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九、总理哪里是在治病
总理接受住院治疗，邓大姐很高兴。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觉得这下可好了，总理总算可以集中一段时间治病，不至于像过去那样忙得抽不出空。总理也作了休息的准备，他不叫钱嘉东，纪东两位秘书去医院办公，而是由邓大姐每天把选好的文件带到医院批阅。第一次手术后的一个多月还好，除有几位中央负责同志来看望外，总理基本上是休息治病。一九七四年八月十日做了第二次手术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手术后第七天他就约人谈话，文件也逐渐多起来，而且有的文件仍像过去一样标上一个“先呈总理”的字样。病房办公桌上的文件越积越多，总理办公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基本上恢复了他的往常的工作时间，有时晚上工作到深夜。病房已成为他办公、开会的地方，医院也成为他会见外宾的场所。
从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院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在他生命最后的五百八十七天里，我们的总理约人谈话二百二十人次，这里面包括他主动约请和别的领导人要求来谈话的。有时会见外宾后，还留下主要陪见人谈话。谈话时间最长时一次可达四小时二十分钟，会见外宾六十五次（含港澳人士三次），每次时间大都在一个小时左右，最短的一次也有十五分钟；开会三十二次，一次会最长可开三小时四十五分钟；去医院外看人五次；出席了建国二十五周年国庆招待会，还参加了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和李富春的追悼会；去长沙一次，时间五天。而看文字材料、批阅文件、看书等所用的时间就没法统计。我们有这样一个印象：总理不像是在治病休息！
周总理住院后的第一次“露面”，是在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上。第二次手术后，他的体质明显下降。临近国庆节我们都在想，建国以来每年的国庆招待会，都是以周总理的名义宴请国内外宾客；今年总理能不能出席九月三十日的国庆招待会，要看他身体恢复的情况，事先定不下来，只有到时候再说。人们都希望他出席，总理自己也想出席。临近国庆节前几天，他身体没出现异常，医疗组认为可以出席。到九月三十日那天，总理要参加国庆招待会了，他穿上了那套人们很熟悉的深灰色中山装，人已消瘦了很多，衣服显得不太合体，但是看上去气色不错。临走之前，他吃了点心（他不准备在宴会上吃东西）,七点钟就到了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有些领导同志很久没有看到总理了，都走到总理面前握手问候，十分亲切。七点三十分宴会开始，与往年一样，总理率先向宴会厅走去。他刚刚走到入口处，宴会厅内已坐满的几千人都站了起来。大家使劲鼓掌，情不自禁地喊道：“周总理！周总理！”总理一边走一边向大家招手，站在席位旁向同志们举手示意，请大家坐下。后排的人们一下拥到前边，都想离总理近点，再近点，都想多看看总理：不少人似乎忘记了这里是庄严的宴会厅，他们登上椅子，流着热泪呼喊着：“周总理！周总理！”在周总理的一再示意下，人们才渐渐地平静下来。大家相互议论着：总理的病可能好了：主持人宣布：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开始，请周总理致词。全场上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周总理被掌声送上了讲台，用那人们耳熟的清脆的声音，宣读着祝酒词。他的讲话一次次被掌声打断。人们用掌声倾诉着他们对总理的敬仰，对总理的祝愿，对总理的热爱！他们是多么希望周总理早日恢复健康啊！掌声是全场人们的心声，也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此时此刻，我们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有哪个人不为这热烈的场面所感动呢？
周总理为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是在医院里进行的。大家都知道，四届人大早在几年前就准备召开，一九七○年第三次庐山会议的议题就是为四届人大作准备，因为出了陈伯达的问题，而改变了原来的议程；一九七一年又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改变了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时至一九七四年，相隔了九年的人代会才有了较为成熟的条件。周总理不得不在医院里召集各方人士，共商大会的各项工作。和以往一样，修改《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计划报告》，花费了总理相当大的精力，有些重大问题还要请示毛主席最后决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二人共同去湖南长沙，向毛主席报告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征求主席的意见。