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秋，邓大姐去长江三峡，从重庆上船，途经万县，在船上会见了万县的领导同志。船离开万县，有人对我们说，万县的领导留下了一口袋柚子，是送给邓大姐的。我把这一消息报告了杨德中，当时杨德中正陪大姐在游三峡。杨德中约赵炜一块商量，说是船已开了，柚子带回北京再说吧，当时没马上向大姐报告。回到北京，大姐说你们处理得欠妥。如果在宜昌说了，可以退回去，现在怎么办，你们处理。赵炜和我共同的意见是把柚子留下，寄钱去。共计四十个柚子，当时价格一个不会超过五角钱，就寄去二十元钱，由赵炜写了一封信，这事才算完了，大姐的不满情绪才算完结。后来，万县的一位领导来北京，大姐见了他，又提及此事，那位同志深有感触地说：“太受教育了。邓大姐对这几十个柚子这样认真，此事终身难忘。”
四十二、有困难找西花厅党支部
邓大姐对每一位在她和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从政治上关心培养，到生活上体贴关怀。特别是对与她接触较多的警卫、服务、厨师、司机等，在生活上关心得更多些。因为这些同志当时的工资较低，有的孩子较多，只要谁有困难，她都是拿出她和总理的工资去帮助。
有一次，一位公务员家里遇到了困难，欠债一百七十元。他本人的月工资是四十多元，平时没有什么节余，靠他个人一时很难还上这笔借款。我们党支部为这事开会研究怎么帮助他解决，决定由他申请从福利费中补助。按照当时困难补助的规定，是不能一次解决这么多钱的，讨论的一致意见，准备分两次补助，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会还没散，邓大姐推门进来，问开什么会，谁也没想到邓大姐会进来，都愣住了：大姐说：“你们对我还保密吗？”支部书记如实向大姐讲了一遍。大姐听后说：“你们做得很好，对有困难的同志应该关心。不过，专门用很长时间开会研究这一百七十元的补助办法，就大可不必了。我和总理的工资有节余，就拿我们的钱替他还了欠款，减轻他的精神压力。就这样定了，不要再讨论了。”邓大姐接着说，“我也是这个支部的党员，向你们提个意见，以后类似这样的事，你们要与我通个气，谁有困难，就不要向组织申请了，用我们两人的钱帮助同志，节约了国家的，也是替组织上做工作嘛。”
邓大姐关心着每个人，她送自行车给家住较远步行来上班的同志；买手表送给没表的同志；谁家生小孩或儿女结婚，大姐知道了，都要买些东西送去。可以这样说，在她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得到过邓大姐的关心和照顾：
周总理很忙，有时因为在外开会时间较长，回到家里时，已过了我们工作人员开饭的时间。我们就到街上小饭馆去吃，府右街到西四的一些小饭馆，我们都问津过。时间一长，被邓大姐知道了，她觉得长此下去对我们身体不利，就告诉做饭的桂焕云师傅：“跟总理出去，回来超过了食堂开饭时间，就给他们做饭，不要叫他们到街上去吃了。”我们当然不好吃总理、大姐的饭，便和桂师傅商量好，大姐问起来，就说是你做给我们吃了。我们仍然跑到街上的饭馆吃饭。哪晓得，有一天邓大姐亲自去厨房看我们吃什么，发现我们不在，还批评了桂师傅。又把我们约到一起，说是搞一个规定，凡是跟总理出去或出去办事情回来晚了，都在厨房吃饭。我们只好听大姐的，但也提了个要求，有挂面就可以，不要炒菜，这样也减少桂师傅的负担。每吃一次饭，要交粮票，交钱。大姐说：“我和总理的粮食定量总数是二十八斤，如果不够了，你们补点粮票，钱就不要交。”就这样，邓大姐叫桂师傅常备些挂面，并说；“他们光吃挂面不行，要给他们炒点菜，炒些鸡蛋。”以后这条不成文的规定一直执行到邓大姐去世之前。
邓大姐对我们生活上的关怀，温暖着同志们的心，政治上的关怀，时刻激励着我们努力奋进。她了解我们每个人，有的同志是建国前参军或参加工作的，有的是建国初期参加工作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多为高小、初中文化水平，少数同志上到高中。针对我们的情况，她有意识地注意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拓宽我们的知识面。比如，有位服务员建国初参加工作的，在家只读过两年书，看报纸都有困难，大姐就特意叫她读报，一边听一边教她认字。后来，大姐叫这位同志去中南海业余学校学习，那是真正的“业余”，都是在早晨或晚间上课，最后，这位同志达到初中文化程度。
