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同志讲到党的传统，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看到许多单位发生残酷虐待老干部的事，余秋里同志拍着桌子，大声疾呼：“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照这样干法，我就不去！”
倒向林彪、“四人帮”的谢富治，妄图插话辩解。李先念同志驳斥他说：“你不要和稀泥！”接着，他愤怒谴责林彪一伙破坏党的传统，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法西斯罪行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想到许多老干部被林彪一伙整残整死，谭震林同志又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
谢富治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时，谭震林同志驳斥他：“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我也哭过三次。”李先念同志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全国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周恩来同志当即质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假装不知，回答：“我没有看！”
周恩来同志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惯于耍阴谋的康生，当面撒谎欺骗大家。事实上，这篇煽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社论，不仅是他和陈伯达指使写的，而且写好后还经过他的亲自审查。
在碰头会上，我们尊敬的共产主义老战士，就这样同一伙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进行英勇战斗。老将们铿锵、锋利的语言，像锋利匕首直刺林彪、“四人帮”的心脏，剔肤见骨地揭露了林彪一伙的罪恶，伸张了革命的正义，是代表全国人民对他们进行的审判和控诉！
在党的会议上，畅所欲言，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常合理的事情。可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他们窃取的地位和权力，一手遮天，大兴问罪之师。为了进一步夺权，他们一方面继续在全国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对与“二月逆流”有关的一些老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恶人先告状”，就在二月十六日的当天夜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根据康生的指使，来到人民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
出于显而易见的目的，这份《记录》有许多歪曲、篡改、断章取义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带着这份《记录》，来到中南海，用欺骗、夸大的手法，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中央碰头会上，老一代革命家们怎样向他们这伙小丑进行斗争。
毛泽东同志抽着烟，静静地听着汇报。
张春桥讲到谭震林同志拿起衣服要走时，毛泽东同志说：“他不愿干，让他走嘛！”
张春桥歪曲陈毅同志的讲话，挑拨说，陈毅同志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毛泽东同志一听反对延安整风运动，立时恼怒起来，气冲冲地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延安整风有很大成绩。整风期间，康生大搞逼供信，把革命同志当作“特务”批斗、抢救，伤害了许多好同志。碰头会上，陈毅同志根据文化大革命中绝大多数干部都被迫害的事实，联系历史的教训，提醒不要重复过去“左”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情况。
陈毅同志仗义执言的讲话，正刺中了康生的痛处，像挖了他的祖坟，引起了他的宿仇。于是，他立即唆使张春桥等人，连夜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故意扩大事态，挑起毛泽东同志的愤怒。
与康生的态度截然相反，主持碰头会的周恩来同志，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全党利益出发，则竭力使事态不要扩大。事过三天之后，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碰头会的情况。这就把惟恐天下不乱的林彪一伙，更加触怒了。
怀仁堂的会议室里，连日紧张举行会议。林彪一伙咆哮如雷，向敢于坚持党的原则的老一代革命家们，进行围攻批斗。
他们疯狂地叫嚷：“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反对毛主席！”
“你们是不是想叫王明回来，恢复王明的投降路线吗？”
“能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吗？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攻击没有党的领导，就是反对毛主席！”