特别是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和全国人大、国务院的人事安排，请毛主席最后拍板，再提交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此时，总理已住院达半年之久，先后做过两次大的手术，身体已明显虚弱，加上最近又连续开会，如何保证总理这次外出的顺利，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是要作充分准备的。叶剑英在周总理住院期间，一直过问总理的治疗情况和总理的身体状况。对这次去长沙，他更是不放心，指示医疗小组要充分准备，保证总理安全返回。我们认真研究了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大家一致认为总理这次去长沙，肩负着关系到国家最高利益的政治使命，保证总理不出意外，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次任务的艰巨性。医疗组全面分析了总理的病情，决定派心血管专家方圻、泌尿科专家吴德诚和保健医生张佐良、护士许奉生组成一个医疗小组随行，携带足够的药品和必要的医疗器械。张树迎和我从安全和生活服务方面也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最后，邓大姐对各方面的工作逐项检查后，明确指出，这次的任务重点是防病，要我们尽心尽力，顺利回来。还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总理回来后还有中央全会、四届人大会议的工作等着他去做。
周总理与王洪文约定同乘一架飞机，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二时起飞。王洪文以两位中央常委不能同坐一架飞机为由，改乘另一架飞机。于是，总理先飞抵湖南长沙，住进了榕园一号楼。这栋楼过去毛主席来长沙时住过，后来又盖了个“九所”，毛主席这次就住进了“九所”。周总理叫我们向毛主席处报告，说他已到长沙，待王洪文到后，再请主席确定约见时间。我们一直打听着王洪文由北京起飞的时间，谁也没给一个准确的消息。这种现象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不会发生的：两个常委不能同坐一架飞机只是他公开的借口，面真正的原因是这位年轻的中央副主席是要等待江青、张春桥的最后召见。王洪文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间起飞，我们去哪里打听！下午五时三十分，接毛主席处通知，请总理晚七时去开会。原来王洪文已到了长沙，住在榕园三号楼。
晚七时，周总理、王洪文先后到达毛主席住处，一块进入会客室这次汇报，大约进行了两个小时。总理走出来，我迎上去接过他手中的皮包，轻声问：“累吗？”总理说：“不累。”上车后，张佐良大夫数了数总理的脉搏，稍快一点。总理说：“当然会快一点：”回到住地后，护士许奉生为总理测血压，又数了脉搏，都已正常，我们才放下心来。总理对我们说，主席留他在长沙住几天，再休息一下。我们观察，总理这次见了主席后，情绪很好，估计是在主席那里谈得比较顺利。后来才知道，主席同意了政治局的意见，对几个悬而未决的人事安排，毛主席作了历史性的决定：朱德仍然被提名为唯一的委员长候选人，周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邓小平被排为第一副总理。
二十五日上午，我们陪总理在楼道散步，总理问我们读不读毛主席的诗词。我们说有的能熟练背诵，但有的不全理解。于是总理带我们一句一句背诵毛主席一九五六年六月作的词：《水调歌头·游泳》。这样一边走，一边咀嚼品味。当背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和“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时候，总理特别加重语气、看得出，今天总理是在借毛主席的词句，抒发自己的心情，也是为国家多年来蒙受灾难，饱经创伤，但最终会驱散阴霾，重现雄姿而高兴。我们怕总理太累，提议到房内打扑克，休息一下，总理欣然同意我们围坐在一张方桌旁打“百分”。这是扑克的一种玩法。说真的总理也只会打“百分”，而且技术并不佳，但他打起来很认真，记牌很准。这样一边打扑克，一边聊天。总理间我们：“去过韶山吗？”我们相互看了看，回答说：“没去过。”总理说：“这里距韶山不远：这两天我休息，你们可以轮班去看看。”我们不约而同地说：“这次不去了，等总理什么时候去，我们一块去。”总理笑了笑说：“那咱们就一块在这里轻松两天吧。”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总理对我们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晚上请大家吃顿饭，祝贺一下。”我们都知道，周总理从不为自己过生日，他也不提倡过生日。只有像宋庆龄、何香凝等一些知名人士过生日，他才会去祝贺。为党内领导人过生日就很少了。我问他都要请哪些人，他说：“就是这栋楼内工作的同志，再请几位省里、军队里的负责人。”晚上周总理和省里的几位领导同志同坐一桌，我们北京来的随员和省里的几位工作人员坐在另一桌二十几个人开始了庆祝毛主席生日的晚宴。毛主席虽不在场，但在座的都为主席的健康频频举杯。大家也都－一地到总理面前，祝愿总理早日康复。周总理与同志们谈笑风生：总理因病不能喝酒，为表示心意，叫我代表他向大家敬酒。我很高兴地斟满酒杯，代表总理感谢湖南的各位同志对总理的接待，以及他们对总理的良好祝愿。
深夜二时，也就是二十七日凌晨二时，毛主席单独约见周总理，两个人谈话长达两个多小时。总理走出会客室后，毛主席还站在门口挥手。
