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十二月间，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顾自己频繁作治疗手术、体质每况愈下的不利状况，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毅然担当起筹备召开四届人大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历史重任。
十二月中旬，他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若干老干部的名额。随即，他又审阅、修改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并予以批准。
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斟酌，煞费苦心。针对“四人帮”一伙竭力要把他们选定的“新生力量”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的情况，周恩来约邓小平、李先念等多次进行研究，商量对策。最后确定，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步，应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文化部、体委则可作些妥协，以封住“四人帮”的嘴。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周恩来在医院里同邓小平作一九七四年的最后一次单独谈话，定下有关四届人大的各项重要方案。至此，历经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午，周恩来准备离开三百零五医院，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他便中潜血，应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这时，一直参与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叶剑英经慎重考虑后，代表几位老同志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眼下暂不能提这件事。他要求随同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必须尽一切努力，控制住病情，保证周恩来往返途中和在长沙时的绝对安全。
当天，周恩来和同往的王洪文飞抵长沙。在湖南省委九所宾馆六号楼会议室内，周恩来、王洪文与毛泽东会面。一见面，毛泽东便请周恩来坐到自己身边，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周恩来一一作了回答。
从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连续进行了四次谈话。鉴于江青一伙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一次次的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四人帮”这个提法。毛泽东还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告诫王洪文：“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
在严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他说：“他（指邓）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边说边用手指指脑袋，“Politics（英语‘政治’）比他强。”毛泽东的手又指向王洪文：“他（指王）没有邓小平强。”
为强调言中之意，毛泽东抓起一支铅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很大的“强”字。周恩来见状，十分赞同地重重地点头。在场的王洪文此时不仅尴尬，且十分紧张。他呆在一旁不知所措。
谈话中，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根据商定的人事安排，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军委总参谋长时，毛泽东再次明确表示：“就这样。让小平同志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着，他又在纸上写下“人才难”三个字。周恩来深解其意，脱口说道：“人才难得。”毛泽东含笑搁笔。
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关照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再次郑重地点头。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这天，他把王洪文派往韶山“参观”，自己与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指示，并同周恩来共同审定了四届人大会议上的各项人事安排方案，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长沙决策”。
半个月之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国务院领导核心，“长沙决策”得以实现。至此，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梦寐以求的“组阁”阴谋彻底破产。
一千九百七十四——历史将永远记下这非凡的一页。
（一四九）在最后的日子里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中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同志在最后环顾凝视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后，便告别了曾经工作生活二十五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前往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在医院中度过了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一年零六个月。
周恩来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间一次常例的检查中发现患有癌症的。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在党和国家遭受危难的年代里，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尽管处境十分困难，但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以古稀之年，承担了超负荷的工作量，竭尽全力地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维持着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继续运转，终于心力交瘁，忧劳成疾。但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地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为此，他把自己的疾病置之度外，不仅没有改变相反还加快了自己的工作节奏，一再要求医务人员要把治病与他的工作统一起来，治疗要适应、配合工作，要使工作不受影响和干扰。
