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揪刘火线”搞了一个多月，周总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艰难地生活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逐步理解了周总理为什么不能离开中南海。
六十、武汉“七二○”事件前后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散会后，在回家的路上，总理对我说，毛主席要去武汉看看，准备再去长江游泳，会上决定让他先去一趟。我意识到这是叫总理为毛主席去武汉当先行官。在全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人们以对领导人的观点不同而分为不同的派别，派与派之间，人与人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有时会转化，但多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积越深，闹得人们互不信任，甚至于一个家庭分解，一对夫妻离异。党组织不起作用，政府机关被冲垮，公检法机关已瘫痪，是以派代政。武汉的情况更为突出，“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两大派别，主宰着武汉的局面，当地驻军也被卷入。在这种形势下，能不能保证毛主席在武汉的安全和顺利游长江，谁也没有把握。毛主席决定了的事谁也不能改变。谁能与这两派群众对上话，谁说了话他们才能听，除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当时就数周总理了。只有周总理去一趟，亲自安排，才会确保毛主席这次行动的安全。同时周总理也可以借这个机会亲自看看武汉的情况，有利于解决武汉的问题。
我把总理要去武汉的事报告了卫士长张树迎，由他告诉警卫局准备飞机和派随卫人员。当晚，实际是十四日凌晨二时左右，周总理乘空军专机，于四时前到达武汉。下飞机后，由武汉空军的刘丰带领，乘车去武汉空军司令部。早晨五点多钟，天虽已大亮，可官兵们还没有起床。周总理和同行的人到会议室落座，室内闷热，几分钟后满身是汗，两个电扇虽不停地吹，仍不能给人们带来凉爽。周总理询问武汉各派的情况，以及武汉的社会治安状况。我们看房内人员较多，室内温度太高，就向刘丰建议，减少参加会的人员。刘丰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请一部分人退出会场到另外房间休息，指定几个人去安排下一步的行动。周总理对我们这样做很满意。他向留下的几位负责人交待了毛主席来武汉的具体时间和再游长江的设想。
吃早点时，我记得总理只吃了一个用盐水煮的鸡蛋，就由刘丰等陪同去省委招待所，即东湖宾馆。时间较早，路上行人不多，很快到了东湖宾馆百花一号楼。走进楼房，服务员三三两两在聊天，看到周总理进来了，他们有些突然，看来事先没有接到通知。总理与他们拉手问候，消除了他们的紧张。他们把总理请进了一个会议室。房内很热，看着温度表是摄氏三十四度。我们似乎更加透不过气来，看看手表，是早晨八点多钟。我想，到了中午会有多热啊！我问一位服务员有没有冷气，他说发电厂今日不送电，哪里来冷气，什么时候送电也不知道。
周总理和李作鹏、陈再道、钟汉华、刘丰还有军区、空军的负责人开会，详细布置了毛主席的住地、游长江的安全工作。后来又把宾馆的负责人和服务员叫来，叫他们把梅岭一号的卫生搞好，房间布置好，迎接毛主席的到来。总理一再强调，要求他们不能有派性，要把工作想得周到，安排得细致，要保密，绝对不能出问题。
下午五时，周总理到梅岭一号亲自查看为毛主席准备的房间。房内的设置都是按毛主席的习惯布置的，很多东西都是毛主席过去来时用过的，就是室内温度太高。我们知道，毛主席是晚上九点多钟到，如果房间温度这么高，毛主席就不能住，只好住在火车上。周总理当时也作了这个设想。周总理指定驻军的同志亲自去检查，了解停电的原因，让他们告诉电厂，就说是周总理在武汉，请他们尽快排除故障，恢复向这个地区供电。电厂听说是周总理要他们供电，很快答复，晚八时可以排除故障，准时送电，请总理放心。这样我们估计，毛主席到达时，室内温度可以降下来。实际上他们六点多钟就送了电。
周总理来武汉这几天，不顾天气炎热，带领武汉军区、武汉空军以及武汉航运的负责同志到长江岸边查看地形，做了很细致的安排。如确定下水地点，分析游泳时可能漂流的路线和在什么地方上船，以及会出现什么问题，采取什么强制措施等。还指定气象部门掌握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及时通报。周总理用了很多时间约省、市、军区以及地方的领导同志开会，了解武汉的情况，研究武汉的问题。
我们也做了横渡长江的准备，张树迎对我说，到那天不论我值不值班，都让我下水，他留在岸上。我盼着主席确定游长江的日子。七月十七日晚，周总理对我们说，这里的工作都安排好了，我们可以回去了。第二天上午，周总理回到了北京。我那游长江的欲望也随之消失了。
