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你不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拿枪杆子的！”
周恩来不动声色，伸出他一双文雅修长的手：
“警官先生，请看，我像拿枪杆子的吗？”
那警官霍地站起，仔细察看周恩来的一双手，没有拿过枪的痕迹。他打开抽屉，取出几张卡片，反来覆去地看。他那双杀气腾腾的三角眼，笔直地逼视周恩来，猛地大叫一声：
“你是周恩来！”
周恩来泰然自若地接受着那逼人的注视，无畏的眼光笔直注视着警官，坦然问道：
“你们凭什么说我是周恩来？我姓王，和周恩来毫不相干，只是我舅舅姓周而已。”日本警官实在拿不出什么证据，说这位古董商人是周恩来。他手中卡片上的周恩来，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一身戎装，青年英俊。面前这位商人，满脸浓须，一身西装，派头很大，确像个大商人，不能随便拘禁。
他只好挥挥手，疲惫地说：
“那就实在对不起，打扰你了。你回旅馆去吧，你的太太还在大和旅馆等着你。”
周恩来微微一笑：
“还要麻烦你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请你们送到旅馆。”他从皮夹中取出钱，交给那个警官。警官点头哈腰，接钱还道歉。
周恩来讲完水上警察厅盘问的经过，邓颖超不觉笑了起来：
“好险哪，多亏你沉着应付了。他手中拿的是什么卡片呢？为什么一口咬定你是周恩来？”
“很可能是我在黄埔军校时任职的材料，”周恩来说：“那时我公开活动，要弄到我的材料并不难。”
日本水上警察果然派人送来两张火车票，邓颖超轻轻一笑：
“你看，你多有办法。连火车票也不用咱们自己去买了。”
他们到了火车站，上了大连去长春的火车。他们依然坐头等车。
上车后，他们发现软席车厢中已坐了一名日本人，能说纯熟的中国话。他俩微微一笑，已识破这名日本人是跟踪的密探。周恩来装作漫不经心地和他随便聊天，问他到中国多久了？做什么生意啊？还说中国文物丰富，不妨到中国来做做古玩生意，似乎他真是一位古玩生意的行家。说来也巧，地下党在上海真开了一家古玩店，周恩来常去接头，也浏览过一些古玩文物，如今说起来头头是道，真把那名日本暗探迷惑住了。
但他看来并不甘心，火车快到达长春了。他忽然从袋里掏出名片，恭恭敬敬地递给周恩来。
在日本，有交换名片的习俗。周恩来本应立即拿出自己的名片交换。但他们在上海走得仓促，哪里来得及去印假名片呢？
机智的周恩来一边客客气气地接过日本人的名片，一边装出往西装上衣小口袋中取名片的样子：
“噢，我的名片没有带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他又装出要去取小手提箱的样子。
那个日本人连忙说：“不必了，不必了。”汽笛长鸣，长春车站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很有礼貌地和那个跟踪的日本暗探告别。
他们出车站雇了一辆马车，在车上，邓颖超回头看看，小声说：“后边好像没有尾巴。”周恩来点点头，没有作声。
他们住进了旅馆。周恩来立即脱下西装，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他们又乘火车到吉林。
他们到了吉林，没有直接去伯父周贻赓家。他们先住旅馆，写了一封信给伯父。刚巧，周恩来的三弟周恩寿也在吉林，看到信他惊喜交集，立即赶到旅馆，接他们到伯父家。
周恩来、邓颖超本来要去哈尔滨，为什么绕道吉林呢？他们怕日本警察厅去吉林财政厅查问伯父，有没有姓王的外甥？伯父回答不上来，有可能出事，惊扰了伯父。周恩来从十二岁起，就到东北伯父家上小学。以后上天津南开学校，也由伯父供养。周恩来对伯父很孝敬。他怕伯父应对不好，随时可能被捕，因此要赶来与伯父打个招呼。
他们在伯父家住了两天。邓颖超和周恩来商定，他先走，到哈尔滨三弟家住下。隔一天，由三弟周恩寿陪她到哈尔滨会合。邓颖超说：
“我是第一次当周家的媳妇，理应多陪侍伯父、伯母一两天。”
邓颖超的体贴周到，周恩来充分领会了。他怀着感激的深情看了小超一眼，笑着对伯父、伯母说：
“小超还是第一次当周家的媳妇，让她多陪伯父、伯母谈谈。我先去哈尔滨了。”
伯父、怕母很疼爱周恩来，很想多留他住几天，但也知道他有大事在身，不能强留。老人对于邓颖超能多留一两天，已很高兴了。
邓颖超既是坚强的革命者，又有充足的人情味。她深知伯父、伯母没有儿子，从小把恩来当亲生儿子看待，她要代替恩来，多尽一点侍奉老人的亲子之情。
周恩来到了哈尔滨，住在铁路局当小职员的三弟家里。过一两天，邓颖超也来到哈尔滨。只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在大连销毁，无法接头。邓颖超很着急。周恩来说：
“去莫斯科开会的‘六大’代表是分批出发的。在我们后面还有李立三等同志。你到火车站去等吧。只要等到李立三或其他同志，我们便能走了。”
邓颖超每天都到火车站。一连等了几天，没有等到李立三。她真着急了，但还得耐性去等候。
一天，在火车站出口处，她终于看到了李立三。她急忙叫住了他。李立三回头一看，见是邓颖超。他有点奇怪，低声说：
“我还以为你们早到了哩，怎么还在哈尔滨？”
邓颖超带李立三来到周恩寿家，给他讲了一路上遇险和脱险的经过。李立三听着听着，脸色都变了，连声说：
“好险，好险！恩来！这一次，大约是你的大胡子帮了大忙，当然，主要是你的沉着、机智，还有小超配合得好。我知道你们都是演戏的能手。”
大家哈哈大笑，共庆周恩来、邓颖超这次的脱险。在他们革命生涯中，遭遇过多少次生死相间的危险，都被他们从容应付过去了。
有了李立三，他们便同在哈尔滨的同志联系上了。
周恩来、邓颖超、李立三一起离开哈尔滨，踏上去莫斯科的旅程。
（三十四）重振党和革命事业的会议