康生挥着手，气急败坏地嚷叫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江青妖里妖气，晃着脑袋：“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
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种种帽子、棍子，一齐向老帅们飞来。
在怀仁堂的会议室里，他们一连对李富春、叶剑英、陈毅、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同志等老一代革命家，围攻批斗了半个多月。康生指着徐向前同志凶恶地叫嚣：“徐向前呀，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呀！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要反党吗？”
他边说边抽烟，口角溅着白沫：“毛主席发怒，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你们提意见，就是反毛主席嘛！”
在批斗会上，谢富治尖着嗓子喊：“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反革命复辟……”
他们恶毒污蔑老帅们在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叫嚷什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叛徒、内奸、特务”。
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惯于给人戴大帽子。什么“俱乐部”呀，什么“黑干将”呀，什么“联络员”呀等等。陈毅同志兼任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常到两个机关开会，康生便污蔑陈毅同志是“联络员”，有些高级干部住×××医院，他就骂什么：“×××有妖！”余秋里、谷牧同志积极支持老帅，他就说：“二月逆流还有两个小伙计！”
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协助周总理处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国务院工作的业务组长，经常通宵不眠工作。他说：“我再不抓，周总理的压力就更大啦。”
几个副总理常到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因此就污蔑他是“俱乐部主任”。李富春同志回答这位“帽子工厂”的老板说：“好呀，那你就组织专案审查吧！人有嘴，话总是要讲嘛。”
在林彪、“四人帮”的淫威下，在党的民主被遭践踏的日子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全局出发，按住心中的怒火，忍受着冤屈，也说了些“违心”的检讨话。
与这次批斗会相配合，林彪一伙在社会上大规模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谭震林同志曾因写信给中央揭发江青，称她是“今日中国的武则天！”希望对她提高警惕。江青听了暴跳如雷，对谭震林同志等恨不得一口吞之而后快。
三月六日，她立即叫戚本禹和谭厚兰密谋商量，决定“反击‘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开刀”，“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相继制造了冲击农业展览馆和冲击工业学大庆展览的事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谭厚兰带着受操纵蒙蔽的一千多北师大学生，向北京农业展览馆冲来，制造了冲击“农业学大寨展览”的事件，喊出了“打倒谭震林”、“谭震林的黑报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谭震林欺骗毛主席，罪该万死”的口号。在农展馆，他们不仅抢走大批文件，还当场揪走了农业部代理部长江一真同志。
三月九日，陈伯达在一次军级以上干部会上，叫嚣什么现在全国自上而下，各级都有反革命复辟现象，提出要迎头痛击“复辟资本主义逆流！”
三月十日上午，王力、关锋、戚本禹及谢富治亲临农展馆，向占领农展馆的谭厚兰等慰问打气。他们一起高举双手，狂叫着“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
在这前后，康生也赶到这里。他摇头晃脑地在农业学大寨展览馆里转了一圈，然后说：“展览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煽动青年冲击大寨展览。而人们清楚记得，这个展览除两次经周总理亲自审查外，正是他代表中央专门审查批准的。
三月十四日，在林彪、陈伯达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十万学生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反击“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五位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三月二十日，林彪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疯狂叫嚷，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这一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走向何处去，决定中国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命运。”他混淆黑白，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进一步煽动，把反击“二月逆流”推向全国各地。