然而不久，周恩来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这一正确主张被否定了。全国的中心工作改为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一形势，于一九七三年冬发动了针对周恩来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每日大量便血，有时多达上百CC。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却变本加厉地迫害周恩来。他们除了在政治上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利用各种场合，把矛头公开指向周恩来外，还常常借故打着“商量工作”的幌子，无端干扰周恩来的治疗工作，并且迫使周恩来承担了频繁的迎送外宾的礼节性工作，经常要从城里到首都机场往返数十公里。这对一个已经身患重病的古稀老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向身边的同志吐露过，说自己感到疲乏，想喘息一下。但是，为了不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入江青集团手中，为了遏止当时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动乱不堪的局面，周恩来强支病体，靠输血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抱病操劳。他经常是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体力实在支持不住了，就躺在床上批阅文件，一看就是几小时。直到一九七四年四、五月间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后，才同意住院动手术，但他仍坚持妥善办完最后一件公务。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五月二十九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会谈。医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着医疗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其间，陪同会谈的同志们几次催他休息，但他一直坚持谈完。三十一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这之后，他才交代了工作，向秘书口授了“六月一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后，才住进了医院。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作了第一次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但是，八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又出现反复，为此不得不又进行第二次手术。当周恩来住院这一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后，人们的心头无不笼罩上了一层阴影。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性的历史灾难中，人民从周恩来砥柱中流、力挽狂澜、呕心沥血的努力中，认识到他是人民意志和愿望的体现者，因而更加赢得了人民的衷心爱戴，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在他的身上。但是，正当党和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当人民还没有来得及表达自己内心对他的崇敬和爱戴之情而已经有可能永远地失去了他的时候，人民怎能不忧心忡忡，又怎能不急切地寻找机会表达发自内心的强烈感情呢？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晚，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分抱病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当他步入宴会大厅时，出现了令人十分激动的场面：全场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簇在他的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不少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在椅子上，遥望祝愿。周恩来短短数分钟的祝酒词，竟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至今仍然留在许多人的记忆里。它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党心、军心、民心所向。
国庆节过后，周恩来在医院中紧张地展开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是一个异常繁重而棘手的工作。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周恩来事必躬亲，通宵达旦地工作着。他在审阅四届人大各界代表的名额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要增加老干部的名额。他在审阅了政府工作报告后，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考虑，煞费苦心。针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情况，周恩来约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几次研究，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体委可作让步。随后，他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三个方案。
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潜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经过慎重考虑，叶剑英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因为目前正是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并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在长沙，周恩来逗留了五天。毛泽东在谈话中劝周恩来安心养病，并再次称赞了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两人并谈到了“四人帮”的问题，毛泽东批评了江青、王洪文搞宗派，指出：“江青有野心”。就这样，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周恩来以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争得了毛泽东的支持，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企图通过组阁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集中反映全国亿万人民迫切愿望的振奋人心的宏伟目标。这是他生前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政治遗言。
