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对林彪、江青一伙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倒行逆施勇于针锋相对，严词驳斥；而对被他们迷惑和利用的青少年，则是耐心地教育说服。这种表面平静，实质尖锐的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而日趋激烈。当时，周总理大义凛然的立场，敏锐的令人信服的宣传解释，在广大青少年、干部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当时夜空中高悬的一颗北斗明星。
（一四○）领导草拟“四五”计划纲要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周总理对“四五”计划草拟工作仍旧抓得很紧。一九六八年底他要顾明同志会同计划起草小组共同研究准备，系统地搜集和整理毛主席有关经济工作方面的指示，要求我们对毛主席的经济思想全面地、正确地理解。还指示我们在研究“四五”计划的奋斗目标时，考虑要全面，不仅要考虑工业，而且要考虑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在方针任务的提法中要写上“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制订详细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条件还不具备，但可以先搞一个《纲要》，搞得好对指导经济发展和防止盲目性会有一定作用。计划起草小组于一九七○年六、七月间撤销后，这项工作即由国家计委负责进一步修订。但是，由于林彪和江青等的干扰破坏，“四五”计划纲要草案在总理主持下虽然进行了多次反复研究和修改，但始终未能定下来。林彪和江青等干扰破坏“四五”计划纲要草拟工作的事例很多，就我（即陈先——编者注）接触到的印象比较深的有下面两件事：
第一件事发生于一九七○年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九月初，周总理指示国家计委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送到庐山供中央会议讨论。
顾明、金熙英同志和我带着文件立即乘飞机去庐山。飞机在九江降落后，我们当晚就乘车上庐山。周总理住在庐山国际旅行社二楼。为了方便工作，总理要中央办公厅安排我们住在国际旅行社三楼，以便随时召见我们。我们到达庐山时，正逢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陈伯达阴谋反党事发，周总理夜以继日地分别找几个主要有关人员谈话，做思想工作，每天只睡几个小时，有时甚至通宵达旦。警卫人员为了在周总理休息时，不让别人去惊动他，在楼梯上摆上椅子。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仍旧惦记着“四五”计划纲要。有一天晚上，总理开完政治局会议，已是午夜十二点了，他脸上虽然满是倦容，但还专门听了我们几个人关于“四五”计划纲要草案情况的汇报，并作了指示，要我们作进一步修改。在这次中央会议上，“四五”计划纲要虽然作为参考文件印发，但党中央原定讨论“四五”计划纲要安排被打乱了，没有在会上进行正式讨论。
第二件事发生于一九七一年“九·一三”前夜。九月十二日晚七时，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灯火通明，玻璃窗都紧闭着，并拉上深色的帷幕，靠广场方向朝东的窗户旁边放着长形会议桌，上面铺着白色的桌布。周总理背朝广场方向，正在主持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红卫兵正在紧张地列队操练，准备参加国庆游行，高音喇叭播放的进行曲隐约可闻。国家计委的顾明、段云同志和我列席了这次会议。夜间十一点左右，顾明同志正在念报告中有关经济部分草稿，警卫人员请周总理去接电话。大约过了半小时总理又回到会议桌旁。继续边念边议，十二点左右警卫人员又请周总理出去接电话，会议就停了下来。大约在十三日凌晨一点钟，天安门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声一下停下来了，人群开始疏散，喧哗的广场突然万籁俱寂。两点左右，总理通知我们几个列席会议的同志散会。我当时意识到出了一件紧急的重大事件，回到家中彻夜难眠。后来，才知道是林彪叛逃。周总理接到电话报告后，就亲自在大会堂指挥和部署，以防止发生突然事件。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一伙的破坏，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拟工作就被搁置起来了，一直到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才召开。
二十七、打开外交新格局
（一四一）领导中苏边界谈判
中苏总理“机场会见”，周恩来指出：边界问题是现今中苏问题的中心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十时三十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乘坐的伊尔六十二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同机到达的还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巴扎诺夫等苏联党政要员。周恩来、李先念、谢富治、乔冠华等前往迎接。握手寒暄后，客人被引进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在那里开始了一次努力扭转中苏关系的长达三小时又四十分钟坦率而诚恳的会谈。后来人们把这次会谈称为“机场会见”。
在会谈将要结束的时候，柯西金以比较轻松的口气说：“我们走了一段弯路。”原来，他们在参加了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葬礼之后传话说，希望途经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面。因中转环节耽搁了一些时间，他未能及时得到回音而不得不取道印度回国。九月十日，当他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时才得到回音：中国总理欢迎同他会晤。于是他又转经伊尔库茨克于九月十一日上午到达北京。他接着说：“但我们并不遗憾，我们很高兴到这里来。”可以看得出，他本人对刚才会谈的结果是满意的。
