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们把李立三的错误升级，指责他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甚至不但是路线的问题，”“而且还在组织上”“进行反国际的斗争”。共产国际十月二十三日发出给中共中央指示信，其中说：
“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的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这就是立三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这样一来，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后的一系列纠正立三错误的措施和六届三中全会，也就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正确稳妥的做法成了保守调和的错误，忠实贯彻国际的七月指示信反成了批判的对象。十月的共产国际不认七月的共产国际的账，周恩来等被冤屈地推上了审判台。
共产国际的不满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瞿秋白的不满意，为什么？因为瞿秋白在六大后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处理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中的派别斗争时，不同意王明等少数人的宗派活动，这使得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对他不满。于一九三○年春，他被共产国际撤掉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提出要刷新中共代表团的成分。这次周恩来去莫斯科，原因之一也是为了处理这件事，共产国际要瞿秋白回国。周恩来一向是很谦让而没有个人私心的，回国后，他让瞿秋白的名字列在自己的前面，三中全会实际上是周恩来在负责的，但是周恩来让瞿秋白主持会议，作会议结论，并违背共产国际意愿把瞿秋白选进了中央政治局，瞿秋白成了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也是共产国际所不能接受的。
这一点，从共产国际调子的逐渐变化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先是，在共产国际执委十月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上，说同李立三的分歧是“两条路线的原则上的区别”。但这封信上还说：“在伍豪同志报告之后，政治局已经取消了以前的决议，而完全同意于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所共同拟定的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很满意”。这里，肯定了伍豪（周恩来）的报告，而不提瞿秋白。
接着，共产国际东方部向国际主席团写了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错误的报告，指责“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报告”点名批评瞿秋白，指责他“对于立三半托洛茨基盲动主义的路线采取调和的态度”，“没有揭发和纠正以前的一部分政治局领导的半托洛茨基盲动主义的路线。”
十二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召开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会，会议的主要矛头却不是对着李立三，而是对着瞿秋白，发言的七名委员无例外地批判瞿秋白，指责他“不是中国全党的代表”。
在上海的周恩来，对于共产国际的这些变化，十一月十六日（这天接到国际的十月指示信）以前，是全然不知的。可是王明却先知道了。因为在此期间，留苏学生王盛荣、陈昌浩从莫斯科到上海，先把信息透露给了王明等。王明正在为中央派他到苏区工作而担心路上不安全，一听到这消息，立刻觉得时机难得，可以大做文章，于是作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攻击党中央和三中全会，写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小册子，在党内传阅扩散，发动一部分人同中央对立，破坏统一，制造混乱，宣布现在的中央“已经没有可能再继续自己的领导”。
周恩来知道了王明等人在吵闹，但是不了解原因。他想：大概是中央让他们去苏区工作，他们不愿意去，故而掀起风波吧。后来接到了国际十月来信，他才恍然大悟。
几十年后，周恩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曾经说道：七月，国际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对李立三的批评还是温和的，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六月十一日的决议，同中共代表团讨论了，没有说是错误路线，希望我们回来纠正。看了李立三在八月会议上的讲话后，国际认为李立三是冒险主义、半托洛斯基主义、反国际路线，三中全会就被放在调和主义地位了。
周恩来处于极度苦闷之中，他在组织上接受和服从共产国际的十月指示信。他不诿过于瞿秋白，自己承担了责任。但是，他回来所传达贯彻的明明是共产国际的精神呀！他不能不有所申辩。
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发言，一方面承认三中全会是“取了调和态度”，同时也说明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
