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走出新疆厅，对厅外的环境作了进一步的安排，指定专人看守厅门，无关人员不准进入，所有随领导们来的人员，一律原地休息，谁也不准靠近新疆厅。
西大厅内的北小厅，厅内有办公桌，装有军用和各种电话，还有一张床。周总理往常在这里办公和休息。总理走进来示意关上门后，拿起电话，向全国下达了净空命令，即：没有周恩来、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共同签发的命令，飞机不准起飞。
总理直接向各大军区下达命令，派陆军进驻空军、海军机场，与原守卫部队共管，严格遵守净空命令。
刘贤权来了，他是铁道兵司令。我们事先不知道他要来，把他挡在门外。刘司令火了，冲着我们说：“总理叫我来，你们不叫我进，什么意思？”我们把他引进西大厅，马上向周总理报告。周总理请他进了北小厅，二十多分钟后，刘司令出来了。我们向他道歉。他严肃的脸上露出一点和意，对我们说：“不怪你们，你们做得对。”我们送他出去，他坚定地说：“我照总理的指示去办。”
周总理指示外交部，密切注意外电报道，并研究和提出各种情况下的交涉和应付方案。
李德生坐镇空军作战部，掌握全国空军的动向，更注视着首都各机场的情况。九月十三日凌晨三时十五分，北京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飞机，向张家口方向飞去。李德生立即将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报告周总理。总理果断地指示：“迫它降落，不听就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出去。”于是空军先后派出八架（次）飞机拦截。因天黑没有找到这架直升机。空军调度室一片紧张，大会堂内在等待着。这架被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劫持的直一五飞机，携带大量文件向北飞，企图追随林彪逃往国外：驾驶员陈修文是一位智勇双全、具有高度觉悟的驾驶员，他识破了他们的企图，机智地骗过他们，把飞机飞回北京，曾接近西郊机场。杨德中后来说，在西郊机场曾听到这架飞机的声音。周宇驰等发现被骗，用枪逼迫陈修文北飞。陈修文以没油为理由，将飞机降落在怀柔县境内。接近地面时，陈修文与周宇驰等搏斗，被周宇驰枪杀。周宇驰等爬出飞机，狼狈奔逃，被赶来的部队、民兵、群众追进庄稼地里，团团围住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料已无法脱逃，周宇驰提出，由他先把于新野、李伟信打死，然后自杀，于、李不同意，约定一起自杀。周宇驰、于新野当场毙命，李伟信朝天空放一枪，保住性命，被战士、民兵捕获，留下这一活的口供。
天已大亮，关掉了大会堂内的部分灯光。隔窗外望，长安街赶人来人往，上班的、上学的、散步的，他们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是那样的平静；天安门广场，首都民兵师的队伍在演练队形，他们练得是那样认真，走得是那样整齐，为的是接受国庆二十二周年的检阅。他们哪里知道今天发生在高层的这一切。明天会怎样，谁又能预测？
周总理没有问时间，没有顾及天亮，就连我们关灯、拉开窗帘都没有抬头看一下，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总理走出小厅，向毛主席所在的一一八厅走去。他不像往常那样，先问一下主席是否休息。我们紧跟他，靠近他。总理从十二日晚七时三十分吃过一餐饭后，到现在十多个小时没吃东西，又处在这样非常的紧张状态之中，我们担心他的身体：他回过头来看了看说：“不要都去，留下人听电话。”张树迎示意我留下。约半个小时的时间，总理又同到了新疆厅。
电话铃响了，是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打来的，找总理亲自听话：他的嗓门很大，在我把话筒递给总理的瞬间，听他说出了关键的一句话：“报告总理，我已派参谋长带部队占领了南京的全部机场，辖区内的其他机场也已同时出动部队全部占领，请总理放心，请毛主席放心。”总理微微一笑，放下话机。
上午九时，我们几个人商量请总理吃饭的事。这中间虽说送过葡萄糖水、花生米和玉米面粥，但这些不能顶饭吃。据我们的经验，已到了可以劝他吃饭的时候。于是先请厨师做好了一碗热汤面，几个小包子，一盘小菜。一边请他吃，一边送上去。他接受了，吃了一碗面，一个包子：看着他吃剩的包子，看着他吃空的面碗，我心酸了，眼睛湿了，如果是以往，我会觉得轻松许多。因为总理忙起来，不睡觉不吃饭是常有的事。可今天我轻松不起来，只是深深地吁了一口气。
