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是平等的同志关系
刚调到西花厅当周总理的卫士，邓大姐找我谈话。她拉着我的手说：“咱们并不面生嘛，你不是常来放映电影吗？”我说：“是的，那是我在业余时间学会的，机关培养多面手，我有时作为助手来放电影。”大姐问我，调到家里（指西花厅）工作愿意不愿意。我说：“愿意，就怕干不好。”大姐说：“总理的两个警卫员，一位送农村去锻炼了，一位在最近检查身体时，查出了毛病，暂不能工作，所以身边很需要人。这些情况成元功都向你讲了吧？总理很忙，需要你们在生活上多帮他。”我向大姐表示，一定要尽力工作，多多请教成元功同志，尽快熟悉工作环境。大姐鼓励我说：“只要用心，很快就会熟悉的。你不要小看自己的工作，恩来同志当总理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你来这里工作也同样是为人民服务。我身体不好，也在工作，咱们只是工作分工不同，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咱们是平等的同志关系。”大姐问我是党员吗？我说是预备党员。大姐说，预备党员也是党员，只是权利不同，党员标准和义务是一样的，要按党员标准衡量自己，时刻想着自己是一名党员，严格要求自己。
邓大姐的一番谈话，使我有些紧张的心情放松了许多。“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同志关系”，在以往的政治学习或党课教育时也都说过，但是，与邓大姐第一次谈话，她这样平易近人，令我从内心深处感动。以后几十年的相处，我真正看到她不仅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她不让我们叫她“首长”，而叫她“大姐”,对她的话不能称“指示”；她有些事要我们去办，总是以商量的口气；我们谁要做错了事，她不是批评一顿，而是帮助分析原因，帮助提高。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为总理、大姐服务的时间虽然有长有短，但对他们平等待人的感受却是一样的。
二、不要叫首长，不要说“指示”
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来自不同的单位，有秘书、警卫、医生、护士、厨师、司机、服务员等。大家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那就是相互之间都以姓名相称，平时很少叫职务。童小鹏是总理办公室主任，大家很少叫他童主任，都是叫他小鹏同志。这样相互的称呼，谁也不认为是不尊敬，反而觉得很亲切，缩短了部级、局级、处级干部与服务员、厨师之间的距离。大家相互支持，把围绕着总理的工作看成是一个整体。对周恩来总理，大家都习惯称呼“总理”，总理是不准许我们叫他“首长”的。有的同志初次见到总理，很习惯称呼“首长”，总理马上纠正说：“这里没有首长。”
总理交办的事，是什么就是什么，而不准许冠以“指示”二字。不准用“指示”二字是很有道理的，“指示”是命令，命令是要执行的，没有什么可考虑的。总理不把他说的话看成是“指示”、“命令”，是要让办事的人有所思考。
三、邓大姐与警卫战士
邓大姐利用每天散步的时间，与身边的警卫战士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训练及家庭。凡是交谈过的战士，邓大姐都会记住他们的名字，是哪里人。在交谈中，她会发现战士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想法，进而会想到如何帮助他们。
那是六十年代初，有一次散步时，她走进了战士的值班室，桌子上摆着电话，房间没有钟表。大姐问战士：“有手表吗？”回答说没有。大姐说：“这样怎么能记录下办事的准确时间？很不方便吧？”于是叫我们把她的一只座钟拿了过来，作为值班室的公用钟。
她关心着战士们的政治生活。在那个年代，战士们是不可能买收音机的，不像现在，人们都可以有半导体收音机，随时可听到广播。大姐知道后，把自己的一架收音机送给了中队的战士们，并说：“这是供你们听新闻的，每天要了解国家大事。这收音机就不要摆在值班室了，影响值班，要摆在学习室。”中队的领导开始不好意思要，邓大姐看着他为难的样子就说，所有权归她，使用权归中队。就这样，这架收音机实际上一直由战士们使用。今天，中队已把邓大姐送给的钟表、收音机等，摆放在革命传统教育室，教育新、老战士，不忘老一代领导人的关心。邓大姐看到战士们在酷暑下站哨，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一千元给战士们买些消暑的汽水，又叫我们给一个中队食堂送去五百元钱，作为伙食补助。邓大姐看到在她周围出现的事，马上就想到别人会有什么困难，主动去帮助。