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这个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国际十月来信，同时提出：“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上也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反对“把三中全会和国际路线对立的企图”。会议还对王明等人反中央的宗派活动进行了批评，指出他们“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十二月一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报告。报告中批评王明等人的一些观点和李立三“是同样错误的”，并指出王明等拒绝党派他们到苏区去工作的错误。
王明由于有米夫等的支持，有恃无恐，在党内扩大反中央的活动。他同何孟雄、罗章龙等联络一起，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向各方面做工作，焦头烂额，舌敝唇焦，但是风波未能平息。党中央处于严重危机中，已经濒临党内分裂、中央破产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经过慎重思考，决定从大局出发，极力忍让，对个人委屈不再提及，一切以保护党的统一为重。这年十二月，共产国际派米夫到上海。周恩来和瞿秋白就向米夫提出：自己既然已经犯了错误，就应该退出中央政治局，辞去所担任的中央职务。
他们的态度是：我们既然错了，就应该使各方面过去曾经反对过李立三错误的人团结一起，来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周恩来看到米夫到上海后会见了王明、罗章龙等人，就荐引曾经反对过李立三错误的何孟雄也去见米夫，并提出把何孟雄也列入四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的名单。
但是米夫考虑的却是怎样扶王明等人上台，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何孟雄进中央对王明不利，因此米夫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
对周恩来、瞿秋白的辞职，米夫采取“拒瞿留周”的方针。米夫说：对周恩来“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不是要他滚蛋。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王明也跟着说：为了实际工作便利，给周恩来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过这也道出了一点真情，米夫和王明心里清楚，党中央的工作确实离不开周恩来。
瞿秋白被排斥了。他从党的利益出发，对周恩来说：“你还是背着这个担子吧。”
当时的形势，李立三的错误已使党受到很大损失，急须稳定团结，再图恢复，而王明等人却只怕天下不乱，这种态度背后又有共产国际支持。周恩来已很难工作，但是又不准他辞去。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党的生存，周恩来挑起重担，拼命苦干，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一心维护党的统一和生存。在这样的心情下，他参加了四中全会。
四中全会仍旧在三中全会的地址召开。长方形的会场内，放着一张长长的桌子。人们围着长桌，大吵大叫，从傍晚一直开到第二天天明，闹得不可开交。
会上周恩来虽然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他一方面接受批评，作了检讨，另方面还保护大批干部。他勇敢地提出：“站在派别观点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塞维克所能允许的。”“认为过去凡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者是领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
他尽力使党免于分裂，尽可能减少损失。
一九三○年的六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期间，中国共产党处在危殆的境地，党内纷争严重，王明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篡党夺权，很多组织瓦解了，很多党员消沉了，有些党员对党怀疑了，只是看到有周恩来在，才认为这还是真的党中央。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使党度过了难关，维护了中央的统一领导，这应该是周恩来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
（四十）勇悼何孟雄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党的《群众日报》上，亲笔写了一篇题为《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的社论，愤怒声讨国民党残杀何孟雄等二十四烈士的暴行；同时，冲破了“左”的重重阻力，为烈士正了名。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旬，何孟雄、林育南、丰求实等党的重要干部、“左联”作家和革命群众三十多人，在上海先后被敌人逮捕。被捕前，何孟雄曾被王明戴上“反党”“反中央”的帽子。被捕后，王明又在党内开展大规模的批判“右派领袖”何孟雄的运动，并通过狱中支部不予何孟雄等“右派”编入党的组织，进而从组织上开除了何孟雄的党籍。