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不断，在关键的时候，大姐都帮助我们。“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南海并不是世外桃园，住在中南海内的一些单位也分成了名目不同的派别，都用了时髦的名称，都说自己是革命的，都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面对这种形势，西花厅怎么办，我们没有分派，作为一个整体也没归属哪一派，更不去串联。当然，对社会上出现的现象，各有各的看法。我们整天忙于工作，可是也不能成为逍遥派，我们不去参加活动，但那些派别的人为扩大队伍，扩大影响，找上门来，叫我们表态，不表态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二在这左右为难的时候，邓大姐对我们说：“你们整天跟着总理忙于工作，哪有时间去参加他们的那些活动，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就是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邓大姐的话虽说不多，但是，却使我们更为清醒了，不去参加派别的胆大起来了。所以，我们西花厅的党支部坚持正常的活动，当一些派别通知我们对被揪斗的人表态时，我们都是以党支部全体同志支持上级党委的决定这一种形式出现。这在当时已是不容易做到的了。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年代，西花厅党支部是为数不多而且健全的党支部。这是与邓大姐的关心指导分不开的。
四十三、“你俩从西花厅去上班”
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下午，张树迎和我去向邓大姐辞行。张树迎再次向邓大姐汇报了对周总理遗物的清理工作已经结束。遵照邓大姐的意见，我俩回原单位中办警卫局工作，明天去上班，今天来向大姐告别。邓大姐说了很多动情的话，更多的是鼓励我俩到工作单位好好工作，注意锻炼自己。最后大姐说：“你俩明天先到这里来，从西花厅走出去上班。”我当晚彻夜未眠，想着邓大姐的这句话。她是把我们当成是他家的人啊，西花厅是我们的家。
第二天，七月五日，我俩比往常更早一些到了西花厅，邓大姐正在早锻炼。我俩知道，大姐还没吃早餐，于是又回到了我们原先的办公室分别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等待着邓大姐。约九时，邓大姐走出客厅，看我俩已经站在庭院，说了声：“我去送你们。”我俩分别走在邓大姐左右。看得出，邓大姐对我俩有说不出的留恋之情，我俩谁又想离开西花厅，离开邓大姐呢？一向健谈的大姐，今天的话也少了。还是张树迎打破了这沉默的送别，对邓大姐说：“警卫局那边已打了招呼，说是今天可以晚点去报到。”大姐看了看我俩说：“真不想叫你俩走，可是不行呀！我这里用不了这么多人，再说也没这个编制，恩来不在了，老张跟他二十多年，小高也十多年了。这些年你们只是围着他一个人工作，到了新的单位接触人多，工作会多一些，应该多方面锻炼一下。”我们说，大姐昨天对我们说了很多，我们俩在警卫局一定好好干，不辜负总理、大姐多年的教导。我们还都在一个大院，大姐需要我们，随叫随到。就这样一边走一边谈，步子虽然很慢，可路就那么一段，很快来到了西花厅的大门口。邓大姐紧握着我俩的手，说：“西花厅的大门对你俩是开着的，什么时候想来就来，用不着联系。”我俩依依不舍，表示会常来看望大姐。
张树迎和我都安排在警卫处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张树迎被分配到局属供应科任科长去了，我仍在警卫处当参谋。局领导找我谈话说，你不要有什么想法，你在警卫处就不调动了。
我会有什么想法呢？我只想着西花厅还有位老大姐，她说的那句“西花厅的大门对你俩是开着的……”是那样的亲切，是那么的厚爱，我随时可以去。邓大姐年事已高，会不会随时需要我去呢？虽然有的同志借这个机会被安排在外单位工作了，我觉得离开了中南海再来照顾大姐就不如在警卫局方便。因而下决心，只要组织上不调我出去，我是不会提出要求调走的。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熟睡中的我被震醒后，把两个儿子从楼上抱到楼下，让妻子照顾。我说了声“去西花厅”，就跑了。看着沿街倒塌的房子，心里越加紧张，步伐加快，恨不得一步迈进西花厅。进了西花厅的前院，见同志们围在汽车前，走近一看，邓大姐熟睡在车里，我才放下心。赵炜奇怪地问我：“你怎么来了？”我没回答她，只是问她怎么安排。说真的，对这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谁也不会有办法，只知离开高大建筑，躲在屋外。至于我们相互之间的问话，更是毫无依据，谁也没有正面的回答，实属正常。我看邓大姐安全熟睡，对同志们说了声，我先走了，到警卫局看怎么安排。
