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用这井水浇灌着菜地。邓大姐有时还亲自去菜地拔草、摘菜。我们把较好的扁豆、丝瓜等请厨师做给他俩吃。邓大姐很认真地交待，给他们吃的菜要交钱。我们不同意她的意见，说打井用的钱能买多少菜呀！怎么还交钱呢？邓大姐说这是两回事，钱还是坚持交。我们看大姐这样坚决，商量出了妥善的办法，那就是，我们劳动种菜，邓大姐出钱买菜种，吃菜都不要交钱了。我们也没统计过，自打了这口井，能节约多少自来水。但是可以想象得出，总理、邓大姐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的事很多。为节约用电，他叫改电门开关，一个开关带一个灯，还让写个随手关灯的字条。
二十五、自费做出国服装
按照当时的有关规定，临时出国人员，出访时间在一个月之内可享受十元人民币的外汇补贴，以便到所访问的国家，买些纪念品。周总理考虑到国家外汇较紧，不叫我们为他领取这笔补贴，更不准使馆为他买东西。后来随着总理出访的全体人员，在每次出访前的工作会上，都表示学习总理的精神，不领取外汇零用钱，为国家节约了不少外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周总理出访了非洲、欧洲、亚洲十四个国家。出访的国家多，时间长，而且气候多变，我们商量后报总理同意，给他做了三套中山装。他指定用自己的工资而不叫领出国补贴。内衣不准许做新的，说是内衣旧一点，穿在里面没关系。我们选了几件较好的衬衣，两套睡衣，其中一套已补了补丁，为他在出访时换洗。出访前，我们几人就商量了在哪个国家访问，就把穿过的衬衣、睡衣请我们大使馆里的女同志帮助洗。因为不好意思交给外国人洗，一是这些衣服叫人家看到不太好，一个大国的总理，穿补了补丁的衣服出访，影响多不好。二是这些衣服已穿多年，要是用机器一搅，很可能搅破了。所以，每到一个国家，我们就请驻该国的使馆来一位同志，把总理换下的内衣包好，拿到使馆去洗。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到达埃及首都开罗，这是十四国访问的第一站。天气很热，我们把总理换洗的内衣交到使馆。使馆的同志看到总理的衣服都大吃一惊。大家怎么也没想到，为全国人民操劳的大国总理穿的竟是这样的旧衣服，还不如使馆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穿得好。陈家康大使的夫人徐克立，亲自把洗好的衣服送到宾馆交给我们，还代表使馆的同志向我们提意见，说我们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让总理穿这样的衣服出国呢？就是在北京，也该换一换了。成元功是我们卫士长，他与这位大使夫人比较熟悉，向她说明了总理的衬衣是一九五四年为出席日内瓦会议时做的。这次出来，我们是选了其中几件好一点的，总理不准许为他做新衬衣。这位夫人与我们争论了好久，随手从她的提包内拿出三件衬衣，让我们收下，给总理穿。我们谁也不敢收，她一再说，这是用她和陈大使的钱买的，不是用公款。我们说，那也不能收，因为没经过总理的同意。她说她要当面交给总理，我们说你要不怕碰钉子，你就去。她见到总理，说是要用自己的钱给总理做两套衣服。周总理谢谢她的好意，向她说明自己的衣服可以穿，用不着用外汇在这里做衣服。这位夫人因过去同周总理比较熟悉，硬是把那三件衬衣放在我们那里，说是一定要给总理穿。事后，我们把这件事报告了总理，总理笑了笑说，谁收了谁穿。我们当然不会穿。这三件衬衣随我们周游了十四个国家，总理也没穿。回到北京，把这三件衬衣又转送给了别人。
二十六、在几内亚节约用水
一九六三年底，周总理出访非洲、亚洲、欧洲十四国，为时三个多月，行程五万四千多公里。访问最多的是非洲国家，北非、东非、西非有十个国家。每到一国他都遵守我国倡导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非洲这样一个对中国不太了解的地区，周总理的访问开拓了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增进了了解，增强了友谊。