国民党蒋介石对这批革命者施以威胁利诱均无效，在深知他们在共产党内的处境，进行种种挑拨离间又遭失败之后，大开杀戒，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晚秘密集体枪杀了何孟雄等二十四名党的重要干部。对何孟雄等同志的遇难，王明不仅不表示哀悼，相反继续对烈士们肆意进行攻击，说他们是“个人野心”“反党、分裂党”的必然结果；还利用手中的大权，推行他的“左”倾错误纲领——在党内大反“右倾”，对何孟雄的支持者们做“分化”“瓦解”工作，胡诌什么：何孟雄虽然牺牲了，是“右派英勇牺牲”，对他们的错误要严肃对待，彻底清算。他罗织了“何孟雄十大罪状”，首先在沪中区委这个何孟雄最后工作的单位，也是直接在何孟雄领导和影响下坚决同王明、米夫作顽强斗争的堡垒，找干部逐个谈话，要赞同者签字画押，不赞同的则被开除党籍，又由沪中区推及江苏省委机关。不少正直的共产党人就因为不屈服于王明的压力而失去了党籍和工作，断绝了生活来源。更有甚者，王明在何孟雄等慷慨就义后三天的二月十日，在上海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的《再版书后》专章里，竟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诬陷我党最早也是最坚决地反对立三路线的何孟雄是反立三路线最迟、“最不坚决的分子”，是他们这些“坚决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帮助他在声明书中能写些正确意见的主要来源”。进而捏造事实，栽赃陷害说何孟雄“走到与罗××派联合进行反党的错误了”，对烈士的英灵恣意糟蹋。周恩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弄明了何孟雄等先烈们慷慨就义的英勇事迹后，亲笔撰写了我党唯一的一篇悼念社论，通过时任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并在他主编的党报——《群众日报》（半公开报纸）上发表。
社论刊于报纸的头版头条。社论一开头向全党宣告：“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中，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三个（应为二十四人，下同，笔者注）同志，又被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残忍枪杀而牺牲了！”接着在第二段中沉痛追颂他们的光辉的战斗业绩说：“何孟雄等二十三个同志，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们大多数都有英勇的阶级斗争历史，自然，他们都成为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的死敌！这次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枪杀，是统治阶级在革命日益发展的形势下，表现着在拼死挣扎中企图以残忍的白色恐怖来消灭革命群众的领导力量，但另方面却更表现革命战士为阶级斗争而牺牲的英勇，给予统治阶级的白色恐怖政策以有力的回答。革命战士英勇斗争的热血，必然更要燃烧着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火焰，更迅速摧毁和埋葬帝国主义国民党以及一切反动势力到死亡的进程。”
出于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社论以鲜明的爱憎对先烈们慷慨就义作出了历史的评价：“何孟雄等同志……在帝国主义国民党残酷摧残中，仍表现其对统治阶级反抗的坚决，与为阶级斗争而牺牲的慷慨激昂，绝不能因其对党内斗争的错误，而与出卖阶级的叛徒同日而语。何孟雄等同志的牺牲，自然是革命中的巨大损失！”这大段文字中，沿用了王明定的调子，称他们“坠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这是当时批判何孟雄处于高潮阶段的历史痕迹，是在路线是非被颠倒的条件下的必然产物，今天读来当然是错误不实之词。可贵的是上述文字，从根本上把何孟雄等二十四位党的英雄，对敌斗争英勇，决不是叛徒的真面目向全党及时昭告，维护了先烈的英名，这是对王明践踏先烈们英灵的丑恶行为的最好揭露，是周恩来继他为何孟雄生前的平反、恢复工作，及推荐入党中央委员会、面见米夫陈述己见后的又一重大步骤，表现了他对党、对阶级、对革命、对同志的高度负责精神和冲破白色恐怖及“左”倾藩篱的勇敢斗争精神。
社论号召开展反右派和反对极少数人分裂党的行动，着重以何孟雄等烈士不幸牺牲的血的教训告诫全党说：“不顾一切的秘密环境与地下党的条件作极愚蠢的行动，恰好事实上完全直接帮助，而且已经帮助了敌人以极便利于破坏党的机会，何孟雄等二十四个同志，亦即因此而遭受了逮捕与牺牲。这一事实的教训，更明显的表现右派在革命斗争中的反革命作用”。这里的反右倾、反“右派”、“反革命作用”同样是错误的党内斗争的产物。因为在当时党内盛行着“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反右倾为纲”，动辄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社论确实表现了周恩来为保卫和维护党组织的团结、统一而苦心焦虑，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党性立场和良苦用心。当时，他对分裂责任的认识远未达到也不可能达到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议的水平，但他以烈士们的牺牲为代价，指出分裂只能是“完全直接帮助，而且已经帮助了敌人以极便利于破坏党的机会”，尤其是谆谆告诫全党要特别警惕上海地下党所处险恶环境，决不再去作“极愚蠢的行为”，这种饱含了对同志的深厚革命情谊的忠言，多么催人泪下！这正表现出周恩来在当时冲破王明的阻力，顽强地战斗以保卫党的高尚品格。