乌云可以一时迷漫天空，但终究遮不住阳光。正当反击“二月逆流”甚嚣尘上的时候，喜出望外的事情发生了。
一九六七年五一节前夕，四月三十日的夜间，毛泽东同志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同志，来到自己家里。在书满四壁的会客室，毛泽东同志同大家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泽东同志逐个问了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情况，然后说：“今天开个团结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
毛泽东同志手里夹着一支香烟，一边抽，一边和悦地说：“开初，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闹怀仁堂’。后来，我听了几次汇报，才搞清楚了。”
毛泽东同志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望着这些曾与他一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打天下的战友，说：“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帅发牢骚嘛。”
毛泽东同志坐在沙发上，微微侧着身，用热烈的目光注视着大家。
“噢！这些话，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阴谋，不是阴谋。”
接着又说：“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对我讲嘛！”
屋里，扬起一阵笑声。老帅们严峻的面容上，重又露出了笑容。同志间过去那种紧张的空气，突然缓和了。雅静、明亮、宽敞的会客室，洋溢着老战友们亲切、团结的气氛。
就在这天夜里，周恩来同志亲自拟定了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的名单。经毛泽东同志批准，请李富春、叶剑英、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同志，和首都人民一起，欢度五一节。
（一三六）“七·二○事件”前后
从一九六一年起，我（即高振普——编者注）开始作周恩来的警卫员，直到他老人家去世。如今，周恩来离开我们快二十个年头了，我也已近花甲之年，但是和周恩来在一起的往事仍常常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一九六七年武汉发生了闻名全国的“七·二○事件”。在这事件的前后，我曾随周恩来两赴武汉。
“文革”的第二年，毛泽东决定去武汉长江游泳，周恩来先期到达武汉长江岸边察看地形，确定下水地点、游泳路线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百一十八厅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
散会后，在回家的路上，周恩来对我说：“毛主席要去武汉看看，准备再去长江游泳，会上决定让我先去一趟。你们也准备一下。”
我意识到这是叫周恩来为毛泽东去武汉先行安排一下。
在全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人们以对领导人的观点不同而分为不同的派系，派与派之间，人与人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有时会转化，但多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积越深，闹的人们互不信任，甚至于家庭分解，夫妻离异。
那时党组织不起作用，政府机关被冲垮，公安机关已瘫痪，是以派代政。
武汉的情况更为突出，“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两大派别，主宰着武汉的局面，当地驻军也被卷入。在这种形势下，能不能保证毛泽东在武汉的安全和顺利再游长江，谁也没有把握。毛泽东决定了的事也不会改变。谁能与这两派群众说上话，谁说了话他们才能听，除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当时就数周恩来了。只有周恩来去一趟，亲自安排，才会确保毛泽东这次行动的安全。周恩来也想借这个机会亲自看看武汉的情况，解决武汉的问题。
十四日凌晨两点钟左右，周恩来坐上了空军专机。四点以前飞机抵达武汉。当时的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前来迎接。我们乘车到达武汉空军司令部时已是早晨五点多钟了。天虽已大亮，官兵们还没有起床。
周恩来和同行的人到会议室落座。室内很闷热，尽管两个电扇不停地吹，也没能给我们带来凉爽。几分钟后我们已是汗流浃背。周恩来询问武汉各派的情况，以及武汉的社会治安现状。我们看房内人员较多，室内温度太高，就向刘丰建议，减少参加会的人员。刘丰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请一部分同志退出会场到另外房间休息，又指定几名同志去安排下一步的行动。周恩来对我们这样做很满意。他向留下的几位负责人，交待了毛泽东来武汉的具体时间和再游长江的设想。
吃早点时，周恩来只吃了一个用盐水煮的鸡蛋，就由刘丰等陪同去省委招待所（即东湖宾馆）。
时间尚早，路上行人不多，我们很快就到了东湖宾馆百花一号楼。这栋楼周恩来过去住过，那是一九六一年和刘少奇、邓小平同住在这座楼里。
我们走进楼房，服务员三三两两正在聊天，看到总理进来了，他们感到有些突然，看来事先没有接到通知。周恩来主动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候。他们的紧张情绪消除了。他们把周恩来请进了一个会议室，室内很热，我又看看温度表是摄氏三十四度，似乎更加感到透不过气来。我看看手表，是早晨八点多钟，心想，早晨八点多钟就这么热，到了中午会热成什么样子啊！我问一位服务员有没有冷气，他说发电厂今日不送电，哪里来的冷气，什么时候送电他也不知道。我真为周恩来的身体担心。