七月二十日下午，周总理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开会。十六号楼是当时“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地点。三点多钟，卫士长张树迎打来电话，叫我赶快准备行装，再飞武汉。说是一会儿总理回来，见一下大姐就走，详细情况回来再说，让我先报告大姐。大姐听后也很着急，说是刚回来怎么又去？是毛主席在武汉有什么事？责怪我应在电话里问一句。不一会儿，总理回来了，邓大姐跟着总理走进办公室。总理向大姐交待了几句，就乘车去了西郊机场。
机场上停着待飞的三架飞机，有一架是我们熟悉的周总理经常坐的飞机。另外两架已关上机舱门，机舱内坐满了中央警卫团的官兵，他们是奉命随总理去武汉执行保卫毛主席的任务的。我们登上飞机，总理座机的前半部，也都坐满了荷枪实弹的中央警卫团的官兵。看到这种场面，真是有些紧张，不知武汉发生了什么事。
飞机很快起飞了，张树迎对我说了武汉发生的事情：谢富治被围攻，王力被抓走，毛主席的游泳计划也被迫取消。总而言之，武汉很乱。中央对毛主席的安全很不放心，所以还是请总理去一趟，把毛主席接回来。飞行大约四十多分钟，机长来向总理报告，接地面报告，武汉的大街上已贴出了“欢迎周总理亲临武汉解决问题”的大字标语。同时说，王家墩机场跑道上停放着好多辆满载红卫兵的卡车，飞机无法着陆，只好改降备用的山坡机场。总理说，到时看看再说。飞临王家墩机场，飞机降低了高度。我们看到机场跑道上的人群像一条长龙，只好改降山坡机场。这是一个军用机场，飞机着陆后，没有合适的梯子，总理只好从飞机自带的小梯子上走下来。没有进休息室，机场负责人把总理引向一个帐篷，里面有一部军用手摇电话。总理要那位负责人要通了刘丰的电话，询问了一些情况，了解到王家墩机场的群众还没有离开。一位同志为总理送来了一杯开水，总理接过杯子想喝，因水太热不能喝。我赶忙接过水杯，又要了一个杯子来回倒，这样水会凉得快一点。总理指着同来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对那位机场负责人说，给战士们搞点水，要凉一些的。战士们都已站在飞机的一旁，他们的衣服被汗水浸透，有的脱下军帽在扇风。约十几分钟，战士就喝上了带甜味的汽水。
刘丰从王家墩机场赶到山坡机场，总理与他们商量进城的办法，他们不同意坐汽车，理由是距离太远，更不同意调直升飞机来，因为武汉很久没有直升飞机飞越上空，万一有人在下面开枪，就会有危险。总理说先休息一会儿，等天黑下来再说。
太阳虽已落下山，但天仍是亮的。总理走出帐篷，坐在一个板凳上，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向机场负责人了解他们的生活、训练情况。天不作美，一点风都没有，加上着急，我们都像洗过澡一样，浑身湿透。电话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电话是王家墩机场打来的，说是那里的人们已离开机场，向城里的方向去了，飞机可以降落了。总理听后很高兴，命令全体登机，返回王家墩机场。
王家墩机场休息室里已坐满了人，他们向总理详细报告了事件的经过：七月二十日凌晨，满载红卫兵的十几辆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的大院，他们很快涌向谢富治住的百花二号楼。王力等也住在里面。谢富治、王力等是从重庆来的，他们是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来武汉的。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集会上，他们对问题的表态有支持“三钢”、“三新”派的倾向，客观上造成了对“百万雄师”派的压制。“百万雄师”派的红卫兵就冲进了东湖宾馆，要找谢富治、王力辩论，他们对王力在华中工学院的讲话，明显地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做法极为不满，要他们重新表态。这派群众冲进了楼房，拥挤着把谢富治与王力分开，谢富治被挤到一个房间。混乱之中，他们抓走了王力。陈再道回忆说，是被军队造反派抓走的。看样子他们是有目的地只抓王力。如果想抓谢富治也不成问题，大概因为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怕把问题搞得太大。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王力的被抓，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紧急开会，研究武汉发生的事情。他们把围攻谢富治、抓走王力视为是对“中央文革”的攻击，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中央文革”。在当时，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这次事件就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闻名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
