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些痛快淋漓、坚定有力的话语，到会许多同志不禁想起当年周总理痛斥派性、制止武斗，号召广大铁路职工抓生产、抓业务，保证铁路运输畅通的一次次教诲。现在，虽然周总理病重住在医院，而实际主持工作的邓小平仍在继续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无私无畏，仗义执言，大家的心里感到有“底”了。
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央九号文件）。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运输这个“文革”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解决。到四月底，全国二十个路局除个别地方外，均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装车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也普遍提高。铁路工作的有效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生产的明显改观。
在邓小平雷厉风行地实行全面整顿的同时，周恩来在医院里与邓小平会见、谈话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四届人大会议之后，周恩来平均每周都要有一两次同邓小平见面。病房内，两位老战友促膝谈心，共商国是，常常谈至深夜。此外，周恩来还时常找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国务院有关负责人谈话，了解各项工作情况，要求他们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整顿。
一月底，周恩来在医院直接听取新任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的汇报，在详细了解了教育部门的现状以及迟群等人对教育工作的干扰破坏后，明确表示支持周荣鑫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教育系统进行整顿。
四月十六日凌晨，周恩来亲约由中央派往浙江帮助整顿工作的纪登奎谈话，对当地派性严重干扰浙江省经济发展的情况表示关切。他向纪提出，应按小平同志要求，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整顿措施，解决好浙江问题。
与此同时，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也引起“四人帮”一伙的极大恐慌和刻骨仇恨。他们施展种种伎俩，一次又一次地把矛头对准邓小平以及支持他的周恩来总理。
三
几乎就在邓小平发表第一篇关于军认整顿的讲话的同时，“四人帮”的重要成员、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私下对“四人帮”在上海的几个心腹交底说：“我最担心的就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二月初，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取消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常委会，其成员还包括：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邓小平和叶剑英等几位老帅军权在握，这正是“四人帮”担心之所在。
三月一日，身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的张春桥。在向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讲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时宣称：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因此，“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讲话中，张春桥还露骨地指责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并以“个人意见”表示，四届人大提出的那个“很宏伟的目标”，“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不清楚”，仍然会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同日，姚文元在其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的一段话，强调“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更是在许多场合大讲反“经验主义”。四月四日，她在接见一批工人讲话时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五日，她又对“梁效”（即“四人帮”操纵的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写作班子笔名）成员讲道：党内“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除在以上场合大造反“经验主义”的舆论外，江青、王洪文还在私下找一些人谈话，无端指责中央某些领导人“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以此来攻击领导整顿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他们还借历史上王明路线的错误，影射、诬蔑周恩来。
