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去南昌
一九六一年八月，中央工作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后被称为第二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在庐山共召开过三次会议，只有这第二次是集中研究经济问题。第一次是以反彭德怀为代表的所谓“右倾”，第三次是与林彪、陈伯达的斗争。九月十七日，第二次庐山会议结束。周恩来下庐山，去南昌。他乘车途经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庐山分校，接见了在校学生和老师，看了他们的基地和宿舍。交谈中，他勉励学生好好学习，好好劳动，要联系实际，多一些劳动知识。车子一进入南昌，总理就显得很高兴，拉开车子的窗帘观看着街道两旁，口里不停地说，变化大了，变化大了。
江西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接待人员对周总理到南昌，表现出无比的高兴，当晚要请总理吃饭：出于多年没到过南昌的心情，总理破例地接受了省里的安排。周总理席间对江西人民勒紧腰带，调拨粮食，支援上海的产业工人，全国一盘棋观念给予肯定，赞扬他们保持和发扬了老区人民忘我牺牲的精神。省委书记杨尚奎、省长邵式平对周总理的表扬表示感谢，说当周总理亲自打电话来说明上海急需时，这是江西人民应该做的。席间气氛非常活跃：
杨尚奎、邵式平向周总理推荐他们江西的地方酒：总理喝后赞扬说：“你们的酒口感很好，有四个特点：清、香、醇、纯。”邵省长听周总理这么一说，很受启发，说周总理对酒也这么内行，他自己只觉得喝着不错，没找出这些特点：事后，酒厂就把这酒的名字改了，叫“四特”酒：多年来酒的包装不断更新，但酒的名字没改，一直叫“四特”。
周总理对南昌有较深的感情：当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对反动派的第一枪，建立了我党的第一支正规武装；经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磨练，这支队伍壮大成了今天这支坚强的拥有几百万人的武装力量。周总理为这支队伍的建设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不愧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今天有机会再来南昌，当然心情不一样。看上去他很高兴，逢敬酒者举杯就干。宴会结束了，他的酒也喝得差不多了。虽然周总理的酒量不像传说的那么奇，但是确有一定的量，再加这种酒他过去没喝过，不太适应，显得有点过量。
饭后稍事休息，省歌舞团、上海魔术团等文艺单位要演几个节目助兴，其中有一节目是魔术。魔术师在台上把东西变来变去。他表演的一个节目是把一个鸡蛋放在甲处小桌上，口喊一、二、三，打开乙处的小盒，取出了原在甲处的鸡蛋。魔术师靠他的手急眼快来完成这特殊动作，而台下人是看不出来的大家看着这高超的技术，很赞赏。为助兴，魔术师把手伸向观众，问谁愿意将手表借给他，配合他表演寻表节目。周总理离开座位，走到魔术师面前，把自己的手表摘下交给魔术师，要他照样变。魔术师有点紧张，紧张了容易露馅。他稍静片刻，开始了，照样一变，手表转移了。人们仍看不出其中的破绽。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总理把他那块手表送给了这位魔术师。开始这位魔术师还不敢收下，总理又一次说是鼓励他以后有更高的技巧奉献人民，他才收下。
魔术师收下了表，我们这些人心里可紧张了。总理只有这么一块手表呀，一送就没有表了，晚上睡觉把手表摆在床头的习惯今晚就得改变。细心的卫士长成元功把他带来的一块备用表给总理用。
回到北京，成元功请上海表厂，给周总理选了一块手表。
到南昌第二天的九月十八日上午，周总理去参观当年“八一”南昌起义的指挥部，现在的“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车到馆前，总理下车，站在门前仰头看着大门，说是样子没变化，边说边走进去。陪同的领导对讲解人员说，不用说得太细，总理都知道。周总理边听着解说员的讲解边做些补充。当他看到墙上的说明栏内写着，党代表：周恩来；总指挥：朱德、陈毅、贺龙、叶挺等时，马上要求纠正，应把贺龙的名字排在前面，因为当时他是总指挥。还加重语气说起义中打得最好的是叶挺指挥的那个团。
周总理边参观边说：“纪念馆要体现历史的真实，多突出宣传贺老总、叶挺、朱老总、刘伯承，是他们的指挥才取得了胜利。后期的失败，我要负责任。”当解说员介绍到周恩来当年指挥起义的办公室时，总理转身出来，说是“没有”在这里，是在一个学校，起义前往返于叶挺指挥部。在场的人都很明白，总理是不让人们宣传他。
七十一、目睹周总理的一次调查活动
“跃进号”是我国第一艘自行建造的远洋货轮。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周总理得到报告，这艘货轮在由山东青岛港驶往日本的途中突然遇险沉没。船上装有一万吨玉米和三千吨矿石。报告说是被鱼雷击中而沉没的。为了慎重起见，周总理建议，待情况搞准确后，再发表声明。