这一事件的发生使武汉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两派斗争更加尖锐，敌对情绪不断升级，武汉三镇像开了锅，数百辆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解放军官兵，分成几路涌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武汉形势急剧恶化，孕育着一场不可估量的武斗。毛主席在这里的工作和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要把毛主席从武汉安全接出来的重任，很自然地又落到周总理的肩上。在当时，只有周总理才能说服那派群众把王力放出来。周总理到武汉行动的本身，也可以使那里的群众情绪稳定，有利于缓解矛盾，所以周总理再去武汉是十分必要的。周总理不能停留在机场，要尽快去见毛主席。在场的同志研究着周总理怎么由机场去宾馆。因为城里交通很乱，曾有一位军区负责人乘坐在吉普车内，被人用长矛捅了一下，幸而长矛从他的腋下穿过，才未受伤。大家为周总理进城的安全担心，一时想不出好办法。周总理很果断地说：“天黑下来，坐吉普车进城。”为了缩小目标，总理指定成元功、张树迎、乔金旺、张洪德和我几位负责安全的同志及医生张佐良、护士姚军跟他分乘两辆吉普车，由空军的一位作战科长带路，先行进城，其他人员半小时后再走。
天黑下来了，两辆吉普车飞快地向城里开去。武汉市区的秩序确实混乱，不时看到被打碎玻璃的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上，成群的人手持长矛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好像在寻找出击的目标，口号声、高音喇叭的呼叫声震耳欲聋。
东湖宾馆的一号楼内，谢富治和当地的负责人已等在那里，还有随谢富治去的全国有名的北京院校的造反派头头。看到总理到了，这些人都抢着向总理叙说七月二十日发生的事情。总理先招呼几位负责人到一个小会议室，研究确定了保证毛主席安全离开武汉的详细办法，从主席出发的时间、乘坐什么车辆，到行车路线以及由哪些人负责护送，都做了周密细致的布置。会议结束后，总理去看毛主席，当面报告了请毛主席离开武汉的安排。毛主席接受了总理的建议，决定当晚乘专机离武汉去上海。
周总理在百花一号楼约请当地各方面的负责人开会，指出抓走王力的做法，更会引起武汉两派的严重对立，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化，以后会围绕着抓王力事件展开无休止的争论，请他们劝说抓去王力的那派群众，尽快放出王力。最后总理指定军区的同志负责传达他的意见，叫那派群众马上放人。
毛主席乘飞机离开了武汉，总理这才松了一口气。有人报告说，王力已由造反派放了出来，被转移到空军的山坡机场。总理说事情都已解决，我们休息一下再走。我看了看手表，已是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二点多了。张树迎、乔金旺和我随总理走进楼上的一间卧室，总理上床休息，我们三人守在房外，很快就听到总理的鼾声。
楼外的路灯很暗，透过窗子看到院内有很多人在走动，还有人在搬梯子。这一出乎意料的行动，驱走了我们三人原有的睡意，一起仔细观察着外边这些人的一举一动。可能是出于职业的敏感，我们以为是被人包围了，就做了最坏的准备。张树迎派我下去看看。原来我们是虚惊一场。是毛主席离开武汉时专门留下十几名战士来保护周总理的，他们正在清理楼房外的场地，把梯子搬到离楼房较远的地方。
总理已睡了两个多小时，按照睡前的约定，我们把总理叫醒，并坦白地对他说，晚叫了他十分钟。总理笑了笑问我们：“你们三个都没睡呀？”我们说：“回北京一块睡吧。”总理笑了笑，问我们：“都准备好了吗？”我们说：“现在可以走了。”天还没有亮，我们还是由空军那位作战科长带路，按原定计划，先去山坡机场，接上王力一起走。这是周总理得知王力被放出后，为防止再生事端，亲自布置的。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天亮时我们到了山坡机场。王力已躺在一个房间里，这个“中央文革”的成员，也自食了他们一手炮制的“文攻武卫”的味道。只见他身上多处被扭伤，一只脚腕肿得很粗，护士正为他敷药。看到总理来了，他显得有些激动，起身与总理握手，向总理叙说被抓挨斗的经过。总理说，现在事情都已解决，今天可以回北京了。王力由护士和几位战士抬着上了飞机转到王家墩机场。七月二十二日下午，总理离开了武汉，到达北京的西郊机场。机场上站满了欢迎的群众，原来是“中央文革”安排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的，群众看到周总理走下飞机，以高昂的口号声迎接总理。几分钟后，谢富治、王力的飞机降落了，王力被扶着一拐一拐地走下飞机，这扭伤的脚变成了王力宣扬自己的资本。
周总理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到了西花厅。“七二○”事件所带来的后果远没有结束。陈再道、钟汉华被“中央文革”确定为事件的主谋，调来北京接受批斗；很多群众也被牵连，遭到打击迫害。直到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通知决定为因“七二○”事件遭到打击迫害的人平反昭雪。“七二○”事件作为历史的一页被翻了过去，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这位“救火队长”在处理武汉事件中的日日夜夜。