对“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大肆攻击周恩来和广大老干部的阴谋，邓小平首先挺身而出，同江青等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四月十八日，邓小平陪同刚从外地回京的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同志。利用这个机会，他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情况，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邓小平的看法。在这前后，邓小平还多次到医院与周恩来商谈，互通情况。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来的一份强调批判“经验主义”问题的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又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据此，毛泽东要求将此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
几天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邓小平、叶剑英等带头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四人帮”自一九七三年以来屡次寻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卑劣行径。尤其对反“经验主义”问题，邓小平表现出极大的义愤，他说：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
会后，受到批评的江青等人既惶恐不安，更怀恨在心。王洪文为此致信毛泽东，诬蔑说：政治局会上的这场争论，实际上是邓小平、叶剑英他们把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讲出来，目的是要翻过去的案。
与此同时，在医院的周恩来通过和邓小平及其他一些政治局成员的谈话，也了解到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将这些问题及个人意见汇报给毛泽东。
五月三日晚，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到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的通知。是夜二十三时，政治局成员陆续到齐，周恩来也抱病从三百零五医院赶到会场。
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此时，毛泽东双眼所患老年性白内障尚未治愈，看景物仍感模糊，但他思维依然敏锐，谈吐不减当年。他在讲话中一开始便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批“经验主义”的文章（即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放过了”，并就此严厉批评“四人帮”：“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在谈到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再次提及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并对邓小平说：“（当时）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随即，毛泽东加重语气，打着手势讲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这是毛泽东继一九七四年多次批评江青一伙以后，又一次指出“四人帮”及其宗派活动问题。
在毛泽东讲话时，江青倚仗她的特殊身份，未作一句检讨，并不时在会上插话，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他面色严峻、一句一顿地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散会时，毛泽东和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一一握手道别。在与王洪文握手时，王支吾说：“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听罢用手掌作了一个翻来复去的动作，正色道：“你不要再这个样子了！”
第二天，周恩来在医院同正式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商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需在政治局内进一步批评“四人帮”。随即，他伏案写下书面意见，表示“同意小平意见”，支持由邓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
为确保开好批评“四人帮”的会，周恩来不顾身体极度虚弱，又亲笔致信中央政治局成员，提议应进一步讨论吃透毛泽东五月三日的讲话，尤其应搞清楚有人带头批“经验主义”的问题。对此，最早提出批“经验主义”的张春桥心怀鬼胎，发表异议说，周总理信中“有些话不确切”。周恩来毫不退让，以张春桥三月一日在总政讲话和三、四月间军内各单位对张讲话的反应的事实，回击张春桥对反“经验主义”问题的狡辩。在铁的事实和周恩来的有力批驳面前，张春桥不得不有所收敛。