访问几内亚时，杜尔总统以最高的规格迎接中国总理。他亲自陪同周总理去外地访问。金地亚这个在几内亚属于不太小的城市，倾城出动，对周总理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周总理下榻在像蒙古包式的草房内，外面看上去很简单，内装修却是宾馆式的。总理住在一间较大的房间，内有卫生间。我们是几个人住一间，用的是公用卫生间。天气很热，进房后，总理到卫生间，我跟进去，顺手开了水龙头，水流很小，没有热水管。我想把水开得大些，总理立即制止了。他一边放水，一边洗手。他边洗边问我：“你知道这水是从哪里来的吗？”总理一问，我奇怪了，这是基本的常识嘛，谁不知道。但我马上意识到，如果说是自来水厂来的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简单的答案，总理肯定不会问我，而且问得是那样严肃。我只好说一声不清楚。总理说：“这个城市用水很困难，没有自来水。这水是人们用罐子从十几里外的地方送来的。他们用头顶着罐子，倒在较高的水池内，用水管引过来，看上去卫生间的设备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水流不急。”他洗完手，用毛巾擦了擦脸，接着对我说：“告诉大家，尽量节约用水，咱们只住一晚上，大家擦一擦就行了，不要洗澡。”
天气炎热，一天的活动结束后，我还是想让总理洗个澡，总理坚持不洗，只是擦了下身子就睡觉了。
二十七、两台电视机
周总理出访非、亚、欧十四国第一站是埃及。对埃及的访问非常成功，加深了国家间的相互了解，增进了友谊，周总理的外交风度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总统纳赛尔在访问期间，送给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每人一台电视机。纳赛尔亲自交给他俩希望他们喜欢，并说明为两国的友谊，希望两位总理经常用它收看电视。
回国后，代表团三人领导小组的童小鹏、黄镇、孔原商请外交部同意，把这次的礼品作价卖给全团人员，依据礼品的实际价值和工作人员的支付能力交钱，这一决定报总理同意后执行。总理交了多少钱我记不清了，比我们交的多很多，因为他拿的是电视机。我当时拿到的是一台收音机。这收音机对我来说就很不错了，因为它是我的第一台收音机。
周总理、邓大姐把这台电视机摆在客厅，每天吃晚饭时，可以收看新闻，虽是黑白的，但图像清晰度很好。
一九六五年六月，周总理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在开罗得知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胡阿里·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执政，影响了这次会议的召开。在没有决定取消这次会议之前，周总理只好停留在开罗，作为非正式访问。期间由纳赛尔陪同，访问了亚历山大港等。纳赛尔又送给周总理一台电视机。这台比先送的那一台有所改进，体积不大，荧光屏大一些。
回北京后依照第一台的办法折价给总理使用。邓大姐决定第一台送给没电视的单位去看，而且先给警卫局的单位。虽然总理办公室的秘书们没电视看，邓大姐还是把它送给了警卫局保健处，后来保健处自己有了，又把它退给了西花厅。邓大姐再把它给警卫局车管科的同志，几年后，车管科也有了电视机，又退还到了西花厅。这台电视机在外“巡回”了几年时间，真是充分发挥了它的功能，最后回到西花厅已是影声不全了。于是委托广播事业局机要处的同志修理一下，放在了秘书们集体办公的房里。因为太旧了，看的时候还要不断地调试。
周总理、邓大姐一直使用从埃及带回的第二台黑白电视机。后来中央办公厅给首长家配备一台国产十九英寸彩色电视机，周总理、邓大姐的电视机进了一个档次，那第二台黑白电视便退出现役。
一九七六年，周总理去世，周总理值班室自然不复存在，秘书们清理完文件，也各自回原单位了。这两台电视机，邓大姐决定送给张树迎和我各一台。开始我们二人坚持不要，理由有二，一是分送给工作人员和亲属的纪念品都是我们二人操作的，把电视机这样的高档东西送给我俩不合适；二是太贵重了，专家、教授的纪念品是半导体收音机或手表，相比之下也不合适。虽然我俩一再说明不要，但是邓大姐很动情地说：“你们俩不一样，你们把总理最后送走，你们俩是在恩来最忙、工作最困难的时期为恩来服务的。我考虑再三，把电视机送给你们最恰当，别人不好比。我决定的事，希望你们二人不要不听。再说你俩要体谅我现在的心情，不要因为这事，让我心里不舒服。”邓大姐一边说一边流了泪。我俩听完邓大姐的一番话，马上表态，听大姐的。
邓大姐把那第一台电视机送给了我，第二台送给了张树迎。
我把这台电视机拿回家，全家围在电视机旁，孩子们高兴地打开，高声叫着，我们家也有电视了。孩子们怎么会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想的是我家有了总理、大姐使用过的东西。这是我家唯一的传家宝。
二十八、穿戴国货
周总理访问非、欧、亚十四国时，由于条件的限制，出访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包的荷兰航空公司的飞机。周总理考虑到我国航空事业的尽快发展，就在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中增加了空军飞行员，便于他们实地考察，带回飞行资料。