总理约来了军委和总参作战部的同志，在大会堂东大厅开会。作战部的同志铺开地图：总理与到会的同志们共同分析由于林彪外逃可能发生的情况，研究制定了应急方案，调整部队部署，重点是应付国外势力的入侵。
邓大姐打来电话，这已是第三次了，她不知道这一夜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向她报告：我们只对她说是开会。邓大姐关心着总理的身体，总理一九六七年已患冠心病，过度劳累会出现什么结果，邓大姐比谁都清楚，可她又有什么办法。“文革”以来，总理的工作量是超负荷的。邓大姐盼着这没完没了的事情早点结束，总理的担子也可以减轻一些。可事与愿违，事情多得像一团乱麻，越扯越乱。多年的经验告诉她，今天发生的事情不同一般，她从总理近二十个小时不回家，我们在电话里支支吾吾，断定有大事情发生。她也不像往常那样催总理散会，也不催总理回家，而是一再叮咛我们给总理按时吃药，不要饿得时间过长，掌握时间送点吃的，提醒总理休息。我们如实把邓大姐的话向总理作了报告。总理让我们转告邓大姐，请她放心，事情完了，就会回去。
钱嘉东、纪东两位秘书在家值班，这段时间，我们之间也没了联系。他们接到丁盛（广州军区司令）这样一个电话：请报告总理，他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他怎么办，他已遵照总理的指示去办了。纪东接电话后，一时没搞清怎么回事，叫我向周总理报告。总理听后问我向纪东讲了什么？我说没讲，总理让我通知纪东到大会堂来。纪东到了大会堂，向总理讲述了丁盛的电话内容总理让他留在大会堂，帮助处理事情，没再回办公室。
新疆厅的领导人已按照总理分配的房间，到各自厅室去休息。他们也是很长时间坐在那里，虽然可以走出厅室散散步，可谁也没有离开大会堂。
我们劝总理休息一会。总理答应了。就在北小厅，他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我们轻轻地关上门，退出来。十几分钟后，总理叫我们进去，说是睡不着，于是又继续翻阅着他那些文件，不时接着各方面来的电话，却一直没有林彪飞机的消息。
十四日上午十一时，已忙碌了五十多个小时的周总理，显得格外疲倦，在我们的一再劝说下，才服了安眠药，上床休息。
总理躺下后，很快便发出了轻微的鼾声。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退出小厅。我把褥子铺在他门外的地毯上，和衣而卧，看着天花板。是紧张，是责任，还是什么，一时也说不清楚。怎么也合不上眼，索性不睡了，想着发生的一切。林彪是副统帅，怎么能这样干呢？庐山会议后的批陈（陈伯达）整风，虽说林彪有错误，没点他的名，是有意保护了他，当然也是警告他。怎么能跑呢？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出过张国焘，那是在战争年代。在执政二十几年的今天又出了个林彪！局面会怎么样呢？国家会乱吗？难说。除去已跟林彪跑的，还有谁呢？周总理向各大军区下达的命令，说明毛主席、周总理在直接指挥，军权在中央，不会出大乱子，像丁盛那样的都表示服从指挥了，还会怎么样呢？……
十四日下午二时，服务员叫我们接电话，纪东接电话回来，说是王海容问总理在什么地方，她有重要情况要向总理报告。我们叫醒总理，报告了王海容电话的内容。总理叫她马上来大会堂，并让我到门口等王海容。王海容手持密封信，边走边着急地问我：“总理在哪里？”我说先进去吧。总理已在卫生间漱口。纪东接过王海容手中的信，总理催他快念。信中说，一架军用飞机在蒙古失事，机上九人全部遇难，其中有一妇女，机号：二百五十六。总理听后拿过电报，穿着睡衣拖鞋，急步走向毛主席所在的一一八厅。他们谈得很久，约四时，总理才离开。政治局的全体成员已转到福建厅，总理向他们宣布了林彪摔死的消息，会场马上变得一片轻松。总理叫准备饭，他们要好好吃一顿饭了，还破例喝了茅台酒。
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电告驻蒙古使馆，请许文益大使亲自带人到出事现场，查清飞机型号，遇难九人的身份，从各个角度拍摄下飞机、现场和九人的照片，特别是遇难人的照片分角度、拍特写等。并向蒙方交涉，把死难的九人的遗体运回国内。
十四日午夜，周总理开始分批向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和军队系统的主要领导人通报林彪外逃事件，比较详细地讲述了事件的经过，嘱咐各单位各系统的领导要把握住本单位，紧紧地团结在毛主席周围，制定防范措施，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分批的通报会持续到十五日下午四时才结束。总理很疲劳，该回家了。我抢先一步收拾好他的文件包，随他走出会场。总理与大会堂的工作人员握手，道谢。整整三天三夜，七十二岁的周总理只睡了三个小时，加上沙发上的几次小息，也不足五个小时。
