵的电话，能不能趁他们不注意时，把电话拨出去。一看才知，哨兵使用的是手摇电话，我们连电话也拨不出去了，和周总理再也联系不上了，心里真难受啊！在此，我们一直住到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贺龙被迫害致死。贺龙去世后，只有一条白色的床单覆盖着他那魁梧的身躯。贺龙的遗体是被秘密火化的。
贺龙含冤去世后，我又回到了象鼻子沟。林彪一伙对我的迫害并未终止。他们先用木板把窗子钉死，不让阳光透进来，日夜用大灯泡照着我，不能入睡。而后又把我押送到颐和园旁边的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四连。继之又把我押送到贵州省某空军干校，进行了残酷摧残。
约在一九七一年十月的一天，北京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说：“你是老薛吧？”怕我没听清，又稍抬高声音说：“你是不是薛明啊？”我疑惑地望着来人，没吭声。另外一个人说话了：“你别紧张，我们不是他们那伙的。林彪和叶群叛国出逃，已摔死在蒙古了。他们完蛋了。”听到这里，我赶紧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不是一伙的？”他们亲切地说：“是周总理让我们来找你的。为寻找你，我们四处查访，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一听是周总理派他们找我的，热泪顿时流下来了。他们告诉我：“叶群的一些事你知道，贺龙最后的日子里，也只有你在他身边。周总理要你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写出来，报告中央。”我心里热乎乎的，可盼到这一天了。回来以后，我眼含泪水，写写停停，到一九七八年终于写好了《向党和人民的报告》。有一次，邓大姐听我讲完报告的内容后说：“这些材料要是总理听到了，他会非常难过的。”
回到北京后，国务院安排我住在新疆办事处。周总理派科教组组长刘西尧来看我。他说：“我代表总理，向你一家问好。希望你一家团圆。”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不久，我和失散五年的孩子们也团聚了。和儿女团圆时，我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一个挨整的印象，而是觉得心里踏实了，觉得贺龙平反有希望了。
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关心贺龙的平反昭雪问题。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当讲到贺龙同志时，毛主席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和邓小平谈话时说，要给贺龙平反。邓小平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
一九七四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贺龙平反前，周总理让邓大姐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要找一找贺龙的骨灰在哪里！”作为贺龙的亲人，我是多么希望能够找到啊！此后，邓大姐还曾两次来我家中。第一次来，了解我和孩子们的生活及健康情况，虽没明说要给贺龙平反，但邓大姐来本身就是个态度，希望就很大了。邓大姐第二次来我家，带来了周总理的问候，希望我保重身体，不要太难过，要向前看。邓大姐还说，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不登报，是中央的意见。我说：中央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办。
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在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时候，中央举行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那天，周总理抱病去参加了。事先，邓大姐来电话打过招呼，说：“总理也许来，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我将邓大姐的话告诉了亲属们。我和儿女们刚进休息室不久，就听到了在休息室外周总理的声音。他大声喊我：“薛明，薛明啊！”门被推开了，周总理走进来，我急忙迎上去。周总理紧紧地搂着我，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说着，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我望着周总理那被病折磨得消瘦的脸颊，激动地只说了一声：“总理，我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这时，我的女儿晓明走过去，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啊。”周总理抬起头来，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顿时，整个休息室里一片哭声。这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悼念活动。周总理严肃地站在贺龙同志的骨灰盒面前，连续鞠了七个躬。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为贺龙同志致悼词。周总理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贡献。”“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听着这深情的话，我抬起泪眼，望着贺龙的遗像，在心底里默默地说：贺龙，总理了解你，人民爱戴你，党信任你。你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一三三）一张名单的前前后后
一