二十七日晚七时三十分，周总理从湖南回到北京，住进医院。第二天（二十八日），总理就忙于召集会议。这段时间，几乎是天天开会，有时在医院，有时去大会堂，有时去京西宾馆。开会回来，就在病房里修改报告，批阅文件。有时在灯下连续工作五六个小时，这时候，我们只能加强护理，及时给他用药，谁也不敢去打扰他，因为那样做只会延长他的办公时间。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召开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决定了召开四届人大的时间。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开幕，周总理在大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由于身体的关系，周总理只读了政府工作报告的前、后两个部分，中间部分请人代读。
会见外宾也是周总理住院期间的重大任务。住院手术后才一个多月，一九七四年七月五日，他会见了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消息传开，很多来访的外宾都希望能见到周总理。有的外宾非要见到周总理才肯回去。如突尼斯总理努伊拉就强烈要求见总理，外事部门告诉他周总理因病卧床不能起来。这位客人执意要到病床前看一眼，外事部门只好报告周总理。总理是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做结肠手术。四月三日，周总理躺在病床上与这位突尼斯客人谈话十五分钟，没有照像，没有拍电视。朝鲜的金日成主席为加强两国的关系，也出于同周总理的友谊，应邀来华访问。此时总理已可以下床，确定周总理与邓小平同志于四月十九日在医院会见他。这次的会见是在总理做结肠癌手术后的第二十四天进行的。当时周总理身体没有恢复好，双脚浮肿得很厉害，原有的皮鞋和布鞋都穿不下，只好赶做一双布鞋。当时不能让做鞋师傅到医院量尺寸，只好由我们量一下，带上旧布鞋，约上友谊商店为中央领导人做皮鞋的王凤德师傅，找到了专做布鞋的韩师傅。我把要做的新鞋的尺码和要求一说，他接过旧鞋，看了看说：“这鞋是我做的，你不用说了，我全明白了。”边说边流下眼泪。我连忙嘱咐：“千万不要做小了，因为没有时间修改了。”他说：“我不睡觉，明天就把鞋做好。”第二天，我取回鞋子先让总理试了一下，不太合适，比脚大了些。护士许奉生在鞋里垫了厚厚的纱布。总理就穿着这双很不合脚的布鞋，拖着重病的身子与邓小平一起，会见了金日成和朴成哲。会谈一小时，他们没用翻译，因为金日成、朴成哲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谈话结束，金日成与周总理打破了东方人只握手告别的习惯，两人长时间地拥抱。这以后又分别会见外宾二十六次。其间还参加了中国与菲律宾、中国与泰国的建交签字仪式。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是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客人是伊利那·维尔德茨为团长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当时总理的身体已很虚弱，仍坚持谈话十五分钟；总理送走外宾，留下陪同接见的纪登奎和耿飚，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身体已很难应付这样的外事活动，请他们与外交部的同志一起研究，不要再安排他见外宾了。这样，周总理才从繁忙的外事活动中解脱出来。十三天后，即九月二十日，总理做了第四次大手术。这次手术虽然很成功，但对身体已损伤太重，从此总理再也没能下床活动。报纸上、广播里也没有周总理的消息了。
住进医院的周总理，看文件、开会、见外宾已是超负荷的运转了。而党内那些极左人物的代表，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四人帮”的几个人，并没有因为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而改变态度，他们更加猖狂地四处活动，加紧攻击周总理、邓小平。在他们控制的《人民日报》上大登反“经验主义”的文章。光是在总理住院后，他们发表的就有《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评运动》以及《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等有代表性的文章，其内容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和邓小平，并掀起一股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江青等一些人，并不安于只在报纸上的攻击，还煽动制造一些事件进行围攻。“风庆轮事件”就是他们攻击邓小平的代表作。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对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不宣传或低调宣传，而一味地借抓革命来压生产，提高调门继续宣传他们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谬论。江青直言不讳地散布：总理在医院不是养病而是不停地串联。她讲的“串联”就是指总理经常约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来医院开会谈话。周总理对江青这些人的活动目的，当然很清楚，对他们的那些文章是认真研究的，像《反对经验主义》这一篇，他一连看了几遍。出于对党、对人民、对国家负责的精神，总理毅然向毛主席陈书，推荐邓小平同志取代他的位置，负责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工作。总理躺在病床上对张春桥、王洪文讲，请他们协助小平同志工作。他们不仅不听，反而加紧了对邓小平同志的攻击。党内斗争不亚于癌症对总理的折磨，忧国忧民的责任大大超过疾病对总理的压力。药对他的病已不起作用，总理的病情在一天天地加重。心情不畅不能不是加重病症的原因之一，我们忧心如焚啊！