四、要有群众观点
北京人民大会堂建于一九五九年，是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之一。仅用十个多月的时间就建起这样一座宏伟的庞然大物，为世人瞩目。使用的结果更加证明，其设计是科学的。其中万人礼堂和可容纳五千人就座的宴会厅，更是使人望而敬之，宴会厅的附属建筑是两个角的休息室，分别为上海厅、北京厅和东、西厨房。在上海厅和北京厅的一旁，各有一个可供几十人同时使用的厕所，这是为在宴会厅搞大型活动而设计的，也曾发挥了它的作用。群英会，就是八千人在宴会厅同时用餐，两个这样的厕所人们还要排队。可见当时的设计师是费了心思的，不然的话，人们会为上厕所犯难的。
有一次总理到大会堂的上海厅会客。去厕所时发现厕所比原来小了许多，被割去了一大块另作它用。总理问当时大会堂的一位负责人，是谁的主意？了解不了解为什么当时修这样一个大的厕所？你们割去的那一块干什么用了？那位负责人只听不说。总理看他很为难的样子，肯定地说：不是你们决定的，你们也不敢轻易地改建。不过，你们想想看，如果开会或宴会，休息时间只有十几分钟，几千人有几百人会上厕所，怎么办？当时的设计是有根据的，设计师很有经验。你们做事要讲科学，要有群众观点。最后总理说，已经割开了，花了钱，不要因他一过问，再恢复原样，浪费国家财产。这时候，那位负责人和我们这些人才松了一口气，那位负责人说了一声：“我们接受教训。”
五、要懂科学
一九六一年秋天，我到周总理身边工作不久，一天，周总理正在办公，办公桌的对面坐着秘书戚剑南。总理和秘书集中精力办公，天色渐暗，我去开办公桌旁的台灯，灯不亮。台灯是落地式的，我顺手把灯转向办公桌的一侧，经查看是接触不好。我拿了一支毛笔去捅，不小心，连电了，顿时火花四溅。总理和戚剑南吓了一跳。周总理摘下眼镜，停下手中的工作，对我喊了起来：“小高，你怎么搞的？”我更吓坏了，说是想修一下灯。“修灯你为什么不断电源？你不懂科学，应该请电工师傅来修。”周总理转脸问戚剑南电着了没有，戚秘书说是吓了一跳。总理更火了：“出了人命怎么办？你简直是胡闹！”我不敢出声，呆站在那里。总理让成元功请来电工师傅把台灯修好了。
事情是过去了，可我害怕，心一直不能平静，这天值班，干什么事都很不自然。邓大姐劝我说，以后办事小心点，不要粗心，不要瞎干，要像总理批评的那样，要学科学。这一整天，总理也看出我那不自然的表情，晚上睡觉前，总理说：“你这个山东人，直爽是优点，蛮干可不行呀，今天的事差一点闯了大祸。把戚剑南电坏了怎么办。你要总结一下，一定要细心。”我内疚地说：“今天这事我的错太大了。如果电着了你，我可是罪大了。”总理很平静地说：“出了人命那是件大事，今天的事就过去了，你也不要想得太多，以后做什么事都要想想后果。”我发誓：“总理，你放心。我会把这事记一辈子，永不会再犯这样的错。”“那好，别再绷着脸了，关灯吧，睡觉了。”
我轻轻地走出他的卧室，关上门，回到值班室，毫无睡意。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怎么能睡得着觉呢？教训，深刻的教训，我想了很多，后怕占据了我的全部思想。若不是总理的一番谈话，我真的无脸面在这里工作下去了。我暗下决心，如果领导不调我离开，我定会接受这次教训，把今后的工作做好，照顾好总理，不能叫总理分心。
六、自费药要交钱
卫生部门有个规定，有些滋补药要自费。总理知道了这个规定就对保健医生说：“规定的自费药，我要交钱。”总理的保健民生卞志强听了有些为难，觉得总理用这种药的量很少，有时候是中医大夫看病处方时放一点。总理说，他和邓大姐两个人总是会用一些滋补药的，请药房的同志麻烦一点，计上账，每月清算一次，一定要付款，不能违反规定，占公家的便宜。总理特别交待卞大夫：交钱的事不要宣扬，他和邓大姐的工资用不完，对其他领导同志要灵活一点，有的同志家里人口多，全部付钱可能会有困难，就可以少交或不交，一定要保证他们的用药。
七、两菜一汤
周总理吃饭时，总是坚持两菜一汤，即一荤一素一汤。荤菜主要是鱼、肉，太高档的海鲜、珍品他不准做。他的这个习惯，慢慢地成为一个规定。不论是在家还是离京去外地，都是这样吃。主食的品种也较多样，每月总要吃一二次玉米面饼子。两菜一汤的规定在北京容易做到，到外地执行，还是要费一番周折的。排除周总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因素，作为外地的客人，一荤一素摆在桌上，地方上搞接待的同志都觉得过意不去。有一次去广州，接待人员经与我们商量，多给总理搞了一个菜，其理由是总理多年在北京吃饭，广州的饭菜口味不一定合适，搞三菜一汤，请总理选着吃。当然，他们也是出于对总理的一片爱心，招待人员总是想让首长多吃、吃好。我们事先也没向总理报告，吃饭时就多上了一个菜。总理一看就问怎么回事。我们就把用意向总理说了。总理听后笑了笑，也没说什么。等他吃完饭，我们过去一看，有一个荤菜原样没动。我问总理：“那个菜是不是不好吃？”总理说：“广州的菜我很喜欢吃，你看那两个菜我几乎吃光了，这剩下的菜也很好，留下来下顿吃，再配一个素菜就可以了。”就这样，周总理只要是一人单独吃饭，都是坚持两菜一汤。