四届人大开过后，由于过度劳累，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每日便血不止。三月间，在作肠胃镜检查时，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月底又再次作了手术。对于自己病情的一再恶化，周恩来是十分清楚的。很显然，死神在向自己一步步逼近。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于任何人也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生老病死，周恩来的内心是坦然和无畏的。当他的侄女周秉德获知伯父得的是不治之症，急于要去医院看望他时，周恩来同她通了电话，专门谈到了生死问题，说：“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早在十几年前，周恩来就同邓颖超共同商定，相约死后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这回，在得知自己的病已经不能挽救时，他又一再叮嘱说，不要保留他的骨灰。他坚信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不灭，生息不已。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十分清楚自己责任的重大，自己的一进一退，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特别是在目前党和国家遭受危难之际，更是如此。党和人民迫切地需要自己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但是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倍地工作，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他的这一心情不时地流露出来。五月七日，周恩来到北京医院看望了谭震林等同志，并专门接见了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医务人员。他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说：“我估计还有半年”，并表示：“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三月到九月间，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以重病之身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一百零二次，会见外宾三十四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七次，在医院召开会议三次，外出看望人四次。下面，举一些例子：
四月三日，在刚刚动完手术，病体尚未恢复的情况下，因对方的再三恳求，躺在病床上会见了突尼斯总理努伊拉。
四月十九日，得知金日成来访后，坚持下床会见，因脚肿穿不了皮鞋，特地赶制了一双圆口布鞋会见了金日成。
五月三日，抱病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的问题。会后，经毛泽东与周恩来共同商定，由邓小平主持批评“四人帮”的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次会议使得江青集团的活动稍有收敛，从而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条件。
六月九日，不顾医生的劝阻，前往八宝山参加“贺龙同志骨灰移置仪式”，并亲致悼词。在为贺龙同志三鞠躬时，周恩来一连鞠躬了七次，以表示自己深切的哀悼和“没有保护好他”的歉疚之情。当贺龙同志的家属见他病容满面，十分消瘦，劝他保重自己的身体时，周恩来表示自己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在场的人听到这句话无不心如刀绞，悲咽失声。
八月二十六日，会见西哈努克、宾努、乔森潘，在讲话中希望他们加强团结，巩固胜利，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建设不结盟的和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柬埔寨，并表示：“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不是容易走的，我国现在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着，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九月七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务人员的再三劝阻，坚持会见了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周恩来坦然而风趣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并请客人转告齐奥塞斯库，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在旁陪见的同志解释说，这是指邓小平同志。周恩来最后预言性地表示：具有五十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这是周恩来一生中难以计算的会见外宾中的最后一次。
在医院的这些日子里，周恩来就是这样坚守着自己的战斗岗位。忘我地工作着，而且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也不允许他安心治病。他必须时时注视着政治风云的变幻，提防着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举一动。四届人大后。始终把周恩来视为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最大障碍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甘心企图组阁的失败，他们先是以反对经验主义为名，声称“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指责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攻击周恩来。继而又利用毛泽东评论《水浒》一事，大批“投降派”，宣称“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在这种形势下，一生曾经历过无数次惊涛骇浪的周恩来，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心情十分沉重和悲愤，不得不为捍卫作为一个革命者高于一切的政治生命而奋起抗争。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他在同泰国总理克拉·巴莫签署完中泰两国建交公报后，一部分工作人员趁摄影记者还在，围住了周恩来，要求同他合影留念。周恩来答应了，但表示：“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划××。”一句话说得大家心情沉重得都抬不起头来。他们曾跟随周恩来多年，深知他的为人，不论在怎样险恶的环境里，也不论在怎样沉重的心情下，都很少谈论到个人的安危，那么今天突然吐露出来的这句话又意味着什么呢？
一九七五年九月间，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癌症的消耗，他的体重由原来的一百三十斤下降到只有几十斤。在病痛的折磨下，他连散步四分钟的力气也没有了。九月二十日，医生们不得不对他进行了手术。手术前，周恩来或许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要来了自己于一九七二年六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的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已经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就在这次手术中，发现他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医治。为此，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就在周恩来病情急剧恶化的同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再度发生逆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十月下旬，医生们对周恩来再次进行了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推车上的周恩来询问邓小平来了没有？当邓小平靠近手推车时，他握住邓小平伸过来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有能够起来。作为一个已经战斗了数十年、饱经风霜的政治家，周恩来虽然躺在病榻上，但仍然十分关注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担忧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开始他还可以强撑着自己看报，后来便只能依靠医护人员读报了。形势在一天天恶化，但是在这种悲剧面前，周恩来又能表示些什么呢？医务人员常常看到他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不时地摇头叹息……