社论最后大段文字指示全党：“在统治阶级经济、政治危机中革命发展中领导和动员成千成万的广大群众，作一切经济和政治的斗争走到武装暴动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暴力统治，才能真正打倒一切白色恐怖的组织者，而建立与发展工农兵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亦才能真正的为死难烈士复仇。”这就从根本上揭示了龙华二十四烈士的阶级根源，高屋建瓴地把全党凝聚在冲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屠杀，推翻其暴力统治的大目标下，为实现死难烈士生前的遗愿而奋斗。文章结尾高呼三句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为死难烈士复仇！”“反对白色恐怖及其组织者——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残酷屠杀！”“起来，一致起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短短二千余字的社论，是周恩来在党危急年代冲破极“左”统治的阻力留下的对敌斗争檄文，是教条化、神圣化盛行年代历史的真实记录；也是周恩来忍辱负重，相忍为党又率领全党英勇战斗、顾全大局品格的代表作。
历史是作为一个过程展开的，在毛泽东领导和主持下，经过延安整风，清算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分清了路线是非之后，伴随着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的斗争必然是为何孟雄等先烈的冤案平反昭雪。后来，在毛泽东主持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党组织终于公开为何孟雄等反王明上台的英雄业绩正名，号召全党永远纪念。
一九六○年，周恩来在谈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时，仍对何孟雄念念不忘，他说：“三中全会补了一批中央委员，就是没有补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这不仅是公正的评述，也是两位伟大革命家之间超越时空的心心相印。
（四十一）“伍豪启事”的风波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上海《申报》连续刊登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
二十二日，《申报》广告处又刊出一则启事：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故未刊出。”这后一则启事真令人费解，既未刊出，外界也就不知，又何须声明？岂不是多此一举！
正当读者大惑不解之时，三月四月《申报》又刊出第三则启事——《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产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看了这一则启事，读者才恍然大悟。原来有两个伍豪，周少山为了避免被误认为是脱离共产党的伍豪，故连登两则启事，而那个脱离共产党的伍豪则是另一个人，然而，热心者可没猜对，因为伍豪只有一个。
同年二月，位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以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布告：“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予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看了这个布告，读者才算真正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所谓伍豪启事实际上是国民党反动派炮制出来的，用以诬蔑伍豪同志的政治骗局。目的是想在我党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使我党涣散解体。
原来，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原为我党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事党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六月二十二日，又发生了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面对这两起恶性事件，当时主管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周恩来，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力挽狂澜，紧急应变，终于抢在敌人前头，粉碎了敌人企图利用叛徒将我党中央一网打尽的阴谋。为此，敌人对周恩来恨之入骨，乃于九月一日下令“悬赏通缉”周恩来等，继而又于十一月底在上海各报刊登《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失败后，敌人又于一九三二年二月，用周恩来别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一些报纸上刊登了所谓伍豪启事，这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其时，周恩来已到达瑞金两个多月了。面对敌人的突然袭击，当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迅速采取各种反击措施。除了散发传单和在党报上撰文外，还在《申报》上刊登了两则启事，以揭露敌人的另一个阴谋，上文提到的周少山就是周恩来的另一个别名，通过以上措施，敌人又遭到一次惨败，“伍豪启事”也在党内外得到澄清。