八、刮胡子刀片
很多人都知道，总理的胡子很浓，特别是理发师傅，碰上总理刮脸，都有点紧张。总理的胡子，天天刮，多数时候是他自己刮。刮胡子刀片是一九五四年去日内瓦时带回来的，比较锋利，每片可用三五次。几年后，带来的刀片快用完了，当时的国产刀片确实刮不动总理的胡子，总理说用过的刀片不要丢，拿去磨一磨再用。我们听后觉得是个新鲜事，还没听说哪里能磨刮脸刀片。总理叫我们去找北京饭店的朱建华师傅，朱师傅是专为中央领导人理发的。我们向朱师傅说明来意。他接过刀片，笑着说，这是谁的主意，他连想都没想过，别说磨了。我们说是总理交待的，他只好答应试一下，磨过的刀片，我们先试了一下，觉得比不磨是好点，能不能刮下总理的胡子还要给总理自己试。总理用后说，还可以，只是不如新的快。没有刀片了，总理去北京饭店或养蜂夹道俱乐部刮脸的次数多了。这样为刮胡子，每天要浪费很多时间，有时候还要早起床，减少睡觉。有一次，我们见到李强，他当时是外贸部副部长。我们向他提起总理用的刀片的事，请他在国外买一些，我们付人民币。李强答应用他的出国零用钱为总理买一些。我们当然就不客气了。待刀片买回来后，我们先给大姐说了这事，大姐表示同意，她说应事先报告总理，我们说如果先报告，他一定不允许，请大姐帮我们说句话。我们把刀片给总理用的同时，说明了情况。果然，总理怪我们没事先问他，并批评说不应该用外汇在国外买。我们解释说，在北京到处去找也没买到，所以才找李强帮助买回来的。邓大姐知道我们在过关，对总理说我们是好意，事先向你报告，你不会同意。你也确实需要，你那个胡子，一般刀片又刮不动。就这样吧，问一下李强花了多少钱，补给他人民币就算了，以后不要这样做。总理听后说，我就知道你们要搬大姐来。一定要把钱交给李强同志。
后来见到李强，总理还当面谢过，李强会意地马上说：“他们已付给我钱了。”
九、一杯茶水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的一天，周总理去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开会，临上车时，总理转身对我说：“在中南海开会，你不要跟去了，在家学习吧，有老杨（指司机杨金明）就行了。”
总理乘车一走，我马上给会场工作人员打电话，请他们照顾一下，并请服务员给总理备一杯茶水，茶钱以后付。这是我自来总理身边当警卫员，第一次没跟他出去，人虽在家，心已跑到会场，老是惦念着总理。
总理开会回来，已过了吃饭的时间。刚吃上饭，他就把我叫去，问我：“今天开会我喝的茶是哪里的？”
“是我叫服务员给你的。”
“钱给了吗？”
“已叫服务员记账了，下次一块给。”
总理一边吃饭，一边对我说：“现在已经规定，中央开会不招待茶，今天的茶可以不给我要，我一次不喝茶水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会场也没卖茶。”我一时没有领会总理这番话的意思，说：“您昨晚睡得那么少，喝点茶，可以提提精神。”总理放下手中的筷子，加重语气说：“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在暂时困难时期，人民生活很艰苦，我少喝一杯茶又算什么？”我此时才觉察到今天的事不单是一杯茶的问题了。
邓大姐坐在饭桌旁，看出我有点紧张，就对总理解释说：“小高来咱家不久，对你的情况还没完全了解，不要批评吧。”总理忙说：“就是因为他刚来，我要告诉他，并不是批评他，是提醒他注意。”
我看着总理严肃的面孔，又紧张又内疚，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过了一会，总理接着说：“我给你们规定几条，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在我这里工作，为我办事，要先征得我的同意；要把你们和我联系起来；要和我的职位联系起来；要和政治联系起来；要和全国人民联系起来，要时刻想到六亿人民。”
我马上向总理表示，把他的这些指示向党支部全体同志传达，今后一定注意。总理立即说：“我不是什么指示，不过是帮助你们认识这个问题就是了。”
我把总理的一番谈话，向卫士长成元功报告了。他马上组织我们座谈，规定了在北京开会和离京去外地都自带茶叶等一些相应的具体规定。
