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谈话以后，班禅更是认真地对待书面报告的翻译、校对工作，经过数次反复后，终于在六月初定稿、付印。这份书面报告，题名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
书面报告翻译成汉文后，有七万多字。后来人们简称为“七万言书”。内容共分八个部分：（一）关于平叛斗争；（二）关于民主改革；（三）关于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四）关于统一战线工作；（五）关于民主集中制；（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七）关于宗教；（八）关于民族工作。报告主要讲了西藏的问题，也旁及其他藏族地区，系统地对藏区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周恩来看到报告后，精辟地概括了主要内容：“班禅的报告，分作七个认识、八个问题、五个宗教原则。七个认识有许多错误，八个问题都是事实，宗教五项原则很好，可以拿过来。”
周恩来所指的“八个问题”，即上述“七万言书”的八个部分。这些问题，都是班禅在各地参观访问中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的事实。班禅指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各藏区在民主改革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藏区在平叛和民主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扩大化和“左”的偏差，使得藏族群众和藏教都受到了损害。这些损害，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是可以避免的。在藏区，群众生活极苦，与全国水平差距极大。在西藏工作的一些地方干部，民主作风不够，不容易听进不同意见。
周恩来所指的“五个宗教原则”，是班禅极有见地之处。一是放弃剥削；二是民主管理；三是执行政府法令，“宪法进庙”；四是从事生产劳动；五是对老弱和专门念经的喇嘛，生活上由政府补贴。李维汉首先听到了这五项原则，赞赏道：“这五条好。寺庙问题，还是你内行。”
在上述方面，班禅的看法是基本正确的。与事实有出入或看法有较大分歧的，主要是周恩来所指的“七个认识”。这“七个认识”包括：（一）对自治权力的认识；（二）对中央和地方干部过问藏族问题的认识；（三）对是否要消灭藏族问题的认识；（四）对是否要消灭宗教问题的认识；（五）对叛乱原因的认识；（六）对地方错误问题的认识；（七）对国家前途问题的认识。
五月下旬，周恩来赴东北。行前特别交待中央有关方面领导同志以及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西藏工委的同志，要与班禅多加协商、谈心。“七万言书”印出后，班禅分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引起了高度的重视。
“你谈得很坦率，我也谈得很坦率”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召开有西藏工委、自治区筹委会、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与班禅共同研究“七万言书”中提出来的问题，商讨解决的办法。这期间，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受周总理的委托多次去看望大师并同他交谈”。一开始，由于意见分歧较大，班禅“火气很大，说了些激烈的话”。但是，大家本着搞好藏区工作，促进西藏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望，进行了近两个月的深入交谈、研究。最后，终于在七月十九日形成了四个重要的文件：《加强自治区筹委会工作，改进合作共事关系》；《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几项规定》；《继续贯彻执行处理反、叛分子规定的意见》；《培养和教育干部的具体办法》。
这四个文件，充分涉及到了“七万言书”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对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纠正平叛扩大化，加强对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被人风趣地称为“虽然没流血，但流了不少汗”的文件。习仲勋称之为“纠‘左’防急的四个好文件”。为此，周恩来称赞他们“这两个月任务完成得很好”。
周恩来从东北回京后，仔细地研究了班禅的“七万言书”，又审阅了上述四个文件。七月二十四日下午，周恩来再次约见班禅等人。听取班禅介绍情况后，周恩来详细地回答了“七万言书”中提出的问题。周恩来坦率地指出：在“七万言书”中，“问题提出来了，就必须要解决。但并不等于说你提的问题都对，有对的，有不对的。因为有这两方面的情况，有对的，有不对的。所以要慎重研究。对的就接受过来，不对的正面给你提出意见，提出批评。你有意见，可以保留，也是许可的。”周恩来还把班禅“七万言书”中提出的八个问题归纳成六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平叛问题。周恩来指出：中央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叛必平，有错必纠；在平叛中丝毫不受损害是不可能的；也应当承认，平叛和改革中有缺点和做过头了的地方，但缺点错误的出现，不应当掩盖成绩。
（二）关于民主改革问题。周恩来认为：应该肯定民主改革是对的，当然也应该承认有些行动搞得过早了点；对于改革中的错误和少数干部投机、言行过头等现象，必须“有错必纠”。
（三）关于群众生活问题。周恩来称赞班禅提的建议是好的，并要班禅回去后继续进行研究。同时提出两点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必须要关心最穷苦人民的生活；第二，要以西藏的水平来谈改善人民的生活，不可能与全国拉平。
（四）关于民主集中制。周恩来一方面要求班禅“首先是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在西藏具体说就是相信西藏工委”；另一方面，又要求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筹委会“要发扬民主，多同各方面协商，听取意见”。他提出，要做到这一点，“就须要藏汉族领导同志互相尊重，互相信任”。
