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恢复接触的第一步，中国政府同意美国大使会见中国驻波兰代办，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华沙大使级谈判于一九七○年一月二十日宣告恢复。美方在当日会谈中表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直接讨论一些问题。中方表示：中国愿意考虑和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这些会谈可以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级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他渠道进行。此后不久，周总理又利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之机亲自表达了上述意向。
正当中美双方通过传递信息逐步走向高级接触时，发生了一九七○年三月美国入侵柬埔寨的事件。中方基于一贯反对侵略扩张政策的立场，中止了同美国的联系。直到美军撤出柬埔寨并再次发出愿意打破美中关系僵局的信号时，双方的联系才又恢复。同年十月下旬，尼克松分别向正在访美的叶海亚总统和齐奥塞斯库总统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共谋反对中国，愿意派一个高级使节秘密访华。在周总理的安排下，中国也作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姿态：是年国庆节，周总理请美国记者斯诺夫妇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主席身边，检阅国庆游行队伍。十一月中、下旬，尼克松再次托人向中方传话，希望派特使访华。周总理作出答复，同意美国特使前来商谈解决台湾这个关键问题的办法。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会见斯诺，请他转告华盛顿：“如果尼克松到北京来，我愿意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毛主席还向斯诺阐述了“左、中、右都让来”的政策，指出要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就得同尼克松谈。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向尼克松发出的一个重要信息。一九七一年四月，周总理又根据毛主席的决策，指示我有关部门主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并亲自会见美国运动员和随行记者。“乒乓外交”“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正如他后来生动描述的那样，“小球转动了大球”。同年四月二十一日，周总理给美国政府一个口信，表示愿意接待美国特使例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交谈。尼克松于五月中旬答复说，他准备在北京同我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并建议由基辛格同周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中国同意这一建议的信件于六月二日转到白宫，基辛格立即送交尼克松。尼克松兴奋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两人当即决定把基辛格的中国之行称为“波罗行动”，以几百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华“探险”的壮举作比拟。
透彻分析形势，确定会谈方针
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和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来访，是中美两国打开关系最初阶段所进行的高级外交谈判，事关此后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和全球的战略格局。为准备这两次谈判，周总理多次亲自主持会议，透彻分析国际形势和美国情况，反复讨论会谈方案，并对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政治观点、个人历史、家庭生活，乃至爱好和习惯都作了研究。为此，他特地阅读了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看了尼克松所喜欢的电影《巴顿将军》等。基辛格访华前夕，尼克松在美国堪萨斯城发表讲话，承认战后二十五年世界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不再是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除苏联的威胁外，美国面临西欧、日本的竞争，中国也是潜在的竞争者；与二战后初期相比，“美国遇到了甚至做梦也想不到的那种挑战”，美国已不能支配世界了，它不得不进行重大的政策调整。尼克松特别提到，美国必须采取步骤结束与中国大陆隔绝的状态。周总理十分重视这篇讲话，当即要外交部印送有关领导同志参考，其后又多次引用尼克松的这些言论，用以分析美国的战略动向。他指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可一世，什么地方有事它都要过问。而现在却不同了。侵越战争不得人心。战场上打败仗，国内人民反战情绪强烈，迫使它不得不把军队往回撤。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下降了，政治地位更加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它要考虑，是继续在各方面出击呢，还是收缩一下？综观全局，它首先要解决的是印支问题，这是最急迫的。要解决印支问题，就要同中国打开关系，以改善它的被动地位。周总理强调说，尼克松上台前后，我们一直观察了三年，看准了美国为解决亚洲问题不能不同中国接触。他认为，利用这一时机打开中美关系，将有利于反对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有利于我国的安全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正是基于上述分析，周总理主持制定了同美方会谈的方针，进行了部署，强调要原则坚定，策略灵活，在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我立场，同时也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合理办法，争取谈判取得一些成果，以利改善关系，缓和局势。
