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五、举国同哀送总理
周总理去世的消息是一月九日向全国广播的。很多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相互打听着消息的准确性；经过多次听广播，人们才真的相信了。周总理病逝了，举国同哀：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大街小巷，人们怀着悲痛的心情，谈论着这不幸的消息。人们被这沉痛的消息压抑着，空气中似乎缺少了氧气。太阳被阴沉的云层所遮盖，天气似乎变得更寒冷了。走在街上的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不管是于部还是群众，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他们都阴沉着脸，相对无语。怎么办？总理没了！谁来管理这已被“文化大革命”搞得到处是累累创伤的国家呢？人们为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担心。
怀念、悼念、寄托哀思的形式多样。人们走向天安门广场，抬着花圈，系上白花，自觉地形成悼念大军。不用组织，人们有条不紊地排成长队，缓缓地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可容纳几十万人的天安门广场，听不到平时的喧哗声，听到的只有哭声，只有宣誓声。白发苍苍的老人、系着红领巾的孩子、大专院校的学生、党政机关的干部、驻京部队的官兵，他们不分白天黑夜，来到天安门广场，向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向着周总理的遗像宣誓，表达自己的哀思。
就在全国各族人民怀着对周总理的崇敬心情，表达自己的哀思时，当时的“中央”，却下达了不准各单位搞纪念活动，不准带黑纱，不准去天安门广场的通知。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谁去过天安门广场要向单位报告，要登记，要说明理由，这实际上是作检讨。这种压制，并没有吓倒人民群众。人们不理那一套，去天安门广场的人越来越多，带黑纱的人也越来越多。仅北京而言，所有布店的黑布全被买光了。不能去天安门广场的单位和个人，就在单位或自己家里设灵堂，摆上周总理的遗像；买不到遗像的，就把报纸上刊登的周总理的像剪下来，供在屋内中央，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
据北京市公安局的报告，自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几天来没有案件发生。
一月十日，全国开始了对周总理有组织的悼念活动。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设在北京医院太平间。党、政、军各单位的人有组织地向总理遗体告别。消息传开，人们拥向北京医院，能进去告别的是少数，而进不去的就围在医院四周。两天的告别仪式，参加的不过几千人，而等在外面的却有几万人、几十万人。人们站在马路边，向着北京医院不停地呼唤，不住地流泪。一位曾在中南海工作过的同志事后对我说，她与上万群众在北京医院附近的台基厂，整整站了两天。
各单位能来与总理遗体告别的人数太少，要求来的人很多：外交部的同志通过王海容，经过批准，利用十日晚上，派来三百人，代表外交战线上的同志们，表达了对总理的怀念之情。事后，他们遭到了当时权威人物的严厉批评。当然，负责操办这件事的人也不买账，不作检查，说：“悼念总理有什么错？”十一日下午四时，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灵车由北京医院出发，经台基厂、长安街去八宝山火化。天还是阴沉沉的。灵车驶入台基厂，沿街的群众呼喊着“周总理，周总理……”十里长街，人山人海，悲痛的呼喊声、抽泣声连成了一片。灵车徐徐地前进，送灵的人们冒着严寒，一路护送着灵车到八宝山。人们站在那里，都想最后看看总理。虽然他们看到的只是灵车，但想到的却是周总理那熟悉的身影，慈祥的面容，亲切的声音。人们好像看到周总理仍然站在敞篷车上向他们招手，向他们微笑。
沿街的人们自觉地整齐地站在马路两边，没有拥挤，没有混乱，只有交通警察站在马路中央指挥车辆，维持秩序。由于群众非常遵守规定，路上已无其他车辆了，警察已成为礼兵。他们面对着灵车，用颤抖的手行着军礼，脸上挂满了泪痕，目送着周总理的灵车从他们面前驶过。
灵车驶进八宝山，周总理躺在水晶棺里，安放在第二告别室。送行的中央领导人和治丧办公室的成员，最后向总理告别。邓大姐双手抚摸着棺木，沉痛地呼喊着恩来的名字。她失声痛哭，此时此刻谁也无法劝阻她。这是最后的一面。再过几分钟，她将永远看不到总理了，看不到与她生活、战斗了几十年的亲人、战友了。在工作人员的多次劝说下，她才慢慢地离去……
八宝山的职工，自周总理去世后，他们就把为总理火化的炉子修整一新，挑选出了最优秀的火化工。一位工人对我说，谁也不愿亲手把总理送进火炉，谁也不愿点燃这火，因为谁也不忍心将总理烧掉。最后，经党支部作出决定，选定了优秀的火化工来完成这历史性使命。他们说：“以往，我们曾多次见过总理，那是他来参加追悼会。见到总理，我们很光荣，很荣幸。现在，我们非常难过，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火化的竟是我们的总理。”
张树迎、乔金旺和我，始终守在火化炉旁。我们少有的相对无言，忘了看表，几点开始火化，几点骨灰出炉，我们谁也没记清楚。夜深了，火化结束，职工们用新做的取灰工具，一点不漏地把骨灰全部清扫出来，装进了骨灰盒。我们三个人捧着骨灰盒和邓大姐的花圈，由治丧办的同志护送，乘车离开了八宝山。
灵车驶出八宝山西门，我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迎面看到的是站在沿路的黑压压的人群。天上飘着雪花。人们还等在那里，想再看一眼，以此来表达对总理的爱戴和深深的怀念。他们不知怎样才能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借着路灯的光亮，我看到道路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人。一位小孩在妈妈的怀里举起小手向灵车呼喊。几年后一位老将军告诉我，他和老伴当时就站在空军大院前的马路边，一直等到灵车过去，他们才回家。他记住了当时的时间，是深夜十一点多钟。