此次出访时间很长。从使馆报回的情况看，非洲有些国家的住房等生活条件较差，流行病较多。为了顺利进行此次出访，各方面都要作充分的准备。外交部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礼宾等方面作好准备；公安部、中办警卫局从安全、保健等方面作准备。
作为在总理身边工作的我们，更多的是在生活、保健、安全方面做些具体准备工作。根据非洲的天气炎热状况，要多准备点夏天替换的衣服。我们为总理做的三套衣服和两件短袖汗衫，都是从红都服装店（当时叫波纬服装店）选的国产料。请友谊商店的王敬德师傅做了一双黑皮鞋、一双皮凉鞋。上海牌手表是原有的。睡衣、衬衣都是一九五四年做的，只是把衬衣的领、袖换上了的确凉布。
出国用的箱子，是一九五四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送给总理礼品的包装箱。这箱子确实不错，又轻又大，只是外观不怎么美观。
这就是我们为总理出国前所做的生活上的准备。
在访问几内亚与杜尔总统会谈后，总理对我们讲，一个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要发展，主要是靠自己，自力更生才能真正生存。他对杜尔讲述了自己从穿的衣服、鞋子，到戴的手表等一律是中国货，说明我们的国家在解放后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种种困难，发展了民族工业，才强大起来。一个国家有外援只是辅助，靠自己的力量才能真正的独立、强盛。
睡觉前，总理习惯把手表放在床头。我们发现总理的表停了，就是那块十九钻的上海牌表。成元功、张树迎戴的手表，一块是瑞士的欧米茄，一块是日本的精工牌表，也都停了。都是机械表，什么原因停走搞不清楚。再看我的上海牌手表走动正常。我们都很奇怪，我这块上海牌手表，是六十五元钱从市场上买的，是半钢的。周总理的表价钱比我的贵一倍，还是全钢的。成、张二位的进口表价钱就更贵了。没想到我的这块最便宜的国产表在异国他乡露了脸。
总理说，今天会谈时还向杜尔称赞了这块表，没想到它经不起表扬。我们也借机开个玩笑说二比一，两块外国表一块中国表停了。总理说，还有一块中国表在走，国货还是不错的。于是我把我的那块表，放在了周总理的床头。
第二天才了解到，科纳科里这座城市下面有一座大型磁铁矿，表停是磁铁的原因。可是我那块手表为什么能抗衡这磁铁的力量呢？至今也没搞清楚。第二天，三块已停的表，没经修理，又走动了，也许是它们适应了环境。
二十九、穿补丁外衣会见外宾
经常见到周总理的同志，都会回忆起总理经常穿的几套衣服。冬天是灰色法兰绒中山装，春秋天是一套深灰色中山装，夏天是淡灰色毛涤中山装。这几套衣服大多在会见外宾时穿，平时穿一套灰色布料衣服。这几套衣服是一九六三年出访亚、非、欧十四国时做的，时间久了，有的变色，有的损坏，特别是那套法兰绒外衣，表面的一层绒都磨掉了。磨擦最多的是右边袖子的肘部，破了一个洞。我们请示总理做新的，总理不同意，说补一补还可以穿，外宾也不会看后面。就这样，我们请红都服装店的师傅用同样面料修补上，为了对称，索性把左边袖子同样挖上一个洞，补上一块。他就穿着这样的衣服会见外宾。实际上稍一留意，谁都会看到这两个补丁。有一次外交部的韩叙问我，怎么不给总理做套新的。我说，谁能说服总理做新衣服，我们会十二万分地感谢他。
三十、一块手表引起的风波
总理的一块上海牌手表，是一九六一年从上海手表厂买的。总理带着它走遍国内外。时间久了，这块手表也逐年老化，原有的夜光不亮了，走时也不太准。张树迎和我商量，有机会去上海再给总理买一块。这当然要经总理同意才能办、一九七二年，总理去上海，我们打听到上海出了一种表，质量不错，三大针、日历、夜光。于是就请上海接待的同志选一块。他们拿来三块表，三个样式，售价一百二十五元。当时市场上十七钻的仁海表是一百二十元一块。拿来的是十九钻，所以多收五元。我们留下了其中一块。当时总理正在开会，准备会后向他报告。没想到，还没等我们向他报告，他却把张树迎和我叫去，问手表的事。我们相互看了一下，心想，他怎么知道我们买表的事。张树迎向总理说明了事情的经过，总理听后，没动火，但还是批评我们说，为什么不先问他一下，马上把表退回去，说他原有的那块表还可以戴，等不能戴了再换新的。我们把表退给了接待处的同志。这事使张树迎觉得奇怪，他对我说要买表的事过去总理知道呀！今天态度怎么来得这样异常。我们俩猜想着一定会有什么事。
原来，上海的一位负责人见到总理，说给他的表已经交给我们了。他没说是买的，这就违背了周总理的本意。总理批评我们是事出有因。这以后，谁也没再提及买新表的事。我们多次把那块老表送到北京表厂修理，那块表一直陪着他度过了十五个年头。总理去世后，这块表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起来。