十、生活上尽量自理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医生、护士、服务员都是尽全部精力把事情想得细致、周到些，做得全面些，都把自己的那份工作提高到政治的高度去看待。虽然每天接触的是周恩来总理，但也是为人民服务，使总理多一点时间去想国家大事、人民的大事。周总理总是从他个人角度去想，他多次对我们说，他能做的事，不要帮他，生活上的事，尽量自理。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洗脸用的毛巾，他都是自己清洗；刮脸用的刀架刀片，使用后自己洗干净；办公桌上的铅笔、毛笔、放大镜、文件用完后都是自己整理；离开办公室时，坐过的椅子也要摆好，最后还要环顾一下，才离开。
到外边开会，见首长到来，守在会场门口的服务人员会及早把门打开，有时两扇大门同时开。周总理见此情况多次讲过，要内外有别，对外宾可以这样，显得很排场，对他就没必要了，开一扇门就可以进去，特别是冬天，两门大开，影响室内温度。人们的习惯做法很难改变，总理说他自己可以开门，这样还可以锻炼一下，不然，以后手都不会动了。
十一、一箱芒果
芒果是一种热带产的水果，我国早先很少种植。后来引进优良品种试种成功，当今我国的海南、广东、福建、云南等省已大量生产。记得是在云南刚试种时，听说已有芒果，但没见到。有一次，警卫局的一位同志随某领导去昆明，回来时，云南省的领导托他给总理和邓大姐带回一箱芒果，共二十几个。邓大姐看到这些芒果后，提了一连串的问题，先问明是怎么来的，交钱了没有？总理是否知道等。我们如实讲了，说明还没向总理报告。大姐说，先别动，怎么处理，等给总理说了再办。邓大姐亲自向总理说了这芒果的事，总理叫大姐把警卫局的那位同志请来，当面交待。该同志已知道为什么叫他来，心里有点紧张。大姐对他说：“这事不能怪你，因为你不知道我和总理的习惯。还要麻烦你，亲自处理这件事。”大姐叫找出《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规定》，这个规定正在讨论还没作为正式文件下发。邓大姐叫我们交给那位同志一百元钱和一份中央的《规定》，请他一并寄到云南去。他拿着一百元钱发愁，说这芒果统共不值十元钱，寄这么多钱怎么办。邓大姐说：“这是我和总理商定的，就是要多寄钱，叫他们记住这件事，有点压力，以后他们就不会随便送东西了。”邓大姐握着那位同志的手说，“还要麻烦你把这件事办完，因为是水果，所以不能送回去，送回去会烂了，如果是别的东西，我会让你原样退回。”警卫局那位同志说：“我一定接受教训，以后再不会受托带东西了。”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元宵节前，我们接到一个省送来的一篓土特产，打开后一看，内有元宵面、馅、小吃、糖果、小菜等食品。我们原样装进，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先问是怎么来的？是送的？还是买的？我们说内有一封信，是送大姐节日用的。大姐很严厉地说，他们还来这一套，拿公家的东西送礼，不能助长这种作风，从哪里来的退回哪里去。我们遵照大姐说的办了，并请主管部门买下，把钱寄给那个省。
十二、和总理打乒乓
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比赛，中国队获得男、女单打第一名，庄则栋、丘钟惠名扬世界，中国乒乓健儿从此为世界所瞩目。就是这次比赛结束后，周总理热情地接见了运动员代表和体委的负责同志。荣高棠和国家体委的同志把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争夺团体冠军赛的那张乒乓球台送给周总理，以表达他们对总理的敬仰，也是对总理关心、支持体育事业的感谢。周总理对他们表示心领了，但不能收下这乒乓球台。后来，体委的同志请总理办公室人员一起做工作，说这台子不只是给总理的，而是送给办公室的全体同志打球用的。总理这才破例地接受了这份特殊的礼物，把它摆在他办公室隔壁的房间里。陈毅原在这里办公，担任外交部长以后，这房子就空起来了，所以正好摆放乒乓台。我们把这房子叫乒乓房。有了这张乒乓台子，周总理打乒乓球的机会就多起来了。办公时间长了，利用打球来休息一下脑子；夜间办公很困了，又不能睡觉，打一下乒乓球可提提精神。秘书、警卫员、医生都陪他打过。因为他右臂不方便，我们的打法就适应他，多为他送球到右边，便于他抽、扣、吊。
我和总理打乒乓球时先递球，后来从中摸索出一套适合总理锻炼的打法。如果总理是开会回来，他精神很好，我除递球任他扣、吊外，一有机会，也回敬他一个硬球；如果是办公中间休息时，我主要是把球供他右手，有时也送中线球，让他稍微挪动一下脚步，角度一定不能过大，以防摔跤；如果是夜间打乒乓，就要把球供到他最好的位置，使他不用挪步，就可较轻松地调动我左右奔跑。这样他就会很好地放松精神，达到休息的目的。
总理打乒乓球和办事一样认真，每打一球，他都很用力气，善用技巧，调动我们左右奔跑。谁胜谁负他却不计较，只是为达到休息一下的目的。
十三、周总理为我们发奖
