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营救被捕同志，打击无耻叛徒。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敌人不惜以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等卑劣手段，收买我们队伍中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分子，充当他们的特务和内奸。“中央特科”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镇压叛徒和特务，保护党在白区的安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在营救被捕同志、惩治叛徒方面，有几件事件十分突出。
一、抢救罗亦农，处决叛徒贺家兴。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早晨，刚从湖北回中央工作不久的罗亦农到北京西路赫德路一带去接头，正在等人的时候突然遭逮捕，被敌人由英租界捕房解到龙华关押。党中央和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想尽办法营救。以后探听到罗亦农将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去，便准备在解押途中进行武装劫救。但捕房和国民党当局恐生意外，提前引渡，并未经任何审讯即下令枪杀于上海西郊，致使“中央特科”的营救工作没有成功。
为了查清罗亦农被捕的原因，周恩来组织“中央特科”同志通过巡捕房的内部关系，查出了出卖罗亦农的叛徒是贺家兴和何芝华夫妇，他们都曾留学德国，回国后两人在罗亦农领导下做秘书工作。他们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遵守我党秘密工作纪律，受到罗亦农多次严肃的批评，他们因此怀恨在心。当时，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生活费只有二十块钱，无法满足他们享乐腐化的欲望。于是，这一对叛徒与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密商，以十万元的代价，出卖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十几处机关，然后准备携带黄金、外币逃到西方，他俩出卖的第一个人便是罗亦农。贺、何二人的罪行调查清楚后，“中央特科”决定由陈赓带领红队战士，在一天凌晨突然冲进他们寄居的旅馆，在院子里放鞭炮作掩护，枪决了贺家兴，何芝华钻进床下，也被打瞎一只眼睛，并把他们掌握我党同志的名单、地址搜出。制止了这两个叛徒对中央十几个机关的进一步出卖，使党避免了一场大的牺牲。
二、营救彭湃等同志，镇压叛徒白鑫。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住在新闸路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的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正在开会，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叛徒提供的情报，前往会场逮捕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党的优秀军事干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本来也要去参加这次会议，临时因其他事要处理未去，得以幸免。
机关被破坏的前两小时，鲍君甫才知道敌人的行动计划，来不及通知我党。事情发生后，“中央特科”很快查明告密的叛徒是白鑫。此人原是军委秘书。对军委的情况很熟悉。八月二十四日那天，白鑫事先已向敌人告密，开会时他佯装无事仍去参加会议并担任记录，虽一同被“捕”，但很快就被敌人保护起来。我党通过鲍君甫以国民党调查科上海特派员的身分去找白谈话，知道他准备去南京继续出卖党的机密，再回上海对中共中央机关大肆破坏，然后去意大利躲避。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决定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尽快除掉，以免后患。“红队”立即设法在白地住地上海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和蒲石路（今长乐路）之间的和合坊四十八号的旁边租了几个房间，把白鑫监视起来。周恩来还亲自到白鑫住的地方观察现场，并结合所得到的情报，制订了周密的行动计划，指挥陈赓执行。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晚上十一时，当白鑫、范争波等五人走出住所，还未上汽车时，隐蔽在弄堂里的特科人员一齐开枪，当场打死四人，除白鑫外，还有范争波的弟弟和一个保镖、一个巡捕，范争波负伤。“特科”的特等射手枪法非常准确，三个人向白开枪，三发子弹都从白脑后一个部位打进去。巡捕、法医验尸后，都惊叹不已。一时上海滩上，“共产党的神枪手”威名大震，使得特务、叛徒为之丧胆。
周恩来调动“特科”全部力量，来营救彭湃等四位同志，营救的办法是等敌人把他解往刑场的途中实行武装劫救。但解往刑场那天，敌人戒备森严，营救没有成功。
三、寻找内线，托人说情、行贿买通，营救被捕同志。
任弼时同志在一九二九年前曾先后三次被捕，因他均用化名，没有暴露身分。前两次周恩来领导“特科”同志，请同情我党的律师、法学教授潘震亚与律师费国禧到法庭辩护，合法营救出狱。最后一次，是一九二九年九月他在上海被捕，被捕时他将暗藏的秘密文件放在口里嚼碎咽下去了，敌人在他身上只搜出一张月票。由于月票上假地址的房子已在一次火灾中烧掉了，查无实据，敌人严刑追问他的真实姓名，甚至使用电刑，他始终未吐露真实姓名。周恩来同志领导“中央特科”，先请律师辩护无效，接着又派陈赓找鲍君甫设法营救。鲍利用他和租界巡捕房的关系，说任是他手下人，同时又派洪杨生给捕房探长陆连奎送去一百元现洋买通关系，次日任弼时安然获释。