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三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对“四人帮”进行严厉批评。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再作长篇发言，对江青、张春桥等人多次攻击、诋毁周恩来的作法逐一揭露，连发质问。邓小平以坚决的口吻说道：对这些问题，应当讲清楚，“不讲明白，没有好处”。
迫于形势，王洪文不得已作了一些“检查”。而江青等则拒绝检讨，甚至还试图否认“四人帮”存在的事实。
事后，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时，毛泽东称赞道：“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指“四人帮”）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指邓）、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最后，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邓小平提出：“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坚定地表示：“在这方面，我有决心就是了。”
四
自中央政治局会后，受到批评的江青一伙垂头丧气，一蹶不振。人们注意到，“文革”中一向不放掉抛头露面机会的江青，在一连几个月里，几乎再没有公开露过面。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变得不那么盛气凌人、神气活现了。一时间，“江青挨中央批评”的消息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从六月初起，在医院的周恩来却频频会见外国来宾。陪同他会见外宾的常有邓小平、李先念、廖承志等。
六月七日晚，周恩来在医院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及其夫人、女儿时，兴致勃勃地告诉客人：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包办了，这就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从这一年下半年起，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在农业、商业、教育、科技、文艺等各个领域全面、迅速地展开。
七月四日，邓小平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发表《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阐述他不久前提出的与“四人帮”一伙作斗争的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他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七月十四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军队整顿的任务》，要求首先在军内铲除山头，克服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
八月三日，邓小平又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的讲话，提出：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选派那些能办事、敢办事、敢负责的人来领导整顿工作。
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就加快工业发展问题发表意见，强调整顿企业管理秩序和恢复健全各种规章制度的必要性、紧迫性。
九月十五日，邓小平出席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他重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提出各方面工作都要进行整顿的意见。
九月底至十月初，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更加明确地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
从七月到十月，短短三个月里，全面整顿的“排炮”犹如阵阵春雷，震撼祖国大地。许多老干部、老工人和广大知识分子，通过传达、学习邓小平的讲话，都油然而生一种自“文革”以来从未有过的畅快感觉。
一直在周恩来、邓小平指导下进行教育系统整顿的周荣鑫，根据周恩来、邓小平对整顿教育工作的意见，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严词批驳了长期以来“四人帮”所散布的种种谬论，矛头直指张春桥等人一手炮制的那“两个估计”。对此，周荣鑫并非不知所冒“风险”，但他却无所畏惧：“我有些话是会刺痛那几个好搞形而上学的人的，他们肯定会要不满的。无非是再次被打倒！即使再次打倒，我也不怕——要横下一条心，做小平同志讲的那种不怕被打倒的人！”
周荣鑫的讲话，表达了领导整顿工作的一批老干部的心声。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迅速、系统地纠正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错误，使各方面工作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好转，国民经济各项指标也由停滞下降转入迅速回升。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从下半年起，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