八十、面对各方的关怀
周总理虽然自己重病住院，但他还是像过去一样关心着别人。上自毛主席下到一般群众，只要是他知道的他都要过问。毛主席从一九七二年开始身体不太好：毛主席的治疗情况，总理都亲自过问，亲自组织医生会诊。总理住进医院后，仍和过去一样，多次约见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召集医疗小组开会，听取他们对毛主席的治疗方案。周总理对毛主席的关心是与对党的事业的关心连在一起的，从一次谈话中就不难看出。总理对我们说：“毛主席的身体还不错：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你们还要为党、为人民工作二十年、三十年，要好好地学习主席的文章，为人民多做工作。”
谭震林、汪东兴因病住在北京医院，他也曾两次到医院看望，过问他们的治疗情况，关心他们的健康。
一九七五年九月，华国锋率中央代表团去西藏，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总理请华国锋带上《养蜂促农》的科教电影片，送给西藏的同志看，便于交流经验，提高西藏的粮食产量，还特意叮嘱华国锋不要说是他送的。他对华国锋说：“在西藏上作的同志很艰苦，这几年上作不错，多鼓励他们。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这个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十分必要。不仅要看数量，还要注意质量，要把真正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提起来。老、中、青结合，组成能战斗的班子，工作就能搞好。”郑凤荣、郑敏之等国家级运动员知道周总理住院了，先后寄过两封信，倾诉他们运动员对总理的一片深情和心愿。周总理看信后说：“这些运动员为国争光，一直想去看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今天我去不了啦，请警卫局派人到运动员们集中训练、生活的地方去看看，看看他们的宿舍和食堂。”当他知道运动员的食堂管理较乱，吃饭都没有凳子坐时，就指示有关单位对运动员们要多关心爱护。
杨秋玲是建国后培养出来的一批优秀京剧演员之一。她在《杨门女将》中演穆桂英，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演过现代京剧。“文化大革命”开始，她被停止演戏，随后就销声匿迹了。一九七五年，杨秋玲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演出的消息传到了医院，总理知道后很高兴。他很想去看，但又不能去。当时也没有电视转播，我们几个人就与广播事业局机要处的同志协商，请他们将全剧录制下来，让总理看录像。人员器材都准备好了，突然有消息说，这戏不演了，要到西安去。很遗憾，总理最终也没能看到她的演出。总理并不单是为了看戏，他关心的是这一代文艺工作者，为他们被“解放”出来而高兴。当他听说有些人对《创业》这部电影持反对意见时，就让我们把片子调来看看。周总理住院后，我们为调剂他的生活，有时也安排他看电影，这都是在他身体条件允许的时候。眼下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我们担心一个多小时的电影他坚持不下来。总理说可以分开看，累了就休息。就这样，他分两次把这部影片看完，对影片给予了肯定，说：“这是一部好电影，写出了大庆人的精神，真实地再现了王铁人。应该宣传大庆，大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是‘两论’（即毛泽东写的《实践论》、《矛盾论》）起家的嘛！”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陈永贵代表大寨人来医院看望总理。他带来了大寨的大枣、核桃和新培育出来的苹果，带来了大寨人对总理的爱戴。周总理看到陈永贵，很高兴地拉着他的手说起曾三次去大寨，看到了大寨人艰苦创业的精神，也曾对大寨的不足提出过意见。如绿化不好，应该有计划地多种树等等。最后他说：“我曾经对大寨人说过，几年后，你们变化了，我再第四次来大寨。”今天他在医院见到陈永贵，而且是躺在床上，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此时此刻，总理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他请陈永贵代表他问候大寨的乡亲们。陈永贵这个能叫虎头山低头的硬汉子，禁不住泪流满面，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病房。