当时的中苏关系，岂止是在走着一段小小的“弯路”，而是仍然深陷在大弯路的泥潭里。五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中苏两党之间在原则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本可用平等讨论的办法，求同存异，让分歧通过实践进行检验。然而当时的苏共领导人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横施压力，企图逼迫中国党就范——不服，就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这样就导致了两党关系的破裂和两国关系的全面紧张。一九六四年十月，苏联政府的更迭为扭转中苏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借祝贺十月革命节的机会，寻求两国关系好转的途径。不料，勃列日涅夫不顾我党一再希望和解的表示，当面向周恩来说：苏联在国际共运问题上，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同以前“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实际上，他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增兵边境，进军蒙古，接连挑起边境冲突。在任命前火箭军副司令担任远东军区司令的前后，大肆宣扬苏联核武器的威力，甚至扬言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现代冒险家”是那时苏联传播媒介“赐”给中国领导人的称号。一九六九年六月，苏共领导在筹备多年才得以召开的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上，除极力攻击中共以外，又提出旨在包围中国的“亚安体系”。无怪乎访苏回国的美国前副总统汉弗莱得到的印象是，苏联由于对中国的深切担心，愿意改善苏美关系；日本外相得出的印象是，比起日美关系来，苏联更怕日中友好。中苏关系达到这种地步，要扭转过来，该是何等的艰难啊！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力图创造一个缓和的国际环境，以利于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中苏共同边界最长，而国家关系竟恶化到兵戎相见的程度。周恩来希望通过同柯西金的会谈能在缓和中苏边境局势方面有所突破。机场会见，经过三个多小时讨论，虽然达成了缓和措施的谅解，但那还是口头上的东西，有待于落实到协议并付诸实施上来。所以他对柯西金说：不管争吵得怎么样，来往总是要的，谈判总是要的。我们同美国还谈嘛，何况我们两个邻国呢？
这次会谈中，周恩来始终以向前看的态度，紧紧抓住中心，力争在不受任何武力威胁的条件下开始边界谈判。能解决力争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也能有效地保持边境局势的缓和。所以当柯西金讲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的话，可以讨论三个月时，他指出：要向前看，我认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柯西金也认为边界问题是现有问题中最主要的。双方很快就此达成共识。接着，周总理把我国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作了简要说明，然后说：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为此他提出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三条建议。双方以此为基础展开了求实的讨论。
关于“维持边界现状”，中苏双方一致认为，就是双方原来在哪里，还在哪里，没有人的地方谁也不去。维持边界现状的时限，应一直到边界问题的全面解决为止。
关于争议地区的概念，讨论的时间最长。一九六四年的边界谈判中，双方曾交换过一份地图。苏方地图在许多地段上违反有关条约规定把边界标在中国领土的纵深，造成了许多“争议地区”。这次经过双方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讲，“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
关于避免武装冲突，除周恩来所提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外，柯西金还补充一条：在双方遇有争论时，由双方边防部门相互联系，协商解决。
此外双方还同意：边境居民原来在哪里生产，还在哪里生产；为避免误会，只要互相通知一下，便可一次达成协议，当然，这并不影响这些地区的主权归属，归属问题须待边界谈判解决。
周恩来总理把上述双方讨论的结果，归纳为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在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四条，再次征求苏方意见。柯西金当即表示：“你讲的四条我完全赞同。”周接着说：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就此，对方完全同意并且说：“周恩来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诚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然后，双方还就边界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地点、双边贸易等交换了意见。
最后，双方相约，就上述协议各自向自己的中央报告后，交换信件予以确认。
中苏边界谈判，中国代表团召开第一次会议，周恩来确定谈判的方针和任务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的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代外长姬鹏飞和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
