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任何人动员，每个人都一次次地参加吊唁活动。一月十二日早晨七时，群众吊唁活动开始了。一辆黑色敞篷红旗轿车，从天安门里开到广场，由几名解放军战士前后护卫着国旗，正步走到旗杆下。把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然后又缓缓下降。它代表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向敬爱的周总理深切地哀悼。
第一批群众吊唁队伍，应该是七时三十分到达，实际上他们五六点钟就在天安门广场排好了队。进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后，还要在松树林内等候，许多人的抽泣声和哭声压过了隆冬的朔风。军队带队的同志说：有些战士事先了解到哪些车辆是第二天前去吊唁的，他们就一宿不睡守候在车旁。司机刚一打开车门，他们就跳上车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大门外，每天都有无数自动聚集来的人强烈要求参加吊唁仪式。
在首都是这样，在全国各地何尝不是这种催人泪下的场面呢？在江西南昌郊区的一家纺织厂里，布机昼夜不停地倾泻着布浪，产量之高，超过了以往纪录。原来只开两班的印染车间，此刻也三班不停地运转。总理逝世的消息一传来，大家都自己做黑纱佩戴臂上，以示悼念之意，以表崇敬之情。商店黑布一时供不应求，为了满足大家的心愿，同志们上班聚精会神织出质量最好的黑布，下班后又自动聚集起来赶到市区去吊唁。连一些原来总要千方百计找借口不参加班后学习或活动的同志也自动加入了这个行列。有的同志觉得自己的棉罩衣带点花，有的同志认为自己穿的衣服颜色艳了些，与吊唁的气氛不相称，便顾不得吃饭，借了素色的衣服赶去吊唁，这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愿和行动。
十四日傍晚，群众的吊唁活动结束了，落日的余辉映照在总理的骨灰盒上，灵堂内显得异常沉静。工作人员都站在那里等候着。
六时三十分，邓颖超来了。她由两名年轻女同志搀扶着走进灵堂，手捧周总理的骨灰盒，面向大家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手里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话音未落，全场悲声恸天，一起向邓颖超涌去。哭声惊动了天地，泪水流成了长河，真是人间同泣大地悲呵。
自古以来，死后有一穴之地，成了中国人的传统。这对死者是一个满足，对活着的人是一种寄托和安慰。然而周恩来一生无私最忠诚，临终何虑身后名；他活着为人民操碎心肝，耗尽心血，死后连骨灰也要给子孙后代造福，宁可自己一无所有，但愿亿万人民富足！他把自己的骨灰，播撒在祖国的江河土地上。这举动，为破旧俗树立了楷模，为建新风做出了榜样。一位垂危的老人在死前，把儿孙们叫到床前，嘱咐他们死后将她火化，不要留骨灰。儿孙们面面相觑，一时难以应承。老人说：“总理这么好的人，死后都不留骨灰。我不能为国出力，就让我向总理学习，把骨灰给祖国作肥料。我都想得通，你们还想不通吗？”儿孙们含着眼泪，答应满足老人的最后心愿，她才点头死去。这就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影响，这就是总理对人民的感染力。
哀乐播出的一刹那间，悲伤哀痛的岂止是中国人民！周总理与世长辞的消息飞越高山海洋，传遍了全世界。许多国家下半旗致哀，无数唁电和唁函飞向北京。世界各国的报纸以显著地位刊载了这悲痛的消息，有的以黑底白字作标题，有的整版套上了黑框，电台不断地播送这悲痛的消息，有的还播送了沉痛的哀乐，许多电视台还播送了周总理生前的伟大形象。在全世界有多少地方在举行悼念活动，多少人赶到中国大使馆吊唁。人们以各种方式，用各种语言表达着哀思。多少人热泪滚滚，多少人默默致哀，多少人表示，一代伟人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而且是全人类的巨大损失。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震动了联合国，联合国当即决定下半旗一周表示哀悼，给予这一位为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作出杰出贡献的伟人以独一无二的殊荣。当年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无比敬仰地说：“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总理终生只有一个夫人？有哪一个国家总理终生受人民爱戴？在国外银行无一分钱存款？”