癌症的晚期是十分痛苦的。周恩来以极大的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每当难以忍受的病痛袭来的时候，他就紧紧地握住医务人员的手，一声不吭，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每咽一口饭，他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他决意要顽强地活下去，哪怕是多坚持一天也好。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多吃几口，来，给我数数。”当费力地咽下一口后，他念叨着：“一！”又咽下一口：“二！”……“三！”……十二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癌细胞已经广泛扩散，剧烈的疼痛常常使得他晕了过去。为了减少他的痛苦，医生不得已动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
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恩来想到的仍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仍是工作和他人，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一九七五年十二月间，周恩来对前来看望他的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等人，切切嘱咐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在同王洪文谈话时，他一再告诫王要记住毛泽东一九七四年底在长沙同他们两人谈话中关于“江青有野心”的那段话。十二月二十日这一天，周恩来的体温三十八度七，但他仍然在病榻上，吊着输液瓶子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他询问了台湾近况和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他抱歉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谈。”随后，便昏迷了过去。
十二月底，当周恩来得知曾给自己理了二十多年发的北京饭店朱师傅几次捎信要来给自己理发后，便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老朱给我理了二十几年发，看到我病成这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谢谢他了！”
一九七六年元旦过后，尽管医务人员进行了全力抢救治疗，但周恩来的病情仍在继续恶化，生命垂危。处于病痛极度折磨之中的周恩来要来《国际歌》歌片，用微弱的声音低声吟唱起国际歌，并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一月七日晚十一时，当医生们来到床边进行治疗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凝视了一下，认出了其中的吴阶平医生，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所说的最后几句话。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之后，怀着许许多多造福于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深的关切，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世。
（一五○）最后一次主持国庆招待会
周恩来是共和国的开国总理，建国后，每年一度的国庆节招待会，几乎都是由他主持的，这似乎已成了一种惯例。然而，最使人关注的，也是最为难忘的，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主持的建国二十五周年国庆招待会。
这一年，一九七四年的国庆招待会定于九月三十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这次招待会由谁来主持？成了国内外人士注目的中心。
当时周恩来正在生病住院。一九七二年，医院确诊周恩来患了癌症，到了一九七四年，他不得不住进了三百零五医院，一次再次地接受手术治疗。可是，他仍然放不下工作，在医院，他不仅批阅文件，找人谈话，还会见重要外宾，进行着与健康人无几多差异的重要国事活动。这年的夏天，周恩来的健康进一步恶化，已有两个多月没有公开露过面了。中国人，外国人，朋友，敌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在关心着。
这次国庆招待会，是自“文革”以来最隆重的一次。将要出席会议的，不仅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各条战线的代表，有各方面人士，有世界各地的来宾，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将有相当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同志重新露面。
周恩来像以往一样，提前到达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太熟悉了。病痛的折磨使他面容苍白憔悴，消瘦了许多，却仍然掩盖不住他内心的兴奋。周恩来在沙发上刚刚坐下，便急不可待地告诉他身边的国务院管理局高副局长：“请你找傅崇碧同志、肖华同志、刘志坚同志、齐燕铭同志来这里，我要见一见他们……”
这几位同志，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或先或后，以种种罪名被关进了监狱或监督劳动。他们大都出来不久，还没有安排工作，有的还没有获得完全自由。是周恩来请他们出席这个招待会。
不大工夫，肖华、刘志坚、傅崇碧先后到达北京厅。不管他们哪一位进来，周恩来都迎上去，与他们紧紧地握手，炯炯有神的目光从头到脚打量着他们每一个人，饱含激情地说：“你受苦了。”
不论是硝烟腾腾的战争年月，还是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这几位在不同岗位上做过杰出贡献和久经风雨考验的将军，在此时此地，个个汪满了闪闪泪花，他们有多少心里话要向周恩来说啊！
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说。
坐在那一侧的是傅崇碧，他神情恍忽，思绪翻腾。在那动乱之初的日夜，周恩来不断给他发来指示，要他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身分，保护了一批老干部。林彪、江青一伙把傅崇碧看成是眼中钉，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以“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为由，撤了他的职，令他离开北京。离京的那天，周恩来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在人民大会堂请他吃饭，为他送行，并告诉他说：“要把身体搞好，以后有的是工作做，要经得起考验。”七年以后，由于周恩来的努力，一九七三年底，毛泽东批准撤销了“杨余傅专案”，为他平了反。他刚回到北京，周恩来就抱病接见了他，很有感情地说：“见到你们，我太高兴了，问题都清楚了。贺龙的冤案平反了，杨余傅的专案也平反了。”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他有多少话要向总理说呀，可是，他没有说，他不愿让那些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再来折磨重病在身的周恩来。