周恩来首先讲，中苏两国政府已经商定，从十月二十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接着，他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我方代表团八名成员的名单。团长是乔冠华，柴成文为代表团的副团长。团员有对中苏边界问题很有研究的苏欧司司长余湛，他是一九六四年边界谈判的我方首席代表，还有老大使章文晋及深谙苏联情况、精通俄语的王荩卿，军队方面的代表团成员有总参谋部主管边防的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和新疆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王步苍。
宣布名单之后。他讲了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边界谈判。他说：两国总理会见时，双方一致同意不要因为边界问题打仗。他们不断在边界挑衅，反而一再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他们扬言要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露骨地进行战争威胁。我严肃而诚恳地告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们不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但我们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所以我当面向他们讲“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就是战争，这就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才把这个话告诉你”。今天发表的政府声明，我们又把这个态度向全世界公布。谈判只有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行，这也是一九六四年谈判的一条经验。
他所讲的经验是指，自从一九六○年苏方挑起第一次边界冲突起，中国就提出了边界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未解决前应维持现状、避免冲突的主张。一九六四年举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我们再次建议这样做，但未被对方接受。结果谈了半年不仅边界问题没有任何进展，反而边界冲突越来越频繁，边界局势越来越紧张，如果不是我方尽量克制，情况还可能更为严重。
周恩来还说，机场会谈的谅解很明确，必须付诸实施。可是，九月十八日我们按照双方商定的程序，把已达成的谅解列成条文写信要他们确认，不料他们回信仅说已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命令，只字不提就谅解达成协议的事，情况似乎有变化。所以，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就临时措施达成协议，不然局势是缓和不下来的。
第二，关于苏联政府六月十三日的声明。周恩来指出，两国总理会见时，我们已向对方讲明，对于他们这个声明，我们要给予回答，要向人民交代，不驳斥不交代不好。但现在谈判即将开始，我们不愿为此去加剧紧张气氛，所以已同外交部商定，准备以“外交部文件”的形式予以发表，而不用政府声明。从外交上讲不对等，但从政治上讲更为有理、有利。
为什么周恩来总理说不驳斥不交代不好呢？因为这个声明实在是太不讲理了。它歪曲历史事实，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的中国领土说成是“历来属于苏联的”；把中国北方的国界说成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说黑龙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历来属于俄国，中国的汉人和满人都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甚至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等等。对于这样的政府声明怎么能默不作声呢！
第三，关于谈判的领导。周恩来讲要分为一、二、三线，乔冠华、柴成文是第一线，第二线是姬鹏飞、黄永胜，第三线是党中央。实际上，整个工作都是由他亲自抓的。
第四，关于谈判的准备工作。他要求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立即集中，放下其他工作，全力以赴进行准备；首先熟悉两国政府来往的声明和照会，熟悉边界的历史和现状。他说：谈判离不开全局形势，边界谈判离不开边境情况，第一步要解决的临时措施，更同全局形势紧密相连，这不只是边界谈判，而是两国关系的谈判。为此，他要求各方面收集了解到的有关情况都要向代表团集中，以保证谈判的顺利进行。
周恩来多次召开内部会议，请示毛泽东后决定坚持下去。苏方处于被动，谈判陷入僵局
十月十九日，苏联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到达，团长是苏联第一副外长，七十岁的库兹涅佐夫。他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曾任驻华大使，嗣后任副外长，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我们外交部的很多同志都认识他，应该说是老朋友了。在当晚为欢迎客团举行的宴会上，我（即柴成文——编者注）想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是否有变，就对坐在我右手的马特洛索夫将军说：我们两大邻国之间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紧张嘛，现在大家坐下来谈，你看今天的气氛不是很好吗？他很坦率地说：不要看今天的气氛轻松，恐怕一谈起来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果然，十月二十日谈判一开始，当我方代表团根据总理指示，把九月十八日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信改写成临时措施协议草案提交对方时，他们就完全改变了调子，拒不讨论，甚至根本否认两国总理达成了谅解，口口声声只要求立即开始边界谈判。对方的态度变了，后退了。