在营救遇难船员过程中，周总理亲自过问，指示交通部领导，准许船员接受海上异国船只的搭救。当时是由日本船只救援的，他们把全部船员送至上海，无一遇难，周总理这才放下心。他又开始对“跃进号”船遇险沉没的原因进行调查。除多次约见交通部的主管领导和有关人员外，还特意把“跃进号”脱险的船长、大副等几位船员约来北京，在西花厅会见了他们，让他们谈谈遇难经过。周总理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决定成立专门小组来调查事故的原因。
五月十二日，周总理亲自到上海，会见并听取东海舰队和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关于出海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的报告。总理听完汇报，到海军第六研究所看望参加打捞的人员。他走进打捞人员的房间，几位潜海人员看到总理来了，赶快从床上起来。总理招呼他们不要动，问他们的年龄，哪里人，担负潜水的时间。潜水员们都一一作了回答。其中有两位是当时中国潜水最深的，他们可以潜到“跃进号”沉没的部位。总理又询问了他们的身体条件。按常规，人潜到六十米深的水下，要承受强大的压力，需要漫漫下沉，逐步加压；上浮时同样逐步减压，速度快了，是受不了的。实际在水下作业的时间不过几十分钟，上岸后要休息。海军和打捞局的领导向总理报告说，每个潜水员的潜水能力，都要在岸上试验，有专门的试验装置。总理走到试验场地，看见有一位潜水员已在试验大罐内。技术人员向总理报告说，已开始加压。总理透过一个玻璃窗口，观察着潜水员的变化，不时地拿起联通罐内的电话，与潜水员通话，问他的反应潜水员回答“感觉良好”,“一切正常，请总理放心”。看完试验，总理指示一定要注意和保证潜水员的安全，要注意休息，调整好营养。
第二天，五月十三日上午，周总理登上东海舰队的舰艇，察看出海调查的编队。又看了潜水员的现场演习。周总理与一位己入水下的潜水员通话，了解他的反映。
总理再次听取了关于海军的编队和打捞船只的性能的汇报，作了周密的部署。我们海军这次编队出海尚属首次，对海军也是一个锻炼，所以周总理过问得非常详细，要求同志们把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都设想到，甚至对有的国家会不会有什么不友好的冒险行动都要估计到。海军编队出海也是一次演习，大后方的整个东海舰队和空军战机也进入临战状态，以应付可能会出现的任何情况。这也是一次海、空联合演习。经过充分的准备，总理认为有把握了才下命令出海调查。
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这次出海行动是成功的：海军、空军作了一次不平凡的演习，打捞局的船只也经受了一次考验。经过潜水员多次潜水观察，取回资料经专家们反复研究，判断是船驶离航道，触礁沉没，这就否定了为鱼雷击沉的假设，这是经过周密调查得出的可靠结论。六月三日，新华社奉命发表了声明。
查明了沉没的原因，要不要打捞，总理还是请国家有关部门去论证。有关部门研究结果认为：根据我国当时的打捞水平，要打捞这艘船，花费的经费与造一艘新船差不多：船沉在公海，我们打捞也有相当的难度，因而建议不打捞了，以后再说。周总理同意了这个意见。
七十二、面对危险的两次决策
一九六四年一月，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正在阿尔巴尼亚访问，下一站仍回非洲访问。有消息报来，加纳总统恩格鲁玛被刺受伤，周总理访问的下站正是加纳。总统遇刺，说明加纳的局势不稳，对周总理访问期间的安全构成威胁。去还是不去加纳，是代表团面临的紧迫的问题。以孔原、黄镇、童小鹏为领导的三人小组，从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安全出发，当然是以不去为好，加纳政府也会理解的。到底怎么办，三个小组还不能决定，他们只能提出建议。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从大局出发，从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出发，分析了形势，最后，还是报党中央同意，按原计划出访。周总理具体地安排了访问加纳的日程，他请外交部电告加方，免去恩格鲁玛总统到机场迎接等礼仪性活动，凡需总统参加的活动，都安排在总统居住的城堡内进行。
抵达那天，加纳还是安排了机场的欢迎仪式，迎接的官员身份虽低，但他代表了恩格鲁玛总统。这是由黄镇副外长先期到达与黄华大使拜会恩格鲁玛时商谈好的，以后的多次重要会谈和宴请，都安排在恩格鲁玛居住的城堡内。进城堡的人员限制很严，我们警卫人员虽然每次都去，但是有五道铁门的城堡，只有副局长李树槐、卫士长成元功和陈老总的副官宫恒征被允许进入，我们几个被挡在二道门外。
周总理在加纳的如期访问，对非洲对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有一定的危险，但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保证了在加纳活动的安全顺利，达到了访问的如期效果。这一切说明周总理的决策是正确的。