总算离开了大会堂，回到西花厅。
邓大姐迎在门前，对总理说：“老伴呀，看你的两条腿已抬不起来了”总理微笑一下说：“这很自然了。”邓大姐已知事件的情况，这是在向各单位通报时，周总理派杨德中向大姐报告的。她随总理走进办公室，跟他谈了一会儿话，劝总理好好睡一觉：总理接受了大姐的建议，在我印象中，总理这样痛快地接受休息的劝说并不多见。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外交部向总理报告，我驻蒙使馆派孙先携带材料于九月十九日乘火车回国，于二十一日下午到京。周总理于二十一日当晚听取了孙一先的报告，仔细地看了他带来的现场照片：参加会的，除政治局成员外，还请来了外交部的姬鹏飞、韩念龙、符浩，公安部长李震，北京空军司令李际泰，警卫局杨德中等。大家分析了飞机坠毁的原因：飞机因燃料将要耗尽，被迫紧急降落。驾驶员不熟悉较大地区的地面情况，冒险以飞机肚皮擦地降落。飞机降落后，失去平衡，与地面冲撞，引起爆炸。从死者的遗体上看，都取下了手表等易于擦伤的物品，说明事先都作了迫降的准备。
十月一日中午，周总理亲自到西郊机场，查看了同样的三叉戟飞机，分析迫降时引起毁机的原因。据专家确认，这种飞机两翼下部与机肚底部几乎平行，虽然驾驶员技术很高，但在沙地上很难掌握平衡，稍有偏差，就会导致机毁人亡。“二百五十六”号飞机出事是必然的。
九月二十三日，已是林彪外逃的第十天，林彪等已葬身于蒙古的温都尔汗。林彪的干将，他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已是六神无主。他们没有主动向中央坦白交待，而是私下活动，销毁证据，对抗中央。对他们的活动中央早已察觉，已经到了对这四人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毛主席决定把他们四人抓起来。这项决定由周总理执行。
就在九月二十三日晚，总理驱车到人民大会堂，先是在新疆厅开了会。会后，总理约来杨德中，向他交待了任务。杨德中受命去部署对“四大金刚”的进一步监视。杨德中走前对我说：“今晚有重要行动，你要提高警惕，多个心眼，再从警卫处调两个人协助你。”他没对我说是什么行动，说完就走了。总理仍然坐在那里看文件。我和警卫处的两位同志守在门外。因为不知道这行动什么时候开始，我心里没底，坐立不安，推开房门看看总理，他却像没事似地批阅着文件。
晚十一时左右，杨德中回来了：我急忙上前问他一句：“怎么样？”他说一切就绪，就去向总理报告。几分钟后，总理把我叫进去说：“咱们回家。”我答应后接过文件包跟在总理身后。我在想，都安排好了，怎么又要回家？不会出了什么事吧？
总理回到家后并没有休息，仍坐在那里看文件。杨德中告诉我，今晚的行动改在明天上午进行，仍在大会堂。原因是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李先念率团去越南访问，去机场送行的有邱会作，逮捕他们四人的行动需秘密进行，为不引起外界反应，便改在送走李先念以后。周总理又是一个晚上没有睡觉，二十四日早晨七时五十分到了首都机场。纪登奎等已到候机室，邱会作也坐在那里。和往常一样，总理与他们相互握手就坐。李先念到后，他们一同步入机场，气氛平静。我紧随在周总理的身边警惕着周围的动向。李先念登上飞机，向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飞机滑动了。周总理转身对纪登奎、邱会作说：“九点钟在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其实纪登奎知道开会的内容，邱会作也接到开会的通知，但他却不知道今天的会对他是个什么结果。
由机场返回的路上，杨德中坐在总理的车上。周总理对杨德中说：“咱们把车开快一点，先一步到大会堂，再与邱会作谈一谈，争取他多交待一些问题。”我们的车速加快了，后边的车速也跟着加快。因为都是红旗车，性能一样，不可能甩掉它。车上原有的通讯设备，也因反窃听，全部拆掉了。今天是干着急，只好到大会堂再说了。到大会堂北门，杨德中虽是抢先一步下车，已来不及了，执行人员已对邱会作实施隔离。
周总理、叶帅和纪登奎在东大厅等待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到来。九时，黄永胜、李作鹏先后到会，与邱会作一块坐在福建厅，只有吴法宪没有到。是什么原因没有到呢？是走漏了消息吗？不可能。我们也很着急。总理、叶帅和纪登奎在东大厅内走来走去。九时十分左右，吴法宪到了。周总理、叶帅、纪登奎走进福建厅。他们从沙发上站起来。周总理等和他们四人一一握手。我们被允许守在厅内。虽然厅内的布置没什么变化，还是开会的老样子，但总显得气氛紧张，与往常不大一样。