自从代表团成立以来，周恩来总理差不多三天两头找我们谈，特别是谈判开始的一段，几乎每天都找。有时到会的人多一些，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请来；有时范围小一些，只是代表团的同志。这些内部的会议，一般是先漫谈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对谈判的影响，二是处理一些外交上急待处理的问题，三是解决谈判中的问题。那时我们国内的形势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还很不稳定。外交工作在排除了一九六七年少数坏人钻进来夺权之后正在整顿。周恩来总理想利用这次谈判来加强我们的外交工作。所以，他每次的谈话都不仅仅限于这次谈判。
在会谈经过一段交锋之后，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说：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都不算数，谈判有什么用？不能开这个端。所以他在请示毛主席后决定：要坚持地攻下去。我们列举机场会见时的记录向对方质问，对方虽无言以对，但仍不愿就此达成协议。实在没办法时，他们就让下边的工作人员向我们透露说，这是他们最高层的意思。难道他们真的想打仗吗？
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苏联大使举行招待会，我们前去祝贺。在招待会上，我向苏方的副团长说：你们向中苏边境调集那么多部队，根据西伯利亚的交通运输能力，难道说在补给上就没有困难？他耸了一下肩膀，没有否认，只是说：感谢你的坦率。谈判一直没有进展。到十一月十八日，苏联又在同我新疆接壤的地区建立了一个中亚军区。他们一方面继续对我施加军事压力，另方面又从九月的谅解倒退，到底要干什么？
原来十月二十日谈判开始后不久，二十五日苏美双方就同时宣布，苏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预备会议将于十一月十七日在赫尔辛基举行。苏联表示，苏联期望能够限制战略武器，这对双方“都不会有什么损害”。经过一个多月秘密会谈之后美苏又宣布，将在一九七○年四月继续在维也纳会谈。十一月二十四日，苏美双方又同时批准了《防止扩散核武器条约》。十二月八日，苏德就共同放弃使用武力问题在莫斯科开始举行会谈。与此同时，华沙条约的外长会议还于十月底发表联合声明，建议一九七○年上半年在赫尔辛基举行欧安会并同意美国和加拿大参加。也许他们认为同西方的外交将会有一个大的进展。看来，这种不切实际的前景对于短视的政治家产生了吸引力。
但是，在中苏谈判会场上，他们却十分被动，开始是不愿讨论临时措施，后来不得不讨论了，又不承认有所谓争议地区，硬说我方提出的争议地区概念是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在“争议地区”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他们在边界问题上的僵硬态度，一点也没有松动。一九六四年谈判时，我方主张：要分清历史是非，肯定清朝同沙俄签订的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但中国仍愿以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沙俄攫取的土地；任何一方违约侵占另一方的土地，原则上必须归还对方，但可通过协商以互谅互让的精神考虑当地居民利益，对某些地方进行调整。而对方不仅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甚至也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就是说，无论是沙俄侵占的还是苏联侵占的中国领土，都得算是苏联的。坚持不承认存在“争议地区”的结果，使对方始终摆脱不了被动局面，也使谈判走不出僵局。
十二月下旬，库兹涅佐夫团长建议休会一段时间，他要回莫斯科一趟。我们期待着他回来时谈判能有一个转机。
除夕之夜，周恩来召开紧急会议，要边防注意警惕。毛泽东对苏方说，我们要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耐心，要文斗不要武斗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晚上，我接到通知说，当晚十二时总理召集代表团开会。
那天下午，我驻苏使馆收到苏联政府致中国政府的一份紧急照会。照会说什么中国侵占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破坏了他们的现存边界，并说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中国负责等等，口气非常强硬。照会所提两个岛屿都处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一九六八年一月苏军越界侵入七里沁岛破坏我边民生产，并用装甲车撞死、压死、撞伤我边民十三人，虽经我一再抗议，苏方均不置理。珍宝岛不仅位于主航道中心线我方一侧，而且枯水期同我岸相连，由于苏方的蓄意挑衅，终于导致了举世皆知的一九六九年三月的流血冲突。这次谈判以来，在那里虽然紧张状态并未缓和，但没有再发生冲突事件。苏方突然出此一举实出我方意料。我驻苏使馆接到照会后未加翻译即电话传抄过来。代表团当即进行了研究并电话报告了总理。
这次会议是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的。总理到会最早，一个人端坐在长会议桌的北头他通常就座的位置。异乎寻常的是他的手头没有要批阅的文件夹子，而且每当一位同志到来的时候，他都起身问好并亲切握手，弄得大家措手不及只好赶忙向他跟前急走几步，才能迎得上来。原来当他坐到那里时，正是除夕之夜的最后一刻钟。会议开始时已经是一九七○年的凌晨。这是他七十年代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
会上大家就对方到底想干什么，他们讲的严重后果是什么含义，是否想断送这次谈判等进行了讨论。当分析了国际形势、边防情况之后，大家认为无非是虚声恫吓、制造紧张。周总理没有下结论，只是说：暂不置理，要边防注意警惕，等对方团长回来。