中共六大是在由北伐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关头，党所举行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组织局主任职务的周恩来，直接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不但对六大的筹备、召开，而且对贯彻执行大会制定的路线和政策，对促进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都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六大的酝酿、筹备过程中，周恩来和瞿秋白起了核心的组织和领导作用。召开六大，是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来的。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参加起草讨论并为会议通过的《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一九二八年三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在莫斯科举行中共六大，并提议周恩来与瞿秋白等立即赴莫斯科，进一步商定召开大会的有关事宜。同年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决定周恩来和瞿秋白前往莫斯科，负责筹备和组织党的六大。
同年五月初，周恩来装扮成古董商偕邓颖超从上海启程去莫斯科，抵达后，他首先参加了五月十六日的“南昌暴动讨论会”，并就土地革命、政权、军事等八个问题发了言，为六大对南昌起义作出结论，提供了第一手珍贵材料。翌月七日，周恩来和瞿秋白等召集先期到达莫斯科的部分代表举行座谈会，讨论起草大会决议案等事宜，其中周恩来等负责起草军事工作决议案。
六月九日，周恩来参加了斯大林召集的部分中共六大代表“谈话会”。十四至十五日，出席了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分召集的“政治谈话会”，并在会上发言。会议讨论了准备提交六大的政治报告，并围绕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和形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周恩来还与王若飞报告了陈独秀拒绝到莫斯科出席六大的情况。
六月十八日，六大隆重开幕。周恩来是大会的重要主持人之一。他参加大会开幕式，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委员、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同日晚，他出席六大主席团第一次会议，讨论决定大会议程、会场规则、议事细则和各个委员会的组成等问题。周恩来参加了政治、组织、土地问题、苏维埃、军事、青年、财政审查等七个委员会，并担任组织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召集人。
十九日至二十日，周恩来出席大会，听取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和瞿秋白所作的政治报告。此后，他参加对政治报告的讨论会。二十四日，大会主席团开会，决定成立湖南委员会、湖北委员会、南昌暴动委员会。他是这三个委员会的主要组成人员。二十七日，他就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形势等问题作大会发言。同日，大会主席团决定在政治委员会领导之下成立广州暴动委员会，周恩来是委员。
关于党的组织和军事问题，是大会的两项重要议程。三十日，周恩来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为大会提出《组织问题报告大纲》，并在大会上作《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随后，大会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草案之决议》，并交新中央修改。七月三日，他向大会作《军事报告》，总结了党自从军事活动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当时存在的错误倾向，提出了党今后领导军事工作的任务。
七月九日，周恩来以大会秘书长身分向大会报告中央委员会选举法，并被大会通过。一日，他出席大会主席团与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报告各代表团对六届中央委员会的预选结果。接着，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
十一日，六大举行闭幕式大会。周恩来在闭幕式会上致词，他说：“我们不要以为有了争论就是不好的，因为只有批评讨论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道路。”他强调，“我们有了正确的路线，还要大家拿到中国去使每个同志了解而能执行，大家要把大会的精神带到工作中去！”
在七月十九日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月二十日，在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决定中央组织机构的设置与常委分工时，他又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
七月下旬至十月初，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留驻莫斯科，一方面是为参加共产国际六大，另一方面是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继续处理中共六大各项遗留的善后事宜。在这期间，他向正在苏联各院校留学的中共党员，传达六大的概况和决议精神。