锡兰，即今日的斯里兰卡，是周总理此次出访的最后一站。宋庆龄副主席也同时被邀请访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总理、宋庆龄副主席、陈毅副总理一同前往锡兰（即今日的斯里兰卡）访问。依照日程安排，二十八日上午出席在科伦坡独立广场举行的群众大会，周总理要在会上发表演说。头天晚上，我国驻锡兰大使馆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说是如果周恩来明天出席大会，他们就要采取行动。这个“行动”实际上是暗杀。大使将这一紧急情况报告代表团三人小组。他们三人分析了形势，汇集了来锡兰访问这几天的情况。到达的当天，代表团途经的道路两旁的墙上，出现过不友好的大字标语，很快就被锡兰政府和友好团体给覆盖了，这些都是搞形式上的示威。今天这个电话不管是真还是假，都要引起重视。最后三人小组决定报告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周总理分析后，认为锡兰政府对中国是友好的，这次的接待是热情的，布置是严密的。匿名电话是威胁性的，是少数人所为，而广大的锡兰人民是友好的。总理决定不改变日程，准时出席大会。三人小组委派大使约见锡兰外交部，同时由代表团安全警卫负责人、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树槐约见锡方警察负责人，通报“电话”内容，请他们更加严密布置，掌握情况随时通报中国代表团。安全小组对“电话”进行了分析，认为恐吓和暗杀或枪击的可能性同时存在，作为安全警卫人员不能把它看成是单一的恐吓，而应作百分之百的防范。我们连夜开会，决定从当晚开始，加强住地值班，并研究了第二天出席大会的具体做法，加强随卫。往常在住地留守的警卫人员，这次也随卫到会场，改由护士王星明留守。连同李局长，我们总共十一人十一支枪，作了分工，分别护卫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宋副主席不出席大会。由李局长把准备情况和安全措施向三人小组报告，孔、黄、童向陈副总理报告了整个措施。陈副总理说，怎么只有十一人呀，他也算一个，说他就站在总理身边，最有条件保护总理了。陈毅副总理的这些话，对全体警卫人员是很大的鼓舞，大家表示要不惜付出生命代价，保护好两位首长：每个人都表了态，有的同志对留守在住地的护士王星明说，一旦自己出了事，回不来，请转告家里，“我光荣了”。
这一夜，我们都没睡安稳。第二天，天下雨了，雨越下越大。我们侥幸地想，这么大的雨，露天广场能开会吗？我们都盼着这雨再下大些。派出的前站人员，从会场来电话说：“那里的雨很大，没多少人。来参加会的群众是听广播自愿到会的，不是组织的，能到多少，很难估计。”
雨在不停地下，但比先前小了些，前站人员报告说已有几百人在场。总理、陈副总理按时出发准时到达了会场。锡方在会场主席台周围布满了便衣警察，群众被挡在十多米外的场地。雨渐渐小了，群众还在不断地入场，很快，广场上的群众已有几千人。周总理在班达拉奈克夫人和陈副总理的陪同下，站在了主席台的前沿。我们紧靠在他们周围。在一个大伞的遮盖下，总理发表演说。面对雨中的群众，总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坚持独立自主，主持正义，就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建设国家应当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自己的力量才是最可靠的力量……
总理讲话不时引起群众的掌声。我们的眼睛注意着会场的四面八方，聚精会神地观察与会人员的动向。看得出，锡方的警卫更是紧张，他们限制了入会群众的行动，在主席台的周围，除政府要员外就是警察了，真是戒备森严。我们对锡方为保证今天的安全采取的任何形式都不干涉。因为外国代表团的安全，是由所在国负责的。
大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打“电话”的人没有做出什么行动。这不能说是“虚惊一场”，即便是打“电话”的人想采取什么“行动”，面对这严密的布置，也无从下手。总理、陈副总理安全地回到住地，我们紧张的心才放下了。迎在门口的王星明激动地说，在家吓坏了，因为她不知道会场的消息，担心着发生的问题，看她的样子，比我们还紧张。
七十三、用饼干充饥
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周总理的生活、工作还是比较有规律的。一般来讲，开会的时间是在上午十时或下午三时，午饭是一时，晚饭七时，这两顿饭都可以同邓大姐一起吃。这是比较正常的情况，有时忙起来，偶尔也会打破这个规律。可是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随着运动没完没了地发展，全国各种人为的矛盾骤然加剧，周总理的工作量逐年增加。接见红卫兵，同各类群众组织的代表座谈，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以及外事活动等，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有时一天十几项活动。活动最多、时间最长的是会见红卫兵。每次要花几个小时乃至十几个小时。总理要耐心地听他们说，又要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有时因会议时间拖长，就打乱了原来的工作程序，挤掉了休息时间或吃饭时问。对我们来说，安排总理吃饭已成为很大的困难，又不能改变原已安排的活动日程，只好利用两个活动的间隙，安排吃饭。如果会见红卫兵或群众组织的代表，到了大家都该吃饭的时间，只好边开会边“吃饭”。因为人员较多，不可能给每个人搞饭吃，只好每人一包饼干。周总理也不例外，同样是一包价值二角钱的饼干。就这样一边吃一边开会。这样的接见几乎天天都进行，遇到该吃饭的时间，总理就以几片饼干充饥。会后当我们再给他搞饭吃时，总理总是说已吃过了，还反问我们：“饼干不是饭吗？”