纵论天下大事，寓论辩于说理之中
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期间，大部分时间是与周总理讨论国际重大问题和中美两国关系。由于双方立场各异，在很多问题上有过激烈交锋，但周总理总是以高度的谈判艺术，寓论辩于说理之中，使对方感到尽管意见不同，中方的立场是有道理的，中国领导人的话是可以信赖的。
在谈到改善中美关系时，美方曾表示不能迈出大的步子，不能放弃“老朋友”。周总理指出，美国在南越和柬埔寨支持的阮文绍、施里玛达等“老朋友”总是要被人民赶下去的。如果当年杜鲁门不用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不以武力援助蒋介石，二十二年来的中美关系可能不同得多。问题是争取一代和平是寄希望于前进方面，还是寄希望于这些“老朋友”。把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希望放在这些人身上是不可能的。周总理还进一步以时代精神向美方晓以利害，指出：既然中美要进入一个新时代，必然要改变一些关系。中国有句俗话说，会掌舵的人引导航船迎着浪头上，不然将会被浪潮淹没。有远见的人会懂得如何掌舵。如果把所有的老关系一无更改，一切照旧，那怎么能迎接新时代呢？总之，时代在前进，懂得时代精神的人，会促使世界情况的改进，否则就要被时代的潮流所淹没。基辛格听后表示，相信我们经过了目前的谨慎时期后，一切关系都必然会发生变化。尼克松也表示，正如总理所说的，舵手一定要顺应潮流。世界变了，美中关系也必须改变。
关于总的国际形势，尼克松认为，如果美国退出，某些地区就会出现“真空”，就会为苏联提供钻空子的机会。这是战后美国推行扩张政策的一个重要借口。周总理批驳说，世界上不存在“真空”。早年美国有人曾说杜鲁门的政策丢了中国的六亿人口，历史证明，中国并没有成为“真空”，美国势力、苏联势力和蒋介石都走了，中国人民自己填补了这个“真空”。这同二百年前美国人民在英国退走后自己填补了“真空”是一样的。这一席话说得对方只有连连点头。
印支问题是双方会谈的一个主题。周总理一再强调解决印支问题的迫切性，要美国采取果断行动，不要拖泥带水，不要留尾巴，应早日全部从印支撤军。他尖锐指出，印支人民在流血，而在台湾问题上中美没有打仗，因此应首先解决印支问题。中国对印支承担了义务，只要美国不停止战争，中国将坚决支援印支人民打到底，甚至不惜作出民族牺牲。他耐心说明，要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关键在于美国从越南和印支撤军。美国撤出得越早越好，越迟退出就越被动，反而使战争得不到尼克松所期望的“光荣结束”。为了说服对方，周总理几次举戴高乐将军退出阿尔及利亚为例，说戴高乐不但把八十万法国军队撤回，最后甚至把二百万侨民都撤走了，赞扬戴是“有魄力的，很有眼光”的政治家。周总理还明确表示，中国一贯尊重印支各国的独立和主权，不干预他们的内政和对外政策，“我们只有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义务，没有干预他们的权利”。只有印支人民有权同美国谈判，我们不能替代。周总理阐明的立场有力地支持、配合了越南人民同美国的斗争，打掉了美国企图要我向印支人民施加压力的幻想。
周总理在会谈中所表现的坚定的原则性和充分说理的谈话方式使尼克松和基辛格十分钦佩。他们在回忆录中称道周总理有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但讲话彬彬有礼，入情入理，对形势和谈判对象了若指掌，对问题反应敏捷。中国人说话算数，这是周总理给他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正如基辛格所说，“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是“信守协议的”。基辛格还说，周恩来“对哲学的论证，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运用自如”，“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尼克松也说，周总理留给他的鲜明印象是无与伦比的品格和献身精神。他发现自己对中国人产生了好感。看来这些都对促进达成协议及双方信任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上海公报》——高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晶
周总理在同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会谈中，既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又显示了必要的灵活性。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具体结合集中体现在中美双方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达成的《上海公报》中。
美方本来想发表一个只强调共同点、不提双方分歧的公报，以显示其中国之行的成果。中方不同意这样做，并提出了一个建议草案，既列出双方的共同点，也摆明双方的分歧所在。这使美方大感意外，认为这种公报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美国国内无法接受的。对此，周总理作了大量的耐心说服工作。他指出，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二十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掩盖分歧的做法会给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一些幻想，也将会使他们失望，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周总理建议，公报允许双方阐明各自的原则立场。这种实事求是的真诚态度使美方难以拒绝。尼克松承认，一个星期之内不可能建立一座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隔阂的桥梁。