这次全面整顿，深得党心、民心。历尽八年动乱之苦的人们开始感到：“四化”有希望了，民族有希望了，中国有希望了！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重病中的周恩来在医院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当他向来自东欧的客人们坦然且又肯定地道出“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一语时，在座的来宾都惊愕不已。随即，周恩来充满信心地对外宣布：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
五
对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在过去若干年之后，邓小平仍记忆犹新，并多次向国内外人士谈起。其中，也包括他当时同“四人帮”斗争的情况。
一九八三年七月，邓小平回忆说：“一九七五年处理铁路问题时，对帮派分子，我说现在不抓人，把他们调开。‘四人帮’说不行。我说凡是帮派头子，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三百六十五个。这个话传下去以后，铁路上的秩序马上就好了。”邓小平还讲过：当时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
一九八七年十月，在谈到改革问题时，邓小平又提出：“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起三落’。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邓小平“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这便是邓小平所讲他当时第三次被“打倒”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在此之前，一直伺机反扑的“四人帮”一伙已经开始向邓小平及其支持者周恩来发难了。
一九七五年八月中旬，毛泽东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一书发表评论，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进而得出结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对此，“四人帮”一伙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借毛泽东的评论大作文章。姚文元于当天便致信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所作评论“很重要”。对现在和将来的中国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并提出应把毛泽东的评论和他的这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成员及各宣传、出版单位。
在“四人帮”操纵下，从八月底开始，全国各类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宣扬评论《水浒》也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几个月来一直“消沉”的江青，这时也亲自出马，在一些公众场合大谈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并一再强调“要联系实际”。她甚至露骨地宣称：“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借以发泄对前不久中央政治局批评以她为首的“四人帮”的不满。其间，毛泽东曾痛斥江青的一些言论，并制止印发她的讲话稿。
对江青等人散布的批所谓“现代宋江”、“现代投降派”的论调，邓小平早有警觉。他在许多场合向党内外干部、群众说明：毛主席评论《水浒》并无所指，不要牵强附会，“听到风就是雨”。
与此同时，在医院的周恩来也正密切注视党内这场突如其来的尖锐斗争。八月中、下旬，他抱病连续同邓小平、李先念等作单独长谈，了解“四人帮”一伙的动向。
九月间，正当江青等人带头“联系实际”、批“宋江”、批“投降派”的喧闹甚嚣尘上之际，重病中的周恩来终于忍无可忍，愤起向“四人帮”一伙进行抗争！
一天，他在医院同有关人员的谈话中愤然提到：他们那些人（指“四人帮”）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九月下旬，由于病情恶化，经党中央批准，周恩来准备做第四次大的手术治疗。在生死难卜的情况下，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以特殊方式回击“四人帮”的攻击诬陷，用实际行动给老战友邓小平以有力支持。
九月二十日下午二时，在即将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突然提出要看他在几年前所作关于“伍豪启事”的讲话记录稿，在场的人一时都不解其意。待工作人员将讲话记录稿取来后，躺在担架车上的周恩来强撑病体，用他颤抖着的右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字样。
“伍豪”，是周恩来早年所用的一个化名。“伍豪启事”一事，发生于三十年代初，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一起造谣诬蔑周恩来的“事件”。对此，在党的历史上早已作了澄清。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伍豪启事”却成了江青等人一次次企图用来整倒周恩来的“把柄”。一九七二年六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曾就“伍豪启事”作出说明，用事实驳斥了敌人的谣言和诽谤。但就在这次会后，王洪文却暗地交待他在上海的心腹，将有关“伍豪启事”的敌伪报纸找出，另处存放，以备将来再用。