六十一、陪陈老总挨斗
陈毅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能免遭危害。身居外交部长要职的陈老总，在这些被他称作“娃娃”的红卫兵面前，也无法施展才华。战争时期，他指挥千军万马；建国后，他的外交才能，威震中外：今天，运动来了，而这场运动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造反派又自称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说陈老总领导的外交部是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外交路线，还要彻底打烂外交部。而造反最积极、打头阵的，又是外语学院的学生和外交部的一些人。这就和其他系统一样，形成了外事系统的批斗舞台。被推上舞台挨斗的当然是以陈老总为代表的外事部门的各级领导人。
批斗陈老总的会也是由小到大，范围越来越广。开始在国际饭店，就是位于北京东交民巷路口的饭店，过去也称它为六国饭店。这里是一九四八年底，我军已胜利在望，国民党南京政府危在旦夕，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国共谈判的地方。今天，在这里，周总理与陈老总并肩坐在了被斗的位置。面对那些造反派，周总理宣布了几条规定，与会人员共同遵守。规定是这样的：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但要实事求是。不要离开自己的位置，不准呼“打倒……”的口号。大家以掌声同意了这个规定。
陈老总和总理分别坐在两张桌子前，这是造反派有意安排的。陈老总拿着笔，边听边记。周总理也认真听，时而抬头看看那些发言的人。随着批斗会的进行，会场的气氛逐步升温。那些口号式的发言，嗓门越来越高。有的学生手持《毛主席语录》小红本站在陈老总的面前，用力呼出了“打倒陈毅”的口号。周总理马上制止他，并提出这违反了会议开始时的协定，这些学生知趣地退了回去。场内渐渐地平静下来。我们站在一旁，以为周总理这样一说，就不会再出现那样的场面了。其实不然，他们退了几步，用更高嗓门呼出“打倒陈毅”，会场内的一些人也都举手握拳高呼“打倒陈毅”。看着这个场面，我们有些紧张。周总理、陈老总不举手，也不呼喊。我们作为局外人，还管你呼什么口号，我们只想着我们来的任务。他们的口号一味的“打倒陈毅”。看着周总理严肃、冷峻的面容他们改变了办法，把“打倒……”的口号和“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连在一起呼喊，其中还夹上了“向周总理致敬”的口号。有的口号必须呼喊，不喊就是个态度问题、立场问题，因而头脑必须很清醒。在杂乱的声音中，要分清哪个口号该呼，哪个不该呼。
周总理看这形势不妙，向主持批斗会的造反派头头建议，休息一会儿再开。他们接受了建议，周总理和陈老总走进休息室。造反派要表现出他们的“革命精神”，谁不遵守纪律，谁最有造反精神，谁就最革命。他们不听劝阻，涌进通往休息室的走道。调来维持秩序的八三四一部队的官兵们守住了房门，把他们堵在门外。他们喊出了“打倒……”的口号，要找陈毅辩论。周总理和陈老总在休息室内，听到外面乱哄哄的声音，他们很清楚外面在干什么。陈老总对总理说：“总理，你把我交出去吧，他们是想抓我的，这样呆下去，你也不安全。你就不该来陪我挨斗。”总理对陈老总说：“不要讲这些，我来对了。我要不来，这个局面就更难收拾了。咱们想办法出去，这会就算结束了。”总理指示部队负责人：“无论如何要保护陈老总出去。你们把人都集合来，挡住通道，现在就走。”
为了保护两位首长的安全，预防会场发生意外，八三四一部队的官兵这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力大心齐，很快疏通了走道。总理在前，陈老总紧跟。造反派眼看着陈毅走了，不停地高呼“打倒陈毅”，想冲也无济于事。他们被死死地挡在了后面，眼看着陈老总上车。周总理等陈老总的汽车开动后，才走进车门，离开了国际饭店。
就这样，周总理几乎每当陈毅挨斗时，他都陪着。有一次，周总理在钓鱼台开会，有报告说，陈老总在批判会上被学生们围住了，他的汽车轮胎被放了气。看样子，他们有绑架陈老总的势头。总理听后很生气，走出会场，面向着国际饭店的方向问：“这次会事先怎么不知道？”秘书报告说，是造反派临时定的。总理指示再派一些人去，一定要把陈老总保护出来。于是八三四一部队赶到会场，大声宣布，是周总理派来接陈老总的，你们必须放人。就这样，边喊边冲进会场，请陈老总上了吉普车。陈老总在车上说：“你们不该报告周总理，他太累了，我的事不要再分他的心了。”说着说着，陈老总掉下了眼泪。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外事口发表讲话，人们称之为“王八七”讲话。他的讲话把陈老总推向更加困难的境地，可以说掀起了更为嚣张的反周总理、反陈老总的浪潮。他们像疯了一样一定要把陈老总拉下马，就是在陈老总去机场接外宾的时候，他们也利用客人未到之前的时间，拉开向陈老总攻击的“辩论战场”。