就这样，经过双方反复讨论，一个独特的、别具风格的公报终于达成了。公报首先列出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包括对国际问题的各项原则主张。在台湾问题上，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军必须从台湾撤走，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活动。美方则声明，它认识到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对于基辛格巧思所得的上述表达方式，周总理是很欣赏的。双方较快地取得了一致。但接下去谈到美确认从台湾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走美军的一段，用词颇费周折，最后的表达方式基本上肯定了美军全部撤走的最后目标，驳倒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为我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造成了有利的条件，为下一步实现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原则基础。但为了照顾美方国内的政治困难，我也作了一定妥协，没有要求美方立即承诺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没有要求美军立即全部撤出台湾，而是先确定全部撤军的目标，允许美军在一定时期内逐步撤离。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次会谈就解决一切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周总理正是根据上述策略思想，促使美方同意了公报的内容，我方的预想基本上实现了。
公报列举了双方的共同点，包括：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不应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双方准备在相互关系中实行上述原则等。把上述共同点写入公报，既照顾到美方的需要，也对美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在公报中还声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即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任何一方不拟代表第三方进行谈判等。这些表明了我光明磊落的立场，对消除有关国家的疑虑是有益的。
公报也写入了扩大双方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联系等内容，这对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和合作起了推动作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和平外交路线的集中体现。自从周恩来总理同印度总理和缅甸总理于一九五四年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中国政府一直坚持把它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早在一九五五年亚非会议期间，周总理就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发表了对美关系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此后，在中美大使级谈判过程中，中方也一直坚持把它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准则，只是由于美方不愿意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而没有取得成果。
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讨论解决中美两国的分歧，是基辛格一九七一年秘密访华和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二年访华期间双方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周总理一直坚持只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平等协商才能达成谅解。他在同基辛格的第一次会谈中就详细阐述了中方的这一立场，并表示：中美双方对一系列国际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两国寻求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通过追述美国敌视新中国的历史，周总理雄辩地指出，正是杜鲁门、杜勒斯等执行的反共反华、“两个中国”的政策造成了两国间的长期隔阂，也使美国陷入孤立处境。由于同样的原因，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会议，但却未能解决两国间的根本问题。周总理还以苏联干涉中国内政造成中苏关系对抗为例，强调要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双方必须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于周总理的倡议和坚持，《上海公报》明文载入：双方同意，各国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里虽然未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词，但实质内容相同。也就是说，一九五五年以来中方在中美关系中一直主张的五项原则，终于在《上海公报》中得到确认。历史证明，五项原则是中美关系得以健康发展的唯一可靠的基础。可以确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越来越认识到周总理首先提出和倡导的这五项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具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它将日益为更多的国家所承认和接受。