没想到几十年后的一九六七年夏，天津一些红卫兵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他们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于五月十二日将报纸抄件送予江青。江青收到后，不作任何调查研究，突然发难，于五月十七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把伪造启事的抄件摆在三人面前，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面对这种通牒式的挑衅，周恩来大义凛然地予以反驳。五月十九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备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这一天，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一九六七年底，北京一学生向毛泽东写信重提此事，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批：“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同年五月八日，他又指出：“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除了上述两次亲自澄清伪造启事外，毛泽东同志还曾嘱咐周恩来在适当的会议上给同志们讲一讲，录下音，存入档案，使后人了解此事。
江青等人则企图利用伪造启事陷害周恩来。一九六七年十月，江青在钓鱼台接见吴法宪等人时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同一时期，“四人帮”把持下的上海市革委会的《抓叛徒》简报中，列入“伍豪启事”一条。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档案馆的造反派头头刘和德将诬蔑周恩来的材料密封起来交给了吴法宪。
周恩来注意到江青等人居心叵测，因而曾就此事多次严正声明，除上述外，一九六七年十月和十一月，他先后将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同志的信拍照存档。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通知她将有关材料拍照存档的事，信中并说，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三四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组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一九七二年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开始，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讲讲这个问题。所谓“伍豪启事”问题列入了会议议程。六月十二日，陈云在发言中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会上专门报告了这个问题，再次说明这是敌人的造谣诬蔑。
对于周恩来的报告，毛泽东和政治局曾提出将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存档，但是会后却被搁置下来未办。而王洪文于七月间还叫人从上海档案馆寻找“伍豪的材料”。上海档案馆查到了一份伍豪等人启事，于七月十七日报王洪文，王洪文批道：“此件先存敬标同志处，再等一个时期，可能中央有指示。”一九七二年冬，上海有人证明一九三二年二月为验斥国民党反动派伪造启事而设法刊登党代写的“伍豪启事”的情况，启事说：“报载事实不符，谣传不足凭信”，这一材料被张春桥、徐景贤扣压，不报中央。这些都说明江青一伙陷害之心不死。
现在，周恩来已经离开我们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江青一伙泼在他身上的污水，也早已被历史的长河冲刷得荡然无存。倘若周恩来的英灵有知，定然会笑慰九泉的。
卷三历史关头显胆识
一九三一年底去江西中央苏区，在军队中工作。后来参加了一千九百三十四——一九三五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东北军即开始围攻。张学良及其部下不愿意进攻红军，蒋介石乃亲至西安，逼张打共产党，如果不打，要把他调到福建去。于是张学良决心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事变发生后，他们要我们派代表去西安与蒋谈判和平。
一九三七年二月正式开始了国共谈判。我曾一次去杭州，两次上牯岭。谈判的结果国民党答应中共为合法政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改编红军为八路军。
——周恩来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三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指挥红军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四次“围剿”。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选为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并继续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组织领导工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和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与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一九三七年二月至九月，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同国民党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进行了多次谈判，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十、红军的总政委