震势渐缓，警卫局为邓大姐在院内搭了一个临时防震屋。对老人来讲，只是应急用，不能久住。赵炜找到了国务院管理局，于是，邓大姐搬进了东交民巷十五号院的二号楼，据说这幢楼的防震性强。
邓大姐搬出后，西花厅的住房开始加固，是以防八级地震的标准加固的。几个月后，邓大姐又搬回西花厅。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大姐被增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按规定是可以派警卫员的，邓大姐坚持不要，不增加编制。对她的外出活动，警卫局都视情况派人随卫，而且是选派她熟悉的人。滕和松、张洪德、庞廷金和我都轮流跟随过，后来局领导明确对我讲，以后邓大姐在京的活动主要由我跟随。警卫局还多次向邓大姐提出派专职警卫，都被大姐谢绝了，她只同意临时派人。
邓大姐以人大副委员长的身份多次出国，有些国家都是破格接待。这自然与邓大姐是周恩来夫人有关。八次出国，我和庞廷金轮流随卫。随着时间的推移，邓大姐年事已高，国事、外事也多，赵炜一个人忙里忙外顾不过来。邓大姐点名要我来当她的警卫秘书，于是，我于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又回到了邓大姐身边，回到了我离开六年的西花厅。
四十四、避开“四人帮”追查
周恩来总理去世后，我们只是忙于对他的遗物的清理，对北京乃至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味道。当然说一点不问及也不可能，像派系之间的斗争，对“周恩来遗言”的追查，也略有所知，反正追不到自己头上，管他呢？
有一天，邓大姐找我和张树迎谈话，说：“多年来你们在这里跟着恩来忙，顾不了家，家里还有老人，放你们两个月假，回去看看。”我俩听了很高兴，可一想，要休息两个月，大可不必。考虑到邓大姐的关心，就应允了。张树迎对我说：“早点回去，在家住上两个月，看看亲戚朋友，补补课。”我同意了。
已答应回家休息，就不便呆在西花厅。这个家指的是老家，张树迎是河北人，我是由东人。此时我的两个儿子在身边，一个十二岁，一个七岁，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家中只留下爱人是忙不过来的。我虽说是答应回家看望老人，但不准备呆两个月，于是跟爱人商量，爱人很理解我，说：“不回去不好，已多年没回去了。回去两个月你也不放心，我想了两全之计，那就是晚一点去，提前点回来，满两个月去西花厅。”
我还没回家，就有消息传来，说是追查谣言，即“周恩来遗言”的制造者，查到了张树迎和我的头上。此刻我领会到大姐是叫我们躲躲这“风”。感到风声较紧，也就主动回避，既不回家也不出门，与爱人来个明确分工，我在家做饭，她负责采购。说真的，我这个做饭是名义，我哪里知道煮饭放多少米？
这期间，我还是回山东老家住了一个星期。
两个月后，张树迎和我准时回到西花厅，向大姐谈了回家的情况。一个偶然的机会，邓大姐叫我给汪东兴送封信。我到汪东兴那里。他对我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在政治局会上，张春桥说：能够制造周总理遗言的，从内容上看是熟悉总理的，他的那两个警卫员也应该是追查的对象。汪东兴说，他俩回老家了，是邓大姐放他们假的，等回来再说吧。我听着汪东兴的话，想，如果不是邓大姐放我们的假，更主要的是如果不是有位邓大姐在，我俩恐怕也会和已被追查的三百多人一样进了监狱。
我把汪东兴说的话，如实地对邓大姐说了。邓大姐说：“当时的形势很紧张，追查得很紧。我只好中断你们的清理工作，放你们回家，‘无意’中做了件有益的事。东兴同志做得不错，用这个理由去搪塞他们。”
我从内心谢谢邓大姐的保护，终身不忘这慈母般的关怀。
四十五、邓颖超与“午间半小时”
中央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开播不久，邓大姐就成为它的热情听众。她每天都要听，而且向我们推荐，她把听到的内容还对我们叙说。因而，我们也逐渐成为“午间半小时”的热情听众，不过因工作关系，往往不能坚持天天听，但只要有时间就会习惯性地打开收音机。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九口，邓大姐写给“午间半小时”节目组一封信。信中写道：
午间半小时广播的同志们：
今天你们传来我喜出望外的消息，感谢你们报道了王华冰同志的近况，令我非常的兴奋，也非常欣慰！
王华冰同志是一个好样的女共产党员，我时（常）想起她，但解放以来，我们之间，没有通过信息。只从过去同她小组另外两位同志间接知其一、二。今天听时，开头介绍她几句未听到，不知你们可否告诉我有关她的通讯处吗？如果太麻烦的话，那就不必去问了。（五月二十九日写到此）