库兹涅佐夫回来了，他的谈判处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为被动。据我个人的观察，他回去后苏联政府所走的这一步，似乎并不符合他作为一个外交家的心意。所以，当我们质问苏联政府的这个照会到底是什么用意？他们所讲的严重后果到底是什么时，他根本无法回答。会谈后，总理告诉我们，不必再攻了，看来只不过是一次并不高明的压力。
我们总是希望谈判能够成功。缓和边境紧张局势，解决边界问题，恢复睦邻关系是周总理一再向我们交代的方针。一九七○年五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曾对苏联代表团的副团长讲：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耐心，要文斗不要武斗。
即使如此，谈判仍无进展。以后对方为摆脱不愿达成临时措施协议的窘境，建议发表一项互不使用武力的联合声明。总理说：一项空洞的意向性的声明哪能解决大军压境的紧张局势？后来对方又改提签订互不使用武力或互不侵犯条约。周总理告诉我们说：谈缓和边境局势，连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也不愿达成，谈边界连存在争议地区都不承认，还奢谈什么条约？大概他们早就忘了，中苏之间不是还有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吗？实在是个讽刺。
在一次内部讨论中，代表团的同志讲，除了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外，苏联不愿解决边界问题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同周边国家差不多都存在边界争议，它怕引起连锁反应。总理说：谈判能否达成协议，须看双方的意愿，他不愿干，只是一厢情愿总不可能。谈总是要谈的，但关键是他们领导人的决心。
一九七二年的下半年，我离开了代表团。这次谈判一直持续了九年，虽未达成任何协议，但两国边界未再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一四二）震动世界的“小球转动大球”
七十年代初，中美民间交往出现了一些新契机。一九七○年秋，美国新任总统尼克松在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谈话时表示，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同年十二月，毛主席在会见美国朋友斯诺时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的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游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翌年初，尼克松总统在国会作外交政策报告时又提出，在今后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应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美中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以及怎样消除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这是美国政府几十年来对中美人民之间进行交往的第一次正式表态，而且总统本人也要设法到中国访问，这说明美国官方终于感到，发展中美人民之间的交往是美国政府必须做的一件有利于美国的事情。
此时，恰逢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举行。比赛结束后，我国乒乓球队奉国内紧急指示，邀请参赛的各国乒乓球代表团到我国进行友好访问。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是我国政府为建立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恢复中美接触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决策，巧妙而不失时机地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为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和创造两国政府之间的接触与来往开辟了通路，成为国际上经久传诵的“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事后，周总理在和美国朋友回顾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发展的过程时，对这件事曾有一段极为深刻而又风趣的描述。他说，中美两国需要往来，其实这个条件很久以前就成熟了。事物的必然性有时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我国乒乓球队到日本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时，结识了一些新的外国朋友，他们很愿意访问中国。美国乒乓球队部分队员和我们接触时也表示了同样的愿望。可是我们的外交部落后了，没请美国乒乓球队，说他们下次再来吧。毛主席发现后说，应该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电话打到日本名古屋，我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向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发出邀请，这就将了美国国务院的军，因为他们事前也没有思想准备，就像我们的外交部一样。尼克松总统曾说，中美两国人民可以来往，结果只好批准该代表团访华。从此，中美人民重新开始了往来。小球是毛主席打过去的，门打开了。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在华受到热情接待，周总理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当周总理来到美国乒乓球队队员中间时，大家一齐鼓掌。周总理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表达对美国朋友到中国访问的欢欣之情。周总理满怀深情地说，我请你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致意转告给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去来往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美国朋友报以热烈的掌声。