一九三○年冬，关向应在上海租界被捕，捕房抄走了一大箱文件。鲍君甫受我党之托找巡捕房表示愿意帮助鉴别这批文件，巡捕房同意。“中央特科”派工作人员刘鼎以鲍派去的专家身分到巡捕房去“鉴别”文件。刘鼎把重要的文件都拿回来。后来由鲍告诉巡捕房说，被捕的是一位学者，抄出的文件都是学术参考资料，没有什么重要内容。敌人认为关向应不是要犯，对他判刑较轻，不久，便被释放出来了。
四、追捕顾顺章，保卫党中央。
顾顺章曾长时间是“中央特科”三个负责人之一，并兼任特三科的科长。一九三○年五月，中央从顺直省委把聂荣臻调到特科工作，顾对此很不满，想尽各种办法刁难，周恩来曾多次严厉批评他，但是屡教不改，后来只好将他调离特科去搞交通。
一九三一年三月，中央派顾顺章从上海送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苏区根据地工作。在武汉送走张、陈后，他继续留在武汉，化名“化广奇”，白天在汉口登台表演魔术。四月下旬的一天，顾顺章在马路上被叛徒看见，叛徒带特务侦缉队将顾逮捕。
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向敌人屈膝投降，他提出要见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二十五日拂晓，何亲自提审顾顺章，顾供出了我党在武汉的地下交通机关——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使这些机关全部被敌人破坏，我们的十多位同志惨遭杀害。四月二十七日，国民党特务机关用军舰将顾顺章押到南京，蒋介石立即亲自接见。顾除出卖恽代英外，还把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等同志在上海的住址供出，蒋介石欣喜若狂，迅速调动大批特务进行搜捕。由于我党已及时防备，敌人的搜捕处处扑空。蒋介石妄图一网打尽我地下党组织的阴谋彻底破产
鉴于顾顺章的叛变对党危害极大，中共中央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专门发出第二百二十三号通知，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号召全党同志严密组织，特别注意秘密工作。同时指示陈赓组织力量消灭叛徒顾顺章。顾叛党心虚，知道“特科”红队厉害，不敢公开去上海同敌特一道实施破坏我党的罪恶计划，便派人和他的亲属进行联系，以便里应外合，再次阴谋破坏我党中央。顾顺章在上海的亲属很多，他的老婆、兄弟、妻妹、姨表妹都住在中央机关，参加党的一些活动，知道党的秘密，认识中央许多负责同志，如果让他的阴谋得逞，将会给党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党中央采取了果断措施，将这些人除掉，把顾顺章这条线索砍断了。顾叛变后，不久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后来，他在国民党内部闹派性，拉山头，结果被特务头子陈立夫在一九三五年枪毙了。
由周恩来建立与领导的“中央特科”尽管存在仅仅几年，但作为我党早期的一个执行特殊使命的武装组织，为保卫处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的中央机关的安全、获取敌方情报、营救被捕同志、惩处叛徒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十八）一场特殊的战斗
一
一九三一年四月，发生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事件。这件事，严重地威胁党在上海领导机关的安全。
顾顺章是什么人？顾顺章，宝山县白杨人，原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制烟厂（在杨树浦）的“拿莫温”——一个小工头（原先作过钳工）。比较熟悉顾顺章的人们，曾对他形象加以描绘说：个头不大，身体肥胖，鼻梁很高，喜欢要枪弄棒，打架斗殴，能够双手打枪，会耍魔术，曾以“化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公开表演。还在斜桥路二十二号开过一个魔术店，专卖一些玩魔术的小玩艺儿。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期顾顺章参加过制烟厂工会的领导。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英商办的，厂里工会活动比较活跃，当时他在厂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表现比较勇敢。他曾专职搞纠察队，对于买枪、打架很有兴趣；打叛徒、工贼、流氓，他都参加。“五卅”运动以后，调上海市工会工作。一九二六年，曾同陈赓一起去苏联学过政治保卫工作。学习结束即从苏联回来，一九二七年参加周恩来领导上海武装起义，担任一个武装纠察队的队长，在斗争中有过一些成绩，曾经受到赞扬，在上海有点小名气。“四一二”后转往武汉，做过短时期的隐蔽斗争，镇压过叛徒特务。同年八七会议以后，党中央从武汉搬到上海，顾顺章随着也调上海工作。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的时候，他参加了中央特委，负责中央特科的具体工作并主持行动科（三科）。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革命运动处于低潮，白色恐怖严重。但是，上海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城市，是全国工人阶级力量最集中、最强大的地方。在我们党领导下，上海的工人阶级发动过“五卅”反帝斗争，举行过三次武装起义，直到一九二九年，这里大革命的影响还在，工人和革命力量还很强大，反动势力不敢轻举妄动。由于存在这样的有利条件，党的隐蔽斗争发展比较顺利。