顺便告诉你们一件小事，在不久以前，我听到你们播了周恩来同志提倡夫妻“八互”，我当时听了说的不完善，想把事实告诉你们，我又觉得没有必要，今天写信，我认为应当将事实告诉你们，首先“八互”的互当然还有另外一方，“八互”提出是经过同恩来同志的生活实践再加我看到许多夫妻关系中出现了矛盾与（相）处好坏的情况，我试提出“八互”作为参考，从未以正式用文字发表过。恩来同志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是默认的，所以不应是由他提倡的，我并不是争这点提权，而应将事实经过告诉你们，你知道就可以了，更不需要更正了。
你们的节目很吸引人收听，只在我可能时，也是你们的听众呢，年老手力差，字写的了草，请原谅，专此敬礼！
邓颖超（签字）
一九八七·五·二十九
“八互”是：
“互爱”。作为革命夫妻，互爱是基础，结婚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新的爱情的开始。爱情要专一。婚后，双方不仅要珍视相互的爱，还要不断创造爱情，使它日新月异。
“互敬”。古人说相敬如宾，不必如宾，但要互相敬重，这在新婚时，一般可以做到。越到后来越要注意：万不可越到后来越看对方的缺点，当众人面前，尤其要注意互相敬重。
“互勉”：工作学习、生活中互相勉励，共同进步。
“互慰”。生活中常会有不愉快的事，人的情绪也难免有喜怒哀乐的变化，遇到不愉快的事，双方要互相体贴、温存、安慰，万不可互相指责、埋怨、伤了感情。
“互让”。家庭生活中难免有不同意见和争执，这时要懂得让步，非原则性问题，应互相谦让，有些也是难免，就当做饭时加了点辣子，添点味道，争完了就算了，迅速了结，切不可无休止地纠缠下去，那样势必影响感情。
“互谅”。夫妻之间，总得互相谅解。人无完人，倘若我有错处，你不能宽容大度加以原谅，过些天，你也有错事，落到我手中，也不原谅你，势必反目成仇，这是绝对要不得的。
“互助”。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互相爱护，彼此关心，谁有难处，不可漠然视之，要尽心尽力，互帮互助。
“互学”。人都有缺点，也都有长处，多看对方优点和长处，并潜心去学习，彼此互补短处，感情也会更加巩固。
四十六、咱们是一家人
六十年代初，北京的媒体报道了家住北京崇文门外的五兄妹，因父母亲先后去世，成为孤儿。他们中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只有三岁。他们举目无亲，靠什么来生存，如果是在解放前，兄妹五人会流落街头，生死难言。解放后的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首都人民发扬相互协作，相互帮助，团结友爱的精神，向五个孤儿献出了爱心。幸运的五个孩子在街道居委会的具体关心爱护下，不仅不用挨饿受冻，而且可以进学校上学，过着与其他儿童一样的生活。对他们的关怀，还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和社会的各个阶层。
周恩来、邓颖超知道这件事后，对这个在新社会出现的新人新事，大加赞赏。除指示有关单位表扬那些献爱心的单位或个人，大力推广先进事例外，还号召全社会的人们关心那些失去亲人的孩子，使他们“孤儿”不“孤”。周总理因工作很忙，对北京的这“五孤儿”的关照多由邓大姐承担。作为中央的高层领导，只要说句话，下边就会坚决去办，特别是周总理、邓大姐关照的事，有关部门更会加倍地努力做好。但是邓大姐不是这样，她不只是说说，而是管得很具体。她有一颗关心儿童的慈母的心。延安时期，她关照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的子女，胜似亲生儿女，所以，在后人的印象中，似乎很多烈士子女成为邓颖超、周恩来的养儿、养女。一九六四年八月，邓大姐出席有中国青少年与外国小朋友参加的联欢会。邓大姐想到了这五兄妹，就派车把他们接到了人民大会堂。五兄妹在与外国小朋友联欢过程中，不时回答邓妈妈的问话。邓大姐问他们的学习成绩，问他们在幼儿园的生活。她动情地说：“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孩子们听邓大姐这么一说，高兴地跳起来，齐声地叫“邓妈妈”。邓大姐又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你们给毛主席的信，毛主席很重视，他委托中央办公厅给你们回了信。周总理也很关心你们，他今天没来，他特意问你们好，希望你们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关怀和期望。”周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军烈属代表会上，把一直关心照顾这五兄妹的田大婶叫到面前，拉着她的手，代表党和政府感谢她，感谢她多年来对孩子们的照顾，赞扬她替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心血，还语重心长地提出希望，希望不仅是生活上照顾，还要教育他们成为好孩子、好学生。田大婶很受鼓舞，在以后的日子里，更是不辞辛苦地把五个孩子拉扯成人。