（四十二）四破铁围奇中奇
声东击西
从一九三二年六月起，蒋介石又调动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这次“围剿”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先进攻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第二阶段再全力进攻中央苏区。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央红军在兴国县召开了重要的军事会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大家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根据粉碎蒋介石前三次“围剿”的经验，制定了一个“声东击西”的战略方案：以地方武装和赤卫队虚张声势，造成一个红军要攻打赣州的姿态，迫使蒋介石从武汉抽调兵力来江西，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红军的压力；同时以大部主力红军北上，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集中优势兵力攻打乐安、宜黄两县，消灭蒋介石的有生力量，为彻底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打开局面。
军事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亲自向红军指战员作了传达动员。接着，在周恩来等人的率领下，大部主力红军从兴国出发，日夜兼程，经过八天的急行军，到达离乐安县城约六十里的招携圩。红军指挥部就设在一所小学校里。
经过连日的长途跋涉，周恩来的脸显得更清瘦了，但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仍然闪烁着炯炯的目光。他没有顾得上洗一洗身上的汗水和尘土，就忙着了解部队的生活安排和战士们的思想情绪。他指示部队要及时查看地形，指定紧急集合的地点；要遵守纪律，爱护群众，宣传群众，为革命播下火种，吃过午饭，他又来到圩上了解乡亲们的生活情况。他走家串户，问寒问暖，向群众宣传红军的政策。当他回到指挥部时，已是掌灯时分。
晚饭后，战士们在乡亲们的照料下都已熟睡，只有小学校的一间大教室里还亮着灯光。周恩来正在主持召开各师、团指挥员会议。教室里的黑板上挂着一幅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作了许多标记。根据我军侦察掌握的敌情，乐安、宜黄的守敌是高树勋的二十七师，共六个团，两县各驻有三个团。周恩来先介绍了敌人兵力部署情况，接着让大家进行讨论，对如何消灭这一师敌人提设想方案。周恩来认真地听取了每个人的发言，还不时在小本子上作记录。最后他指出，为了全部消灭敌二十七师，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先把乐安的敌人吃掉，再消灭宜黄的守敌。在攻打乐安时，一方面要做到对乐安的守敌围而歼之，不能让它跑掉；另一方面又要使宜黄的守敌不能及时前来增援，不让敌人把兵力集中在一起。因此，必须采取出敌不意，迅速、坚决、秘密的进攻策略。接着，他给各师、团下达了具体的作战命令，并规定：午夜出发，拂晓前各部必须进入预定阵地，完成对乐安城的包围，清晨开始攻城。
深夜，红军集合出发了。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急行军，全部赶到预定地点，进入阵地，完成了对乐安城的包围。
周恩来来到乐安城外，指挥部选择在东南角的一个小山头上。他走进观察哨，举起望远镜，透过微微的晨曦，隐约可以看到城郊山头上的碉堡。城东大河相隔，靠城一侧筑有两个桥头暗堡。城南是一片水田，地势开阔，靠城墙脚挖了很深的壕沟，架设了铁丝网。他放下望远镜，从上衣口袋里取出怀表看看，时针正一分一分地向六点靠近。
守城的三个团敌人约五千余人，由一名旅长带领。他凭着牢固的工事和设置的障碍，不相信红军敢来摸他的“老虎屁股”，所以照例打了半夜麻将牌，此时正在他三姨太床上打呼噜。
六点整，周恩来下达了攻城的命令。红军立即从正面发动强攻。但在向南门迫近时，遇到敌人的疯狂反扑和顽抗。敌人凭着武器好，弹药多，躲在乌龟壳里用机枪交叉扫射。封锁了通往南门的大道。从樟树方向又飞来几架敌机，对红军阵地扫射轰炸。战斗激烈地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红军未能破城。
周恩来在观察所用望远镜观察战斗情况，听取各部送来的战况报告。当他看到身边工作人员焦虑的目光时，镇定、沉着地对大家说：
“敌人的灭亡是毫无问题的，只是迟早而已。光明就在前头，要看到光明啊！”
他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下来，倾斜着身子，一边察看地图一边思索。“对，也来个声东击西！”他说着叫来通讯员，迅速到各阵地传达命令：各部停止进攻，坚守阵地，防止敌人反扑。
枪炮声渐渐稀疏下来。午饭后，各师、团长来到指挥部。周恩来向他们说明了新的作战意图，决定改变从正面强攻的方案，重新部署兵力。他命令第三军和司令部特务营移至东门一带，摆开强攻的架势，以吸引正面的守敌；第四军九师、十师移至南门外桥背一带，与三师取得联系，并选择好炮兵阵地；六十五师移至城北，准备第二天拂晓发起总攻。为了不让敌人摸到我军的意图，周恩来命令各部兵力的部署要在明晨拂晓前进行调整，现在要让战士们利用战斗间隙好好休息。最后他说道：