就座后，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宣布：“中央决定对你们四人隔离审查，希望你们与林彪划清界线，交待你们的错误。”周总理指出他们四人从庐山会议到这次林彪叛逃期间的所作所为。总理没有用“罪行”二字，大概也是个策略。总理说：“林彪叛逃后，根据多方查证，证明你们四人是站在林彪一边的，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搞分裂活动。毛主席等了你们十天，希望你们觉悟，主动向中央交待问题。你们不仅没有交待，反而相互串联，销毁证据，完全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所以，中央不能不采取断然措施，把你们分别隔离起来。这便于你们交待问题，也便于中央对你们进一步审查。”总理接着说：“你们放心，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事，你们的家属、孩子不会受到牵连，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不会像你们当年对待叶帅那样。叶帅的孩子你们都不放过。今天叶帅在座，他不会那样的。”叶帅会意地点点头。
总理问他们四人还有什么要说的。他们四个人都耷拉着脑袋，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周总理看着他们的样子，知道要他们在这里马上说些什么，也很困难。于是下令将他们带走。
就这样，比较顺利地把林彪的四员干将抓了起来，消除一大内患。这也是林彪事件后，中央采取的一大行动。
六十六、江青搅起的护士风波
一九七二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周总理到钓鱼台十七号楼开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汪东兴已等在会议室。我和医生照惯例守在外面，与其他警卫员和秘书们闲聊。江青的护士小赵坐在一旁，看上去情绪不高。我已不是第一次看到她这样，所以也就不太留意。
会议室的门开了，周总理出来。我急忙迎过去，以为散会了。总理却进了电话间，我跟过去。总理问：“小许在哪里？”（指总理的护士许奉生）
我担心地问：“总理你哪儿不舒服？”
总理听我答非所问，没说什么，只是看看我。我急忙说：“小许在家（指中南海西花厅）。”
总理对我说：“我没有什么不舒服，是江青要找小许。你马上把小许接来。”说完他就进了会议室。
我琢磨着会场内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为了快一点把小许接来，我请警卫局车管科派一辆车去西花厅，同时，给小许打电话。小许接电话时很紧张地问我：“总理怎么啦？”我说：“总理没什么。”
“那你半夜来电话干什么？吓死我了！”
我听小许紧张的情绪已放松，就半开玩笑地说：“有人看上你了，要你到她那里工作。”小许真的认为我跟她开玩笑。我这不指名的“她”，小许已知道是指江青。我说：“我有神经病呀！我真的不是开玩笑，是总理叫我打电话叫你的，车子快到了，你马上来吧。”
她这才断定是真的，于是哭了。电话里传来了“不去，不干！”的回答。
我说：“那怎么行呢？你先来吧！总理在这里等着呢。”
约十多分钟后，小许来到十七号楼，只见她手里提个小包，低着头，进了楼。我看她的眼圈已哭红了，顿时紧张起来。这怎么行呢？我叫她先去洗一下脸。她接受了我的建议，走进卫生间。我在门外大声地提醒她：“用冷水！”
我拉开会议室的门送她进去。说真的，我都没敢看一眼里边的首长谁坐在哪个位置。小许进去后，我轻轻地关上门，退守在外面。约一二分钟后，会议室的门开了，是小许。她笑了，笑得那么天真。我过去问她：“怎么啦？”她半捂着眼睛笑着回答说：“她不要我了，说我太紧张，手那么凉，一拉手吓了她一跳。”
我说：“你快走。”于是小许又坐上汽车回西花厅了。
真没想到，凉水洗脸，除掩饰了小许那不快的表情，还免除了以后的不幸。
此事的起因发生在当天的下午。江青不知为什么大发雷霆。也许是江青在哪方面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拿小赵出气，说是小赵要害她，给她吃的药不对，是毒药。于是，撕了小赵的领章帽徽，还动手打小赵，威逼小赵承认错误。小赵是位性情温顺，但很有原则的姑娘，遇到了江青脾气不好的时候，在小事上就忍了。今天，这可不是小事。她语气坚定地对江青说：“用药没有错。”小赵居然敢顶撞她。这下可激怒了这位当代“女皇”，她火气越来越大，要把小赵赶出钓鱼台。小赵心里想：“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但这话当时只能在心里说。
两眼哭肿的小赵，诉说着在江青那里工作的难处，真像跳进了火坑似的，多么想有人能把她拉出来。她眼看着小许今晚这一段的经过，以羡慕的眼光送走了小许，为小许庆幸，更为自己不能自拔而苦闷。