三十一、“艰苦朴素”好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字报、标语牌到处可见，人们都习以为常了。毛泽东的一句话传出，整个北京市乃至全国各地，锣鼓喧天，人们会放下手中的一切，到街上去游行，庆贺又一最新指示的下达，以表忠心。至于谁去执行，执行得又怎么样，那是另一回事了。中南海也不是世外桃园，毛泽东又住在里面，虽说形式主义的东西不如红墙外面那样多，但也要跟上“革命”的形势。中南海是以北京的传统建筑为主，保留在各大门内的迎面墙上原没有特别的装饰，“革命”来了，也要修饰一番，向着大门的一面，涂上红色，写上了“艰苦朴素”四个毛泽东手体字，很醒目。一次周总理回来，进中南海东门，看到了这个“语录”，说：“这四个字好，要提倡‘艰苦朴素’，要告诉人民大会堂，在合适的地方也要标上这四个字，提醒人们，不要只顾革命了，就忘了艰苦奋斗，大家要注意节俭，不要浪费。我看现在浪费就很大，粮食就有浪费，吃不了的馒头，顺手丢了，不知道留下来下次吃。特别年轻人，不知过去的艰苦。”当年住进中南海的红卫兵吃剩的馒头，扔到水里不少。中国人口多，每人浪费一斤，就是八亿斤哪。
三十二、总理办公室的规定
一九六七年四月，我们随周总理到了广州，住广州军区招待所。这里与省委招待所（今珠岛宾馆）只一路之隔。以往总理来广州，多住在省委招待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里也随着省委机关的瘫痪而关闭，接待机构已不存在，原有人员被调离，下放的下放，留下无几。中央领导人来广州，只好住在军区招待所，此时住在这里也比较安全。这次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次来广州。周总理到广州的消息，很快社会上就知道了，要求见周总理的各群众组织很多，都要亲自向周总理述说他们的观点，不外乎是对当地领导的看法，其中有保的也有打的。如果是在北京，总理会安排一个系统或一个单位的接见，听听他们两派的意见。到广州就不同了，如果按单位接见，时间不允许。于是，就请各派组织选代表，选出的代表实际就是各派的头头。
会见的地点，选在招待所院内的一个大会议室。周总理步入会场，听到的是一片口号声和欢迎的掌声，不小的会议室坐满了几百人，几百人都抢着发言。不管他们怎么大声地喊叫，主持人仍按事先商定的顺序，请他们发言。原来也规定过每个人发言的时间，但讲起来就没准了，四五个小时过去了，报名发言的人仍然很多。怎么办？只好休会，明天再开。就这样一天天地开会，原准备一次的会，一下拖延五天。我们始终在会场里听着他们的广东普通话，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有位广东郊区的姑娘，她用那“普通话”发言，再加上情绪非常激动，结果是广东人听不懂，北方人更听不懂。周总理请她说家乡话，说讲广东话，他还可以听懂一些。她好像如鱼得水，讲起话来很流畅。广东人听懂了，我们当然还是一句不懂。周总理听着她的发言时而点头，时而记录。周总理以他超人的耐心，倾听着各方代表的发言，有时也插话、提问。他还批评那些违反规定，对军管会、对领导人的人身攻击。最后周总理还是劝说各派组织，有理说理，不要随意揪斗领导同志，两派之间不要揪斗，更不能动武，要把各自的革命搞好，把各自的生活搞好。他还专门对那位农村来的女青年讲，革命要抓，不能误生产，种粮食不能误农时。
准备回北京的飞机，天天准备，天天延迟。按照专机的规定，停留二十四小时后再起用时，必须试飞。就这样，连续试飞五次才真正地使用了。
离开广州的前一天，广州军区负责接待的一位领导人对我讲：“几天来，你们谁也没上街，也没时间给家人买点东西，这里准备了一点水果，每人一小筐，共计十一筐，每筐收费一元。知道你们有规定，不过，你们多年来第一次住军区，表示点心意。”他一边说，一边拿出发票。确实是第一次住在这里，我们过去也不曾相识，没有好意思当面驳回，答应研究一下再说。于是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觉得交钱买东西，更主要的原因是面子，于是收下了，付了十一元。又通知专机组，准许上机。因为我们对专机也有规定，没有我们的通知，专机是不能接受地方的任何物品的。
飞机降落在北京的西郊机场。周总理上车前，回头看到了这些筐。同家的路上，他问是什么东西。我如实回答了。他显得很不高兴，只说了一句话：“回去报告大姐处理。”我当然是带着一身冷汗回到西花厅的。
等在门口的邓大姐，刚对总理说了一句：“回来了。”总理就指着我说：“你去给大姐说。”大姐问：“出什么事了，这么严肃？”