“明天我们一定要迅速、果断地拿下乐安城，彻底消灭高树勋的三个团，为继续攻占宜黄打开胜利的通道。”
第二天拂晓，战斗再次打响了。城东的红军首先发起猛烈的强攻。敌旅长慌忙调兵遣将，加强东面的防御。周恩来从观察哨看到敌人已经上钩，立即命令其他各部按原定计划出击。顿时，乐安城四周枪炮声大作。城南的红军在土火炮的支援下发起攻击；担任穿插突击任务的三师神速穿过西城乌石桥，摧毁了敌人城西的防线；六十五师插入城北。正当红军准备向守敌发起最后冲击时，又飞来几架敌机。敌机欺负红军没有高射炮和高射机枪，飞得很低，擦着树梢轮番轰炸扫射，企图阻止红军的进攻。战士们为了减少伤亡，不得不就地进行分散隐蔽。六十五师担任主攻的五连战士，有的蹲在掩体里，有的侧卧在陡坎下面，几支步枪一起对着飞过来的两架敌机射击，空中轰地一声巨响，一架敌机倒栽下去了；另外几架飞机赶紧逃走了。打下了敌人的飞机，战士们情绪高昂，一跃而起，在响亮的冲锋号声中呐喊着，奋不顾身地向敌人冲去。敌人阵脚大乱，全线崩溃。上午九时，红军首先突破北门，接着各路红军相继攻入城内。
战斗结束后，周恩来和往常一样，亲自到战士中间去听取大家对作战指挥的意见，了解战士们的情况。当天夜里，他在油灯下给中共中央局写信汇报说：
“这次战斗共歼敌高树勋五千余人，缴枪四千余支，实现和完全成了第一步作战计划，收获伟大成功。”
又是一个早晨，朝霞似锦。远处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周恩来正率领红军攻打宜黄县城，胜利实现第二步作战计划。
歼敌为主，略地次之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路线统治了在上海的党中央。王明等人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推进中央苏区，多次批评苏区党的中央局没有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在三次反“围剿”结束后，四次反“围剿”开始前夕，他们以中共中央名义给苏区中央局发来一份很长的指示电报，指责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要求第四次反“围剿”决不要“重复去年的消极态度”。按照当时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一九三二年十月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即“宁都会议”），开展了所谓的“反倾向斗争”，对毛泽东进行排斥打击，最后以所谓“批准毛同志请病假”为由，在实际上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会议进而强调提出要“在今年采取积极向外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争取和完成江西及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方针。于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领导者就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了他们的政治和军事路线。
对于王明路线领导下的党中央全面否定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作法，周恩来从一开始就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因在前方指挥打仗没有参加“宁都会议”。留在后方的中央同志“提出由恩来同志负战争指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的意见，周恩来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而“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他自己“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十月制定《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役计划》，仍签上“红军总政委毛泽东”，周恩来本人以“代总政委”的名义副署，毛泽东被排斥出红军的领导岗位后，去瑞金的东华山养病，周恩来仍在“绝对秘密”的战役计划封面上，写上“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的批示，表示了他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尊重。他和朱德制定的战役计划，仍然按照毛泽东规定的内线作战的原则，采取声东击西，疲惫敌人，择其弱点，各个击破，集中红军主力，求得在运动中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击破敌人之主力一路的方针。
蒋介石对苏区第四次“围剿”的第一阶段，由于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使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于十月退向川陕地区；洪湖地区红军也因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而退至川黔边界。一九三三年一月，蒋介石得以集中五十万大军向中央苏区进攻，开始了第四次“围剿”的第二阶段。敌人调动九十个师的兵力，以合围的方式，分兵三路进扑中央苏区，企图一举歼灭中央红军主力。中央苏区面临着严重的危险和困难。