周恩来在十月上旬离开莫斯科，十一月上旬回到上海，参与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此后，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许多关于贯彻六大决议的通告、指示信等文件，并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深入一些省市区党的组织，传达六大决议精神，指导各地党组织的工作。
从一九二八年底到一九二九年初，六大的决议精神逐渐传达到各地党的组织。周恩来对指导各地贯彻六大决议，推动土地革命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的复兴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六大期间，周恩来对制定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党的建设、工农军事运动、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等许多问题，都进行了认真的深入的具体分析和探讨，提出了非常可贵的见解。但是，他像任何伟大人物一样，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当时，周恩来深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关于“城市中心论”的影响，过分强调城市斗争的意义，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对民主革命的长期性，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等问题，还处在逐步认识的过程之中。因此，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不足或失误。周恩来在六大上的报告、发言以及在六大前后的一些著作，都不同程度的反映了这一历史状况。但是，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苛求前人。无论从革命实践还是从理论方面来说，周恩来在六大期间的功绩都是巨大的。
（三十五）化装巡视顺直
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出席“六大”回国后，到天津主持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大”会议精神，整顿北方党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中旬，陈潭秋接到上海党中央发来的秘密电报。电报说周恩来已经乘船来天津，并告诉了化装情况，要派一位和恩来认识的同志去码头迎接。因为我（即徐彬如——编者注）认识恩来同志，潭秋派去接。当天下午三点多钟，我去码头等候。约四点半钟，一艘从塘沽开来的船，缓缓地靠近了海河码头。在下船的人群中，有一位商人，留着八字胡，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马褂，一眼就认出他是周恩来。一见面，周恩来亲切地说：“是你在这儿，什么时候来的？”我说：“刚来不久，比你先到两个月。”我看时候不早了，提议到附近饭馆先吃饭。饭后，我陪他先到长春旅社（现滨江道一百一十七号）稍事休息。当时这里是党的秘密交通机关，已经有不少准备出席扩大会议的代表住在这里了。休息后，我送恩来同志到日租界一家高级宾馆住下。这是一幢三层楼房，恩来同志住二层一个有套间的大房间里。第二天上午，潭秋、少奇、韩连会、张昆弟、郭宗鉴和我一起去见周恩来同志，向他汇报了北方党的工作和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筹备情况。当即决定，大会的政治报告由恩来同志自己起草。在研究代表名单时，少奇和潭秋都提了一些人，恩来同志意见，凡出席“六大”回来的华北地区的中央委员都可以参加，代表名额不宜太多，经反复研究，由五十多人压缩为四十余人。
为了统一思想，把会议的筹备工作搞得更好些，我们针对顺直党存在的问题，编印了一个党内刊物《出路》，意即北方党的出路。第一期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出刊。刘少奇同志写的发刊词。这是一个战斗性比较强的小册子，是油印的，主要内容，一是对顺直党的出路和如何整顿进行讨论，统一认识；二是论述党的组织原则，向党员进行组织纪律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此外，也还刊登一些有关中国革命前途、共产主义事业和党的方针政策等方面的文章。就在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即将召开之前，《出路》第二期印出。第一篇文章是中央给顺直省委的一封信，题目是“中央对顺直党改造的路线。”在这一期《出路》上，周恩来同志还署名伍豪，写了一篇《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几个问题的回答》。这是恩来同志刚到天津，同一部分同志谈话之后，为了解答大家对整顿顺直党组织的一些疑问，在《出路》付印之前赴写出来的。在《出路》上，少奇同志化名赵启也写过《职运须知》等文章，潭秋也有文章，我也写过一篇。这是个不定期的刊物，到一九二九年八月才停刊。全国解放后，我一直在找这个刊物，没有找着。“文革”期间，天津大学的学生向我调查时，我从他们手里看到了《出路》第二期，说是从保定地区倒塌房屋的墙壁中发现的。他们让我鉴定真伪，我一看就知道是真的，是技术科武径（竟）天刻写的。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底，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天津正式召开。大会会场是由郭宗鉴和詹大权负责安排的。地点在法租界内张庄大桥兴义里附近的两排平房内。这是上海地产公司新盖的房子，尚未住人。附近有个澡堂，不远处还有个小教堂。参加会议的代表，除了出席“六大”回来的华北地区的中央委员和北方党领导机关的负责人以外，来自地方党的代表有：直南的郝清玉、张兆丰（曾是冯玉祥部下的一位师长），保属阎廷弼，京东的李运昌，还有唐山的三老：老鞠怀、王德政和李静。王德政是从苏联回来的华工，是唐山的代表；李静是唐家庄煤矿的代表；老鞠怀去过法国，是唐山、天津的交通员，老鞠怀和李静后来都叛变了。