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其波及面之广，打击面之宽，斗争方式之残酷，时间之长久，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罕见的。“文革”初期，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蛊惑而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像汹涌的浪潮席卷中国大地。一大批年轻、幼稚的红卫兵在“左”倾错误指导下，弃党的领导、党的政策于一旁，横行无忌地乱揪、乱斗、乱抄、乱抓。大批党外朋友被卷入了这场灾难的旋涡。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夜间，北京大学经济系红卫兵大约三十人闯入原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章士钊的住宅。他们手持“红宝书”向章老全家宣读毛主席语录，旋即，开始了一场所谓的“革命行动”。在查抄过程中，直至发现了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合影及写给章士钊的信札后，情势才稍稍缓和。章士钊在这场惊吓之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红卫兵来抄家的粗暴情景，恳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三十日，毛泽东收到这封信。阅后在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毛泽东八月三十日
当天，章士钊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送到了周恩来手中，他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并对章士钊采取了三条保护措施：一，把抄走的东西送还章士钊；二，派警卫部队的两位同志到章士钊家，劝阻再来抄家的红卫兵；三，将章士钊秘密送到三○一医院给以保护。同时，周恩来想到了与章士钊处境相同的大批党内外干部和统战朋友，对这些同志也需要立即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就在三十日这天，周恩来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这张名单首先提到了十三位高级民主人士，他们是：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和李宗仁。同时，也包括了国务院、人大常委会、政协等首脑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
围绕着对这批高级民主人士的保护工作，周恩来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勇气，开始了一场特殊的战斗。
二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就密切关注着民主人士的安危，他凭着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工作。当时，正值酷暑时节，张治中等几位老先生在北戴河避暑疗养，周恩来马上想到他们若回到北京，可能会碰上红卫兵抄家这种事。因此，他及时派中央统战部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去，向几位老人打招呼，让他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这实际是保护性工作的开端。
毛泽东批示下达后，周恩来就更有把握地办这些事了。他多次找有关人员商量具体办法，根据被保护人的不同情况，对他们采取了多种形式的保护措施。
周恩来考虑到，这些人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性格倔强，不堪受辱，若在家中，万一照顾不到，发生意外，会给党带来很坏的影响。因此，他委托可靠的同志去做说服工作，动员这些人暂时离家避一避；同时，通知三○一医院准备接收这批人住院，对他们加以保护。在医院里，他派部队的同志作警卫，安排医务人员照顾他们的生活。为了防止红卫兵追踪而来，他特别嘱咐要秘密护送。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到被保护人家中接人时，不告诉其家属到什么地方去，只允许一名秘书跟随照顾，并要求被保护人改用假名字。对张治中、程潜、章士钊、李宗仁都采取了这种保护办法；对郭沫若亦采取相同措施护送到外地，直至形势好转才将他们送回家中。
对思想不通或因其他原因不肯离家的人，周恩来改换方式加以保护。他派解放军战士或公安人员身着便装，臂带红袖章，到被保护人家中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同时，与当地派出所和所在机关的同志取得联系，请他们予以协助。对傅作义、邵力子、蔡廷锴、蒋光鼐、沙千里等都采取了这种保护措施。
此外，周恩来还着重抓了对宋庆龄的保护工作。建国以后，宋庆龄同志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每年只有九月回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在北京住宅短住一个时期。“文革”之初，林、江反革命集团在上海兴风作浪，形势特别乱，周恩来认为宋庆龄在上海不安全，因此，非常恳切地劝她住到北京来。为确保宋的安全，周恩来指示杨德中主管宋宅的各项工作，由公安部、公安局、派出所三方面协同警卫。他还亲自找红卫兵谈话，做说服、教育工作，平息了上海、北京两地冲击宋宅的风波。
在周恩来关怀、保护下，这十三位高级民主人士安全度过了红卫兵运动的高潮。
三