周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从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到每一位服务员、警卫员，都喜欢打乒乓球，水平高低不均，但打起球来都很认真，往往是汗流浃背才肯歇手。时间久了，每个人的水平都有提高，有的还和当年的世界乒乓名将庄则栋、徐寅生对打过。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有人提议办公室的同志搞一次乒乓球赛，由童小鹏主办，开始实行循环赛，胜者进入复赛，再进入决赛。乒乓赛的事让周总理知道了，他要观看我们的冠亚军赛，还请邓大姐为冠军准备了一份奖品，总理要为冠军发奖。我们的决赛安排在总理有空闲的一个下午，是由我和王甲芝争夺冠军。按技术水平，我打不过王甲芝，这也是办公室多数同志的估计。总理也比较熟悉我俩的水平。开始比赛我很紧张，很少进攻，只是防守，第一局很快就被王甲芝吃掉了。这一输，我也不紧张了。第二局一开始，我还是以守对攻，王甲芝要胜我一球需扣杀好几板，他的体力已有些不支了。观看的人有的就喊：“小高的战术是拼体力，王甲芝你别上当。”这一喊倒提醒了我，我索性以放高球和左右吊球的战术拿下后两局。总理说，小高的技术没有王甲芝高，他是用体力拼出来的，今天的奖品不能只有一份，应给他们二人发奖。邓大姐又拿出一套小的酒具，周总理把他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一个带有克里姆林宫图案的温度计发给我，作为第一名的奖品，那套酒具发给了王甲芝。
周总理兴致很高，让我们在乒乓台上摆上了几盘杏仁、花生米，拿来了茅台酒，为乒乓球赛的圆满结束干杯。
十四、总理叫我们下基层锻炼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一日，周总理约卫士长成元功和卫士张树迎、乔金旺和我谈话，事先我们都不知要谈什么。总理对我们说：“你们四个人在我这里，除小高的时间短一些，你们三个都比较长了。成元功、乔金旺进城后，都到公安学院学习过文化，多年来都是脱离基层。参军后，经历过战争，但都没打过仗，还需要下去锻炼，多接触群众，提高一下你们的工作能力。你们可以商量一下，分期下去，用三年的时间轮完，每人九个月。”总理看了看我们接着说，“小高年纪轻，可以先下去，一下到部队，和战士们在一块。你们三位下农村或工厂，具体工作请童小鹏、许明同志安排。”总理还问我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困难。我们四个人一致表示，听从总理安排，下去好好锻炼。总理听后很高兴。
经西花厅党支部研究，决定先叫我下连队锻炼。开始选的地点是去福州军区，由军区再安排下到连队，后来因为总理原先的警卫科长龙飞虎是福州军区副司令，怕他安排上有所照顾，达不到锻炼的效果，另一方面也不利保密，因而改为济南军区的长岛要塞守备区。向总理报告了这个安排，总理很满意。我本打算九月底就去，后来总理说，这样下去不行，部队的常识太少，推迟两个星期再去，利用这个时间，学学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从思想上作些准备。
临走前，我向总理告别。总理对我说：“到连队，要做好思想准备，不同于在机关。要过生活关、身体关、纪律关、思想关。”并指出，“要严格保密，不要说是从我这里去的，就说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在连队只能当兵，不能当干部，有什么情况，可以写信。”十月二十二日，我离开西花厅，离开总理、大姐，开始了连队生活。
我直接去济南军区长岛守备区报到，被分配到长岛要塞守备区北长山守备师侦察排二班当战士。全排我年岁最大，战士们都叫我老高。我虽然天天刮胡子，也不能缩小与他们的年龄差距。肩扛列兵军衔确实与我的年龄不相称，像一个老兵。又白又胖的我站在队伍里与其他战士显得很不协调，紧张的训练使我体会到总理讲的首先过好那“四关”，是多么的实际。总理虽身居高位，可他对基层是那样的熟悉。我更加领会总理叫我们下来锻炼的重要含义。
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快过春节了，守备区侦察科长叫我回京执行任务。我马上意识到是对我照顾，会不会是叫我完成任务后，过了春节再回来。我当时提出，能否改派别人去。这位科长说：“任务急，别人对北京情况不熟，这是已经决定的事，要服从命令。”我接受了任务，第二天就启程回北京。