会议开始，首先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他详细地传达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分析了政治形势，讲述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指出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高潮还没有到来，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争取群众，开展斗争，迎接革命的新高潮。并说，这是目前决定一切的准绳，全体同志都必须有深刻的研究和了解，然后才能正确地运用。这个报告比较长，周恩来较多地分析了党员中存在的不正确观念。指出，这些不正确的观念，都是没有了解六次大会决议的正确意义，都是妨碍我们目前争取群众的总任务的。他对顺直党内存在的种种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要使党布尔什维克化，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要全面地贯彻“六大”精神，执行“六大”路线，就必须肃清过去“左”的或右的倾向，因为它是与“六大”的精神和路线绝对不相容的。
在周恩来报告之后，刘少奇和陈潭秋都分别作了报告。少奇同志主要谈代表资格的审查和北方党的一些情况。潭秋主要谈整顿北方党的方针。会上，大家对北方党的看法有分歧。有些人认为北方党的旧基础已经落伍了，糟得不像样子了，但潭秋认为北方党的基础还是比较好的，同南方相比，白色恐怖的摧残和破坏并不十分严重，问题是上层领导不团结，纠纷不断，需要整顿。他对北方党的看法比较全面。我记得恩来同志是支持潭秋的看法的。
会议根据“六大”决议精神，结合顺直党的具体情况，经过讨论，通过了一些决议案。其中有《顺直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顺直省委党务问题决议案》、《顺直省委职工问题决议案》、《顺直省委农民问题决议案》、《顺直省委青年运动决议案》以及《顺直省委妇女运动决议案》等。这些决议案，事先都经周恩来审阅过的。最后，会议通过选举，正式产生了中共顺直省委。同时成立的，还有顺直军事委员会，张兆丰为书记；顺直职工运动委员会，张昆弟为书记；顺直农民运动委员会，郝清玉为书记；顺直妇女运动委员会，秦兰英（张昆弟的爱人）为书记：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或十一日晚上七点多钟，周恩来在天津佛照楼主持召开了顺直省委第一次常委会议。参加的人不多。我也列席了。会上研究了分工“韩连会任书记；陈潭秋任宣传部长，我协助；张慕陶任组织部长；郭宗鉴为省委秘书长。张慕陶当时正在从莫斯科回国途中，关于他任组织部长问题，会上发生了很大争论，有几位代表坚决不同意，说这个人爱吹牛，假积极，作风不正派，经恩来同志（时任中央组织部长）作了一些解释和说服工作，最后决定“维持原案”。
原计划要恢复天津市委的，后来根据恩来传达中央关于省委要集中注意产业中心区域工作的指示，决定暂不恢复市委而先建立若干区委，由顺直省委直接领导，据此，天津建立五个区委，即下边区（以小刘庄裕源纱厂为主）、河北区（以恒源纱厂为主）、河西区（以西楼五村为主），另两个区的名字我记不准了，大概一个叫租界区（以市区租界为主），一个叫河东区（以佟家楼裕大纱厂为主）。
一月底，周恩来完成了在天津的任务回上海去了。是郭宗鉴送的。他回上海后，仍然关心着顺直党的工作。记得在他离开天津时，我曾对他提起，我们没有印刷设备，刊物只能用手刻的困难，他答应回上海后立即想办法。不久，原任党的出版部经理的毛泽民同志来了，他就是根据恩来同志的意见，率领人员带着机器由上海来天津的，也是我去接的。和毛泽民同志一起来的还有他的爱人钱希钧（细君）和孩子，以及专门搞印刷的毛主席的侄儿毛远跃等。他们来后，我领他们同省委技术科的负责人纪廷梓接上了关系，在英租界小白楼一带租到一所房子，办起了一个印刷厂。这个厂对外称“华新印刷公司”，也承接一些印广告之类的外活，实际上是省委的地下印刷厂。省委后来出的刊物《北方红旗》和在天津翻印的《布尔什维克》等，就都是他们印的。这个地下印刷厂，在印刷省委的机关刊物和秘密文件方面曾起过很大的作用。
九、上海党中央的主要主持人
（三十六）“千里眼”与“顺风耳”
开创无线通信迫在眉睫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周恩来是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具体负责中央组织部和军事部的工作。这时党中央领导机关逐步由汉口迁到上海。有一段时间，党中央同各级党组织以及各根据地红军的联系，主要以地下交通秘密传递信件的方式进行。这种原始的通信方式，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加之敌人对根据地的层层包围和严密封锁，既不安全，又费时误事。各地党组织也多次报告中央，反映他们与党中央和各地红军联系十分困难，希望尽快建立党的无线电通信事业。例如，湘鄂西特委书记邓中夏，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强调：“无线电台成为我们火烧燃眉的迫切要求，务望派人并购买机器送来。”创立党的无线电通信事业，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为此，周恩来亲自领导了我党第一套通信设备的研制、第一批通信骨干培训、第一套通信密码的编制和第一部“地下电台”的组建。