随着工作中取得一些成绩，顾顺章的错误思想日益严重地暴露出来。他得意忘形，在执行任务的进候，忽视秘密工作的政治方向，在具体行动中忘掉党的政策，而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化为单纯的恐怖行动。这种作法，显然和党的长远利益格格不入，是和党的秘密工作的方针政策背道而驰的。任其发展下去，势将丧失社会人士的同情，党有陷于孤立的危险。而且三十年代开始后，敌人增加了力量，改变了策略，客观形势的急骤变化，逼迫我们必须改弦更张。
这个时候，顾顺章个人品德方面的恶劣倾向也更加膨胀起来。狂妄的个人野心日益暴露。他在同党的关系上，骄傲蛮横，飞扬跋扈，已发展到不可容忍的程度，党内只有周恩来的话，他能够听一些，他的家里只有陈赓和李强能去。陈赓去了两次，发现顾顺章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乱搞女人，抽鸦片烟。他还找“星相家”看相算命，吹嘘他有“福相”，将来会作皇帝。陈赓从他家里回来，曾对柯麟说过：“我们两人如果不死的话，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周恩来曾经多次严厉批评过顾顺章，向他指出：私生活的腐化堕落完全违背共产主义道德的准则。因他阳奉阴违，屡教不改，以后只得采取组织措施，经中央决定将他调离特科。
顾顺章的恐怖行动，早已引起陈赓、李强等同志的不满和抵制，并且多次遭到周恩来的干预制止。例如，有个时期，租界包打听的总机关，每周在一品香饭店集中二、三十个包打听头目开会。顾顺章想用恐怖手段把这些家伙一起炸死，曾经准备了几个大皮箱的炸药、定时炸弹。如照他的计划进行，这所饭店的大楼就会炸光，一品香就会变成废墟，周围居民也会遭到极大的损害。这时周恩来进行了干预，阻止了这次恐怖行动。在此以后，在特科工作的陈赓等同志坚决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极力抓紧政治线索，摆脱恐怖行动，对敌人动态和社会上各阶层动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把党的秘密工作扭转到政治斗争的轨道上来。隐蔽斗争从此循着政治斗争的方向前进，陆续结识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日益广泛地打开工作局面，接连取得许多胜利，上海党的机关得到周密保护。
一九三一年三月，陈昌浩和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红军去工作的时候，顾顺章由上海经武汉护送他们前往。顾顺章从鄂豫皖回到武汉，在汉口离大智门车站不远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住下，就用“化广奇”的艺名，到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这个时候，武汉有个叫王竹樵的叛徒，叛变后特务机关要他上街抓人，限期必须找到共产党员。他像一条疯狗，伸长鼻子到处搜索。王竹樵原是武汉纱厂工人，曾经参加过工人武装纠察队，和顾顺章相识。眼看这天限期已满，王竹樵正愁无法交帐，来到江岸徘徊。四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刚过，顾顺章适由武昌轮渡回到汉口，下船刚到江汉关门口，就被这个叛徒撞见。王竹樵暗中跟踪盯梢，一直盯到顾顺章的住处，马上报告特务机关，将顾顺章逮捕。
带领特务逮捕顾顺章的叛徒王竹樵，属于徐恩曾在汉口新建立的特务机关——武汉绥靖公署侦缉处。
顾顺章被捕，当天叛变。这个叛徒认为，他知道党的许多重要机密，知道党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地址，知道蒋介石身边有钱壮飞同志在那里为党工作，以此作为出卖灵魂的资本，可以向蒋介石请赏。因此一被敌人抓住，他就要求将他立即解往南京，说有特别紧急的机密情报当面向蒋介石报告；并且提出在他到南京前，不要就他被捕的事向南京发电报。但是，武汉的特务机关和国民党官僚急于抢功，根本不买叛徒的帐，没有理睬他的要求，立即给蒋介石发了电报。顾顺章被捕后要求见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他先把我党在武汉的组织供了出来。当他得知何成浚和特务机关已经给陈立夫、徐恩曾打电报的时候，急得顿足惊叫：“这就糟了，抓不住周恩来了！”敌人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共产党有人在蒋介石那里当机要秘书。这个时候，共产党员钱壮飞确实正在南京担任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顾顺章叛变这天，何成浚和武汉特务机关立即将情况向南京报告，电报到达南京时，已是这天的夜晚，徐恩曾早已跳舞、玩女人去了。
这一夜，钱壮飞一直坐在南京中山东路五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大本营”里，接连收到了从武汉来的六封“十万火急”绝密电报，电报上都写着“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想：是什么事情这样急呢？这时候，他手里已经有了徐恩曾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的副本，他就偷偷地把电报译出来。这才知道是顾顺章被捕叛变，要和敌人勾结起来破坏我们上海整个党中央机关。情况万分紧急，钱壮飞的心情也很紧张。但他非常沉着，仔细地看了电报的内容，记下电文，就把原电封好，考虑如何应付这个千钧一发的局面。
何成浚的电报，发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徐恩曾转秘书长陈立夫（当时陈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封电报，说黎明（顾顺章的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第二封电报：说将用兵舰将黎明解送南京；
第三封电报，说改用飞机解送南京，因为据黎明供，用兵舰嫌太慢了，这个电报还讲，无论如何这个消息不可以让徐恩曾左右的人知道，如让他们知道了，那末把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就完全落空了。