在那“轰轰烈烈”的年代，总理几乎天天会见红卫兵或群众代表，吃饼干已司空见惯。日久天长，我们觉得这总不是个办法。对红卫兵来说，他们年轻，偶尔吃些饼干，对身体影响不大，但对六七十岁的周总理来说，以饼干代饭，时间久了，肯定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我们把问题报告了邓大姐。邓颖超约我们共同想出了个办法，那就是用茶杯盛上玉米面粥，总理边开会边像喝茶水一样喝下去：以后就这样，该吃饭的时候，我们就送上一杯。后来，我们又在粥里放进了肉末、菜泥。有时总理来不及吃饭，要去会见外宾，我们也用同样的办法。这办法只能是吃不上饭时作为充饥之用。
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九七四年，总理住进医院的八年半时间里，总理究竟多少次用饼干、玉米粥充饥，谁也没有统计过。但是，他经常开会、会见各界人士的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等处的服务员，都会记得这个似乎已成为习惯的办法，到时间，送上一杯粥。
七十四、我们给总理贴的大字报
我们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全体同志，亲眼看着身已患病的总理还在不分白天黑夜地忙，人渐渐地瘦下来了。我们心疼呀！面临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总理所担负的工作别人很难替代，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改变那个客观现实，怎么办呢？我们党支部全体同志，集思广益，在邓大姐的倡导下，想出了给周总理贴一张大字报的不是办法的办法。想利用大字报的“威力”改变一下周总理的工作习惯，调整一下工作程序，使他能多睡点觉。大字报怎么写，写后能起作用吗？会不会对总理有干扰，是我们反复思考的问题。工作忙时，我们请总理离开办公桌，走几步活动活动都很困难，写大字报行吗？我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后来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写出了这样一张大字报。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我们党支部的十六位同志都签了名。周总理在贴出大字报的第二天，即二月四日就很认真地在大字报的一侧写上了“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大字，表现了总理对大字报的重视。邓大姐看到总理态度这样好，又写上五条补充意见。
五条补充建议
（一）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改为白天工作；
（二）开会、谈话，及其他活动之间，应稍有间隙，不要接连工作；
（三）每日节目规定应留余地，以备临时急事应用；
（四）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后，除非紧急事项，恩来同志和有关同志之间希望不要立即接触，得以喘息；
（五）学会开会要开短些，大家说话要简练些。
以上几点希望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
邓颖超
一九六七·二·五
大字报贴在总理办公室的门上，来找总理谈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看了大字报后也表示支持。李先念、聂荣臻、李富春等都先后签了名。“要看实践”也有要我们看他的实际情况的含义。记得有一次，就是大字报贴出后的几天，总理比往常早睡了半小时：睡前总理对我们说：“你们的大字报起作用了。”我们听后都会，合地笑了。
七十五、赴河内吊唁胡志明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越南卓越的领导人胡志明主席不幸去世。消息传来后，周总理决定亲自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河内吊唁。他与叶剑英通了电话，请他一道去，还有广西的韦国清，由秘书通知杨德中准备飞机。预定在午夜二十四时起飞，由警卫局通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派人随团采访。