我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对大姐讲了一遍。大姐没批评我，因为她从周总理的表情已猜想我在回来的车上一定挨批了。于是，便用缓和的口气说：“你要把这事处理好，把筐打开，看看里面装的什么水果，称一称，算一下多少钱再说。”
我把十一筐水果都打开，逐一过称。香蕉一把约二斤（每斤一角六分），桂圆二斤（每斤三角六分），杨桃四个（约一斤多），菠萝一个（二角钱），共计约合人民币一元七角八分。我把具体的情况向大姐报告，大姐问我怎么处理。我说：“每人再收七角八分钱，写一份检查，寄去广州。”大姐点头说：“这样做就对了，你还年轻，要接受这次教训，做事情要亲自去看看。”
在一次党的支部生活会上，我和有关的同志都作了检查。邓大姐在会上语重心长地说：“通过这件事，看起来要坚持一个好的制度有多么不易呀。你想坚持了，外界还会不停地影响你。关键还是你们自己要掌握好。这次的事就过去了，接受教训就行了。”
事也凑巧，几个月以后，总理又去广州，仍住在军区招待所。还是那位主管接待的同志，提来十几筐水果，筐确实不大，每一筐开一张发票，共计十一张，每张一元二角钱，说是照市场价格，每人一份。我对他说：“你还没接受上次的教训。”他说：“正是接受了上次的教训才把水果拿来给你们看，每人一张发票，市场价格，不会有问题。”他一定叫我们带上。面对这位职务比我高的热情的领导人，我不便说得更多，带上他去见杨德中，杨德中坚决地对他说：“要按照总理办公室的规定办，这水果不能买，你把它拿回去吧。”
事隔数年，我们又去广州，省委招待所已恢复正常，周总理住在一号楼，工作人员住二号楼和三号楼。因工作需要，带去中央普卫团的几位战士，由一位区队长带队。他们是第一次来广州，对什么都新鲜，连在北京盆栽玉兰花在这里长成大树，都觉得好奇。几位战士上街，看到香蕉很便宜，于是就各买回几斤，摆在自己的房间桌子上。一是在这里尝个鲜，二是想带回去送战友。杨德中当时兼任中央警卫团政委。抽时间看看战士，是他多年深入部队的作风。来到广州，也不例外。他约上张树迎去看战士，进房后发现每个房间都有几把香蕉。于是说：“对你们招待不错，可能你们是第一次来，优待你们，周总理房间都不准摆水果。”带队的李忠江马上解释说，这是在街上买的，准备带回北京的。杨德中听后，脸色变了：“谁叫你们带回北京的。老张、小高知道吗？”李忠江没声了。杨德中追问道：“是谁批准你们可以带回去？”李回答没人批准。杨德中看他有些紧张，改了语气说：“办公室有规定，不准买土特产回北京，你李忠江事先应请示一下，你在三中队这么长时间了应该懂得。”
离开广州之前，杨德中叫我去看看他们。走进他们的房间，香蕉不见了，问李忠江香蕉哪去了。他说：“吃了。”我惊奇地问：“那么多香蕉，你们一天吃完了？”战士们笑了，笑得是那么甜。李忠江说：“我们这肚子，一次可以吃一斤米饭的量，几斤香蕉一天都吃了，没浪费，也没犯错误。”
这又是一次对我们的教育，战士们像听从命令一样，遵守着周恩来办公室的规定。我真担心他们把肚子搞坏了。
三十三、轻车简从
周恩来是当年我们国家领导人中出国访问、国内视察次数较多的一位。国内视察，飞机、火车是主要交通工具。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以乘火车为主，以后改为飞机为主，原因是飞机比火车快，可节省往返路程的时间。开始所用的专机是伊尔—14,每小时速度三百多公里，而火车不过七八十公里。随着机型的改变，伊尔—18每小时速度五百多公里，总理就更少乘火车了。
每次出行，一般随行人员：秘书一人（视需要去内事或外事），保健医生一人，警卫二人。
一九六七年后，周总理心脏有病，增派一名护士，警卫局派出前站人员一二人，负责联络。他所带随行人员，包括陪同外宾访问外省、市都不增加人。
周总理在国内视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
一、不准省、市领导人到车站、机场迎接。
二、不准宴请、不准陪餐。
三、两菜一汤，不招待酒水，不吃高级菜（如鱼翅、燕窝之类的东西）。
四、房间内不准摆糖果、水果，茶叶自备。
五、去公共场所，不封园、不闭店、不戒严：
这些规定，总理严格执行，省、市领导人也严格遵守：只是总理到了下榻的地方，他们再去看望。总理对省、市领导的做法很满意。总理最后一次去长沙，是一九七四年。当时他已重病在身，到机场后，也和往常一样，由省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在机场迎接，只是增加了先期随毛主席到长沙的张耀祠。
在北京市区的外出，多数为单车行动，车内有卫士长、卫士、秘书。一九六五年，总理办公室撤销，改为总理值班室，原有的办公室主任、副主任都调动，秘书也随之减少。到一九六九年，值班室的秘书只剩二人。此时在京的活动，由卫士长和卫士轮流跟随，视工作的需要增加秘书。当时周总理心脏有病，增派一辆随卫车，保健大夫和护士跟随。