钱壮飞看完这些电报，经过周密思考，决定先派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把这个情报报告李克农转报中央。他把刘杞夫打发走以后，先将银钱帐目清理好，放在钱柜子里；天亮后，还通知“民智通讯社”的一个工作人员赶快逃走。在四月二十六日（星期日）上午，他又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亲自交给徐恩曾，随即乘火车赶去上海。为了防止出事，他到真如就下了车，徒步进入市区。
刘杞夫于当天夜里到达上海在一家旅馆里面找到李克农，便把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详细地向他报告。李克农见他神色有点紧张，极力使他冷静下来，劝慰他说：“你为什么沉不住气，这么不沉着！”这天不是预定碰头的日子，特科同李克农联系的人没有来，但他即以高度负责精神，设法迅速找到陈赓，陈赓马上报告周恩来。
二
顾顺章在被捕前是党中央委员，又作过特科具体工作的负责人，因此国民党反动派极为重视，阴谋用顾顺章提供的线索对我党发动突然袭击，将我党地下组织一举破获。当时由于顾顺章知道中央的机密特多，晓得周恩来和许多中央负责同志的住址，他的叛变对中央机关的威胁危害确实特别严重。周恩来得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立即向中央报告并采取紧急措施，把警报分送中央各部门。
面对着这种形势险恶、时间紧迫的情况，周恩来受党的重托，挑起了全面负责处理这一紧急事变的重担。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周恩来以惊人的机智果断，抢在敌人前面，跟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他和陈云当机立断，马上召集有关人员举行紧急会议，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全力粉碎敌人破坏我党的罪恶企图：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了周密的保卫和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熟识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第二，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的关系；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当天夜里，党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的派驻机关全部都搬了家；同时命令陈赓等同志从各方面进行调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准备反击。这是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周恩来临危不惧，沉着镇静，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经过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紧张战斗，终于抢在敌人的前面，迅速妥善地保卫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的安全，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一网打尽我党领导同志的大阴谋，使党避免了一场特别严重的大破坏、大灾难。
星期一（四月二十八日），顾顺章才被敌人用兵舰解到南京。蒋介石立即召见他。顾顺章在这里出卖党的机密，倾筐倒箧，把知道的事情全都招供。他还勾结敌人，布置了一个将上海我党中央一网打尽的大阴谋。徐恩曾立即派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党派组组长顾建中带领大批特务人员，连夜赶到上海，会同英法捕房执行这个罪恶计划，星期二（四月二十七日）早上，在上海的大搜捕开始了。当时已经搬了家的、我们还留下人在附近观望的中央秘密电台原址被抄了，随后，周恩来原来的住处也被搜查了。敌人虽然行动很快，到底一步来迟：上海我们党的机关早已转移，中央领导同志都已无影无踪，敌人的阴谋可耻的破产了。事情证实：钱壮飞提供的情报是正确而及时的，周恩来采取的对策是果断机智的。在关系我党命运的紧急关头，钱壮飞、李克农对保卫党中央作出的这一卓越贡献，得到了中央的嘉奖。
二十五日的夜里，钱壮飞在打发刘杞夫去上海以后，曾经考虑自己要不要离开南京的问题。因为受到当时秘密工作条件的限制，他对顾顺章这个人的整个情况并不十分了解；而且自己和战友们在南京、上海含辛茹苦，历尽艰险所创造的这个局面，顷刻间被敌人全部毁掉，的确是很难下决心的。可是经过冷静的思考，全面的分析，最后还是下决心迅速走开。李克农在上海坚信钱壮飞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采取果断的措施，只是要不要让刘杞夫仍旧回南京呢？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流露出“难下决心”的心情。刘杞夫最后还是返回南京去了，因为他的妻子钱椒椒还在南京。刘杞夫临走时候，李克农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非常关切地跟他说道：“此行可能凶多吉少，遇事要英勇沉着！”