周总理还就以往无法进行的中美记者交往问题，对应邀同时来访的美联社驻东京记者罗德里克说，你打开了中美两国记者互访的大门。罗德里克向周总理表示感谢邀请美国记者访华，并说，我赞成你刚才的说法，我们的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我希望通过记者的报道，这种关系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在这次会见中，周总理对青年问题有一段极为精辟并富有深刻哲理的谈话。有位美国青年问周总理对当前在美国青年中流行广泛的“嬉皮士”运动有何评论。周总理表示，我对这个运动不很清楚，只能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周总理说，可能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了的或固定了的。因为寻求真理总是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其正确与否，这在青年时代应该是允许的。各种思想都要通过实践尝试一下，我们年青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懂得年轻人的这种心理。别国的青年来访时，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形式，比如留长发等等。我看到英国和日本的青年也有这样的情况，但他们和你们不一定是同一个派。
这位“嬉皮士”青年说，这种表现形式是多日思索的结果，它比表面上看到的更深刻。这是一种新的思想，没有很多人熟悉它。
周总理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刻地说，按照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来看，最后总要认识出一个普遍真理，这和自然现象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要求，这是好事。但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最终总是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样才能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如果自己通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该改。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这是我们的认识。作为朋友，我们所以有这个建议。这位朋友连连点头称是。周总理继续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思想，即进步只能从变化和发展中得到。精神只有变成物质的力量才能前进，只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才行，这是一个规律。
这是国际关系史上一场少有的会见。这里没有令人拘束的官式礼仪，只听到一位举世闻名的伟大政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首脑和一批来自长期处于敌对关系的国家的陌生青年畅谈；这里没有使人乏味的外交辞令，听到的是一位身经百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一位思想新潮的青年就“嬉皮士”运动舒心地交换看法。他的谈话描绘出人民友谊的光明之路，开启了人生哲理的美好之窗。这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重新开端的时刻，是这位伟大政治家代表中国人民送给美国人民弥足珍贵的见面礼物。
（一四三）会晤基辛格
美国白宫与国务院的一场争论
一九七一年十月，按照中美在“巴黎渠道”达成的协议，经过精心安排，基辛格一行将对中国进行为期六天的访问。其目的是，为尼克松总统与中国领导人历史性的会谈做必要的准备，并且与周恩来一起起草中美联合公报的基本文字。
在基辛格出访之前，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之间又爆发了一场争论。国务卿罗杰斯坚决反对这项计划，其理由是：这次访问将对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战略起干扰作用。而基辛格则认为，问题并不在于任何一次访问，中国登上世界舞台现在已是活生生的事实，一些国家将根据他们同中国关系的重要性来投票，这已是一种基本的趋势；此外，访问日期是与中方共同商定的，如果出尔反尔，势必会对中美建立的和解气氛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基辛格的竭力坚持，这次访问终于成行。
为了这次重要的访问，尼克松把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及他个人的旅行工作班子交给基辛格使用。白宫的高级军事助理空军准将詹姆斯·德·休斯和尼克松的助手德怀特·拉·蔡平也随基辛格一同前往。
十月十六日，总统专机载着踌躇满志的基辛格一行由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出发。飞行完全按照尼克松访华的预定航线进行。
美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那行字不见了