（五）关于宗教问题。周恩来说：我很欣赏你提出的宗教五项原则。他把班禅提出的宗教五项原则与自己倡导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提，取名为“潘查希拉”（印地语指五项原则），还风趣地说：“政治上的‘潘查希拉’我有一份，宗教上的‘潘查希拉’是你创造的，版权所有归你。”并强调指出：“消灭宗教，就是消灭人民了，就成了消灭自己了，帝国主义才这样干的。”社会主义“不存在‘消灭宗教’的问题。”
（六）关于民族问题。周恩来提醒大家：“在座的都相信，党中央是扶持民族发展的。”“在民族问题上，汉族同志要批判大汉族主义倾向，藏族同志也要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倾向。”
周恩来最后指出：“国家有前途，藏族有前途，个人也有前途。关键在于领导，在于政策，在于团结。”
班禅听完周恩来的谈话以后，基本赞同周恩来的意见，说：“今天总理作了宝贵、坦率的指示。”周恩来谦虚地说：“我的话不一定都对，我只是在几个大的方面指出来了。哪能够都对呢，除非不是说话。”他让班禅回去后“慢慢消化”，有不同意见还可以提出来。周恩来还对谈话作了这样的总结：“你谈得很坦率，我也谈得很坦率。”
这次谈话，使班禅疑虑顿解。八月初，班禅一行返回西藏，用阿沛的话来说，“班禅大师和我们都满怀着喜悦的心情返回了西藏。”班禅到达拉萨后，西藏工委于八月十三日至九月二日召开了第六次扩大会议，传达了周恩来等关于西藏工作的意见，讨论了如何贯彻四个文件精神的问题。会后成立了四个小组，分别着手贯彻，班禅专门负责落实宗教政策的小组。这期间，班禅心情是舒畅的，对西藏工作充满了期望。
一九六二年秋季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后，党的很大一部分注意力转向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在民族、宗教领域内更是越演越烈。“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错误论点一时成为指导全国民族工作的总原则。在这种形势下，班禅的“七万言书”被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与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请求全面审查自己历史的“八万言书”并提。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至十一月四日，班禅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期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撤销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的职务，扣上了“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的三顶帽子。随后，班禅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政协一次会议上又被撤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一职。
“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
班禅在受到不公正待遇以后，周恩来给予了悉心关照。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批判班禅后不久，周恩来担心班禅在西藏发生意外事情，特指示有关部门，让班禅离开拉萨到北京居住。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班禅全家搬来北京。周恩来亲自安排他们住在已故的沈钧儒副委员长的寓所里，这实际上仍然是按副委员长的待遇安排的。班禅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周恩来的极力劝阻，“红卫兵”也未能擅自冲击班禅。
但是，随着“文革”的发展，周恩来保护干部的工作越来越艰难。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中央民族学院的“红卫兵”不顾周恩来的指示，强行冲进班禅住处，把班禅押到学院。之后，又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自己的联络员会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和解放军到中央民族学院去制止批斗班禅。周恩来向各派“红卫兵”组织做了很多说服工作后，把班禅转移到北京卫戍区。卫戍区领导曾告诉他：“周总理指示我们要好好保护您，绝对不允许红卫兵再把您弄走。”班禅深深感动，但他只能感受到周总理的关怀、温暖，却难以见到自己尊敬的周总理。两个多月后，局势稍稍好了一些，周恩来指示卫戍区把班禅送回寓所。直到一九六八年夏天，班禅又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不久班禅再次被“隔离监护”。这次他完全被与外界隔离开来。直到一九七七年十月才获释。而这时他所尊敬的周恩来总理已长眠于九泉之下了。
班禅出狱后，每逢周恩来总理的祭日，他总要早早地起床做好祈祷的准备。然后在上午十点钟左右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恭恭敬敬地为周总理献上精致的花圈（或花篮）和洁白的哈达，寄托自己深深的哀思与怀念，为周总理祈祷。
一九八八年四月四日，班禅在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顾自己的历史时，向全世界袒露了他对周恩来的深情：“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
一九八九年一月七日，班禅到自己亲手创办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教学院检查、布置工作。有人问及他第二天的安排。班禅深情地说：“明天是周总理逝世纪念日，念完晨经，我还要祈祷祈祷，早上不能安排别的活动。”一月九日清晨，班禅离京赴藏。一月二十八日，由于操劳过度，第十世班禅大师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二十六、“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
（一三八）“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