周恩来对于有关同志的安全非常关心。钱壮飞到上海后，就叫特科把他安置在一个同志的家里，对他的家属也作了妥善的安排。星期一晚上，又用暗语给天津的胡底发了一个电报，暗示局势严重，需要离开，胡底不久也安全地到了上海。李克农也暂时隐蔽起来，避开敌人的搜索。只因南京的交通机关被破坏，刘杞夫、钱椒椒终于被捕。钱壮飞最后离开南京时候，曾经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他在信中警告对方：如果徐恩曾胆敢陷害他的子女，他就要把徐恩曾的所有秘密全部公布出来。当时国民党两个特务组织“中统”与“军统”间互相倾轧，矛盾尖锐，争斗激烈，徐恩曾害怕公布了他的秘密对他不利，因而未敢杀害钱椒椒和刘杞夫。他们被关了三四个月，就被释放出来。对于钱壮飞留在上海的亲属，党组织一直尽心照顾。李克农得悉刘杞夫送来的情报以后，就叫钱壮飞的爱人张振华预作准备，随时警惕。她那时在上海医院妇产科作医生，还住在法租界甘世东路辣斐德路新兴路新兴顺里四号。星期二敌人开始大搜捕的时候，曾经开了一卡车戴铜帽子的警宪，到家里来搜捕钱壮飞。张振华机智地躲开，家里只剩钱壮飞的母亲。敌人找老太太纠缠，追问钱壮飞的下落。他们欺骗她说，钱先生已经回到上海，找他没有别的事情，有一笔很大数目的钱财，只要他签个字就属于他的了。老太太根本不晓得钱壮飞已经到了上海，更不知他在什么地方。敌人没有办法，只得空手走掉。
三
在叛徒顾顺章勾结国民党反动派严重危害革命的紧要关头，周恩来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粉碎了顾顺章及其主子蒋介石的阴谋诡计，使我地下党得以在千难万险的局势中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在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的上海继续进行工作。这个时候，同志们怀着无限崇敬和十分感激的情愫，衷心赞颂周恩来机智勇敢的不朽功勋：“一生机智一身胆，周公谈笑破敌谋！”
周恩来领导特科屡次挫败敌人，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狼狈不堪。因此，敌人对他非常害怕，极端仇恨，曾多次用巨款悬赏，购买他的头颅。这个时候，敌人在上海又出动了大批军警宪特，疯狂地到处搜捕他。周恩来沉着应战，首先将顾顺章最熟悉、敌人极痛恨的特科工作人员作了妥善的安置。根据他的指示，敌人追索最急迫的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迅速离开上海，分别前往以江西南部为中心的中央红色区域和以湖北东北部为中心的鄂豫皖红色区域；李强在五月间出国工作；陈赓于六月间偕同陈养山同志等前往天津工作（他在九月间又被派往鄂豫皖区红军工作）。将有关同志全部妥善地作好安置以后，周恩来也及时巧妙地隐蔽起来，继续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直到这年十二月上旬，他才离开上海，越过国民党军“围剿”部队的封锁，进入中央红色区域的边界，并于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到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所在地瑞金叶坪，和毛泽东、朱德会合。
顾顺章这个出卖灵魂的叛徒，想要向主子邀功请赏，立即到监狱去认人。他被押到南京的第二天（四月二十八日），就亲自跑到中央军人监狱，出卖了被关在那儿的我党优秀领导者恽代英——恽代英于一九三○年四月十九日在上海被捕，押在苏州狱中（后来转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一年，未被敌人认出。周恩来亲自擘划，进行营救，恽代英行将出狱的时候，被顾顺章出卖，第二天（四月二十九日）即被害死狱中。
顾顺章初到南京的时候，原拟赶来上海推行破坏党的罪恶计划。周恩来指示陈赓等部署力量，消灭叛徒，准备在火车站动手，等顾顺章一下火车，给他来个措手不及，明正典刑。顾顺章心怀鬼胎，没有敢来，但他仍不死心，千方百计地派人到上海寻找他能利用的一些关系，妄想通过他们破坏我们的党。党便采取了断然措施，把他这些线索斩断。
顾顺章贼心不死，对于挫败了他的罪恶阴谋的周恩来恨得咬牙切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下旬，上海《时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上面，连续刊登出以顾顺章的名义悬赏数万银元巨款缉拿周恩来的紧急启事。虽然周恩来近在咫尺，敌人却始终找不到周恩来的踪迹。这个时候，周恩来已经在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掩护下深深地隐蔽起来，继续领导党组织同叛徒顾顺章和他的主子国民党反动派相周旋。
这年十二月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亲自签署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令——为通缉叛徒顾顺章事”。
通缉令历数了顾顺章的罪行。最后写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严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统治区域，如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的责任。”
（三十九）花园洋房里的秘密会议
一
一九三○年八月中旬，一列从德国到中国东北的国际列车，正奔驰在苏联的广袤大地上。
车厢里，坐着一个年轻英俊、两眼炯炯充满机敏和智慧的中国人，他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从莫斯科回国的。但是他并没在莫斯科上车，而是先从莫斯科到柏林，然后成为柏林去中国东北的乘客坐在这趟车上。这样做，显然是从安全考虑。周恩来才三十二岁。但是已经是经验丰富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了。这时，他机警地扫视了一下同车的旅客，又看看窗外掠过的白俄罗斯盛夏景色，而心中，却翻腾着今年以来在上海和在莫斯科的难忘经历。