东南亚正在坚持武装斗争的一些国家的游击战士们，连续举行了几天的悼念活动，学习周恩来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
法国的近千名劳动者，聚集在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纪念地巴黎公社社员墙前，沉痛悼念周总理。他们高举着周总理遗像，用黑纱缠着红旗，向安放在巴黎公社社员墙前的周总理遗像献上一个又一个花圈，一束又一束白花。
坦桑尼亚全国下半旗三天致哀。坦桑尼亚电台重播了周总理访问坦桑尼亚时在达累斯萨拉姆机场发表的讲话，报纸重登了周总理访问坦桑时穿着坦桑尼亚民族服装同尼雷尔总统和坦桑尼亚朋友在一起的照片。尼雷尔总统的老母亲，也专门赶到中国医疗队，沉痛哀悼周总理。
在委内瑞拉中国友好协会举行的追悼会上，一位委内瑞拉朋友讲话说：“伟大的人民领导人周恩来，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也是属于全世界的”，“周恩来没有死，而是名垂史册。”
一位南斯拉夫的老游击队员打电话给中国大使馆，询问这不幸的消息，当他得到证实以后，在电话中失声痛哭。
一位印度的邮递员，边送信，边流眼泪，他说：“周总理是印度劳苦大众最好的朋友。”
欧洲国家的一个大学生，自动去出售登载周总理逝世消息的报纸，边叫卖，边哭泣。
智利的一家照相馆热情地为中国使馆放大周总理的照片，不肯收费，而且提前完成，以“表示对周总理的敬意”。
一个日本朋友在中国访问期间听到周总理逝世的不幸消息，便举着花束，流着泪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第二天，他动身去机场时，又要求汽车从天安门广场经过，在到达劳动人民文化宫前的时候，他脱帽向周恩来总理再一次默默致哀。
一位巴基斯坦的小朋友看到报纸上带有黑框的周总理的照片，啜泣失声。他把报纸带回家，全家人围聚在一起，凝望着周总理亲切的面容，回忆起周总理三次访问巴基斯坦的情景，一家人都沉浸在悲痛中。
埃塞俄比亚一位八十多岁的知名人士两腿患病不能行走，由别人扶着赶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一位罗马尼亚工程师在听到这不幸的消息以后，赋诗哀悼：亲爱的周恩来，你这位不朽者，你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你在世界上点燃的火炬，照亮了胜利的进程！
在苏联和东欧各国，许多人冲破当局的阻挠，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周总理的哀思。有的人冒着风险来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站在总理遗像前，泣不成声。有的人写信“代表自己、全家和亲戚朋友们表示深切哀悼”。一位青年工人在送来的花圈上题诗赞扬周总理“战斗的一生是榜样”，“我将忠实怀念您”。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多少个寒冬盛夏，周总理迎着晨曦或披着晚霞，迎来了一批又一批贵宾，又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朋友。许多人从周总理的谈话中“得到鼓舞”，许多人把同周总理的会见“铭记心头”。
著名英籍作家韩素音曾经同周总理会晤过十多次。周总理逝世后，她满怀悲痛的感情谈到一千九百五十六、一千九百五十九和一九七一年周总理对她的“亲切的接见”、“帮助和教育”，她后来在会见邓颖超同志时还热泪盈眶地说：“看见您，更怀念周总理，全世界人民都尊敬他。”
埃及《图画周刊》编辑部主任萨布里·阿布·马杰德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五年曾在北京、开罗和万隆会议上，四次访问过周总理。周总理同他谈话时的那些动人情景，他至今仍“牢记在心”，他难以忘怀周总理“渊博的学识，对于人民运动的深刻的研究，对于未来的远见卓识，对于世界上一切政治、经济问题的全面理解和不让感情冲动影响他的思想的无比从容和安然”。他说：“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任何一件国际重大事件发生时，我都会马上说，这是周恩来预料到的。”