“文化大革命”中，我（即余秋里——编者注）作为当时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业务工作班子的一名成员，身临其境，周总理在当时非常困难的处境下，以惊人的毅力、高超的斗争艺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作斗争，尽可能减少国民经济的损失，使全国人民吃、穿、用得以基本保证，并使生产建设稍有前进，都是我亲眼所见和直接感受的，受到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也是终生难忘的。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进行的，但很快就波及到经济战线。面对这种严峻的复杂的斗争形势，周总理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当时，他一方面要应付红卫兵大串连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亲自安排铁路的运输调度，应付各地方和中央各部门造反派的种种纠缠；一方面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他反复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要保证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记得有一次周总理对我们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周总理这些深谋远虑、忧国忧民而又语重心长的话，使我深为感动。
一九六七年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这一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拟定、并经周总理审查同意后上报中央的。可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中央一直没有批准下达，整个经济工作处于无政府状态。这种情况使周总理忧心如焚。五月三十一日他亲自向毛主席汇报，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毛主席支持总理的意见。下午，总理就召开会议讨论此事，决定发布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的命令。尽管总理想尽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制止生产下降，甚至自己亲自拟电文、打电话，直接抓生产、运输调度工作，但终因动乱的全局无法扭转，致使他的良好愿望还是落空了。
进入一九六八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工农业生产继续全面下降。如果说一九六七年还有一个不起多大作用的全国计划，那么一九六八年连制订计划的条件也不具备了。这一年无法召开计划会议，没有订出一个计划，是“一五”计划以来唯一没有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一年。到了年底，周总理考虑，如果下一年还没有一个计划总是不行的，于是批准在十二月初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由国家计委、建委军管会的同志负责召集，参加会议的有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军管会的同志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会议期间，很少讨论计划问题，主要是搞大批判，直到会议结束时，也没有订出一个一九六九年的计划。十二月二十五日晚，周总理接见会议代表，我也参加了。原来打算通过总理接见，能把计划的盘子定下来，但接见一开始，一些地区的代表就要求本地区生产的物资少调出，而对调入的物资又要求多调入，争争吵吵，互不相让，直到凌晨也没有谈出个结果。总理感到这样谈下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于是就站起来说：“今天是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我请大家吃一碗寿面，今天上午大家都要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好不好？”大家齐声说：“好！”吃过寿面，我回家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了，刚进家门总理就亲自打电话叫我去。我到总理处已是凌晨三点。总理疲惫至极，面带忧虑地对我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这怎么行呢！”我说，我找几个人先搞一个明年第一季度的计划，以便使工作有所安排。总理说：“好！你赶快回去搞吧。”我回来后顾不得休息，就找了几位同志商量，搞出了一个第一季度计划安排方案，只提出了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立即报给了总理，总理审查同意后即报请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这样，一九六九年一开头，总算有了一个可供遵循的计划。这件事，使我又一次深深感受到总理那种忧国忧民、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值得自己永远学习。
人民要吃饭，农业要上去，这是周总理时时刻刻挂念的问题。他多次对我们讲：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抓农业是不能一日放松的。我们搞计划，一定要把农业这个口子管起来。这是个基础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那样日理万机，疲于应付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的一个个事件的情况下，也始终没有放松抓农业。他一方面及时纠正一度出现的农村“平调”现象，稳定当时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挤出时间亲自召开北方农业会议、全国棉花生产会议等一系列会议，部署农业生产，落实各项支援农业的措施。一九六八年，在周总理亲自主持下，国务院全面部署了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并把这件事当作改变华北地区农业落后面貌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来对待。此后，不管局势多么混乱，周总理和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一有机会就要讲支援农业的问题，指示国家计委每年在计划中必须作出支农的具体安排，在资金、物资上支持逐步改变农业的生产条件。总理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的报告中，再次明确指出：不管材料多么紧张，“给农业的一百六十万吨钢材一定要照拨”，“水利建设不能放松”。一九六八年以后，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每年以三十多万眼的速度持续前进。这项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现在华北大地上已有近二百万眼机电井，一亿多亩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变了历史上十年九旱的生产条件。这是周总理二十年前所作的正确决策结下的丰硕成果。