这是“文革”开始后，周总理第一次出国。按理说出国要有一点准备，这是指物质上的，比如说总要穿套好一点的衣服。在“文革”期问，领导人都穿绿色军装，可出国不能都穿军装。好在河内天热，有件衬衣也就可以了。我穿了一套灰色的布衣服，看上去还算整齐。起飞时间比预定的晚二小时，原因是周总理的会议没有结束。登上飞机，我看到“新闻兵团”的记者们，有的只穿一件文化汗衫，脚登一双塑料凉鞋。原来他们接到通知就到了集合地点，也不知道是到国外。当知道去越南已来不及回去换衣服，就这样出国了。好在他们采访用的装备比较齐全。这样仓促地出国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有的。当周总理走过去与他们见面时，他们的手都不好意思伸过去。周总理笑着对他们说：“不怪你们，是决定得太急了，没关系。”他们才放下心来，会意地笑了笑。记者们就怪警卫局的同志，通知得不明确。警卫局的同志开玩笑地说：“给你们一个突然袭击，来个军事演习。你们没光着身子来就算及格。”大家虽说一夜没睡，情绪还是满高的。
飞机降落在南宁，早已接到通知的韦国清已等在机场。韦国清登上飞机，面对着周总理，坐在叶剑英一旁。飞机又飞向河内。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河内机场，按照原已商定好的方案，不要越方领导人到机场迎接，只是派了车，由接待人员引导离开机场。我们没有看见中国驻河内大使，有些纳闷。机场离河内市区较远，加之刚下过雨，路面不好走。我们看着战火给这条路留下的创伤，在田野的道路旁时而发现被损坏的我国造的“解放牌”卡车。
代表团先到什么地方，没人清楚：车过红河大桥，赶来迎接的王大使，向总理说明他来迟的原因，告知越领导人都在党中央所在地等候。他问总理是先去哪里？周总理决定先去会见越领导人，后去招待所。
越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长征、武元甲等在门前迎候中国代表团。周总理下车，双方拥抱。周总理代表中国党、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胡志明主席的去世表示哀悼，对越南党、政府及胡主席的亲属表示慰问。同时也表达了他本人的悼念。他提出要看看胡主席的遗体，并举行悼念仪式。越方解释说，因要对胡主席的遗体保护，已在做防腐处理，不便去看。越领导人出于中越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决定在主席府专为中国代表团设一悼念胡志明的灵堂。周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的全体人员，于当天下午，举行了向胡志明主席悼念的仪式。我国代表团是胡志明主席去世后第一个到达越南首都河内的外国代表团。
胡志明的正式治丧活动，中国是派李先念为代表团团长，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去的。
一九七一年三月五日至八日，周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其间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瞻仰胡志明遗容。这项活动没有事先安排，原因是胡志明的遗体没有公开供人们瞻仰。周总理瞻仰的时间安排在欢迎宴会结束后，由越南领导人陪同前往。我们几个警卫和医护人员以及代表团的其他工作人员都不准许去。我们虽有些不快，也只得服从了。目送周总理他们上了一辆较大的车，我们原地等候。
大约四十分钟后，总理他们回来了，换乘原先的汽车回到宾馆。总理主动对我们说，停放胡志明主席遗体的地方离宴会所在地并不远，他们拉着绕来绕去，不然早就回来了。我们问遗体保护得怎么样。总理说还不错，躺在那里与生前没什么不一样。
二十八年后的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九日，我随中央政治局常委尉健行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越南，才有幸在河内吊唁胡志明主席。他那安详的面容，唤起了我对他一幕幕的回忆。初次见到他是在五十年代初。那时他来中国访问，住在北京的新六所，我被分配担负他的接待任务。在接触中我了解到，每当中国在经济建设或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什么重大事件，他都要来我国亲自考察，有时住很长时间。有一次为研究“中国农村发展纲要”，他住过两个多月。他生活很朴素，作风平易近人，是位国家元首，又像一位慈祥的老者，所以越南人都叫他“胡伯伯”，至今仍有不少人这样称呼他。他来中国，我记忆中他都是穿那套米黄色的咔叽布衣服。多次的相处，我们与胡主席之间的友谊加深了，开始他叫我们同志，后来也时而改叫我们小高、小王、老张。他还与我们商量，每逢星期天，由他和他的秘书吴同志值班，负责端饭、洗碗，叫我们休息。大家同桌吃饭，所有的菜必须吃光，以免浪费。
胡志明主席每次离开北京回国，都要买几本日记本，签上他的名字，分送给我们。至今，我仍保存着他签名的本子。
七十六、登上延安宝塔山
一九七三年六月九日，周恩来总理陪同来访的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总理范文同访问延安：这是周总理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离开延安后第一次回延安。