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早在一九三八年就曾在汉口会见过周总理，后又多次访问中国，几乎每一次都见到了周总理。当他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后，悲痛得彻夜难眠，第二天，七十多岁的伊文思赶到中国大使馆流着泪讲述他对周总理的尊敬和爱戴。
日本对总理的悼念，一直持续到三月。各地的县知事、日中友好协会，华侨联合分会分别或者联合举行追悼会，多者达数千人。二月十日日本十五个友好团体在东京日比谷公园联合举办“周恩来总理国民追悼会”，有三千人参加。据说这种国民追悼会，只有为那些在日本国内具有极高声望，对日本民族有过重大贡献的人，才举行这种仪式，为外国人举行国民追悼会更是罕见的。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灵堂中间悬挂着周恩来的巨幅画像，画像的前面和两侧装饰有一丈多高，约数丈宽的全是用鲜花组成的白色花坛，各个友好团体的负责人和友好人士致悼词，日本政府首相、议长、大臣、议员和外地赶来的县知事、中国驻日使馆代表每人都在总理的遗像前献上一朵白菊花。一位日本轮船公司的职员在他写的《日本国民追悼周总理大会》一首诗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在沉痛、庄严的哀乐声中，
时间在寂静的默哀中流逝。
面对着追悼会的祭坛，
伟大人物的巨大遗影，
双眼里那样炯炯有神。
我未曾见过周总理，
聆听着先辈们恳切的悼词。
中岛健藏先生生动有力的声音，
历述了两千年的日中友好。
藤山爱一郎先生沉静的语调，
颂扬了周总理不朽的功勋。
冈崎嘉平太语少情深，
代表悼念的人们，
表示了深沉的悲哀。
黑田寿男先生宣誓，
要化悲痛为力量，
继承周总理的遗志。
西园寺公一先生怀念周总理，
极力主张反对霸权主义。
五位先辈的话，
深深地铭在三千悼念人的胸中，
这时候——
祭坛上的遗影，
好似是用清澈的目光在默默地顿首，
紧闭着的双唇挂着一丝微笑。
啊！这庄严的哀乐，
是悠久的黄河浪涛，
还是千百万革命烈士的安魂曲！？
这大鼓雷鸣般的高音，
是井冈山的炮声，
是延安的战斗精神，
还是黄河的怒吼！？
在三千名悼念人心灵的深处，
引起了沉重的回音。
啊！这庄严的哀乐，
是伟大的中国革命的结晶！
杰出的不朽的革命英雄沉默不语，
但无言的鼓舞在我们的胸中激荡。
在哀乐播出的一刹那间，却也有人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利用手中的重权，压制人民的悼念，蹂躏人民的心灵，践踏人民的意愿，这就是十恶不赦的“四人帮”。“四人帮”害怕人民悼念周总理，把人民对周总理的崇敬和怀念视为洪水猛兽，必欲压之、砍之、除之而后快。然而，抽刀断水水更流，面对他们的倒行逆施，忍无可忍的中国人民冲破一切阻力挺身而出，就像炽热的地心里蓄积已久的岩浆，汇聚成一条火龙冲出来了。火龙燃烧着、咆哮着、奔腾着，在中华大地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开始了一场爱与憎的交锋，正义与邪恶的抗争。
摘编附注
卷一
三母育大鸾（杨宗丽）
“感谢你们东北的大风、黄土、高粱米”
“南开最好的学生”
敬业乐群会（张军立）
《校风》总经理（李跃梅）
东渡日本
《新青年》的巨大影响
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动（郎迎洁）
“二十年华识真理”
京都诗情
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李跃梅）
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创建觉悟社
铁窗生活（李成浩）
初遇邓文淑（摘自金凤：《邓颖超传》）
远航三万里
考察英国工人运动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李晨）
争取生存权、求学权
领导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李跃梅）
《少年》撰稿人
国共合作的先期倡导者（张军立）
“临城劫杀案”引起的波澜
战斗的《赤光》（郎迎洁）
介绍朱德入党（摘自苏叔阳：《毛毯情深》）
与“小超”盟订终身（摘自金凤：《邓颖超传》）
卷二
“赤色黄埔系”（摘自王逸常：《周恩来同志在黄埔军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