三十四、不要搞特殊
一九六八年六月九日午夜，周总理半躺在床上，看完了手中的最后一份文件，准备睡觉。我关了灯，正要走出房门，总理把我叫住，问：“你在我这里工作几年了？”我轻声地回答：“八年了。”总理说：“也不算短了。”我不解地想着总理问话的意思。总理接着说：“我的事情很多，年岁又大了，有些事不一定想得太周到。你们在我这里工作，不要只管我的生活，你们要提高思想水平，要从政治上帮我，我有想不到的，说错的，你们替我想，提出。”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总理又说：“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搞特殊，不要认为在我这里就高人一等，不要用我的名字去压人。”并问我，“你们有没有这类事情？”
听了总理的这番话，我想，我们可能在什么地方办错了事，一下又没想起来，急忙说：“我们明天查一下，您先睡觉吧。”
“听说上海的一个报温器，你们给拿来了？”总理接着问。
“是，上海试制的，这是几年前的事了。说是叫我们先试一下。”
“给钱了吗？”
“给了。”
“这种做法不好嘛。试用？为什么不给我说一下就拿来了？你们又不懂技术。”
我怕影响总理休息，急忙说：“我们几个人都有责任，要认真检查这件事情。”
“我是在帮你们想问题、认识问题，不是叫你们检查。今后这类问题要注意，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搞特殊。”
三十五、“接触群众太少，消息就闭塞了”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一日深夜，在周总理卧室。
周总理指着他的上海牌手表问我：“这块表是不是按市场价钱买的？如果缺钱就补上。”
“是按市价付的钱。”
“你们不要用我的名义买东西，你们要做榜样，不然就会特殊。”
“我们一定照首长的指示去办。”
“你们对我要同志看待，怎么又首长首长的。”
总理在谈到上下级关系和同志之间的关系时说：“你们在我这里工作这么多年，可以讨论一下我的缺点，有时间我参加党小组会。我对你们是很严的，你们对我也要严。我对你们严是严，但是一分为二，有时还是宽容多了一点。”
当谈到深入农村、工厂了解情况时，总理说：“你们可以轮流下去，调查一些情况告诉我，现在有些情况来源靠不住。事情要深入才能搞清楚的。前年去灾区（指河北邢台地震），情况搞得准，马上下决心，派解放军去支援，宣传毛泽东思想，动员群众生产自救。虽然至今房子还没完全盖起来，但人的精神面貌大大不同了，生产影响不大。”
总理稍停一下又说：“现在的工作太多，不允许我下去，能下去一个月也好，接触群众太少，消息就闭塞了。”
三十六、“八一”联欢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晚，周恩来、邓颖超亲自出席了纪念“八一”建军节联欢晚会。这次的纪念活动是邓颖超倡议的，参加的单位有，中央警卫团的领导、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三中队的官兵，警卫局保健处、服务处和西花厅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国务院机关的部分同志。各单位事先都为这次联欢准备了节目，当然是自编自演。周总理听说后，也要来参加联欢。同志们听说周总理要来，准备工作更积极，挑选出本单位最拿手的节目。
这天晚上，国务院小礼堂坐满了人。周总理、邓大姐准时来了，全体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周总理、邓大姐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他们没有直接入座，而是健步走上舞台，向官兵们、向同志们致节日问候。总理提议由他开始第一个节月，指挥大家演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用高昂的歌声，拉开了联欢会的大幕。
周总理、邓大姐和战士们坐在一起，观看着一个个节目。刚刚由护校毕业、调来不久的尚书兰是在演出的前一天才选定的报幕员。看得出，今天最紧张的要数她。她是头一回看到周总理、邓大姐。在今天的晚会上她要报幕，出场十多次。我看着她那紧张而又严肃的样子，直想笑、又怕她报幕出差错，不时过去提醒她不要紧张。她每次出场，都是迈着正步，右手握着《毛主席语录》，用她那清脆的嗓音，报出“下一个节目……”
联欢晚会在一片欢乐声中进行，人们时而看着演出，时而转眼看看周总理、邓大姐。他们虽说在中南海工作，能这样与领导人在一起的机会还是不多的，谁不想用这样的机会多看几眼呀。秘书提醒总理开会时间到了，总理与座位就近的战士握手告别。