最后到达的是齐燕铭，因为他还有个“尾巴”，住在国务院招待所里等候结论，没有被邀请出席这次招待会。他听到周恩来要见他，连衣服也没来得及换一换，便从住处匆匆忙忙赶来。由于长期的监禁和关押，身心受到严重挫伤的齐燕铭，今天，突然受到这样的关照，喜出望外，激动的泪水洒湿了衣襟。
这时，国庆招待会预定的时间已到，周恩来起身与大家一一握手告别。
乐曲声中，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时，千万只目光注视着周恩来，千万颗心在激烈地颤动，雷鸣般的掌声久经不息。坐在前排的中外宾客，争先涌向周恩来，向他问好，向他致意，向他祝贺。两个多月了，一直未见周恩来露面，传说他患了病，做了手术，到底怎么样了？今天，他来到了大家中间，许多人以为他康复了，欣喜之情油然而生。连一向讲究的外交使团，也不顾外交场合的礼节，像其他人一样，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有的甚至站到椅子上，以一睹周恩来的仪表、风采，倾注自己的钦佩感激之情。
周恩来微笑着，谦逊地向大家招手，依然是那样从容不迫，落落大度。乐队奏过国歌之后，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致祝酒词。
他说：“二十五年前，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二十五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他那特有的清晰、洪亮的声音，传向大厅的各个角落，激励着在座的四千五百位中外宾客。热烈的掌声，一次又一次地将他的讲话打断。他微笑着，一次又一次地用手势示意大家静下来。可是，人们的欣喜、激动、期待、焦急的心情，很难得以平静。跟随周恩来左右的医护、警卫人员倒有些着急和不安，他们清楚，周恩来的病体是不允许过分疲劳的。对周恩来出席并主持这次招待会，医护人员本来就不赞成，后来几经商量，才提出几种方案：或者出席而不讲话，或者只讲前面几句，以后的由他人代读。可现在，周恩来出席了，讲话了，而且从头讲起，直到最后。他说：“我们向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给予我们的支持和援助。……”他请大家为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
周恩来不长的祝酒词，竟被不时爆发的热烈掌声打断十余次。他祝完酒之后，未能入席就座，就欠意地向临近的宾客握手告别，提前退场。
在场的许多同志见此情景，情不自禁地拥了过来，拦住了周恩来的去路，要与他握手，想告诉他一些什么，想让他在这里多停一会儿。周恩来的随行工作人员不得不极不情愿地低声劝阻大家，甚至张开双臂阻拦。在往日，他们一向以能为周恩来接近群众创造条件而不辞辛苦，而今天，他们非常清楚，任何过多的激动和兴奋，都会有害于周恩来的健康。在场的其他同志还以为周恩来要去料理其它什么紧急事情，而破例地提前退出。很少有谁知道，他身患癌症已两年之久，更没有想到，从此一别，再也没有见到尊敬的周恩来了。
周恩来由宴会厅来到北京厅，已显得十分疲乏，医护人员催促他迅速返回医院。可是，周恩来是多么留恋这里呀！在这里，他度过了多少个黎明和黄昏，接待过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同志和朋友。但他还是听从了身边工作人员的劝说。当他跨出北京厅的门槛时，又返回来握住国务院管理局高副局长的手，摇了摇，表示深切的谢意。这时，他又看到站在这位副局长身后的老贺同志。周恩来熟悉他，他做事认真周到，准确利索，争荣誉，吃宴会一类的事，他总是躲在人后，决不向前。周恩来注意到了，在他与别人握手时，他又躲到了最后，周恩来深情地向他笑一笑，过去握住老贺的手，轻轻地说：“辛苦了，谢谢你。”
周恩来从北京厅下到东大厅，要在这里休息一下。这里，宽敞的大厅是他主持工作时经常活动的地方，这里的工作人员见总理来了，纷纷围拢来向周恩来问好致意，周恩来与大家一一握手问好。这时他发现少了一个人，便问道：“小靳怎么了？没有在。很久没有见她了。”
小靳是这里的服务员，十几岁就在这里工作。她聪明好学，机敏过人，只要周恩来在这里活动，她几乎每次必到，是周恩来看着她长大的。今天，这里没有活动，她又去别处值班去了。同志们见周恩来问起，忙打电话告诉了小靳。
不一会儿，小靳来了。周恩来见她挺着个肚子，要做妈妈了，高兴地迎上前去与她握手说：“好久没有见你了。你要注意身体啊！”
小靳看到周恩来消瘦的面颊，苍白中透着倦意，已不见往日那种丰采，忍不住低声抽泣起来。
周恩来拉着小靳的手说：“不要哭，不要哭，哭对婴儿的发育是不好的。”
在场的无不为这两位父女般的相见而感动，眼眶里汪满了泪花，眼光却转向了他处，生怕自己忍不住，也溢出泪来，破坏了这气氛和场面。
周恩来终于结束了他主持的这最后一次国庆节招待会的活动，离开了人民大会堂，离开了大家，可是，他留给大家的，是那么美好的东西，人们至今还在深沉地思索着，激情地传诵着。
（一五一）支持邓小平全面整顿
一九七四年底“长沙决策”之后，重病中的周恩来便把希望寄托在复出后的邓小平身上。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前，邓小平已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这时，中国国内的政治状况正如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父亲复出后，在他眼前呈现的，是一片被‘文革’的飓风横扫得满目疮痍的零落景象。
“父亲被打倒过一次了，而他没有因此而存有丝毫的犹豫。
“他当机立断，运用毛主席赋予他的权力，凭着对灾难深重的国家的前途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整顿。”
病室中的周恩来，将生命的最后光华，化作无形的巨大能量，全力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斗争，谱写了一千九百七十五-这艰难而辉煌的一页。
一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晚，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厅灯火通明，庄严肃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闭幕会正在这里举行。
刚从医院赶来会场的周恩来，身着略显宽大的深灰色制服，面容清癯而双目炯炯有神。他端坐在主席台上，亲自主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在通过全会各项议程之后，周恩来用迟缓、沉稳的语调向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发表讲话：
这次中央全会结束前，我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我向大家转达。毛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现在，我要向大家讲的就是毛主席的这句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工作，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安定团结，把今年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在到会的许多老同志中，有不少人很久没有见到患病住院的周总理了。此时此刻，他们眼见总理的病容，聆听总理的嘱托，无不为之动容，同时，也深深为总理的健康担忧。
一周之后，新华社才迟迟播出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的消息。这是一则短得不能再短的全会《公报》，其中，按过去惯例应作报道的出席会议的人员情况、会议主持人及讲话人等，都统统不见了。报道中的最后一行字是：“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对于生前最后一次参加并主持中共中央全会的周恩来来说，有这一句话，也就足够了。