到了北京，我用一天时间完成了任务。晚上，我去看总理、大姐。他们看到我又黑又壮的样子，满意地说：“看样子已经过了生活和身体关。”我向他们汇报了在部队的生活。当我反映连队的政治学习条件差，全排只有一份《解放军报》，全班只有一份《前卫报》时，大姐马上叫我把她的一些杂志、报纸带回连队给同志们看。总理问我什么时间回去，我说已买好车票，明天就走，赶回连队，和战友们一起过春节。总理高兴地对我说：“这就对了，应该回去过春节。”他用劲握着我的手又说：“欢送你，几个月的部队生活你已有了收获，要注意，思想锻炼是个长期的过程，再过几个月还会有收获。”
我于大年三十前一天赶回连队，和我们排的战友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十五、买票看戏
看戏买票，吃饭交钱，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能去哪个戏院看戏，去哪个饭店吃饭，是剧团领导、饭店经理求之不得的喜事，还谈得上买票吗？他们会记住领导人光临的日子，把领导的每一句话记下来，作为教育全体职员的教材。更有甚者，把那一天作为纪念日，每年、每五年、每十年都会大大地纪念一番。这样既可以提高知名度，又可以鼓励单位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领导人买票入场，在平常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作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他去公开演出的剧场看戏都交待我们买票入场。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总理的工作、生活比较有规律，晚饭后，有时可以抽出点时间，去剧院看看节目。所以，我们也就养成了一个工作制度，把《北京日报》上登出的各剧场的节目，都搞清楚，主要以京剧为主，像马连良、谭富英、赵燕侠等老演员，年轻的演员像张学津、杨秋玲、王晶华等；把演出的内容、时间，都打听好。对于总理比较喜欢的段子，我们就把当晚演出的开场和散场时间掌握好，当总理问时，会及时回答。随总理去看节目，通常是卫士长成元功和卫士一人。成元功调离后，只有卫士一人陪总理。中央警卫局先去二人。总理说，这几张票钱由他付，我们只好照办。
时间久了，总理到剧场发现有几位熟悉的面孔。他们是公安局的干部，负责场内安全的。总理问我们：“每次来看戏，市公安局派多少人？他们的票钱也应由我出。”我们对总理说，来多少人不知道，但是要总理自己出钱，不合理，保卫你的安全是他们的工作，再说，你也付不起那些钱。总理听后觉得有一定道理，仍然坚持警卫局派去的人票钱由他付。
十六、因私用车要交费
周恩来总理对自己有个规定，凡是因私用车，都要按公里付钱。他的“私”，是指去看戏（包括文艺部门请他去看戏），到医院看病人和去理发店理发、刮脸。去公园散步，更属此例了。这些规定当然由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掌握执行，由司机杨金明结算里程。具体执行起来却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就是计算的方法与总理的想法不同。如去东郊首都机场接客人，途经北京饭店理发或刮脸，总理要把由家到饭店这一段作为因私，我们认为只有专程去理发才算因私。这样计算起来就不一致。当然总理不会亲自过问每月的公里数，更不会计较付钱多少，但是他总是要多付钱。我们对这种做法觉得并不合理，司机也觉得不好办。最后经总理同意，采取每月固定交二十元钱。当年警卫局规定，内部用车每公里五分钱。这样，总理每月交四百公里的用车费，大大超过了他的所谓因私用车公里数，因为他每月不过去饭店四五次或每月看一二次戏，最后几年他很少看戏。我们一直按这个制度坚持付钱，直到一九七四年周总理住进医院。
十七、上海的“四一四”毛巾
丝光毛巾问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周总理仍然喜欢用上海产的“四一四”毛巾。这可以说是中国毛巾的老牌子，质地比较软，擦脸比较舒服。总理的洗脸池旁的毛巾架上，通常摆两条毛巾，一条是湿用，一条是擦干用。每天服务员搞卫生时都要洗一下，每周再用开水煮一下，这样可以达到消毒的目的。这煮的办法还是卫士长成元功从延安时期延续到进北京城的法子。在延安时期没有消毒液，只有煮。有一次，服务员正在洗毛巾，周总理看到了，问多长时间洗一次，服务员如实回答。总理说，他洗脸时，已用肥皂洗过了，不会脏，不要天天洗，一周洗两次就可以了。这样可以节约肥皂，也不至于把毛巾洗硬，坏得快，以后就照他说的办了。可毛巾这纯棉制品，用久了也会发硬，破了就得换一条新的。换新毛巾，也比较费劲，要经总理本人同意才能换。毛巾多是中间先破，总理叫把毛巾从中间破处剪开，重新缝合起来再用。就这样，一条毛巾可当两条来用。