周总理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了，但他在中美关系转折时期所立下的历史功勋将与世长存。记得他在同尼克松总统会谈时曾引用毛主席的“咏梅”诗，并作了意味深长的解释。他说：“首创的人，没有等到事业的成功，也就是看到别的花开的时候就谢了。”我们要有这样的精神：“你首创，但不一定能自己享受”，“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周总理虽然生前未能亲眼看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但正是他作为首创者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四五）致力于中日邦交正常化
带着恢复日中邦交的希望，田中首相直飞北京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中日关系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这天，秋高气爽，晴空万里，载着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为首的日本政府代表团的日航DC-八型专机，于八时十分从东京羽田国际机场起飞，带着恢复日中邦交的希望，径直向远距三千多公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飞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本首相首次访华。
在头等舱里，田中首相坐在松软舒适的靠椅上，俯视机翼下如絮如烟的茫茫云海，思绪万千。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和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尼克松总统访华，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尤其是日本受到的震动更大，无异于晴空霹雳。华盛顿决定同北京改善关系，竟事先未与其同盟国的日本打声招呼，进行“越顶外交”，这大大地刺激了日本，失去了对美国的信任感。加之，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切都极大地调动了日本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性，日本国内要求政府修改对华政策，尽快与中国恢复邦交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自民党内对佐藤内阁持批评的人也与日俱增。中日关系已处在转折的关键时刻。
这时，日本自民党正面临下届总裁的改选，党内各派活动频繁，争夺激烈。作为总裁竞争者的田中角荣志在必得。他审时度势，决定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选举时的主要对外政策，并积极进行活动。一九七一年七月和一九七二年一月，田中曾先后请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等草拟日中复交的可行性方案，并同桥本多次交换意见。一九七二年三月，田中向田川诚一吐露心声时说：“一旦我取得政权，便立即实现日中复交”，“中国方面的原则（指“恢复中日邦交的三原则”）是正确的”。同年四月二十一日，田中与大平正芳、古井喜实彻夜长谈时表示，“如果我当上总理，请大平君任外相，全力以赴地打开日中关系”。五月十八日，古井访华会见周恩来总理时对周总理说：“田中将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胜。如果田中就任首相，一定会着手进行日中复交，那时大平将以某种形式协助，构成理想的体制。”差不多与古井同时访华的公明党副委员长二宫文造也向周总理表示：“在田中出任首相和日中复交问题上，公明党将予以全面合作。”
一九七二年七月五日自民党举行临时党代表大会，选举第六届总裁，田中以二百八十二票对一百九十票的优势当选。当天，他便对新闻界发表谈话：“将以认真态度对待（日中邦交）正常化”，“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翌日，田中被国会指定为总理。七日组阁，任命大平为外相。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田中说：“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要加快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以便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大平外相也表示：“为实现邦交正常化，首相或外相有必要在某个时期访华。”“在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时，不能想象‘日台条约’还会继续存在。”平时遇事慎之又慎的大平，此刻作出如此积极的姿态，实在令人瞩目。七月十三日，田中将自民党的“中国问题调查会”改组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并扩大其成员，在自民党参众两院四百三十一名议员中，有二百四十九名议员参加了该协议会。
田中内阁在日中关系上的积极姿态，中国政府十分迅速地作出了反应。七月九日，周恩来总理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讲话时说：“在日本，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七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这实际上是中日两国总理通过新闻媒界进行的第一次对话。