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欢送总理。邓大姐没有走，继续观看演出……
三十七、二十年穿两双皮鞋
一九六一年我到总理身边工作，看到总理的皮鞋已换了前掌，鞋面也已陈旧，就向卫士长成元功打听，这皮鞋是什么时候买的，这么旧了，怎么还不做新的。成元功说，这是一九五四年去日内瓦时做的，穿了六年多了，鞋底都换了两次了。总理不让做新的。一九六三年底，借总理出访非、亚、欧十四国的机会，经总理同意做了一双新皮鞋。访问开始，总理没穿新皮鞋。我们到了加纳，让总理换上新的皮鞋。总理只试了一下，底太硬，说是穿新的不舒服。后来成元功穿上它，在院子里跑了几圈，直到觉得软多了，才劝总理穿上。以后这一新一旧两双皮鞋轮流换着穿。直到一九七四年初，我们看总理系鞋带不方便，才说服他，又做了一双松紧口的皮鞋。时隔不久，总理住进医院。在医院会见外宾，他就穿这双松紧口的皮鞋。总理去世后，这双鞋随着他的遗体火化了。
三十八、总理喝酒与酒量
人们传说周恩来总理酒量很大，有人说他可以喝两斤白酒，对茅台酒特别钟情。这些话也不全是传闻，周恩来喜欢喝酒，也有一定的酒量，这是事实；形容他开怀痛饮，酒后豪言壮语，就有些失真。作过多年的同志，在一起回忆了一下，周恩来喝酒是能掌握尺度的，解放后有几次过量，多为国家的喜庆日子。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了，周总理向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英雄们祝贺，为战争的胜利结束，多喝了几杯；旅顺港从原苏联占领下收复，移交仪式后，庆祝胜利，饮酒有些过量；一九六一年庐山会议结束后回到南昌，这是周恩来一九二七年指挥南昌起义离开三十七年后再到南昌，因高兴而多喝了酒。三次饮酒过量也不可以斤论之。他在家吃饭时有时也喝上一杯，大都是在天气较冷或是自感受凉时喝酒去寒。他常对人说，喝茅台酒可防感冒，但从不多喝。六十年代后期，他患有心脏病，需控制用酒，宴请外宾也是只碰杯不干杯。在我的记忆中，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在欢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宴会上喝了几杯茅台酒，一九七二年欢迎尼克松时也喝了几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次喝酒是政治的需要。他不会喝过量，也不让人以水代酒。
三十九、不要提吃猪肉的事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二日，周总理陪同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问大连。一天的外事活动结束了，周恩来准备睡觉。因早在一九六七年已查出他心脏供血不足，今年初又发现尿中有少量红细胞，但没确诊什么病。所以按照身体的需要，睡前要吸氧气。吸氧前，总理对护士许奉生和我说：“你们注意了吗？今天两餐饭，没吃到猪肉。”小许习惯地先笑后说：“是没有猪肉。”我接着说：“每餐都是大虾、海货等，在北京很少吃到。”总理说：“这里的老百姓哪能天天吃大虾？连咱们都吃不到猪肉，可见市场上的猪肉很紧张。”据说当时每人每月的猪肉定量是三两。总理对小许说：“你是大连人，很久没回家了吧。借这个机会，你明天回家看看，了解一下市民一个月能有多少猪肉吃。小高给要辆车送去。”小许说：“不用要车了，出宾馆坐上电车很快到家了。”小许建议说：“总理你想吃猪肉，明天叫宾馆搞一点给你吃。”总理说：“不是我要吃，我是想到这里的市民有没有猪肉吃。”
第二年，一九七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周总理陪同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恩古瓦比到大连访问。临别前一天，周总理交待张树迎，这次去大连，不要提及猪肉的事，更不要叫地方搞猪肉吃，不过，要带上几斤猪肉，叫小许给她家送去。
四十、在“楼外楼”三付饭费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六日，周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在西湖旁的植物园参观结束后，周总理送别了客人，在返回招待所的路上，总理说：“去‘楼外楼’饭庄看看，请你们在那里吃饭。”于是，我们的汽车改变了去住所的方向，沿着湖边马路，驶往“楼外楼”饭庄。