也是在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博古不但是临时中央负责人，也是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人。他们坐镇在苏区中央局指挥，既不懂军事，又不上前线，也根本不明了战场实况，却偏偏发出强硬命令，要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与敌人决战，屡电前方要攻战敌人有重兵把守的且有坚固工事的南丰和南城。
对这种脱离实际的武断命令，周恩来、朱德等一致进行了坚决抑制。一月三十日，周恩来代表前线负责人致电中央局，不同意他们的错误意见，并分析了攻城的五不利：“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不利外，还有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并鲜明地表示：“我不主张立即过河（按指抚河）攻城”，而应“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总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攻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兵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周恩来在电报中要求“中央局诸同志同意此意见否，望于明日简电复，过期因时机不容再缓，我当负责决定。同时仍请中央给以原则指示”。
敌军中路总指挥陈诚以抚州（临川）为中心，指挥三个纵队共十个师，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的战略原则，向中央苏区包围和截击，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红军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和敌军的集中态势，判断出敌军的行动意图，命令一、三、五军团及红十一军等部队，乘敌人各路军集中和准备未完成时，迅速围攻南丰，以打乱敌人的计划。
二月一日，红军进围南丰。但是并没有按照中央局的命令“猛攻南丰”，而是按照周恩来、朱德的部署，“佯攻南丰”，目的不在于打下南丰”，而在于调动敌人提前分兵增援南丰，便于红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军。所以，红军围攻了一个星期，并没有攻克南丰。二月七日凌晨一时半，周恩来发出了致中央局的电报《对中央局命令攻南丰部署的几点意见》，再次强调红军的战略应是“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在运动中消灭增援敌人。并一再说明：中央局先攻南城的指示，“在目前敌情与地形上是不可能的事，请中央注意”。
围攻南丰果然调动了敌人。这天下午，一名参谋给总政委送来一份情报：敌中路总指挥陈诚兵分三路，沿抚河向广昌推进。周恩来当即同朱德研究，毅然决定放弃围攻南丰，转而消灭敌人的援兵。周恩来深有感触地对朱德说：
“春秋时代的孙武，曾讥笑不懂有进有退，是不懂得带兵。在战争中，以退为进，退中求进，取得胜利，我想这是军事上的辩证法。懂得辩证法，并运用自如，对于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是十分紧要的。”
周恩来、朱德率领几万大军，披星戴月分途西进，转移到广昌以南的东韶地区隐蔽集结，待机破敌。过了几天，在东韶附近的肖田召开了有几万军民参加的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做了动员报告。会后，他又和朱德深入连队了解情况，要求部队充分做好战斗准备。
一天，吃过早饭，周恩来和朱德来到了“少共连”驻地，正逢战士们分排围坐在北墙根向南的太阳地里，讨论总政委的动员报告，气氛热烈，笑声不绝。周恩来走到战士们跟前，亲切地问道：
“同志们都作好杀敌的准备了吗？”
战士们异口同声地说：“报告首长，都准备好了。这次我们一定要痛痛快快地多宰他几个白狗子！”
周恩来满意地笑了，望着朱德说：
“你看多可爱啊！只要一声令下，这些忠心赤胆的战士，就会一跃而起，无畏地扑向敌人。”
红军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对敌人的行动了如指掌。而敌人则不明了红军的行动，所以增援南丰的主力之第一纵队两个师（五十二师、五十九师），仍从乐安向南丰挺进，远离其第二、第三纵队，孤军深入，翼侧完全暴露在红军面前，而且迫近了红军的集中地。
二月二十六日，朱德、周恩来发出电令：
“一方面军拟于二十七日以遭遇战在河口、东陂以西，东坑岭、登仙桥以东地带，侧击消灭乐安来敌五十二、五十九两师。”
红军各部立即遵照朱德和周恩来的命令，分左右两路，爬山越岭，穿林过洞，进入阵地。红一、三军团和红二十一军为左翼，红五军团和红二十二军为右翼，预先埋伏在因冈、登仙桥以东，河口、黄阵之间的摩罗嶂山区。
二十七日拂晓，天空浓云密布，斜风细雨，山山洼洼都沉浸在一片蒙蒙的灰色中。周恩来与朱德一同来到前沿阵地。他们不时举起望远镜观察。过了一会儿，周恩来满意地笑着，对朱德说：
“部队隐蔽得很好！”
“打猎是艰苦的。”朱德风趣地说，“野兽虽然十分狡猾，但我们也不是傻瓜。”
上午九时，天空仍下着霏霏细雨，道路泥泞。白军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身披雨衣，骑马走在队伍中间。白军士兵跌跌撞撞地走着，浑身都是泥水。周恩来从望远镜里注视着他们的活动。当敌军钻进红军设下的“口袋”后，他给左翼部队下达了攻击命令。只听得“砰砰砰”三声信号枪声，上百支军号一齐吹响，红军左翼部队迅速发起猛烈的进攻。经过数小时激战，将白军五十二师师部及一个旅大部歼灭，俘虏了白军师长李明。第二天又全歼该师另一个旅。
红军右翼部队于二月二十七日到达黄陂（圩）后，先占领北面高地迎击敌人。二十八日八时发动全线攻击，激战至十九时，歼敌五十九师四个团。该师师长陈时骥率残部乘夜向蛟湖方向逃窜，在登仙桥附近被红一、三军团消灭，陈时骥也被活捉，红军空前大捷。这一战役为有名的黄陂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