现在田中将身负重任，去实现日中复交的历史业绩，同中国首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会谈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结束两国漫长的不正常关系历史的一页，感到责任重大。想到这里，田中对这短短的两个多月，以闪电般的速度，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完成了此次北京之行的准备工作，不禁流露出喜悦之情。要路通桥成，还需从战略高度出发，英明决断，心诚志坚去努力完成。他环视了谨言慎行的挚友大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以及其他人员，增强了此行的信心和决心。为了开拓这条日中复交的通道，在两国之间架起友好的“金桥”，经过了多少有识之士的不断努力，才有今天的状况。这两个多月的艰难曲折，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佐佐木为田中访华铺设了轨道，周总理说：“欢迎田中首相来北京”
七月的北京是最炎热的季节，大火流金，真有点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为了沟通中日两国对邦交正常化的看法，冒着酷暑，顶着骄阳，于七月十二日来北京访问。临行前，他专门拜会了田中首相，了解新内阁对华的基本态度，探寻对复交三原则，尤其是对处理台湾问题的真意。佐佐木坦率地问田中首相：“在复交三原则中，如何处理日台条约是最重要的，您打算怎么办？”田中果断地说：“那是理所当然的，我承认三原则。因此，对处理台湾问题有坚定的信心。”佐佐木为了慎重起见，又叮问一句：“如果周总理问到，就照那样转达可以吗？”田中明确地说：“一定实行。”
与此同时，中国在打开中日关系的大门方面，当时还受到“四人帮”的干挠。为此，负责此项工作的周恩来总理事事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使“四人帮”无隙可乘。为使工作万无一失，经毛主席同意，周总理指定姬鹏飞、乔冠华、廖承志、韩念龙等组成日本组，研究中日建交问题，有时就在毛主席住处开会，向毛主席汇报。
七月十六日、十九日，周恩来总理两次会见了佐佐木。佐佐木向周总理透露了他和田中首相谈话的内容，转达田中首相要建交的决心和种种打算，并保证说：“我想田中君是靠得住的。”周总理当即表示：“那是否就请田中首相到北京来吧。”佐佐木立刻补充了一句：“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希望务必邀请。”周总理再一次回答说：“如果田中首相来北京，欢迎。”略一思索，接着说：“田中首相访华时的待遇和尼克松总统一样。”考虑到田中首相乘专机来访，“绕道香港不方便，所以田中首相来的时候，就请直飞北京。”
在会见中，周总理还深情地对佐佐木说：“社会党没有外交权限，我们当然只能和具有外交权限的田中首相实现邦交正常化。但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形势，是日本人民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请向日本人民转达我的谢意。日中首脑会谈不要过多地拘泥于往事，将以向前看的姿态探讨问题。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是使七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与一亿一千万日本人民建立永恒的和平友好关系的一次历史性握手。”周总理这种诚恳笃实、坦荡无私的品德和细致入微的体贴，使佐佐木非常感动。
七月二十一日，佐佐木回东京后，立即向田中首相汇报，使田中了解了中方的态度，坚定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决心，同时也切实感到有必要迅速拟定出日本方面对日中谈判的见解。
正当田中首相积极进行日中复交的准备时，中国方面在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夕，于七月三日任命熟悉日本情况的萧向前为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新的首席代表。七月十一日，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孙平化率领二百零八人的上海歌舞团到日本访问和演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赴日的最大歌舞团，受到日方破格的接待，田中、大平对它也很重视，把它看成是了解中国意图，同中国对话的一个重要渠道。
孙平化到日本不久，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陈杭处长也相继访日。据说陈向孙平化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我之所以说田中内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值得欢迎，是因为毛主席说，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孙平化嘛，就是要万丈高楼平地起，萧向前是继续前进的意思。要把这件事落实才行。”
七月二十日，日中恢复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在东京新日本饭店为孙平化、萧向前举行盛大欢迎宴会。大平外相、三木国务相、中曾根通产相和自民党的桥本干事长、铃木总务会长、樱内政调会长等党政要人应邀出席，这是前所未有的。孙平化在宴会上说：“希望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仅仅是气氛，而能够使之开花结果。”这次活动，可以看作是实现邦交正常化的预先接洽。接着，大平在二十二日和孙、萧二人进行了会谈，他说：“我和田中首相是同心同德的挚友，首相把外交事务全权委托给我。现在日本政府首脑访华，解决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了。”八月十一日，大平在大仓饭店再次会见孙、萧时，正式转达田中首相访华的决定，还答应在首相同中国方面会谈时愿从中进行斡旋。次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受权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八月十五日，田中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在东京帝国饭店会见孙平化、萧向前时表示：接受周总理邀请，将于九月下旬率政府代表团访华，商谈日中关系正常化问题。田中访华的准备工作可以说基本就绪。八月十六日，孙平化完成了所负使命，率上海歌舞团乘日航和全日空两个航空公司的专机直飞上海。这实际上是周总理特意为田中、大平访华直飞北京安排的一次预演。