我们同情小赵，谁也不能说什么，此时此刻，只能劝她留下好好干。
会散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对总理说小许已回到西花厅了，总理问我：“小许的手怎么那么凉，江青一拉，叫了起来。”我把小许来钓鱼台的经过说了一遍，总理听后微微一笑。我看他很累，就没说什么。
总理稍静一会，对我说：“江青说她的护士给她吃毒药，简直是瞎说。说我的大夫、护士都那么好，为什么不派好的给她？说小许就很好，点名要小许。小许来了，她又说看见小许就紧张，又不要了，真是莫名其妙。”
六十七、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晚八时，周总理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会场设在东大厅。东大厅这个地方不止一次地召开重要会议。和往常一样，我们把总理送至会场门口，把文件包交给他，就守候在会议室外面。会议时间很长，这并不奇怪，因为政治局开会哪一次也得五六个小时。照以往的做法，参加会的人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服务员会把饭送进会场，他们边吃饭边开会。今天，我们把总理的饭准备好，请服务员送进去。时间不太长，饭一点没吃，原样退了回来。我很纳闷地问服务员怎么回事，服务员摇摇头说不知道。我说先把饭端回厨房，等一小时再送一次。我并没有想别的，总理不按时吃饭是常事，今天不同的是，他没说等一下再吃，而是把饭退回来。
一小时过去了，送去的饭又退了回来。服务员传话说，总理说不吃饭，也不叫再送吃的。我有点坐不住了，为什么不吃饭，我们想不出原因，只是等在外面干着急。我与大夫商量，不吃饭该吃的药不能误时，于是请服务员准时把药送去。总理把药吃了，我们稍微放松了一下。
几个小时过后，散会了。我跑近会场门口，等待着。总理第一个走出来，他的脸色难看，人显得很疲劳。我接过文件包，在回家的路上，不放心地问总理：“您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他的语气低沉。
“饿吗？”
“不饿。”
总理下午起床后，只吃了一杯豆浆冲鸡蛋。已经六七个小时没吃东西了，怎么能不饿？我现在想的是回到家赶快把饭端上，只有看着总理吃了饭，我才算完成了一件大任务。
我和保健医生交换了看法，对总理为什么不吃饭，我们一下说不清楚。不过，总觉得今天的会不太正常。医生说，这种情绪，对心脏不利。我们守在办公室外，隔十几分钟就轻轻地开开总理办公室的门，看一看总理。他仍然在那里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和往常一样，夜深了，才离开办公室。
第二天，我们把看到的情况报告邓大姐，她听后对我们说：“你们要更加精心地管好总理的吃饭、吃药。吃药一定要准时。更具体地说，饭后用的药，不吃饭，到时也把药送进去，目前吃药更为重要。”
再去开会，总理装文件的皮包轻了许多。临进会场，总理回头对我说：“开会中间不吃饭。”我马上说：“药还是按时吃吧。”总理让我们掌握。
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往开会不是这样，不吃饭，还让送杯玉米粥，今天什么也不让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多年来的习惯，散会时，总理多数是最后走出会场，而且往往是几个人一边走出会场一边交谈。这几天，情况有点反常：总理都是第一个走出来，而且是一个人，情绪又是那样的不好；这几天，只是在这里开会，没到过别处，也没约人谈话；这几天，毛主席那里也没去过。这种种迹象表明，出事了。综合“文革”以来我们看到的现象，说明这事出在总理身上。会是对着总理的，通俗地说，是开整总理的会。
一九七二年，查出总理患了膀胱癌。已一年多了，他没能及时治疗，现在每天尿血。医生们定期向中央送病情报告，参加会议的主要人物是可及时了解总理病情变化的。这几天总理病情明显加重，尿血量增加。我们非常担心呀！
总理每天开会回来，走进办公室，就一头埋在文件堆里几个小时。劝他休息，比往常更困难。我们还是用大姐教的办法，比以往更勤地把毛巾送去，请总理擦擦脸，多擦几次脸，就多几秒钟的休息。可是，有时我们把毛巾交到总理手上，他却举在那里忘了擦脸。
我和张树迎轮流跟总理去会场。趁总理在家时，我俩也议论当时的情况。我们的直感是：中日、中美关系的门打开了，他们认为总理这头“老黄牛”也没多大用场了。像要动手杀“牛”了！
会还在继续开，参加的人逐步增加，先是外交部的人，后是中央联络部的人，当然都是部级负责人。我们猜想与外事有关。