周恩来是三月从上海动身的，他坐船到欧洲，五月间到达莫斯科。这次到莫斯科，他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联共（布）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的工作，同时处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间的一些分歧问题。而在他离开中国的这几个月中，国内的政治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内出现了李立三“左”倾错误，这错误正在实行中，如果不很快纠正，党就会受到更大的损失。这是周恩来现在最为焦心的事。
自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到处被抓被杀，血流成河，共产党员由六万多锐减到一万多人。一九二八年夏天召开党的“六大”，周恩来作为大会秘书长，费尽心血加以筹划，把这次会议开成了复兴党和革命事业的会议。六大后，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在秘密状态下工作，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支撑者。从那时到现在这两年来，党的组织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纷纷建立，红军已建立和逐渐壮大起来。到一九二九年夏六届二中全会时，全国党员已达六万九千多人，超过了大革命时期。到一九三○年夏，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已经发展到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十几个省，建立了赣南、闽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洪湖、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七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十万人。作为直接主管军事和组织这两方面工作的领导人周恩来，深知取得这样的成就，全党同志两年来付出了何等艰辛的努力。
中共六大认为，中国革命是在两个高潮之间。现在看来，革命正在趋向新的高潮。这从国内的新军阀大混战的形势也能看得出来。从一九二九年三月蒋介石集团同桂系集团为争夺两湖地盘而进行的战争以来，内战频仍，蒋冯之战，粤桂联合反蒋之战，唐生智、石友三反蒋拥汪之战，直到今年三月开始的现在还在进行的冯玉祥、阎锡山、桂系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国内形势以及世界形势，都有利于革命的发展。
在这样的形势下，关键是党的领导必须正确。
去年十月，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发来了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信中认为中国当时已到了“革命高潮的初期”，“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这封信，从共产国际来说，是因为这年七月发生了中东路事件，苏联同国民党政治断交后关系更加恶化，八月开始，苏军同中国张学良的军队在东北中苏边境接连发生战斗，到十月冲突达到高峰。共产国际希望中共发动武装暴动来保卫苏联。信中提出了“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的口号。这封信之后，一九三○年三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曼努依斯基讲话说中国共产党不应“成为游击运动的参谋部而不去干别的事情”。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写了《中国的危机与革命运动》一文，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社论发表，提出需要“准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府”。四月，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在《真理报》上发表《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风暴》。号召中国共产党要“坚决的决斗”。这些都可看出共产国际的意向。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于国际的指示是必须接受和服从的。周恩来组织纪律性很强，当然也是如此。当时，中国党还没有成熟，对于国际指示有相当盲目性。但是周恩来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是一个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革命家。因此他尽管开始时在言谈中或书面上也接受国际的指示，但是联系到实际工作，他则反对盲目暴动。这样他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同在国际影响下极力要搞暴动的李立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立三提出要在南京搞武装暴动。周恩来表示反对。他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有军委干部曾中生和党在南京负责军事工作的同志参加。大家分析了党在南京的工作情况，包括士兵组织、群众工作等，认为暴动是困难的。周恩来根据实际情况以及敌我力量对比，特别是南京为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反动统治力量雄厚，认为不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具备举行暴动的条件，这就实际上否定了南京暴动的可能性。