毛泽东主席是很关心周恩来总理的健康的。周总理病重住院，对他来说也是件很不幸的事，他也时刻关注总理病情的变化。癌症已经夺去了陈毅、陶铸等领导人的生命！主席是相信科学的，我们的医疗水平能把总理的病医治好吗？他所看到的病情报告是总理的病越来越重，这就不能不使主席担忧了。他经常派工作人员到医院看望周总理，还派人送来了一个特制的沙发。总理坐上很舒服。总理住在医院，仍坚持办公，批阅文件，请示报告。这一切毛主席是最清楚的。为了增强总理对疾病的抵抗力，主席指示：“注意护理，注意营养，注意休息，要节劳。”还指示说，“对总理的治疗，总理自己要过问，总理自己可以决定。”周总理很感激毛主席的关怀，后期的手术治疗方案确定后，总理都是自己亲笔写报告，送毛主席批准。待毛主席批准后，他才肯进手术室。这说明了周总理对毛主席的尊重，也表现了周总理高度的组织原则。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周总理在致毛主席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的病状关心备至，今天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原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
中央其他领导人对总理也十分关心，只要总理的健康状况允许，他们就到医院看望。叶剑英几乎天天叫秘书打电话询问总理的情况，有时亲自打电话问医生，隔几天就要来医院一趟，看看总理，约医疗组的专家们和工作人员座谈，听取汇报，并对医疗和保健工作，提出他自己的意见，作出明确指示。人们都知道叶帅很喜欢钓鱼。有一次他钓到一条三十多斤重的大草鱼，派人送到医院给总理吃。红烧、清蒸、炖汤也只能用掉一部分，周总理让把其余的鱼分送给医疗组的同志和工作人员。我们打电话转达了周总理对叶帅的谢意，并报告说，我们也吃到了叶帅的鱼，全体同志表示感谢。叶帅很高兴，过了几天，又专门派人送来了鱼，慰问工作人员。这条鱼比上次的小不了多少，我们把总理最喜欢吃的部位留下，全体同志又美餐一顿。
邓小平经常来医院看望总理，也谈工作。总理病情不好时，他很快就赶到医院。小平同志很注意总理的身体状况，每次谈话都控制在半小时左右。这里有一组数字：小平同志在总理一年零七个月的住院期间，来医院六十三次，如果减去每次大手术的十天时间不便探视外，平均每六七天就来医院一次。当总理癌症转移，已无治愈的可能时，他明确指示：“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李先念、陈锡联、华国锋、纪登奎等，也算得上医院的常客。总理病倒的最后几天，他们几乎天天守着，在病床前看着总理憔悴的面容，忍耐不住难过的心情，就走到病房外掩面垂泣。李先念除陪总理会见外宾外，还先后到医院五十二次。周总理临终时，他第一个赶到了医院。
聂荣臻、徐向前、王震等都冲破阻碍，几次去医院看望。
倪志福到医院看总理，总理是坐在沙发上与他谈话的。回去后，他亲自到北京北郊木材厂与工人师傅一起设计了一个比较舒适的摇椅送给总理。总理坐上很满意，一再感谢倪志福，并请他转告对工人师傅的谢意。
八十一、与朱德的最后交谈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一日下午，周总理午睡起床后，在病房内运动。这是他坚持多年的“八段锦”运动，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是不会停止锻炼的。他边运动边对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朱老总的身体怎么样了，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前些日子他想来看我，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能请他来。今天可以了，看老总能不能来。”我答应马上去打电话。总理又说：“现在是四点多钟，如果朱老总可以来，五点钟可以到这，大约谈上半个小时，五点半可以离开，六点钟他可以回到家吃饭。按时吃饭是朱老总多年来的习惯。他有糖尿病，年岁又大，不要影响他吃饭。如果今天不能来，请他去北戴河之前来一趟。”
我把总理想见朱老总的心情报告了邓大姐，她指示我直接找康大姐。我要通了康克清的电话，转告了总理的意见。康大姐说：“请报告总理，老总的身体挺好，今天没有安排别的事。他这几天总想去，一直在等你们的电话。他是要见了总理后再去北戴河的。”我把朱老总可以来的消息报告了总理，同时转达了康大姐的问候。
总理在病房里踱着步，思忖片刻说：“换上衣服，到客厅去见老总，不要让他看到我穿着病号衣服。”五时五十分，朱德来了。周总理起身迎向朱老总，两人同时伸出了双手。朱老总用颤抖的声音问：“你好吗？”总理回答：“还好，咱们坐下来谈吧。”朱老总已是八十九岁高龄，动作有些迟缓：我们扶他坐到沙发上。总理示意关上客厅门，我们都退了出来。客厅里，只有两位出生入死，为新中国建立了卓越功勋的老战友在交谈。六时十五分谈话结束，总理送朱老总走出客厅，两人紧紧地握手告别。总理直到汽车开走后，才转身回到病房。谁曾想过这竟是两位共和国领袖的最后一次交谈！谁又能想到，这次相见，竟是两位老战友的诀别。这是最后的相见，最后的握手。
八十二、总理的病牵动亿万人民的心
周恩来总理得的什么病，住在哪家医院，广大群众是不会知道的。过去人们几乎天天可以从报纸上或广播里看到或听到周总理的消息，忽然间，听不到周总理的消息了，人们当然会猜想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往往是以在报纸上或广播中某人出现的频率和排名先后来判断某人的政治去向的。对周总理的不露面，人们的猜想也不例外。所以，在总理住院一个月零五天后，即安排周总理在医院会见了美国客人。这一消息发表后，人们知道总理是因病住院，更为周总理的身体担忧。