十二日上午九时，为时三天的吊唁活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始。八时，来吊唁的人群就从文化宫的大门排到太庙门前了。治丧办的同志决定提前开始，分四路并进，由国务院管理局的侯春怀具体组织引导。过了没多少时间，有消息传来说，来吊唁的人很多，于是改为八路并进，每六十四人排成一方队，向总理遗像三鞠躬。就这样连续进行了三天，每天从上午八时到下午十八时，人群没间断过，连原准备中午休息的时间也取消了。据不完全统计，来吊唁的总人数超过了一百万。其中，各国驻华使馆官员及来访外宾二千多人。
三天的吊唁活动，军乐团的同志们坚持现场演奏哀乐，治丧办的同志看到他们太累了，建议改放录音，被他们当场谢绝了。他们调来了全团所有演奏的同志，分班奏哀乐。他们一边吹奏，一边流泪，怀着对周总理的爱和敬，吹奏着这难忘的悲痛的乐章。
十四日下午六时，吊唁结束，邓颖超走进灵堂，带领着同志们向周总理三鞠躬。她双手捧着骨灰盒，向全体工作人员深深地鞠躬，满怀深情地说：“我捧着恩来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工作的同志们表示感谢。”话音刚落，全场又是一片哭声。邓大姐走向侯春怀，特意向他致意，感谢他三天来一直站在这里，带领人们吊唁总理。他向总理鞠了多少次躬，谁也说不清。
周总理的骨灰，由邓大姐亲自捧着，安放在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
十五日下午，有五千人参加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叶剑英、宋庆龄、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王震、乌兰夫、蔡畅等参加了追悼会。至此，周总理的治丧活动结束。
八十六、把总理骨灰撒向江河大地
周总理去世的当天，邓大姐向党中央提出了总理生前的请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上午，邓大姐把张树迎和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对我们说：“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今天叫你们两人来，赵炜也参加，就是要研究一下把骨灰撒在什么地方。”“你们两人跟随恩来同志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请求并得到批准，由你们两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是你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大姐的嗓子哽咽了。我强忍多时的泪水夺眶而出。大姐克制住她的悲痛，反而安慰我们：“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高兴。高兴的是，恩来同志说过，他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可以办成，就要成为现实了。咱们要共同为实现他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条件还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太冷了，我年岁也大了，出动目标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我委托你们两人去办。你们两人是党支部委员会的成员，我们靠基层支部。我相信，你俩会很好地做好这一工作的。”
听了大姐的这一番话，我们更理解大姐此刻的心情。这是对我俩多大信任啊！我们当即表示：“请大姐放心，一定完成好。”大姐问我们有什么话要说。我简单地说了一下，总理去世后的这几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非常悲痛，人们冲破各种戒律，用各种方式悼念周总理。为了给人们以安慰，给广大群众更多的悼念机会，是否可以把总理的骨灰多保留几天，然后再撒。大姐摆了摆手说：“我的请求，中央已批准，已有了安排，就不要再提了。我再向你俩说一遍，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一次革命啊！你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我们的邓大姐站得高，看得远。这是一场革命，这是向旧的传统势力的一次宣战。
邓大姐让赵炜和我们两人一起找一找，看哪个地方可以撒，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我们先后去了玉泉山、京密引水渠等几个地方。一月的天气，很多地方都结了冰，没有选中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还是由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并规定了投撒的时间、地点，指定张树迎和我参加执行这个任务。
一月十五日下午，追悼大会结束后，晚七时半左右，大姐带着我们走进了大会堂西大厅。总理的骨灰已安放在这里。我们肃立在大姐身后，向总理遗像默哀，然后打开骨灰盒。邓大姐双手抚摸着骨灰盒，她的手在颤抖，双眼含满了泪水。她坚强地说：“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要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
在场的人都放声大哭。