周恩来召集李作鹏、陈再道、钟汉华、刘丰等还有军区、空军的负责人开会，详细布置了毛泽东来武汉的住地，以及游长江的安全工作。后来周恩来又把宾馆的负责人和服务员叫去，叫他们把梅岭一号的卫生搞好，房间布置好，迎接毛泽东的到来。周恩来一再要求他们不能有派性，要把工作想得周到，安排得细致，要绝对保密，不能出问题。
下午五点钟，周恩来到梅岭一号亲自查看为毛泽东准备的房间。
他看到守卫在门外的哨兵已被汗水湿透了衣服，便握着哨兵的手说：“你辛苦了。”哨兵激动地一时说不出话来。
周恩来又关切地说：“你可以站在阴凉处有风的地方。”
哨兵急忙回答：“谢谢总理，我不热。”
周恩来走进房间。
房间内都是按毛泽东的习惯布置的，很多东西都是毛泽东过去来时用过的，就是室内温度太高。毛泽东是晚上九点多钟到，如果房内温度太高，就不能住这里，只能住在火车上，周恩来当时也作了这个安排。周恩来对驻军的负责同志说：“你派人去电厂，了解一下停电的原因，告诉电厂，就说是我在武汉，请他们尽快排除故障，恢复向这个地区供电。”
电厂听说周总理来到武汉，要他们供电，很快答应晚八点可以排除故障，准时送电，请总理放心。这样我们估计，毛泽东到达时，室内温度可以降下来。实际上电厂六点多钟就送了电。
周恩来在武汉，不顾天气炎热，带领武汉军区、武汉空军以及武汉航运的负责同志，亲自到长江岸边察看地形，确定下水地点、游泳时的路线和在什么地方上船等，分析会出现的问题，对采取什么抢救措施等都作了很细致的安排。他指定气象部门掌握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及时通报。还用了很多时间约地方省、市、军区的领导同志开会，了解武汉的情况，研究武汉的问题。
七月十七日晚，周恩来对我们说：“这里的工作都安排好了，我们可以回去了。”说完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七月十八日上午，周恩来回到北京。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武汉被抓，毛泽东游泳计划取消。周恩来急赴武汉，飞机上坐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
七月二十日下午，周恩来在钓鱼台十六楼开会。十六楼是当时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会址。
三点多钟，我在西华厅接到卫士长张树迎的电话：“你赶快准备行装，再陪周恩来去趟武汉，一会儿总理回来见一下邓大姐就走。你先报告大姐。详细情况回来再说。”
我报告了邓大姐。大姐听后也很着急，说是刚回来怎么又去？是毛主席在武汉有什么事？她怪我没在电话里问清楚。
不一会儿，周恩来回来了，邓大姐跟着周恩来走进办公室。周恩来向大姐交待了几句。我们和周恩来就乘车去西郊机场。
机场上停着待飞的三架飞机，有一架是我们熟悉的周恩来经常坐的飞机，另外两架已关上机舱门，机舱内坐满了中央警卫团的官兵，他们是奉命随周恩来去武汉执行保卫毛泽东任务的。
我们登上飞机，我看到座机的前半部，也都坐满了荷枪实弹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看到这种场面，我真是有些紧张，不知武汉发生了什么事。
飞机很快起飞了，张树迎对我说了武汉发生的事情，谢富治被围攻，王力被抓走，毛泽东的游泳计划也被迫取消。总而言之，武汉很乱。中央对毛泽东的安全很不放心，所以还是请周恩来去一趟，把毛泽东接出来。
飞行大约四十多分钟，机长向周恩来报告，接地面报告，武汉的大街已贴出了欢迎周总理亲临武汉，解决问题的大标语，同时说，王家墩机场跑道上，停放着好多辆满载红卫兵的卡车，飞机无法着陆，只好改降备用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说：“到时看看再说。”
飞临王家墩机场，飞机降低了高度，我们看到机场跑道上的人群像一条长龙。只好改降山坡机场。这是一个军用机场。飞机着陆后，没有合适的梯子，周恩来只好从飞机自带的小梯子上走下来。他没有进休息室，说是要先打个电话。机场负责人把他引进一个帐篷，里面有一部军用手摇电话机。他让那位负责人要通了刘丰的电话，询问了一些情况，同时了解到王家墩机场的群众还没有离开。
一位同志为周恩来送来了一杯开水。周恩来接过杯子想喝，因水太热不能喝。
我赶忙接过水杯，又要了一个杯子来回折，这样水会凉的快一点。周恩来指着同来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对那位机场负责人说：“给战士们搞点水，要凉一些的。”
战士们站在飞机的一旁。他们的衣服被汗水浸透，有的脱下军帽在扇风。
机场负责人立即派人去搞水。
十几分钟后战士们就喝上了汽水。
刘丰等从王家墩机场赶到山坡机场。周恩来与他们商量进城的办法。他们不同意坐汽车，理由是路途太远，更不同意调直升机来，因为武汉很久没有直升机飞越上空了，万一有人在下面开枪，就会危及生命安全。
周恩来说：“先休息一会儿，等天黑下来再说。”
太阳渐渐落下山去，但天仍是亮的。周恩来走出帐篷，坐在一个板凳上，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向机场负责同志了解他们的生活训练情况。天不作美，一点风都没有，加上着急，在场的每个人都像洗过澡一样。
电话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电话是王家墩机场打来的，说是那里的人们已离开机场向城里的方向去了，飞机可以降落了。周恩来听后很高兴：“全体登机，返回王家墩机场。”
在王家墩机场，周恩来了解“七·二○事件”真相。天黑后，周恩来坐吉普车进城，请毛泽东乘专机离开武汉去上海
王家墩机场休息室里已坐满了人，他们向周恩来详细报告了七月二十日发生的事件的经过：七月二十日凌晨满载红卫兵的十几辆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的大院，他们很快涌向谢富治住的百花二号楼。王力等也住在里面。