有一次散会后，我马上走到会场门口，见出来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我急忙闪在一旁。他们一边走一边说笑，只听江青说：“走，还是老地方。”他们的红旗车连成一串，开往钓鱼台。后来，在大会堂北门外执勤的警卫对我说，每天散会后，还有不是住在钓鱼台的几个人，一起去钓鱼台。他们是在为下一次的会议作准备。
会议不停地开，会场内的气氛变得更紧张了，有时一次会议进行七八个小时。我们等在外边更是坐立不安。为保密，会场内的服务员只指定两人，其他人打下手，在场外等候。其间一位服务员进去送水，听到他们在指名批周总理，她惊呆了，把几杯水倒翻在地，哭着跑了出来。以后再没让这位服务员进去，连打下手也没她的份了。
我们几人单独在一个小房内休息，这不是谁规定的，是我们无心与别人在一块交谈。我时刻观察着会场外的变化。
会议的特殊性，把我们提醒总理休息、及时送饭、及时吃药的三项服务任务缩减为一项，只剩下及时送药了。有一次，我把药交给服务员，让她送给总理吃。她还空药瓶时，避开我的目光，低着头跑进服务间。我觉得不对，紧步跟了过去，看她用手绢擦泪。她转身看到我，就止不住地哭出声来，对我说：“他们还在批总理。”“他妈的，我不干了。”
我按捺住难过的心情，强忍住要滚出的眼泪，压低嗓音，对她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叫别人看见了。”看她实在止不住哭声，我就把她让进了隔壁的福建厅：“你在这里哭一会儿吧，有事我来叫你。”
持续十几天的会，今天照例是晚八时开始，出乎意料的是，会议只进行三个多小时就散了。这次总理不是第一个出来。先出来的是那些部长们，他们哭丧的面孔不见了，脸上露出笑容，看到我就主动打招呼，问一声“还好吗？”这一声“好”，问得我心里顿时暖乎乎的。我猜想这会大概快结束了。我的回答当然是“还好”。王海容更加直率地对我说：“你又可以吃宴会了。”她以此向我透露总理又可以见外宾了。我一直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会议结束了，为什么批总理，我们不清楚。长期在中南海工作养成的保密观念，主导着我们只能去想，而不能去打听，也没处去打听，更无心去打听。我们看到的是总理的血尿越来越多，病愈来愈重。
六十八、严肃处理“伍豪事件”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幕后指挥者又推出新的“革命”内容，在全国掀起抓叛徒风潮。主要目标当然还是老干部，重点又是那些原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生入死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国家主席刘少奇已被扣上“党内最大的叛徒”的帽子；薄一波等六十一名被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来的同志，统统被扣上“叛徒”的帽子；当年打入敌人内部搞地下工作的同志都被打成叛徒、特务。“四人帮”开始把暗箭射向周恩来。有个红卫兵组织在原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上海报纸上，找到“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这一消息，如获至宝，马上呈报“中央文革”。江青如果去问一下毛泽东或者是康生，就会清楚了，因为这件国民党造谣诬蔑周恩来的事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就已搞清楚。她没这样做，却来找周恩来。周总理看出这来头并不简单，要认真对待。
“伍豪”是周总理的曾用名。这是当年在天津创办“觉悟社”时，几位发起人，用阿拉伯数字作为自己的代号，采用抽签的方法，确定谁是几号。邓颖超抽到的是一号，周恩来抽到的是五号，五号的谐音即“伍豪”。当年周恩来曾用“伍豪”署名，起草过文件，发表过文章，为机要通讯编制的密码，就被称之为“豪密”。
“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这件事，是国民党反动派妄图通过这则“启事”，达到诬蔑周恩来，以瓦解我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的目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我革命根据地发动的三次“围剿”，都在红军的反“围剿”中遭到惨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国民党不仅不抗日，反而集中力量企图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积极准备向红军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同时，阴谋破坏设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机关。