孩子们在田大婶和街道居委会的热心照料下不断成长。后来他们有的参军，有的响应号召下乡。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新闻媒体也曾不止一次地报道过。一九八四年在大哥周同山的提议下，全家共同给邓大姐写了信，汇报他们的成长过程。邓大姐收到他们的信，非常高兴，委托赵炜回信，对他们的成长表示祝贺，并一再说，多年不见这些孩子了，真想找个机会见见他们。
一九八八年中秋节，人逢佳节倍思亲。邓大姐特意约五兄妹的全家到西花厅做客。赵炜向他们转告了邓大姐的约请，他们得知邓妈妈要见他们非常激动，这是多年的愿望。赵炜还关心地说，要不要派车去接，他们一再表示自己来。是呀，今天他们已不同于二十多年前了，他们各自成家立业，条件也不差，老大周同山已是北京市供电局副局长，周同庆是北京市工业工委干部，周同来是北京市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机关党委书记，周同贺是北京市劳动保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同义也在供电局工作。
上午十点，孩子们来了，迎候在门前的邓大姐，看着这原为五兄妹的一家，今天已是一个大家庭。他们十多人簇拥着邓大姐，高兴地进入客厅。没等他们落座，邓大姐就说，“看到你们这群活泼的样子，特别高兴。”他们坐下后，邓大姐又说，“今天是中秋节，咱们一家人过个团圆的节日，总想着找个什么机会，把你们请来，是我多年的愿望。我的确是很想你们。”邓大姐询问了他们各自的生活、学习、工作情况。他们述说着这些年的不同经历，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没忘记自己的过去，没忘记党、政府、人民对他们的关怀。他们勤奋工作，刻苦学习，目的就是以实际行动报答党和人民。邓大姐听了很高兴，勉励他们：“你们不同于一般的孩子，你们与别人有着不同的经历，你们要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要在今后作出更大的贡献。”邓大姐看着他们的第二代又说：“你们都有家，有自己的孩子，要培养他们、教育他们，要让孩子们知道你们的过去，永远不忘过去，不忘本。”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一日，邓大姐不幸去世，五兄妹全家无限悲痛。第二天，他们抬着精心制作的花篮，在西花厅邓大姐的灵堂，默默地献上自己的心，献上全家对这位伟大的慈母的缅怀。
四十七、周总理的身教言教
跟随周总理十多年的时光，亲眼目睹他的为人处世，目睹他为事业日理万机。想说，想写，千头万绪，还是归到他的身教言教上来。
总理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把总理对我们多年的教育归纳为“四要六不准”。当时虽说没有记录成文，但是多年来我们都是不走样地去执行，谁也没去违反它，只是在实践中不断充实、提高。今天回忆起这谆谆教导，仍觉十分亲切。
四要是：
一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总理曾经对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有这样一个评价：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工作是尽心尽力的，用“红与专”的尺度来衡量，“红”还可以，仍然要不断地学习，学马列，读毛主席的书，不断地提高。“专”就不够了，这当然也不是全不够。比如说秘书们搞的专业还可以，但也需要提高知识面，提高处理问题的能力。搞警卫工作的知识面就更短缺了。不是战争年代，有的没打过仗，打靶还可以，会开汽车吗？他认为开汽车有用，要学会开汽车。总理讲后，一九六九年，张树迎和我用业余时间学会开车，拿到驾驶执照。