但是，在那动乱的岁月中，这些民主人士有谁能在家或医院“静心养病”呢？社会上、家庭中、朋友里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和变化莫测的现象，使他们中的一些人终日缄口不语，积郁成疾，怀着苦闷的心情离开了人世，有的人连一句遗言都未留下。周恩来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挂在心上。因此，他的工作并没有停留在安全保护上，而是从各方面关怀他们。他不仅邀请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政治上给以信任；在他们病时积极组织力量治疗和抢救；在他们去世后妥善处理后事，并且对他们的遗属关怀备至。这就使党的温暖浸透了他们每一个家庭。其中最感人的是对傅作义先生及夫人的关怀。
一九七三年，傅作义病情严重，周恩来亲自劝他住进医院。为让他心情愉快地配合治疗，周恩来请他以个人名义邀请商震回国；安排他会见美籍教授、专栏作家赵浩生等。通过这些，使他精神振奋起来，更加感到应该多做一些工作来报答党的关怀。
一九七四年初，傅作义病情恶化，周恩来指示卫生部组织医疗小组抢救。他常常在深夜找大夫去，询问傅的病情，商量医疗方案。在决定为傅作腹部开刀插管术时，他叮嘱医生一定要仔细，不要引起感染。这一时期，正是周恩来处境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江青、王洪文等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所指人人皆知；另一方面，他本人的病情日益加重，身体十分衰弱。但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他全然不顾自己。四月，傅病情转危，他闻讯立即赶到医院。在病床前，他拉着傅的手亲切地说：傅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有功的。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里，在即将辞世的老人的心灵中，有什么比得到这样公正的评价更为宝贵呢？傅眼含泪花，点点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傅去世后，周恩来拖着病体主持了追悼会。会后，邓大姐代表周恩来看望了处于极度悲痛中的傅夫人——刘芸生。周恩来不仅安置了她的生活，解决了生活费和住房问题，并且在政治上关心她。一九七四年九月，周恩来在病卧在床的情况下，亲自给中央写信，提请傅作义等四位起义将领的夫人参加国庆招待会，在国内外很有影响。
四
在保护民主人士的过程中，周恩来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林、江反革命集团疯狂迫害民主人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要通过整倒一批民主人士来获取打倒一批老干部的口实。张治中与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的牵连就是典型的一例。
“文革”初期，林、江反革命集团唆使红卫兵多次到张治中家查抄，逼他交待“反动历史”。在周恩来干预下，张治中受到了保护。因为有毛泽东的批示，他们不好公开找“岔子”了，但其阴谋活动始终没有停止。一九六七年初，全国开始了“揪叛徒”的妖风，其中有一例骇人听闻的冤案，就是“新疆叛徒集团案”。江青、康生硬说这批同志是勾结张治中，隐瞒历史回到延安潜伏下来为国民党做事的。为了找到“证据”，他们继续在张治中身上做文章，抓不到本人，他们就追查张治中的秘书。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在新疆与盛世才建立了统战关系，陆续派了一批干部到新疆工作。一九四二年，在国民党反共高潮影响下，盛世才投靠蒋介石，逮捕、关押了我党一大批在新疆工作的同志。一九四五年，国共两党达成《双十协定》，其中有一条是释放政治犯。协定签订不久，张治中被蒋介石派往新疆解决三区的暴动问题。根据中央决定，周恩来在张治中离渝前夕，亲自到上清寺张公馆，请他依协定精神释放在新疆的这批同志。张治中欣然答应。到新疆后，在屈武协助下，这批同志不仅获释，而且在张治中派人护送下安全回到延安。为此，朱德曾写信给张治中表示感谢。
对林、江反革命集团这种无视历史真相的作法，周恩来非常气愤，他挺身而出，指出新疆这批同志出狱是党中央提出，由他出面向张要求，由张的部下送回延安的。同时，他多次列举张治中三上延安的历史，说明张治中与我党团结合作的关系。
周恩来在林、江反革命集团煽动极左思潮的疯狂岁月中，能排除各种阻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且能在极度混乱中为民主人士排忧解难，是与他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也必须坚持统一战线这一原则分不开的。周恩来认为：我们与党外朋友既然过去一道共事，现在进行建设，就应该继续团结下去，社会主义建设搞成以后，将来一同进入共产主义。“文革”中，他坚持这一认识，他在多次谈到要保护这些人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这种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周恩来提出保护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
周恩来认为，党外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联系或影响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群众，通过同他们的合作，可以团结一大批人促进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因此，解放后，他多次讲过统一战线工作不但不能停下来，而且要有新的发展。
周恩来在“文革”中坚持了“统一战线还要继续搞下去”，“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他所起的作用，正如胡耀邦所讲：使许多朋友理解和原谅了我们的许多失误，增强了对我们党的同情和信念。今天，当我们看到那些在“文革”中受到保护的朋友和他们身后一大批人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台工作的舞台上时，心中不禁升起对周恩来的怀念之情。
（一三四）大树阴深荫弱苗