《竹入笔记》使田中喜形于色，“这样，邦交正常化就可以实现了”
在东京都千代田区永田町二丁目三番地一号的首相官邸，田中首相一大早就来到他的办公室，焦急地等待昨晚从中国返回东京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的来访。田中内阁成立不久，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访华带回周恩来总理的口信：“欢迎田中首相来北京。”但是二十七年来，两国政府间的交往完全是一片空白，加之还存在“日台条约”等问题。田中、大平对起草日中谈判草案心中没有底，于是，竹入便充当田中个人的“密使”，访问中国。
竹入与田中私交甚笃，在田中组阁之前，曾向田中进言，希望田中认真着手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期待田中在总裁选举中获胜。现在，田中请他出访北京，他当然衔命前往。竹入访华前，曾与田中、大平先后四次磋商，就结束战争状态、具体实施三原则，尤其是台湾问题、日美安全条约问题以及条约形式等涉及首脑会谈的重要议题，逐条加以确认，将其归纳为二十条意见。七月二十五日，竹入偕公明党政策审议会会长正木良朋飞往北京，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三次会谈，共约十多个小时。八月三日晚才返回东京。第二天便匆忙来到首相官邸，向田中报告此次北京之行的情况。
田中一见竹入进来，便快步迎了上去，热烈握手：“竹入君，辛苦了。看你的神色，此行一定有所收获。”田中首相迫不及待地问。
宾主落座后，竹入详细地向田中汇报了这次访华的情况。他说：在北京同周总理进行了三次会谈，周总理认真听取了他转达田中、大平的想法和要求，在最后一次会谈时，周总理出示了事先打印好的中方方案说：“已经毛主席批准”，上面有毛主席的签名。周恩来一字一句地宣读，我拼命地记录。写着写着，感到心惊，手都发抖，心想复交可以实现了，高兴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中方这个方案考虑了日方的立场，对日方的意见给予了关照。在会谈中，周总理还明确表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不仅横遭日本的侵略，而且被索取了巨额的战争赔款。为此，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念及此，我们不忍心让日本人民遭受痛苦，所以我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放弃对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竹入在汇报过程中，大平外相也走了进来。
竹入说着，将笔记本呈递给田中首相。田中迅速看了一遍，不由得喜形于色，连声说：“周恩来这个人真是通情达理。这样，邦交正常化就可以实现了。”并把笔记本交给大平。平时不苟言笑的大平外相，这时也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连忙将笔记本装进口袋，对竹入说；谢谢你，“今后看首相决断了。一俟定夺，我这个外务大臣就要排除万难去干，我发誓！”嗣后，便拿着笔记本匆忙赶回外务省。
竹入笔记本记载了如下内容：
两国的战争状态以共同声明的方式告终了；日本充分理解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两国建交符合两国人民的长远愿望，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两国关系，通过和平协商解决纠纷问题；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反对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权利；在缔结友好条约之前，先缔结航海、气象、渔业、邮电、科技等协定；关于台湾问题，要求日方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废除日台条约，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等。
这就是后来被日本报刊称为的《竹入笔记》，它实际上是中国方面所设想的中日复交联合声明的草案要点。
日本在研究了中方关于中日复交的要点的基础上，拟订了日中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草案。但是一直作为大平外相智囊、参与起草草案的古井喜实还是放心不下，认为关于结束战争状态和台湾归属等三原则的重要问题，与中方认识有很大差距，为确保会谈成功，古井建议将日方草案送交中国，作最后调整。大平接受了这一建议。
九月九日，古井喜实受大平委托，携带日方草案，和田边诚一等率领日本备忘录贸易代表团抵达北京。周总理认真研究了古井带来的日方草案，于九月十二日会见了古井一行，再次阐述了中国方面的原则立场，并深情地对古井等人说：“今后邦交正常化了，即使是互换大使，备忘录贸易也取消了，民间贸易还必须越来越发展。”“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为了扩大日中友好关系，也必须开辟困难的道路、曲折的道路，我想对各位先生来说，这些工作正等待你们。”这充分反映了周总理对为中日友好作出过贡献的老朋友是非常关切和信任，中国是“饮水不忘掘井人”。古井等人深受感动。
古井访华前不久，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于八月三十日晚乘机飞抵太平洋中部夏威夷群岛的胡瓦岛（即檀香山），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日美首脑会谈。会谈中，日方提出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得到了美国的谅解。美国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将不试图向日中政府提出任何意见”。九月一日发表了《日美联合公报》，公报不仅赞同田中访华，而且对台湾问题也只字未提。事后，大平外相感慨地说：“夏威夷会谈进展顺利”，至少飞赴北京的单程票已经到手。