总理常说，不会讲外语不行，至少学会一种外语的日常用语，便于出国时使用。总理说这话，是有所指的。有一次去阿尔及利亚访问，服务员问我们需要吃点什么，我们几个人谁也听不懂，还是总理用法语答复了那位服务员。总理认为，其他同志，像医生、护士、厨师的专业技术水平，更是学无止境的，要不断地提高。“又红又专”是个目标。
二要学会利用时间。总理要我们抓紧时间学习、比如他在里边开会，叫我们把工作安排好，不要光聊天、打扑克，每天抽出两个小时，或更多一点的时间，看些书，研究点问题。
三要健全党支部生活。总理、大姐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支部活动，过组织生活。他特别强调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要求我们团结协作，遇到问题，要发挥支部作用。在“整党”的会上，邓大姐带头向支部全体党员暴露自己的思想。周总理亲自投票选举支部委员。在那动乱的十年“文革”期间，西花厅党支部没停止正常的工作，始终起着坚强的核心作用。我们这个整体，始终保持着相互尊重、相互关心、团结协作的良好作风。
邓大姐把撒周总理骨灰的事，交给党支部去办，她以一位党员的身份与当时的支部书记张树迎和副书记的我来商量，说周总理是党员，他的事也要依靠组织。邓大姐生前也交待，死后的骨灰仍由党支部去安排，并指定由支部书记和警卫秘书去撒。
四要体谅别人，关心别人。总理在这方面做得很周到、给我们起到了表率。他要求我们逢事、为人不要只站在个人角度去看问题，处理事情，要多一点为别人着想。我们接触到的事务性事情较多，如果只是一厢情愿去想、去要求，难免脱离客观，脱离现实，给对方造成困难。
六不准是：
一不准用总理办公室的名义谋私情。在周总理这里工作，不论是谁，都要认真严格按照总理要求的作风去工作。上自办公室主任，下到每一位服务员，谁也不准利用总理的名义去为办公室这个小集体，为个人去谋求什么，索取什么。先后几十年，大家都严格遵守这一条。
二不准提前、超标晋职晋级。办公室的人员是由各业务部门抽调来的，每逢调整级别，都是按统一规定调整，不能先于其他单位。童小鹏由统战部调到总理办公室任主任就是副部级，到一九六八年调到中办当副主任，仍为副部级，十多年没变化。“文革”开始遇到迫害，下放到农场劳动，“解放”后，恢复工作，仍是副部级。另外一些秘书，调来时是局级、处级，一九六五年总理办公室撤销改为总理值班室，被调离的同志仍保持原有的级别，调到新的岗位。级别的调整，不能因是在总理这里工作提前晋级。一九六四年调级时，办公室的负责同志想多调整几位级别较低的同志，但由于调整比例所限，不可能多调。他们严格遵守总理不搞特殊的规定，没有向上级多要名额，而是由两位按规定可以调级的秘书放弃调级，让给了几位级别较低的同志。
三不准搞特殊。这一条是先从总理、邓大姐开始的，他们严格遵守这一条。这条原则的规定，执行起来涉及面就很广了。总理曾经对我们这样说过，不要因为他是总理就特殊，你们也不要因为在这里工作就自感特殊，为人、做事就事事特殊。有些事情是工作上需要的，如坐专机、坐专列等，不是工作就不会有这样的待遇。邓大姐严格遵守这一条，她没有因为是周恩来的夫人，而随总理到处走。更主要的一条，她没有因为是一位老革命者，在党内享有一定声誉，参与和干预总理的工作，更不用说去左右总理处理大事、小事。只是中央在外地开会，作为中央委员的邓颖超，才搭乘总理的专机或专列一同去。一九六二年周总理去杭州治病，邓大姐陪去，住在杭州饭店。邓大姐的房费、伙食费都自付，真可谓执行规定的模范。在总理、大姐的影响下，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谁也不敢搞特殊，谁也不会搞特殊，逐步成为我们自觉的行动。
四不准接受礼品，不准买土特产，建国初期，各地的领导乃至群众，出于对中央领导的热爱，把当地的上特产，以各种形式，送到中央，有吃的，也有用的。在当时也可称得上高档物品了。中央曾下令制比过。但是，“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这股风又刮了起来，不少单位向中央送吃的、用的。周总理对办公室明确规定，不准收受国内任何单位或个人送的任何礼品；出差到外地，不准接受或采购土特产；国际交往中，外宾送的礼品，不论是用的或观赏的，一律上缴。
五不准占用公家的东西。周总理住进西花厅，日常生活用品都是自费购置，做饭用的锅碗瓢勺，吃饭用的筷子、抹布，就连工作人员为他们服务搞卫生用的肥皂、揩布也是用他们的工资去买，不得到管理部门去领。为此事，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展开过争论，有人认为搞卫生的肥皂、去污粉应该去领，管理部门有这项开支。争论的结果，还是严守周总理规定的公私分明的原则。卫士长成元功是位理家能手，肥皂整箱地买，买回来先晒干，再给服务员洗衣用。因为晒干了，会用得久一些，可以为周总理、邓大姐节省开支。