此时的周恩来是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兼管中央情报工作。他的工作和他本人对国民党的威胁很大。敌人抓不到周恩来，就采用造谣的方式，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和国民党中统特务黄凯合谋，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上海各大报纸登载，企图打击和搞乱共产党的力量。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由黄凯派人将这一伪造的“启事”送上海申报馆广告门市部。广告处律师看后认为，这一“启事”称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党，而通篇文内只具名伍豪一人，有明显漏洞，暂没登出。但在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先后在《时报》、《新闻报》登出。《申报》在国民党上海新闻检查处的压力下，于二月二十日也登出这一启事。我党在上海的中央，在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下，采取果断措施揭穿了国民党的阴谋。
国民党找不到周恩来，抓不到周恩来。其实在他们登出这一则消息时，周恩来早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离开上海，十二月下旬已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参与组织指挥作战。虽是这样，上海的地下党和苏区的毛泽东都给国民党以有力驳斥。毛泽东就此发出布告说，“伍豪脱离共产党”一事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今天，江青又把这已有历史定论的事提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没有简单地处理这件事。他把这事告诉邓大姐，他们看出，三十年代国民党的阴谋没有得逞，而今天，六十年代的江青也在想利用国民党的办法来达到他们加害周总理的阴谋。周总理、邓大姐认为有必要借这个机会把这件事再次搞清楚，给历史留下真实。
这件事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虽已搞清，做过结论，但没有文件材料。周总理委托邓大姐把办公室的秘书和卫士组的同志约到一起，具体交待了做法：由赵茂峰去北京图书馆借来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时报》等报纸，由卫士组的警卫、司机、厨师、服务员等查找。后来，医生、护士也参加进来。因报纸种类较多，我们这些人对当时的事情又不清楚，查找起来得花一定时间。我们查遍一九三一年的各报，没有查到，再查一九三二年的。
经过几天的查找，由司机杨全明查到了，是二月二十日在《申报》登出的。张树迎先拿给邓大姐看，邓大姐叫马上送周总理。周总理仔细地看这条“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消息。
看完这条消息，总理当即说：“还有一条消息是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反驳国民党的。”叫我们再查。我们主观地认为不会登在《申报》上。于是又把其他报纸翻遍了，也没找到。我们还奇怪，怎么没有呢？周总理肯定地说：“会有的，陈云同志在延安的时候说过，是登了报的。”我们又开始查找，细心的乔金旺查到了。就在二月二十二日《申报》的广告栏内登出：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同是一个《申报》，两天之内登出不同的两则消息，人们不难看出这第二条消息是否定第一条的。周总理看到这第二条消息说：“这就清楚了。”他请新华社的摄影师钱嗣杰，把这两则消息翻拍下来。后来的事，周总理就不叫我们管了，只是嘱咐把图书馆的报纸保存好，暂不退回。我们把借来的报纸摞在一起，足有一米多高。