数年之后的今天，周恩来在决定其生命的手术即将进行的时候，他当着“四人帮”重要成员张春桥的面，毅然作出维护自己政治生命的异常之举，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当担架车进入手术室时，躺在车上的周恩来又突然睁开双眼，摒尽全身力气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的声音，响彻寂静的手术室内外。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怔住了。他们迅速交换着眼色，心上就像是压着一块石头……这时，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的邓小平、李先念，鄙视地看了一眼旁边的张春桥，彼此会意地点了点头。
死神，又一次悄悄从周恩来身边溜走。但就在这次手术中，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已向全身扩散，无法医治了。对此，邓小平果断地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正在领导各条战线全面整顿斗争的邓小平，此时多么希望周恩来能再走出病房，同他一起并肩战斗啊。
一个月以后，处于病危状态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施行第五次大手术。这一天，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的仍然是上次的几个人：邓小平、李先念、张春桥……
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又示意让担架车停下来。他用微弱的声音问道：“小平同志来了吗？”
邓小平立即跨步上前，靠近担架车，俯身问候周总理。
周恩来久久注视着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邓小平早已伸过来的双手，字字千钧地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周恩来的话语，在场的人都听到了。这是周恩来对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高度评价。
（一五二）临终召见罗青长
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的病情开始迅速恶化，在他第六次住院后，渐渐已无法批阅文件、接见外宾了，以至后来阅读文件也需别人代劳。医生判断，他的病体很难越过第二年春节。周恩来对自己的病情也有察觉，他把秘书叫到跟前，交待如何处理他死后的骨灰，秘书一听泪如雨下。周恩来还对自己所负责的工作进行了妥善的安排和交待。延至一九七五年底，他经常病得昏迷不醒。十二月二十日凌晨，周恩来醒来，头脑清醒。他感到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有件关于国家机密的大事，是该交待的时候了。于是，便叫秘书立即打电话给负责台湾工作的罗青长，请他尽快来医院见面。很快他又昏迷过去。冬日的凌晨，还是夜色沉沉。秘书更希望周恩来安心养病，不愿让工作再去加重他的病情。因为他太虚弱了，然而他几次醒来都问：“罗青长同志来了吗？”
罗青长是周恩来弥留之际特意要见的人。这表明不仅嘱托之事事关重大，也表明周恩来对他特有的信赖。
“罗青长”是个并不陌生的名字，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用兵如神，主政贤明，注重调查研究。罗青长曾在中央社会部工作，经常去进行社会调查。毛主席非常重视他们的工作。在抗战初期，延安流行着这样的看法：认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国民党的职业特务“中统”“军统”是一丘之貉。这种观点将影响党对三青团所采取的政策。罗青长带着这个问题对陕西省三青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他发现：三青团是国民党的一个青年组织，其中倾向进步的是少数，坚决反共的也是少数，多数介乎两者之间，特务分子是个别的。为此他撰写了题名为《陕西省三青团概况》的调查报告。毛泽东看了这份调查报告后，极为重视，并给予高度的评价。党在制定国统区的青年工作政策时，把三青团列为争取对象而不是打击对象，罗青长的调查报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七大召开，罗青长列席了会议。此后为党的各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一九七五年六月，周恩来在他作最后一次手术时，对在场的六位医学专家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待。”医生们支支吾吾，不知说什么好。周恩来心里明白了。他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抓紧时间坚持批阅重要的电报和文件。周恩来非常信任和重视罗青长同志。在批给他的一份文件上，连写了“托托托托”四个字，并一笔不苟地署名“周恩来”和年、月、日。这是周总理给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指示。从那颤抖的字迹可以看出，周恩来写得十分吃力，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了。罗青长看到四个“托”字，心情难以平静，他多么想去看望敬爱的周总理啊！可是，严格的制度规定，无法使他实现自己的愿望。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早上七点半钟，罗青长接到周总理秘书的电话，说总理希望见见他。