此时的周总理，身患重病，每天失血五十至六十毫升，人已消瘦，但仍然担负着参加国内、国际的重要活动的任务。今天，有机会回到阔别二十六年的延安，他的心情很不平静。
经过一个小时飞行到达延安机场。欢迎的人们早已等候在那里。周总理陪同客人通过人群，乘车离开机场。从机场到城区的街道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
“周总理！我们的周副主席回来了。”延安人民欢呼着，不停地招手，不停地跳跃，他们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人们拥挤着，都想看看周总理。周总理摇下车窗，向人们招手。欢呼声淹没了汽车的马达声，车内车外的心融在一起。
欢迎的队伍排到了客人下榻的宾馆，当周总理和外宾走下车时，欢呼的人群沸腾了。
进宾馆稍事休息后，周总理陪同越南客人参观凤凰山麓毛主席住过的地方。天很热，总理脱下外衣，只穿一件短袖衬衫。欢迎的人们不停地鼓掌，欢呼，争着与总理握手。周总理高声地向群众介绍：“这是黎笋同志、范文同同志。”越南客人们被这场面所感动，对总理说：“恩来同志，人民在欢迎你。”周总理拉着客人，站在群众中间，摄影师留下了这珍贵的镜头。
周总理住在南关招待所，这是地委招待内部客人的地方，一排平房。总理住在一个套间，我们分住在他的周围。
地区负责人对周总理说：“您把宾馆让给了客人，这房子太小了。”总理说：“这不错嘛，比当年住的窑洞大多了。”
这是周总理一贯的作风。他陪同外宾，都把最好的房子让外宾住，即使单独到外地视察工作，也不是都住“一号”楼。总理让地委的同志先照顾外宾，中午过来一块吃饭。总理利用午饭的时间与人们谈话。
周总理在房内来回走着，仔细地看这房子。房内没有什么陈设，外间是客厅，摆着沙发，里间是睡房，除一张床、床头柜、办公桌，就没有什么了。
总理问我们谁到过延安。我们几个人相互看了看，回答说：“我们没有来过。”总理接着问：“有什么感觉？”我说：“这里的群众真热情，差不多全延安城的人都出来了。没来之前，想到的延安就是窑洞，今天看到马路、房屋，印象不错，比想象的好。”总理说：“二十多年了，还能没变化，只是变化得太慢了。”总理指着脚下的地毯说：“这是新铺的，你们问一下接待的同志，其实可以不铺，我这里不同于外宾。”我再仔细地环顾一下这房子，确实简朴，为迎接总理来住，重新粉刷了一下墙。我掀开地毯的一角看了看，地毯是新的，地是水泥地，对总理说；“不是木板地，铺地毯也是为防潮。”总理说：“我叫你问接待的同志，你还没去问，就解释。你说的也不一定对，顺便问一下，中午给我吃什么？”
中午吃饭，地委的几位同志与总理围坐在一张桌旁，服务员端上了小米饭、煮红枣、荞麦面讲子和当地的几个菜。总理看着这一桌饭菜，高兴地说：“这都是我当年吃过的。”又对当地的同志说，“我现在每星期还要吃两次粗粮，玉米面饼子和小米。”他一边吃饭，一边听着地区负责同志的汇报。延安人民的生活比过去好，但比周围其他地区人民的生活改善得慢，生产发展不如其他地区快，粮食还不能自给。总理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很难过，放下手中的筷子，语气沉重地说：“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用小米养活了我们，养活了革命，作出了多大的牺牲。今天他们仍过着这样艰苦的日子，我们要好好地想一想，我们对不起这里的人民。”地委的同志说：“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没把工作做好，怪我们这些人。”总理说：“今天不是怪你们，我是总理，我有责任，我希望你们努力，多想办法带领这里的人民，改变落后的面貌。等你们搞好，我再来延安，再来看你们，向你们祝贺。”说着总理举起了酒杯，与地委每个人碰杯，希望他们努力工作，把延安的生产搞上去，把人民的生活搞好。
总理送走了地区负责同志后，对我们说：“上宝塔山看看。”
“不休息一下？”我问。
“不休息，不要通知地区负责人陪，坐吉普车上山。”
我们遵照总理的意见，请地方公安局的同志，调来了两辆吉普车。我和张树迎陪总理坐在第二辆车上，就这样不动声色地上宝塔山。此时我们才想到忘了通知摄影师杜修贤。周总理走近宝塔，围着宝塔转了一圈，他没说话，不时仰望这驰名中外的宝塔。当走到写有一九四九年毛主席给延安人民的复电的牌子前时，他停住脚步，从头至尾把复电读了一遍，然后转身走到山边，手指着山下房屋对闻讯赶来的地区负责人说：“延安城大多了，房子也多了。”趁他不注意，我抢拍下了这个珍贵的镜头。
人们发现总理上山了，他们本来就无心呆在家里，这下可有了去处，拥向延河桥，拥向宝塔山。远远望着回程的路上站满了人，想原路返回已较困难。延河的水已很少，河床有一条小路可通向对岸，吉普车可以过去，我们选择了这条路。车一下山，人们发现总理的车已改道，热情的人们就朝这条路拥来，这条路很快又被人们“占领”了。司机见势打转了方向盘，向河底开去，他是看河底已干，不料车却陷进泥塘，越陷越深。人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吉普车跑来，争先恐后地与总理握手。总理探出身来，与群众打招呼。我们跳下车，两腿很快陷入一尺多深的泥潭，想拔都很困难。群众情绪非常激动，他们高兴有这个机会与周总理多呆一会。更多的人不停地向车拥来。靠近总理坐车的群众，平静下来一想，总不能让周总理这样长时间呆在泥塘里。在我们的组织下，几个年轻人把车平平地抬起来，稳稳地放在小路上。此时，群众自觉的让开一条道：总理这才坐着满身沾满黄泥的车回到招待所。