周总理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他亲自写了专门报告。在一九七二年批林整风会上，他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伍豪启事的真相》报告。对事件的真情作了详细的说明。在会上，公布了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在北京大学一位学生的来信反映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海各大报纸登载《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上的批示：“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同时宣布，毛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会后将录音、记录稿和其他文献资料存入档案，并发至全国各省。周总理写好的这份报告，因工作原因，一直没有下发，存在了他自己身边。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总理在进入手术室前，又想起了这件事，要把这份已存多年的文件，取出来看看。此时他已服下了镇静药。邓大姐也不解其意，便说存在保险柜里，要看，手术后再看吧。总理说在病房等着，一定要派人去取。邓大姐就叫她的秘书赵炜去取。医生、护士和我们几个人都围站在总理的周围。医院距中南海不远，十几分钟赵炜便取了回来，交到总理手里。周总理躺在进手术室的平车上，戴上老花镜，翻看了几页，就在首页的标题下侧，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又写了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并注明是在入手术室前。签完后，亲自交给邓大姐。这才同意推他进手术室。在去手术室的走廊里，周总理问：“小平同志来了吗？”邓小平、叶剑英，还有张春桥闻声由休息室走出来。邓小平来到平车前，总理紧握着他的手，高声地说，更确切的说他是高声地喊：“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干得比我强得多。”当然，这话不是小平一人听到，不只是对小平同志讲的，是让在场的人都听到，表达周恩来对邓小平的支持和信任。今天想起来，总理这话是有目的的。当时，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正在掀起对邓小平的攻击，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困难重重。面对党内的复杂的斗争，周总理在手术前明确了自己的态度：支持邓小平。
六十九、举荐邓小平
一九七五年的哪一天，我记不清了，可能是在七、八月份，周恩来感到自己的病情会加重，要想康复怕是很困难了。国内、国际，党内、党外有那么多事需要去做。小平同志虽已掌管着日常工作，可他仍为副总理，党内排名在王洪文之后。周总理从国家、党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举荐邓小平同志。
总理叫我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剩下邓大姐和我。我帮总理坐稳后，知道他要写东西。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叫医务人员退出的，所以我也想转身退出。总理叫住我，说不用出去。周总理一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开始写了。邓大姐见总理托着板，写字很费劲，便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吧。”总理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我站在总理的右方，看着他是给毛主席写信，是向毛主席提议，由邓小平代替他现任的国家和党内的职务位置。虽然没明确地写上“总理”、“第一副主席”，但这职务位置已明确了小平同志的职务。他写完交给了邓大姐。邓大姐向小平同志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据说此信已上报，始终无音讯。
后期，周总理的病情加重。邓小平、张春桥、王洪文、叶剑英、李先念等一同来到病榻前，看望周恩来。周总理对着张春桥、王洪文说：“你们要帮助小平工作。”小平同志因耳聋，可能没听清楚，退至病房门口，问张春桥：“总理说的什么？”张春桥说：“总理叫咱们好好工作。”他没把周总理的原话告诉小平同志。我听后很惊奇：怎么没出门，就变了。当然，张春桥是“四人帮”的“智多星”，他为什么这样讲的目的就不言而喻了。