建立“地下电台”，必须具备一定的通信器材。一九二八年秋，周恩来指派在中央军事部工作的李强去学习无线电技术，准备研制收发报机。李强读过大学，英文、数理化等基础都比较好。接受任务后，他刻苦攻读《无线电基本原理》、《无线电业余手册》等英文书籍，进行系统的无线电理论学习，还秘密到上海无线电厂学习无线电元器件制造技术。除此之外，他又积极同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交朋友，向他们请教。为尽快研制出收发报样机，他想方设法，把上海私营大华科学仪器公司生产的发报机买出来，进行分解研究，并利用社会关系，向美国RCA公司上海经销部和亚美明远等公司买进收发报机的灯泡等。后来，李强在“绍敦电机公司”经理蔡叔厚掩护下，在该公司设立秘密工厂，安置车、钻、铣、刨四部机床，和同志们制作零件、练习组装。这样，经过半年多边学习、边实践、边自制无线电元器件的过程，到一九二九年春末，我党第一套收发报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研制组装成功了。当时，研制通信器材，要充分考虑到秘密工作的需要，所以要求电台轻小、便于携带、操作简便，音量要小而清晰，既利于接收，又免于被敌人察觉。后来，周恩来又指示，要根据第一套样机和图纸，做一套，改进一套，要反复检验，力争套套符合标准。技术人员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日以继夜的工作，有时一年能生产装配五、六套收发报机，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指示，要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在社会上购置电信工具、小型电机和电台，例如在广西，党组织通过关系买了几部军用电台。后几经周折，秘密运到上海。
培养通信骨干
通信骨干的培训，分别在国内和共产国际进行。
在国内，周恩来在抓设备研制的同时，挑选那些有一定文化基础、经过斗争实践锻炼，政治上完全可靠的同志，把他们培养为党的通信骨干。一九二八年十月，周恩来亲自到上海三马路惠中旅馆，找到当时任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的张沈川，对他进行了面谈、了解和考察后，以党组织的名义，决定派他去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并指示李强同他单线联系，具体帮助指导，一切生活费用由党组织负责供给。这年冬，张沈川化名为张燕铭，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上海无线电学校（该校设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内），专门学习收发报技术。经过半年多刻苦学习。一九二九年夏天毕业后，党组织又在上海赫德路租了间房子，为他们提供装配机器和抄收世界各地政治经济新闻的实习场所。为培养更多的通信骨干，周恩来指示他们，尽快在上海开办无线电训练班。一九二九年十月，在李强和张沈川的具体筹划下，党在上海创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起初，两三个人一班，分散居住，单线联系，以“家庭补习”方式进行教学。学习科目分报务和机务两类。后来，随着训练班的扩大和人数的增多，原先的教学形式已不适应，就及时改为集中教学和管理。为此，党组织又在上海创办了“福利电器公司工厂”。领取了营业执照，以公开合法身分，一边经销电灯泡等电器用品，一边秘密组织教学。这样的培训班办了多期。我党通信事业的前辈伍云甫、曾三、王子纲等都是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
在国外，周恩来以党中央的名义，积极寻求共产国际的帮助，请他们代我党培养通信技术人材。一九二八年五月初，为筹备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周恩来经大连、哈尔滨等地前往苏联。他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商定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请求共产国际在中国留学生中，为中国革命培养军事指挥和各军兵种技术人材。这个建议，立即被共产国际采纳。一九二八年夏，共产国际决定从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留学生中，选派毛齐华、方仲如等六人，利用业余时间，到“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收发报技术。对此，周恩来极为重视，“六大”结束后，他没有马上回国，而是抽时间深入到留学生中去，向他们传达“六大”精神和介绍国内革命形势。在交谈中，当他得知毛齐华在学习无线电通信时，亲切地对他说：“你们要抓紧时间学习，国内急需无线电通信人材。这批学员，没有辜负组织对他们的期望，经刻苦学习，不仅基本掌握了无线电原理和收发报技能，而且通过到无线电厂实习，还初步掌握了简单的无线电元器件的制作技术。一九二九年初，共产国际又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挑选了涂作朝等四人，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为我党培养了第二批通信技术人材。他们学成毕业后，于一九三○年十月先后回到上海，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与了我党通信骨干的培训和设备的研制。