陈老总在“文革”期间，随大气候的变化，时起时落。记得有一次，毛主席会见一位外国客人，周总理、陈老总作陪。毛主席在送客人上车前，对客人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他们那些小将还要把他打倒。”这些话，我们都听到了。但是没有人把这句话当最高指示，敲锣打鼓地宣传，更没有“一句顶一万句”。只是陈老总的日子好过了一阵子。批斗会还照样开。陈老总的大将风度世人皆知。在一次批斗会上，他掏出《毛主席语录》小红本，请大家翻到二百七十一页。人们都知道语录只有二百七十页，哪有二百七十一页呢？陈老总幽默地说：“我这本语录是最新的，印上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请大家跟我读‘陈毅是个好同志’。”因为是最高指示，谁也不能不读，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会场内回荡着“陈毅是个好同志”的朗读声。我们为陈老总这种风度所感动，不禁愉快地笑出声来。
“文革”还在进一步发展。陈老总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批斗会的场面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有一次，几千人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开会批判陈老总。周总理坐在一旁。批斗的内容，不外乎什么外交部的大权已落在“修正主义者”手里，搞的是一套投降主义路线。甚至于对陈老总搞人身攻击，说陈老总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外部势力搞垮中国共产党的内应。他们用这种“新闻”来鼓动会场上的气氛，达到运动群众的目的。就在这时，有人请周总理接电话。就在总理离开会场去接电话的空隙，台下的人冲上了主席台，对陈老总施以暴力。虽然几位警卫把陈老总围在中间，也很难持久。周总理闻讯，挂断电话，拨开人群，同陈老总站在一起，很气愤地对造反派说：“你们违反了事先达成的协议，你们必须马上退下去，你们不退下去，我就宣布散会。”那些几乎疯狂的造反派哪里听得进这些，看阵势非要把陈老总揪走不可。八三四一部队增加了力量，把周总理、陈老总护送到休息室。大礼堂的叫喊声越叫越高。
陈老总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时而工作，时而靠边，直到病重住院，才摆脱了批斗大会。直到陈老总上了手术台，他们才向总理报告，说是陈老总患急性肠炎，请示开刀。总理听后，放下手中文件，很生气地说，紧急的病由医生决定，为什么还请示。说后就派他的保健医生到医院，亲自了解陈老总的病情，并及时向他报告。总理怎么想的他没说，从大夫报告陈老总的病况看，总理派大夫去医院是从多方面考虑的。医院是按肠炎开的刀，开刀后确诊是结肠癌，于是又扩大刀口。虽然采取了应急措施，但对病人总是一个不小的损伤。手术后不久，周总理到医院看陈老总，还做了检查，说是没关照好，使陈老总多受了一刀。周总理把医院的领导找来，狠狠地训了一通。后来陈老总的病需化疗，就转到了日坛医院。总理多次去看望陈老总。他不仅仅是看望，更多的是向陈老总通报一些国际、国内的事情，更多的是内部的事情。
得知林彪粉身温都尔汗，陈老总与全党、全国人民一样高兴。对长期被林彪迫害的陈老总更是值得庆贺的事。陈老总虽已病魔缠身，可他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提高人们对林彪危害的认识，积极投入到揭发批判林彪的运动中去。他坐着推车进入会议室，出席老同志（指当时没有安排工作的老革命——徐向前、聂荣臻、王震、邓颖超等）座谈会。陈老总在会上有时讲话两个小时，忘记了自己是还在继续进行化疗的病人。
六十二、哪有时间“天天读”
“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这些“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鲜事”，都与林彪搞的“语录不离手”的“三忠于”、“四无限”有关。《毛主席语录》本是由毛泽东选集中摘录下来的警句，便于人们学习记忆，当个人崇拜风在中国大地上越刮越猛时，林彪利用这股风，吹捧毛泽东，更主要的是抬高他自己。“天天读”就是林彪搞的形式主义，意思是要每个人每天都要读毛主席的书，用毛泽东的语句，指导每天的工作。人们手持“红宝书”,“天天读”的人确实不少，而真正用毛泽东的话指导工作的不多，更多的是把“语录”作为在派性斗争中攻击对方的武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为派系之间的无情争斗作理论指导；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为搞武斗壮胆；“造反有理”，为无政府主义助威。这些都曲解了毛泽东思想和原著的本意，离开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也就是不实事求是：那年代谁把语录本举得最高，谁喊得最响，谁就最革命。
“天天读”确实也促使一些人看书，有些单位就搞起了背诵“老三篇”（即毛泽东写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毛主席语录”比赛。能把“老三篇”全文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的人居然不少，全文背出“语录”的也大有人在。有人还能搞抽试，随便提出哪一页，第几段，他马上可背出这一段的内容；你读一段语录，他马上说出在哪一页哪一段。“天天读”已在全国“蔚然成风”