六不准盛气凌人。周总理经常教育我们，工作上要严肃认真，高标准，对人要和气，要宽容，要以礼相待、要求我们不要因为在总理身边工作就高人一等，不要有优越感，要夹着尾巴做人。待人接物更要谦虚，特别遇到急事、不顺心的事，要冷静，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压人。
四十八、周恩来、邓颖超合用一个骨灰盒
我和张树迎受邓大姐之托，与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道，去八宝山选购骨灰盒。八宝山的同志拿出他们已有的两种。我们选定了其中花纹较好的一种，而这一种的价格不是最高的。经过细致检查，发现有一处损伤，他们又拿来同样的一个。这一个盒盖不太好开，再要第三个，他们说没有了。经与治丧办的同志协商，就选定了这第二个。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骨灰盒，不是为总理去世专门订做的。
回来向大姐报告后，邓大姐说她不看了，全权委托我们去办。
邓大姐把骨灰盒的好与不好看得很轻，她说：“装一下骨灰，没必要那么讲究。”她还说：“恩来用完后，把盒子拿回家来，保存着，等我死后，也用这个骨灰盒。”
总理用的这个骨灰盒，一直保存在邓大姐那里，工作人员定期擦擦、晾晾。这期间，大姐几次讲，她死后就用这个骨灰盒，不要再买新的，不要浪费国家的钱。
有一次她对赵炜和我说：“我用完以后，你们还可以用。”我们说，等你那一天用完了，就会收藏起来，我们哪个人也没资格用。大姐风趣地说：“我死了，就管不着了。”
今天这个曾装过周恩来、邓颖超两人骨灰的骨灰盒，已由天津文物局收藏，陈列在邓颖超纪念馆。
四十九、周恩来、邓颖超的收支情况
周恩来总理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去世后，我们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从有记载的一九五八年算起，截止到一九七六年，两人共收入十六万一千四百四十二元，用于补助亲属的三万六千六百四十五元五角一分，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一万零二百一十八元六角七分。合计四万八千九百一十六元五角一分，占两人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都给予补助，他把同志们的困难看成自己的困难，对亲属，对同志体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比如说，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总理、大姐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在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大姐给她送去三百元作为结婚的费用。在六十年代这三百元可不是小数了。
周总理的月薪四百零四元八角和邓大姐的月薪三百四十二元七角，合起来是七百四十七元五角，在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们的收入就不等了。总理和大姐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五千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的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一万四千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五千七百零九元八角。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三千元党费。八十年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大姐收入增加，一九九二年七月最高达到过七百零六元五角，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一九九二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五百五十元，共计一万一千一百四十六元九角五分，全部交了党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