潜心研究编密码
要顺利地实现党内无线电通信，必须编制自己的密码系统。一九二九年秋，周恩来同张沈川一起，经过多次反复推敲，编制了两套简易密码。一是汉字明码颠倒更换系统，一是英文字母换阿拉伯字母再变成汉字密码系统，此种密码系统，被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称之为“豪密”（即周恩来化名伍豪）。它是我党无线电通信史上最早的两套密码系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虽遭到了一些破坏，但我党的密码。始终没有被敌人破译掌握。
准备齐全试通报
周恩来亲自抓在建立秘密电台的工作。在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周恩来指派李强和张沈川具体负责。接受任务后，从一九二九年秋开始，他们分头准备。张沈川负责上海中央台的组建，李强负责香港南方局电台的组建。为选择安全隐蔽的台址，周恩来到处奔波。经反复了解和调查，最后确定在上海沪西极斯斐尔路福康里九号租了一幢石库门三层楼房，作为我党第一部秘密电台的台址，在建台期间，周恩来曾多次具体指示：台址要注意隐蔽安全，要有一对夫妇作掩护，周围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电台人员要仪表整洁，西装革履。家里摆设要大方得体，布置得像富户人家。经过半年多的筹建试机。一九三○年一月，上海党中央同香港南方局正式沟通了联络。实现党内第一次无线电通报的报务员是上海的张沈川和香港的黄尚英。从此，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紧接着，周恩来又指示中央电台，要组织人员和设备，到汉口的长江局和天津的北方局，尽快同他们建立无线电联系。后终因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实现。
实现党内第一次通报后，建立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便成了十分紧迫的任务。从一九三一年初起，周恩来又组织力量向各革命根据地秘密输送了一批通信器材和骨干。到这年夏秋，中央苏区和湘鄂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先后同上海党中央沟通了无线电联系。邓颖超在回忆上海党中央与中共苏区实现第一次通报时说：“我们第一次同苏区中央局通报时，苏区方面是弼时同志译的，上海方面是我和恩来同志译的。”大家为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而欢欣鼓舞。从此，一束束看不见的电波就像一座“空中桥梁”，把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三十七）创建“中央特科”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四日发出一份文件指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间，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中央特科’，在保卫中央机关和党组织的安全，开展对敌斗争、惩办叛徒、获取情报、发展通讯联络工作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应予充分肯定。”这是对周恩来早年直接领导创建的“中央特科”，所作出的最公正、最准确的评价。
一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中央特委”，亦称“中央特科”。它是为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安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隐蔽斗争的政治保卫机关。那一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合流建立起来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制造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挥舞起屠刀残酷无情地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革命群众进行镇压和屠杀，我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党员人数由大革命时期的近六万人减少到一万余人，一些在革命高潮时候参加党的不坚定分子，有的声明自动脱党，有的自首叛变。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镇压、大屠杀，中国共产党适时改变了斗争方式，采取两条战线作战：一是拿起武器举行武装起义，公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另一条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坚持斗争。这种斗争是在敌人心脏里进行，必须要有绝对的保密措施。