我们办公室不是世外桃园，我们也在学习室里挂上一块小黑板，抄上一段毛主席语录。集体读一下，就叫作“早请示”；学习完后，再读一下，就叫“晚汇报”。这种做法与外界不同，因为我们的工作规律是随总理、大姐的。早晨人员都忙于工作，很难集中，只有利用下午的时间来完成“早请示，晚汇报”，同时也“天天读”了。
社会上，也可以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这些事，周总理是清楚的，平时他很少与我们谈他的看法。一次偶然机会，总理问我，你们怎么学习？我如实地讲怎么样与社会上一致，怎么样体现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做法。他听后很坦然地说：“你们还有时间坐下来学，集体读。我哪有时间天天读，我能每周读一次就不错了。”我笑着说：“你一天到晚工作，连睡觉时间都很少，怎么读呀！”周总理只是淡淡地一笑。
六十三、江青闯闹接待厅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周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开会，商谈解决东北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李作鹏、杨成武、汪东兴等。正式开会之前，总理与先行到会的同志交谈。我习惯地和几位工作人员守候在接待厅一侧的小房内，东南西北聊聊天。忽听有人大声吵闹，仔细一听是江青的声音。江青也是来参加会议的呀！她的秘书来电话说是晚到一会，怎么进会场就吵起来了呢？只听她提高了嗓门喊：“总理，你见什么人？为什么我不能进？”总理被她这一突如其来的喊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便对江青说：“你有什么事，到别的房子去说。”总理起身走出客厅，江青紧随其后。总理招呼汪东兴、李作鹏、杨成武一块进了“山东厅”。这个厅比较小，叫“小山东厅”。另外还有一个“山东厅”。江青不停地大吵大闹，说是周总理叫成元功阻止她进会场。周总理只好叫汪东兴把成元功叫进来，当面说清事情的原委。总理自己便退了出来。
成元功进去解释说：“接孙占龙（江青的警卫员）电话，说是江青同志来大会前得先吃饭，在南门找一个地方，吃完饭再参加会。大会堂的同志就给安排在‘小山东厅’。因‘小山东厅’的位置靠近接待厅……”江青不等成元功把话讲完，就高声吵道：“你有什么权力阻止我！你们都给我出去！”站在走廊上的我，见汪东兴、李作鹏、杨成武和成元功都出来了，便去告诉总理：“他们都出来了，只有江青在里面。”总理推开门进去，我仍守在门外，观察厅内的动向。
周总理对江青说：“成元功对你都讲清楚了。”江青打断总理的话，叫道：“他是你的一条狗。”周总理早已埋在心里的火被点燃了，厉声说：“江青同志，你像什么样子！你说什么话！成元功是警卫局的处长，我谅他也不会对你怎么样，更不用说阻挡你了。你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对我们这些老同志，你要相信嘛！”
“我管不了那么多，成元功这个人历史上就不是好人，不能用。”江青蛮不讲理。
“成元功在我那里工作很多年，现在已回到警卫局。由汪东兴去安排，你、我都不能决定。”
江青想继续纠缠。总理推开门，顺便说了句：“今天的会不开了，我还有别的安排。”便离开了。江青没趣地走了。
次日凌晨五时左右，忙了一天的总理刚回到家里，秘书向他报告，江青的秘书来电话，请总理去钓鱼台十七号楼。我们调转车头，十几分钟后到了钓鱼台，走进十七号楼的大门。服务人员把总理引进休息室。我跟了进去，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已坐在那里，还有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和几名干部。我观察这些人的表情相当严肃，鸦雀无声。见势不妙，我转身退出。只听江青叫了一句：“你别走，也参加。”我吓坏了，心马上提到嗓子眼，找了后边一把椅子，坐下了。
江青说：“很对不起总理，我不该发火，今天把你们请来，我还是要说说昨天的事。”她的嗓门又提高了：“成元功这个人不是好人，在延安他就反对过我。我有事找恩来同志，他就阻挡我，到西花厅他就找我的别扭。这样的人，怎么能用呀，怎么能在警卫局？”
江青为了说明自己的讲话多么“正确”，叫在场的领导表态。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都没讲话。
周总理讲：“成元功对你没有什么恶意，他叫你进去吃饭，是过于热情，本来不是他的事，他可以不管你，是热情出了毛病。成元功十四岁就出来了，在我那里很多年，我对他是了解的，工作问题由组织安排。”
江青听总理讲话的意思，自知对她恶意诬陷成元功的话不可能支持，不知趣地把话题投向在场的工作人员，问有什么意见。我们看透了今天这个场面是杀鸡给猴看。这里不是我们说话的地方，当时除同情成元功外谁还能说什么，大家相互看了看，谁也没说话，都低下了头。她把目光逼近了那位副局长。我们都是他的部下，他只好说几句了：“听了江青同志的讲话，我们很受教育，总理的讲话非常重要……”江青听他只说了一句对她的讲话，而开始说总理的讲话，唯恐他再说下去，马上打断他的发言，说：“你们警卫局还有坏人，那就是曲琪玉，他对毛主席不忠……”