二月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再次提出：要坚决决定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他提到了武汉、顺直，主张在全国暴动中江苏是主要的力量，山东、满洲等则要配合。周恩来表示反对。他说：江苏工作不够，主要是农村没有发展游击战争；武汉，铁路和海员工人中的工作不够；满洲，如大连、抚顺等处还没有合作工作，这样的缺点不克服，决不能组织满洲暴动。
周恩来虽然也接受国际的看法，但是他进而说，已有革命高潮并不等于就是有直接革命的形势。
所以，周恩来在上海这段时间，李立三的搞暴动的设想一直没有实现，直到周恩来去了莫斯科，李立三才能在六月十一日的中央会议上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立即下达各地区各支部。
鉴于上面所说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态度，可想而知，周恩来在莫斯科作了多么艰巨的努力，用实际情况来说服共产国际领导人，这样，共产国际研究了中共中央六月十一日决议，认为李立三对形势的估计过分夸张，他的否定革命发展不平衡、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等，是错误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吸收周恩来、瞿秋白参加，拟定了七月二十三日决议。国际认为，中共中央六月十一日决议应该停发，武装暴动应该停止，但是肯定了“中共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要周恩来、瞿秋白回去纠正。因此周恩来在八月中旬动身回国。
国际列车到达莫斯科站。周恩来利用列车停留的时间，下车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取得联系，问他：“国际的同志还没有新意见？”
马基亚尔答：“没有了，据国际七月决定改正就行了。”
这样，周恩来带着共产国际的精神回到国内。
二
周恩来坐火车到达东北，然后从大连搭轮船去上海。
轮船到青岛的时候，正是清晨，碧波万里，船上喊叫乘客们到甲板上来做早操，周恩来到甲板上，意外地发现了帅孟奇也在。他就悄悄地站在帅孟奇的背后，趁机告诉她：“到上海后，住五马路某某旅馆，我马上派人来接头。”
帅孟奇在上海五马路按指定地点住下后，就有一个女交通员来接头，叫她不要外出。第三天早上九点钟，周恩来头戴博士帽，衣着朴素，亲自来找她谈话，然后分配了工作。这次谈话，帅孟奇在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其中周恩来谈到当时形势时，是这样说的：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断送了大革命，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结果暴露了我们的党组织，使我们受到敌人残酷镇压和破坏，牺牲很大。不能再空喊“革命高潮马上要来”的口号了。要准备作长期的艰苦的复杂的斗争，经受革命的严峻的锻炼与考验。在苏联学习的理论，要在实际中学会掌握和运用。当前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为着这目的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不是要搞轰轰烈烈，而要扎扎实实。
这是对形势和要求的一番很正确的谈话。李立三的错误，问题正在于追求轰轰烈烈，使党的力量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以南京为例，周恩来走后，李立三还是发动了南京兵暴，勒令曾中生领导的学兵营的党组织举行起义，攻击国民党中央党部，占领南京。曾中生反映说：这点力量，根本是做不到的。李维汉也提出：暴动后还是把队伍拉到农村去吧。但是，李立三批评他们都是右倾。结果，暴动使地下党暴露，全市被敌人逮捕的党员有一百多人。南京的党组织遭到了大破坏。
李立三规定了一套以武汉为中心的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结果，使刚刚恢复起来的白区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和牺牲。如江苏省，从四月到九月这半年中，被国民党杀害的党员有三千多人。各地红军和根据地也都受到不程度的损失。
周恩来八月十九日回到上海。他带回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的七月决议，负有贯彻这个决议的任务。他们先是通过个别谈话和召开两次政治局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基本上统一了对形势的看法。随后，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开始纠正李立三冒险主义的主要错误。
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致长江局的三封信：
九月一日第一封信中，说：“促成全国的革命高潮，是要有步骤的，是要依据于主观力量（这当然要联系到客观发展的可能）来作正确决定的。”“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
九月四日第二封信中，说：“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
九月九日第三封信中，说：“巩固的而不是猛进的向前发展，更成为目前的中心问题。”
九月四日，中央决定恢复被李立三取消了的党、团、工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九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接受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七月决议的指示，决定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李立三在实际工作中的一些主要错误，在周恩来等的努力下，开始纠正了。