周恩来同志和张文白（治中）先生是老朋友，从大革命开始，几十年来基本没有中断联系。一九四五年，在张治中先生第二次赴疆与三区革命人民代表进行和谈的前夕，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亲自到上清寺桂园张的家中当面嘱托，请他到新疆后设法营救、释放我党在那里被捕的一批干部。张治中完成了周恩来同志的嘱托。解放以后，周恩来和张治中来往依然十分密切，“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又很好地保护和照顾了张治中先生。我（即余湛邦——编者注）是张治中先生三十年的机要秘书，亲自经历了这样几件事：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抄家闹得很凶，当时张老在北戴河。周总理考虑到张老个性刚强，回北京碰上这种事情容易出问题，便马上通知统战部派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跟张老等打招呼，解释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大革命”。这种作法实际是让张老这批人有思想准备。
我们八月底回京，刚到家红卫兵就来了。幸亏周总理已采取了保护措施——卫戍区派了一个连队和一个营部住在张老家附近。当时住在这一带的还有许多高级民主人士。战士们身着便服，佩戴红袖章与前来的红卫兵周旋。红卫兵先后到张家五次，第一次是来抄家，张老躺在沙发上不作声。第二次来抄家时，张老正好从医院回来，躺在靠椅上休息，红卫兵指着张老的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老没有碰到过这种粗暴的事，因此很生气地从靠椅上颤抖着站起来说：我的历史你们可以去问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房间里的气氛十分紧张，但由于我们事前做了准备，让警卫员、服务员保护性地围在张老身边，他们没敢动手。张老被抄家后，周总理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中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再去了。这实际是保张老过关。但是这些红卫兵由于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唆使，三番五次要揪张老。总理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必须采取措施，于是就让周荣鑫找了一位负责同志把张老送到三○一医院保护起来了。当时只允许我同他联系。
一九六七年，在全国揪叛徒高潮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从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康生在某场合说：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团，他们和张治中勾结起来隐瞒历史回延安的。康生之流明明知道这件事是总理出面委托张老办的，硬要这样做，实际就是要利用这件事整总理。所以张老虽然被保护起来，他们仍不死心。他们知道我和张老的关系，就把矛头对准我，想从我这里找到整张老和总理的材料。那时我每天去三○一医院向张老汇报情况，送报纸。他们就派人跟踪我，找到我的家。抄了家之后又把我揪到学校，让我交代历史，最后又以所谓公安六条精神为理由坚持要赶我走。我怎么解释都没用，只好给总理办公室值班室打电话，并请张老给总理写了信。总理立即派一名联络员给红卫兵做工作，说：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这样，我才被保下来。同时，总理在一次接见红卫兵讲话中驳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蔑之词，指出：新疆那批同志出狱是党中央提出来，我向张治中要求，由张治中先生的部下送回延安的。这批同志没有问题，党中央是做了结论的。他还提到：宋总司令曾亲笔写信感谢张治中先生，并赠送了延安的羊皮筒子和毛线。至此，这件事才平息下去。总理不仅保护了革命干部，也保护了张老，保护了我。
张老的身体原来一直很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精神上的摧残使他的身体很快垮了。那时他心中满是问号，找不到答案，因此整天郁郁不乐，一言不发。大概是一九六八年国庆节，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主席时就对主席说：主席呀，你跑得太快，我们跟不上了，现在打倒的不止百分之五了吧？这时他已身患重病。不久，张老病危，他十分思念亲人，我们就请示总理能否让张老女婿（当时张老的两个女婿和一个女儿都被隔离审查）出来见见面，总理马上派人与专案组交涉，使张老病逝前与家人团聚。一九六九年四月六日，张老去世，总理亲自主持了告别仪式并致了悼词。以后总理又从我手中将张老的许多机密文件索去妥善保存起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总理尽最大努力保护了许多老干部和高级民主人士，张文白先生仅是其中的一个。总理好比是棵大树，荫庇了许多人，真是大树阴深荫弱苗。
（一三五）“二月逆流”始末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在中南海怀仁世的会议室里，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议，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有关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进行了全面摊牌，展开了尖锐斗争。
二月的怀仁堂会议，是双方斗争发展的最高潮。所谓“大闹怀仁堂”，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一伙反党阴谋家、野心家进行的搏斗，他们怒火喷涌，拍案而起。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三时的碰头会上，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首先站起来讲话。为党和国家命运感到无限焦虑的老帅，气愤地向坐在对面的陈伯达一伙，义正词严地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这锋利的投枪，击中一群小丑的痛处。他们一阵阴阳怪气，唧唧喳喳。