第二天，在通往机场的路上，总理看到沿路麦田的小麦低矮，穗头很少，便问当地开车的司机：“这小麦一亩能收多少？”司机说：“几十斤吧，比种子多一点。”总理说：“这样怎么行呀。”然后自言自语地说，“这里缺水呀，要多种点树，改良一下土壤会好的。”
回到北京后，我们向邓大姐讲了这预想不到的场面，还谈了周总理在延安与当地同志的谈话，吐露了周总理的心事。
一九七六年，病魔夺去了周总理的生命，没能让他再去延安。如果他能看看这些年的变化，他会为今天的变化而高兴，但他不会满足今天，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让人们过得更好。
周总理去世后，中央文献研究室收编了他的文章、讲话，出版了《周恩来选集》等书。有一笔稿费，存放在那里，几次想给邓大姐，大姐都表示不要。
有一次，邓大姐对赵炜和我说：“恩来同志一九七三年去延安时的一段谈话，中心意思是当时延安人民的生活艰苦，今天虽有变化，但仍不平衡。恩来对这些变化是看不见了。把他的稿费送给延安，让它们用在最需要的地方。钱虽不多，算是替他圆了个心愿。”我们听后很赞成。邓大姐委托赵炜去办，并一再说，不要宣传，不要登报。
赵炜遵照邓大姐的意见，把二万元稿费，请中央办公厅寄给了延安。时隔很久才知道，延安的报纸还是登了一条消息。
七十七、天天要看报纸
周恩来总理的政治生涯决定了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关心，从报纸上得到的消息，有助于他对形势的分析。邓大姐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讲过，在“国统区”，即当年国民党统治区，周恩来和她就靠看国民党报纸分析局势的发展。从国民党报上登出的内容，可分析出我军如何生存和发展。邓大姐还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经历：周恩来和她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从上海乘轮船出发，是以商人的身份作掩护的，买的是头等舱席位。上船前，从上海买了一大堆报纸。这一举动引起了船上的特务怀疑，对他们二人盯梢。所以他们到大连下船时，就被扣留，后经一番周折，才幸免于难。建国后，总理仍然坚持把每天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等翻阅一遍。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大部分是利用起床后在卫生间方便时看。这种多年养成的习惯，直到最后住进医院也没改变。
一九七五年底，也就是在他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去世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被病魔缠身，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但只要醒过来，就要报纸看。他当时生命已经垂危，为什么还那样坚持要报纸？我们把这个情况向邓大姐报告，于是大姐约张树迎和我，还有赵炜、张佐良作了分析。大家认为：总理已昏迷了几天，所以没有要报。这几天又提出要报，一是说明他较为清醒，二是与“四人帮”的斗争形势较为激烈。总理出于对小平同志的担心，再一个原因是巧合，康生已经去世。分析了这些原因，最后还是邓大姐作出决定，为了不增加总理的思想负担，不给他看当时的报纸，而把过去的报纸，也就是一个月以前的报纸给他，日期改成当天的，也就是把十一月十二日的改为十二月十二日：于是我们就找来了铅字，把改了日期的报纸给总理看。
我们虽然这样做，但很不忍心。张树迎和我还有乔金旺私下也议论过，在总理身边几十年，没对总理说过假话，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这样做，这不是骗总理吗？心里总也不是滋味，但已经定了的事就只能这样办了。我们一直提心吊胆，一旦总理清醒过来，看出破绽，我们怎么交待？
总理坚持要看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们分析的那样，至今我们并没有找出合理的答案，这成了永远的悬念。