“中央特科”就是在这个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机关从武汉陆续搬到上海，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地方大，好隐蔽，租界情况复杂，不登记户口，住房易找，便于设立机关，搞秘密活动。上海又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党的工作一直未间断，开展工作的基础好。不利的因素是：一方面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中心，驻有外国的海、陆军和租界巡捕，另方面上海又是国民党反动派政治、经济，外交的重要阵地，驻扎有军队，设有警察、宪兵、特务机关等等，上海还有一帮地痞流氓势力。因此，在上海这个中外反动势力聚集的地方，开展革命活动，犹如深入龙潭，要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没有十分严密的保卫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中央特科”，是在周恩来亲自主持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它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虽然错误地给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委集体警告处分，但周恩来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书记。会议还决定着手恢复中央各部（局）、委的组织。会后，周恩来留在中央任职，兼中央组织局代主任职并负责筹建“中央特科”的工作。
“中央特科”开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负责，他们当中“向忠发挂名不管事，周恩来是决策人，顾顺章负责日常工作”。特科下面设四个科，一科开始叫总部，后来称总务科，前任科长是洪扬生（后叛变），继任科长欧阳钦。该科的主要职责是为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租赁住房，布置开会场所，营救被捕中央负责同志，建立联络点以及负责收殓被敌人杀害的同志遗体，料理家属生活等等。如一九三○年五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会场就是由特一科布置的。这次会议参加人数多，开会时间长，工作量大，当时，会场准备了两处，以防一处发生问题时，可以转移到另一处。会议规定，人员只进不出，代表进入会场后在会议期间不能自由出入，就地吃饭睡觉，伙食专门派人备办。特三科负责会议安全，陈赓多次到两处会址检查安全保卫工作，整个会议期间没有发生问题。一科还筹办了党的六届三、四中全会，均未发生事故。
二科是情报科。科长开始时为陈赓。该科主要负责收集情报，掌握敌情。在作法上，他们采取“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办法，深入敌人要害部门，搜集各种情报，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破坏敌人的阴谋。当时，党中央和周恩来通过特二科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人心脏部门，向国民党的特务、军队、警察、宪兵机关以至西方国家的巡捕房，派去我们的工作人员搞情报。同时，想法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些人员和巡捕房的包探，以及能够利用的一些人，尽量设法争取过来，从而掌握敌人的动向，保卫党中央的安全。
三科是行动科。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由于叛徒贺家兴的出卖而被捕牺牲，使党进一步懂得了镇压特务、惩治叛徒工作的重要，因此，决定成立行动科。行动科科长先由顾顺章兼任，后来周恩来发现他行为不好，改让陈赓继任，三科负责抢救被捕同志，打击罪大恶极的叛徒。该科下面设有手枪、盒子枪武装的红队，也叫打“狗”队。其成员多从上海工人中和各苏区红军中，选调一些机智勇敢、枪法最好的特等射手组成，专门负责打“狗”（镇压叛徒和国民党特务）的工作。三科在保卫党中央安全，营救被捕中央负责同志，镇压叛徒、奸细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四科叫交通科，又称通讯联络科，科长李强。其任务是负责党中央同各根据地、红军和各省委的无线电台联系，水陆交通线的联系。一九二八年十月，周恩来参加党的“六大”回到上海不久，就亲自抓这项工作，决定派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共产党员张沈川到无线电学校去学习了半年报务知识，成为我党第一个报务员。四科还派了一些党员担任轮船上的水手、茶房、火车上的司机、乘务员或小商贩，负责传递中央同各根据地、各省委的通讯联络和护送干部工作。
“中央特科”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创立到一九三五年解散，前后有八年的历史。其中，前四年主要是周恩来直接领导。在此期间，中央机关虽出了一些问题，但没有遭到重大的破坏。周恩来离沪后，陈云也负责过一段时间“中央特科”的领导工作，以后由康生负责。
二
“中央特科”是由周恩来亲自创建的。在党中央担负着军事、组织、政治等方面极其繁重的领导工作的周恩来，不仅要决定“特科”各项重大方针政策，制定重要措施，而且常常奋不顾身地指挥行动队，抢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中央特科”对保卫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打击敌人的阴谋活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央特科”的主要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派同志深入敌人内部，掌握敌人动向。