小坂肩负先遣队的使命访华，为田中北京之行作好了最后准备
九月十八日，华灯初上，白天喧闹的天安门广场渐渐地静了下来，但人民大会堂的小宴会厅却灯火明亮，气氛热烈。身着灰色中山服的周恩来总理虽然日夜操劳，显得有些消瘦，但他那大而明亮的双眼仍炯炯有神，平时严肃的脸上，今天也绽露出喜悦的微笑。他频频同日本客人举杯。今天下午，他刚同日本自民党代表团会谈过，取得完满的结果，现在特为该代表团访华成功举行宴会。
以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前外相小坂善太郎率领的日本自民党代表团是由二十三名自民党参众两院议员组成的，于九月十六日抵京，此行主要是为田中首相访华、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作最后准备，负有先遣队的使命。小坂来京前，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于九月八日在自民党本部召开全体会议，就日中复交谈判的基本方针进行讨论，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归纳为五项较为抽象的原则。与此同时，党内亲台势力也大肆活动，激烈反对日本同中国恢复邦交。为了妥善处理好党内各种意见，安抚台湾帮，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田中首相一面派小坂善太郎率领自民党代表团访华，为他打前站，同时让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参加该团，请中国方面施加影响，对他们做工作；一面派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率团出访台湾，安抚蒋经国，实际上是安抚党内的台湾帮。
宴会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周总理在宴会上语重心长地指出：“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我们要向前看。促进和发展中日友好，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已经成为一股巨大的潮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对田中、大平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作的努力，热情地赞扬说：“这是值得欢迎的，中国政府已经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我们深信，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一定能排除干扰，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并且无限深情地说：“当前中日两国关系的新发展，是两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广大的日本人民和日本各阶层朋友和组织为此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对于为中日友好播了种子的日本朋友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周总理情真意切、通情达理的讲话，赢得了阵阵掌声。
席间，周总理还笑容可掬地亲自为小坂夹菜，使小坂深受感动，不禁想起下午同周总理会谈时的情景。这是一次完全公开的会谈，除代表团全体成员外，随团记者也列席参加，历时约四十分钟。在会谈中，周总理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祸害。”“今天恰巧是九月十八日，四十一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现在两国握手，这是历史性的转折。新时代已经到来，应当继续前进。”对于日本自民党内某些人鼓吹“不能抛弃台湾”和“两个中国”的谬论予以严厉的驳斥。同时对于田中内阁在处理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上所面临的困难表示予以适当的照顾和体谅，但强调只能是在日方接受恢复邦交三原则的基础上，而不能颠倒过来。对椎名特使赴台，周总理也说：“他担当了很困难的角色，对此给予同情。”周总理还意味深长地说，通过互相交谈，可能取得一致意见，也可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但我们应该“求大同，存小异”。周总理坦诚真挚、光明磊落的胸怀，使代表团中台湾帮的议员也大受感动，全体站起来热烈鼓掌，使会谈气氛变得轻松、友好。
小坂等人通过同廖承志等开诚布公的会谈和周总理的谈话，不仅就相互尊重对方立场，加深友好关系事宜达成了协议，而且也使代表团内部的不同意见已趋统一，都表示赞成与中国邦交正常化。小坂这次访华，达到了预期目的。
小坂完成了使命，起到了为田中访华铺路的作用，于九月二十日回国。回国当天，就在东急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为了日中两国的百年友好，给田中首相铺路这个访问中国的目的已经达到。”
九月二十一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发表新闻公报，宣布“田中首相欣然接受周总理的邀请，为谈判和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从九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访问中国。”至此，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访华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田中表示：“务必要使访华成功。”周总理说：“邦交正常化要一气呵成”
北京机场，阳光灿烂，万里无云。悬挂在停机坪前主杆上的中国五星红旗和日本太阳旗迎风招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本国旗首次与中国国旗同时在机场上飘扬。十一时三十分，田中首相乘坐的专机徐徐在机场的跑道上降落，专机停稳后，舷梯靠了上去，铺上了红地毯。不一会，机舱门打开，身穿深灰色西服系着素色领带的田中首相，出现在机舱门口。他面含微笑，显得很兴奋，一面向前来欢迎的人们挥手致意，一面缓步走下舷梯，同迎上前来的周恩来总理热烈握手，相互敌视了二十多年的亚洲两个大国的手终于紧紧地握到一起了。