七十八、住进医院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一日，一次为周总理做尿样化验中，发现了异常细胞。北京医院、协和医院、三○一医院的几位专家初步认为是癌细胞。因为是出现在总理身上，为慎重起见，谁也没有最后确诊，派专人带着尿样去天津和上海，请那里的专家验证。最后，北京、天津、上海三个方面的意见一致，确诊为癌细胞。这以后的检查中，这种细胞并不常见，只是尿里的红细胞时多时少。直到一九七三年一月总理开始尿血，说明病情在发展。只好动员总理作进一步检查。三月，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在膀胱内发现三个绿点大小的病灶，当即做了膀胱镜切除手术，送病理化验，证实了原来的诊断——膀胱癌。根据临床经验，这种病易于复发，必须三个月进行一次复查，灌药治疗。这中间，还要口服一些药。最后总理同意了这个治疗方案。到七月，总理接受了病灶切除后的第一次灌药治疗。医疗小组看到总理工作太忙，想借这次检查的机会让总理休息一下，规定用药后需休息两个星期。总理接受了医生们的建议，住进玉泉山五号楼，灌药后，总理照样批阅文件，只是没下山开会。就这样整整地“休息”了两个星期。在这以后，应该十月份进行第二次灌药。因总理工作太多，抽不出时间按计划专门用药。医生们担心治疗不及时，难以见效。医疗小组放弃了灌药后休息两周的规定，改在家里用药，只要求灌药后在床上躺两个小时就可以了。邓大姐让出了她的卧室，安上了一张治疗床，就这样又为总理灌了第二次药。总理只在床上躺了两个小时，就起来工作了。总理的工作实在太多，连每隔三个月一次的检查灌药的规定也不能落实。他的病在发展，越拖越重。小便的颜色开始变深，有时已成血色。为了减少出血，就用止血药。这药同时也使尿中的血变浓，造成小便困难实在是不能再拖了！
在医疗小组的反复劝说下，总理才决定住院作手术治疗。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总理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医院。
三○五医院是一所新建立的医院，院内医疗设备在当时还属先进，但没有设泌尿科。由卫生部牵头，确定了由上海的熊汝诚，天津的虞颂庭，北京协和医院的吴阶平、方圻、吴蔚然、陈敏章、吴德诚，阜外医院的陈在嘉，解放军总医院的黄宛、陆惟善、曾宪九，友谊医院的于惠元，北大医院的谢荣，北京医院的高日新、商德延，中医院的高辉远等专家教授，以及总理的保健医生卞志强、张佐良和几位具有丰富护理经验的护士，如万九云、孙茜英、李玉良、许奉生等组成医疗班子。这些全国有名的泌尿科、外科、心血管病等方面的专家、麻醉师很快进驻三○五医院，一方面全力为总理治病，一方面抽出时间到其他医院门诊、查房，为其他病人诊疗，不断总结经验，更好地为总理治疗。
周总理住院的当天即进行了第一次膀胱手术。手术非常顺利。按计划也要三个月再做膀胧检查。出乎人们的预料，没等到三个月，总理小便又大量出血。于是八月十日又作第二次膀胧手术。这次手术后效果较好，止住了出血，结合其他预防性治疗，总理的病情比较稳定，医疗组的同志们很高兴，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觉得周总理有救了。医疗组的专家们仍然是认真观察病情的变化，及时治疗。
一九七四年底，又发现总理大便隐血，再施行结肠镜检查，发现结肠有一肿瘤。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进行第三次大手术，切除了结肠肿瘤。经病理检查，是结肠癌。专家们诊断，这不是膀胱癌细胞的转移，而是新生的。这新的发现，对总理的生命又增加了新的威胁，病愈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医疗组结合中、外临床经验，全力以赴地给总理治病，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组织会诊。参加会诊的专家多时可达二三十人。只要是认为有效的药和有用的器械都设法买到。我驻外使馆和驻外机构都大力支持，做了大量的工作，及时地把药和器械送到。大家都是一个愿望：尽快把总理的病治好。然而，事与愿违，总理的膀胱癌症还是在不停地向坏处发展。这期间选用了国际上最有效的药。这种药用在外院的几位同样的病人身上很有效，而在总理身上收效甚微。九月二十日总理接受了第四次手术。十五个月的时间做四次这样大的手术，特别是结肠癌手术后，要进行放射治疗和化疗，对身体的损伤就更为严重。总理的体质明显下降，人瘦了很多。这次手术后总理再没有像过去那样下床活动，而只能在床边坐一坐或搀扶着走一走了。长期卧床引起并发症，呼吸、咳痰以至于吃饭都很困难。总理料定自己的病不会治好了，就对医务人员说：“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去照顾别的病人去吧！我死后，你们解剖，总结一下经验，提高你们的医疗水平，为后人服务。”医疗小组请来上海的中医叶朗清、潘铨参加治疗，中西医结合，继续努力为总理治病。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和一九七六年一月五日总理又先后接受了两次手术：就这样，周总理从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院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共接受六次大的手术，八次小手术：他忍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啊！然而，我们没有听到他叫一声痛，没有听到他说过一句失去信心的话。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坚韧的意志，顽强地走过了他人生的最后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