周总理对黄河、淮河、海河、长江等大江大河的治理一直十分关心，许多重要兴利除弊水利工程的建设，都是总理亲自过问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工兴建的葛洲坝工程，从项目的审定到设计方案的重大修改等关键问题，都是总理亲自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的。记得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总理在听取葛洲坝工程中存在的问题的汇报时曾说：“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指导弹、卫星）。”
周总理在抓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还用了很多心血抓化肥、农业机械等支农工业的建设。一九七一年，总理提出，我们要从很有限的外汇中尽一切可能挤出一部分，抓紧进口一批国外的大化肥技术设备，发展自己的先进化肥工业。国家计委一九七二年一月提出进口计划方案，经李先念副总理审查同意后即报请周总理批准，先后从国外引进十三套大化肥技术设备。这十三套大化肥设备建成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标准化肥一千三百多万吨。与此同时，总理还亲自布置上海市制造上百套的小化肥设备，支持发展各地的小化肥工业。
“文革”十年，由于周总理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全国农业生产虽然受到了严重干扰，但还是缓慢地发展，维持了城乡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一九七一年林彪叛逃，自我爆炸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周总理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情况开始有了转机。当时，周总理集中主要精力抓批判“极左思潮”，清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抓解放干部的工作；同时，着手整顿经济秩序。全国的经济在一千九百六十七、一千九百六十八两年连续下降以后，一九六九年开始回升，一千九百七十、一九七一年也是增长的，但这种增长包含着很多不正常的因素，潜伏着危机。由于当时对国际形势估计的错误，在计划安排中林彪一伙一再宣扬“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不顾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盲目大上军工项目，不断扩大基本建设规模。一九七一年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五千万人，工资总额突破三百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八百亿斤。
“三个突破”是周总理首先发现的，他在一九七二年初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讲话中指出：“‘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根据总理的指示，一九七二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对解决“三个突破”的问题作了安排，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还有发展。总理对经济工作中的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无政府状态，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准备召开一九七三年全国计划会议的时候，总理指示我们：“要按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律办事，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离开统一计划，离开各级综合平衡，积极性就变成盲目性，就会把事情搞乱”。为了克服当时经济工作中的混乱现象，总理要我们抓紧起草一个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若干规定，以利于统一思想，下发各地执行。国家计委遵照总理的指示，拟订了一九七三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草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的草稿。总理于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亲自听取了我们关于这个十条规定草稿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一九六九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一九七三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又说：“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三项都突破了计划数字。去年我讲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了”。“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这不是那么舒服的。”“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汇报中总理还指示我们：“基本建设要经常检查，全年抓。一九七○年基本建设大膨胀，一九七二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此外，总理还讲了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批评了当时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干难干易一个样等平均主义倾向。