他听到这个消息，万分激动，立即赶到医院。他终于见到日夜想念的周恩来总理了！当罗青长走到病房时，他的心顿时像刀绞一样难受。这时的周总理已不像以前的那样，才思敏捷，行动矫健，风度翩翩了。他病体消瘦，面容憔悴。罗青长强忍内心的痛楚，忙向前问候。周恩来正在发高烧，体温三十八点七摄氏度，体质十分虚弱。为了不让罗青长看到自己病态严重而感到难过，他不顾病痛的折磨，强打精神，用微弱的声音说：“青长同志，想不到我一病，病成这个样子，今天还能见到你……”罗青长听到这发自肺腑的声音，顿时热泪盈眶，声音哽咽。但想到邓大姐在事前要求他作到坚强达观的嘱咐，于是便忍住内心的悲痛，强作镇静，连声对周总理说：“总理啊！党政军的同志都问候你，全国人民都关心你，大家都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周恩来见罗青长的目的主要是向他交待台湾工作问题。因为罗是他主管台湾工作的副手，有关核心机密的问题，现在是该作移交的时候了。所以他不再说什么，接着就抓紧时间给罗青长交待工作。周恩来说，非常关心台湾的情况，关心台湾的同志和朋友……他谈着谈着，气息变弱，声音低落，眼睛渐渐合上了。罗青长急忙劝他休息一会儿，可是他却顽强挣扎起来，喝了几口水，又继续谈下去。他心里十分明白，以后可能不再有机会了。然而病魔无情，疼痛的折磨又使他声音哽塞，双眼闭合。片刻之后，周恩来睁开双眼，强打精神，说：“我休息十分钟，你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谈。”他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一样，躺在大地不是向敌人屈服，而是为了重新的战斗。罗青长心中的悲痛再也无法忍受了，他转过脸去，泪如泉涌。即使是铁石心肠，此时此刻也动情。罗青长守候在周恩来的病房旁边，十分钟过去了，他没醒过来；一个小时过去了，总理仍然没有醒过来。罗青长不能走，他也不愿走，他要等到周总理醒来。果然，等到下午一点钟，周恩来苏醒过来，但是他的神智已不清楚了。罗青长极不情愿但又不能不向周总理告别。他当时做梦也没想到，这竟是周恩来弥留之际，进行他生前最后一次的工作交待。
（一五三）哀乐播出的一刹那间
一九七六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有史以来最惊心动魄的一年，是万分悲痛和纵情欢乐接踵而来的一年，也是人民的力量在历史上得到彻底检阅的一年。
说起那一年，亲身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就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一月的北京，天空阴霾弥漫，连太阳都忍不住掩起了脸。多少次带着自豪的声音，向全国人民报告总理接见外宾、总理出访、总理视察消息的播音员们，此时此刻，面对总理逝世的讣告，他们的手在颤抖，心在呜咽，泪水模糊了双眼，悲痛梗住了喉咙，一字字、一句句，都被哭声打断了。终于，强烈的责任感使他们竭力抑住极度的悲哀，让感情的河流倾泻在沉痛的语调中……
电波把这个不幸的消息迅速传递到四面八方，哀乐播出的一刹那间，有多少人在怀疑自己的耳朵，然而无情的噩耗、低回的哀乐依然在响，在响……一句句、一声声，像一把把钢刀刺痛着亿万人民的心扉。人民日盼夜想的是总理病愈出院的喜讯，谁知等来的却是这令人肝胆欲裂的讣告。多少在枪林弹雨中从不皱眉的老战士，此刻热泪夺眶而出；多少刚刚懂事的孩子，此刻用全部身心在向总理宣誓。滚滚热泪流不尽人民心中的无限悲痛，千言万语说不完人民心中的无限哀思。
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的清晨，人们在街头静静地排成长队，一份份带着黑框的报纸递到了千万双颤抖的手里。熟人相见，再也没有以往热情的笑容，一双双红肿的眼睛相对无言，彼此默默地握握手，心心交融，在分担共同的悲伤和哀痛。许多正在上班的同志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午休时不吃饭赶到天安门广场，遥对纪念碑沉痛默哀。此时无声胜有声，人民在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悼念自己敬爱的总理。在周总理当年视察过的邢台地区的农民纷纷向县委提出强烈要求：派代表去北京为周总理守灵，参加追悼大会。何家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张鸿福和董明杰怀着巨大的悲痛，坐着火车到了北京。他们顾不得休息，买了花圈扛上就走，恨不能插翅飞到周总理遗体前。天安门广场上是人的海洋，花圈的海洋。他们不知道治丧委员会在哪里，又挤不动。有个北京工人就自愿为他们带路，在前面边走边喊：“请大家让开一点，这是周总理生前视察过的河北巨鹿何家寨农民代表，给周总理送花圈来了！”听他一喊，广场上很快闪开了一条路，千万双眼睛望着他们，千万双手在支持他们。在群众的帮助下，他们终于把花圈送到了治丧委员会。
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活动开始了，第一个进来的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干部。他一进门便步履艰难地向周总理的遗体奔去，当他刚一看到周总理的面容，立刻又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低泣变成了失声痛哭。对敬爱的周总理的遗容，他想见，又不忍见，垂立在那里悲痛欲绝。工作人员怕他支持不住，急忙搀扶，他又不忍离去，一直眷恋地回头看着。多少人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瞻仰周总理遗容的，有的边哭边喊，有的泪痕满面，有的当场晕倒，泪水洒满胸襟，湿透衣服，连地毯都潮了。这泪是丰碑、是誓言、是动力、是火焰、是人民的心。