十月二十日，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叶剑英和姬鹏飞（时任外交部长）到机场迎接。最初的气氛并不像基辛格想象的那般热烈。尤其使美国人感到惊诧的是，从机场到他们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沿途有不少诸如“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一类的标语口号。更有甚者，当他们走进房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发现有一份英文的宣传性小册子，其封面上正好印的是美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那一行字：“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当然，中美之间经过二年多培育的这株和解的幼苗，也不会轻易地被意识形态方面的激烈口号所毁掉。因为双方毕竟有着共同关心的问题——那就是要遏制苏联的地缘政治的野心；此外，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想使自己在变幻中的国际战略格局中多一些回旋的余地。这样，随着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出现，气氛逐渐缓和了。
周恩来和基辛格先就一般性的问题和具体议程的安排进行了会谈。会后，周恩来设宴款待基辛格一行。周恩来发表了一篇和解性的祝酒词，称赞了毛泽东和尼克松及其基辛格博士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所做出的努力，强调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
周恩来说道：中美两国在关系中断二十二年之后，现在在两国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章。我们应该说这要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人作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他是作为一个朋友来的，还带来了一些新朋友。
拿我来说，我虽然从未到过美国，但我认识不少美国朋友，美国对我来说也不是不熟悉的。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这个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中美会谈到现在已经进行十六年了，但还没有找到共同点。现在尼克松总统要亲自到北京来讨论，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员。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将取得积极的成果。
我们两国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虽远隔太平洋，但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今年我们在接待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之后，还接待了其他一些美国朋友。我们希望将本着一种新的精神来迎接这一新纪元。
周恩来这番诚挚而又热情的讲话使在场的美国人感到十分亲切，双方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许多。从这以后，气氛有了很大改变，美国人也再没有看到含有敌意的标语，中国的《人民日报》甚至还刊登了两幅周恩来和基辛格在一起的照片。
美方掩盖分歧、伪装一致的公报草案被毛泽东否定之后
基辛格这次访问的成败，要取决于中美双方能否将尼克松总统访华的细节安排妥当，并且就关键性的中美联合公报达成初步协议。
关于前一个问题，双方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并且对尼克松总统与中国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作出了基本的安排——其中包括确定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这个日期，美国总统访问的期限和日程以及随行人员和新闻界代表的大体组成情况，还有中国方面为他们提供的便利等等。中国方面接受了美方提出的关于总统访问团组成的“不能再少的最低限度方案”，但人数仍然有几百人之多。
然而，双方在讨论中美联合公报的时候遇到了意外的麻烦。本来基辛格及其手下的工作人员曾起草过一份公报草案，是经过尼克松的审阅和批准的。这份公报草案，为了显示美国总统访华成果，采用了标准的外交辞令来暗示双方有很多的共同点（有些是子虚乌有），同时又用含糊折衷的语言来掩盖双方争论最激烈和最难解决的问题。中国方面在请示了毛泽东主席之后，明确表示，不能同意这份掩盖分歧、伪装一致的公报草案。中方认为，公报中既应列出双方对重大国际问题和中美关系看法的共同点，也应摆明双方的分歧所在，并且允许双方各自阐明自己的态度，保留自己的立场。
接着，中国方面按此精神提出一份公报草案，它以十分明确的语言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而留下一些空白页由美方来填写，有些肯定是相反的立场。基辛格乍一看这份草案，不禁大吃一惊，他觉得在美国总统历史性的访问结束之时，列举这么多的不同观点，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对此，周恩来作了大量的解释说服工作，他指出：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二十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灭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掩盖分歧的做法会给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一些幻想，也将会使他们失望，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
基辛格经过进一步的思考，也开始认识到中方草案的独特价值，他认为，采用这种方式或许能解决一些难题。这样一来，在公报正式发表之后，双方都不至于承担出现矛盾和恶意的风险。因为，每一方都没有可能把那些模棱两可的词句解释得对自己有利。基于这些想法，美国方面终于表示愿意采用中国方式起草公报。不过基辛格也提出：中方草案中的“某些提法表达方式过于僵硬而难以接受”，特别是其中有两句“好像是在审判我们或者凌辱美国总统的文字”，即便是明白无误地标明为中国观点，也会令美国极为难堪。为此，基辛格提议删掉那两句话。作为交换，美国在阐明自己立场的那部分中也将对等地删掉两句话。周恩来表示：“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须叫我同意，我们所用的词句中确有令人为难之处。”周恩来这种从大处着眼而不斤斤计较的外交风度，使美国人很受感动。