周总理的上述一系列重要指示，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各方面遵照总理的指示，在抓经济整顿，调整比例关系，解决“三个突破”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周总理一向强调发展我国经济要有长远打算，要作中长期计划，不能走一步说一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每一个五年计划都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亲自过问下制订的。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是在“文革”初期国民经济遭到很大破坏的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执行的。一千九百六十七、一千九百六十八两年全国经济连续下降，一九六九年刚刚开始有所回升，周总理就指示我们要抓紧研究制订第四个五年计划，以期早作准备，使全国经济走上正常轨道。他指示我们，提“四五”计划的奋斗目标一定要考虑全面，不仅要考虑工业，而且要考虑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在方针任务的提法上，要与“三五”计划所提任务相衔接，明确写上：“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制订详细的“四五”计划的条件还不具备，总理提出可先搞出一个计划纲要，以利指导经济发展和防止盲目性。我们在一九七○年八月份以前提出了一个“四五”计划纲要草案，周总理亲自主持讨论了好多次，提出了很多重要的修改意见，“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总理在抓经济整顿、调整的工作中及时指示我们，要根据新的情况对“四五”计划纲要进行必要的修改，压缩过大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降低一部分过高的生产指标；同时努力发展对外贸易，抓紧国际有利时机，在已逐步打开的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中，抓紧进行成套设备和新技术的引进工作。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一九七二年根据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拟定的并由总理亲自审批的“四三”引进方案，即用四十三亿美金在三五年内引进一批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这个方案，国家计委于一九七三年一月二日正式上报国务院，很快即由李先念副总理和周总理审查同意，并报毛主席批准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大规模的引进（第一批大规模引进是“一五”计划期间的一百五十六项），也是打破多年来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禁运局面，发展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的重大突破。通过引进这一批成套的先进技术设备，我们兴建了二十六个大型骨干项目。这是周总理为实现“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四五”计划任务所做的巨大贡献。
这里还应当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建设起来的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焦枝线铁路、成昆线铁路、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望亭电厂等许多重点工程，以及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等重大科学技术成就，也无一不是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结果，无一不浸透了周总理的心血。
（一三九）稳定大局的不懈努力
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北京新市委根据周总理指示，成立了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地址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筹备了两天，二十六日即召开了联络总站成立大会。
联络总站成立的当天，周总理亲自出席了成立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周总理说，设立联络总站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这就为我们明确了方向，规定了任务。紧接着于九月一日和九月十日召开了两次红卫兵座谈会。在这两次会上，总理首先倾听同学们提出的意见和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两次大会之后，我们不仅从开始时存在的困惑心情中走了出来，并发现站到第一线亲自解决问题，正确宣传、解释党的政策的，首先是我们的周总理。从八月下旬总站成立到十二月中旬我（即雍文涛——编者注）被江青点名停止工作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周总理为教育引导青少年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亲自参加红卫兵组织召集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四十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无论是大型会议，还是小型个别会见，周总理都不失时机地向青少年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作了大量工作。有些会议长达四五个小时，有些会见谈话则是通宵达旦进行的。周总理在青少年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那种不辞劳苦、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和高度负责的精神，激发了同志们宣传党的政策的热情，克服了畏难情绪。那段时间，联络总站平均每天接待人民群众来访上千人次（来信、来电话及外出联系办事的不计算在内）。迄今回顾起来，当时没有出现大的失误与周总理的身教言教是密不可分的。