周恩来本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原则，很重视挑选可靠机敏的党员或党的同情者打入敌人心脏，掌握敌情，为我党制定对敌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他派遣鲍君甫、杨度等人打入国民党驻上海的特务机关，给我党通风报信，提供信息。鲍君甫是广东人，曾留学日本，是国民党左派，化名杨登瀛，同日本通讯社和国民党的一些人物很熟，又很会交际。他在五卅运动时，同上海总工会有过联系，开始同情共产党。通过中共党员陈养山等对他做工作，鲍愿意尽力给共产党帮忙。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间，国民党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这是中统的前身，也是国民党最早的特务机关，这个科成立初期先后由陈立夫、张道藩负责。调查科成立后，在南京设立了调查科总部。不久，总部派杨剑虹到上海筹建特务机关。杨剑虹也是广东人，和鲍君甫是同乡，昔日又有旧，他为了在上海开展特务工作常拉鲍去帮忙，认为鲍的关系广，要鲍去做侦察工作，在上海侦察共产党及其他反蒋党派的活动，建立办案机构，同租界进行联系。鲍把上述情况全部告诉了当时住在他家里的陈养山，并表示愿意将他所了解到的情报提供给我们党。陈养山属江苏省委领导，省委要陈给党中央写一个报告，说明这个关系可以利用。一九二八年五月，党中央和周恩来派陈赓同鲍见面后，经中央同意确定使用这个关系。
当时，鲍君甫因经常陪杨剑虹、张道藩出入公安局、巡捕房等，需要经费和一部小汽车，“特科”便满足了他的要求，还给他配了一名保镖连德生，连是中共党员，特科工作人员，实际上是做党组织和鲍之间的联络员。连德生每天陪鲍到处活动，连的工作直接由陈赓领导。
一九二八年七、八月间，杨剑虹因涉及贪污案自杀。蒋介石正式委任鲍君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成为国民党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从此以后，我们党一方面利用鲍的关系，派人打入国民党警察局、侦察队、宪兵队中去；另一方面尽力巩固鲍在国民党中央地位。鲍因为有这样一个特殊身分，掌握的情况多，帮我党做了很多工作。例如，一九三○年，有一个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从苏联留学回来，是中共党员，到上海后，就叛变投敌，给蒋介石写信，密告周恩来和他会面的地址。蒋见信后，批交徐恩曾办。信转到鲍手里，鲍立即通知我党，“中央特科”很快组织红队把这个叛徒除掉，保卫了周恩来和党中央的安全。
鲍君甫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间，给我党做了不少工作，顾顺章叛变敌人才知道我们党的这个关系。一九三一年四月底，他被国民党逮捕，但他没吐露真况。一九三二年，国民党当局把他放出来。一九三四年以后，他当了南京反省院剧院长。解放时，他在南京摆小摊，生活很困难。一九五一年镇反时，人民政府把他抓起来。周恩来同志知道后指示把他放了出来。因生活无着，每月由人民政府给他一些补贴。“文化大革命”中，他再次挨斗，一九七○年初逝世。
一九二九年后，周恩来为了把国民党中央特务组织“拿过来”，先后派遣我党优秀党员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准备长期埋伏，搜集情报。钱壮飞曾在北京当过医生和教员，多才多艺。一九二八年夏天，钱壮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因他才华出众，善交朋友，又与徐恩曾是浙江湖州同乡，深得徐的信任，调他担任自己的秘书。一九二九年底，陈立夫调徐担任调查科主任，徐的权势更大了。调查科设在南京，徐把钱带到南京，做他的机要秘书。我党又把李克农调到南京，配合钱壮飞的工作。
徐恩曾是一个纨绔子弟，又是陈立夫的表亲，依仗后台硬，整天在妓院舞场混日子，把许多事都交给钱壮飞办。他的秘密电台就设在调查科，各地凡是给徐恩曾的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都是先送钱审阅提出处理意见。这样，钱壮飞就掌握了这里的重要机密。陈立夫、徐恩曾为了搜集情报，要求设立公开机关，李克农等同志根据“中央特科”的指示，利用这个机会，在天津、南京、武汉、北平等大城市建立以通讯社为形式的情报机关。从此，钱壮飞实际掌握了国民党全国最高特务指挥机关，胡底在南京主持国民党情报机关“民智通讯社”，后又调天津创办国民党情报机关“长城通讯社”，李克农实际主持上海的国民党情报机关。周恩来派特科陈赓和李克农联系。李、钱、胡成立党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这样，国民党最高特务组织的机密，从南京国民党中央到上海，天津等地方，大都被我们党有领导、有系统地及时掌握了。李、钱、胡相互配合，收集了很多国民党军事、政治、特务等情报，了解和掌握了国民党的动向，为党中央制定对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许多紧急关头，敌人还没出动，我们就知道我党哪个机关或哪位同志已暴露，立即通知转移，使敌人经常扑空，甚至连蒋介石调动军队向我革命根据地进攻的情况，有时也能得知晓，这使我党的对敌决策下得快、下得准，成功把握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