我们坐在那里，如坐针毡，心里悬着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谁没私下议论过江青呢？谁没私下发泄过对江青的不满呢？今天她开始点名了，成元功要完了，突然又点个曲琪玉，下一个是谁呢？天哪，这个会快点结束吧。
江青也不是傻瓜，看出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表情，于是又把话题转向我们：“警卫处的人，好的是多数，像曲琪玉这种人是个别的。如果没有别的事，可以散会了。”
“散会”两字刚一出口，我们都站了起来。总理紧锁着眉头，对汪东兴说：“有些事由你来做。”说完转身走出了会场。
几天后，被江青点名的曲琪玉，离开了他警卫处长的位置，与成元功一起先后进了中办学习班，后转入中办在江西进贤县办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六十四、看电影请假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总理正在开会。我接到江青的秘书杨英路的电话，说是江青请总理到钓鱼台看电影。我马上写了条子，送给了总理。条子是这样写的：
总理：
杨英路问今晚开会的内容：江青同志提议今晚在钓鱼台看电影“智取威虎山”，请总理、伯达、康生同志参加，看完电影后再开会，是否可以。
高振朴（普）
周总理是这样批注的：
今晚八时到十时，我要与外交部代表团会谈，看电影请假。到十时半至五楼开会。
这里的五楼，指钓鱼台五号楼。
六十五、面对“九一三”突发事件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五时左右，周总理起床。他是工作到上午十一时才睡的。“文革”以来他又恢复了五十年代白天睡觉的习惯，那是战争年代养成的。这天由于睡够了六个小时，总理显得特别精神。早已等候的杨德中（中办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主管总理的警卫工作）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向总理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停在丰台，到丰台后就把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叫上车。”总理听后说：“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杨德中说是专列中途除必要的加水以外没有怎么停直奔北京。总理问什么时候进北京，杨德中说还不清楚。
周总理和往常一样，吃完一杯豆浆冲鸡蛋后，带上他那厚厚的文件包，去人民大会堂，准备晚上开会。会前他一个人坐在大会堂东大厅的北小厅翻阅文件。会议是晚八时开始，地点在福建厅，参加会的人员是部分政治局委员和有关的部长们，内容是讨论即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准时开始，当会议进行到十时四十分左右，张耀祠（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办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分管毛主席的警卫工作）来电话，有紧急事情要向总理报告。周总理离开会场，接通了电话。张耀祠向总理报告说，接张宏（中办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林豆豆（林立衡，林彪的女儿）来队部报告说，叶群和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晚八时已调来了林彪的专机“二百五十六”号。周总理紧锁眉头，对张耀祠说：请告张宏同志，派人密切注意动向，及时报告。并问张耀祠现在什么地方，张回答说在中南海游泳池：周总理实际上是在询问毛主席在哪里。总理放下电话，进入会场，向开会的人宣布，今天的会议结束，政治局的成员留下，其他人员请回。
周总理向空军司令吴法宪查问空军一架三叉戟飞机去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吴法宪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总理叫他马上查，吴法宪就用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编造的假话向总理报告，说是一架改装的飞机，试飞中发生故障，降在山海关机场。总理听后，叫吴法宪下令这架飞机停在原地，不准起飞。
周总理预感到事情的严重，他在思考着应付的办法……
十一时二十分，叶群与总理通电话说：“首长（指林彪）想动一动。”
“是天上动，还是地上动？”总理仍沿用他多年的习惯。凡关系到领导人的重要活动，他都用对方可理解的语言讲话。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保密习惯。
“是天上动。”叶群答：