二
在联络总站成立之前，北京市内已掀起了破“四旧”的浪潮，从八月下旬到九月下旬，形成全市性的高潮。据九月五日的统计，八月底止，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被抄家的一万多户。许多被斗、被打、被抄家的家属等到联络总站申诉。一些学校的校长、教员、支部书记被斗致死，不少学校校长、教师，被编入“劳改队”。革命烈士董振堂的女儿董光苔是女三中的支部书记，刚刚生下一个女儿，就被拉出去强迫劳改（后经毛主席批示由联络总站负责营救出来）。在抄家的同时，发生了驱赶市民的情况，从八月二十三日到九月九日，仅崇文区被迫搬迁出市区的就有四千余人，随迁的家属六千多人。红卫兵在一些服装店、理发店张贴了“最后通牒”。说他们搞了奇装异服、奇怪发式，勒令关门停业；有的红卫兵，在荣宝斋张贴了对联，“遗老遗少杂七杂八大毒草，黑诗黑画妖风鬼雨蛇神窝”，横批是“鬼聚堂”。那时，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恐怖气氛笼罩着北京城。
对社会上出现的严重情况，联络总站均以简报形式，分别向党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作了汇报。当时主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央文革，对我们上报的情况，表面上未置可否，但实际上已经不满，认为我们的观点、立场不对。九月五日，中央文革发了一期破“四旧”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称“红卫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战果是“把资产阶级打得威风扫地”，“扫除了封建迷信”，“消灭了资本主义”。紧接着，在九月三十日的天安门大会上，林彪公开表扬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说什么，革命的洪流正在涤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的面貌。林彪、江青一伙对红卫兵的这种“表扬”、“鼓励”，其实是在煽动红卫兵抛弃党的政策，把整个社会秩序搞乱，就连红卫兵中一部分人，也在思考为什么这样干？焦躁不安地寻求解答。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总理于九月一日、十日、十三日，三次长时间听取红卫兵的意见，并向他们反复耐心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力求把红卫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谈到武斗打人问题时，周总理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我们手里，有政权，有武装，人有错误，可以批评，犯了法可以关起来，可以送去劳改。至于煞他们的威风问题，那也有人民的威力，有解放军的威力。所以，我们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就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分子，也应该是这样。在谈到对待五类分子问题时，周总理说：我们要团结大多数，特别要争取团结中间力量。敌人总是少数，朋友总是多数，打击面太大，就会失掉中间派的同情。不是所有地富反坏右出身的都打倒，我们要打击的是那些暗藏的反革命，现在还在搞反革命活动的，有民愤、有血债、查有证据的反革命。右派分子，只要摘了帽子就不叫右派。对资产阶级，我们要批的是他们的思想体系和违法行为。对一般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我们也是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不能动不动就搜查、抄家，即使对逃亡地主，他们原有的土地已经被分了，到这里已经落户了，也不需要再把他们赶走，不能把一切人都赶走。要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由你们去赶，那也不一定好。如果这样做，我看就是派出所想卸包袱，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了，你们就把这些人往火车上一赶，以为就完事了，其实没那么简单。不能把一切黑五类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都清除掉，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历来主张要改造他们。对知名人士，一定要慎重对待。宋庆龄是我们革命的长期合作者，到她家里去贴大字报就不恰当。这只是说贴大字报，若进一步超过这个范围，如打人、搜查、抄家，那就属于法律制裁问题了。十五中同学同我谈话时说，理发馆都是资产阶级的，不要了。我反问他们，北京几万理发工人怎么办呢？他们一家子生活怎么解决呢？有的同学说留长辫子不行，但短辫子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就算资产阶级思想吗？他们一下子被我问住了。在谈到宗教信仰问题时，周总理说：不能把清真寺都办成学校，都作为公共的机关。像新疆一些地方，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要改变那个习惯，需要时间，宣传是可以的，强制就不对了。针对一些人破坏公共设施、烧毁文物等，周总理提出：要保护国家财产，保护群众利益。有些东西国内不能用的，可以出口，有人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出口，非毁掉不可，其实卖出去可以换取外汇，买回我们所需要的机器嘛！
这些苦口婆心的讲话，在当时很有针对性，联络总站和下属分站，立即用各种形式和办法，分别向各学校进行了传达。据九月二十四日统计，听传达的大、中学校的师生达数万人次。联络总站组织传达之后，下面反映很好。普遍认为周总理的报告像是一场及时雨，有的同学还说，这些问题我们都争论过，总理好像都知道一样。
三
一九六六年秋末冬初，“文化大革命”的势头更加猛烈。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幼稚的青少年冲向社会，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联。他们到处造反，导致生产混乱，社会动荡。对这些被推上历史舞台的青少年是因势利导、苦口婆心地批评教育呢？还是推波助澜心怀叵测地蒙骗、利用？两种态度，两种做法，反映了一场争夺青少年的斗争。