在周总理的陪同下，田中首相同前来迎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外交部长姬鹏飞、副部长韩念龙、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等一一握手致意。军乐团奏起中日两国国歌，周总理陪同田中首相检阅了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后，周总理和田中首相乘坐插有两国国旗的红旗高级轿车，驶往城西静谧优雅的钓鱼台国宾馆十八楼。
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就和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进行第一轮首脑会谈。中方有周总理、姬鹏飞外长、廖承志（顾问）、韩念龙副外长、陆维钊亚洲司长；日方有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吉田健三亚洲局长、高岛益郎条约局长。田中首相在会谈中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务必要使这次访华成功，以实现邦交正常化。周总理强调，邦交正常化要一气呵成；中日两国应在邦交正常化的基础上保持世世代代友好、和平的关系；日中双方应求大同存小异。周总理还表示，中国人民深受赔偿之苦，所以也不愿日本人民尝此苦头。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我们放弃赔偿的要求。在会谈中，田中首相还详细地说明了自民党内围绕着台湾问题的实际情况，并坦率地说，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关系到他这次访华的成功与失败。第一轮首脑会谈，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田中首相表示，“这次谈判无论如何要谈出结果来。”
然而在进入实质性会谈时，一开始就遇到困难。二十六日上午姬外长与大平外相会谈时，由于日方条约局长高岛益次郎死抠条文，把“日台条约”作为依据，使会谈陷入僵局。会谈中，高岛认为在《联合声明》中毋需写入“结束战争状态”和“中国放弃赔偿要求”。因为在签署“日台条约”时，已经结束了与中国的战争状态；蒋介石已宣布放弃赔偿要求。对台湾归属问题，高岛认为日本已经通过“旧金山和约”，放弃了对台湾的一切权利依据，日本政府没有资格谈论它的归属问题。当然，日本政府知道中国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可以对中国的立场表示“理解和尊重”等等。对高岛的上述论调，中方当即予以反驳。
当天下午，举行了第二轮首脑会谈。周总理严正指出，高岛在外长会谈中的发言，我认为并不是田中和大平先生的本意。“如果照此理解，我真不明白各位是吵架来了还是实现正常化来了”。周总理说，所谓蒋介石已放弃要求战争赔偿说法，“使我们感到惊讶和愤慨”。蒋介石政权早已被中国人民推翻，他和日本人签订的所谓“和约”时宣布不要赔偿是慷他人之慨，而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为的是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才宣布放弃赔偿要求的。周总理特别强调，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政治问题。针对田中首相在昨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词时，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轻描淡写说成是“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这句话，坦诚地指出：“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田中首相解释道：“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不一样。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并表示，“如这样的表达不合适，可以按中方的习惯改。”在会谈中，周总理等还对《联合声明》逐条阐述了中国方面的原则考虑。这轮会谈，用二阶堂进的话来说：“两国首脑以惊人的坦率进行了讨论。”
当晚，姬外长与大平外相再次举行会谈，高岛局长同外交部顾问张香山进行了接触。在此基础上，日方对所提方案进行了调整，并起草了妥协方案。
二十七日下午，中日双方举行了第三轮首脑会谈。由于中方既坚持原则又适当灵活，日方也因田中首相从政治高度作出决断，双方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使分歧点逐渐缩小，难点逐一解决，从而对《联合声明》的内容逐步达成一致意见。如“结束战争状态”问题，中方认为是在中日恢复邦交时结束的，而日方则认为是在缔结‘日台条约’后结束的，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最后，周总理提出正文中用“不正常状态”一词代替“战争状态”，但在前言中把“战争状态的结束”与“中日邦交正常化”连结在一起写。经周总理这么一调整，双方都在不丧失原则立场的情况下予以接受；关于复交三原则的第三项“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问题，日方认为，如果把这一条写入声明，就将意味着日本的外交，特别是二十年来的对台关系是虚伪的，这会引起自民党内和国会内的极大混乱。为了照顾日方的困难，中方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明日方重申充分理解中国的“复交三原则”，那么第三原则就可以不写入《联合声明》中，而以其它的形式解除“日台条约”和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日方一再保证随着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将采取适当形式立即宣布日台外交关系自然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