元旦那天，朱德病刚好一点就出院。在他生病期间，组织上没有告诉他周恩来病重的消息。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时，开始也不敢告诉他。那天下午，他还在接见外宾接受国书。回来后，康克清同志先慢慢对他说：“总理病情最近恶化了。”他听了后还不相信，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周恩来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周总理会这么快去世，他没有想到，也不愿想到呀！晚上八时，当他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眼泪马上就流了下来。家里人从来没有看到过朱德掉泪的。一九七四年，儿子因病突然去世，他也没掉一滴眼泪。可是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的去世却使他无法抑制自己万分悲痛的感情！十日下午三时四十分，九十高龄的朱德同志，冒着严寒，来到北京医院。他一路上都在掉泪，在车上就要脱帽子。老人家一下车，就急切地朝着安放周恩来遗体的房间走去。走到周恩来身边缓缓举起颤抖的右手，向周总理的遗体行军礼致敬。这一庄严的军礼，饱含着多少怀念和敬仰，饱含着多少在共同战斗中结下的深情厚谊啊！回来后，他一句话不说，也不吃东西。治丧委员会的同志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只参加一次吊唁仪式，朱德却坚持要全部参加。开追悼会时，他原来决定是要出席的，但就在出发之前，由于哀悼总理过分悲痛，两条腿说什么也站不起来了，因而没有去成。
能和总理遗体告别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全国亿万人民，谁不想再最后看一看敬爱的周总理啊！已经是十一日零点了，北京医院门口依然有上百名群众在为总理守灵。他们有的远道步行赶来，有的在警卫线外足足站着等了一整天，有的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一位梳着两个小辫的姑娘对工作人员说：“叔叔，我今年已经十六岁了，还从来没有见过周总理，今天我们到处去买总理的像，都卖光了。你让我们见一见吧！今天再见不到，那就永远见不到了”。“如果不能到室内去，让我们从室外看一眼也好呵！”几名工人同时说：“今天我们是不走了，进不去，我们就在这里为总理守灵。”大门南侧路灯下有两名女同志眼含泪花，低头不语。原来她们是制花厂的工人、共青团员。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她们一直含着眼泪制做花圈。泪水润湿了纸花，纸花伴着泪水，一连作了十几个小时，午饭、晚饭都不顾得吃。下了晚班，步行了几十里路，赶到北京医院，要求最后见总理一面。这发自肺腑的声音，这感人至深的场景，不论在繁华的城市，僻静的小巷，不论在轰鸣的工厂，在辽阔的田野，在机关，在学校，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到处可以看到，到处可以听到。首都医院妇产科主任林巧稚大夫含着眼泪，和其他医务人员一起精心制作花圈，布置灵堂，寄托自己的哀思。
万恶的“四人帮”对人民热爱总理，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妄想把总理的光辉形象从人民心中抹掉。姚文元对广播电台、电视台下达一个又一个禁令：不准停止广播音乐、歌曲节目，不准电视台在播映周总理遗像时配哀乐，不准播映周总理的生平照片，不准拍摄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镜头，不准电视片中有恸哭的镜头，不准把百万群众肃立十里长街为周总理送灵的镜头编入电视片，不准在报纸上刊登悼念周总理的电视节目预告，不准播映外国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周总理的电视片，不准播映有周总理形象的电影……一系列的禁令，不但不能阻止人民这自发的悼念，反而激起了大家对总理更深的思念。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逝世后一周内，广播局就接到各地听众和观众的电话一千多次，来信一百三十多件。许多观众在电话中泣不成声，要求多播几遍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电视片；许多听众对电台、电视台提出强烈抗议，质问电台是代表谁的？为什么人民的广播电台不能反映人民的心声？有的听众在信中义正辞严地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对总理的怀念和热爱，是封锁不住的，压制不下去的！”自古以来，民心不可侮，民意不可违，在“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上海，人民仍然冲破封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寄托自己的哀思。上海红星绒绣厂的三百多名工人，不理睬“四人帮”下达的“悼念总理的物品一律不收”、“一律不送”的禁令，推选出十二位技术能手，日夜三班，精心绣制周总理的大幅绒绣画像，赶在首都追悼大会之前送往北京。他们不能忘记敬爱的周总理对绒绣工业和绒绣工人的亲切关怀，不能忘记敬爱的周总理接见厂里的十大代表范玲娣时嘱咐的话：“要保护好眼睛，在艺术上多提高，为国家争光。”工人们擦干眼泪，把对周总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倾注在一针一线上。许多工人围在棚架旁，有的帮助穿针、选线，有的在绣像工人吃饭时抢着上去绣几针。绣啊，绣啊，连续两天三夜，一幅周总理的绒绣遗像完工了。当他们听说“四人帮”下达了不准送的禁令以后，大家在一月十四日临时推选厂党支部书记应海珠护送周总理的像上北京交给治丧委员会。全厂三百多名工人含着泪水护送周总理的像到江边码头，十二名代表护送到虹桥机场。临时买飞机票的钱不够，工人们自己掏钱；应海珠身上衣服单薄，工人们把自己的大衣、围巾、棉鞋脱给她。临上飞机前，大家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把全厂工人对周总理崇敬和怀念的心意带到北京，一定要代表大家向邓颖超同志表示最亲切的问候。