谢富治、王力等是从重庆来的，他们是以中央文革成员的身份来武汉的。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集会上，对问题的表态倾向性地支持了“三钢”、“三新”派，压制了“百万雄师”派。这一派的红卫兵就冲进了东湖宾馆，要找谢富治、王力辩论。他们对王力在华中工学院的讲话中明显的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做法极为不满，要他们重新表态。这派群众冲进了楼房，拥挤着把谢富治与王力分开，谢富治被挤到一个房间，混乱之中，他们抓走了王力。陈再道后来回忆说，是军队造反派抓走的。
看样子他们是有目的的只抓王力，如果想抓谢富治也不成问题，大概因为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怕把问题搞得太大。
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王力的被抓，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紧急开会，研究武汉发生的事情。他们把围攻谢富治、抓走王力视为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对中央文革的攻击，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百万雄师”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组织，黑后台是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他们把矛头指向军区。这次由谢富治、王力一手搞起的事件就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闻名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
这样做的结果，使武汉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两派斗争更加尖锐，敌对情绪不断升级。武汉三镇像开了锅，数百辆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解放军官兵，分成几路涌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武汉形势急剧发展，孕育着一场不可估量的武斗。毛泽东在武汉的工作和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
把毛泽东从武汉安全接出来的重任，很自然地又落到周恩来的肩上。当时，也只有周恩来才能说服那派群众把王力放出来。周恩来到武汉行动的本身，也可以使那里的群众情绪稳定，有利于缓解矛盾，所以周恩来再去武汉是十分必要的。
周恩来不能停留在机场，要尽快去见毛泽东。在场的同志认真地研究着周恩来怎么由机场去宾馆的事情。城里交通很乱，曾发生过一位军区负责同志乘坐吉普车时，被手持长矛的人捅了一下的事情。幸而长矛从这位同志腋下穿过，没有伤着。他们为周恩来进城安全担心，一时想不出好办法。
周恩来很果断地说：“天黑下来后，坐吉普车进城。”
为了缩小目标，周恩来指定成元功、张树迎、乔金旺、张洪德和我几位负责安全的同志及医生张佐良、护士许奉生跟他分乘两辆吉普车，由空军的一位作战科长带路，先行进城，其他人员半小时后再走。
天黑下来，两辆吉普车飞快地向城里开去。武汉市区的秩序确实混乱，不时看到被打碎玻璃的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上，成群的人手持长矛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好像在寻找出击的目标，口号声、高音喇叭的呼叫声震耳欲聋。
东湖宾馆的一号楼内，谢富治和当地的负责同志，以及随谢富治去的全国有名的北京院校的造反派头头已等在那里。他们看到总理到了，都抢着向总理叙说七月二十日的事情。
周恩来先招呼几位负责同志到了一个小会议室，研究确定了保证毛泽东安全离开武汉的详细办法，从毛泽东出发的时间，乘坐什么车辆，行车路线以及由哪些人负责护送，都做了周密细致的布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去看毛泽东，当面报告了请毛泽东离开武汉的安排。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当晚乘专机离开武汉去上海。
周恩来在百花一号楼约请当地各方面的负责人开会，指出，抓走王力更会引起武汉两派的严重对立，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化，以后会围绕着抓王力事件展开无休止的争论。最后周恩来请军区的同志劝说抓王力的那派群众，尽快把王力放了。
毛泽东离开了武汉，周恩来发出了鼾声。院外一阵嘈杂声，警卫误以为被人包围。周恩来过问，王力被放
毛泽东乘飞机离开了武汉，周恩来才松了一口气。这时有人报告说，王力已被放了出来，被转移到空军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说，事情都已解决，我们休息一下再走。我看了看手表，已是二十一日凌晨两点多了。张树迎、乔金旺和我随周恩来走进楼上的一间卧室。周恩来上床休息。我们三个人守在房外警卫，很快就听到周恩来的鼾声。
突然，楼外传来了一阵嘈杂声。我们忙向外张望，楼外的路灯较暗，透过窗子看到院内有很多人在走动，还有人在搬梯子，我们三人原有的睡意，被这出乎意料的行动惊跑了。我们仔细观察着外边的情况。可能是职业的本能，我们误以为是被人包围了，就做了最坏的准备。
张树迎急切地对我说：“小高，下去看看。”
我警惕地来到楼下。看了看，不像是有人包围我们，就上前问个究竟。
原来是毛泽东离开武汉时专门留下十几名战士保护周恩来的。他们在清理楼房外的场地，把梯子搬到离楼房较远的地方。