十八、节约口粮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举国浮夸成风，粮食的产量脱口而出，亩产千斤、万斤、十万斤的消息不断以报喜的形式传出，待收割的麦子上站立着天真孩子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时，还有谁能不相信呢？还有谁敢怀疑这虚报的产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当时很时髦的口号，也就是说你想叫这地里产多少，就说多少；谁说的产量多，谁就是“敢想敢干”的模范。在这样的大气候下，种地的农民不敢说话，社队干部不说真话，上报的数字多为空话。人们被这虚伪的现象搞昏了头，这泡沫数字搞乱了国家的计划，“大跃进”、大锅饭造成粮食的大量浪费。说实话，这年的粮食的确丰产，但没能丰收，大量的粮食烂在了地里，国家是按照虚报的数字收购粮食的，以致造成征购过头粮，加重了社员负担。由于口粮减少，大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被“大跃进”冲昏了头脑的全国上上下下，也饱尝了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自然灾害之苦。周恩来身为一国总理，他要对全国六亿人民负责任，他操心人民的吃饭问题。他亲自核实各个省的粮食销存数字，亲自调拨粮食，保证产业工人的口粮，支援粮食奇缺地区人民的用粮。节约用粮是总理在大会、小会上不断讲的内容。
粮食不足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全局。总理号召全民节约粮食，以支援缺粮地区。他自己带头减少口粮定量，个人口粮是凭购粮卡供应的，总理把自己的定量由原来每月二十七斤减至十五斤，邓大姐的由原来的二十五斤减至十三斤。两人每月共计二十八斤。二十八斤粮食对今天的两口之家已不少了，人们会认为对周总理、邓颖超两位领导人来说更不算少。人们进食的多少，主、副食是相对的，今天，生活水平提高了，副食多了，主食自然就少。而当时市场供应全面紧缺，市场上可以说看不到鱼，肉是凭票供应的。北京市民每月每人半斤肉、二两糖。国家领导人不限这个数，但也凭本供应，不能任意选购。周总理给自己作出规定：要少吃肉，少吃鱼，多吃菜。我们了解总理的脾气，他说少吃，你就不能按照原先的量给他吃，不然他会严厉地批评，会一口不吃地退回，结果更不好。不如听他的，全面减少。在那三年自然灾害的日子里，周总理没有吃过他喜爱吃的蹄髈。可以明显地看出周总理、邓大姐的主食比以往吃得多了，还一再嘱咐每月的粮食不能超过定量。经我们卫士组研究，二十八斤粮是可以保证他们二人需要的。
十九、“四菜一汤”的规定
开会用餐“四菜一汤”的规定是总理亲自下达的。那是一九六○年的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总理规定了用长的标准，就是“四菜一汤”。这四菜在当时来讲，就是鱼、肉、蔬菜之类的，而不会有现在宴席上的生猛海鲜美味佳肴。
人们会问，这样的小事总理也要亲自过问，是不是有点事无巨细？回答是否定的。在那吃大锅饭的年代，在人们对粮食紧缺的实情还认识不到的情况下，不是由周总理亲自下令，是难以行得通的。周总理说了就办，国务院的各种会议，需要用餐都是执行这个规定。
国务院开会的用餐，每人一碗大烩菜，其主要成分是大白菜、粉条、豆腐、排骨之类，桌上再摆几碟小菜，这小菜多为泡菜、酱菜、青椒之类。
会务处按定量收取用餐人的粮票和钱，规定每人每餐三两粮票、四角钱。
开会用茶，每杯一角钱。三年困难时期，中央规定开会不招待茶水，喝茶自带。执行一段时间，觉得不方便，于是，由会场备茶叶，饮用一杯一角钱。所以会场服务员在向首长们倒水时，先问是否要茶叶。要喝茶的，有的当面把钱交给服务员，开会时忘记带钱的，由服务员记账，下次补交。这个制度执行起来是很坚决的。总理每次出去开会，我们要么带茶叶，要么到会场买。有的领导同志来开会的次数不多，所欠茶钱较长时间不能交来，就由招待单位发信索要。
二十、出差带上三百元
周总理每年离开北京去外地开会、视察或陪同外宾访问的次数很多，时间有长有短，长则几天、十几天，最短时当天返回。这样，日久天长，我们对外出已很习惯了，真可谓“提起皮包就出发”。
一九六二年，有一次在上海，总理约见了几位党外人士，谈话结束后，总理留下他们吃饭。饭后，总理交待，这次是他请老朋友，要自己付饭费，不能用公家的钱，叫我们去付款。我们认为，他约见这几位朋友开会谈的是工作，吃饭中间谈的还是工作，怎么能自己付钱呢？我们只是这样想，谁也没对总理说什么，只是答应得慢了一些。总理看我们迟疑不定，叫我们当即付钱。我们解释稍微慢了一点的原因，是没带这么多钱，不好意思向总理说，因这次时间较短，只带了伙食费，没带请客用的钱，让他们记上账，下次来了再补交。总理也没责备我们，当时就作了一条规定，以后出差，时间再短，也要带上三百元。