“你那里有飞机吗？"
“没有。”
周总理知道停在山海关机场的飞机是当天晚上调去的，她却说没有飞机，纯属假话。总理看透了她电话的目的，也想到了事情发展的严重性。
周总理请李德生、纪登奎到北小厅，交待了任务：李德生去空军作战部，纪登奎去北京军区。
总理叫吴法宪马上去西郊机场随时掌握机场的情况，并派杨德中“协助”吴法宪工作。杨德中凭他多年在总理身边工作的经验，理解总理派他去的用意，随吴法宪去了西郊空军机场。
总理指示海军司令李作鹏，下令山海关机场，不准那里的任何飞机起飞。
周总理又让通知其他政治局委员到福建厅。汪东兴仍留在毛主席那里没有到会。周总理又把开会的会场由福建厅改在了新疆厅。总理对到会的同志说，有件事先去处理一下，请同志们等一等。
周总理驱车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亲自向毛主席报告今天发生的一切，最后建议毛主席转移去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那里是毛主席召开会议、会见外宾和休息的地方。
九月的北戴河，秋高气爽，海水是那样的平静，可林彪的住地九十六号楼内一片混乱。叶群发现林豆豆已不在楼内，又得到胡萍报告周总理查询飞机的消息后，本想要通周总理的电话探听虚实，为其阴谋放个烟雾，不料露了马脚。她作贼心虚，加速了思维的混乱，大声疾呼地指挥着人们加快外逃的准备。找人的找人，装箱的装箱，急急忙忙把文件、物品塞进林彪的红旗车内。林彪、叶群、林立果、潘景寅、李文普（林彪的贴身警卫）挤进一辆车内，由司机杨振刚开车，离开九十六号楼。杨振刚原为叶群的专车司机，后为林开车。出门不远，就遭到驻地部队的拦阻。随着一声刺耳的喇叭声，汽车冲向部队。战士们急忙闪开，险些被这夺命的汽车撞上。中队长肖奇明见此情景，举枪向汽车尾部连开两枪，此刻他已忘记这是红旗防弹车，别说是手枪，就是两颗手榴弹投到车上也无济于事。事后验证，他那两枪都打在汽车的后挡风玻璃上，只在玻璃上留下两个白点。后来，周总理对这两枪提出批评，说是没有明确指示，怎么能开枪呢？汽车取道海滨路，疾速驶向山海关机场。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在中队长肖奇明、大队长姜作寿和副团长张宏的带领下，先后乘吉普车、卡车和吉姆车以最快的速度紧追。
周总理从中南海回到大会堂新疆厅：我们按规定留在厅外：九月十二日半夜十二点多钟，即十三日凌晨，周总理又接到张耀祠报告：林彪已离开住地，向山海关机场跑去。周总理询问先派出去的部队能否先到机场。张耀祠不能作出肯定的答复。总理又一次叫李作鹏下令山海关机场，不准停在机场上的任何飞机起飞，要设法阻拦。李作鹏没有遵照总理的指示下达命令。
正当午夜，在通往山海关机场的路上，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乘坐的防弹红旗车，以每小时一百多公里的速度急驶，消失在黑夜里。
紧追其后的中央警卫团的跑在最前面的车，已看到了红旗车的尾灯，张宏命令司机再快些，司机为难地说，已是最大油门，再没有办法快了。
横贯东西的京哈铁路，与公路交叉。正巧一列火车从东往西通过，红旗车抢先过去，而后面追来的车被火车挡住。林彪的车抢先进入机场，直奔停机坪。“二百五十六”号专机已静静地等在那里。林彪等推开车门，顺着飞机驾驶舱的小梯子爬了上去，往常是不会用这小梯子的。追赶的战士们远远地看到林彪、叶群等急忙登机，叶群在先，林彪紧跟其后。林彪没戴帽子，这是少有的事，他平时夏天也要戴帽子，可见今天跑得慌张，把帽子丢在九十六号楼。林立果手提着枪，气急败坏地叫人们快上。他们没来得及把车上所有的文件、物品带上，没等报务员、领航员上机，就关上机舱门，发动飞机。
中央警卫团副大队长于仁堂见此情景，急步跑向调度室，正遇到机场童副参谋长。于仁堂请他阻止飞机起飞，童讲：“已接到总理的电话指示，飞机已滑向跑道，挡不住了，只好采取灯火控制的办法。”于是，他向天空连发三枪，机场闻声关掉灯光，顿时一片漆黑。飞机在黑暗中，滑到起飞的位置，于九月十三日零时三十二分向西北方向飞去。
张宏把林彪一伙乘机已经起飞的消息经张耀祠向总理报告；周总理拿起电话命令空军司令部调度室向“二百五十六”飞机喊话，希望他们回到北京，不论在哪个机场降落，周总理都亲自去接。调度室照总理的指示办了，可“二百五十六”飞机没有答话。
周总理自得知林彪、叶群的行动后，一直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还是没能挽回这必然的结果、
飞机飞出国境，在荧光屏上消失。人民大会堂内的空气变得更加紧张。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怎么办？周总理向毛主席详细报告了这一切。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周总理回到新疆厅，宣布了林彪北飞的消息，场内哗然。人们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讲话，也不知道该讲什么。无言、沉默，沉默得使人透不过气来……
周总理看看大家，声音不太高地说：“请你们呆在这里，都不要离开新疆厅。”说真的，在座的领导们谁也不想离开，而想离开的这时也不敢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