我让他们动作轻一点便上了楼。
一场虚惊过去了，周恩来已睡了两个多小时。按照睡前的约定，我们把他叫醒。
我们向周恩来坦白地说：“总理，我们晚叫了您十分钟。”周恩来笑了笑问我们：“你们三个都没睡呀？”
我们说：“回北京一块睡吧。”
周恩来回：“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我们说：“准备好了，现在可以走了。”
天还没有亮了，我们仍由空军那位作战科长带路，按原定计划，先去山坡机场，接上王力一起走。这是周恩来得知王力被放出后，为防止再生事端，亲自布置的。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驶，天亮时到了山坡机场。王力已躺在一个房间里，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自食了他们一手炮制的“文攻武卫”的味道。只见他身上多处被扭伤，一只脚腕肿得很粗，护士们正为他敷药。
王力看到周恩来来了，有些激动，起身与周恩来握手，向周恩来叙说被抓挨斗的经过。
周恩来说：“现在事情都已解决，今天可以回北京了。”王力由护士和几位战士抬着上了飞机转到王家墩机场。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四十分，我们随周恩来离开了武汉，并先行到达北京的西郊机场。只见机场上站满了欢迎的群众，原来是中央文革安排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的。群众看到周恩来走下飞机，以高昂的口号声迎接周恩来。
几分钟后，谢富治、王力的飞机降落了。王力被扶着一拐一拐地走下飞机，这扭伤的脚变成了王力这个“英雄”的资本。
周恩来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到了西花厅。
“七·二○事件”所带来的后果远没有结束。陈再道、钟汉华被中央文革确定为事件的主谋，调来北京接受批斗，很多群众也被牵连，遭到打击迫害。直到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通知决定为“七·二○事件”平反昭雪，“七·二○事件”才作为历史的一页被翻了过去，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一三七）对班禅的悉心关照
一九七一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也考虑到了让班禅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九七四年三月，重病中的周恩来又一次找来阿沛·阿旺晋美，商议让班禅出来工作的事。但是，由于不久“四人帮”搞意在批判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周恩来让班禅出来工作的意愿未能实现。
一九七九年七月，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被增选为政协副主席；一九八○年九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班禅被补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大师的复出，了却了周恩来总理的遗愿。
“我从幼年起一直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教育、培养和关怀下长大成人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班禅毅然率堪布会议厅（班禅属下的办事机构，简称“堪厅”）成员留在大陆，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反对“西藏独立”。一九四九年十月，堪厅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名义致毛泽东、朱德的电文中，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复电班禅，表示：“希望先生和全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从这时起，班禅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取得了直接联系，成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座上客。一九八七年，班禅曾在日喀则谈及建国初期他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关系时说：“那时，我是个‘小鬼’，深得毛主席的宠爱，……他对我几乎是有求必应。”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开始时，中央特别邀请班禅到北京，共同协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计。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率领堪厅的僧俗官员一行四十五人，第一次抵达北京。其时，这位少年活佛刚满十三周岁。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设宴款待，为他接风洗尘。这是班禅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双方年龄、经历和信仰悬殊较大。年过半百的周恩来以他特有的谦逊和真诚接待了班禅。班禅虽然年少，但由于从小受到经师的指点，显得落落大方、彬彬有礼。双方进行了十分融洽的长时间交谈。