再次到上海，总理还提醒我们交了上次的饭钱。以后，我们遵照周总理的规定，即使离开北京，当天返回，我们也带上三百元，以备急用。如果在外边呆的时间较长，或估计会有什么用项，我们还要多带一些钱。
二十一、两盏台灯
周总理夜间办公，灯光的亮度对他非常重要。为了适度，原有的一盏台灯装有三个灯泡，便于调整亮度。这种灯泡的度数较大，办公时间久了，灯下温度较高，特别到了夏天，有热烤的感觉，于是就想换一个日光灯。日光灯亮，不会太热。市场上没有合适的，如果去相关的工厂，他们会很高兴地接受这项任务，做出来的灯会更好。考虑到专门为周总理做一盏灯，要专门开模具，又不会大量生产推向市场，有点浪费，也不符合周总理的一贯思想。于是，请来了中南海机关的电工、铁工师傅。他们高兴地承担了这个任务，用已有的水管、铁皮加工焊接而成，刷上油漆，成为一盏落地台灯。总理试用一下说，做得不错，工艺水平不低，又快又省。
我们看这盏台灯使用效果不错，又请他们为总理再做了一盏小一点的，便于挪动。一九七四年周总理住进医院，这盏小台灯，摆在了病房的办公桌上。它伴随着总理度过了最后的夜晚。
二十二、袜子天天补
我们给总理买袜子，一次要买五六双，这样几双袜子轮流穿，时间会久一点，因为总理不喜欢穿新的。说实在话，总理与其他老年人一样喜欢穿松软一点的。新袜总是紧一点，硬一点，不如旧的舒服。可袜子总会穿破，特别是当年还很少有尼龙袜，大都是棉线袜。他那几双穿了多年的袜子，没有一双是完整的。破了，就让服务员补一下，后来是天天换，天天补。我们警卫员谁也不会补，就请服务员高云秀补。她手艺不错，织补后，几乎看不出来，总理穿上很舒服，就更不同意为他买新的了。时间久了，总理也发现，他每天脱下的袜子都有破的洞，才同意我们去为他买几双新的。
为给总理买袜子，我去了北京袜厂，照原有的尺寸定织了六双，是委托北京友谊商店的同志一同去办的。取袜时，工厂只收一元八角一双，是出厂价，友谊商店的同志与我们接触多了，知道总理的习惯，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行，要按市场价收。他说工厂没有照市场价收钱的做法。我说不管怎样做，一元八角一双我是不敢拿走的。他说，那就作为百货大楼进的货，照市场价交钱。于是我俩骑上自行车，由袜厂到百货大楼先按进价再转为零售价每双付三元六角，共交二十一元六角。总理穿上新袜子，问我多少钱一双。我把买袜子的经过说给他听，他听后满意地点点头：“这就对了。”
二十三、邓大姐给我们的补助
一九六四年我借下连队当兵回来前的空隙，请假回山东老家看望父母，这是我来北京工作八年里第一次回家。邓大姐知道后，一定要替我出路费。虽然我一再表示回家没困难，路费可以报销，但是她老人家坚持说：“你来中南海已八个年头没回家了，看望老人，要买些东西，这是常情，也是替我带去问候。你要是过意不去，那就算是路费吧，替国家节约，不用去报销了。”我只好收下这比我们两人月工资总数还多的一百元。这在当时确实不是个小数。
一九六五年一次，邓大姐生病，除躺在床上静养外，还想着我们卫士组的工作人员，问了问他们两人的积蓄，算了算卫士组的人头，分析了各自的困难定出了一个“补助范围”。那就是在西花厅工作满五年的每人送一件需用的东西；卫士张树迎、乔金旺，服务员霍爱梅，司机纪书林，上下班没有自行车或是有的自行车破旧，每人送一辆自行车；司机杨金明没有手表，出车靠人叫或是用那块双铃马蹄表，给他买一块上海牌手表。
二十四、打井浇菜地
西花厅院内有一水榭，我们也曾想在它周围的水池内放满水，但因长年失修，放的水很快就漏掉了。总理、邓大姐知道后，不准放水。我们看这块地空着，不如种点菜。大姐很支持我们于是就动手种上一些小白菜、豆角等。由于工作较忙，种上的菜管理不好，收不了多少。总理、邓大姐散步时走到这里，对着半荒芜的菜地，一针见血地说：“叫他们每人包一块，就不会这样了，谁种不好就看出来了，分片包干。”我们办公室的领导就照他们的交待办了。结果真灵，每人的一小块地种上了自己喜欢的菜，长势很好。我那一小块种的是葱。有次总理散步时，我主动对他说，那块葱是我种的。总理说：“不用你介绍我就知道那块地是你的，你这个山东人就会种大葱吧？”
总理问我们用什么浇地，我说用自来水，总理说太浪费，你们种的菜还不够水费呢。他想叫我们去中南海打水浇菜，可又觉得太远了。周总理问我们，院内能不能打井，叫我们找大姐商量一下。大姐知道后很支持总理的意见，并交待说，打井所需用的钱由他们出。我们一听又是他们自己出钱，就借故拖了下来。到一九六五年，正逢北京较干旱，总理、邓大姐又提起了打井的事，我们知道拖不过去了，就请来了有关部门测量了一下，选准了地点，打出了一眼井，装上了手压机。打井的全部费用都是用总理和大姐的钱支付的。我们用打井挖出的土种了地瓜，收了几百斤，最大的一个地瓜重三斤多。总理、邓大姐看后很高兴，还吃了我们收获的地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