到了“楼外楼”门口，已过了营业的时间，总理叫我先去看看，问一问还卖不卖饭。我走进饭店，看到无客人吃饭，只是饭店的服务人员在一边吃饭一边聊天。我问一位服务员，还有没有饭吃。他端详着我这位身着整齐的客人，一时没有答话。另一位年岁较大的师傅问我：“有几位？先进来坐下再说。”我高兴地说：“好。”我刚要转身去请总理，就听有人喊：“总理来了，总理来了！”周总理进了饭店，大家抢着与总理拉手，他们请总理上楼。周总理一边走一边说：“很久没来你们这里了，今天我带几个人一起来吃顿饭。他们都是从北京来的，有的没到过你们饭庄。”一位饭店负责人说：“欢迎，欢迎。请总理和同志们先坐下等一等，我们马上备饭。”总理问：“有什么菜？”这位负责人领会了总理的意思，马上回答说：“有西湖醋鱼，叫花子鸡没有了，现在做来不及。”总理说：“有醋鱼就可以了，这是你们的名菜，再配两个菜就行了，不要搞多了、我们就这几个人，搞多了，吃不完，浪费。”
饭菜很快上来了，周总理一边吃一边向我们讲述他过去来饭店的情景。当吃到西湖醋鱼时，饭店负责人问总理味道怎么样？总理称赞道：“这种做法很好，味道鲜美。”总理还问西湖的水有没有污染，一再强调，要保持西湖水的清洁，保住这西湖醋鱼的美味名声。
吃完饭，我照例去结账。总理问我付了多少钱，我拿着发票对总理说：“十元一毛。”总理说：“太少了，这样他们会赔光的，再去加钱。”那位饭店负责人推托不再收钱。总理说：“你不收钱，我就不走了。”于是，又收下十元钱。总理看看我拿着第二次付款的发票，才起身下楼。我转身小声问一位服务员，如果是其他客人吃这一餐饭，需要付多少钱。那位服务员说：“要三十元左右。”
在回住所的车上，总理说：“他们这种做法不好，应当按实际价格收费。看上去他们是对我们好，实际是帮倒忙，这种风气什么时候才能改呀。我看二十元也不一定够。”我把了解到的实际价格向总理说了，总理很严肃地说：“你告诉他们，以后不准这样做，你再补交他们钱。”因为下午有事，我们没能去饭庄补钱，就把补交的十元钱给了省接待处的同志，请他们转交。
事后，我们收到“楼外楼”饭庄寄来的信，信中叙说了他们接待周总理的愉快心情，特别是总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以及处理这件事的认真态度，他们深受教育。随信还附了一张当时做菜的用料清单，标明了价格，全部费用十九元多一点，再加上加工费，三十元足够了。我们把这封信向总理说了。总理笑着说：“这就对了，不能搞特殊。”
四十一、没有付钱的一碗汤
周总理住在医院里，为增强他对疾病的抵抗力，除医生用药外，还需锻炼和补充营养。有人建议北京饭店有一种汤营养很丰富。我们如获至宝，因为在当时，只要对总理治病有好处，我们都会采纳。经医疗组同意后，我们到了北京饭店。饭店的领导早已知道总理有病，听说要做个汤，他们出自内心的高兴，因为能为总理康复尽点力。汤的用料比较多，我只记得有海参丝、鱿鱼条、香菇等，用鸡汤炖。做好后取回来给总理吃，他觉得不错。我们问北京饭店这汤多少钱。他们说，总理吃得好，以后还会要，最后一块算吧。我们也觉得这办法可以。哪曾想到，总理后来已不能进食，我们因忙于照顾重病中的总理，把这汤钱的事忘了。周总理过世后，张树迎和我想到了这件事，就打电话找到了北京饭店的齐经理。他哭着说：“总理都不在了，你们怎还想着这件事，这钱不能收，不能收。”他连说了几个不能收，悲痛得话也说不出来了。张树迎对我说，那就算了吧、这碗汤就没交钱。
钱没交，当时我们是想通了，可今天，仍觉得对不起周总理：他一生廉洁，最后还欠了这笔债，这是我们的过错，我们的失误，接受了这一次的教训，所以在为邓大姐工作的时间里，特别注意这一点，没有再留下什么遗憾：
邓大姐离京到外地视察工作和休息，是从一九八四年开始的，
在这之前，她很少外出，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因为身体不太好，不适应变化太多的环境，再就是怕给地方增加负担。她曾这样说过，我身体不太好，又没有多少事要办一出去就会兴师动众。
医生和有关同志根据邓大姐当时的身体状况，认为外出活动活动，总比呆在北京好，比如冬天去南方，夏天去北方，对她的身心有好处。经一再做工作，邓大姐同意了。于是就在一九八四年的十月去了福建的厦门，十一月去了广州，一九八五年的夏天去大连。在外期间，邓大姐吃饭是按标准交钱，交粮票的，我们工作人员也不例外。邓大姐不接受地方上赠送的任何纪念品，有的土特产也是出钱买的。
一九八五年冬去广州，回来时正值湛江的橙子成熟了，我们要买一百五十斤，接待单位不肯收钱。邓大姐说不收钱就不要了。我与他们协商，说邓大姐的态度很坚定。这种水果刚下来，北京市场上还没有，钱你们还是要收。她说不交钱不可以，说不要钱谁也不敢带回去。他们说，这是从水果产地摘下来的，钱怎么收法。最后我们达成一个妥协的办法，即按产地价格收，就这样，才带回这一百五十斤水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