这头一回见面，各自给对方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班禅意识到：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位伟人，既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又是自己可以信赖的导师和长辈。周恩来的印象是：“少年活佛，英俊潇洒”。这次会面，奠定了周恩来与第十世班禅之间长久而深厚的友谊的基础。一九五四年九月，班禅当选为第一届人大常务委员；同年，又在第二届政协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班禅时年十六岁，成为我国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在政协，班禅与周恩来之间又加上了一层“同事关系”，他得到毛泽东名誉主席和周恩来主席更多的、更直接的关怀。次年三月九日，为了进一步建设和发展西藏，并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达赖和班禅之间关系的悬案，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市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批复》。同月，达赖、班禅等人离京返藏，周恩来举行宴会，为他们送行。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七年初达赖和班禅应印度政府之邀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时，正值周恩来在印度访问。他多次与达赖和班禅谈话，并代表毛泽东对达赖说：“西藏的工作要靠你和班禅作主，班禅帮助你，你们互相商量，把西藏的事情办好。”周恩来充分信任和尊重班禅，班禅也向周恩来表示：请中央放心，我一定会按照中央的安排办事，绝不会受外界影响。在周恩来的指导、帮助下，班禅毅然摆脱了叛国分子的纠缠。回国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对班禅在印度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以后就遵守这个诺言，有事谈清楚了好”
根据中央关于和平改革的方针，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四川、甘肃、青海等地藏族地区开始实行民主改革。一开始，由于少数叛乱分子的唆使，部分藏族群众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有的地方民主改革的意图、措施、办法又未能为群众充分理解，有的地方还采取了一些“左”的、粗暴的、急于求成的做法，因此，一些地方出现了武装叛乱。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开会讨论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等地在民主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会后，周恩来亲自召集在京的少数民族、宗教界有关上层人士开会，指出：藏区和彝区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必须采取“和平改革”的方式，有关改革的一切问题，都要根据群众的意愿，经过和上层人士协商，取得他们的同意后再去进行；对藏区的寺庙，我们应当采取更慎重的态度。
但是，中央的精神在有些地方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一些地区的叛乱分子也并未停止活动。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地方上层反动集团公开撕毁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在拉萨举行武装叛乱。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命令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制止、平息叛乱。叛乱迅速平息后，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再次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任命班禅为筹委会代主任。
由于西藏的特殊情况，中央在讨论西藏问题时，改变了原来决定的在西藏六年不进行民主改革的政策。在平息拉萨叛乱期间，周恩来草拟了《中央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草案）》，提出：“中央认为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
班禅对平叛和民主改革是积极拥护的。三月二十一日，班禅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坚决拥护国务院关于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的命令。四月，班禅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和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表示拥护会议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会上，班禅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会议结束后，班禅立即返回西藏，主持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并领导西藏人民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他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文件，极大地推动了西藏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对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一九五九年十月，在参加庆祝建国十周年庆典后，班禅与政协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一道，赴各地参观访问。