总理生病的消息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全国各地纷纷寄来了充满感情、充满希望的信。这些信来自各行各业，有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学生和解放军官兵……这一封封来信，道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希望周总理早日恢复健康，早一天出院。特别是一些医务工作者，有的毛遂自荐，要来北京为总理治病，有的随信寄来治疗疑难病症的药方。由于不知道总理得的是什么病，自然很难准确地开什么药方。多数送来的是医治心血管病的，也有的寄来治疗肾病的，还有治腰酸腿痛的，以及气功疗法等等。更有热心人寄来了成包的中草药和治疗绝症的药品……
下面摘抄几封来信，代替我的叙述：
一位叫程丹田的同志致总理的信中这样说
周总理钧鉴：
敬悉尊体欠安，久在医院疗养，使我们贫下中农非常担心，寝食不安，但不知在何医院，还不断接见外宾，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身负重病，鞠躬尽瘁，任劳任怨，为国为民……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
一位叫卫德润的同志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随信寄来治疗各种病的几副处方，并要求为总理献血。还寄来了“O”型血的化验单，用自己的血写下了“决心”二字，以表达对周总理的爱和为周总理治病的决心。
一位叫王者与的同志来信说：
从报纸上、广播里听到周总理在医院接见来宾，后来在道听途说中得知周总理患动脉系统疾患（未悉是否准确）。周总理为全国人民操劳，积劳成疾，我日夜反复考虑，巴不得指望周总理指日病愈。因我三世业医，对此稍有经验，早想寄方施治，无址投信。急则生智，想此办法，邮电可转寄总理，此方有益无害，请高明医师再加诊查参考是否适宜。如可服，即服四至六剂，如效果显著，便将脉象、体温、血压以及病状捎来，再量更方寄去，以祈总理病愈在望。处方（略）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位叫许克贵的同志来信：
敬爱的周总理：
近年来在参考消息上看到您老人家住院和在医院接见外宾的消息，却没有说您老人家得什么病。因此我八方询问……得知您老人家是心脏病和目疾，所以我斗胆介绍我们祖传民间秘方。这两秘方对人体完全是有益而无害。
药方（略）。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
还有些信是寄给邓颖超和国务院的。这些信从内容上看，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颂德的语言，而用朴实的字句，道出他们真诚的情，真诚的爱和真诚的希望。
长期担负保卫中央领导同志安全的中央警卫团的指战员们和全国人民一样，为周总理治病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周总理因多次手术，失血太多，需要不断补充。总理是“AB”型血。血库里这种血不多，又不便到社会上去大量采集。中央警卫团的官兵们闻讯后，争先恐后地报名为周总理献血，都希望自己的血型与总理的相符。“AB”血型的战士们庆幸自己能为周总理治病尽上一份力，血型不合格的战士们则要求多站几班岗。有些战士献了一次，还要求再献一次。战士们献血的事对总理是不能讲的，如果总理知道是战士们为他献血，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战士们对周总理的爱是埋在心底的！至今他们没有以为周总理献血而吹嘘，也没以为周总理献血而索取。他们学着周总理的精神，默默地战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实现总理的遗愿——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躬身实践，顽强拼搏。
八十三、与病魔抢时间
党的事业的需要，人民事业的需要，使虽已住进医院的周恩来，不能完全放弃工作，而专心治病。病魔不停地向他进攻，威胁着他的生命。拼命地抢时间工作是他与病魔斗争的方式，而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工作，配合医生治疗也是他与病魔抢时间的积极行动。
周总理很清楚得癌症会是个什么结果，经他过问的病人——陈毅、陶铸、王进喜等都被癌症夺去了生命。总理也清楚配合治疗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就能多为党、为人民做一天工作。所以，总理总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疾病。他尊重医疗组的同志和他们的意见，按照医生们的治疗方案治病、吃药、打针、手术。只要是医疗组决定的，他都能听从治疗，还随时向医生们提供他自身的感觉、变化，包括心理上的反应。在病情变化大，治疗最困难、最紧急的时候，他还叮嘱医生们不要紧张。医生、护士都被周总理的这种态度所感动。
为增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周总理住进医院，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都坚持锻炼，经常做操、散步。能去室外，他决不呆在室内；能多走几步，他决不少走。
第二次手术后，我们看他体质恢复得不错，就在病房外的走道上，装上了乒乓球台。他坚持打球，每次时间只有几分钟，但一天能打二三次，这对增强他的体质是有好处的。