江青多次借接见红卫兵之机，口蜜腹剑地吹捧小将们的“革命”行动和“伟大”作用。所谓的理论家陈伯达，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大作文章，胡说什么：同学们的发言水平很高，在“文化大革命”中进步很快，逐步逐步地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了，这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巩固的保证，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保证，是防止我国出现修正主义的保证，是我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把那些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远远甩在后面，使我们站到前面的保证。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为了篡党夺权，竟无耻地把无知的青少年当作炮灰和工具加以利用，他们用心之险恶，对青少年毒害之深重，令人发指。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对待青少年的问题上周总理与林彪、江青一伙针锋相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总理在九月十日对红卫兵讲话中，先引用了毛主席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具有朝气勃勃的精神，但必须保持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作风，你们要学习解放军的组织性、纪律性。因为你们还很年轻，你们的知识究竟有限，你们知道的各方面情况和党的政策并不是很完全的。一个新事物出现，你们的好处是善于接受下来。但要从实践中检验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对，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这样的精神，你们是应该有的。周总理还多次指出红卫兵是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他特别强调学习任务，强调只有学习好才能宣传好，学习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明天。
周总理针对青少年正在成长中的特点谆谆教导说：从学校走到社会，你们已碰到很多不熟悉的事情，要想自己少犯错误，就要抓好两头。首先要学习毛主席的书；另一方面要练好基本功，先进行调查研究，这就得深入群众，接触广大不熟悉的群众，了解他们的情况。对任何事情，都要先做学生，要做一个勤勤恳恳的小学生，人民永远是我们的先生。周总理的这些话，不只讲过一次，特别是在大型的集会上多次对红卫兵反复讲这些思想。他那循循诱导，诲人不倦的精神十分令人感动。
四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周总理参加了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周总理着重讲了红卫兵既是战斗队，又是学习队、宣传队。讲到战斗队时，周总理又特别讲了两点：一是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二是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周总理提到有人问犯了路线、方向性错误的人是不是黑帮的问题时，十分明确地说，不能那样讲。并说不应当滥用黑帮这个名词。这时，会场的一个角落忽然响起一声“打倒刘少奇！”接着又有几个人与之呼应。会场里人头浮动起来。正循循善诱地讲着话的周总理听到后，脸色骤然严峻起来。正当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只见周总理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这个明显的动作表明不同意这个口号的鲜明态度。总理这一举动震撼了大会，使险些混乱起来的会场立刻平静下来，全场千万双眼睛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周总理。少顷，周总理转回身来，面容依然十分严肃。一场凶涛恶浪过去了，大家长长地舒了口气，但刚才周总理威严的身影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接着，周总理作了较长一段讲话。他说：犯了路线错误能不能就说他不革命？不能这样说。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党史就清楚了，在我们取得全国胜利以前，党中央曾发生过四次路线错误，即遵义会议以前，曾经胜利过，也失败过；发展过，也缩小过。周总理列举了四次路线错误的简况后说，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五年初，也不能说当时的中央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他们主观还是革命的，但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党在那以后，还是领导人民前进的。所以，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这和反革命集团、独立王国、分裂出去组织另一个党是不同的，要区别开。周总理最后更为严肃地说，我是过来人，在长征以前，我犯过路线上的错误，但是，毛主席并不因此不让我改正错误。上面讲的，是我的亲身体会，如果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我愿意与他坐在一起说理、辩论。这时，会场安静肃穆，一直持续到周总理讲完散会。
在此之前，即八月中旬召开的十一中全会闭幕之后，毛泽东同志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已在一些人中传开。九月十日，在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的红卫兵第二次座谈会上，有个别红卫兵递条子问周总理毛主席写了大字报的事，说是从一位权威的人那儿听来的，问情况是否属实。周总理严肃地回答说：现在你们中传说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要正式声明，主席的文件，只有根据主席授权，党中央机关、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出版社发表的，才是正式的。任何传说，不管有什么根据，都不算数。今天我声明，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这句话，看成是对一切领导都打。