然而，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不过是周恩来在进入一九七五年后抱病参加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当中的头一个会议。
一月十三日晚八时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会场——人民大会堂万人大厅内，又再次响起周恩来总理坚定、清晰的江浙口音：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是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向二千八百多名代表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份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不足五千字的报告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而这一号召，报告人十年前就在这个地方提出来了，今天，他不过是又重申了这一目标。
会议期间，周恩来到天津代表团参加小组会讨论。热爱自己总理的代表们纷纷向周恩来致以问候。面对一张张诚挚的面孔，周恩来似乎感到已无必要再掩饰些什么。他坦然而又郑重地向大家表示：我已经得了癌症，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作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周恩来讲上述这番话时，代表们痛心地发现，眼前的周总理同几年前相比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因过度操劳，他消瘦得几乎变了形；脸上、手上都布满了皱纹和老年斑；动作和声音也显得那样苍老、疲惫……
在一月十七日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宣布了根据中共中央提议、由本次会议任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在总理周恩来后面的副总理当中，出现了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等一批久经考验的革命家的名字。这标志着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新的领导班子的形成。
新的国务院任命公布后，一直为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担忧的人们，才真正感到了安慰和希望。
二月一日下午，周恩来赶赴人民大会堂，主持有十二位副总理出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便开门见山地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但我还是想争取每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接着，周恩来用郑重的语气开始宣布各副总理的分工：
“邓小平同志，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这时，在周恩来身边的邓小平正沉稳端坐，若有所思。会前，周恩来曾考虑是否由邓来主持今天的会议，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由自己来主持。其缘由正如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所说，有些话小平同志本人不好讲，还是由我讲好。
宣布完各副总理分工后，周恩来又接着主持召开了有国务院各部部长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会上，周恩来继续发表讲话，提出：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今天是开始，对于我来说，恐怕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总理来做。
他停顿一下，环顾会场，加重语气说道：
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十二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周恩来的讲话，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
二
一月二十五日，四届人大会议刚闭会一周。新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干部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著名讲话。他还像过去那样，讲话没有“客套”，单刀直入：
“从一九五九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为了做到这些，我们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邓小平这篇气势不凡、风格凌厉的讲话，成为这一年他领导的各项工作的起点，是打响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就在邓小平发出全面整顿信号不久，全国上下却掀起了一场与整顿不相协调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在“四人帮”把持的各种舆论工具的宣传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口号比比皆是，不绝于耳。一时间，学习“理论”似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大事”，决定一切的“中心”。
然而，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却偏置舆论宣传于不顾，在各种场合里，他大讲特讲的则是另一种“大事”，另一个“中心”。
三月五日，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周总理在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这是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讲话里的几段“开场白”，其中心就是一句话：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邓小平之所以在国民经济中首先抓铁路运输，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铁路系统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大难”。一九六六年冬，上海工人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就因制造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而一举成名。之后，在“全面内战”的几年里，一些重点铁路枢纽和路段一直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后来虽然采取了军事管制、军队护路等办法，但也只能治“表”，不能治“本”。当时派性肆虐，一有风吹草动，一些造反派便在铁路作乱。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以后，一些造反派重操“旧业”，造成徐州、南京、南昌等地铁路交通严重堵塞，直接影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等重要干线的畅通。至一九七五年二月，全国铁路日装车量直线下跌，仅达到四万三千车，与实际需要相差一万二千车；而铁路上的各种事故更是惊人，一九七四年内共发生行车事故七百五十五件，是“文革”前一九六四年的八倍多！
为此，邓小平在讲话中一语中的，斩钉截铁：“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针对到会一些领导同志思想上的顾虑，他指出：“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