坐在叶剑英同志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同志，激愤地拍着桌子，痛斥陈伯达一伙：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同志接着又质问他们说：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叶剑英同志幽默地嘲弄陈伯达说：
“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这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戳穿了林彪一伙篡党乱军的阴谋。围绕着这个焦点，双方一直进行着斗争。
三天之后……
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前来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同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夺权”黑风的张春桥。谭震林同志问他：
“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谭震林同志所以提出陈丕显同志来京的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同志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
周恩来同志排除多方阻拦，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在当地被无理扣押着。陈丕显同志就是一个。张春桥听了，铁青着脸，打官腔说：
“群众不答应呵！”
“群众？”谭震林同志严肃地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党？党不管用了。”张春桥翘仰着脸：“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说得多轻巧！千万干部的命运就这样被他们决定了？一股怒火在谭震林同志胸中燃烧着，他激愤地指着张春桥：“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呵！？”
谭震林同志一进屋，就再次提出陈丕显同志回京的问题。
“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四人帮”惯于打着“群众”的招牌，把群众运动变成“运动”群众，假借“群众”之手，推行他们的罪恶阴谋。谭震林同志见张春桥故意推脱，马上打断他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同志激愤地接着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谭震林同志谈到一些干部子女被冲击，他说：“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
谈到一些所谓造反派时，谭震林同志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农口决定一部分渔轮，轮流回港学习，抓革命、促生产。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是，因为没有经过中央文革，陈伯达就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谭震林同志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有一点反对毛主席！”
这时，负责公检法的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保谭震林同志的。
“我就是不让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说着谭震林同志愤怒地站起来，走着穿衣服，边走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同志要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同志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谭震林同志走了几步，转回身子，面向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陈毅、谭震林同志是并肩驰骋江南、华东的老战友。他们在风雨里，在炮火下，在一条战壕里，度过多少春秋！今天，他们和其他老同志，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战斗。
耿直、爽朗，襟怀坦白的陈毅同志接着发言。他针对林彪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斥责说：“这些家伙上台，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
陈毅同志停一停又说：“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把班交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是搞修正主义吗？”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老总就多次和他们进行斗争。当林彪一伙唆使一些人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刷大字标语，恶毒攻击朱德、贺龙等同志时，陈老总就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历史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