医院环境虽好，但终究是医院，时间久了，总理也想出去走一走，换换环境。医疗组看总理身体恢复得不错，也同意换个环境。三○五医院地处北海公园西侧，我们了解到公园早已不开放，经询问是一九七二年以整修内部为由一直关闭至今。经我们建议，总理同意去那里散散步。北海公园的管理人员知道总理想来，表示非常欢迎。一九七五年五月，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周总理来到北海公园散步。当时是养病，由我们和医生、护士陪同，从三○五医院直接去公园。由于体弱，他只能在走廊内漫步，最后到仿膳休息。在那里，他与公园的领导、职工接触，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当谈到公园为什么不开放时，他们回答是按上级指示。周总理也不去追问什么原因，知道他们也说不清楚。
我们与总理相处多年，日日夜夜，形影不离。他为党为国家工作，我们为他工作，养成了程序化的协调关系。他养病、散步，我们相随左右；他看报纸，我们低声闲聊。这天，他见我们聊得挺热闹，要我们与他聊天。这就打乱了以往形成的那种工作程序，聊什么，我们一下选不准内容，倒真难住了我们。总理风趣地说：“刚才你们有说有笑，怎么一下子都变哑了。”以后我们商定了办法，每天推出一个人事先准备好，讲点故事，当然还要引起总理的兴趣。开始难度较大，因为谁也没给总理讲过故事。后来经过有准备地搜集材料，打开了思路，内容也丰富了，大部分是收集社会上的笑话。
有一天，我大胆地讲了一个坐公共汽车的笑话：有一个人坐公共汽车，因车上人多，他嫌太挤。别人对他说，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都不怕挤，车上这几个人你就怕挤了。说完以后，引起大家的哄笑。我不知道对总理讲这话是否恰当，总理却一笑了之。
说到样板戏，总理问北海公园的几位同志谁会唱样板戏。我们推荐小马。这位小马同志很高兴地唱了《红灯记》中李铁梅的一段。这在当时是比较流行的，她唱得确实不错，有腔有调。总理边听，边有节奏地打着拍子，气氛一下子活跃了很多。
到北海公园散步，改变一下环境，确实有助于总理养病。他先后到北海公园去过二十一次。随着天气转热，我们建议去人民大会堂。总理去了一些厅室，看望很久没见的同志，其中有厨师、服务员和大会堂的领导。每到一个厅室，总理都要静静地坐在那里，约几位熟悉的同志谈谈他们的生活、家庭，谈谈大会堂，共同回忆大会堂建筑和使用的过程。所有厅室和一些主要活动场所，周总理都去过。同志们更想知道的是总理的病、总理的身体状况，总理什么时间再在这些厅室开会、会见外宾。大家都在盼呀，盼呀……
总理在生病的后期，因化疗影响胃口，吃饭感到很困难。“我要多吃几口饭。”每一餐饭他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有时吃一次饭要花几十分钟，累得满身是汗。他说吃饭比吃药困难得多。医疗组根据总理身体状况，由陈敏章与其他医务人员共同制定食谱，保证总理有足够的热量摄入。几十年为总理做饭的桂焕云师傅，虽然有高超的烹饪技术，而面对身患重病的总理，也显得无能为力。因为总理进食太少，很难达到医生们要求他摄入的热量，只好用输液的办法来补充。
我们想办法让总理吃上有营养的高质量食品。有一次，与医生们商量，给总理烧一个鱼翅吃。总理平时是不吃鱼翅、燕窝这类高档食品的，只是在招待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宴会上才吃过。我们事先征得总理的同意，到人民大会堂订做了一份。此时总理已卧床多日，只好由护士喂他。我在一旁帮助。他每吞咽一口，头上就出很多虚汗。护士许奉生就用毛巾擦一下。吃了几口后，总理替我俩分工，改由我喂他，许奉生管擦汗。这样，我一边喂，小许一边擦汗。总理吃一口，自己数一下，就这样连续吃到第八口，实在没有力气再吃了。八口饭，足足用了半小时。饭后总理说：“我是为了治病才多吃几口饭。”每天总理按医生们的交待“少吃多餐”。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多月，吃饭的难度越来越大，实在无法吞咽，只好改为鼻饲。这以后，总理再也没有品尝到饭菜的味道。
此时的周总理，人瘦成了皮包骨，疼痛使他难以入睡。为了让他睡觉，医生们的办法是用安眠药或者注射杜冷丁。针只能半针一针地打。药的作用一过，他马上又疼醒了。杜冷丁这种止痛药也不能过量，总理提出用听音乐的办法分散注意力。这办法我们也想过，看总理病痛的样子，谁也没好意思提。见他提出听音乐，于是我们找出他平时喜欢听的京剧、轻音乐、曲艺、相声等。听音乐效果不错，轻音乐的效果最好；相声他很爱听，但不易入睡，发笑时，伤口会痛。总理叫我们找些昆曲。广播事业局机要处的同志为总理录制了南昆、北昆各几盒带子，每盘二三分钟，最长的也就五分钟。总理对曲词都很熟，有时跟着哼几声，听曲时，要是想睡觉了，一边听一边睡。有时他睡得很香，曲子放完了，机器一停，他便醒了。为了让他睡得长一点，我们把几盘带子上的曲子合录在一盘上，不换带，不停机，这样总理能多睡一会儿，效果确实不错。开始我们对总理一次能睡半小时，不因停机吵醒而高兴，继而想再搞长一点，三十分钟带子放完，他还在睡。我们又出一招，即一盘正常运转三十分钟的带子，采用慢速录制，可连续录制两小时的曲子。在那个时候，如果总理一次能睡两个小时不醒，那真是天大的喜事。带子录成了，总理在听的过程中发现了，说你们主意挺好，只是他不太适应，所以又改回了每三五分钟换一次带子。
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张树迎与我商量，看样子总理的病再想好起来很困难。从总理卧床以后，除医务人员和少数几位工作人员外，还有些同志很久没看到总理了，他们想轮流到病房，见总理一面。警卫值班的刘岚荪、康海群、王倍成同志，还有为医生们做饭的厨师和服务员，他们都想看看总理。他们平时很守纪律，没有事情，很少到病区来。为了不影响总理的正常休息，今天叫他们轮流过来看总理，而不能让总理看到他们。只能等总理睡着的时候，再让他们来。很不凑巧，总理整天睁着眼，而且不停地向四周看，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一直等到深夜十二时，也没有机会。我们商量改为第二天再安排。谁也没想到，第二天总理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这些同志不怪我们，只是为没最后看一眼活着的总理，而感到终身遗憾。