“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这表现出邓大姐的坚强决心。这豪迈的语言，包含着多么深刻的意义。我们的邓大姐，几十年来就是这样做的，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白色恐怖的蒋管区，她都置生死于度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岁月里，仍不停地工作。今天，她又以坚强的革命信念，成为化悲痛为力量的表率。大姐的话，代表了我们的心愿，是代表我们向周总理发出的共同誓言。
追悼大会虽已结束，西长安街、西单，直至八宝山的道路两旁仍然站满了人。他们等待着运送总理骨灰的车从这里经过，最后向总理告别。
我们从邓大姐手里接过骨灰，穿过大会堂地下室，坐上总理生前坐过多年的苏制灰色吉姆车。邓大姐由她的秘书赵炜、保健医生陈士葆、护士刘新莲陪着，乘另外一辆车紧随在后，离开了大会堂，向东驶去。
晚八时许，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一架平时作为撒农药用的安—2型飞机已停在那里。因为天色很黑，我们分辨不出它的颜色。我们迈着沉重的脚步登上飞机。飞机起飞了，大姐挥手向总理作最后的告别。
北京的上空，笼罩着乌云。我的心怎么能平静，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岁月，一幕幕闪过：总理的举止言谈，总理的亲切面容，总理健壮的身体，总理开会、总理办公、总理……我把总理的骨灰紧紧地抱在胸前，紧贴着我的心。周总理啊，回想起十五年前，我刚到您身边工作，您握着我的手，几句问话，就驱散了我紧张的心理。多年来，您到各地视察，我们跟随着您，同坐一架飞机；您出访亚、非、欧各国，我们也跟着您，同坐一架飞机；今晚，我们还是同在一架飞机里。今晚，我们还是同在一架飞机里。我多么想再看您戴上眼镜批阅文件，再听到您谈话的声音。可是，已不可能了，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驾驶员“准备”的喊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按照计划，在北京上空撒下了总理的第一包骨灰。
总理的第二包骨灰撒向密云水库。这是按照邓大姐原来设想的，把骨灰撒向有水的地方，选定密云水库既有水，骨灰又可飘向长城内外。然后向天津飞去。机舱内的温度继续下降。我们虽然穿上了机上备好的羊皮大衣、皮帽和皮靴，也挡不住这刺骨的寒气。随着飞机的抖动，我们全身发抖，几个人紧紧地靠在一起，相互鼓励着。飞机临近天津，借着月光，把总理的第三包骨灰撒向海河。
总理，您安息吧！一月八日，人们把这一天看成是国丧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人们冲破那左一个通知，右一个规定的限制，用各种方式悼念的活动，没有停息。看哪，人们涌向天安门广场，花圈布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孩子们高举冻红的小手，高声宣誓：周爷爷，您安息吧！您的子孙、革命的后代，永远听您的话，把革命进行到底。儿子搀扶着老人，站在您的像前，挥泪捶胸，仰面高喊：总理呀，我们不能没有您！天安门广场虽大，哪能容下悼念您的人群，从清晨到深夜，呼唤您的声音，响彻祖国大地。
我们的好总理，您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您那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您平易近人，光明磊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永远铭记在人民心里。您的骨灰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您光辉的业绩将和祖国的江河大地一样永存，万古长青。您是真正地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人。
在黄河入海口，我们撒下了总理的最后一包骨灰，于十六日零时四十五分返回机场。经过近四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停留，按照选定的投放点，没有再惊动其他什么人，更没有再搞什么仪式，完成了总理生前的愿望和邓大姐的重托。
一月十六日上午九时，我和张树迎去西花厅向邓大姐汇报。大姐已等候在门口，我们快步走向她。她张开双臂把我俩紧紧地抱住，不停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俩为恩来同志服务，保卫恩来同志到最后。”我强忍着泪水，说不出一句话。我们三个人抱得更紧了。
邓大姐这几天，不！更准确地说，是几十年来，为使总理有更多的时间工作，承担着总理的全部家务；为总理的健康，费尽心思，妥善安排衣、食、住、行，五十年代就指导我们制定了保安全、保健康、保工作的“三保”措施。在总理患病期间，大姐日夜操劳，预感到总理病情的结果，又以革命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疾病，全力组织治疗，想尽办法，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的指示。在总理为人民的一生中凝结着邓大姐多少心血啊！总理病情加重，卧床不起，大姐想得更细、更周到，亲自为总理擦汗、喂饭，每天守在病床前。谁也不知道她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她那花白的头上又增添了不少白发，明亮的双眼挂上条条血丝。
我们随大姐走进她的办公室，汇报了昨晚撒骨灰的经过。大姐满意地点点头，说：“我为恩来同志做了一件大事。他活着的时候对我替他做这件事把握不大，今天做了，他也应该得到安慰。我们也都为这件事高兴。我死后，骨灰也要撒掉，由我所在的党支部负责，能不能叫我革这场命，还要靠你们去完成。”
下篇跨越时空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