九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八日，上海租界内麦特赫斯脱路的一幢花园洋房，黑漆的竹篱笆的院墙内，和平常一样静谧幽雅，但实际上，屋子里却是热气腾腾，中国共产党正在秘密地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共产国际七月二十三日决议，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传达国际的决议的报告》。他说，“中国革命新高潮已无可怀疑，但在今天，中国工农的力量还不能聚集起来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今天还没有全中国客观革命形势，也就是说今天还不是全国的武装暴动的形势。”他说，李立三是“把前途的某一可能”，“作为今日要做的根据”，这就导致了冒险主义的错误。
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决议和周恩来的报告，作出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决议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李立三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冒险错误，指出它是策略错误而不是路线错误，这是符合共产国际的口径的。
李立三在会上承认了错误，承担了责任，对自己和中央政治局几个月来所犯的错误作了检查。他的态度是严肃诚恳的，不文过饰非，勇于承担责任，有改正的决心。后来，李立三对他的家人说道：“当时我很幼稚，巴不得革命早日成功，在中央工作的时候，下达过许多错误指示，给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
周恩来对李立三也是善意的，尽管李立三主持中央政治局的那个月，曾经对周恩来不公正地进行斥责，说周恩来“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上负严重责任”，还提出“中央对周恩来的斗争，必须是很坚决的”，并且粗暴地要把周恩来调离中央。但是周恩来始终认为，李立三是革命的同志。在李立三、向忠发等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后，周恩来就代为起草了致共产国际信，说他们与国际认识一致。在李立三承认了错误并希望共产国际不要调他去莫斯科时，周恩来为他写信疏通。在三中全会上，李立三仍被提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六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七月二十三日决议办的，周恩来等贯彻执行得很好。当然这次会也有缺点和不足之处，但基本上应当肯定。
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三中全会写了信，说：读了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的发言，李立三“完全正确地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党的路线常常是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没有两条路线，只是曾经在这条正确的路线上有过不正确的倾向”。也就是说，立三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
从党内来说，何孟雄过去是不同意李立三的作法的。三中全会后，十月九日，他给中央写了意见书，表示他过去曾说“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不同”，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夸大了中央的错误”。王明也给中央写了意见书，认为“三中全会有重大意义”，还说立三的错误现在只是“残余”了，大家“在目前紧张的局势下”，应当“竭力避免一切不必要的争论和争辩，免致妨害执行党的当前任务”，表示“已经用不着任何争论”。罗章龙当时是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三中全会，他在会上发言对于报告和决议表示“完全赞成”，“并没有提出原则上不同的意见”。
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等的工作非常出色，稳当妥贴地使中国党转过了一个大弯子，端正了航向，并使全党形成了团结一致的气氛。会后，本来可以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继续努力，扩大反对“左”倾错误的成果，补救立三错误所造成的损失了。
但是，就在这一时刻，共产国际的态度却变了。
三
正当周恩来、瞿秋白在国内进一步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时候，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却因为李立三在六届三中全会前的两次讲话而大发雷霆。
李立三在讲话中，主张暴动，说“等到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还说了中国的武装暴动在遭到帝国主义干预时，要把苏联卷入战争等等，这些，再加李立三多次对抗国际关于停发六月十一日决议和制止武装暴动计划的指示，都使共产国际十分恼怒，决计“给这种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以致命的回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