一月八日这一天，我们和往常一样，张树迎向我交班，由我守在总理的病床前。我抚摸着总理干瘦的左臂。这是总理住院后期，我养成的习惯。他的手臂发热，我比较放心。此时总理还转过脸来，看看我。我很习惯地对总理点点头。他没说话。总理几天来都是这样，说话很困难。乔金旺和我一个班，他走进病房，示意叫我休息一会儿。我会意地离开病房，轻步往外走，回到值班室。黄宛、方圻、吴蔚然都守在那里。忽然电铃响了，这不是平时的电铃，而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不好！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显示，心跳七十几次，陈在嘉大夫说，一直是一百多次，忽然掉到七十几次，她急得说不出话来。周总理心跳在继续下跌，六十次、五十次、三十次……
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采用了所有措施，呼唤、人工呼吸……都不起作用。陈在嘉哭了，她在监护器前坐不住了，方圻大夫替她守着。荧光屏上，时而显示一次心跳，渐渐地看不到心跳了，只见一条直线。总理，人民的好总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六十多个春秋的伟人，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跳动了七十八年的心脏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停止了。他去得那么突然，走得太快了，太早了。
全体医务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总理的周围。病房里一片哭喊声。谁也承受不住这如同天崩地陷般的痛苦，忍不住放声大哭，哭声中包含着对总理的爱，对总理的敬，对国家的忧。
中央领导人接到总理去世的消息后都急匆匆地赶来了。李先念第一个走进病房，他弯下身子，双手紧握着总理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便再也说不出话了，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他悲痛得双手发抖，站都站不稳了。我们赶快把他扶到沙发上。他坐在那里双眼盯着总理的遗容，无言地抽泣着。
邓小平、叶剑英都来了。他们都怔怔地站在总理床前，深深地向总理鞠躬。
十一时零五分，由邓小平带领，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走进总理病房，围在总理遗体前肃立。小平同志说：“恩来同志，安息吧！”然后向总理三鞠躬，目视着总理，缓缓地退出了病房。
周恩来的遗体，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整理，于当日十二时许转送到北京医院。
八十四、为总理准备火化的衣服
周总理病重后期，我们仍然抱着他能病愈出院的一丝希望，谁也没提出后事的准备，对总理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病故我们仍感突然。遗体送去北京医院的当天，就要我们把衣服送去。我们去问大姐，她明确告诉我们，不给做新衣服，要选他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我们选了总理冬天穿的灰色中山装，这一套较好，虽说旧些，可没补补丁；一件布衬衣，这是一件比较好的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没有换领子和袖子；一条布衬裤。这几件衣服，有的穿过几年，有的穿过十几年。邓大姐看后，含着眼泪对我们说：“这是恩来的作风，你们最了解他，平时为他添一件衣服都很困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为他而浪费人民的钱。新的旧的都一样，都会一把火烧掉。你们会理解吧？以后不会有人怪你们。如果有人不理解，也是暂时的。”
我们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北京医院。当一位多年为周总理看病的老医生打开包时，看到的是一包旧衣服，马上气愤地冲着我们喊道：“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是来不及吗？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你们跟周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老人家吗？”听着他的一番指责，我们谁也没说什么。我们理解他，他对周总理是怀有很深的感情的。他的父亲是国内有名的牙科专家，周总理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那位老人家曾支持过周总理，支持过革命。解放后，周总理每到上海，只要有机会，总要去看望这位老人。老牙医的后代，当今的牙科专家，对周总理、邓大姐有着至深的感情，他一直叫邓大姐“邓姨”。面对着他的训斥，我们不怪他。我们又何尝不是有同样的心情呢？只是我们更多地了解总理，铭记总理的身教言教，为总理写下这廉洁奉公的最后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