这就是人民的回答，这就是人民的心愿。人民从来不会作出无缘无故的选择，也不会向寒流霜刀屈服。
不需要任何人号召，每个人都自发戴上了黑纱。十三日深夜一时，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的栏杆下，一对夫妇带着两个孩子，每人手里拿着一朵白花，举着右手在宣誓。宣誓完，他们含着泪把白花系在松枝上，默默地转过身。这时，有人问他们：“这么晚了，天气又这样冷，你们还带着孩子来，不怕孩子感冒吗？”
“我们是特意带着孩子来的，叫他们看看这个场面，和千千万万人一起，永远记住总理，永远学习总理，长大做一个无私无畏的人。”这就是父母的希望，这就是孩子的决心。
不需要任何人布置，繁华的闹市披上了素装，举国下半旗致哀。凡是周总理当年到过的地方，都成了人们寄托哀思表衷情的场所，每一个花圈都是伴着泪水精心做成的，每一个花圈都凝结着深切的怀念。宏伟壮观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更是总理崇高品格的象征，几万个花圈簇拥着它，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花坛。纪念碑四周的长青树，全都挂满了白花，远远看去就像大自然中的万棵白菊。这鲜花和白菊是群众亲手栽培，是任何天工巧匠也创造不出来的。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农，一身风尘仆仆，刚从边远的郊区赶到北京。一走到天安门广场，热泪就顺着皱纹密布的脸颊流下来。他拿出一只果盘，摆上几支经过精心挑选的苹果放到台阶上，就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跪下了，极度的悲痛使他一时说不出话来，嘴唇微微颤抖着，热泪一滴一滴滴在地上。这时，旁边值勤的民警走过来对老人说：“大爷，快别这样。”老人像没听见似的，沉痛地说：“总理啊，老天为什么不让我代您去死啊！人民不能没有您啊！”民警也被深深感动了，他含着泪说：“大爷，我知道您的心，可您这样做是旧风俗。总理知道了，他会同意吗？”“总理……。”老人一听这话，才站起来鞠了三个躬，说：“总理，我这样做不对的话，请您千万原谅。不来这一趟，我的心永远不得安呐。”这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的心，尽管他是用中国最古老的方式来悼念自己最尊敬的人，这种挚情和诚意却是令人永远难以忘怀的。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殇。当时，有多少人愿以千倍、万倍的代价，以自己的生命来延续总理的生命，哪怕是一分一秒也好啊！
耳闻总理逝世的噩耗，曹渊烈士的夫人伤心极了。她叫孩子们借来电视机，瞻仰周总理的遗容，不停地唏嘘垂泪，伤心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高血压病又发作了。她怎能不悲痛呢？是敬爱的周总理，在危难中救了他们一家；是敬爱的周总理，把她唯一的儿子抚育成长；是敬爱的周总理，经常问候她，关心着她这个贫苦无依的农村妇女。现在，周总理去世了，党和国家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劳动人民失去了一位难得的贴心人，叫人悲痛极了！可是，从阴沟里吹出一股黑风，有人竟然下令不准为周总理开追悼会，不准戴黑纱，她悲愤难平，心痛欲裂，就在首都人民举行周总理追悼大会的前一天，因脑溢血突然去世。临终前，还再三嘱咐儿孩子们，要永远牢记党的教导，永远不忘毛主席和周伯伯的恩情。
不需要任何人组织，无论男女老少，病残老弱，冒着凛冽的朔风，刺骨的严寒，聚集在十里长安街的两侧，向东望看不见头，向西望看不见尾。所有的人全部臂带黑纱，胸佩白花眼望周总理灵车将要开来的方向。一位满头银发，约有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双手拄着拐杖，背靠路旁的一棵洋槐，焦急而又耐心地等待着。一对工人装束的青年夫妇，丈夫抱着小女儿，妻子领着六七岁的儿子。他们挤下了人行道，探着身子张望着。一群泪痕满面的小学生相互扶着肩，踮着脚，等着，等着。宽阔的大道上哀思如潮……
几十万群众自动赶来，自动地组织好，自动地排成了长队，自动地维持秩序，人人守纪律。
十一日下午四点四十分，夜幕开始低垂。几辆前导车过去以后，周总理的灵车徐徐开来。灵车四周挂着黑黄两色的挽幛，上面佩着大白花，庄重，肃穆。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目光随着灵车移动。灵车所到之处，像是有一个无声的指挥，老人、孩子、青年、妇女都不约而同地站直了身体，摘下了帽子，向灵车致敬，哭泣着，顾不得擦去腮边的泪水，舍不得眨一眨眼睛。缓缓灵车经过，万众号呼总理，泪尽也赎公无计。就在这条长安大街的两侧，人们多少次幸福地仰望着他矫健的身躯、慈祥的面庞。然而今天，他静静地躺在灵车里和我们永别了！车轮牵动着千万人的心。人行道上，许多人在追逐着灵车奔跑。车子开得比人行速度快不了多少，但大家是多么希望车子停下来，时间停下来呵！虽然看不到总理的面容，多看几眼他老人家的灵车，对无边的哀思也是一种寄托和安慰。灵车渐渐远去，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两旁的群众还静静地站着。夜深了，风紧了，总理的灵车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但伫立在数十里长街两旁的人群依然在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归来的灵车。但是，只见灵车回，不见总理归。止不住的滚滚热泪再一次洒满几十里长街……真是天见此景月低垂，地睹此情河悲泣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