否则，就成了一切党政机关都不能相信了，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对于毛主席的大字报内容是怎样流传出去的问题，中央文革还贼喊捉贼地追查了一阵，胡说是某某高干子弟首先传开的。但事隔不久，林彪、江青一伙为了陷害少奇同志，终于按捺不住，公开跳了出来。关锋、戚本禹在中宣部会见北航和地质学院的红卫兵时，戚本禹说了一段蛊惑人心的话，恶毒攻击刘少奇同志，他说：毛主席批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有错误的东西，一九四五年有人要交出武器，合作化时解散合作社（关锋插话：还有四大自由），不是一般的问题。……那是有地位的人。很多事不能讲了。高岗、饶漱石早就公开了的。这几年，一九六二年“三自一包”，困难时期，斗争非常激烈。那时候我们伟大的舵手若是不在，稍微离开，那我们国家就很危险。那时主张包产到户的，不是底下的同志，不是基层干部，而是从上面一条线贯下去。一千九百六十二至一九六六年，有些党内问题不能公开讲。你们可以好好看看党的公报，可以看懂的。戚本禹这段话，既是明枪也藏暗箭。这是中央文革成员公开出来作政治大煽动，还提供了那么多的炮弹。《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所以很快流传，紧接着出现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这绝不能认为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十月二十五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毛主席的大字报就是指的刘邓路线”，“经过这几天，同志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知道了这个来源……”林彪这里所说的经过这几天才比较清楚的来源，其实早在十多天前，他们就已经在红卫兵中故意泄露出去，煽风点火，必欲打倒少奇同志而甘心。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五
林彪、江青一伙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把矛头指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更多的知识分子，又有意混淆当权派与走资派、领导干部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的界限，以致“文化大革命”初期“黑帮”、“黑线”被滥用，并由“一小撮”很快扩大为“一大批”，把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在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曾经塞进了“黑帮”、“黑线”的内容，由于周总理和陶铸同志的坚决反对，并经毛主席同意后，才被删去，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他们在“十六条”公布后，继续在他们控制的刊物上登载与“十六条”相违背的文章，使用“黑帮”、“黑线”的叫法，诸如什么“在林枫大红伞保护下，众多黑帮分子始终不同大家见面”，什么“周扬——田汉黑线下的大毒瘤”等。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大讲：“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吴文彬（厂负责人）这条黑线”，在他们的蛊惑煽动下，“黑帮”、“黑线”的叫法，到处可以听到、见到，揪斗“黑帮分子”、“黑线人物”之风，不仅在首都，在各省市也都越刮越猛。为此，周总理在红卫兵的几次大型集会上都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告诫大家，不要滥用这个字眼，要学会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九月十日，周总理和陶铸同志接见哈尔滨工大的三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时，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当汇报到省一级的领导除潘复生外，大多挨斗戴了高帽子游了街，省委已经瘫倒不能工作，厅、局长一级干部二百多人中有一百多人都挨斗戴了高帽子，对这些被斗对象，有的被称为“走资派”，有的被称为“黑帮分子”、“黑线人物”时，周总理打断他们的汇报说：这就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批了。同学们，要冷静地想想这个问题。周总理接着说：“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讲这个话了，我跟北京红卫兵讲了，这个说法不容易把界限定准。“黑帮”，到底这个“帮”有多大，越搞“帮”越大；“黑线”，这个“线”有多长，越摸“线”越长。这不是毛主席思想，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所以，主席考虑之后，在“十六条”上没用这个话，本来草案上有“黑帮”、“黑线”，后来，主席考虑还是决定不用。接见结束，三派代表一致表示，回去之后，要贯彻周总理及陶铸同志的讲话精神。但是，滥用、滥揪、滥斗“黑帮”问题，始终没有停止。不久，即发生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要揪斗“黑帮”一事，上海市委打电话请示周总理，周总理在回话中说：“你们不是‘黑帮’，你们还是革命的。”十月十三日，在先农坛红卫兵大会上，就有人向周总理发难，问周总理是否说过这个话。周总理坚定明确地回答说：我是这样讲的，因为今天没有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不革命的，反革命的。至于工作正确与不正确，那是路线上的问题，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十月十五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负责人，江青参加了。在提问题时，一位造反司令部的成员挑衅地说：“上海以传达总理的讲话说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为盾牌，压制革命”。周总理当即严词回答说：“我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但未说过他们一切都是正确的，革命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经讲过多次了。”江青一伙，在这个问题上虽不死心，但对周总理义正词严的答复，无力反驳，语塞作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