在最困难的问题面前
在台湾问题上，双方遇到了更大的困难。美国方面尽管表示希望改善中美关系，但又一再强调美国不能立即放弃台湾这个“老朋友”。此外，美方还力图把美国从台湾撤军同中国保证只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密切联系起来，这是中国方面所不能同意的。周恩来不客气地指出，如果当年杜鲁门不用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不以武力援助蒋介石，二十二年来的中美关系可能不同得多。问题是争取一代和平是寄希望于前进方面，还是寄希望于这些“老朋友”。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既然中美要进入一个新时代，必然要改变一些关系。中国有句俗话说，会掌舵的人引导航船迎着浪头上，不然将会被浪潮淹没。有远见的人会懂得如何掌舵。如果把所有的老关系一无更改，一切照旧，那怎么能迎接新时代呢？总之，时代在前进，懂得时代精神的人，会促使世界情况的改进，否则就要被时代的潮流所淹没。基辛格听后受到震动，他意识到，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达应该有所前进，至少应该承认北京和台湾都同意的一点，即中国的统一。经过反复斟酌，最后美方重新提出了对台湾问题的立场，这就是后来写进中美联合公报中的那段巧妙的文字：“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个提法是基辛格从美国国务院为谈判所准备的一份文件上摘录的。对于美方上述的表达方式，周恩来表示赞同。双方终于取得了谅解。
十月二十六日，当基辛格一行踏上归途之前，中美双方已经就联合公报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
（一四四）叩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一时半，一架蓝白色的美国总统坐机徐徐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总理走向停机坪，站在舷梯下迎接前来访问的尼克松总统。当两位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时，无数个照相机和电视摄像机镜头对准他们，记录下了这一震撼世界的外交事件：一位美国总统专程到长期相互敌对的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抓住时机，打开两国交往的大门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尽人皆知的历史原因，中美两国的关系和人民交往隔断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封锁、孤立、遏制和敌视的政策。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和美国上述政策的日益破产，七十年代初出现了打开两国关系的历史性机会。当时身为我国外交政策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周总理，敏锐地抓住时机、协助毛主席作出了打开对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并亲自付诸实施，使两国进入了一个逐步加强接触和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新时期。
早在一九六九年初，周总理就看到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苗头，指示有关部门加强研究美国的政策动向，摸清美国的战略意图，探讨同美国接触的可能性。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总理的预见。
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多次表示要与中国接触，示意把改善美中关系作为美国政府的外交目标之一。一九六九年二月一日，他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对华政策，“试探重新同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中苏珍宝岛事件后，美国于一九六九年七月宣布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接着，尼克松和基辛格利用出访亚洲、欧洲一些国家的机会，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领导人传话：美国不同意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孤立中国的安排，希望同中国对话。十月，美国通知中国，它将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十二月三日，在波兰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向中国使馆人员表示愿意同中国驻波兰代办会晤。
每当美国政府放出这些试探气球，中国方面都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反应。在这个过程中，周总理始终处于第一线。在当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容易的，中美两国国内以及国际上存在着种种反对中美接触的势力。由于多年的隔绝状态，双方互不了解。每天出现在两国报纸上的言论和政界人士的谈话仍然是互相敌对的。但周总理却凭着他特有的政治敏感，从美国政府的大量反共老调中看出了某些细微的变化，并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魄力，同毛泽东主席一起，紧紧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机遇，冲破障碍，推动历史的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