在访问中，他了解到一些藏族地区在民主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左”的、过头的做法，再加上看问题角度和认识上的某种偏差，他对平叛以来的成绩产生了一些怀疑，对地方干部开始产生不信任的情绪。班禅返回北京后，周恩来于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接见了他，听取了他的意见，认为：班禅“出发点是好的”，虽然有些意见不同，但是“我们之间要有一个基本信任，互相信任，才好交换意见。”“在我们之间不要有隔阂，这很重要。”谈话中，周恩来提出与班禅之间“订立这样一个协定”：“你不怀疑我们，我们是互相信任的。我们今后是要长期合作共事的，共同合作把西藏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班禅当即赞同：“这个协定，我自己很喜欢。”周恩来又补充道：“以后就遵守这个诺言，有事谈清楚了好。”
一九六○年十月至十二月，班禅在参观访问四川、江西、浙江、江苏、上海等地期间以及回到北京后，曾与李维汉作过十三次长谈，“谈了日喀则地区和札什伦布寺在改革中发生的一些本来不应该发生的问题”。李维汉代表党中央耐心地听取了班禅的意见，并把谈话的主要内容整理成为《李维汉同志和班禅副委员长谈话纪要》。《纪要》虽然不是班禅所出，但它成为后来班禅写作“七万言书”的一个最初的框架。毛泽东和周恩来看到《纪要》后，分别约班禅进行了交谈。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与班禅的谈话中指出：西藏的改革，一切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运动中出了点“左”倾，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从领导上说，掌握得是不够的，你们回去后，还要注意纠正“左”的错误；只要不是背叛祖国、压迫群众，“保守一点、慢一点，不要紧”。周恩来还说：毛主席和我都是“主张慢一点的”。最后周恩来提出：今后班禅和西藏工委以至中央领导人之间，“要多谈心”，要成为“随便、自由、不客气”的朋友。这次谈话，解除了班禅心中的许多顾虑。班禅打算写一个书面意见，全面、系统地向中央报告自己的想法。一九六一年底他开始草拟书面报告。
“错了的应该纠正。你们不安，我们更不安，因为是一个大家庭”
在写作书面报告时，班禅汉语掌握得不是很好。他先用藏文写作。到一九六二年五月初，藏文稿已基本完成。班禅又亲自组织人翻译成汉文。
对于班禅写作书面报告一事，周恩来早有所耳闻，也很关心。当报告的汉文翻译基本结束并开始校对之际，周恩来行将去东北视察。为了尽早地了解班禅书面报告的主要内容，在去东北之前，周恩来特约班禅、阿沛和帕巴拉等人于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下午详谈，并通知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
班禅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思考报告的内容、语气甚至递送的方式。得知周恩来要约见后，他更加班加点地组织翻译、校对工作，原本想等周恩来接见时就把报告呈上。由于工作量大，校对工作未完，报告没有赶在五月十八日这天完成（但完成后的报告署的日期为“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
谈话一开始，周恩来开门见山地问：“听说你要写个书面报告给我？”班禅把报告的写作、译校进展情况作了汇报。周恩来接着请班禅把报告的主要内容直言相告。这次谈话，以班禅为主要发言人，阿沛也谈了一些补充意见。周恩来始终侧耳细听。听完班禅、阿沛等人的发言后，周恩来运用他善于寻求共同点和析出不同点的才能，从总体上谈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认为：班禅和阿沛两人肯定西藏和平解放十一年来的成绩是主要的，认为在具体工作上，尤其是平叛以来发生一些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一点我们的看法也一致”。当然，对缺点的估计与事实符不符等，彼此在认识上是会有出入的。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小看具体工作中的问题，他严肃地指出：“错了的应该纠正。你们不安，我们更不安，因为是一个大家庭。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一点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是肯定了的。从一个领导政党的地位来说，发生了不好的事，我们比你们更负责，更关心。”这就是说，双方的出发点和大的思路是一致的，认识问题是可以通过谈心解决的，班禅心中的疑虑是可以解开的。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也诚恳地给班禅指出：“不是说把你说错的统统听。说错了，要给你指出来的。不这样就不是同志的态度。”同时与班禅约定：周恩来先去东北，等班禅报告汉译和校对工作全部完成，他回京仔细阅看后，再谈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